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至于说各代犯什么罪用笞杖，杖多少，其条目繁多，毋须细述。需要提到的是，有些朝代规定，被判应受笞杖之刑的，可以交纳财物赎罪。如宋代刑法规定：判为笞刑应打十下的，赎铜一斤，免打三下；应打二十的，赎铜二斤，免打十三下；应打三十的，赎铜三斤，免打二十二下；应打四十的，赎铜四斤，免打三十二下；应打五十的，赎铜五斤，免打四十下。杖刑也是如此，应打五十至一百的，分别赎铜五至十斤，免打三十七至八十下。金代笞杖之刑，也是用铜来赎，每十下赎铜二斤，若应杖一百，赎铜二十斤就可以免打。明初规定笞杖之刑可用铜赎，每笞十下赎铜半斤，每杖十下赎铜一斤。后来改用钱赎，每十下赎铜钱六百文，若应笞二十下，赎钱一贯零二百文，应杖一百，赎钱六贯。景泰以后，赎钱的数目越来越大。景泰元年（1450）规定，每笞十下赎钱二百贯，杖十下赎三百贯。再后来各朝逐渐加码，又规定将钱折算为银子。妇女犯罪应笞杖者，赎钱的数目更大。也有某些官员临时规定可以不用钱赎，而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来赎。如明末时，江苏如皋县令王喜爱蝴蝶，每当有人应该受笞杖之刑时，他就让犯人家属交纳蝴蝶赎免。他宴请宾客时，就把蝴蝶防哪个出，满堂飞舞，五彩缤纷，如同风飘碎锦一般，王与宾客以此嬉笑取乐。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卷八有《放蝶》一篇，记述的就是这件事。
尽管各朝代对笞杖之刑的有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时往往不按正式条文，官员使用笞杖常常只凭当时的主观意志，使用的刑具也常常超出官方规定的标准。结果，现实中的笞杖之刑要比正史刑法的条文残酷得多，使笞杖完全丧失了最初的教刑本意，而变为单纯惩罚人的手段。
本来，笞杖不属于死刑的范围，可是在各朝代中，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常把笞杖作为执行死刑的方式，即把犯人毙于杖下，叫做笞杀或杖杀。汉代，死于笞杖是很平常的事，隋代以后，笞杀或杖杀的事仍然不绝于史书。隋代，隋文帝杨坚亲自下令笞杀楚州参军李君才，又棒杀大理少卿赵绰、鸿胪少卿陈延。唐代各朝对于捕获的各地“反贼”首领，多用杖杀代替斩、绞等死刑。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二年（961）四月杖杀商河知县李瑶，又于开宝五年（972）十二月杖杀内班董延谔。太宗赵炅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杖杀中书令李知古，八月又杖杀詹事丞徐选。南宋初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高宗赵构杖杀伪福国长公主李善静。辽、金、元各代笞杖杀人的情况也不少。明代，皇帝对大臣实行廷杖，许多朝政要员受杖致死。（参见本书《廷杖》）清代废除廷杖，但仍有皇帝杖杀人的例子。雍正帝有一次观看戏班演出《绣襦记》，演员唱工俱佳，雍正大喜，传旨赏赐优人用饭。因剧中郑元和的父亲郑儋的官职为州刺史，有一个演员在吃饭时，顺便向一位官员询问现任常州知府姓甚名谁。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大怒道：“你不过是一个优伶，竟敢擅自探听官守大事！”于是传旨将这位优伶立毙杖下。不仅皇帝这样做，各级官员也如此行事。顺治十一年（1654），李森先巡按江南，就把著名优人王紫稼与尚三遮杖杀于苏州。
历代执行笞杖之刑时，常常巧立各种名目，加重处罚。北朝时周宣帝宇文赟每次对人用杖时，定要打够一百二十下，称为“天杖”，或者加倍，打二百四十。有个叫杨文佑的因作歌讥讽朝政，被郑译奏知宣帝，宣帝下令赐杖二百四十致死。五代时南汉刘铢对人用杖时，总是每次两条杖一齐打，称为“合欢杖”。又临刑时问被打者的年龄，施杖的数目一定要和他的岁数相同，称为“随年杖”，年龄较大的犯人常被当场打死。隋炀帝时，王文同任恒山郡赞务，杖责囚犯的办法更奇特。他让人在庭院空地上埋一个大木椿，露出地面一尺多，又在大木椿四周各埋一个小木橛，把犯人面朝下，胸部放在大木椿上，把他的四肢分别系在四个小木橛上，然后用棒打他的背，不几下就打得躯体溃烂而死。
而且，历代施用杖刑时，常用别的东西代替杖具。许多杖杀人的情况，用的就不是杖，而是棒，同杖相比，棒要粗重得多，击打人身显然更容易造成伤残或致死。辽时除杖之外，又有木剑、大棒、沙袋、铁骨朵等，都比杖厉害。辽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年间（927～938）制作大棒和木剑，打人的数目自十五至三十不等，受此刑者罕有不残废的。辽穆宗耶律璟应历年间（951～969）又制作沙袋，它是用牛皮缝制成的，长六寸，宽二寸，装有一尺多长的木柄，并规定，凡是应决杖五十以上者，就用沙袋来打。行刑时向周身猛击，皮肤不见伤痕而内脏破裂出血，许多人受刑不久即死。后来又制作铁骨朵，规定行刑的次数为五下或七下，但即使只有这么几下，也会轻则致残，重则致命。南宋时，理宗赵昀用刑狠毒，常用“断薪”（折断的木柴）为杖打人的手或脚，名曰“掉柴”。和辽代的铁骨朵相似的，明代叫金瓜，在朝廷由御前校尉执掌，常用来责罚朝臣。洪熙元年（1425），李时勉上疏触怒仁宗朱高炽，仁宗命令武士用金瓜打他，十七下便打断肋骨。
还有的酷吏用的杖具是特制的。明代成化年间，监察御史王琰巡按苏州时，用大毛竹剖开做成竹板子，起名为“番黄”。用它行刑，许多人不到打够数就气绝身亡，侥幸不死的，也必须请工匠用细镊子小心地取出烂肉中的竹刺，然后求医敷药，清除淤血，卧床百天以上才能痊愈。有一天，王琰到无锡巡视，一个和尚来不及回避，冲撞了他的仪仗，他立即下令用番黄杖责和尚。和尚不一会便死去，王琰大怒，骂他装死，喝令继续打，那和尚终于没有再醒过来。后来，王琰被提升到朝中任职，得罪了宪宗朱见深，在午门尝到了受廷杖的滋味，结果受杖两天后送了命。
历代对犯什么罪应受笞杖的刑罚虽有规定，但在执行时常常是随意定罪，动辄使用笞杖。在衙门里当差的人役们不知哪句话冒犯了官长，就要受到杖责。唐代杜牧诗云：“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诗中所说的情况，在其他朝代也是这样。隋代的崔弘度有一次正在吃鳖肉，八九个人在旁边伺候，崔弘度一个个地问他们：“鳖肉味道佳美吗？”侍者平时就怕他，都回答说：“佳美。”弘度大骂道：“蠢奴才，竟敢骗我！你们没有吃过这鳖肉，哪能知道它的味道美不美？”喝令把他们每人杖八十。当时京师长安有谚语说：“宁饮三升醋，不见崔弘度。”可见这个崔某是多么暴虐了。与崔弘度同时的著名酷吏燕荣在任幽州总管时经常对手下进行鞭笞，一次责罚的数目竟多达千数，被打的人鲜血淋漓，他在旁边饮酒吃肉，神态自若。有一次，燕荣外出视察，看见路旁丛生的荆棘可以制作笞杖，就叫人当时制作一根，随意抓过来一名随从试试是否好用。那人辩白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打我？”燕荣说：“今天打了你，以后你真的犯了罪，就用今天打的数目来顶替，不再打了。”过了不久，那位随从果然因犯错误应该受笞杖，他立即提出：“前次我已挨过了，老爷您说再有罪就应当免刑，因此今天不能打我。”燕荣斥责他说：“你没犯罪时尚且能受杖，现在犯了罪不是更应该受杖吗？”于是不由分说，把那人再次打了一顿。明万历时，有个叫陈经济的任湖州太守，他有个毛病，最讨厌乌鸦叫，在衙门里偶尔听见院中有乌鸦叫，就将衙役痛加笞杖。因此，当时人们都叫他“陈老鸦”。
一些朝代规定笞杖之刑是杖臀，即打屁股。若是妇女犯罪需用笞杖，也是杖臀。宋、元两代都有“去衣受杖”的规定。明代沿袭旧制，规定妇女犯了奸罪需要笞杖者，必须脱了裤子裸体受杖。这对妇女来说，不仅是残酷的皮肉之苦，也是难堪的精神之辱。明代的这条规定造成一种社会弊病，民众中亲戚邻里之间若有因小隙而成仇怨者，一方就捕风捉影，寻找事端，指控对方家中妇女有奸情，然后贿赂官府，让逮捕被告妇女裸体受杖。到执行刑罚那天，原告一方事先约集亲友，一齐来到公堂，名曰“看打”。他们又花钱买通行刑的衙役，让他们在行刑时对受刑女子百般凌辱。衙役干这种事是很在行的，他们的手段有“掘芋艿”、挖荸荠”、“剖葫芦”、“剥菱角”等名目。有时县官还未升堂，衙役先把被告妇女脱掉裤子示众，名曰“晾臀”；有时行刑完毕，仍不让妇女穿裤，随即拉到门前大街上，名曰“卖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妇女受不了羞辱，回去后便寻了自尽。还有一种惯例，被告妇女必须光着脚过堂。未过堂之前，先在衙前戴着刑具暂押。这时，仇家就趁机闹事，怂恿无赖子弟把这妇女的鞋子脱掉，裤子褪下，有的人顺手把鞋子拾去，满街人随意传看。如果这天官不出堂，第二天照样闹一番。在过堂之后，还要监押在衙门前示众一天，无赖子弟又来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嘻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系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这样的侮辱。
清代仍有妇女裸体受杖的做法。晚清俞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佻达，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到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他常对人说：“刑律上明文规定，妇女犯罪应决杖者，‘奸者去衣，余罪单衣决罚’。行杖时是打臀部的，所谓单衣就是单裤，去衣当然就是去裤了。”别人辩不过他，他坚持一直这样做。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子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奖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人家为十三、四岁的儿子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新婚之夜，新媳妇把小女婿拴在床腿上，把自己相好的一位屠夫藏在新房中同居。事发后被捕，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把衣服夺下来，不让给她穿，这个女子只好光着身子走回家去。
清代裸杖妇女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奸情案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妓女，命令衙役把她脱光衣服予以杖责，又让用杖头捅入妓女的阴户。朱铄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朱某痛恨妓女，想用重刑煞住当地的嫖风，但其手段也未免太过分了。
像朱铄这样的狠官毒吏比比皆是，但古代也有少数官吏在使用笞杖刑罚时，相对来说较能通情达理，稍存宽厚仁慈之心。据说，宋朝开国功臣曹彬为人仁爱多恕，用刑慎重，他任徐州知府时，有一次一名小吏犯下罪过，立案审理后应该用杖刑，可是过了一年曹彬才对他进行杖责。属吏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听人讲过那个吏员犯罪时刚新婚不久，如果对他用刑，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是新媳妇的八字不对带来的灾难，从而对她加以虐待，使她蒙受冤屈无法存身。我把此事缓期执行，既不影响他的家庭，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众人都佩服他的见解。
宋朝胡太初关于使用笞杖刑罚时曾说过“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的话，即是指对老人幼童及有病怀孕的犯人不要笞杖。他还说，在问官醉酒时、犯人醉酒时或犯人身体瘦弱这三种情况下都不要用刑。明代万历时曾任刑部侍郎的吕坤进一步发挥了胡太初的观点，他著有《刑戒》八章，对审案时使用笞杖订立了八项戒规。第一项叫做五不打：老人不打，幼童不打，病号不打，饥寒而无衣食者不打。被人打过者不打。第二项叫做五莫轻打：朝廷宗室不要轻易打，官员不要轻易打，秀才不要轻易打，童生不要轻易打，妇女不要轻易打。第三项叫做五勿就打：某人正在着急不马上就打，其人正在发怒不马上就打，其人醉酒未醒不马上就打，其人走远路刚到不马上就打，其人半跑而来喘息未定不马上就打。第四项叫做五且缓打：我正在发怒时且缓打，我饮酒方醉时且缓打，我正在生病时且缓打，我未见到真凭实据且缓打，我对案情处理不了且缓打。第五项叫做三莫又打：以用过拶指不要又打，已用过夹棍不要又打，将要枷号示众不要又打。第六项叫做三怜不打：佳节良辰时案犯应该可怜不要打，严寒盛暑时案犯应该可怜不要打，案犯正在伤心时应该可怜不要打。第七项叫做三应打不打：尊长有错应该打，但他若是与年轻晚辈争讼就不要打；百姓有错该打，但他若是与衙役争讼就不要打；工役铺行有错该打，但他若是为衙门办事或采买自用物件就不要打。第八项叫做三禁打：禁止用重杖打，禁止从案犯身体下部打，禁止用非刑手段狠打。
曹彬、胡太初、吕坤等，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廉明仁厚的清官了，可惜这样的官员实在为数不多。他们的这些仁慈的做法只是在法制制度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缓解的措施，而不能从根本上废止笞杖的酷刑。
在官府衙门里直接对犯人用刑的皂隶们，一般都是心狠手辣的，否则难以充当这样的差使。但是在这些人中，也有个别心地良善之辈。清代，浙江秀水县人诸锦的祖辈有在县衙当差的，很怜悯犯人受杖的痛苦。他听人说受了刑伤后饮小便可以止疼解毒，就把自己用的竹杖浸在厕里的尿桶里，该他行刑时，就使用这浸了尿的竹杖，打过人既不疼也不化脓。这样，他坚持了数十年。到诸锦这一辈地位显达，人们说他是因先人积德得到了善报。南宋有个郑金的，发明了一种名叫“杖丹”的药方。其法是把水蛭焙干，研成末，加少量朴硝，用水调成糊状敷在伤处。他常常把这秘方施用于吃官司受杖刑的人，疗效非常明显。在滥用酷刑的封建时代，这样的善举可以说是茫茫暗夜中一点难得的亮色。
注:
笞杖是古代使用得最广泛的刑罚。“笞”的本意是用竹条或木条对人进行抽打，杖的本意是拐杖。古时候，儿子不孝，父亲可以用拐杖打他。舜小时候是很孝顺的，他父亲用小杖打他，他就忍着，若用大杖打他，他就逃开。后来把笞杖作为一种刑罚，据说是沿袭了古代父亲打儿子那种教诲、训诫的含义，所以又把笞杖称为教刑。
汉代以前官方规定的五刑是墨、劓、宫、刖、杀，没有笞杖
参考资料：铁血书库档案页
古代刑罚小知识：
“拉下去重责40大板！”
对于这样的情节，我们可以经常从古装剧中看到，这就是古代衙门里经常使用的刑罚——杖责（俗称“打板子”）。
对于杖责，算是一种惩罚，也算一种手段。一方面是案子已结后对当事人的惩罚，另一方面也可以算做为了拿到口供的一种强迫手段。
但我觉得现代人可能忽略了其中的血腥，那我就从下面两个方面说说吧：
1、 痛苦。
既是刑罚，就不可能不产生痛苦，但杖责的痛苦可能一般人想象不到。一般古代公堂中所使用的板子，最小号的也是要在20斤以上，大号的可达到40-50斤，这样的重量高高举起再重重落下，估计没几个能受得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犯人一听见打板子就吓得要死的原因。一般来说，能清醒地挨满20板子的就不算多，能挨够40板子的更是少之又少，往往是中途就昏厥甚至毙命了。大家如果不相信，不妨去找快二三十斤的木板照自己屁屁上来几下，应该就能体会到这滋味了^O^。
2、 技巧。
没错，360行每行都有自己的技巧，衙役也不例外。古代的衙役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首先要练好的就是打板子。练习方法有两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相同。
第一种：外轻内重。
这种打法是用衣服包裹着一块厚石板，要求打完之后，衣服毫发无损，里面的石板却要打成碎石。这种打法往往是案子已结时，给予犯人的比较狠的惩罚。照这样的打法，往往只消20下，犯人的骨盆甚至内脏便会碎裂，但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损伤，而实际上的结果是非死即残，实在算是比较阴险的打法了。~_~!
