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刘国辉袁进华 盛天晔
五四运动是 1919年5月4日发生于中国北京的一场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起因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后，北京学生群情激奋，开展了集会、游行、罢课等活动。后得到了中国各地学生及各界的广泛支持，并最终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罢市，罢工还有学生罢课活动。从而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并最终迫使北洋政府拒签了和约。
五四运动同时是一场文化、思想改革运动。运动中全面质疑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提出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北京大学是这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1919年6月4日军警逮捕学生八百余人，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五四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随后继起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报刊。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提倡民主，就是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争取实现西方立宪共和制的国家；提倡科学，就是反对迷信和盲从，介绍科学知识，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它的倡导者们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孔孟学说进行猛烈评击。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其指导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打破了长期禁锢人民思想的的封建牢笼，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除“二十一条”第五款外全部接受
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混乱状况，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对中国是否适合，坚持不懈地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正当此时，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也是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获得解放的。它使处于彷徨和苦闷的中国人民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充分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开始考虑选择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随之，在中国开始出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民族危机的深重和社会的黑暗，思想文化的启蒙和中国先进分子的新探索，这一切表明，一场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中国的大地上酝酿着，涌动着。它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则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巴黎和会的耻辱
1919年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而召开的会议。这个和会是胜利国举行的和会，又是个大国操纵的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主导了和会的进行。和会上签订了处置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同时还分别同奥、匈、土等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它们构成了凡尔赛体系，确立了一战后由美、英、法等主要战胜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会议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重塑现实政治格局，遏制德国及苏俄等战败国，与此同时又通过筹组国际联盟来企图建立理想的国际外交规范。
由左至右，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以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巴黎和会”。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几项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第一，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即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第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订立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三，归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占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以种种荒谬理由拒绝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原先被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都归日本继承。
