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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学--------------乌胡日
元代的历史，自1271年忽必烈将蒙古王朝改国号为大元（其时南宋尚未最后灭亡）算起，至1367年元亡，只有96年。自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方到元亡，则为133年。和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成就在戏曲方面，后人常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诗、词、散文等文学样式则相对衰微。元代文学受到汉文化影响，用汉文写诗成就最高的是萨都刺。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从公元9世纪以后300多年来，中国境内宋、辽、夏、金以及吐蕃、大理等政权长期并立。而元朝的建立则结束了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统一。当时中国的疆域比汉、唐时代更为广阔，西藏、云南、台湾、澎湖等都纳入中国的版图。这种大一统的局面，扩大了国内各地区经济相互调剂的范围，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例如北方少数民族乐曲、音调的广泛流行，就促使北曲产生和发展，大大丰富了戏曲音乐。元代还出现了一大批精通汉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学家、艺术家，在文坛艺苑上辛勤劳作，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发展的结果，使元代在许多文化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捍、弹、纺织技术的传播和提高；航海线路的改进，航标的设置，潮汛、风向、气象规律的摸索和总结；郭守敬的《授时历》早于《格里哥里历》302年，达到基本一致的水平；朱思本的舆地图丰富了地理知识的宝库，完备了计里画方的方法；朱震亨的医学破除了《和剂局方》的束缚，创立了独立的制剂方法；马端临的史学重视社会经济，否定了五行、灾祥等迷信思想；等等。这些文化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东西交通的一度畅通，在元代，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较之以往更为密切。中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等文明的结晶先后传入西欧，西方的天文学、算学等哲人的智慧也陆续传入中国，这都促进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因此，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
元朝的政治、文化制度基本上沿袭宋朝和金朝，同时也保存了蒙古族的某些旧制。这种政治、文化制度的建立，是蒙古贵族统治集团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的封建生产方式，相应地采用“汉法”治理中原的必然结果。蒙古族本是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辽、金统治时期逐渐形成了松散的部落联盟。金泰和六年（1206），蒙古各部落首领在鄂嫩河源头举行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领袖，号“成吉思汗”，创立了奴隶制的蒙古帝国。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开始了大规模南侵。到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灭了金国，蒙古王朝统一了北方，开始着力倚用金朝降臣和汉族地主武装的首领人物，在原金朝统治地区逐步建立适应中原封建制度的统治秩序，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实行“汉法”。在这期间，曾为金臣 的耶律楚材（1190-1244）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建议窝阔台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封建经济的政策、措施，并致力于搜集和保存传统文化。宪宗蒙哥即汗位后（1251年），任命他的弟弟忽必烈执掌漠南汉地军政大权。此后近10年间，在忽必烈周围形成一个儒士幕僚集团，他们极力说服忽必烈接受和实行中原政治、文化制度，以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忽必烈也有意通过这些有影响的儒士来争取汉族地主、军阀和士大夫对他的支持。忽必烈即位后（1260年），进一步信用儒臣，更加坚定地实行“汉法”。在灭宋（1279年）时，江南地区封建经济没有像灭金过程中北方经济那样遭到很大破坏，南方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基本上受到了保护。忽必烈很快采纳儒臣程钜夫的建议，大量起用南方儒士。这样，南方地主阶级对蒙元王朝的态度也由反抗逐渐变为拥护。成宗铁木耳大德（1297-1307）以后，更多的原先持不合作乃至敌对态度的南方儒士，纷纷转变态度，出仕食禄，这实际上表明南方地主阶级对蒙元王朝统一中国的最终承认和拥戴。
当然，由于元朝是以少数民族中的上层统治阶级统治全中国的王朝，它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现象。例如，在任职制度上，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诏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即第一把手），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元史》卷6《世祖本纪》）。此外，府、州、县达鲁花赤也都必须由蒙古人充任。各级地方官中的达鲁花赤，即使素质低下，即使不实际理事，也成为高居在上的特殊官员。在选官制度上，元朝仕进多途，或由荫袭，或由科举，或由吏员；即便是由科举入仕，其名额也由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均分，这实际上不利于人数众多的汉族士子仕进。而元朝统治者一般都重实用，轻文学，如忽必烈即位诏书就称：“务施实德，不尚虚文”（《元史》卷4《世祖本纪》），因此文人即使入仕，也大多不受重用。