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1958年8月，伊拉克与我国建交。那时，伊拉克与美国关系紧张，矛盾尖锐；受西方国家制裁，经济被封锁，致使赖以岀口的蜜枣卖不出去。我们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信条，认为伊拉克是被“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所制裁。因此，为了反美，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情况下，我国动用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外汇向他们购买蜜枣，体现了一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呼和浩特的市场上遍布伊拉克蜜枣。当时街面上几乎所有的食品都要凭票购买，买时还得排长队，唯有伊拉克蜜枣敞开供应，每斤只卖一两毛钱，所以这种蜜枣一度大受欢迎。
伊拉克蜜枣呈橘红半透明状，光亮得有点蜡感，似糖水腌制过一样，有点儿像北京蜜饯。摸在手中，粘粘的，湿漉漉的，因此好多蜜枣会粘在一起。放进嘴里一咬，那厚厚的肉真叫甜，甜似蜜，甜得齁人。那蜜枣皮上有道裂纹似的线，牙一咬，线就裂开，舌头一搅就出来一个大枣核儿，不是红枣核儿那样大肚子两头尖，而是圆圆的硬硬的。
那时还没有塑料“蛇皮袋”，这种直接进嘴的食物，包装用的是大麻包。商店的营业员打开麻包，用货铲铲起蜜枣倒入报纸糊成的纸袋里，然后再上秤卖给顾客。人们买回家用手抓起来就吃，有时还能吃到麻包丝、草棒之类的杂物。
相信许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伊拉克的知晓不是从海湾战争中来的，而是从这种蜜枣和电影《巴格达窃贼》上认识的伊拉克。
前不久儿子从超市买回了这种久违了的蜜枣。不过它已换上了精美包装，不再叫伊拉克蜜枣，而是叫做椰枣。
我告诉他：“这种伊拉克蜜枣我已有40多年没见过了，在那大饥荒的年代，要是没有这伊拉克蜜枣我们全家可能早就被饿死了。你奶奶刚领的全家一个月的粮票被小偷偷走后，我们唯一能吃到的食品就是伊拉克蜜枣了。”
我品尝着这久违了的伊拉克蜜枣，心中却感慨万千：1960年，我们每人每顿饭只能吃到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饥饿难忍的我，就靠母亲每天给我的几粒伊拉克蜜枣来解除饥饿，有了这几粒伊拉克蜜枣才能让我熬到开饭的时候。
伊拉克蜜枣，当年不知挽救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而堂堂自称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却要靠伊拉克这个遥远的国度，用蜜枣来解救中国人的命。那时要是没有伊拉克蜜枣，谁能知道伊拉克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一个自称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让人民连饭都吃不上，成了世界的笑柄！要不是当时的伊拉克仁慈的国王打开了那扇芝麻大门，我们这些“阿里巴巴”们怎知道大门内的伊拉克蜜枣能让我们免于饿死？
后来，人们纷传这种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我的父亲就得了很严重的肝炎，市场上这种蜜枣也渐渐绝迹。
海湾战争，中国政府是一直没支持美国的，我常常想，这是对的，要不怎么能对得起那几百万吨蜜枣呢？
二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嗒，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员。古巴的经济以制糖为支柱，甘蔗种植面积占耕地一半，输出糖及其副产品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八十。眼看着战斗在反美最前沿的兄弟受美帝封锁，糖卖不出去，中国政府义不容辞地表示支持。1960年11月我国与古巴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商定1961-1965年间贷款6000万美元给古巴，并在1961年买古巴糖100万吨。
古巴糖黑褐色，装在大麻袋中，由于严重吸湿，结成一大块，售货员销售时用铁锤敲成砖块状。其生产过程用食盐作为结晶核，因此带点儿咸味；蔗汁没经过滤，杂质很多。
父亲肝炎的痊愈和他每天的休息及吃古巴糖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也应该为此感谢卡斯特罗少校。
有智者说，1959-1961年的“肝炎”，当时是依据肝肿大加转氨酶升高而判定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真正的肝炎，而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饥饿造成了许多人的肝肿大、浮肿、妇女绝经，而古巴糖确实挽救了不少人。
三
当然值得怀念的还有，后来从“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进口的劣质香烟，白盒，画着骆驼。虽然我那时不吸烟，但对那些被洋烟呛得咳嗽不停的烟民的样子仍然记忆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