爱华网《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成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应说当时思想比较解放，禁忌少一些（但不是没有），回忆录在ZG早期领导人中算是不错的，虽然其中有粉饰和开脱的地方，但总体比较客观，在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上有了相当进步。很多人对这本回忆录写过评论，本人有幸下载拜读，随便说就其中一些内容谈几点感受。
一、关于徐向前本人。
我一直认为，徐向前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也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在ZG数十载极其复杂的政治风浪中，徐向前能够始终身居高位，全身而终，实属一个奇迹。ZG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早期的政治斗争十分残酷而且复杂多变，身处其中经常要变幻莫定地去“站队”，一个队站错了就可能导致政治生命的终结，甚至肉体生命的丧失。在这样的斗争环境中做个“不倒翁”，一要精明二要圆滑三个性不能太强四要有实际的工作能力，周恩来、陈云就是这样的人，徐向前也是这样的人。
徐向前的精明圆滑突出表现在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都是政治斗争变幻莫测，很多人吃不准方向的时候，但徐向前凭借自已的精心算计,左右逢源，冷眼旁观，远离是非，成功地度过了这三次风潮。第一是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时。中央派来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和苏区原有领导人许继慎、曾中生等人的矛盾暴发，张国焘借肃反向许继慎等人挥起了屠刀。但开始张国焘并不占优势，甚至还被大多数人反对。徐向前也是鄂豫皖苏区早期的领导人，按理应和许继慎、曾中生等人更接近一些。但在站队的关键时刻，徐向前表现出了圆滑，始终没有和张国焘发生正面冲突，也没有和许继慎等人过多地搅和在一起。肃反开始后，在这场惨屠中，徐向前成了早期鄂豫皖领导人中的幸存恐龙。（多数早期领导人都被肃反杀掉了），徐向前不但得以幸存，还被委以重任，成了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按说沈泽民等人也不是不想办徐向前的事，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就被抓了起来。但徐向前即使对这位妻子也没有发过任何的牢骚，或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没让极左分子抓到什么把柄。张国焘也认为，徐向前这样的将领最好，完全服从领导，不问政治路线，除了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参与。不象曾中生，动不动就说张国焘的路线方针错了等等。
第二次关键时期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又面临一个三岔路口。徐向前深知政治斗争掺和不得。这在回忆录中有很多记述。对于两支红军会合后的方针路线，北上还是南下，开会他很少去，也不掺和争论。他尊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不和中央的领导发生冲突（不象陈昌浩，组织人围攻张闻天），但也还继续听张国焘的话，虽然在回忆录中一再说“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但不管如何辩白，在一、四方面军的斗争中，他以沉默的方式站在张国焘一边却也是事实（这在当时是明智的选择，张国焘的力量相当强大）。就连毛泽东秘密北上前亲自上门征求意见（实质上是劝说徐，瓦解他和张国焘的关系），徐向前也表示拒绝。但他比较聪明，在毛泽东面前，要么不表态，要么就说：我基本同意中央的意见。就是对毛的当面规劝，也是“不宜分开行动”这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这个理由毛泽东基本能接受）。
从后来毛泽东对待四方面军人员的态度上看，基本上是以四方面军将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表现来划分的。徐向前、李先念等对中央、毛泽东态度暧昧的人后来境况不错，陈昌浩、王树声等人长期受到冷落，至于对中央态度最恶劣的李特、黄超等人则被枪决。
第三个关键时期就是文革了。文革一开始，江青就提议徐向前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又一次做到两面不得罪:老帅们不得罪，林彪、江青等极左派也不得罪，可谓左右逢源。但由于徐向前写回忆录时在八十年代，文革过去时间不长，还有一些禁区，徐向前不可能将这段经历写得很详细，所以这段历史写得相对模糊，而且为自已辨白开脱之词太多。
我一直想知道徐向前元帅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表现，这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这个书呆子就是表错态被打倒了，可是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根本没提这段历史。想想徐在历史上的表现，可想而知他会不会掺和庐山会议了。
二、关于徐向前在黄埔的表现
