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池莉《烦恼人生》漫评
摘要:作为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池莉以其特有的女性意识对饮食世界里的男性寄予了深深的理解、宽容与同情。她的成名作《烦恼人生》以“零度感情”叙说生活的冷峻与沉重，为我们勾勒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与内心世界，通过凸现人生，揭示了人生的本相与原态。重新品读《烦恼人生》可以使我们在这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中，去体验人生的全部丰富和复杂，以便通过这种人生体验，在丰富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安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精神得到抚慰和升华。
关键词：《烦恼人生》“新写实”女性意识生存
池莉是当代一位优秀作家，她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是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叙述方式为读者所熟知的。池莉的《烦恼人生》是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而现于文学界和评论界的。与《烦恼人生》一并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的还有方方的《风景》，以及刘恒、刘震云、刘庆邦等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新写实”小说有着比较一致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倾向，那就是：密切关注凡俗、琐屑而又无奈的生存状态，极力抹平艺术与生活的沮沟、消解创作与阅读的隔膜，以“零度感情”叙说生活的冷峻与沉重，揭示人生的本相与原态。这些特点，在《烦恼人生》中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一
“新写实小说从文学价值学着眼，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宣告形而上意义与价值的无效，使意义与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凡俗人生。”[1]池莉的《烦恼人生》就摆脱了以往歌颂或批判的模式，进入了纯粹属于文学的叙事状态。小说以实证的方式考察生活，以实录的方式复现生活，时时刻刻警惕任何理性的先入之见和精神预设，拒绝一切按主体意愿杜撰生活，拒绝形而上的平面化叙事手法描述了“毛茸茸”的现代都市最普通人物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了对普通人平凡人生的有力捍卫。《烦恼人生》以其特有的琐屑、平淡、鸡毛蒜皮的罗列和不故作小人物状的朴实展现了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及婚姻关系中的困窘、辛酸和艰辛，真正搔到了生活的痒处、痛处、烦心处、苦恼处。《烦恼人生》虽说是一篇虚构的小说，但更象一部新闻记实短片，长长的镜头聚焦于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他的烦恼正代表着那个群体千千万万人内心压抑的苦恼，那烦恼本身锥心隐痛，却又无能为力。烦恼与木然的生活摩擦，生出无端的矛盾，形成一种悲哀。作者没有去写哈姆雷特的悲哀，那样的悲哀又几人有？
在《烦恼人生》中，池莉以平静、冷峻的写实风格，极力仿真平民世界中艰难的生活现状，表现着他们活着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在生活层面的描写上，池莉用“奔跑”框定了人生的基本姿态。主人公印家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对工作充满自豪感，他的精神状态极好，但他一天的生活内容就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奔忙，从凌晨一直马不停蹄地跑到深夜。印家厚在这种无暇喘息的奔忙中显得渺小、无奈、孤立无援、处处受制约，始终置于生活的困窘和烦恼之中。纵然如此，他依然无法主宰生活中的一切。随着空间的不断转换，他不断地变换着父亲、丈夫、儿子、邻居、工人、情人、女婿、乘客、拆迁户等身份。同时也经历了许多烦恼，既是生计的烦恼，也是生命的烦恼；既属于他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特定时期的。从印家厚的烦恼中，不只感到了他个人生活的困窘，生命的焦灼，心灵的疲惫，还感受到了人类某些共通的困扰。那单调的、漫长的、周而复始的人生之路，那生命力点点滴滴无可奈何的耗损，是当今这个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人们所难以超越和摆脱的。惟其如此，人物那善良的心地，那烦恼中并不放弃的追求，才显得实实在在，既让人深思，也让人感动。这正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这就是现实的此岸：“不再是苦海中的涉渡，不再是朝向黄金彼岸的畅想；而是一幅困窘而丰满、琐屑而真切的市井众生图。不是被击毁的海市蜃楼背后显现出的肮脏世相，而是果敢撕碎的虚幻景片的裂隙间呈现出的现实人生。”[2]这份烦恼人生不仅别无选择、不可逾越，而且是他——印家厚一个普通人的全部拥有和财富。
