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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袁泉的《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
李新宇
百道网2013年8月6日
用几天的时间，认真读完了袁泉的《蔡锷将军》，掩卷细想，首先想说的是：这本书无论有多少缺点，都是一本非同一般的书，值得一读。
书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外公。”作者的外公是谁？是蔡端。蔡端是谁？是蔡锷将军的长子。我们由此得知，作者袁泉是蔡锷的曾外孙。
对于亲属后人写的传记，我像许多人一样，常常不甚看重，阅读时也常怀戒心。因为在当代中国，随着文界风气的日益败坏和社会道德水准的持续低靡，这类本来应该被特别看重的文字也变得很不可靠。原因众所周知，大的方面，它同样不能客观地面对历史事实；小的方面，则往往斤斤计较于人事纷争，甚至写作的动因就是辩污或饰非。所以，名人之后中的一部分智者，一般的做法是不说话，功过是非任人说。
但是，这本书是个例外。因为蔡锷本身就是例外——他没有需要掩盖的罪恶或偷偷欠下的血债，没有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的劣迹，也没有摇尾乞怜、跪地求饶的不光彩，所以无需后人为他粉饰或辩解。作者袁泉也是一个例外。蔡锷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一大群，大半个世纪以来，他们都低调地活着，从不张扬，甚至极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所面对的这位蔡锷曾外孙袁泉，出生时不幸落下残疾，从小只能在家中自学，由外公教他读书、识字、明理，陪伴他一路走来。这位外公作为蔡锷之子，在陪伴外孙的岁月里，难免把蔡锷的形象印进了外孙的心灵。于是，由关心而阅读，由阅读而思考，继而搜集资料，全面考察，一个未进过学校门槛的学者的研究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外公的叙说加上原始材料，知道的多了，再去看流行的教科书和影视作品，心中就难免会有种种疑问，甚至是不平之鸣……我想，袁泉写《蔡锷将军》，这大概是主要的动因。
袁泉要纠正种种误传和误解，要彰显那些被遮蔽的东西，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蔡锷将军。应该说，这一点他做到了，值得祝贺。对读者而言，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袁泉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不少新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走近蔡锷。
在中国，蔡锷可谓家喻户晓，但由于种种原因，蔡锷的形象却并不清晰。因为它所为之献身的事业，因为他所亲近或疏远的政治派别，因为他所捍卫的制度理想，许许多多都在他的身后成为禁忌，他所拼命捍卫的那个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在他去世十年后即寿终正寝。所以，从国民党的史家开始，主流历史叙述就千方百计对蔡锷的光彩进行选择性遮蔽，对他的功业及其历史位置给予改写。从这个意义上说，袁泉这本书的贡献不可低估，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于过去主流教科书的一系列知识。
首先，袁泉的书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比较陌生的生动材料，再现了一些历史细节。比如：“1913年10月，蔡锷奉调进京，刚到北京时，他着军服觐见袁世凯，袁世凯送给他一件做工考究的大氅，亲切地说以后见面不必拘礼再着正装，穿这个就可以。第二次在中南海召见蔡锷，袁世凯耍了个心眼，叫上自己的将官们一同见面，而且要求大家都着军装，自己也穿上大元帅服，就这样等着穿便服的蔡锷。这一招曾经用在浙江都督朱瑞身上，身着马褂的朱瑞被着装整肃的袁世凯一通训话，尴尬得汗流颊背。不料，这一次计不得酬，出现在眼前的蔡锷依然是军服、马靴、手套、勋章一样不少。”[6页]这样的细节，有助于我们认识蔡锷的性格。正是这种严谨和持重，使袁世凯对蔡锷器重有加。其实，这是考察人的一条重要标准，可以一下子看到一个人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是否宜于亲近。有些人是不宜亲近的，一旦亲近，他就会踩着鼻子上脸。居高位者最怕的就是给个鼻子就上脸的人。袁世凯器重蔡锷，努力亲近，蔡锷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半点不敢僭越。知分守分，正是一个人的自尊与自重。蔡锷的谦谨与自重，使他在袁世凯的心里进一步增加了分量。所以，面对在年龄上应属晚辈的部下蔡锷，袁世凯一方面是极力表示亲近，一方面则谦恭地尊称“先生”。