徐向前早期考入黄埔一期，在学校中并不出众，属于不被看好的蒙头实干派。这在早期黄埔很多人的回忆录中都得到证实。当时的黄埔军校，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斗争很激烈，主要是三民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交锋，根据很多人的回忆，徐向前在学校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很不起眼，属于埋头学习做事类型的人。这是比较客观的，也是符合徐向前的性格的。但徐向前在自已的回忆录中却不愿意承认，他说“从我们入学起，两种力量就不断较量，并且越来越公开化，表面化。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不少人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翼青年，其中党团员约占十分之一。开学之后不久，“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即积极领导进步青年开展斗争，反击右派分子。以GCD员蒋先云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了筹备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这个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正式宣告成立。名义上是青年革命军人的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我们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我和一些同学都是筹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
可他后来又说：“我在黄埔时集体加入了个国民党。当时就有人劝我加入GCD，但我不愿当“跨党分子”，搞两重身份。当然，主要还是头脑里信仰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认识。一九二七年三月，经樊炳星和杨德魁介绍，上级批准，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国GCD。”
这种说法是前后矛盾的，后面的说法应是真实的，说自已是筹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明显是粉饰之词。徐向前真正投入GCD还是在武汉时期，在此之前，他对中共的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如果徐向前在黄埔时期就是“活跃分子”，也不可能三年后才加入中共。
三、关于徐向前和张国焘
我的观点是:是张国焘造就了徐向前，没有张国焘就没有徐向前这个元帅。
由于后来张国焘叛变，以及一些从所周知的因素，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是不可能对张国焘有好的评价的。但徐向前一直为张国焘信任，被张视为“自已人”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徐向前就不如许世友，许世友一直承认自已以前最佩服“老张”，后来最佩服“老毛”，徐向前却不敢承认这一点，在回忆录中不断称张国焘“个人品德不好”（虽也承认他有能力），并说自已和张国焘有隔阂，但这明显不合事实。徐向前能得到张国焘重用，光靠黄埔的文凭和能打仗是远远不够的（许继慎等人也有黄埔文凭也能打），最重要的是对张国焘要忠诚，这一点徐向前无疑是没有问题的。
徐向前在中共内部论资历来讲，是一个相对的小字辈。他1927年才入党，而林彪虽然是黄埔四期生（比徐向前晚三期，学弟一个），但林却比徐早入党两年。在十大元帅中，可能只有贺龙和彭德怀比徐向前入党晚，但贺与彭入党前都是手握实权的旧军阀，社会地位本来就高，带部队参加革命后，自然就有较高的党内地位。而徐向前则不同，一直是一个小人物。入党时仅仅是武汉军校下面的一个小队队长（后编入叶挺部），后因张发奎驱赶，独身一人跑了出去参加了广州起义。但他在广州起义时自称“我当时是个一般党员干部，不了解全局情况，也不知道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谁”，起义领导人叶挺、张太雷、叶剑英他一般见不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到东江根据地打游击，仅担任一个小团的团长（只有几百人）。后来徐到上海，1929年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但仅是作为一名普通军事干部派去的（不是象许继慎、曾中生、邝继勋、张国焘是作为主官派去的），当时派到根据地象徐这样的普通军事干部还有很多（如被陈昌浩杀掉的舒玉章）。到了苏区之后，直到张国焘来之前，徐向前最高的职位也就是一个师长（很普通，当时师级干部还有很多）。
直到1931年张国焘等人到鄂豫皖后，情况才发生改变，徐向前做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干部被张国焘相中，由师长破格一跃成为红四军军长，继而成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中共一个山头的第三号人物。由此见，提拔徐向前的是张国焘，没有张国焘的提拔，徐向前在四方面军还仅仅是个一般性的领导人。
所以，张国焘对徐向前是有知遇之恩的，他为徐以后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可想在当时，徐向前对张国焘肯定有感恩之情，唯马首是瞻。可惜，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并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多次指责张国焘的错误，突出了自已和张国焘有不同意见的一面，如张国焘初到苏区的“南下东进之争”，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恶意肃反等等，徐向前称自已都坚持了正确意见，都怪张国焘犯了错误，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然而，对于红四方面军取得的重大成果，如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四战四捷，漫川关突围，保卫川陕苏区打退敌人八路围攻等，回忆录中就重点突出了自已的作用，不提张国焘了（其实当时最高领导就是张国焘）,这其实是不合事实的。