“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目，‘新写实’作家总是力图将叙事情感压制到‘零度状态’，以‘流水帐’式的‘只作拼板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使当下此时的真实’（池莉语）凸现出来。”[3]（P182）《烦恼人生》将印家厚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巨细无遗地以原始记录的风格显现出来，形成了所谓“生活流”的创作特点。小说第一句是“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这就把这一家一天的那种忙乱揭示了出来：生存空间的狭仄，生活和工作的紧张忙碌。小说从凌晨三点五十分儿子摔下床时的一声哭叫，惊醒了印家厚的睡梦写起，然后是排队上厕所，带孩子赶轮渡，上班工作评奖金，买生日礼物，读朋友来信，下班后忙家务，直到深夜才休息。在这一天中他遇到了许多事情“公共卫生间两个十户人家共用，一起床就得为上厕所、洗漱伤脑筋；挤公交时被一个姑娘骂为“流氓”；因迟到一分半钟只得了五元钱的月奖；徒弟雅丽、幼师晓芬、初恋情人聂玲所激起的心灵震荡与感慨；食堂就餐时扒出了半条青虫；物价上涨，买不起给岳父祝寿的贺礼；被人栽赃挨了批评，报考电大的事泡了汤；贺同事结婚、救熊猫；住房要拆迁，姑妈的儿子还要来家里住等等。作品虽然写了是印家厚一天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则是揭示了他一生的周而复始的人生轨迹。
在《烦恼人生》中语言不仅显露出淡淡的诗意，也常常闪烁出理性睿智的光芒：“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记忆归记忆，痛苦该咬牙吞下去”；“为什么不把江疏浚一下？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轮渡快一些？为什么江这边的人非得赶到江那边去上班？为什么没有一个全托幼儿园？为什么厂里的麻烦事都摊到了他的头上？为什么他不能果断处理好与雅丽的关系？为什么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印家厚真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孩子，能有一个负责的父亲回答他的所有问题”；“长江总是后浪推前浪，前景应是一片诱人的色彩”。作品尽情地表现了现代都市平凡普通的生活和弥漫着尘界的灰蒙蒙的人生。厚实的生活底蕴和强烈的平民情怀，构建了一种真实、冷峻的表达，表现在语言上则形成了一种调侃与反讽的风格。印家厚半夜里受到老婆尖刻的鄙薄；与小白的侃谈文学；与厂长有理有节的交涉等等。作者就是这样以无知者的姿态，平静地叙述和调侃着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从而在反讽和调侃中揭示出假象与真实间的矛盾。
在《烦恼人生》中作者以一个冷静客观的观察者、体验者、叙事者的身份，细致入微的描述了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生活，这里没有造作，没有人工的痕迹，从而再现出生活原生样态，也就是所谓的“纯态事实”。[4]（P308）小说真实地展现了现实生活的原生状态，在平凡琐屑的描述中大胆的“凸现人生”，强调了过程本身的含义和意境，从而将社会内容与个人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把生活的过程变为生命的过程，同时也揭示出精神追求在不自觉中迷茫消失在物质生活的困窘之中，而人的精神困窘，灵魂的无所依又使生活、物质困窘更加暗淡的恶性循环。在小说中，作者不是有意告诉我们什么，而是让我们自己“观看”，“告诉”的东西是有限的，而在如实的追踪生活的过程中，作品强烈的现实感与生命感的紧密贴合，却能激起我们复杂的，难以言叙的人生感受，统一起历史与人生的秘密。
可见，作者是用“新眼睛”[5]来审视着这个世界，在写作中，不许自己有半点游离；同时她极有勇气的撷取了常常被我们忽略、漠视或不敢正视的原生态的生活表象，暴露出生活的本质。
二
“在池莉的‘撕裂’与补白之中，在她对新秩序的书写与回归之中，却不期然地超越了其早期自恋、自辩、自我印证式的女性写作，使新女性的现实生存悄然地浮现于池莉摇曳生姿的日常生活画卷之中。”[6]池莉的小说始终都是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来关照和表现女性的生存状态，然而让池莉首次体验文学大奖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却偏偏是个男性。
按照故事情节的推算，主人公印家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与同时代的城镇青年一样，他也有过上山下洼的知青生活历程，返回城后则成了钢板厂的一名现代化的操作工。小说写了印家厚一天的奔忙，在这种无暇喘息的奔忙之中显出生命个体的渺小、无奈与认同。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印家厚必须负担起家庭的伦理、责任和重担，然而他从来都是力不从心或不称其职的：欲表孝心而囊中羞涩；欲庇荫家室，却只有蜗居一间，而且令“大丈夫”更为羞辱的就连这还是由“小贱内”托人告借的；他还必须迎战凶险莫测的人际关系，如车间主任绕着弯子扣发奖金，被人栽赃挨批评等等。在这些繁琐的事情中，他对本职工作怀有纯正的感情，生活中追求着真诚与善良，他为着自己应得的一切而苦苦挣扎，活得极为紧张和沉重。在小说中池莉冷静地、不动声色地对生活作亦步亦趋的自然主义复写，以自己“犀利”“敏锐”的女性目光，把一个男性形象描摹的淋漓尽致。其中不乏还有着对男性在家庭中承担责任超负荷的地位有着独特的透析，从中可以看出男性在生活中受动的一面，以及在“大丈夫”形象下的内心苦痛。小说中印家厚的一天的经历实际上是他的一年甚至将是他一生经历的一个缩影。正如主人公自己说的一样：“找对象，谈恋爱，结婚。父母生病住院，天天去医院护理。兄妹吵架扯皮，开家庭会议搞平衡。物价上涨，工资调级，黑白电视换彩色的，洗衣机淘汰单缸时兴双缸——所有这一切，他一一碰上了，他必须去解决”。