其次，袁泉虽然不是学术中人，但对于过去研究中的一些失误，却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进行辨析和正误。比如，关于蔡锷入时务学堂的情况，过去有种种说法。谢本书《蔡锷传》中的说法是，1898年4月“年仅16岁的蔡锷为督学徐仁铸所推荐，由宝庆徒步数百里到长沙，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名列第三，成为时务学堂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人”。袁泉辨析说：时务学堂筹办于1897年初，巡抚陈宝箴趁9月间各地学子赴长沙秋试之机，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所以应试者达4000人之多。这是第一次招考，时间是1897年9月24日，录取40人，开学时间是11月29日。蔡锷既然是时务学堂第一期学员，就应该是1897年11月入学，而不该是1898年4月入学。曾业英在《蔡锷集》前言中说蔡锷是“1897年9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以优异成绩考入官绅合作培养新政人才的长沙时务学堂第一班”。袁泉根据《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的记载指出：“徐仁铸是1897年8月28日被进行任命为湖南学政的，但他12月才到任，而此时蔡锷已经入学了。”[19页]
过去我讲蔡锷，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课堂上，讲到袁世凯与蔡锷在彰德秋操时第一次见面，心里总是有点犹豫，因为我老是想起梁启超说过的话：蔡锷赴日留学，是得到袁世凯一千大洋的资助才得以成行的。所以，我不敢把话说死，不敢肯定彰德秋操是不是蔡锷与袁世凯的第一次见面。感谢袁泉为我解开了一个谜，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时务学堂关门之后，蔡锷等几个学生跟随老师樊锥去了武汉，想进两湖书院学习，却因为他们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属“维新余孽”，而被拒绝。无奈之下，樊锥带他们找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得以暂时落脚。可是，樊锥慷慨陈词劝刘坤一割据一方，排满兴汉，“刘不敢久留这枚定时炸弹，建议樊锥等人留洋考察，并函介北京袁世凯”。于是樊锥北上，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对樊锥非常客气，但是，“樊锥又劝袁仿效骆宾王檄讨武则天，暗指讨伐慈禧太后，还赠诗勉励袁世凯学习祖先袁绍兴汉割据。袁世凯何等机智谨慎，马上赠给樊锥一笔巨款，送他出国，如送瘟神。樊锥把这笔钱分赠给几位学生，一人一千。”[19-20页]由此我终于明白，蔡锷与袁世凯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彰德，当年赴日留学，他虽然拿到了袁世凯的一千大洋，却并未见到袁世凯。
在一些章节中，袁泉的工作做得很细。比如，他依据日本学者镰田和宏1987年的研究成果，为蔡锷留学日本期间确定了一些日期：1901年12月17日考入东京成城学校，1903年5月毕业，7月24日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12月1日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10月24日毕业。作为蔡锷后人，袁泉没有像一些名人后代那样一味致力于放大和美化，而是实事求是，对于一些不可靠的传说，指出了它的谬误。比如，面对一些凭想象去描写蒋百里、蔡锷、张孝准等“士官三杰”毕业情景的文章，他指出：时间不对，不是1906年；人物关系也错了，“16期的蒋方震和蔡锷打败了第9期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 石根、阿部信行等人，就成了关公战秦琼。”
尤其重要的是，袁泉的这本书能够超越党派的偏见和曲解，直面历史真实，因而能够穿越种种遮蔽，还原历史的真相和英雄的本来面目。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蔡锷与袁世凯关系的新解读。众所周知，因为国民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又因为袁世凯的复辟称帝之举大失人心，尤其是后来国民党人推翻所谓“北洋军阀政府”而建立了自己的党国体制，从而掌握了思想文化的控制权，所以，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袁世凯就一直是被丑化和否定的角色。又由于蔡锷奋起护国，与袁世凯成为敌对的关系，所以人们在描述蔡袁关系时，就往往片面夸大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对他们曾经有过的密切合作闭口不提。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影响到他们之间关系的完整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而且掩盖或淡化了蔡、袁关系变化所涉及的政治原则。袁泉的书穿越遮蔽，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事实，同时也彰显了蔡锷以是否忠于民主共和为敌我界线的原则。书中的一些章节标题设计是极好的，比如第八章《坚持原则：民国高于“革命”》。它告诉我们，在蔡锷那里，“民国”是高于“革命”的，这是他的原则之一。为什么民国高于革命，因为民国就是民主共和国，是现代的民主宪政国家。出于保卫民主宪政的立场，蔡锷反对一切再革命。这是从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科书都不愿讲的，却是历史的基本事实。