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和约》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一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火烧赵家楼事件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向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5月3日晚，北京大学校园一片沸腾，北大、高师、工专、法政等校学生代表1000多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讨论如何拯救祖国、挽回主权等问题。会上作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斗争；二、急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签和约；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四、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3日晚，在校操场北角一间小屋里聚集了十几位工学会主要成员：匡互生、周予同、杨荃骏、俞劲、周为群等人，经过几番商讨，决定采用激烈的手段惩治卖国贼。主要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目标，首先将他们打死．哪怕打倒一个也好。大家分头准备各自的任务：有的去调查曹、章、陆的住址和行踪；有的去准备放火用具；有的去设法搞到曹、章、陆三贼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准备旗帜和标语。匡互生誓言要作“流血大牺牲”。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三所大专学校约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和章宗祥（这时任驻日公使）。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受到中国巡捕阻拦，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向北，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前。愤怒的学生们高喊罚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口号，冲入曹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放火点燃曹汝霖的住宅。
队伍到了赵家楼后，因为公馆紧闭，学生拥挤在门口，俞劲回忆说：“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便不顾一切跳下去，迅速而机警地把大门打开，于是大队学生蜂拥而入。”
接下来就是举世闻名的“火烧赵家楼”了，但因为场面混乱，谁是点火者至今尚是疑问。但有一点，肯定是北高师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词；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院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着，霎时浓烟冒起。
曹宅火起之后，当时大多数游行示威的学生见到火起都已散去，那时只剩一些看“热闹”和善后的学生还在现场。据当年亲身经历“火烧曹宅”的何思源回忆，起火时他跟多数学生一道跑出曹宅，回到学校，剩下的学生有的遭到了军警的逮捕。
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军警到达曹宅以后，见人就打，见人就抓。北京大学的学生许德珩与抓他的警察扭在一起，双方僵持不下，滚翻在地，最终被警察捆了起来。
易克嶷为了躲避军警的逮捕，在奔跑中帽子和鞋全都跑丢了。可是他没跑多远，就被警察抓住，用绳子绑上。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学生杨明轩，在痛打章宗祥时，看到日本人中江丑吉拼死护住章宗祥，恼恨已极，忍无可忍，上前扯开中江丑吉，并且和他扭打在一起，两人在地上滚来滚去，这时军警赶到，将杨明轩逮捕了。陈荩民在曹宅内遭到了军警的毒打，他的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膊被打得鲜血直流，随后被军警逮捕。而匡互生、周予同几个人看到军警赶来，连忙逃走，辗转了好几条胡同，才算把军警甩掉，得以脱险。
警察在曹宅附近逮捕了几个学生，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学生。最终有32名学生被逮捕，押到警察厅去。我们在档案中查到，这三十二名学生是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飞、梁颖文、曹永、陈声树、郝祖龄、杨振声、萧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许德珩、潘淑、林公顿、易敬泉、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永刚、杨荃骏、唐英国、王德润、初铭音、李更新、董绍舒、刘国干、张德，其中北京大学二十名学生，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八名学生，工业学校两名学生，中国大学一名学生，汇文大学一名学生。
在牢房中学生们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受到了虐待和凌辱。但是这些并没有吓倒学生。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曾经这样描述了他们被捕后的经过：“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在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被拘捕的学生被军警用粗绳反缚两手，路上如不服的话，军警就用枪柄、短棍或手掌狠打他们。被捕的学生经过审问、登记，被关进牢房。在牢房中学生们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受到了虐待和凌辱。但是这些并没有吓倒学生。许德珩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写到：“（他们）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他们的命令抬一下头，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许德珩极为愤怒。联想起自己和同学们这几日为了爱国事业而奔走，现在身陷囹圄，而爱国事业未尽，不禁吟诗抒怀：“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以表达自己和其他同学英勇无畏的爱国热情。
据被捕学生陈荩民回忆，当时和同学向大光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共七人关在一间房内，共用一盆洗脸水，待遇虽十分恶劣，但是大家精神抖擞，毫不畏惧。面对监狱中十分恶劣的环境，同学们不但全然没放在心上，还在监狱中向看守牢房的狱卒宣传爱国思想。狱卒对学生很同情，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他们。在狱中，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大家意志坚强，表现乐观，在铁窗生活的折磨下，颇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据当时的报道说：“5月4日当学生被捕至警厅后，诸要人即在警厅中开一紧急会议……会商处置学生方法，众议不一”
从现存的档案史料看到，学生被逮捕后，仿佛是一石激起千重浪，社会各方反应强烈。对于当局来说，如何处置这些被捕学生如同是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说此事处理的结果，会不会成为事态更加严重的导火索。
对于学生这一边，自己的同学被逮捕，生死未卜，必须积极营救。对于被捕学生的校长来说，自己学校的学生被捕，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被逮捕一样，既是焦虑，也是痛心。5月4日的夜晚，是一个不眠之夜，各方都在考虑着对策。
当天晚上，国务总理钱能训将内阁各部部长召集到家中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这些大员们意见不一，吵来吵去，在处理学生问题上，各自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有的主张将参加此次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有的主张将各校校长免职，还有的主张对学生大逮捕。