第二种：外重内轻。
这种打法是用衣服包裹着一摞纸张，要求打完之后，衣服破破烂烂，里面的纸张却毫发无损。这种打法往往是用于逼供，照这样的打法，看起来是皮开肉绽，实际上是伤皮不伤骨，没什么危险，等犯人疼晕过去就泼水，泼腥了继续打，在犯人招供之前一般是出不了人命的。所以，后来就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犯人估计自己可能会挨重板子（比如第一种类型），而去贿赂衙役，这些衙役收了钱之后，自然就按后一种打法打了。不了解其中内幕的官员往往也就被蒙骗过去了。
怎么说呢，对于肉刑，从来都是很血腥的，最简单的肉刑也不例外，而肉刑虽然违反人道，但也算比较好用。比如新加坡现在就保留着鞭刑。呵呵，估计记吃不记打的人也不多吧
廷杖
皇帝在朝廷杖打大臣。始于汉明帝，此后各代均有廷杖大臣之事，明后期尤甚，杖死者亦不少。即皇帝在朝廷上杖责臣下，是对官吏的一种酷刑。明代往往由厂卫行之。成化以前，凡廷杖者王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毰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刘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明代的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多为不法，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此后明成祖永乐时期废此不行，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廷杖。
被廷杖的大多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而廷杖的缘由也是无所不有。劾严嵩，论妖僧，谏万贵妃干政，要廷杖；谏元夕观灯，谏武宗南巡，谏嘉靖勿服金丹，也要廷杖。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上一本的杖三十，上两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杖完，人就死了。
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的密令决定，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可能会导致残废，而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则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大宦官刘瑾就曾在午门杖死过23个大臣。
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太子又叫国本，因此，这次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最后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们最主要的手段了。
“国本之争”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直到福王赴洛阳就藩才算告一段落，但万历悲痛欲绝，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因此，不管朝廷讨论的事情是对是错，纯为反对而反对，而冒险骗取廷杖的也大有人在。
封建五刑--徒刑
徒刑是一种刑罚、其名始于北周。内容是将罪犯拘禁于一定场所,剥夺其自由,并强制劳动。由此可见，其实徒刑区别于其他古代刑罚，比如死刑，宫刑等等，就是多了“强制劳动”的内容。徒，就是劳动或强制劳动的意思
监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狱是原始人驯养野兽的（音景）槛或者岩穴，到氏族社会后，用来关押俘虏，驱使他们劳动。国家产生之后，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监狱也产生了。
最初没有“监狱”这个名字，夏朝叫“夏台”（现在河南禹县境内），是中央监狱的名称，一般叫“圜（音唤）土”。商朝监狱叫“□（音游）里”（现在河南汤阴县东北），还叫“圉”（音雨），是甲骨文中出现的一个字，意思就是“狱”。周朝时也叫“圜”或者“囹圄”（音零雨）。
周朝的监狱圜土中关押的犯人，要在监督下进行劳动，如果能改过自新的，重罪三年后释放，中罪两年后释放，轻罪一年释放。但是释放后三年内不能被当平民对待。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监狱的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此时的监狱名称也有了变化，叫做“圄”。到秦朝时，因为法律严酷，犯罪的人增多，所以监狱也比以前增加许多，郡县基本上都有监狱。同时，为了适应需要，秦律的《囚律》中有了监狱管理方面的详细规定。
监狱从汉朝开始称为“狱”，汉朝的监狱更多更滥，除了中央监狱即廷尉狱外，还有各个官府自行设置的监狱。此时的监狱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如内宫、居室、保宫和请室等。地方上的郡县也都有自己的监狱，当时全国共有两千多所监狱。南北朝时的监狱体制基本上继承了汉朝体制，但北朝除了监狱外，还挖地为狱，叫做地牢。
古代监狱
说起古代衙 门里的监狱，人们可能会立即联想到“苏三起解”里的洪洞县监狱。这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监狱之一。洪洞县监狱设在县衙大堂口右角，主要是便于随时提审犯人。监门内有一照壁，通道只有一面，为了防止囚犯逃跑。一入监门，就有接连拐四个直角、五道门的甬道，接着是一条约一米多宽的“胡同”。“胡同”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的监房，关押一般的杂犯；“胡同”的南尽头，往东拐直角弯是内监所在，专门关押死刑重犯。内监是四合院形，东西南三面是普通式监房，北面有两幢无窗窑洞式监房，这是关押死刑待解女犯的女监，相传名妓苏三就曾在此关押。从洪洞县监狱，可了解到古代监狱建造和设置的大概情况。
监狱，古人称为“囹圄”，顾名思义，是专门囚禁犯人的地方。作为衙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中央司法机关设立的监狱外，地方各级衙门，尤其是州（包括府、郡）县衙门也都设有监狱。
汉代的监狱名目、种类繁多。据《汉书·刑法志》等记载，汉代全国共有二千余所监狱，仅京城长安就有监狱二十几种：有专门关押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的若卢狱、左右都司空狱、居室狱等；有关押女性囚犯的掖庭狱；以及囚禁官署吏卒的上林狱、都船狱、内官狱等。此外，京城有京兆狱，长安县有长安狱，都属于京城的地方监狱。汉代著名的酷吏尹赏任长安县令时，曾在监狱里修造了名为“虎穴”的地牢，挖地数丈深，四面砌墙，用大石板盖在出口。他曾命长安县里的乡吏及邻里检举地方的恶霸无赖，然后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以百人为一批，依次关进虎穴中，用大石板盖住。几日后再打开，只见里面的人都死在一起，先后死了数百人。
自东汉以后，在形式上，基本上改变了监狱名目种类繁多的状况，实行地方州县各置监狱，京城洛阳只设廷尉狱及洛阳狱二所。这种监狱体制也为后世所继承。隋唐以大理寺为中央司法机关，设大理狱；明清以刑部为中央司法机关，改设刑部监狱，同时对监狱的管理也作了明确规定。但事实上，监狱形式及管理混乱的状况却是普遍存在。例如，宋朝法律对监狱管理制度曾作了严格的规定，但各地方衙门却大多是我行我素。当时曾有“门留”和“寄收”的做法，这本是一种临时拘留的措施，但衙门官吏常常将那些无辜的证人及有关人员一概收禁，并借机向他们敲诈勒索，不满足这些官吏的要求便不予释放，以致于监狱里常常人满为患。还有一种名为“拘锁”的监禁措施，本来是一种短期监禁，但常常成为地方衙门任意残害犯人的手段。衙门官吏对那些被拘锁的人不给口粮，让他们活活饿死；或者擅自对犯人严刑拷打，将他们折磨至死。甚至有的地方豪强勾结衙门官吏，罗织罪名，拘锁无辜的平民，然后将他们弄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在所有类型的监狱名目中，后人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班房”了。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坐班房”作为进监狱的代称。其实，班房并不是监狱，它是衙门中三班衙役办事的地方。最初为了防止延误审判，州县衙门常将一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轻罪犯人以及干连佐证等投进班房候审，并派差役看管，以便随传随到。一旦关进班房，落在衙役手里，便成了衙役们凌虐、敲诈的对象也用衙役们的话说，到了他们手里，就得揭他一层皮。
班房里面，不管是证人还是“犯人”，都闹哄哄挤在一块，睡觉拉屎都在一起。当然，班房也有“等级”，有钱的人花五十吊钱，可以进有床铺的大间；再花三十吊去掉铁链；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要吃鸦片也可以，开一回灯五吊钱，其余吃饭吃菜也都有价钱。反正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而没有钱的犯人，一旦进了班房，那就真如进了地狱一般，受尽虐待、折磨，暗无天日。
五花八门的狱具
小说《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流落东京，在天汉州桥卖刀，被泼皮牛二凌逼，一怒之下，杀死了牛二，去开封府自首，被关进了死囚牢里。有一首词，专道这牢里的种种狱具：
推临狱内，拥入牢门。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镣。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如真地狱。。
这首词里的麻绳、木匣、锁、镣等等，都是监狱里用来限制囚犯行动自由的刑具，称为“狱具”，也叫“戒具”。根据文献记载及地下实物发掘，可以证实，早在商朝时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狱具了。在甲骨卜辞中，有？、？等字。？像监狱，？为人形，？则是拷住囚犯双手的狱具，这种狱具称之为“？”。除了？以外，还有桎、梏。桎是戴在脚上的足械，梏是戴在颈部的狱具，类似于后来的枷。据说商纣王时，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专门打造了几千个桎、梏，用来对付那些不愿顺从自己的诸侯。周文王就被桎梏囚于？里，关了整整七年。由于？、桎、梏都是木头制作的，所以后人把它们合称为“三木”，成为狱具的代称了。
自秦汉以后，法律上对各种狱具的规格与使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常用的狱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枷枷既是刑具，也是最常用的狱具。它的形状为方形，中有圆孔，两半合拢套在囚犯的头上，限制囚犯的行动自由，并根据囚犯罪情的轻重，规定枷的不同重量。死罪枷重二十五斤，流徒罪枷重二十斤，杖罪以下及刑讯时所用的枷重十五斤。所有的枷都用干木制做，并将大小尺寸及轻重斤两刻在枷上。除了一般的枷外，还有连枷与盘枷。连枷是将枷的长度延长，前后有两个孔，将两名囚犯一前一后枷在一起。盘枷则主要是押送囚犯时所用的。《水浒传》里在描写押解犯人时用的“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就是这种盘枷。
杻、镣这是束缚囚犯手足的狱具。杻又称子杻，俗称手铐、手靠，是一种长方形、中有两个圆孔，用来铐住囚犯双手的狱具。它常常与枷、镣等一起使用，主要用于那些死刑重犯，但仅限于男犯。女犯虽死罪也不用杻，这主要是考虑到女子饮食便溺不便托付他人的缘故。镣又称脚镣，它的形状是两个铁制的环，分别戴在囚犯的双脚上，中间用铁链相连，以限制囚犯的行走自由。
锁这是套在囚犯颈部，用来限制囚犯行动自由的狱具，又称鏁、铁索，也叫琅铛。俗话说，“锒铛入狱”，可见这也是一种常用的狱具，尤其是差役抓人时，常常是“一抖铁索，往脖子上一套，拉了就走”，主要作用是防止犯人逃跑。它可以同枷等狱具一同使用，主要用于重罪犯人；单独使用时，则主要用于轻罪犯人。
匣床这是宋朝以后出现的一种狱具。最初它仅仅是一种与枷一起使用、防止囚犯逃跑的足械，称为“匣”。在《水浒传》里，武松被张都监诬陷下狱，狱卒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不容宽松些。到了元朝，又将它发展成了床的形状，称为匣床，也叫囚床。囚犯躺在匣床上，头上有揪头环，颈部有夹项锁，胸前有拦胸铁索，腹部有压腹木梁，两手有双环铁扭，两胫有短索铁镣，两脚闸在匣栏上，另用一块号天板，上面钉满三寸长的钉子，密如刺猾，利如狼牙，盖在囚犯身上。匣床的四周是木栏，形状像鸟笼。囚犯全身都被固定在匣床上，四体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辗转。囚犯被关在匣床里，不用说是蚊叮虫咬，就是毒蝎蜇身、大蛇缠头、饿鼠啮足，也丝毫不能动弹，如同活死人一般。明朝时，一个叫阿里·阿克巴尔的外国人在他所写的《中国纪行》一书中，记录下了刑部监狱里犯人上匣床时的惨状：犯人被绑在木板上，他们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用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一百码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他们哭嚎着。。。。。。
催命的狱卒
从国家行政体制上来说，除了监狱的主管官员大小还算是个“宫”外，其余的狱卒牢子等都是被视为最低下、最卑贱的“贱役”。然而，正是由于这些“贱役”管理着狱中囚犯的一举一动，囚犯的命运可以说是直接操纵在他们手上。如果把监狱比作地狱，那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催命判官”。
西汉初年，有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名字叫周勃。周勃不仅在汉王朝建立的过程中浴血疆场，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刘邦死后，吕氏家族图谋篡夺刘氏江山的紧要关头，他力挽狂澜，调动军队平定了叛乱，迎立了汉文帝。周勃也因功勋卓著，先后被任命为太尉、丞相，并封为绛侯，食邑万户，长子周胜之还娶了文帝女儿为妻，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然而，后来因有人告他谋反，被交廷尉审讯，关进了长安监狱。入狱后，周勃惊恐之下，竟然不知所措。而监狱里的狱卒并没有因为他身为诸侯而予以优待，相反，像对待一般的囚犯一样，对他百般凌辱、虐待。周勃无奈，只得以千金向狱吏行贿。狱吏得了钱，立即改变了态度，而且还教周勃让儿媳妇去向文帝说情。本来汉文帝对周勃谋反一事就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只不过想挫挫这班老臣的威势，现在见女儿来说情，自己的母亲薄太后也说周勃不可能谋反，便落得顺水推舟，不但释放了周勃，还恢复了他的爵位封号。周勃出狱后，感叹地说：我曾经统帅百万大军，自以为尊贵无比，位极人臣，哪里知道一个小小的狱吏竟然也如此尊贵！
周勃的话，虽然夹了点牢骚，但说的却是实情。不论你官多大，位多尊，只要进了监狱，那就是狱吏牢子们的鱼肉，命运操纵在他们的手里，任其摆布了。关于这一点，西汉时的韩安国与狱吏曾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原是梁孝主的侍从官，因犯罪入狱，遭到了狱吏的百般凌辱。韩安国对他说，你难道就不怕死灰复燃吗？狱吏回答说，燃起来就用小便浇灭它。在这里，韩安国用“死灰复燃”警告狱吏自己仍有可能有重新得势的一天，要狱吏不要过分虐待自己，把事情做绝；而狱吏用小便浇灭复燃的死灰，向韩安国说明只要在他们这班狱吏手里，就得由他们摆布，不会让你有死灰复燃的机会。有意思的是，韩安国后来果然“死灰复燃”了，不但被释放出狱，而且还被任命为主官梁国行政事务的内史。韩安国找来那个曾经虐待他的狱吏，可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予以重用。
由于古代监狱奉行的是侮辱摧残犯人的威吓主义，所以，尽管封建法律在形式上对狱吏凌辱、虐待犯人的行为严厉禁止，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往往是一纸空文。《水浒传》里的一个管监狱的差役就公开宣称，“你（指囚犯）这把贱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身碎骨。”好一副“判官爷”的口气！
狱卒凌虐囚犯，主要目的无非向囚犯敲诈勒索。五代时有一个名叫申贵的眉州刺史，他曾公开指着监狱的大门说，这是我家的钱穴。宋代的监狱官吏也公开受贿索贿，以狱为市。如果囚犯不给钱，就让他们睡在潮湿的地方，还不给他们饭吃。遇到那些没有钱的囚犯，干脆把他们像猪狗一样对待。囚犯生病后不医治，也不报告，直到病重甚至死后才报告上司。在《大明律·慎刑说》里，也披露了明朝监狱里狱吏们横行不法、凌虐囚犯、苛刻索贿的黑暗现实。狱卒向囚犯要索不遂的，甚至将囚犯凌虐致死。
