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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坐下来，赵紫阳对佛利民说：「你是教授，我是学生。你远道而来，话是应该由你多说，我多听。但我希望先说一下中国的体制改革及所遇到的问题。」这一「说」，就用了一个小时。中国的问题复杂，一个小时（包括翻译时间在内）是起码的了。
佛氏听得很用心；其它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全神贯注的。赵氏的讲述清楚明晰，按部分析，逻辑井然，在六十分钟里，将中国经济的整体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在想，几年来我在中国多次来往，曾与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干部或朋友谈及过中国的经济问题，但从来没有听过像赵紫阳那样清楚的分析。尽管有些地方我不同意，但这位总书记名不虚传，是一位如假包换的经济学者。究竟他从哪里学得这些本领呢？
我这样想着时，佛利民发言了。他说：「总书记先生，你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但听到你刚才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你的本质是教授呀！」
赵氏大笑，笑得很开心。然后说：「我只读过中学。」佛氏回答说：「不要把在学校的时间多少与学问的高低混为一谈。有些人在学校念了很多年书也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人念书不多，但学问却非同小可。」
我认识佛利民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言不由衷的话。他在学术上的声望如日中天，也曾周游列国，所到之处，执政者无不大排筵席，他是不需要说一些阿谀奉承的话。我于是想，他像我一样，是对赵氏有点佩服了。
会谈从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到六时三十分，谈了整整两个小时。兰亭已矣，赵总书记送我们到门外的汽车旁停下来，指点江山，向我们解释哪一个是中海，哪一个是南海。我和佛氏夫妇进了汽车，车子开行后，我对佛氏说：「米尔顿，那位总书记懂经济！」他毫不思索地回应：「不仅是懂，而且有深度。」我继续说：「他说得那样层次分明，似乎为了这次会谈作过不少准备。」佛氏回答说：「不是的，他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定是日思夜想，想了很久，所以谈话时不用准备什么。」车子里静了一阵。我再问：「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吧？」佛氏回答说：「没有。」又过了一阵，他的太太——本身是一位很好的经济学者——说：「真的没有。」
为什么会谈是历史性
我一向认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是没有能力改造社会的。所以在未见赵紫阳之前，在进早餐时，我对佛利民说，大家是过来人，知道自己无足轻重，没有什么伟大的使命感，我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作一些经济阐释，介绍一些外地的经验，让执政的人多一点选择。佛氏同意。但我又说：「不管怎样，在适当的环境下，你与赵氏的会面可能是历史性的。」他回答说：「你的乐观性格又来了！」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二百多年来，自史密斯以后，佛利民是倡导自由经济的最有名气的经济学者，站于维护私营企业、自由选择的一个极端上。赵紫阳呢？他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两雄相遇，若非观点上无法接近，只要会面时彼此不是光说一些空泛而不着边际的客套话，使谈话有充实的内容，那会谈就是历史性的了。
在会谈之前，佛利民和我花了四天的时间研讨中国的体制改革及其所遇到的困难；我也向他解释过什么是「双轨价格」、「承包合约」、「外汇调剂」、「乡镇企业」、「两权分离」等等的概念与实际情况。我看过他改了又改的建议书，知道他要谈的不是空泛之辞。只要赵氏能开心见诚，说得明白，使大家能将同意的与不同意的表达出来，就会在中国经改的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
说是高手并不夸张
我不想在这里详尽地述说赵、佛二人的对话——将来有机会，我会小心地将资料整理的。一般报章的报道，是莫名其妙地将赵氏的言论「保守化」了。回港后，我曾提及赵氏的经济学问绝不肤浅，可算是高手。这使一些朋友认为我是过于抬举了他。他们认为没有正式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怎会从经济理论角度看经济问题，而又可以及格的？
要澄清这一点，单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多年以来，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者都反对外汇管制，而在经验上，外汇管制是百病丛生，没有可取之处，得益者只不过是一些特权分子而已。近几年来，中国专家们要维护汇管的言论，不外是什么中国太穷、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外人难以明白等等的老生常谈，令人一听就知道是毫无理论的信口雌黄。
在北京的会谈中，赵紫阳所提出的暂时不应解除汇管的分析，是我所知道的维护汇管的诸多理论中，最有道理的了。虽然他的分析，可能因为过于简短，说得不大清楚，但还是甲级的理论。
且让我试以经济学上比较精确的概念，来阐释赵氏的汇管理论。虽然我这个阐释不一定对，但我认为应该比旁听者所笔录的模糊不清的内容较为准确。