正因为这样，在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际，蔡锷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反对孙中山的革命，而且把它看作“捣乱”和“破坏”。蔡锷与黄兴是多年的好友。黄兴本来也是反对武力讨袁的，但因为孙中山的坚持，最后只好赞同。他知道蔡锷的重要性，所以派密使以求蔡锷的谅解和帮助，并且写了“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可是，蔡锷不为所动，坚持认为：宋案须待法庭审判，借款应由国会裁决，对总统用兵，不仅出师无名，而且是拿国家的命运做赌注，是对民国的不尊重。他努力调停，反对动武，一切以新生的国家为重。但是，在孙中山的坚持之下，“二次革命”还是爆发了。蔡锷在1913年7月17日致袁世凯及国务院及总参谋部的电报是孙系国民党人不愿看到的。他毫不客气地说：“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分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蔡锷集》，1071-1072页）
蔡锷站在袁世凯一边，这是历史事实，任何辩护都是不必要的。需要解释的是蔡锷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的选择是对还是错？在这一点上，袁泉所做的，远远超过了我们那些著名的历史学家。袁泉认为，“如果深陷在党派斗争的固定思维里，仅用‘拥袁’二字来理解梁、蔡的行为，未免过于狭隘了”。此说的确不错，对于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态度，该怎样来看？蔡锷为什么支持袁世凯？回答并不复杂，因为当时的袁世凯是法定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是新国家、新制度的象征。大总统是选举产生的，代表着民意。这时候反对总统，是对民国的不尊重，是对国民意志的不尊重。同时，国体新变，亟须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蔡锷看来，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此时武力讨袁，意味着对辛亥革命成果的不珍惜，意味着要毁掉民主共和国这个“初生婴儿”。所以，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拥护袁世凯，事实上是维护新生的共和国。到了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在一些人的推动下要颠覆民主共和，背叛中华民国，恢复帝制，去做“中华帝国”的皇帝，就成了蔡锷的敌人，因而拼着性命也要起兵讨伐。
由此可见，蔡锷所维护的，从来就不是哪个人，也不是哪一派，而是一种理想，一种制度；他所反对的，也不是哪个人或哪一派，而是阻碍民主宪政在中国实现的那些力量。袁世凯忠于民国，做民国的大总统，蔡锷就维护他；袁世凯背叛民国，背叛民主宪政，蔡锷就反对他。换句话说，蔡锷只反对“袁皇帝”，而不反对“袁总统”。这一点与孙中山大不相同。
走近历史，还原真相，袁泉的拓展是多方面的。比如他对孙中山的评论，对宋教仁的认识，都可见他对历史的洞察和把握。而且，对于国民党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来的主流史家叙述，他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能够看到，云南起兵之际，孙中山并不知情，而且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坦率承认云南独立与他和国民党并无关系。可是，后来的史家却费尽心机，把一切归功于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袁泉写道：“尽管史料凿凿有据，无可回避，但想给人贴金还是有办法的。于是，在护国起义和护国战争基础上，又进一步出现了‘护国运动’，把‘二次革命’后中华革命党进行的一系列反袁斗争都算作护国的一部分。这样中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护国运动的‘真正领导者’，从而解决了孙先生没有直接发动、领导护国起义和护国战争的难题。”[218页]能注意遮蔽“护国战争”而突出“护国运动”这样的叙事策略，袁泉的见识非同一般。
唯一感觉遗憾的是，书名《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但从头读到尾，却没有看到多少外公的讲述。其实，作为蔡锷的长子，袁泉的外公蔡端先生一定有许多与蔡锷相关的记忆，包括在半个世纪中的是非荣辱、世态炎凉。如果把那些写出来，也是很有意义的。我甚至想，袁泉如果对外公有足够的了解，不妨写一本《我的外公蔡端先生》，作为著名将领之子，他的经历和感受，肯定含有丰富的历史内容。（2013-5-21）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