囚犯要想免遭狱吏们的凌虐，只有“破财消灾”这一条路。周勃出将入相，尊贵无比，但在狱吏的凌逼面前，也只好乖乖送上黄金千两。狱吏们得不到钱时，可以把囚犯打入地狱；一旦得到钱，马上就换一副面孔。在这一方面，《水浒传》里沧州牢城里的差拔，可算得上是一个典型。林冲发配到沧州牢城后，差拔不见他把钱交出来，便破口大骂，什么“贼配军，满脸都是饿纹，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等等，直把林冲骂得一佛出世；等林冲送上银两之后，却马上变了口气，恭维林冲是“好男子，久后必然发迹”，“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宫”。林冲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也算有点身份和名气，但不拿出钱行贿，照样受到狱吏的痛骂；那些无财无势的平民百姓，落在他们手里，其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乐不思家的狱霸
如前所说，监狱里的狱吏是“催命判官”，而监狱里的狱霸则是牛头马面的小鬼。狱霸虽然本身也是囚犯，但他们在监狱里关押的年月长久，熟悉狱中情况，以他们的“资格”，自然而然成了犯人们的“首领”；加上他们和狱吏、牢子熟识，关系密切，同时又和犯人居住一起，狱吏也利用他们来管理囚犯。因此，他们虽身为囚犯，却有着一般囚犯所没有的特权、自由和“威望”，俨然是狱中的霸主。新来的囚犯，除了要向狱吏行贿外，同样也必须“孝敬”这些狱霸，听从他们的指令。狱霸们利用他们与狱吏的特殊关系，相互勾结，凌虐、欺压囚犯，肆意横行不法。
囚犯进了监房，如果没有孝敬狱霸，便会受到一顿“下马威”。小说《活地狱》里，财主黄员外的管家黄升和佃户王小三因为一件普通的官司，被差役们诱骗进了班房。因为他们并没有带钱，加上不懂这里头的规矩，招来同班房犯人们的毒打，两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但那些犯人还不解气，不让他们睡觉，罚他们站在地中。王小三困倦极了，不小心倒在了一个犯人腿上，结果又招来一顿痛打，打得他如杀猪一般的叫。如此这般犯人还觉不够，又将王小三的一只手的大拇指和一只脚的大脚趾用绳子拴住，高高吊起，在底下用拳乱打；还有人点燃一根蜡烛，在那里烧他肉。而看管班房的差役闻讯走来，竟然对他们说：既然没有钱，这个苦是要吃的了。这种对无钱犯人的凌虐，往往一直要等有了新的犯人进来，才会减轻。
狱霸能够横行不法，主要还是靠狱吏的撑腰。所以他们有什么好处，总不会忘记送上一份；而狱吏得了狱霸的好处，自然也就处处维护狱霸。因此，相互之间狼狈为奸。清朝的张集馨在自撰的年谱中，就记载了资州牢里一人名叫周鸣同的狱霸的劣迹。
周鸣同因推跌父亲致死，被判永远监禁。周鸣同在狱年月一久，被派为牢头。他在监狱里开设了当铺，对犯人重利盘剥。囚犯入监，都要向他孝敬钱物，否则就要受到种种凌虐甚至非刑拷打。主管监狱的吏目姜淳因得到他的好处，对他的不法行为不仅不闻不问，反而百般袒护、纵容。他可以自行出入监狱而不受限制。新来的人犯入监，他便带同其他缓决犯人将此人吊在柱子上，将水桶盛满水挂在背上，用竹签进行拷打逼赃，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不停止拷打，还让犯人用嘴吹他们的尿壶。开始他们只是吊拷牢里的犯人，后来路过寄监的犯人也要吊拷逼赃，再后来干脆连押解犯人寄监的差役也被他们吊打逼赃。每次所得的钱，自然有吏目姜淳的一份。姜淳前后共分得银四百余两，他的家人也分得八十余两。姜淳得了钱，更放手让周鸣同胡作非为。周鸣同也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对入狱的女犯进行强奸。姜淳得知后，觉得他太胆大妄为，但周鸣同马上送上二百两银子，将此事遮掩过去。后来有一次井研县的差役押解犯人进省，路过资州，也遭到周鸣同等人的吊打逼赃，备受凌虐。差役一怒之下，去资州衙门喊冤告状。知州舒翼问知情由后，将周鸣同提到州衙内责罚，并下令将他在监狱内枷号，结果周鸣同竟然纠集同监犯人鸣锣击鼓，并放火焚烧监狱，幸而被及时扑灭。知州舒翼得知后，生怕事情闹大，不敢再深究，还释放了周鸣同。但井研县的差役不服气，又到省里控告。省里派员调查，并将周鸣同等人提省审讯。结果周鸣同等被判秋后处死，吏目姜淳也被处绞刑。
周鸣同恶贯满盈，最终伏法，实属咎由自取，但那些横行不法而逍遥法外的狱霸，更不知有多少。甚至有些狱霸乐此不疲，宁愿永远在狱中做囚犯。在清代大文豪方苞的《狱中杂记》一文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狱霸，他因杀人罪被关进监狱，与狱卒、胥吏相互勾结，欺凌犯人，每年所得竟也有好几百两银子。后来遇到大赦，被释放回家，在家里呆了几个月，闲得无聊，无所事事，正好乡里有人犯了杀人罪，他自愿去替他顶罪，因为根据法律，只要不是故意杀人，不会判处死刑，最重不过永远监禁狱中，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就这样，他又回到监狱里过起了当狱霸的日子。过了两年，又逢大赦，他照例被减刑发遣边疆，可他不愿离开，再三请求留在监狱里，但没有被允许。他怅然离开监狱，伤感地叹息道：“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到这里来了。”
无独有偶，在《清稗类钞》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以狱为生的狱霸。此人姓张，于同治年间因为杀人入狱，在狱中监禁了近十年。每年靠盘剥欺诈同监犯人所得，达千两白银，他把这笔钱交给家里的妻子去放高利贷。光绪元年（1875）遇大赦出狱，回家一查帐，靠高利贷赢利好几千两银子。高兴之余，又后悔被赦出狱，因为其他营生都没有做囚犯赢利丰厚。他在家呆了一年多，无所事事，整天郁郁不乐。正好村里有人斗殴杀人，他听说后，反过来向胥吏行贿，主动要求顶替入狱。入狱后，收入更丰，引起其他一些狱霸的忌恨。他们也想学他的样子，但资历、声望以及势力都不如他，因此想将他排挤出狱。光绪十六年（1890），皇帝大婚，慈禧太后归政，又大赦天下。那些狱霸便用重金向狱吏行贿，请求将他释放出狱，递解回籍，以免后患。就这样，他被强行驱逐出了监狱，带着妻子和万两银子回乡。离开监狱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一句话：“难道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回这里来了吗？”
屈辱的女囚
在《聊斋志异·》里，有一篇“伍秋月”，其中说到女鬼伍秋月被阴间的皂役捉去，关进了监狱，两个狱卒对她动手动脚，百般调戏、侮辱。其中一个狱卒还厚颜无耻地挽着她的脖子说：“既然成了罪犯，难道还想守住贞节吗？”这里写的虽然是阴间地狱，但说的却是阳间牢狱里的实情。
在衙门的黑牢狱中，苦难最为深重的，恐怕要算是女囚了。古代对妇女的贞节非常重视。监狱之中男女混杂，肮脏黑暗，这是人所共知的。妇女一旦进了监狱，便成为狱吏、牢子们凌辱的对象，要想保持贞节，事实上是很难的。一个监狱里看管女犯的官媒就公开说：凡是发到这里的女人，哪一个不是犯法的？已经犯法还充什么节妇！因此，历代法律对妇女收监监禁，都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汉代法律规定，妇女非本人犯法，而因连坐等原因要被判刑的，一律不得拘捕监禁；需要拘讯的，也只能在她的住所内讯问。明朝的《大明律》“妇人犯罪”条中也规定：妇女除犯死罪及奸罪要入监收禁外，其余犯罪一律交丈夫或亲属收管，听候传唤，不得入狱监禁。清朝法律也有大致相同的条文。这些规定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女犯收监后遭受虐待、凌辱。但是，女犯一旦被关进监狱，就很难逃脱这种厄运了。
清代对女犯，一般都交由衙门里的官媒婆看管。凡是初到的女犯，总是先饿上两天，再捱上几顿打，晚上也不准睡。如果不服的，便会被吊起来。至于做贼的女犯，更是与众不同，白天拴在床腿上，让她看马桶，闻臭气；等到了晚上，还要将她捆在一扇板门上，要动不能动，搁在一间空屋子里，直到天明才放出来。当然，这些都还是轻的；一旦女犯被衙门里的书办、衙役们看上，那时除一死，竟没法保得清白。
明清法律都明文规定：奸淫女犯的，要处以杖一百、徒三年；强奸者要处绞刑。但事实上，这往往是一纸空文。那些书办、衙役干脆把官媒婆处当作是免费的妓院，遇到标致一点的女犯，更是个个都要前来领教，张三才去，李四又来，甚至昼夜不绝，或者干脆弄到外面去恣意取乐。而那些被关押的女犯，不是犯死罪，就是犯的奸罪，到了这个地方，也就不得不从。所以女犯失身破节，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其中也有少数真正节烈不肯失身的，触怒了衙役官媒婆，便往往招来残酷的毒打和凌虐。
小说《活地狱》里，有一个女犯，因为不愿顺从，被官媒婆先是伸手三四个巴掌，打得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然后又叫人从梁上放下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把这女犯揿倒在地，将她的手脚如同捆猪一般捆住，再把大麻绳一头穿在她的手脚之中，穿好之后，打了一个死结，再将麻绳另一头用力拉，霎时间便把这女犯高高吊起。女犯被这一吊，早已是头昏眼花。嘴里不住的哼哼乱叫。官媒婆则拿起竹片，不由分说，把那女犯无上无下，足足打了几百下还不住手，打得女犯乱哭乱叫，浑身一条一条的血迹。官媒婆一边打还一边骂：既然想树贞节牌坊，就应该不去犯法；既然犯法到了这里，还要充什么贞节！这就是他们凌虐、奸淫女犯的最“充足”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女犯一进了监房，什么人格、尊严以及贞操等等，统统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任凭他们摆布、玩弄、奸淫。这一切，都是女囚所“应得”的待遇，是女囚们的“命”！
人死如蚁
囚犯一旦被关进了监狱，不仅会遭受种种非人的凌辱、虐待，而且生命也得不到保障。囚犯被酷刑、虐待折磨致死的事，在古代监狱里早已是司空见惯。不但如此，典狱官吏因种种原因，非法公开或秘密地处死狱囚，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虽然封建法律对虐待、处死囚犯的行为严厉禁止，连司法最为黑暗的五代时期的法律也明文规定，凡典狱官吏滥用刑讯等导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文。
非法处死狱囚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打击和铲除政敌。例如明朝的太监魏忠贤为了除掉那些反对他的官员，捏造罪名将他们逮入镇抚司衙门监狱，滥施酷刑逼供，然后将他们非刑处死。有的是酷吏任情滥杀。例如唐武则天当政时，每当有宽宥囚犯的诏书颁布时，酷吏来俊臣等总是先派狱卒将狱中的重囚全部杀死，然后再宣读诏书。宋朝的狱官筮土因为监狱小而囚犯多，狱中人满为患，竟然命狱卒将狱中关押的徒流罪犯百余人全部杀死，然后以病亡报告上司。有的则是仇家收买狱吏设计害死囚犯。例如在《水浒传》里，恶霸毛太公父子为了夺取猎户解珍、解宝猎得的老虎，勾结官府，以“白昼抢劫”的罪名将他们投入大牢。毛太公父子还不罢休，吩咐州衙的孔目将二人结果掉，斩草除根，以免后患。还有的则是典狱官吏向囚犯索要财物不遂而挟私报复，将囚犯或是凌虐致死，或是暗中玩弄手脚害死。对此，连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浩续编》中也不得不承认：在监狱中那许多“无罪而死”的犯人，或是因典狱官吏索财不与而被非法杀死，或是因典狱官吏受他人钱财，代人报仇而将他们非法处死。因此，狱中犯人的生命事实上得不到任何保障。至于囚犯被杀死后，典狱官吏又往往以“病亡”为由报告上司，上司很少会来查究死者的真正死因。这样一来，那些被非法秘密处死的囚犯，到了九泉之下，也难雪沉冤了。
典狱官吏非法杀囚的手段也有多种多样。在《水浒传》里，武松被押解到孟州牢城后，同牢的囚犯要他提防狱吏的暗害，并给他讲述了狱吏弄死囚犯的种种手段：一种方法叫做“盆吊”，这是到晚上先给囚犯吃两碗干黄仓米饭，和些臭鲞鱼，然后趁饱带到土牢里，用绳索捆翻，再用席子卷起来，塞住七窍，把人颠倒过来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另一种方法叫“土布袋”，这是将囚犯捆住后，用一个布袋，装满黄沙，压在囚犯的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这虽然是小说里的描写，但却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如“土布袋”这种方法，就是明朝镇抚司衙门中常用的杀囚方法。它是用重物压在囚犯头上，将囚犯压死。死者的鼻子被压平，面目也不可辨认。除此之外，还有种种骇人听闻的非法杀囚的手段。尤其是太监魏忠贤专权时，镇抚司衙门狱中随意处死犯人，更是家常便饭。有的是将人活活拉死；有的是用铁钉将人钉死；还有的是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身上，顷刻间皮肤卷烂，赤肉满身，婉转两日而死，有的死后骨肉断烂，竟不知是怎样弄死的。
在监狱里，还有一种较为常用的“杀囚”手段：它与一般的杀囚不同，狱吏并不亲自动手，而是设计用种种手段逼使犯人忍受不了而自杀。西汉时的名将周亚夫，其功名、地位与他的父亲周勃相似，但也遭到与周勃同样的命运。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因功官拜太尉、丞相，显赫无比。后来却因购买陪葬用的兵器，被人告发他谋反，被逮下狱。在审讯时，周亚夫申辩说，这些兵器都是葬器，可审讯他的廷尉（最高法院的长官）却硬说他即使不在“地上”（生前）造反，也要在“地下”（死后）造反，并且还授意狱吏对他百般凌辱。周亚夫忍受不了无理陷害和虐待，愤然绝食抗议，结果五天之后，呕血而死。
古代监狱中的狱吏之所以敢于违反法律，杀害狱囚，主要原因是封建帝王的默许和纵容。如周亚夫被逼死，背后真正的凶手是因周亚夫之力而保住江山的汉景帝刘启。他想除掉周亚夫这样的功臣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也不敢公开处死他，只好采取这种卑鄙手段。宋朝民族英雄岳飞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狱中被处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另一种情形则完全是出于封建君王的任情滥杀。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常常随意杀死囚犯，故监狱中经常备有一批犯人，随时供他杀戮，被称为“供御囚”！上行下效，衙门监狱里非法杀囚也就有了“合法”的理由。
自秦汉以后,法律上对各种狱具的规格与使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常用的狱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枷枷既是刑具,也是最常用的狱具。它的形状为方形,中有圆孔,两半合拢套在囚犯的头上,限制囚犯的行动自由,并根据囚犯罪情的轻重,规定枷的不同重量。死罪枷重二十五斤,流徒罪枷重二十斤,杖罪以下及刑讯时所用的枷重十五斤。所有的枷都用干木制做,并将大小尺寸及轻重斤两刻在枷上。除了一般的枷外,还有连枷与盘枷。连枷是将枷的长度延长,前后有两个孔,将两名囚犯一前一后枷在一起。盘枷则主要是押送囚犯时所用的。《水浒传》里在描写押解犯人时用的“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就是这种盘枷。
杻、镣这是束缚囚犯手足的狱具。杻又称子杻,俗称手铐、手靠,是一种长方形、中有两个圆孔,用来铐住囚犯双手的狱具。它常常与枷、镣等一起使用,主要用于那些死刑重犯,但仅限于男犯。女犯虽死罪也不用杻,这主要是考虑到女子饮食便溺不便托付他人的缘故。镣又称脚镣,它的形状是两个铁制的环,分别戴在囚犯的双脚上,中间用铁链相连,以限制囚犯的行走自由。
锁这是套在囚犯颈部,用来限制囚犯行动自由的狱具,又称鏁、铁索,也叫琅铛。俗话说,“锒铛入狱”,可见这也是一种常用的狱具,尤其是差役抓人时,常常是“一抖铁索,往脖子上一套,拉了就走”,主要作用是防止犯人逃跑。它可以同枷等狱具一同使用,主要用于重罪犯人;单独使用时,则主要用于轻罪犯人。
匣床这是宋朝以后出现的一种狱具。最初它仅仅是一种与枷一起使用、防止囚犯逃跑的足械,称为“匣”。在《水浒传》里,武松被张都监诬陷下狱,狱卒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不容宽松些。到了元朝,又将它发展成了床的形状,称为匣床,也叫囚床。囚犯躺在匣床上,头上有揪头环,颈部有夹项锁,胸前有拦胸铁索,腹部有压腹木梁,两手有双环铁扭,两胫有短索铁镣,两脚闸在匣栏上,另用一块号天板,上面钉满三寸长的钉子,密如刺猾,利如狼牙,盖在囚犯身上。匣床的四周是木栏,形状像鸟笼。囚犯全身都被固定在匣床上，四体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辗转。囚犯被关在匣床里,不用说是蚊叮虫咬,就是毒蝎蜇身、大蛇缠头、饿鼠啮足,也丝毫不能动弹,如同活死人一般。明朝时,一个叫阿里·阿克巴尔的外国人在他所写的《中国纪行》一书中,记录下了刑部监狱里犯人上匣床时的惨状：犯人被绑在木板上，他们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用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一百码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他们哭嚎着......