这几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元代前期的文人社会地位普遍低下，这不能不激起元代文人内心的危机感和愤懑情绪，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文学的繁盛。北曲杂剧的兴盛和元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元代，历来在封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儒学依旧是统治思想。特别是在宋代形成的儒学的变种──理学（或称道学），在元代发展的势头极盛。仁宗初年恢复科举，“明经”、“经疑”和“经义”考试都规定用宋儒朱熹等人的注释，“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5《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学异说，悉罢黜之”（苏天爵《滋溪文稿》卷5《伊洛渊源录序》）。这就使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官方学术，确立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在某种意义上说，元代定程朱理学为一尊，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遥相呼应，其影响极为深远。元朝统治者倡导理学，显然是为了政治、文化统治的需要。忽必烈未即帝位之前，就宣扬“三纲五常”，说：“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元史》卷158《窦默传》）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曾对臣下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元史》卷26《仁宗本纪》）同时，元代的理学家也用他们的哲学义理论证伦理纲常，以倡导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在元代文学艺术中，散文强调道文合一，即理学与文章合一，后期杂剧创作出现了大量宣扬忠孝节义的作品，这些现象都表现出理学对文学艺术的渗透浸染。
与统治政策的兼收并蓄相辅相成，元朝统治者在思想上也是兼收并用的，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都加以承认与提倡，“三教九流，莫不崇奉”（王恽《秋涧集》卷85《立袭封衍圣公事状》）。除了儒学以外，佛教和道教在元代也十分盛行。耶律楚材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儒治国”和“以佛治心”的儒释分工理论，认为二者交相呼应，相辅相成（《湛然居士集》卷13《寄万松老人书》）。程钜夫也认为：“儒释之道，为教虽异，而欲安上治民，崇善闭邪则同。”（《雪楼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特别是金朝新起的道教——全真教，原本就在文士中传教修道，在金元之际的社会大动乱中，更有许多文人士大夫纷纷“窜名”全真，全真教几乎成为逸民遗老的逋逃薮，具有士人隐修会的性质。由于元代文人对社会现实极端不满，在他们心中造就了浓重的厌世遁世情绪，因此全真教援引儒学、“不独居一教”的思想原则，和“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辱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的修持方法（徐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对文人一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全真教思想对元代文学艺术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散曲中“叹世”、“遁世”之作触目皆是，杂剧中神仙道化剧大量产生，这显然与全真教思想的流行有关。同时，民间宗教在元代也相当活跃。
总之，国家空前统一，民族融合与民族矛盾共存并在，儒学尤其是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各种思想兼收并蓄，所有这些构成了元代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元代文化是培育元代文学艺术奇花异蕊的肥田沃壤。
元代文学的时代特征最直接地同元代各阶层文人的精神面貌有关，而元代各阶层文人的精神面貌又是由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所决定和制约的。一方面，世祖忽必烈实行以“汉法”治汉民，继承了唐、宋以来封建统治的经验，辅之以蒙古族的务实作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统治是巩固的，民族融合是空前的，统治者充满信心。另一方面，金、宋兴亡的历史变革，社会生活的动荡，严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和文人的愤懑情感也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在许多文人身上表现为一种扭曲的心灵状态：表面上嘻笑怒骂，或嘲风弄月，或醉情山林，而内心中却积蓄着无限的愤懑和不满。这种思潮在各阶层的文学家身上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却从不同的侧面形成元代文学的共同特征，充分地表现在各种文学样式中。
在“敦尚实行，放斥浮辞”（许谦《白云集》卷2《送尉彦明赴开化教谕序》）的社会风气制约下，元代文学艺术的时代风格在总体上呈现为以自然本色为主流。元人和后人评元代北曲（包括散曲和杂剧）“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王骥德《曲律》卷1），“文而不晦，俗而不俚”（周德清《中原音韵》）；评元末南戏“句句是本色语”（徐渭《南词叙录》）；评元代诗文“崇本实而去浮华”（余阙《柳待制文集序》，柳贯《柳待制文集》卷首）；评元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况周颐《蕙风词话》卷3）；评元代绘画“至平，至淡，至无意，而实有所不能不尽者”（恽向《宝迂斋书画录》）；说的都是这一特点。元代文学艺术显现出的自然朴素美，成为元、明、清时期文艺的一股重要的审美思潮。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总体特征以外，元代除杂剧以外的各种文学艺术样式，包括散曲、南戏、诗、文、词、绘画等，也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散曲的流行要早于杂剧，在金、元之交就被文人士大夫所采用，称为“新乐府”，其格式和体制成为杂剧的主要源头。由于金末、元初宫廷朝会大合乐时采用散曲，并且由翰苑人物撰写词章，皇帝加以嘉赏，所以散曲地位逐渐提高，这一点与词的发生、发展情况颇相类似。散曲主要是由妓女、艺人酒席宴上所唱和文人学士遣怀释闷所作的，所以在题材内容主要有风情和隐逸两大类，此外还有一些揭露现实和写景、咏史、抒怀之作，总起来看内容是比较狭窄的。这个现象与词的创作也很相似。散曲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泼辣的作风、活泼的形式、质朴的语言和灵动的气势，在元代文坛上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传统诗词，成为元代最富于生命力的诗歌样式，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古典韵文。