与此同时，总统府也在秘密集会。大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主张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而操实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等及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则主张对学生运动要严厉镇压。段芝贵甚至叫嚣：“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
学生被逮捕到警察厅，司法部门的要员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据当时的报道说：“四日当学生被捕至警厅后，诸要人即在警厅中开一紧急会议。列席者有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次长曾毓、大理院院长姚震、警备司令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会商处置学生方法，众议不一；有主张最激烈者，立送交大理院审究主使。”
而也有人向警察总监吴炳湘举例说：“日本国务总理桂太郎被殴及民国五年公民团扰乱议院事，皆未移交法庭。这件事可以借鉴那两件事的处理方法。”最终，吴炳湘采纳了这项建议。
各校学生回到学校后，发现有同学没有回来。学生们多方打听，方知同学被捕。
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5月4日当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段锡朋、钟巍、刘翰章即来到警察厅投案，并为被捕学生送食品。警察厅讯问三人后，将其放回。临走段锡朋给被捕学生留下一封信，鼓励同学要以乐观的精神看待，同时表示蔡元培和王宠惠先生会设法营救学生的。
为有效地组织同学的营救工作，当晚北京大学便成立了学生干事会，黄日葵、邓中夏被推为干事。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法科的大礼堂，召开会议。大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其支援。学生们宣布罢课的理由：“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理由之一。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群体奔走，无心学习。理由之二。”
下午，各校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会。学生代表们向全体同学传达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和坚持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的要求。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团也来到大会会场。蔡元培激动地对同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你们今天的行动我是完全同情和支持的。被捕的同学，我当联合其他各校校长，全力营救！”但是，蔡校长对同学们实行总罢课的做法并不赞同。可是，学生们没有采纳蔡校长的意见，仍然坚持罢课的决定，不达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目的，誓不罢休。
据档案记载：被捕学生在警察厅被讯问时,对于在曹宅打人放火之事均不承认。
学生们被逮捕到警察厅，立即遭到审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中国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联名保释被捕学生。各校的全体教职员向教育部表示，如不释放被捕学生，将一律罢职。除教育界外，其他各界纷纷电请释放被捕学生，连安福国会的议员也表示要弹劾政府。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全体学生实行总罢课。5月7日的国耻日就要来临，到时候学生会闹出怎样的“乱子”谁都不堪设想。面对这样的情形，警察总监吴炳湘“坐不住了”。
5月6日，警察总监吴炳湘去见总统徐世昌，要求必须释放学生。他说：“若是总统一定不放，北京的秩序如果紊乱，我可不负责任，并且我即刻辞职，请总统另选贤能。”随后他就把学生怎样策划，各界反应如何激烈，在野政客如何不平说给徐世昌。徐世昌听吴炳湘这样说，也意识到如果真要是将学生惩办，恐怕还会出别的乱子。此时也顾不得曹、章的面子了，立刻答应放人。
晚上，吴炳湘即约见蔡元培等人，提出要放人也可以，但是必须答应两个条件，一是七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二是各校在明日一律复课。蔡元培等完全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当晚蔡元培回到北大后，立刻召集罗家伦等人，告诉他们，只要学生复课就可以放人。罗家伦问：“如果我们明天复课，可是他们不放人怎么办？”蔡校长说：“我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而且吴炳湘也曾发过誓，‘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我吴炳湘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听了蔡校长这样说，罗家伦等人连夜通知各校学生明日复课。
1919年5月7日北京高师师生热烈欢迎5月4日被捕八勇士返校。被举起的八人自左至右：唐英国、赵允测、薛荣周、初大告、向大光、杨明轩、王德润、陈尽民
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被释放。蔡元培校长和全体北大的学生都到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他们归来。据被捕的学生回忆：“我们分别坐着三辆小汽车回到学校。广场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被捕学生陈荩民回忆：“我们由警察厅派两辆车子送回学校。刚到学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我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我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并为我们拍摄了两张照片……”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北京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5月19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再次总罢课。
爱国运动遍及全国
五四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形势示意图
北京学潮扩大后，蔓延到上海，上海爱国学生为了支援比京，立即召集会议，发表宣言。
上海商会为了配合学生，遂发动罢市7月3日南市各商肆先行罢市，法租界商家亦照样闭市，公共租界继之英租界的永安、先施两公司亦宣布罢市。到了下午，整个上海大小商店都关门闭户只有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在街上往来巡视。