枷枷既是刑具,也是最常用的狱具。它的形状为方形,中有圆孔,两半合拢套在囚犯的头上,限制囚犯的行动自由,并根据囚犯罪情的轻重,规定枷的不同重量。死罪枷重二十五斤,流徒罪枷重二十斤,杖罪以下及刑讯时所用的枷重十五斤。所有的枷都用干木制做,并将大小尺寸及轻重斤两刻在枷上。除了一般的枷外,还有连枷与盘枷。连枷是将枷的长度延长,前后有两个孔,将两名囚犯一前一后枷在一起。盘枷则主要是押送囚犯时所用的。《水浒传》里在描写押解犯人时用的“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就是这种盘枷。
杻、镣这是束缚囚犯手足的狱具。杻又称子杻,俗称手铐、手靠,是一种长方形、中有两个圆孔,用来铐住囚犯双手的狱具。它常常与枷、镣等一起使用,主要用于那些死刑重犯,但仅限于男犯。女犯虽死罪也不用杻,这主要是考虑到女子饮食便溺不便托付他人的缘故。镣又称脚镣,它的形状是两个铁制的环,分别戴在囚犯的双脚上,中间用铁链相连,以限制囚犯的行走自由。
锁这是套在囚犯颈部,用来限制囚犯行动自由的狱具,又称鏁、铁索,也叫琅铛。俗话说,“锒铛入狱”,可见这也是一种常用的狱具,尤其是差役抓人时,常常是“一抖铁索,往脖子上一套,拉了就走”,主要作用是防止犯人逃跑。它可以同枷等狱具一同使用,主要用于重罪犯人;单独使用时,则主要用于轻罪犯人。
匣床这是宋朝以后出现的一种狱具。最初它仅仅是一种与枷一起使用、防止囚犯逃跑的足械,称为“匣”。在《水浒传》里,武松被张都监诬陷下狱,狱卒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不容宽松些。到了元朝,又将它发展成了床的形状,称为匣床,也叫囚床。囚犯躺在匣床上,头上有揪头环,颈部有夹项锁,胸前有拦胸铁索,腹部有压腹木梁,两手有双环铁扭,两胫有短索铁镣,两脚闸在匣栏上,另用一块号天板,上面钉满三寸长的钉子,密如刺猾,利如狼牙,盖在囚犯身上。匣床的四周是木栏,形状像鸟笼。囚犯全身都被固定在匣床上，四体如僵,手足不得屈伸,肩背不得辗转。囚犯被关在匣床里,不用说是蚊叮虫咬,就是毒蝎蜇身、大蛇缠头、饿鼠啮足,也丝毫不能动弹,如同活死人一般。明朝时,一个叫阿里·阿克巴尔的外国人在他所写的《中国纪行》一书中,记录下了刑部监狱里犯人上匣床时的惨状：犯人被绑在木板上，他们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用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一百码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他们哭嚎着......
封建五刑--流刑
古代把人押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的刑罚.隋唐之际，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在五刑制的确立中，流刑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流刑的来源虽早，然秦汉以来，这种以乡土观念为前提的惩治方式并未得到经常的实施，这意味着其惩治力度如何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司法实践的检验，这明显与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
犯徒刑罪的犯人要服劳役，劳役的年限与刑期一样。居作的场所，流刑犯及外州徒刑犯主要供当地官府支配服役，在京徒犯男性主要送“将作监”作工或佣于蔬圃，或从事修筑宫殿、宇庙、城郭、官廨、楼台、桥道等劳役，女犯则在少府监做缝纫染织或佣于厨膳。在地方的犯人则在当地服杂役或在官办手工业所管辖的地方做工。
但是唐代居作制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教育改造囚犯，而是从统治者利益出发对犯人进行奴役，剥削他们劳动成果，这种居作制度带有浓厚的奴隶社会残余的性质。
囚犯在劳役中一律佩劳枷或钳。流刑作为仅次于死刑的严重刑罚
徒刑：与今日的徒刑含义类似，大致就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
流刑：流放，介乎徒刑和死刑之间。
古时刑罚大致可用 “墨劓剕宫辟，笞杖徒流死”概括 清代发遣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
清代的发遣（遣刑），分为当差、为奴、种地等情形，一般而言，职官及生员以上等人犯罪，发遣当差。一般民人犯罪，发遣当差或为奴。无论是当差，还是为奴，都是在边地服劳役刑，为驻军提供服务或粮食供应。发遣，尤其是其发遣为奴的制度，是清代前期奴隶制度残余的体现。发遣比充军还要重，为奴人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清廷甚至宣布如果为奴人犯狡猾凶狠，主人可以将其杀死，而不必负刑事责任。
相比而言，流放轻多了，只有2000里、2500里和3000里距离三档，比充军要轻，而且不太限制人身自由。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作为一种刑罚，流放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放刑罚在我国起源很早，并且沿用历史悠久，从远古流放之刑出现，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
流放之刑的起源虽然很早，然而远古以来多是零星出现，到秦汉时代才逐渐形成体制，直到南北朝后期流刑开始进入五刑体制，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隋唐之际，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自此，流放之刑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刑罚史上，并一直影响到清末。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国家，大多数人被束缚在土地上，安土重迁。人们普遍强调家族主义，子多福多。儿孙满堂，四世同堂，成为多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谁，一旦遭受到流放的刑罚，一定被认为是一件极为不幸的事情。在几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当中，也不知有多少人被流放过，这些人或披枷带锁跋涉于流放途中；或蓬头垢面苟活于流放地方。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流放是十分独特的政治现象，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从而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但为了使流放刑起到降死一等重刑的作用，历代统治者煞费苦心的变换流放的方式，创造了花样翻新的流放形式。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对于流放地点的选择也费尽心机，西北绝域、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之地以及一些海岛都先后成为过流放地，形成了历代不同的流放标准，造就了诸多著名的流人聚居处。这些地方也因为有了流人的开发，呈现了生机和活力。
封建五刑--死刑
古代被判为死刑的犯人，除了重要罚犯（如钦定要犯）或在非常时期（如战争中）应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经有司备案审理并报请朝廷批准判为斩罪的犯人都要在狱中关押，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处决。
古代被判为死刑的犯人，除了重要罚犯（如钦定要犯）或在非常时期（如战争中）应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经有司备案审理并报请朝廷批准判为斩罪的犯人都要在狱中关押，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处决。
执行死刑的时间,从古至清代一般都定在秋后。
《左传》中就有“赏以冬夏,刑以秋冬”的说法
原因是，秋季草木凋零，呈现一派肃杀之气，此时行刑，正是顺应天道肃杀之威。
历史上，除了秦时一年四季都可以执行死刑之外，其他各代处决犯人都在入秋以后，这就是古时常说的“秋决”。行刑的具体月份，各代的规定稍有差别。
西汉时规定在十月以至腊月间，一到立春就决不能再执行死刑。
明代规定执行死刑在秋分以后、立春以前，若有在立春以后至秋分以前处死刑者，杖八十。
唐代也曾规定，若不是在秋分至立春之间处决死刑者，要判一年徒刑。
执行死刑的具体日期也有一定的限制。
如唐代规定，在大祭日、致齐2日、朔日、望日、上弦日、下弦日断屠日月3、二十四节气、假日以及下雨为未晴的日子，都不得执行死刑。
明代规定的有禁刑日子，即每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的，加上二十四节气日、雨未霁，天未晴及大祭享日和闰月的全月。这样的除来除去，一年中能执行死刑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
在可以行刑的日子，行刑的具体时辰也有规定。
若白天行刑必须等到午时，若夜间行刑必须等到天明，这在各代是通例。
斩首的地点和执行其他死刑一样，一般都在市朝。
从春秋时起大多如此。凡将王公大臣或名士大夫斩首，就在朝门外
如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五朝门
明清时在北京午门；凡将普通死囚斩首，就在街市进行
对某一城市来说，行刑的地点有时是固定的，有时是不固定的。清代北京斩人，常在菜市口。有据传说，清代苏州斩人常在五故天亮时，在平时较繁华的街道上执行。市民得知要在这街上杀人，都事先出钱贿赂刽子手，如果谁家不出钱或出钱教少，刽子手就有意在他家店铺前面行刑，这家人就会觉得十分晦气。
执行斩首必须有监斩官，这也是自春秋时就有的成规
监斩官可以由原审理此案的官员担任，也可以由朝廷或上司委派的别的官员担任。
监斩官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把囚犯从监中提出来，带往刑场，监押的方式也有一定之规定。
如南北朝陈时规定，死囚将被处决，押送时要乘露车（车上不能施用遮蔽，如同现在所谓的敞篷车），戴三械（即项械、手械、足械），加壶手，到达刑场后去掉手械及壶手，时辰一到即行刑。
古时还规定，犯人的姓名和主要罪行要书写在手械上，让人们一目了然，周朝时就有这规矩，叫做“明梏”4，后世一直沿用。明清时时是把一块写有犯人姓名及罪行的木牌插在犯人背后，俗称“亡命牌”，这和“明梏”的意义相同。
把犯人押到刑场后，按规定要给犯人吃一顿酒饭，这时不准将犯人塞口堵耳，不准遮蒙犯人面目，要允许犯人的家属和他诀别。监斩官要亲自观察犯人的家属会见情形，判断这犯人的真假，由此“验明正身”，否则容易出现差错。
中国的酷刑可以分为三种：死刑、刑罚和刑讯
死刑可以分为18种：凌迟、车裂、斩首、腰斩、剥皮、炮烙、烹煮、抽肠、剖腹、射杀、沉水、绞杀、毒杀、火焚、钉颅、活埋、食人和其他！
而在所有这些死刑中，最有魅力而有最讲究技术的非凌迟莫数。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凌迟或者类似凌迟的方法在中国古以有之。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字德融，南朝宋皇帝。明帝长子，472年
即位，在位五年，骄暴无比，一日不杀人，就闷闷不乐，后被萧道成杀死，死时十五岁。）就曾经亲自把人割杀。但凌迟作为正式的死刑手段一般认为是在五代时代开始的。陆游就曾经说过：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陵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尤存。”应该说在当时凌迟已经是一种非常艺术的杀人方法了！
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复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宋史·刑法志》规定，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
至于凌迟的刀数早期的已经没有记载了，有记录最早的为元代！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120刀，现在看来相当的少，无论动手的还是观赏的显然是无法尽兴的。到了明代，则有了明显的进步，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远远超过前代。明代有两次胡大明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的进士郑曼耳。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4200刀，郑（从曼从耳）3600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3357刀，因为监斩官之一，刑部河南主事张文麟笔录了整个过程：依律，刘瑾被判凌迟3357刀，分三日割完，第一天先剐357刀，割至10刀，一歇一吆喝，这主要是怕犯人昏迷。当犯人苏醒后再割第二个10刀。第一日刀数割完，天已黄昏，把刘瑾押回监中，松绑，刘瑾醒来，居然又吃了最后一顿晚餐，整整喝了两大碗稀粥！翌日继续用刑，鉴于昨日刘瑾大喊大叫，泄露的不少宫中禁密，遂往他口中塞了一颗大核桃。依旧是割10刀一歇一吆喝，谁知割了数十刀后，刘瑾气绝，未能割足三日。当然即使犯人以死，剩下的还是要割的！
车裂！简单的说就是用动物把人分尸。在中国车裂一般是牛或马！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刑法，使用的动物还有骆驼和大象等！事实上很少顺利的把人分开！曾经有记录某人被分三次，头两次犯人关节韧带全断，但肢体就是不断，不得不用刀把四肢稍微切出切口，第三次才成功。
车裂的历史比凌迟更长！《周礼·秋官·条狼氏》就有记载：“誓驭曰车擐。”这个车擐其实就是车裂。之后，无论是前汉、后汉，还是三国时，车裂之刑一直施行不绝。据记载，北齐时死刑分为四等，最重的就要用车裂。北周时死刑分为五等，第五种为车裂。这都是朝廷明文规定的正式法律。到辽以后，车裂就基本看不到了（遗憾）。
斩首，没什么说的，就是砍头！在各种死刑中艺术性算是比较低的，但是技术要求并不低！生手或外行根本不可能顺利的把头砍下来！曾有记载，一个刽子手连砍17刀犯人的头才被砍下来！需要说明的是，斩首虽然比较常见，但其历史并不很长，在秦代才有斩首的记载，不过当时的斩首指的是腰斩。秦以后斩首才逐渐普及。
周代的死刑有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就是腰斩。P春秋、战国时的史籍中，写到将人处死，多是指腰斩。腰斩，顾名思义，是从腰部把人斩为两截。刑具最初用的是斧子及木砧。随着“技术的进步”，慢慢起用铡刀和铡床。由于人的腰部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器官，所以犯人一般要惨叫30到60分钟才死，所以这是一种比较轻松而赏心悦目的死刑方法！
剥皮是死刑中技术要求比较高的，甚至比凌迟还要高。和其他死刑一样，剥皮的历史也是很长的，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就曾经实行过剥皮，但在明代以前，剥皮一般指的是剥人的面皮。当然，剥皮是死刑中比较有观赏性的，曾有人把犯人剥皮后让他跳舞以欣赏。到了元，有了把整张人皮剥下来的刑法，而在明朝剥皮十分普及，据说明朝大将蓝玉就是被剥皮的，张献忠攻占成都的时候还看见过蓝玉的皮附着在神像上，供在城门。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话说“午时三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法文化
郭建
小时候看《水浒传》，觉得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情节，就是“劫法场”：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里，宋江、戴宗被押到法场，“报道一声：‘午时三刻！’监斩官便道：‘斩讫报来！’”正在此时，梁山好汉一齐发作，“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又如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卢俊义要被处斩，也是在十字街头法场上，也是“午时三刻到了”一声喊，刽子手就要动手。等在酒楼上的石秀吼一声“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拔刀跳下去，拖起卢俊义就走。