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共领导人，分为三类，一类是老资格派，以张国焘、陈云、项英、任弼时、周恩来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是社会上声望很高的GCD人，在党内资历高地位也高。这帮人基本在城市斗争，和毛泽东等人有区别；第二类是国际派，就是共产国际培养的一批青年，这是批很大程度上“苏化”的人，主要是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顾作霖、夏曦、陈昌浩、沈泽民等人，这帮人理论水平高，有革命狂热，忠实执行国际路线，但没什么实际斗争经验；第三类是农村派，就是在农村根据地土生土长起来的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段德昌、周维炯等人，这帮人没留过洋，没受过苏式教育，在党内地位也比较低，但他们靠在当“山大王”打出了一片天地，打出了自已的地位，根据地主要都是他们创造的。徐向前基本上也属于第三类的人。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一时“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去鄂豫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去江西苏区，派夏曦去湘鄂西苏区。王明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抓政权，取得对中共所属区域的完全控制。可见，王明还是比较重视各种派别平衡搭配的，派往各根据地的人既有元老派，也有国际派，但他们对根据地原有的领导人（农村派），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王明等人要坚决执行国际路线，推行王明主义，自然要对毛泽东等农村派进行斗争和改造，这是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执行上，却出现了很大差别，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人采用的措施较为缓和，只是批斗，没有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关起来或抓起来。而张国焘、夏曦就不同了，采取了激烈的肉体消灭方式，许继慎、曾中生、段德昌、周维炯等一批人被杀掉了。
所以说，任弼时、博古等人还是比较客气的，毛泽东等人也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当时派到中央苏区的不是任弼时等人，而是张国焘或夏曦，毛泽东屡次提反对意见，可能早掉脑袋了。
但张国焘的肃反明显带有宗派性质，他和杀人狂夏曦不一样，他杀人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个人威信，除掉异已。在具体政策策略上，老资格的张国焘和王明等小后生还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完全执行执行王明的政治军事路线，这使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有了更好的命运。
张国焘本来在“六大”上是受到批判的，却突然被王明委以重任，老树开花，按说，张国焘对王明是感恩的，应当坚决执行“王明路线”，执行首先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极左方针，但事实上红四方面军一直没有这样做。尽管张国焘嘲笑毛泽东是“山大王”，但老道的张国焘深知王明等人的幼稚和浅薄，自已到苏区后，同样也是按毛泽东的山大王理论去做事。张国焘不象任弼时、项英、博古等人，他没有要求红军打大城市，也没有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敌人打阵地战（而这些都导致了中央苏区的丧失），没有执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就是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张国焘也是主张诱敌深入，跳到外线作战的。可见，张国焘在军事上并没有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基本是和毛泽东异曲同工，走在敌人薄弱区域发展自已的正确路线。正因为红四方面军走了这样一条路线，从不与强敌打阵地战，才使红四方面军有发展到10万人枪的强大力量。
张国焘的卫士在回忆录中称：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威信极高，甚至被很多群众视为“神”，“张主席”的称呼在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中是有相当号召力的，和江西苏区“毛委员”的威望估计差不了多少。
由此可见，徐向前是当时应是极佩服张国焘的，也是很听张国焘的话的。而且在当时，徐向前还和毛泽东很不熟悉，不了解毛泽东，不可能象后来一样毛主席毛主席叫得亲热，当然也不会听毛泽东的话。但他很聪明，知道中央的名义并不在四方面军，所以一直避免和毛泽东等人发生正面冲突。
四、关于徐向前和毛泽东
应当说，徐向前和毛泽东的感情不如和张国焘的感情深厚，毛泽东从来就没有重用过徐向前，在毛泽东的眼中，徐向前始终是一个异已，他身上始终有张国焘的影子，他永远不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等爱将相比。但在这种如此不利的形势下，在毛泽东一系全面掌权的情况下，徐向前这个异类却靠自已精明和谨慎，为自已争得了一席之地。