在池莉的女性眼光中，印家厚的性格特征用“人情味”三个字再恰当不过的了。面对着生活的琐屑、芜杂，他常常焦躁、烦恼，甚至无奈和迷茫；面对妻子的任意鄙薄，他偶尔会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但更多的是体谅、理解并巧妙地平息夫妻间出现的风波；面对天真、美丽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徒弟表露的爱慕之情，他能理智地予以拒绝；他虽然对昔日恋人有着温馨回忆，但对于老婆递过一杯开水，扔过的一条湿毛巾，他便觉得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他接受了同事的香烟，又大方潇洒的朝周围撒上一圈作为回报；他热爱工作，尊重领导和同事，但惹急了也会把有青虫的饭菜扣进食堂管理员口袋里；碍于面子他极不情愿地收拾锅、碗、筷，但当看到在公共卫生间里洗碗的都是男性，他也就心安理得了。可以见得，主人公的一天又可以说是在知足与不足中度过，他是用自己内心的标尺来--衡量着这一切。
小说还有两个男性形象：印家厚的知青伙伴江南下和厂办秘书小白。江南下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露面，而是从一封信中述说了他与印家厚，聂玲等人的那段知青生涯。江南下正面临着婚姻危机，生活在比印家厚更加复杂的烦恼之中。小说也并没有过多地叙述小白的烦恼，但这位热心于文学创作，有着满腔激情的青年，同样也摆脱不了生活这张无形的“网”的束缚。由于有了江南下和小白的映衬，主人公印家厚的形象无疑显得更加丰满、更加富有质感。另外作者还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刻画了三个对印家厚的生活乃至心灵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形象。聂玲是他的知青伙伴，初恋情人，“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动他”。但她在作品中没有正面出现，而只是潜在印家厚的心灵的深处。而那位热爱幼儿园工作的肖晓芬则是勾起印家厚欲望的一个影子。雅丽是一位比他的老婆要“高出一个层次的女性”，是他乐于留下厂里加班加点以便与她待在一起的聪明、年轻、活泼、漂亮的女徒弟。他砰然心动但最终拒绝了，因为拒绝投入她的怀抱的理由太多了——在他看来“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妻子就应该是“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是憔悴、爱和他扯黄皮的老婆！”等等。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试图透视的两性关系主要体现在印家厚与这三位女性的关系上。作品表面上似乎在极力激化两性间的矛盾，然而种种矛盾又总是在两性间的理解、宽容和尊重中化解。这种“欲盖弥彰”的笔法让人感到这“烦恼人生”原来充满如此多的温馨、平和和亲近，无怪乎作品应和着主人公的思绪而感叹地说：“生活中原本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三
20世纪末的生存现实无情地将充满虚幻的“意义”追求消融于商品化大潮的唯利追逐之中，精神家园的乌托邦性质终于裸露在国人面前；在市民文化消解抽象而走向感观，消解理性而走向官能，消解深度而走向平面的价值重估的社会转型期，新写实小说找到了自己的表演舞台，成为了市民文化的承载体。消解政治话语，以生存话语取而代之，拒绝形而上的乌托邦遐想，以形而下日常经验的平面化，欲望化叙事为价值归属，构成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叙事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
《烦恼人生》预示了一种文化倾向，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已彻底失去了乌托邦冲动。人们已经为日常生活事相所左右，被眼前的利益所支配。直面人生的烦恼、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真实地复制和还原出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把现实与理想尖锐对立的生存现实再现出来，摒弃对现象后面所谓“本质”的挖掘与揭示，无情地拆除所有附加于日常世俗生活的主体性想象，已经成为部分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