其他的古典小说里也常常会有“午时三刻”行刑的情节。比如《古今小说》第三十九卷“任孝子烈性为神”，讲任被判凌迟处死，押赴刑场，“只等午时三刻”。结果任居然在刑场上端然坐化。
那么，是不是古代法律规定在“午时三刻”行刑的呢？并非如此。比如唐宋时的法律规定，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正月、五月、九月，大祭祀日、大斋戒日，二十四节气日，每个月的朔望和上下弦日、每月的禁杀日（即每逢十、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都不得执行死刑。而且还规定在“雨未晴、夜未明”的情况下也不得执行死刑。有人计算后认为，按如此规定唐朝一年里能够执行死刑的日子不到八十天。在行刑的时刻上，唐代的法律明确规定，只能在未时到申时这段时间内（大约合今下午一时到五时之间）行刑。并不是“午时三刻”。而明清的法律只是规定了和唐代差不多的行刑的日期，对于行刑的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实际上在清朝的小说里，这种“午时三刻”行刑的描写就不太多。比如《醒名花》第七回里说：“当时秋尽冬初天气，凡各府州县监牢内，有那十恶不赦的重囚，例于此时处决。是日双流县知县高捷，接得圣旨到来，开读过了，即把处决有名的几个斩犯，到了五更时分，绑到十字街坊行刑。”这说的就是在大清早行刑。
相反也有黄昏行刑的。清人笔记《梦厂杂著》里记载了梅州的一桩奇案。当地一个强奸杀人犯蔡阿三被判死刑。钉封文书（死刑执行令）到达时，恰好知州公出，州里只有一个吏目（管治安和监狱的小官），无法监斩。吏目找来当地驻军的游击（军官）商量，那游击说：“文武一体，我为什么不能监斩？如果按制度请邻州的知州来监斩，至少要三天，会延误期限。”吏目就拆了封，下令提取死囚。两人商议停当已是下午，拖拖拉拉到行刑时已近黄昏，来到城外刑场，天下起雨来，天色更暗。那挑来临时充当刽子手的营兵从来没有杀过人，行刑前一杯连一杯地灌酒壮胆，持刀上场人已大醉，听到一声“斩”，挥刀一砍，见死囚倒地就报“斩讫”。吏目和游击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验看，派一个千总（军官）验看。那千总上前马马虎虎瞄了一眼，就说：“身首分离一丈多远，还活得成吗？”于是草草收场。可第二天收尸，却找不到尸首。游击和吏目惊惶失措，在刑场附近悬赏搜寻，总算在一个茅坑边上找到了蔡阿三。原来昨晚那一刀砍在了肩膀上，他半夜醒来挣扎逃走，无奈伤重走不远。吏目叫来刽子手再补几刀，才算完事。这事被上司发觉后，两广总督亲自审讯，定刽子手和千总是“得贿卖放”，判绞立决；吏目决囚漫不经心，处绞监候；知州和游击都为玩忽职守，判充军。
既然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清小说里“午时三刻”行刑的说法就应该只是当时官府的惯例，或者是说书人、写书人的普遍看法。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午时三刻”究竟有什么奥妙？
古代一昼夜划为十二个时辰，又划为一百刻（“刻”原来指的就是计时的滴漏桶上的刻痕。一昼夜滴完一桶，划分为一百刻）。“时”和“刻”实际上是两套计时系统单位，换算比较麻烦，平均每个时辰合八又三分之一刻。“午时”一般约合今天的中午十一点至十三点之间，午时三刻是将近正午十二点，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这在当时人看来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杀人是“阴事”，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总是会来纠缠作出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等等和他被处死有关连的人员。所以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压抑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习惯上“午时三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
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古代国家在执行死刑时都是要求在白天进行。比如二十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都是在“日出之时”处刑。这里的共同考虑因素显然有防范上的理由，也有威慑民众的理由。不过像中国那样考虑鬼魂阴气因素的却很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对于强调“香火传承”、恐惧“断子绝孙”的中国人来说，“报应”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说教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在民间根深蒂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俗谚就是最典型的表述。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笔，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支笔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那支笔就此抛弃，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避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城隍庙去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驱赶鬼魂祟气。
《水游传》第一百十回讲处死王庆，“刽子手叫起‘恶杀都来’，恰好午时三刻”。所谓“恶杀（煞）都来”，是让死者记住是恶煞神取了他的性命，不要来缠刽子手。而行刑结束后，就如第四十四回病关索杨雄在市心里行刑后，就有一批帮闲朋友上来给他披红挂彩，弄点鼓乐吹吹打打，到城中热闹的酒店喝酒，以赶走可能跟随而来的鬼魂阴气。
说起来中国文化的宗教色彩不浓，可是实际上鬼魂因素却总是在民众乃至于官府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文学作品中“午时三刻”杀人时辰，就是这种鬼魂因素起作用的例证之一。
《文汇报》
关于“推出午门斩首”
在封建社会，皇宫是封建权力的象征，是国内的最高政治中心，宫内统治者的一举一动，往往会对全国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影响。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皇宫大内的一切，都十分注意，许多有关宫廷历史方面的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但历代宫廷都是绝对的禁区，深宫禁掖内的人和事，被隔绝于社会，掩盖在严而厚的闱幕之内。因此，那些流传下来的宫廷掌故，往往夹杂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成份。关于“推出午门斩首”的种种传说，就是如此。
“推出午门斩首”之说，并未见之于正式的史籍记载，而是属于民间传说。尤其在一些历史小说和戏曲之中，叙述此类情节的甚多，影响也很大。但它产生和流传的历史并不很长，大约是从明代才开始有的。这是因为这个传说本身是与“午门”的历史相密切关联的，而宫门以“午”为名，是元末明初的事情。
自古以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莫不大建宫室，其中见谙史籍记载者，为数可达数百。但历考其门阙之名，在元代以前，则均未见有“午门”之称。就以秦代的阿房宫而言，规模之大，项羽进咸阳“火三月不灭”【1】，但其中不见有午门的记载。汉代的长乐、未央、建章诸宫，也都没有名“午”之门。史载未央宫的正门是北门，称作“北阙”，也称“元武阙”【2】；建章宫的正门，则称“阊闾”【3】。唐代皇宫的正南门是“承天门”；另有著名的“大明宫”，它的正门叫“丹风门”。北宋汴梁的皇宫正门是“宣德门”，西京宫殿的正南门称“五凤楼”；而南宋在临安的宫殿正门则名“丽正门”。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筑有宫室，其中如辽在南京(幽州)的皇宫，它的正门称作“元和门”；金在燕京的皇宫正门称为“宣阳门”；元大都的宫殿，正南门是“崇天门”【4】。总之，都没有一个被叫作“午门”的门阙。只是到了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漳在南京称吴王，开始修筑宫室，他把皇城的南门命名为“午门”，这是“午门”之名的第一次出现，但它是皇城之门而不是宫城之门。《明会典》内是这样记载的：“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元武”。【5】到明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漳又在南京改修大内宫殿，决定把阀门称作“午门”【6】，这才是皇宫的正门以“午”为名的开始。以后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在北京正式修建宫殿，一切都仿照南京皇宫之制，而规模则过之，其宫门的正门，也沿称午门【7】，又称五凤楼。从此直到清代，始终未变。“推出午门斩首”之说中的“午门”，应是皇宫的南门，也就是紫禁城的正门。所以，既然午门之名，只是元末明初才始有的，那么，与午门相联的“推出午门斩首”之说，当然也只能产生在此之后。这不仅可从我国宫室建筑的历史方面来论证，而且还可以从许多古代文艺作品中获得佐证。
先以诗词来说，在元朝以前，诗人咏叹五凤楼的诗句是有一些的，像元代诗人陈孚就有：“剑佩千牛卫，旌幢五凤楼”之句【8】，而提及午门之句则未见。只是到明初洪武年间，才见到著名学者俞贞木有：“朝迥骑过午门东”之句【9】。以后，明孝宗时著名文人李东阳也有：“清佩缓随驰道月，绛笼高应午门灯”的诗句【10】。再从小说传奇等作品来看，在明以前，也未见有推出午门斩首的情节，自明代以后，就逐渐见到并且日益增多。如《说唐后传》之内，就有多处关于推出午门斩首或枭首的内容【11】。这是我国成书较早的一本演义小说，据传是经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整理成书、后来又有人多次加以修改过的。其内容主要是叙述罗通扫北和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封神演义》及《说岳全传》内也有提及午门或推出午门斩首的情节【12】，它们成书的时间稍晚，大约在明代中叶；至于在这以后直到清代所大量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公案小说及杂剧之内，关于推出午门斩首之说，就屡见不鲜了。这充分说明此类情节的产生和流传，仅仅是、也只能是在明清两代。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在明清两代产生和流传关于推出午门斩首的情节内容，却并不等于当时真有这一类事情。因为历史事实证明，这种传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
按照传说来看，所谓被推出午门斩首的对象，当然不会是普通的百姓，因为他们根本进不了午门，哪里还谈得上被推出午门处斩的问题。所以其对象只能是专指那些能进得了午门、见得到皇帝的封建朝廷的官员。
在明清两代，确实处斩过许多朝臣。尤其是明代，有过多起诛杀朝臣的大案。但历史典籍的记载，都证明他们不是被斩于午门之外。像明初洪武年间宰相胡惟庸、大将军蓝玉等大臣的被杀，据《明史》所载，都是“弃市”【13】。弃市就是“刑人于市，与众弃之”【14】之意，也就是被斩于市曹，即街市所在。明末著名抗清将领熊廷粥、袁崇焕的冤死，也是被斩于市曹【15】。这说明他们不仅不是被斩于午门之外，甚至也不是在都城之内。因为当时普通人民集居的街市大多是在都城之外，城内大都是王公贵族府第和官府衙署所在。清代历史上也屡斩大臣，尤其是在西太后那拉氏当权之时，曾经处死过她的政敌肃顺等人；戊戌变法时杀害过积极推行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义和团运动时期曾处死过许景澄等三名高级官员。但他们也都不是被杀于午门之外，而是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16】。这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杀人，既是为要用屠刀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威，更是要藉此恐吓人民，所以其刑人之地大都选择在街市所在。另外，在当时封建的观念下，杀人被认为是凶事，在一般情况下，皇帝是不会让这种不吉祥的杀人之地靠近自己的宫室的。所以自古以来，刑人之地不仅不在皇宫大内的门口，而且一般是要在都城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午门外虽不是斩人的处所，也并未发生过在午门外斩人的事例，但并不能就此断言那些提及“推出午门斩首”的故事和传说纯是杜造，毫无来历。因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官员曾被拿在午门问罪，也确曾有不少官员死在午门之外，这说明“推出午门斩首”这种似是而非之说，还是有其一定的来历的。这类的事情是发生在明代，而且大都发生在“常朝”之时。
“常朝”是皇帝会见群臣商处日常政务的一种制度。明代常朝的地点主要是在奉天门，所以也叫做“御门听政”。一般小说戏曲中描述朝臣们五更待漏的早朝制度，就主要是指这种御门听政制度。因为在明代前期，几乎是每日都要举行听政，而且有时每日三次，即早朝、午朝和晚朝【17】。明代举行听政的奉天门，在明嘉靖三十六年后改称皇极门，它就是清代的太和门，是进午门以后的第一道门，所以在举行听政之前，官员们都在午门外等候。听政开始，皇帝便服临门，文武京官由午门进入，行叩头礼后分班侍立，依次奏事请旨。各藩府差官及谢恩陛辞的外任官员，则在午门外候旨进见。在这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拿问在班官员的事件，其中最通常的原因是官员们的“失仪不谨”。诸如失手将朝笏落地，或年老体弱在叩头时跌倒在地，或打断别人奏事等等，就立即会被纠仪御史参奏拿问【18】。因为奉天门之前就是午门，所以只要一被拿出朝班，那当然就是被押出午门了。但这类过失不致被处死，一般处理是：“御史及序班纠奏失仪官员内过大者，圣旨：锦衣卫拿了；过小者，圣旨：饶他。”【19】
可是另外一种原因的拿问就不是那么从轻发落了，那就是如果官员们因奏事或进谏触犯了皇帝，往往会被拿出午门外施以“廷杖”。廷杖就是当廷杖责，这是明代所特有的一种惩处官员的残酷刑罚。廷杖之下，被打致死是常有的事。据《明史》记载：“正德十四年，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廷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20】总计有明一代，先后在南京及北京的午门外，廷杖大臣达五百多人次，死者众多【21】。
廷杖之下虽然也是死者累累，但廷杖在名义上不是死刑，所以明代常朝时所发生的失仪拿问或廷杖大臣，虽然都与午门联系在一起，都有推出午门的情节，然而它与推出午门斩首并不是一回事。到清代以后，廷杖大臣之刑已被废止，而且清代御门听政的地方也不在午门内的太和门，而是向后移至乾清门举行，官员们都是在乾清门外等待朝见。因此清代在常朝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与午门就往往联系不到一起了。还需要说明的是，不管在明代还是清代，其最高统治者虽然与所有的封建皇帝一样，都是极端专制残暴，动辄要以死刑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对于诛杀大臣，也并不是简单到当场推出就斩的地步。即使臣工们犯罪当死，一般也都是先加以逮捕，送交刑部或指定王公大臣们审讯定拟之后，才予处刑。所以，“推出午门斩首”的情节和传说，只不过是一种小说和杂剧中的戏剧性场面而已。
【1】《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2】《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3】【4】《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宫殿》。
【5】【6】《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一、《春明梦余录》卷六。
【7】《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三“明宫室”。
【8】《天府广记》卷四十二。