徐向前在1935年之前和毛泽东虽曾碰过面，但并无交情，接触也很少。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做为四方面军三把手的徐向前才和中央领导人接触多了起来。初会师时，毛泽东深感自身力量的单薄，对四方面军将领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特别是以徐向前，更是费尽心机。（当时一、四方面军都在互相争取对方将领，陈昌浩就找过聂荣臻谈话，想把聂拉过来）
当时由于一、四方面军实力悬殊太大，四方面军长期在张国焘的训导下，几乎所有将领都成了他的心腹（不服的早都杀光了），因此，尽管中央极力争取，但四方面军多数将领态度还是比较高傲和蛮横，这让毛泽东十分恼火，影响他以后一生中对待四方面军将领们的态度。但其中是有区别的。陈昌浩、王树声、孙玉清、王建安等人对中央表面还算客气，但明显冷淡而且有很深隔阂，黄超、李特、何畏、余天云等人则连基本的礼貌也不讲，根本不把中央和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态度就比较暖昧一些，对中央领导比较尊重，所以，他们就成了毛泽东内部“统战”重点争取的对象。
徐向前称：“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后，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是困境中的毛泽东争取徐向前的开始。我看过很多资料，在会师中，毛泽东还多次找徐向前谈话聊天（在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及？不明白为什么），问及四方面军的情况。说是问及，实际上是了解徐向前的思想情况，争取徐向前支持中央。毛泽东发现，徐向前和陈昌浩（陈和张国焘的关系过密，而且对中央领导人很冷淡）不同，是可以争取的，加上徐在四方面军的地位，争取到徐向前会对削弱张国焘起到很大作用。
由此可见徐向前的政治魅力，不管是哪一派，看到徐向前后，都会认为他是可以拉过来的人。（以前张国焘初到苏区，后来江青想培植势力，也是这样对徐的） 但徐向前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跟张国焘走，这让毛泽东极其失望，也使徐向前此后一生中被毛泽东视为圈子外的人。
回忆录中称：“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聪明的徐向前不会不明白毛泽东的来意，但还是婉言相拒。可以想见毛泽东当时的悲凉心情，由于自身力量太弱，四方面军中竟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愿意支持他。可以想见，当毛泽东独自率一、三军团仅仅七千人北上时，他是如何看待这支忠心耿耿跟着自已的部队的，可以想象这七千人为什么以后会出这样多的元帅将军高级干部，可以想象当时同样级别的四方面军将领为什么一直受到压抑。
争取徐向前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在所有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对中央还算尊重的，毛泽东也不可能将整个四方面军系统都排除在中共之外，所以，毛泽东以后也没有过分和徐向前计较，但是，他对徐向前和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嫡系是有区别的，只是选择了徐作为一个“代表”存在。他经常说：向前同志是个代表啊！什么代表呢，就是代表革命军队中的四方面军。
相比同样是鄂豫皖苏区出身的徐海东大将，徐向前虽为元帅（这是“代表”产生的现象，王树声那个大将也一样是个“代表”），但和毛泽东关系却疏远多了。毛泽东一到陕北，尽管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不比中央红军弱什么，但徐海东没有任何二心，把一切都交给了毛泽东，全面服从，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相比张国焘，患难之处见真情，毛泽东感动的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如果徐海东没有生病，毛泽东肯定会让他独挡一面。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基本就没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了。和林彪、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人相比，徐向前军事才能不差什么，差的是对毛泽东的忠诚。
但毛泽东还是给予了徐向前很高的政治待遇（尽管没有什么实权），由于四方面军出身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压抑，为此，徐向前对于这种极高的政治待遇还是感到十分有愧。他总是认为“没有随毛主席北上，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也是，如果他当时选择和毛泽东北上，可能以后会和林彪、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人一样咤诧风云。但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谁能判断清楚呢？徐向前一直就随张国焘干，在当时的选择十分正常，跟毛泽东走反而不正常了。
五、关于肃反
三十年代红区大肃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年土地革命走入困境、濒临绝境的重要原因。肃反有多严重呢？现在主流党史上仅仅称“扩大化错误”，这个错误却是血淋淋的，数万红军、党员和群众的人头落地。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反革命”？估计不到百分之一。所以当时革命者天天骂反动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用在革命者自已身上倒蛮合适。