南戏产生于南宋初年，入元以后在民间相当活跃。但就总体上看，南戏在元代的成就不如杂剧，未能像杂剧那样产生大量著名的作家、作品，并在文学领域中造成巨大的声势。它的影响主要还局限于民间，在民间丰沃的土壤上滋生蔓长，为明代戏曲的再度繁荣积蓄着艺术力量。南戏中大量的作品以爱情婚姻故事为主要题材，此外还有社会剧、历史剧和神仙道化剧。南戏的题材或取自现实生活，或源于民间传说，或改编前代作品，但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融入了平民百姓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理想愿望。
盛行于宋代的说话艺术，在元代仍继续流行，特别是讲史更趋风行。现存的宋代话本小说和讲史平话也多为元代刊刻或经元人修润，所以一般文学史家都概称为“宋元话本”。从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来看，大多文词朴拙，情节简略，基本上是说话艺术的附庸，还称不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人认为著名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还有人认为百回本《水浒传》产生于元代，但这都还有争论。从总体上看，宋元话本开创了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相结合的道路，在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上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清人宋荦为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作序说：“论者谓元诗不如宋，其实不然。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人多轻扬，近太白。以晚唐论，则宋人学韩、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要亦娣姒耳。间浏览是编，遗山（元好问）、静修（刘因）导其先，虞（集）、杨（载）、范（梈）、揭（徯斯）诸君鸣其盛，铁崖（杨维桢）、云林（倪瓒）持其乱，沨沨乎亦具一代之音，讵可阙哉！”在元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元初对宋、金诗风的反思和批判，经历了全国统一后南北复古诗风的汇合，宗唐复古（即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的诗风由兴起到旺盛，成为一代诗坛的潮流，因此元末人有“举世宗唐”之说（瞿佑《鼓吹续音·自题诗》）。明人李东阳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麓堂诗话》）当然，元人论诗并不专宗盛唐，也提倡兼收并蓄，因此元人学唐的结果，是使元诗也像唐诗那样万卉千花，争艳斗丽。明代中期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的口号，显然是对元诗的批判性继承。而清代诗坛宗唐、宗宋之风迭起，也可以视为对元诗成败经验的一种反思。
据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元代有词人212家，词作3721阕。元代前期的北方词人大多受元好问影响，直接继承金代词坛的传统，宗奉苏轼和辛弃疾，但往往缺乏苏、辛词的豪放意境。前期的南方词人则承袭南宋后期词风，“远祧清真，近师白石”，大抵尊崇周邦彦和姜夔，倡导清丽骚雅的词风。延祐年间以后，南北文化沟通，豪放和清雅两种词风逐渐相互渗透，词作中还出现了“散曲化”的现象。但总起来看，词在元代是趋向衰落的，只有个别的作家，如由宋入元的周密（1232-1298）、张炎（1248-1320？），后期的萨都剌（约1280-约1346）、张翥（1287-1368）等，尚能独树一帜。
据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的资料，元文作者在3000人以上，现存文章至少有30000篇。元代散文的发展，前期主要有宗唐（实际是宗韩愈）和宗宋（实际是宗欧阳修）两种不同倾向，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唐、宋并尊。元末朱右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为《八先生文集》（已佚），即可看作两种倾向调和的结果。后世“唐宋八大家”之称，即源于此。而宋代散文创作和批评中谈理派和论文派的分歧，在元代散文领域虽然也有所表现，但却明显地趋于调和。元代文人更多地维护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传统，提出了理学、古文合一的主张，所谓“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刘将孙《养吾斋集》卷29《赵青山先生墓表》）。这就使元代散文偏于经世致用，而乏抒发情性；偏于纪事明道，而乏绘句摛章。元代散文所提出的创作主张以及所表现的创作倾向，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所绍祖。
元代各种文学样式犹如满园春色，丰神各异，而一枝独秀，代表着元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还是北曲杂剧。北曲杂剧的产生、完备和盛行，不仅为我国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实际上为通俗文艺样式争得了与传统文艺样式相颉颃的社会地位。从此以后，通俗文艺样式便在中国文坛上扮演着举足重轻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