【9】【10】《佩文韵府》第七页及第一二八四页。
【11】《说唐后传》第一回、第十五回及第五十三回。
【12】《封神演义》第二、第九等回及《说岳全传》第十四回。
【13】《明史·列传》第二十及第一百九十六。
【14】《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15】《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16】陈宗蕃编《燕都丛考》第三编第七十九页。
【17】《明会要》卷十二“礼”七，《续文献通考》卷八十八“常朝仪”。
【18】【19】《春明梦余录》卷八“常朝御史纠仪”。
【20】《明史》卷九十五“刑法志”三。
【21】据《明会要》卷六十七“刑”四“廷杖”统计。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79年4期
1“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我国封建社会死刑中最残酷的刑罚。“凌迟”主要是针对犯了谋反、犯上作乱、“口语狂悖”等“大逆”、“逆伦”罪的人设置的。也就是说，“凌迟”主要是用来处死危及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犯的。“凌迟”的执行方式是将犯人零刀碎割，使其极尽痛苦而死，让那些声称“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的好汉，想速求一死而不得，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据民间传言，“凌迟”处死时，刽子手先在犯人前大肌上割一块肉抛上天，这叫“祭天肉”；第二刀叫“遮眼罩”，刽子手把犯人头上的肉皮割开，耷拉下来遮住眼睛，避免犯人与刽子手四目相对，防止犯人在极其痛苦时放射出异常阴冷、恐惧的目光而使刽子手心慌意乱，影响行刑。
历史上有记载被“凌迟”处死的人，如明朝末年的大宦官刘瑾。“例该3357刀，先10刀一歇一喝。头一天先剐357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起开刀，一共剐了3天。”再如明朝天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郑曼，崇祯年间遭温体仁诬陷，以“杖母不孝”被“凌迟”处死，剐了3600刀。这两个案子都是由皇帝钦定的，依据《大明律》量刑。
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是清末大闹北京城的恶棍康小八，康小八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有一天，他在一家剃头棚理发时，发现剃头匠和一位顾客正在闲谈，并大骂康小八不得好死。康小八理发完后问二人：“你们认识康小八吗？”二人说：“谁认识这种混账的东西。”康小八“嘿嘿”冷笑一声说：“今天康八爷就叫你们俩当个明白鬼。”说着拔出手枪将二人击毙。康小八被缉拿归案后，在北京菜市口被“凌迟”处死。
唐代以前最重的刑罚是“斩首”，五代才开始在刑法之外增设了“凌迟”的条款，元朝开始把“凌迟”作为正式条款列入刑法，直到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凌迟”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也随之被废除了。
“凌迟”一词见于《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本义是指逐渐缓慢升高的山坡，把“凌迟”一词借用来作一种刑罚的名称，是“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凌迟刑在史籍中有支解、磔等多种名称，虽然说法不同，但施刑的手段差不多。这一刑法始于五代。“凌迟”是死刑的一种。这种刑罚被正式列入刑法法典始见于《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沈家本先生说“凌迟之刑始见於此，古无有也。”（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辽代以后，宋、元、明、清的史书中均有关于凌迟刑的记载。《宋史·刑法志》介绍：“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大明律》、《大清律》中都有明文规定：“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绞斩以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市井骂人“小挨刀的”“干刀万剐”的说法是有所据的。官修的史书不便把这种酷刑的手段说得太详细。明人王明德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寸磔，就是一寸一寸地割。“相传有八刀之说，先头面，次手足，次胸腹，次枭首。皆刽子手师徒口授，他人不知也，京师与保定亦微有不同，似此重法，而国家未明定制度，未详其故。”（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八刀凌迟不能算作寸磔，凌迟究竟割多少刀，正如沈家本先生所说法无明文，全凭刽子手具体操作。据记载明正德五年(1510)大太监刘瑾伏诛，以凌迟处死，“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该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凌迟三天刑毕。”
明末崇祯年间郑鄤被凌迟处死，时人记下了当时的场面“黎明脔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具提一筐，筐内均藏铁钩利刃，时出刃钩颖以沙石磨利之。埊阳(即郑曼)坐于南牌楼下，科头跷足，对一童子嘱咐家事絮絮不已。鼎沸之中忽闻宣读圣旨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炮声响后，人拥挤之极，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绳勒其中，一人高距其后伸手取肝肺两事置之丫颠。忽又将绳引下，聚而割之如娟。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云电走，云以刀数据报大内。”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
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清嘉庆八年(1803)亦有一人因“大逆”遭凌迟处死。是年二月二十日清仁宗颙琰从圆明园回宫进神武门。此时一人从神武门西侧俗称“黑老呱殿”之后冲出欲刺嘉庆。此人被捕后审不出所以然来，只知名叫成德是一杂役。因其罪恶滔天，定凌迟处死，同时被杀的有他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成德凌迟处死应在菜市口，据云成德被凌迟过程中到后来“血尽但流黄水而已”，“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剐到一半成德对刽子手说：“快些”，刽子手回答他“上让你多受些罪”，“遂闭目不复言”。凌迟后还要枭首陈尸示众，以警效尤。菜市口西鹤年堂一带就是刑杀之地，沿途冥衣铺、棺材铺独多，为此地是杀人场也。凌迟从辽代开始定为正式刑罚，一直沿袭到清末。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凌迟等酷刑被废除，死刑仍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并没有禁绝。酷刑是随着封建统治的倒台而废除，随着封建意识的消亡才会绝种的。
2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我国封建社会死刑中最残酷的刑罚。“凌迟”主要是针对犯了谋反、犯上作乱、“口语狂悖”等“大逆”、“逆伦”罪的人设置的。也就是说，“凌迟”主要是用来处死危及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犯的。“凌迟”的执行方式是将犯人零刀碎割，使其极尽痛苦而死，让那些声称“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的好汉，想速求一死而不得，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据民间传言，“凌迟”处死时，刽子手先在犯人前大肌上割一块肉抛上天，这叫“祭天肉”；第二刀叫“遮眼罩”，刽子手把犯人头上的肉皮割开，耷拉下来遮住眼睛，避免犯人与刽子手四目相对，防止犯人在极其痛苦时放射出异常阴冷、恐惧的目光而使刽子手心慌意乱，影响行刑。
历史上有记载被“凌迟”处死的人，如明朝末年的大宦官刘瑾。“例该3357刀，先10刀一歇一喝。头一天先剐357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起开刀，一共剐了3天。”再如明朝天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郑曼，崇祯年间遭温体仁诬陷，以“杖母不孝”被“凌迟”处死，剐了3600刀。这两个案子都是由皇帝钦定的，依据《大明律》量刑。
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是清末大闹北京城的恶棍康小八，康小八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有一天，他在一家剃头棚理发时，发现剃头匠和一位顾客正在闲谈，并大骂康小八不得好死。康小八理发完后问二人：“你们认识康小八吗？”二人说：“谁认识这种混账的东西。”康小八“嘿嘿”冷笑一声说：“今天康八爷就叫你们俩当个明白鬼。”说着拔出手枪将二人击毙。康小八被缉拿归案后，在北京菜市口被“凌迟”处死。
唐代以前最重的刑罚是“斩首”，五代才开始在刑法之外增设了“凌迟”的条款，元朝开始把“凌迟”作为正式条款列入刑法，直到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凌迟”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也随之被废除了。
“凌迟”一词见于《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本义是指逐渐缓慢升高的山坡，把“凌迟”一词借用来作一种刑罚的名称，是“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凌迟刑在史籍中有支解、磔等多种名称，虽然说法不同，但施刑的手段差不多。这一刑法始于五代。“凌迟”是死刑的一种。这种刑罚被正式列入刑法法典始见于《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沈家本先生说“凌迟之刑始见於此，古无有也。”（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辽代以后，宋、元、明、清的史书中均有关于凌迟刑的记载。《宋史·刑法志》介绍：“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大明律》、《大清律》中都有明文规定：“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绞斩以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市井骂人“小挨刀的”“干刀万剐”的说法是有所据的。官修的史书不便把这种酷刑的手段说得太详细。明人王明德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菹其骨而后已。”寸磔，就是一寸一寸地割。“相传有八刀之说，先头面，次手足，次胸腹，次枭首。皆刽子手师徒口授，他人不知也，京师与保定亦微有不同，似此重法，而国家未明定制度，未详其故。”（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八刀凌迟不能算作寸磔，凌迟究竟割多少刀，正如沈家本先生所说法无明文，全凭刽子手具体操作。据记载明正德五年(1510)大太监刘瑾伏诛，以凌迟处死，“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该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凌迟三天刑毕。”
明末崇祯年间郑鄤被凌迟处死，时人记下了当时的场面“黎明脔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具提一筐，筐内均藏铁钩利刃，时出刃钩颖以沙石磨利之。埊阳(即郑曼)坐于南牌楼下，科头跷足，对一童子嘱咐家事絮絮不已。鼎沸之中忽闻宣读圣旨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炮声响后，人拥挤之极，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绳勒其中，一人高距其后伸手取肝肺两事置之丫颠。忽又将绳引下，聚而割之如娟。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云电走，云以刀数据报大内。”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
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清嘉庆八年(1803)亦有一人因“大逆”遭凌迟处死。是年二月二十日清仁宗颙琰从圆明园回宫进神武门。此时一人从神武门西侧俗称“黑老呱殿”之后冲出欲刺嘉庆。此人被捕后审不出所以然来，只知名叫成德是一杂役。因其罪恶滔天，定凌迟处死，同时被杀的有他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成德凌迟处死应在菜市口，据云成德被凌迟过程中到后来“血尽但流黄水而已”，“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剐到一半成德对刽子手说：“快些”，刽子手回答他“上让你多受些罪”，“遂闭目不复言”。凌迟后还要枭首陈尸示众，以警效尤。菜市口西鹤年堂一带就是刑杀之地，沿途冥衣铺、棺材铺独多，为此地是杀人场也。凌迟从辽代开始定为正式刑罚，一直沿袭到清末。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沈家本奏请，颁布《大清现行律例》后才下令将凌迟、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具改斩决”。凌迟等酷刑被废除，死刑仍分绞、斩两种，而且各种名目的酷刑并没有禁绝。酷刑是随着封建统治的倒台而废除，随着封建意识的消亡才会绝种的。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
绞刑，实际上分成缢死和吊死两种。缢死，是指以绳索勒住人的脖子而使之死亡的方法。吊死，是指以绳索将人的脖子吊在半空而死亡的方法。
绞刑一般是指执行死刑。但绞刑的两种情况也可用於谋杀、自杀。
作死刑解释时，又称问吊、缳首死刑等；如用於自杀则称自缢!
方法和原理
一般而言，把要死的人吊在树上或梁上是最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亦称为上吊。
亦有像拔河那样的缢杀方法，即两组人员在两旁拉扯绳索，勒死在中间的人。
缢死的原因相当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颈部大动脉受压迫以至于血管闭塞，导致脑缺氧而死亡（绝大多数）
颈椎折断导致中枢神经破坏（高处下坠，只有在吊死时偶尔发生）
气管闭塞导致窒息（虽然大多数人以为这是死亡的主因，但实际上极少发生这种情况）
因血管受压而引起的心脏衰竭（几乎不可能）
绞刑概况
世界各国均曾以绞刑处决犯人。多数情况下，受绞刑的都是平民百姓 (贵族多用砍头)，因此使用绞刑被当作是不荣耀的象征。因此，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很多都以绞刑处死。
在中国历史上，绞刑通常不是最低级的死刑。正相反的是，高官皇族为保留全尸，通常会要求自缢赐死或绞刑处死，而不是可能导致身首异处的斩首。现在多用枪毙。
英国曾以问吊作为其车裂刑的第一步，而犯人不会在此阶段中死去。
绞刑伴随了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它是几乎所有古代文明民族最常用的极刑之一。
由于该刑的简单直接，操作方便且经济实惠，现在世界上仍有80多个国家把它定为合法死刑。
绞刑分三大类：第一种是让犯人爬上椅、桌、火车、马或梯，在其脖子上套一根与直角形支架或树枝相连的绳子，然后抽掉支撑物使其悬空。这种方法最通俗，也是历史上广泛采用的，犯人死得缓慢，也很痛苦。第二种是将活套套住犯人，把绳子穿过滑轮或滑槽，然后使劲拉绳将犯人从地面吊起。犯人实际是被勒死的，美国的“三K党”处私刑时偏好这种方法；中东的伊斯兰国家的公开绞刑也是这般执行的。再一种是经英国人改进后被认为是比较人道的，但需要一些设施：一个固定在某高度的脚手架、一块可抽动的木板。执行时一抽板，犯人的身体便落下，一般说来他的颈椎就断裂了，结果导致窒息和脑部贫血，顶多几分钟犯人便鸣呼哀哉!