上面提到的中共三个类型领导人（元老派、国际派、农村派），在肃反上区别就大了，三类型中都有热衷于肃反的，也都有在肃反问题上比较理智，没有随意杀人的。其实，在当时的根据地里，肃反只是一个通行的要求，在具体执行上，根据地领导人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如果他是个理智的人，可以采取团结慎重的态度，避免波及太广，但如果他是个变态的杀人狂，极其狂热，或有其他宗派目的，当地的红军干部和群众就要倒霉了。
上面三个类型的领导人又可以重新分为二个类型，一是热衷于肃反的。如元老派中的张国焘、国际派中的王稼祥、陈昌浩、沈泽民、夏曦，农村派中的毛泽东、关向应、戴季英等人。另一类是比较理智的。如元老派中的任弼时、项英、周恩来，国际派中的博古、张闻天，农村派中的贺龙、朱德等。在各个根据地中，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最倒霉，因为中央相继派去的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夏曦、关向应都是热衷于搞肃反的人，结果这两个根据地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群众被杀，严重摧残了革命力量。而中央根据地呢，先期派去的项英、任弼时，后来去的张闻天、博古都不是嗜杀之人，情况反而好些。倒是毛泽东1930年搞的打“AB团”弄得很惨，冤杀了很多人。（项英、任弼时曾力图纠正这个“扩大化错误”）毛泽东1937年指着博古对斯诺说：此人曾想置我于死地。呵呵，如果博古象他一样的话，或者象张国焘、夏曦的话，他早就没命了。
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是极其残酷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倒是没有否认这一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他说：“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
徐向前对肃反的原因也作了总结。第一是“张国焘搞个人统治，杀不同意见的同志”，这是符合事实的。热衷于肃反的人主要有三种，一是张国焘、毛泽东等人，主要是出于排除异已的宗派目的而肃反，二是陈昌浩、沈泽民、关向应等人，出于狂热的信念而肃反，第三是夏曦、李韶九、戴季英等人，他们杀人纯粹是出于阴暗心理，是杀人狂、变态狂。（夏曦把二万人的贺龙部队杀得只剩三千人，自已四个警卫员杀了三个，可见何等疯狂）
毛泽东和张国焘一样，在苏区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创建江西苏区时，很多人都和他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和白军作战，采取的是诱敌深入的方针，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军事策略，从今天看来，这个思想很伟大，是当时弱小红军的唯一正确选择。但当时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特别是本地领导人就不理解了。地主组织民团还要保境安民呢！红军怎么能看敌人就跑，让敌人进入根据地内部遭踏呢？让家乡群众遭罪呢？所以，一些领导人就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这本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但由于当时的复杂环境，毛泽东就认为这是“AB”团、特务在作怪，在破坏红军的作战方针，所以要肃反，要打“AB”团。
将工作中正常的不同意见混淆敌人破坏，这是当时肃反领导人的通病。（陈昌浩的参谋长舒玉章因为事先有协议，反对打军阀刘存厚，和陈昌浩吵了几句，陈就说他是反革命，将他枪毙了）由此可见，他们是如何听不得不同意见的。相比之下，毛泽东多次顶撞中央代表任弼时、项英、博古，也没有招致杀身之祸。象“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等人，如果放到张国焘那里，是不会让他们活下去的。
张国焘控制苏区的过程一样很不容易。初到苏区时，他对苏区的情况并不了解，以前也没有搞过实际的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工作，所以，在指挥中有些失误是难免的。但这下给原来根据地的领导人抓住了把子，不停地攻击张国焘（许继慎动不动就说张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这下激怒了张国焘，此人下手很黑（许世友就说老张“特黑”），将肃反作为工具，利用中央指示和国际派的狂热搞肃反清除异已，建立权威。
第二是“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象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徐向前的评价很令人哭笑不得，还说沈泽民是好人！沈泽民的狂热是建立在别人的生命基础之上的，他怎么不把自已当“反革命”？`
“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陈昌浩在建国后很可怜，还有人要为他翻案，从他在肃反时的表现来看，此人不死已是天理难容了。（人得志时不要狂，陈昌浩就是太狂了）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这是客观事实不可否认的，在三十年代的审讯室里，是分不清GCD还是国民党的。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间，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这倒不一定，当时，教条主义最高领导人博古在中央苏区，就没有象张国焘、夏曦那样大面积地搞肃反，这还是在于个人的具体态度。不能把所有肃反的罪名全部加到“王明路线”头上。