商店门外都悬挂白旗，上书：“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中外所瞩目，自从上海商人发起罢市后，罢市的浪潮由上海波及江淅两省，随后又波及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随着商人罢市后，工人也发动罢工。首先是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工人，随后商务印书馆、锦华纱厂、祥生铁厂、沪宁、沪杭两路和纺织、金属、运输、市政各部门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再后京奉路唐山、京汉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都纷纷响应！
于是，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这个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上海的学运重心是在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个大学和在北京的北大一样，是发号施令的领导团体。
促成这个事件是由上海《民国日报》，学生示威事件爆发后，电报当晚到这上海各报，编辑先生都是编好付印了事，可是《民国日报》的叶楚侩、朱宗良、邵力子等却觉得这是了不起的爱国运动。立刻派人把北京原电送到复旦大学，学生们看了这则电报，莫不义奋填膺，于是天刚亮就敲钟集合全校寄宿生，把北京电报当众宣读，全体立即决定要响应北京的壮举，先罢课再联合其他学校。
上海学联是设在静安寺路51号，成立后有一个民生女校也参加，当时女学生参加学运实在是很新鲜的，所以极被各方重视。不过民生女校只派了一位代表，这位代表是位男老师，右手六个指头，在学联会中发言很多，因此报纸上时常刊载他的名字。由于他的名字像个女人，又代表女校，外界便以为他是位窈窕淑女，让许多男士颇增遐想，他接到许多求婚信后，为之哑然失笑，只好一一作答，告诉求婚者自己是个男人。
由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因此上海的军事当局宣布戒严，并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开市，商人们虽然勉强开门，警察一去立即关门。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市民悬旗、散发传单、结队游行，并劝导租界内商店开市营业。可是市民们亦阳奉阴违。
徐世昌一派认为对付学潮不该过激，应该把拒绝出狱的那些学生劝导出去，以缓和全国人民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7月8日徐世昌派总统府参议曾彝进偕教育总司长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问拒绝出狱的学生。
这位钦差大臣说尽了一切好话，可是学生都置之不理。
7月8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1928年改中央公园为中山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取销密约、惩办国贼、维持教育、提倡国货、促进和局等条件，军警们虽在会场附近警戒，却没有进行干涉。
全国的示威运动集中在“罢免国贼”问题上，也就是说北京政府如果不将亲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则事軎不可避免一定会扩大。可是在北京政府方面又有投鼠忌器之苦，因为段祺瑞要维护这三人。至于徐世昌也不能说与这三人完全没有关系，徐当选总统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顺济、高徐两路的借款。“罢免国贼”问题不能解决，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议决，从9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故事，直接向总统府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有这新计划……，所以北京学联便变更策略，当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以便参加新的眼泪请愿。在北大法科出狱的学生们排着队伍前进，沿途受到市民热烈的欢迎。
上海的罢课、罢市、罢工使到凇沪驻军使卢永祥也有发电请求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以安时局。卢永祥是皖系，竟有此言论，表示时局的严重性。
这还不打紧，接着北京总商会也宣称如果不罢免曹、章、陆，则北京也要罢市，北京是政府所在地，如果真的罢市成何体统。
因此，北京政府遂于9日上午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北京学联和总商会，一方面阻止学生真的包围总统府，一方面阻止商会罢市。然而各方面对此仍表不满，因此北京政府不得已又在9日下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辞职。
曹汝霖和陆宗舆是曾经递过辞呈的，可是章宗祥却从没请辞过。
徐世昌为了缓和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所以要曹、章、陆下台，但却不好意思下令免他们的职，所以一律用辞职照准方式。可是章宗祥未递过辞呈，如何照准呢？不得已才赶派专人到达医院中找章宗祥，请他在病榻把已写好的辞呈盖章，章宗祥起初不肯，经不起来人的劝告，气嘟嘟地盖了 章。这一来安福系的人大为不满，认为徐世昌不该“卖友”逼迫自己人辞职，纷纷责备徐世昌太不够朋友！北京政府虽然表示了让步，可是并不能满足各方的希望，第一、北京政府不用罢免而用准予辞职，显见有意维护：第二、交通总长曹汝霖去职，却由安福系分子曾毓隽代理部务，是换汤不换药。
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将这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开市，上海各界在证实曹、章、陆三人确实已经下台后，于是商人结束罢市，工人结束罢工！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北京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
1919年6月4日拘捕演讲学生的军警
1919年6月4日看守被拘捕学生的士兵
1919年6月4日学生们被关押在临时的兵营宿舍里
北京学生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演讲，遭军警镇压。有一百七十多人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增加到五千余人。
上海罢市声援北京学生
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野蛮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4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沪宁、沪杭、京汉、京奉等铁路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纷纷罢工。商人罢市也遍及各地城镇。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
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直到27日晚，陆征祥的住处仍被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商人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在28日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