但即使是这种较完美的绞刑也有不尽人意之处，1927年，两名英国死囚处刑完毕后被从刑架上解下，十五分钟后，他们重新开始呼吸，只得赶快又挂上去，加吊三十分钟，后来人们发现，要使颈椎快速折断，犯人的体重和吊绳的长度之间的比例很关键。于是，刽子手们手上就有了一张数据索引表，例如一个80公斤重的人，最好是从2．4米处落下，体重每增加3公斤，绳子应减短5厘米……当然，被处刑者脖子的粗细也很关键，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就会闹出尴尬的笑话，结果不是不能马上吊死犯人就是把犯人的头拽掉，而这些都不是一个希望博得喝采的刽子手愿意看到的。关于绞刑的特殊处理手法还会因地区而异，如土耳其人热衷于将人吊在大铁钩上；而美国南北战争前吊死黑奴的系绳位置是以胸肋处；而波斯是倒悬、古罗马人则别出心裁地吊住人的头发，吊住人的生殖器……
【九族】
九代的直系亲属，包括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幼学琼林˙卷二˙祖孙父子类：「何谓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孙、曾、玄。」关于九族说法不一：一种认为是从本人算起向上五代，向下五代，共是九代为九族；另一种认为是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妻族二（代），为九族。
n说法一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1、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2、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3、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选自国文参考书第九课）n说法二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经常是伴随使用的,目的在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少康中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就是除之不尽的后果,吴子胥与吴伐楚是灭族不彻底的结果。因此,秦始皇开始有「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代越来越酷,由三族、五族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连最广的是明成祖杀方孝孺,诛其「十族」。n相关故事：安徽凤阳朱元璋,以一孤苦无依、魁梧戽斗的流浪儿,做过牧童、小和尚、行乞缘,最后投效郭子兴军,身经百战,历时十六载,终于驱逐元虏,建元洪武,定都南京,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太祖自小父母双亡,兄姊五人或死或离。人单丁薄,无奥无援,即位后却大大地发挥了「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的本能,总计生下二十六个儿子。太祖又鉴于隋、唐君主大权旁落藩镇,导致衰亡,又以宋代内重外轻,以致外侮纷至沓来,亦导致亡国。乃分封诸子,虽「分封不锡土,列爵不临民,食禄不治事」以资预防。太祖在位三十年,病殁,享年七十一。由于太子早逝,遗诏传位于太孙允炆。所谓九族,从己身往上数：父、祖、曾祖、高祖；再自己身往下数：子、孙、曾孙、玄孙,总共九族。所谓十族,外加门下学生,连坐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其它外亲之发配充军者高达千余人,时称「瓜蔓抄」是也。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经常是伴随使用的,目的在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少康中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就是除之不尽的后果,吴子胥与吴伐楚是灭族不彻底的结果。因此,秦始皇开始有「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代越来越酷,由三族、五族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连最广的是明成祖杀方孝孺,诛其「十族」。方孝孺被称为明初第一大儒,且是辅佐朱元璋孙子建文帝的重臣,桃李满朝廷（其实是一大派系）。燕王朱棣打下金陵后,第一个要收服的就是方孝孺,偏偏这位老夫子一身傲骨,两次见新皇帝都是披麻带孝、嚎啕痛哭,朱棣低声下气请他代拟诏书（逼他表态）,他只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朱棣问他：「难道你不怕死吗？」方孝孺答：「要杀便杀,诏不可草。」朱棣：「难道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方孝孺：「不要说九族,诛十族也不怕。」这一下皇帝火了,在方孝孺九族之外,加上「门生」凑成十族,统统杀掉。以今日观点,方孝孺一派在「金陵政权」中势力极大,若方孝孺肯表态,文官系统就可收编,方孝孺死忠前帝,他的门生,派系就不可信任。很可能这代表了当时江南民气,导致朱棣不得不迁都燕京（今北京）。
对族刑有如此明白而又强烈的反对意见,那末,以儒家的德治和礼义相标榜的古代法律为什么毫不掩饰地保留了这一极端的刑罚呢?其原因恐怕要从两方面去寻找。首先,是古代政权的性质及其贯常的镇压手段决定的。中国传统的集权专制政治在本质上是反人民的,为维护和巩固暴政,无所不用其极,视人命如草芥,任何惨无人道的杀戮,既便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也不会使任何一位暴君虐臣产生什么负罪感。他们甚至还可以为其刑罚的酷滥寻找到堂皇的借口,即所谓的"以刑去刑"理论。族刑连坐法最著名的实践家商鞅曾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商君书·赏刑》)商鞅本人虽以其法家的名声而难为后世正统所垂青,但他的这一理论却完整地为后来者心照不宣
地接受,并贯彻于刑事镇压之中。族刑在古代的经久不衰,正是中国重刑主义传统的重要表现。其次,则又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找。简言之,即古代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和家族本位的社会形态营造了族刑的生存空间。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社会基本结构决定了任何个人的存在都是以一定家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即离开了家族背景,个人的生命意义及生存价值便被抹煞于无形之中。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只不过是家族最高利益下的附属物,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全以家族利益为转移。因此,个人的行为被赋予了家族的含义,成功或发达,首先是家族的荣耀,所谓"光宗耀祖"是也；沦丧或犯罪,则意味着家族的耻辱,所谓"家门不幸"是也。在这些观念的影响支配下,族刑也就具备了其存在的立足点,即就某些重大犯罪而言,整个家族有义务与犯罪者共同承担罪责。另一方面,在统治者看来,对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单纯惩治个人尚不足以达到威慑与防范的目的,于是,家族作为个人的母体也就相应地成为了杀戮的目标。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种解释,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细究。因为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订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范围上。以族刑惩治重罪,意在斩草除根,以儆它人,法律上不预先划定范围,可以迎合统治者针对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我们也不妨将前者视作严格意义上的,将后者视作扩大意义上的。至于"九族",也有异说,或谓"上自高祖,下至元孙,凡九族"：或谓"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实,九族应为一虚称。在我们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数。故九族之说恐非一一落实的实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与之有亲缘关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诛往往施之于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狱炼成,只要是与犯罪人沾亲带故,都将受到无辜株连。
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说在特殊,是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一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是特殊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发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擎方孝儒。明惠帝时,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实录》、《类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时。不料祸起萧墙,燕王以"清君侧"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终推翻惠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篡位者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拟登极之诏。不料方孝儒一派愚忠,本着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书数字,投笔于地,曰:’死既死,诏不可草!’"成祖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是有"十族"之说,罹难者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可谓族刑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统治者的凶残本性(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
族刑的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难寻觅。春秋时期,始有"三族"的记载。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当然,秦国在当时,在许多方面总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当政后,过于看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连带责任制度,即连坐制度,这就为族刑的实施和范畴的扩大提供了前提。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终也难逃"灭家"之灾,正所谓作法自毙也。
至秦始皇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和糟糕。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并毫不手软地贯彻于实践之中,为巩固中央集权,大凡"以古非今"、"挟书"、"妄言"、"诽谤"皆施以族刑,这是与秦之暴政相适应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倾覆的进程,也为后世所广泛抨击和挞伐。此后,汉朝虽也曾偶见废族刑之举,但终未能持之以恒,君王们往往自食其言。汉以后至唐以前,族刑不废,其株连范围开始走向规范化,形成了某些惯例,如族刑对象限制在谋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围,出嫁之女只随夫家连坐,并出现了不杀祖父母、孙及女性亲属的倾向。这就为《唐律》对族刑的限制性规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唐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两罪,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处死,其它亲属均免去死刑,只是按其亲疏关系,或收、或流。而一般死罪,只杀本人,亲属受免死之刑。这种不入于死刑的缘坐,已非严格意义上的族刑了。所以,相比而言,《唐律》对族刑的范围控制得较为狭窄。
然而到明、清时,族刑株连的范围又得以扩大。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刑去刑"思想的信仰者,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贯彻了"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指导思想，即对属于"典礼及风俗教化"性质的一般犯罪减轻处罚的同时,加重了诸如"谋反"、"大逆"这类重罪的惩罚,有犯不仅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显然,与唐朝相比,这将使被杀的人数成倍增加。所幸"刀下留情",尚未波及女性亲属,但她们仍难逃"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的厄运。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且在具体执行上更呈宽滥的趋势。清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在处罚上多施用族刑,极尽惨无人道之致。
族刑连坐制的废除,是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与当时修律大臣沈家本、任廷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清庭终于在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连作。至此,族刑连坐制度正式在法律上被废止了。不过,这种废止是有极大保留的。这种保留,深刻反映了统治者对这一古老制度的恋恋不舍之心,而一旦有必要、有可能,统治者也会毫不犹豫地重新拾起这柄锈蚀的屠刀杀向人民。对我们这个素以保持对传统的自信与自诩为满足的国度而言,要真正彻底革除陈规陋习并非一纸明文所能完成,尤其是对那些可以为暴君和暴政服务的陈规陋习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像族刑连坐这类极富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惩罚手段,很自然地为某些暴政的制造者所缅怀是不足为奇的。这也使我们对族刑连坐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现象有了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明令宣布这一野蛮刑罚的,既非夏桀,也非商纣,竟赫然为两位后世所追仰效法的“圣王”——夏启和商汤。
参考资料：汉典
封建社会里，早就有“满门抄斩，后灭九族”的说法。其中的“灭九族”是封建社会中的株连制度，即一人犯了大罪，要株连其九代亲属。那么，“九族”指的是九代的直系亲属，包括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幼学琼林˙卷二˙祖孙父子类：「何谓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孙、曾、玄。」关于九族说法不一：一种认为是从本人算起向上五代，向下五代，共是九代为九族；另一种认为是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妻族二（代），为九族。n说法一是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1、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2、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3、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选自国文参考书第九课）n说法二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经常是伴随使用的,目的在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少康中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就是除之不尽的后果,吴子胥与吴伐楚是灭族不彻底的结果。因此,秦始皇开始有「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代越来越酷,由三族、五族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连最广的是明成祖杀方孝孺,诛其「十族」。n相关故事：安徽凤阳朱元璋,以一孤苦无依、魁梧戽斗的流浪儿,做过牧童、小和尚、行乞缘,最后投效郭子兴军,身经百战,历时十六载,终于驱逐元虏,建元洪武,定都南京,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太祖自小父母双亡,兄姊五人或死或离。人单丁薄,无奥无援,即位后却大大地发挥了「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的本能,总计生下二十六个儿子。太祖又鉴于隋、唐君主大权旁落藩镇,导致衰亡,又以宋代内重外轻,以致外侮纷至沓来,亦导致亡国。乃分封诸子,虽「分封不锡土,列爵不临民,食禄不治事」以资预防。太祖在位三十年,病殁,享年七十一。由于太子早逝,遗诏传位于太孙允炆。所谓九族,从己身往上数：父、祖、曾祖、高祖；再自己身往下数：子、孙、曾孙、玄孙,总共九族。所谓十族,外加门下学生,连坐被杀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其它外亲之发配充军者高达千余人,时称「瓜蔓抄」是也。中国古代「抄家」和「灭族」经常是伴随使用的,目的在斩草除根－－完全除去复仇的实力和人脉。少康中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就是除之不尽的后果,吴子胥与吴伐楚是灭族不彻底的结果。因此,秦始皇开始有「族诛」的酷法,先是「夷三族」,后代越来越酷,由三族、五族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株连最广的是明成祖杀方孝孺,诛其「十族」。方孝孺被称为明初第一大儒,且是辅佐朱元璋孙子建文帝的重臣,桃李满朝廷（其实是一大派系）。燕王朱棣打下金陵后,第一个要收服的就是方孝孺,偏偏这位老夫子一身傲骨,两次见新皇帝都是披麻带孝、嚎啕痛哭,朱棣低声下气请他代拟诏书（逼他表态）,他只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朱棣问他：「难道你不怕死吗？」方孝孺答：「要杀便杀,诏不可草。」朱棣：「难道不顾及你的九族吗？」方孝孺：「不要说九族,诛十族也不怕。」这一下皇帝火了,在方孝孺九族之外,加上「门生」凑成十族,统统杀掉。以今日观点,方孝孺一派在「金陵政权」中势力极大,若方孝孺肯表态,文官系统就可收编,方孝孺死忠前帝,他的门生,派系就不可信任。很可能这代表了当时江南民气,导致朱棣不得不迁都燕京（今北京）
满门抄斩就是只杀你一家。包括和你住在一起的你的父亲，你的儿子。一家人就是你的一家妻小，你的老婆，你的儿子，而和你分家独立门户的兄弟是不算做和你一家
妇女刑罚
1.刑舂：古代对妇女犯罪施用的一种刑罚。在施以黥、劓等肉刑后押送官府或边境军营，服晒谷、舂米之劳役。
2.拶刑：古代对女犯施用的一种酷刑。拶是夹犯人手指头的刑罚，故又称拶指，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惯用此逼供。
3.杖刑：隋唐以来五刑之一。宋明清三代规定妇人犯了奸罪，必须“去衣受杖”，除造成皮肉之苦外，并达到凌辱之效。
4.骑木驴：这种刑具是专为因奸情杀夫的女人设置的，当然也包含与奸情有关的直接责任人。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
5.幽闭：对女犯施行的宫刑，开始于秦汉。即使用木槌击妇人腹部，人为地造成子宫脱垂，是对犯淫罪者实施的一种酷刑。古代日本惩罚女犯人12大酷刑
1.穿胸
这种刑法一般是在战争时候对待敌国女性战犯的。这种刑法不是我们想象的从胸口刺进去，而是用蒂尖的铁棍从侧面穿透胸部，然后挂在木竿上面示众。
2.剖腹
日本古代有女性忍者，执行任务失败被抓之后，一般不让她自杀，而是剥光了衣服放在木板上，然段用尖刀从胸骨中间拮进去，一直划到小腹部，之后内脏都会流出来，惨不忍睹。
3.铜烙
这是一个比较变态的刑法，一般用于通奸的女人。道具是一个铜棍，插在炉子上面，炉子烧热，铜棍就会烤的通红。把女犯人绑在架子上面，然后把阴道对准棍慢慢放进去。
4、捆绑
日本战国时代，抓到敌国女人之后用一种韧性很好的钢绳捆起来，而且捆的很紧，绳子末端穿一个铁环，然后用一个类似于辘轳的东西拽那个钢绳，最后犯人的骨头都会被勒断。
5、板烧
这个刑法类似于烧烤。即把钢板烧热，然后把犯人剥光放在上面。直到烤熟。
6、开颅
把犯人锁在铁箱子里面，只漏出头部。然后用一个大锤子砸下去，后果可想而知。
7、挖胸
把女犯人的胸部用利刃割下喂狗。这个比较变态。日本人是怎么想的？
8、万箭穿身
把犯人绑在一块大木板上，然后就有10几个弓箭手站立旁边。行刑官下令射在哪里，马上就会有如雨点般的弓箭射在犯人的那个部位。如果遇到变态行刑官的话。
9、砧板拖
中间放一块铁板，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突起的小铁块，一般比较锋利，是铸造时铸的。两匹马拉着犯人在上面来回拖拽——当然犯人要赤身裸体。结果就是........