有时我总在想，当时肃反如此地激烈，有时红军一个师排长以上干部很短时间内几乎全部被杀，为什么部队没有出现波动，没出现第二个富田事变呢？为什么红军官兵在敌人面前是如此勇猛，在肃反者的屠刀面前就乖乖就范呢？无非是ZG的组织体系极为严密，肃反前做了精心准备等等。而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讲到了这一原因，不过他的说法令人吃惊：“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原来如此，之所以红军战士宁可被自已人杀掉也不愿意跑，是因为“不革命，没有出路。”换句话说，跑掉或叛变，也会是死！令人瞠目结舌。
六、关于徐向前和阎锡山
徐向前和阎锡山可谓有很深的渊源，首先他们是同乡，徐向前称：“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交通、经济相当落后，但也有比较富庶的地区。过去我们那里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村，说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同我村仅一河之隔。阎锡山老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那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这个老乡关系真是够近的，只遗憾阎锡山比徐向前大十八岁，要不然两个从小就会在一起打麻雀了。
徐向前和阎锡山还是师生关系，1919年，徐向前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为阎锡山所创办，阎锡山常去听课，还会对学生训话，徐向前肯定是听过阎锡山训话的。但当时阎锡山并不认识这个邻村的小老乡。可能是因为徐向前在学校一直表现不出众的原因，没有引起阎锡山的注意，但反过来想，如何当时阎锡山注意徐向前了，徐向前可能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
徐向前和阎锡山也是对手关系。这种关系是抗战后期才开始确立的。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更是负责山西战事，和老同乡打了起来，结果当然是阎锡山被打跑了。
让我注意的是徐向前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37）九月中旬，我带上警卫员乘阎锡山的小汽车去五台县。到了东冶镇，下车步行，在去永安村的路上，见有个老汉背着东西行走，满吃力的，近前一看，竟是我父亲。父子情深，一别数年，仓促相见，十分激动。我连忙搀扶着父亲回到村里，受到家人和乡亲的热情欢迎。
我父亲有文化，又因儿子是“匪首”之一，多年一直关心国事、政事，经常通过看报，了解党和红军的活动，了解我的踪迹。所以，思想比较进步，认为GCD爱国爱民，比国民党强得多。他说：“象谦，看来你这条路走对了！”我说：“逼上梁山哪！”后来听妹妹说，那些年国民党反共，阎锡山看在同乡份上，倒没来家里找麻烦。”
据说徐向前在37年碰到阎锡山时，阎锡山说：向前，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对你家人怎样，我可不是蒋介石，六亲不认，我阎某人是对得起乡亲的！
阎锡山确实是这样做的。按理，他是国民党要员，在十年内战期间，徐向前是“共匪”首领。各地国民党政府（不管是地方军阀还是中央嫡系）对“共匪”首领的家属都是搞诛连政策的，毛泽东的亲属就受何健不少罪。但阎锡山没这样做，蒋介石吩咐也没这样做。本来阎并不认识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小老乡，曾做过他的学生，成为共产党的大头目。阎锡山重乡情，认为不管怎么说，徐向前也是家乡出的一个大人物，也是家乡的神气显灵。所以，阎锡山对徐向前一家特别关照，徐向前的哥哥就在阎的军中做事，阎锡山也格外信任他。在整个中共领导人家庭中，徐向前一家可能是境况最好的，这和阎锡山的保护是分不开的。
我本来认为阎锡山只是一个目光短浅、腐朽没落的军阀，是中国最落后势力的代表。不过看了他和徐向前的故事后，为阎身上的人情味深深打动，对他的为人也有了一丝敬意。
七、关于陈昌浩和曾中生
看完徐帅的回忆录，谈谈对陈昌浩和曾中生的浅薄看法。
我认为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具有常人所没有战略眼光，也就是说，他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下，变化莫测的形势中，选择是最符合自已发展的策略。陈伯达就说：毛主席就是个天才，别人看不到的事情，他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准的事，他能一针见血。相比之下，王明没这个本事，张国焘这方面能力也差得多。不仅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风云一时的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也不具有毛泽东的非凡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王明一伙的留苏派，是苏联培养好以后强行嫁接到中共的。这类人大多数长于理论，短于实践，就是经过实践，也证明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型的，没有很强的实践能力，既不善于做事，也不善于人际，多数人做点研究型的工作还合适。
我认为陈昌浩也是这一类的人。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对他倒是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能写会讲，充满热情，威信很高”。但能写会讲并不代表一个人实际工作能力就强，一个人实际能力强不强，关健在于在处理现实问题时能不能拿出正确主张。（当然，能写会讲是前提）从陈昌浩的表现来看，在一些重大紧要关头，他屡屡判断失误，充分暴露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迂腐和幼稚。