简单地说，赵氏认为中国的物价，有一些是被管制的，有一些是不被管制的。这使管与不管的比对价格不「合理」——即西方所说的失了指导资源运用的重要功能。要是解除汇管，让汇率自由浮动，那么国内的不「合理」比对价格与国外的不管制的比对价格自由地配搭，那就可能导致应该进口的不进口，应该出口的不出口，扰乱了经济的规律（尤其是在原料那方面的价格与供应），所以还是等中国的价格全部放开，使国内有可靠的比对价格后，才解除外汇管制。认为我过于抬举赵氏的朋友，大概也会同意他是很有见地的吧？要不是我在一九八一年曾经想过类似的问题，我不会一听就悟到他的含义的。
在我来说，虽然这理论高人一等，但我还是认为汇管是应该立刻解除的。（佛利民当时的回应，也是汇管要立刻解除，后来我恐怕他在当时不明白赵氏的含义，再和他研讨，大家的观点没有分歧。）我认为要立刻解除汇管的原因有三。
第一，管制的价格不能自由地买到产品，究竟「合理」的价格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若汇管被解除了，加上没有进出口管制，那么有价格管制的产品，由于不易买到，肯定是进口的多，出口就非补贴不可。这样一来，在价格管制中特权分子的图利机会就大幅度地下降，因而迫使国内物价改革的速度加快。
第二，中国的汇率管制在目前往往是有名无实，只有像来自台湾的探亲旅客那样不明内里，才会在深圳的关口排队以公价兑换外汇券（多走一百公尺路，双倍的人民币举手可得）。既然米已成炊，又何必以「多轨」的汇率来扰乱市场的讯息，使做生意的人用各种鬼鬼祟祟的办法来炒灰市，增加了交易费用呢？
第三，汇管维护着外汇券的存在，一国两币，增加混淆，半点好处也没有。
话虽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赵紫阳的汇管理论确是一个有思想的理论，与以往我们常听到的「托辞」大为不同。而在会谈中，他的其它观点也令人心折。
例如，我没有听到他说开放物价会导致通胀（虽然很多人认为他曾这样说）。又例如，他建议的价格改革，压制通胀、改革国营企业的制度，并无先后之分（中国经济学者则有先后的纷争），而是同样的重要，要一起推行。在整个会谈中，他显然知道这三者息息相关，互相协助的基本经济原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与赵氏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我也很欣赏赵氏的坦率。他直言国营企业究竟谁属是模糊不清的，因而肯定地指出，乡镇企业远胜国营。他知道利率是应该超过通胀率，国营企业若因利率高升而倒闭是件好事，但一下子大量倒闭，冲击可能太大。他也直言宪法的通过与实施是两回事。
是的，在整个会谈中，赵紫阳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政客，而是一个学者。佛利民说他有教授的本质，是可圈可点的。
大同是客观分析与实事求是的效果
在这次会谈中，能听到赵紫阳那样开心见诚地、全面地、有系统而又清楚地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使我们耳目一新。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一些细节外，赵氏与佛氏大体上彼此没有不同意的地方。虽然在会见之前我曾意识到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但达到了这一步，总是有点惊奇。要知道，这次会谈内容充实，双方没有用上空泛之辞；赵氏也没有提及什么中国的特殊情况，什么坚持，什么外人不懂的中国国情之类的八股言论。赵佛二人的社会背景本来是各走极端的，但在各有内容的研讨中没有基本的冲突，这样的会谈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吧。
佛利民未到中国之前，我曾在电话中跟他谈及，经济学者在科学发展上必有的纷争，外人往往有所误解；因此，他和我在中国会面时最好先将各自对中国的看法讨论一下，互相了解，免得日后在中国的朋友面前，我们因为不明白彼此的意见而有了分歧，引起人们不必要的误会。这个提议，他是赞成的。所以从上海到北京的四天行程中，我和佛氏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互相有了基本的共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的六点：
第一，那所谓「资本主义」有很多种，其中不少是无可取之处的。例如国民党在大陆时的「资本主义」，印度几十年来的「资本主义」，我们就不敢恭维了。
第二，「社会主义」也有很多种，其中很多——像苏联的——也是一无可取，但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使人民有保障的清楚权利而又让他们自由选择和竞争的，我们绝不反对。于是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实际上能够施行的最佳「资本主义」，与实际上能够施行的最佳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在这一点上，佛利民认为不同「主义」的分别并不是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而背道而驰的。他认为不同制度名称其实是一个圈子：为社会——为人民——的自由与生活推行而又可行的制度，不管名称是什么，总会汇合在同一点上。
第三，关于中国的通货膨胀，我们认为所有有关的言论都有很大的误解。其中一些他和我都在不同的场合里解释过了。但比较详细的分析，还是要让我另写文章加以澄清。
第四，「私有产权」的主旨是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以及自由的转让权，而只要这三种权利存在，合股经营的也是私产。但所有权谁属并不重要。中国所提倡的两权分离（两权，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后者包括私产的上述三种权利），是可行的，虽然会有增加一些交易费用的顾虑。佛利民不仅同意我提出的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属政府但仍然是私产的例子，也同意我提出的在美国借钱买汽车的例子——即法定车主是银行，注册车主是车辆的拥有者——因而建议中国可以将国营企业的资产净值，折现为资本，作为是向国家借来的款项，付利息（或称为税）以外，政府就不再插手干预。这种「彻底承包」，具有私产的功能，因为私产其实是一种承包制度。