10、断指
把犯人的10根手指截下，不过不是用刀砍，而是生生拽下来。很多犯人受刑之后都死于剧痛．
11、绞刑
这个刑法有点特殊，不是把人吊起来，而是用绳子缠住犯人脖子，然后有两个人拽两头，直到犯人断气为止。这个刑法还比较人道。
12、杖腹
把犯人四肢分开，成“大”字型绑住，然后用木棍击打腹部。结果往往是子宫破裂，内脏碎裂，大腿下面好多血！
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幽闭，对女性的宫刑)，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鲁迅《病后杂谈》
关于“幽闭”，古书很少作注，我们只能从史书的片言只语中知其大概，例如“牝剔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心消灭”。对女犯施行的宫刑，开始于秦汉。
“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便溺，而人道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今妇有患阴颓病者，亦有物闭之，甚则露于外，谓之颓葫芦，终身与夫异榻。”用今天的话来说，“幽闭”就是人为地造成的子宫脱垂，这是古代残暴的统治阶级或是从病人身上，或是从制服牲畜之中受到“启发”而“发明创造”出来的。
与对男子的宫刑一样，死于“幽闭”的妇女是无法统计的。此外，还有私刑中的“幽闭”，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有不少官绅家中的妒妇虐刑婢媪，“捣蒜纳妾阴中，而以绳缝之”，或“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钥匙于井”等等。可见，这一类的酷刑不但在朝廷中用，官绅之家也用，肆虐面很广。
值得注意的是，“幽闭”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名刑》。从周秦到明清受此刑而死的妇女决不会少（她们可没人象司马迁一样留下芳名来）。古人亦认为这是仅次于死的酷刑（见《汉书·孔安国传》）。所以王夫之说：“国初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大概正因为这样，此刑渐废。
骑木驴--中国史上最残酷的女子刑罚
女子在中国古代地位的低下，常常使她们处于男性附属品的地位，深居简出。因此犯罪的几率较之男性，当是凤毛麟角。不过，也不排除某些女性的过激行为惹怒了官府的事情。于是，如何给女人施以刑罚，成了一个颇让人伤脑筋的问题。
有的妇女犯了罪，根本可以不受惩罚，因为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可以有自己的男人代为受刑。这应该算是对女子行刑的一个极端。古书中关于“妇人不著械”“妇人无肉刑”的说法也有很多，体现出法制的“德”的一面。就笞杖刑罚而言，对妇女也是有照顾的，而改用鞭背，对于犯奸罪的则采取脱裤留朡(内裤)的方法。而且，对这类不得不施以笞杖的女犯，行刑者也多半会比较宽容，怜香惜玉之心怕是天生的。
对于处死女犯，古人多用毒药、活埋等“体面”的方法。赐三尺白绫让人自尽的方法看起来也是比较人道的，可是法国一位汉学家依然批评了这种做法，因为在中世纪的法国，为了“体面”，女人是不会被吊死的，毕竟一个女人吊在半空中，在众人的眼皮下甩来扭去，晃动着双腿是极不合礼仪的事，所以必须活埋她。
近代民主革命烈士秋瑾在被捕赴死时，向县令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令同意了后面两个条件，“秋谢之”。
不过，总有些心理变态的长官，不仅不懂得给女犯留面子，还要变本加厉地暴露她们的耻部。在他们看来，目睹女性赤裸的臀部受抽打，耳闻雌性弱者的呼号，世上或许没有比这更能满足人的偷窥欲和更刺激性欲的事了。前面“旁观者”一节提到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不知什么时候，一种超级变态的刑具——骑木驴，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刑具是专为因奸情杀夫的女人设置的，当然也包含与奸情有关的直接责任人。据《二十四史演义》说，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遍览中国野史，死于木驴的中国女性有姓名可考者不下百人。这不能不说是一门处心积虑的刑罚，为了寻找这种“伟大”刑罚的发明者，我几乎沦为“寻章摘句老雕虫”，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寻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口碑极好的神判——施公施世纶。《施公案》中，这位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看客们快感十足——谁让那女子淫荡，这下，做鬼也是做爱的姿势！
中国历史上对女人使用凌迟也是极少的，主要用于谋杀亲夫、忤逆以及政治犯。由于受刑前要脱掉衣服，原来与皇帝有过关系的，有身份的嫔妃就可以免受此刑。
什么叫腐刑呢？腐刑又叫宫刑，它是中国古代五刑之一，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对受刑女子同样是破坏其生殖机能。总之，这是一种对人格施以极大侮辱的惩罚。
宫刑，又称腐刑、蚕室、阴刑、椓刑或宫，中国古代的一种残酷的刑罚，受刑者会丧失性能力。
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对男性施以阉割，割除其外生殖器，有时候只割阴茎，有时候也破坏阴囊和睾丸。对女性则闭合其生殖器，一说将其永远囚禁于深宫之中，称为闭幽；根据《说文》的解释，是用木管敲击女性上身，导致子宫脱垂，从而丧失性能力。对男性施宫刑以后，因为伤口容易腐烂，所以通常在密不透风的“蚕室”中待百日，以保全性命，故亦称“蚕室”。
唐颜师古解释蚕室说：“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意思是，人在受宫刑后，因伤口易感染中风致命，如要活命，就要待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内，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以上，伤口才能不被感染而逐渐愈合。
宫刑于何时出现已是远不可稽，一般相传在远古的夏禹以前已出现，最初是用来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尚书》中提到宫刑，为五刑中仅次于大辟(斩首)的刑罚。后来宫刑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至西周时已不限于风化案件。到了战国时，有人劝秦王以仁义治国，即被秦王处以宫刑。汉文帝时曾一度废除宫刑及其他肉刑，但至景帝时恢复，并规定某些死刑可以以宫刑代替。汉武帝时宫刑十分普遍，大臣往往因言得咎，而受此刑。史书中有记载受宫刑的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自东汉开始，宫刑被用于处置谋反者的未成年家属，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赦免。至隋文帝时，宫刑被废止于刑律之外，之后各代的刑律中亦再没有见到宫刑，直至明朝。
宫刑幽闭
宫刑，其实就是割掉「生殖器」的一种刑罚！宫刑也称为「腐刑」，因为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后，数日内伤口会发出一阵一阵的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才称为腐刑。也有另一种解释，男子被割掉生殖器后，就丧失了「做人」的能力，所以跟腐朽的木头不能开花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也称腐刑！
西周时，受过宫刑的人都被称为「奄人」，奄的意思是精气闭藏，今谓宦人。（宦人就是太监）所以后世称在宫中服役的太监为「奄人」「阉人」或「阉宦」，称施行宫刑为「阉割」。所以我们现在日常会说将强暴犯处以阉刑，就是阉了他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看看宫刑究竟从什么时开始就有此「酷刑」，讲了大家都会不相信，从尧舜时代就有此刑，可谓历史久远矣。我们一直称颂的「尧舜禹汤」，尧时有象刑，就是规定犯罪者要穿戴的服饰和一般人有所不同，以示惩诫，其中犯宫刑的人要穿著草鞋，但当时宫刑只用来对付蛮夷，而对于本部落里的罪人并没有真正的使用。舜之后，禹才正式的启用宫刑。在汉书，刑法志有云：「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宫刑即是禹制定的肉刑之一。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得知宫刑的历史真的很久远，而宫刑从开始提出时，它的含义就是割掉男子的生殖器，这是没有疑义的。在古代对男子通常都用宫刑，而对女子则用「幽闭」（以后有机会再介绍「幽闭」一刑）而这二种刑罚都次死之刑。就是次于死刑！而宫刑、宫刑为何取其宫呢？因宫的意思就是「淫刑」也，也就是犯淫罪。进一步解释就是说：「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所以从上面的介绍，可以了解到三个意思：第一、当时的宫刑包括对男子割除生殖器和对女子实行的幽闭，第二、宫刑仅于死刑，算是较重的刑罚。第三、宫刑的量刑范围最主要是要惩治淫罪，即男女之间的不正常性关系。
上面介绍到禹也动用宫刑，到了夏朝时，三苗肆行「五虐」，其中也有宫刑，夏灭了三苗，却对他们的宫刑加以发展，正式把宫刑列为五刑之一（大辟、膑辟、宫辟、劓、墨）。再到了商朝未见有宫刑记载，但商代有肉刑，而且承袭于夏制，所以应该也包括宫刑在内。
周初也正式把宫刑列入五刑之一（墨、劓、宫、刖、杀）。周穆王时，又把宫刑提升了一位，进身为第二种刑罚，仅次于死刑！据说，周穆王认为，人虽刖足（砍断脚也）但仍能行「人道」，而宫刑可以使他断绝后代，介绍这么久，也看出为什么古时候会有宫刑的处罚了，除了太监是自愿或半逼半就被割外，一般被判刑被割的，都可能是被报复的对象，不让罪犯死，却要让他失去生殖能力，让他断绝后代！这种刑罚不可不谓阴险及缺德。
西周时，宫刑已不仅是用来惩治淫罪，犯了其它的罪也可能享用得到这种刑罚。，但宫刑在西周时是不对贵族用刑的，因为不能断绝贵族的后代，所以贵族犯了宫刑，就用剃光头然后去做劳役。但如果是奴隶犯了宫刑，那就只好大割特割一番，也可此处看出在封建时代阶级里的极度不公平待遇！
而人被阉割时必须要避风寒的，否则会断送小命。因此，施行宫刑时，必须准备一间暗室，里面不通风的，不透光的，并且要生火取暖，让受宫刑者住在里面，像养蚕于温室中一样，百天以后等伤口完全愈合了，才能到外面自由的行动。所以宫刑也称下蚕室。
秦时，宫刑用的非常普遍。秦始皇集中七十万名囚犯去修建阿房宫，其中许多人就受了宫刑。赵高的父亲也曾受过宫刑，他的妻子改嫁了别的男人，生的儿子都承继姓赵，并且都要处以宫刑，赵高即是其中之一。这是什么道理，父亲被割也就算了，母亲改嫁生了儿子，也要参加宫刑行列，将其割除，真不知古时候的人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一种灭绝式的断后刑罚吗？还是一种仇恨式的报复？
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中说：“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她缝起来。近时好象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关于“幽闭”，古书很少作注，我们只能从史书的片言只语中知其大概，例如“牝剔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心消灭”。“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便溺，而人道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今妇有患阴颓病者，亦有物闭之，甚则露于外，谓之颓葫芦，终身与夫异榻。”用今天的话来说，“幽闭”就是人为地造成的子宫脱垂，这是古代残暴的统治阶级或是从病人身上，或是从制服牲口之中受到“启发”而“发明创造”出来的。“幽闭”最早的记载也是见于《尚书》。与对男子的宫刑一样，死于“幽闭”的妇女是无法统计的。此外，还有私刑中的“幽闭”，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有不少官绅家中的妒妇虐刑婢媪，“捣蒜纳妾阴中，而以绳缝之”，或“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钥匙于井”等等。可见，这一类的酷刑不但在朝廷中用，官绅之家也用，肆虐面很广。
古代有哪些女子被打过板子??
一些朝代规定笞杖之刑是杖臀，即打屁股。若是妇女犯罪需用笞杖，也是杖臀。宋、元两代都有“去衣受杖”的规定。明代沿袭旧制，规定妇女犯了奸罪需要笞杖者，必须脱了裤子裸体受杖。这对妇女来说，不仅是残酷的皮肉之苦，也是难堪的精神之辱。明代的这条规定造成一种社会弊病，民众中亲戚邻里之间若有因小隙而成仇怨者，一方就捕风捉影，寻找事端，指控对方家中妇女有奸情，然后贿赂官府，让逮捕被告妇女裸体受杖。到执行刑罚那天，原告一方事先约集亲友，一齐来到公堂，名曰“看打”。他们又花钱买通行刑的衙役，让他们在行刑时对受刑女子百般凌辱。衙役干这种事是很在行的，他们的手段有“掘芋艿”、挖荸荠”、“剖葫芦”、“剥菱角”等名目。有时县官还未升堂，衙役先把被告妇女脱掉裤子示众，名曰“晾臀”；有时行刑完毕，仍不让妇女穿裤，随即拉到门前大街上，名曰“卖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妇女受不了羞辱，回去后便寻了自尽。还有一种惯例，被告妇女必须光着脚过堂。未过堂之前，先在衙前戴着刑具暂押。这时，仇家就趁机闹事，怂恿无赖子弟把这妇女的鞋子脱掉，裤子褪下，有的人顺手把鞋子拾去，满街人随意传看。如果这天官不出堂，第二天照样闹一番。在过堂之后，还要监押在衙门前示众一天，无赖子弟又来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嘻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系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这样的侮辱。
清代仍有妇女裸体受杖的做法。晚清俞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佻达，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到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他常对人说：“刑律上明文规定，妇女犯罪应决杖者，‘奸者去衣，余罪单衣决罚’。行杖时是打臀部的，所谓单衣就是单裤，去衣当然就是去裤了。”别人辩不过他，他坚持一直这样做。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子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奖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人家为十三、四岁的儿子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新婚之夜，新媳妇把小女婿拴在床腿上，把自己相好的一位屠夫藏在新房中同居。事发后被捕，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把衣服夺下来，不让给她穿，这个女子只好光着身子走回家去。
清代裸杖妇女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奸情案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妓女，命令衙役把她脱光衣服予以杖责，又让用杖头捅入妓女的阴户。朱铄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朱某痛恨妓女，想用重刑煞住当地的嫖风，但其手段也未免太过分了。
像朱铄这样的狠官毒吏比比皆是，但古代也有少数官吏在使用笞杖刑罚时，相对来说较能通情达理，稍存宽厚仁慈之心。据说，宋朝开国功臣曹彬为人仁爱多恕，用刑慎重，他任徐州知府时，有一次一名小吏犯下罪过，立案审理后应该用杖刑，可是过了一年曹彬才对他进行杖责。属吏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听人讲过那个吏员犯罪时刚新婚不久，如果对他用刑，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是新媳妇的八字不对带来的灾难，从而对她加以虐待，使她蒙受冤屈无法存身。我把此事缓期执行，既不影响他的家庭，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众人都佩服他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