池莉所描写的烦恼却又是生活之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遇到的烦恼。池莉似乎只注重生活本身，只执着于自己的创作信念，不在乎是否具有哲理和崇高。然而在《烦恼人生》中，作者对生存本相的关注恰恰昭示出了关于生存本相的哲学思考。“池莉所认定的这种社会人生哲学，在她的‘人生’系列的‘新写实’作品中，主要是表现为一种‘知足’、‘能忍’和‘顺乎自然’的人生态度。按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这种人生态度是属于道家哲学范畴的一种‘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7]《烦恼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并非仅仅在于凸现和揭示人生的烦恼，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这种烦恼人生的认可，印家厚虽然饱经沧桑，却没有被平庸、琐屑、卑微所压倒，因为他并不把这种尴尬和困境看作是生存的悲剧，由此表现出顽强的生命韧性。这种对生活的认可体现在印家厚的生活哲学上，表现为：忍与和。他通过得失互补，福祸相替的转换求得精神上的慰籍和平衡。比如当老婆给印家厚哭着说到房子要拆迁的事时，他却用“车到山前必有路，桥到船头自然直”来安慰自己。可以看出这里并不完全是阿Q精神，而恰恰是体现了主人公对“烦恼”的一种积极的化解。从《烦恼人生》的每一个细节、挫折后面，接踵而来的就是各种方式的化解和排遣。在每一重烦恼之中，苍茫和悲凉中又透出缕缕温馨，是普通的工人、成年人印家厚借助于外力和自身的力量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顽强抗争，在淡泊和达观中为自己生存状况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追求，是和相濡以沫的妻子共同承担起困窘紧张的家庭生活的孜孜努力。
在作品中，主人公持着这样的生活伦理，人生信条：“少骂娘多做事，让现状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中得到改善。普通人的信条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8]普通人身上蕴藏了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这正是小人物的可贵之处，坚强、理智的可贵之处。池莉要写的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活，要讴歌的就是这种活的勇气。
在《烦恼人生》中，沿着印家厚的感情脉络，我们清晰的看到他在“网”和“梦”之间的冲突中，内心深处所经历的渴望与挣扎。妻子、雅丽、聂玲、肖晓芬她们各自有着自己的位置，是印家厚情感历程中四座坐标。妻子是他“网”中的爱人，聂玲是他“梦”中的爱人，在两者之间，后者显然不是前者的对手。“这世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在送你和等你回来”，这就是足够的理由了。肖晓芬和雅丽只是他梦中爱人的两个替身，他对肖晓芬的欲念虽是瞬间的，但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梦”的渴望，到最后他和雅丽的事情也没有结果。他们之间欲罢不能、进退两难的爱情纠葛为印家厚在“梦”与“网”之间的挣扎作了最好的诠释。在《烦恼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出理想和现实永远是对矛盾。要存在，就要不断地接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里尔克的一句名言：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小说中对原始、质朴的生命过程的渲染力极大感染、震撼读者的心灵，在如实的追踪生活的过程中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既而认识到：人生的烦恼只存在于人对生存的体验中，而并非来自存在自身。因此，能够认识人生的烦恼又坚守在这烦恼的人生中，这就是现代普通人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和不得不采取的人生态度。
我们不难发现，池莉在作品中表现了普通市民的家庭生活，反映世态人情，下层人民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追根溯源，又影射起和包含了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意味，让读者真切的咀嚼了生活，认识了生活，在品读《烦恼人生》的同时，对人生的烦恼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并最终将得到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赵联成.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J].文史哲,2005（4）.
[2][6]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J].文学评论,1995（6）.
[3]王万森.新时期文学[M].高等教育出社,2001.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池莉.写作的意义[J].文学评论,1994.（5）.
[7]於可训.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漫论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J].当代作家评论,1998（1）.
[8]池莉.我写烦恼人生[J].小说选刊,19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