第五，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到了最重要的关头。这改革弄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像南斯拉夫那样，途中出现胶着状态，退既不得，进也不能。佛氏也同意，假若中国的改革在途中被「胶着」的话，它不会变成南斯拉夫，而会变为印度。
第六，中国改革的症结，是在于特权分子要维护他们的既得权益，而在实践上，我们不知有什么轻而易举的办法，能将这些特权买过来或顺利地取缔。
我和佛氏在这几点上既然没有分歧，那我就意会到在他与赵总书记会谈时可能很融洽。但我没有想到，在会谈时，赵氏的表现竟是一位经济学者的风范，坦白而诚恳，半句政客通常会说的话也没有说。他提及通胀的困扰——但却明白通胀不是由价格开放而引起的（佛氏只强调地指出，在管制下的低价是要包括其它代价的，所以并不低廉）；赵氏提出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案（佛氏没有反对）；赵氏提出国营企业的权利谁属与模糊不清的问题（佛氏补充：即使不将国营企业私产化，起码也要让私营企业自由参与竞争）；赵氏也提出了股份制的推行（佛氏指出股权自由转让极重要）。赵氏没有提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佛氏却指出能使广大民众得益的制度，都是好的社会制度。「主义」一辞，大家都没有提及。这可算是高手过招了。
二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佛氏在辩论时不手起刀落，但这次会谈他没有这样做。这个从来不畏权势、不卖帐的人，很显然是欣赏赵氏的经济分析的。除了上述的一些补充外，佛氏曾作了一个重要的更正。当赵氏提出中国的投资与消费过高，需要降低一点，佛氏的回应是，只要投资与消费是从储蓄而来的，不可能过高，但如果以印钞的办法来投资、来消费，就会引起通胀。这一点，赵氏看来是明白而同意的。
我反复思量赵、佛二人在会谈中彼此不同意的地方，似乎只是解除外汇管制的时间问题。佛氏认为解除外汇管制是首要之事，应立刻进行；赵氏认为要等到国内的价格全部放开后才解除汇管。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但很可惜，他们二人没有多用点时间继续在这问题上作深入的讨论。其它有一些小异，例如赵氏没有将工资包括在价格之内（物价与工资是要一起放开的）。而关于特权分子维护既得利益的重要困扰，双方都没有提出来讨论，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一夕之间可以得到答案的。
结论
十年前，佛利民要和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在经济上达到相近的观点，是不能想象的。今天的大同小异，不难想象，但亲身目见耳闻，还是令人诧异，感到高兴。我认为赵氏与佛氏会谈时不是各投对方之所好：他们的坦白与诚恳，溢于言表。赵氏的思想不是「走资」，而佛氏也并非改变了品性。他们之所以达到大同，是因为大家抛开口号，摒除成见，客观地在中国的经改问题上探讨。我不熟悉赵紫阳，不能对他的思想转变（或没有转变）作判断，但佛利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改观是颇为明显的。他不反对两权分离，不千篇一律地维护「资本主义」，认为有创新的与私产异曲同「功」的「社会主义」他可以接受，也同意除了控制货币增长率之外，中国的通胀是需要其它的改革来协助的。
同样重要的是，在会谈中赵氏所支持的「公有制」，绝不是大锅饭的那种「公有」，而是有清楚权利界定的公有。例如，香港或美国的上市公司是公有的，但股权的拥有者却是私人。佛利民的「公有」观点更为广泛，他认为所有社会都是公有的，问题是权利应该怎样界定而已。赵、佛二人之所以达到大同，大家对「公有」的不谋而合的认识，是重要的因素。
英谚说得好：明智的人，只要能明白对方，都会彼此同意的。可惜这会谈的时间还不足够，不能让赵、佛二人在重要的汇管问题及其它较次要的「小异」上多作研讨。
佛利民对赵紫阳欣赏，是无可置疑的。但佛氏担心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气候中，赵氏的经改精力若何不得而知。而一旦邓小平不在，或赵氏下了台，中国的命运又怎样了？
佛氏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一个伟大的实验，他寄以厚望。但他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国家能成功地推行广泛的基于私产而又自由的市场（所有权不管谁属），因此，他对中国不能过于乐观。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若真能成功的话，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创举了。作为一个美国人，为美国人的利益计，他希望中国能成功，因为中国没有侵略他国的野心。
是的，不管大陆及香港的报章有数之不尽的报道，我认为佛利民的中国之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无足轻重的。不过，他的此行，关于经济运作讯息的传播是增加了的。中国人对他的诚意应该感佩，也应该让他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认为是史无前例的成功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