陈昌浩实际工作能力一般，还表现在他政治上依赖张国焘，军事上依赖徐向前。至于他亲自坐飞机到敌人阵地上扔炸弹，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只捡陈昌浩几个事情来说明他缺少正确的判断力。一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明摆着两军矛盾不断增加，斗争逐步显现，陈昌浩一方面积极参与斗争，另一方面又没有应有的警惕性。当他离开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独处时，在老毛面前就显得极其小儿科了。
可想，陈昌浩没有掌握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你已经站在了张国焘一边，已经和毛泽东等人对立，处事又如此优柔，怎能不吃亏？
第二就是西路军的问题。和其他留苏派一样，陈昌浩把共产国际的话当成圣旨（毛泽东从来是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国际的）。当他发现国际不支持张国焘搞第二中央时，立马慌了神，知道自已犯了“大错误”，从此对中央的话唯命是从，力图改变自已在中央和毛泽东眼里的印象。要知，他在中央眼里已经是异类，是张国焘分裂“最得力的助手”，这种政治印象想改变是不可能的，政治斗争中也不存在什么怜悯可言，求饶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相反，只有靠实力说话，才能有自已的地位。陈昌浩在西路军时，应当审时度势，不盲从任何人的话，自已带部队打出一片天地来，以后在中央里才会有地位，才不至被批得很惨。可他却变得对中央电令（实际上是毛泽东等人主持）唯命是从，部队忽东忽西，命令多变，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可悲在此，毛泽东等人本身就对陈昌浩和西路军有成见，怎么会给你正确的“指导”呢？西路军失败，也充分说明陈昌浩没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第三是陈昌浩到陕北的表现。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没了枪杆子，在徐向前的提醒下（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陈昌浩才明白过来，没有枪杆子回陕北不会有好结果。陈昌浩后来想回湖北老家自已拉队伍就是这个目的。可事实证明陈昌浩实际能力根本不行，指望他自已从零开始拉一支队伍是不可能的。（这是王明等人的弱点，和毛泽东、贺龙等人相比差远了）陈昌浩只能孤身回到陕北，后来和张国焘的对话很有意思（何福圣回忆）：
陈昌浩说：老毛不屑于见我了吧，也没关系，我想通了，成者王败者寇嘛。我听说先念回来只干个营教导员，我想通了，只要让我出来工作，当个战士也行。
陈昌浩的想法真是天真极了，不明白自已已经成了一条“错误路线的代表”，还梦想出来工作？他大概认为李先念能做个营教导员，老毛起码也应安排个团政委给自已干干吧！
陈昌浩得志时，在四方面军是相当狂妄的。不但随意杀了不少干部战士，高级将领很多人还受过他的鞭打（如倪志亮等）。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对一方面军的将领态度也很恶劣，甚至对和他一样从莫斯科回来的留苏派也不客气，这些都是造成抗战以后中共内部长期没人为他说话的原因。
再说说曾中生吧。
曾中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家、军事家，一直有很高的评价。徐向前也说他：能文能武，十分能干，比沈泽民等人强多了，也比张国焘强。张国焘也十分欣赏曾中生，如果不是因为他个性太强不听话的话，四方面军三把手很可能不是徐向前。
但曾中生在政治斗争策略上却不如张国焘，更不如老毛。
曾中生实际工作能力是很强的，但他有致命的弱点，就是个性太强。他和张国焘有着天然的矛盾。三中全会后他是鄂豫皖苏区一把手，四中全会后来了张国焘，他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这是王明搞的鬼）。这对曾中生打击是很大的，也使他对张国焘有天然的敌意。
但曾中生如果学毛泽东的话，就应当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待时机，平时少说话，少提意见，特别是碰到张国焘这样心胸狭隘的人。（老毛在中央苏区提意见是比较多的，但博古和张国焘不一样，没有采用肉体清除的办法）
可惜曾中生个性太强了，见不得不顺眼的地方，更令张国焘不能容忍的事，他喜欢搞私下串联，开私会向张国焘斗争，还喜欢直接写信给中央。这些都是不尊重张国焘，不把他这个一把手放在眼里。这就不奇怪张国焘要对他下手了。
曾中生反张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小河口会议期间，他没经过四方面最高领导（张国焘、陈昌浩，也包括徐向前）搞私下串联，向张国焘写了一封上书信。当这封有数十名四方面军将领签名的信交到张国焘手里时，张国焘内心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但当时四方面军刚退出鄂豫皖，处于敌人包围中，情况危急，搞不得内讧。张国焘忍了，提出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向问题，在会上他接受了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还表扬提拔曾中生等人。曾中生天真地以为张国焘改了，其实，召开会议讨论本身就是对曾中生搞私下串联行为的否定。
曾中生私下串联没带上徐向前，可想在当时，曾中生也把徐向前看做是“张国焘的人”了。
当然在后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中生终于看到了希望，要写信给中央，但为时已晚。由于他以前言行过于激烈，张国焘不愿意将这样一个对手放出来，曾中生死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