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女中豪杰狱中受尽酷刑不开口
——上海解放前夕女革命者斗争故事
蔡怡曾：狱中受尽酷刑不开口
蔡怡曾（1945年）
近日，在中共地下组织原女中区委史料捐赠会上，94岁高龄的矍铄老人施惠珍，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捐出了自己用心整理保管的、由女中区同志共同撰写的135卷党史资料。在史料中，曾任中共上海“学委”原女中区委书记的施惠珍，讲述了白色恐怖下上海女中和专科学校的同志如何与敌人展开斗争的革命故事，她特别提到了“女中豪杰”蔡怡曾被捕后，在狱中被严刑拷打仍守口如瓶、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
意志坚定，是女中青年楷模
施惠珍在她的史料中提到，当时蔡怡曾同志是女中区委委员。1948年的一天，蔡怡曾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敌人用酷刑折磨她，她未曾吐露组织的“一字一句”，是一名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是当时女中青年人的学习楷模。
在这次捐赠会上，蔡怡曾的女儿陈庆也作了发言。她谈到，1945年2月，母亲在圣约翰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曾化名沈瑛、蔡瑛等。1945年底根据党组织决定，参与协助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创办幼师（后改为女师）的工作，母亲积极开展学生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学委女中区分区委书记、女中区教师分区委委员。她的公开身份是女师的训育主任，并参加国民党教育局的“训导研究会”，随时掌握反动当局动态，做好进步学生和党员的掩护工作。
蔡怡曾当年联系的学生党员马韫芳谈到，1948年的一天，三个女孩和蔡怡曾约好在家里见面，但过了约定时间却不见她来。“后来组织上有人通知我们，她已经被叛徒出卖被捕了，组织上命令我们马上撤离。”
酷刑折磨，仍严守党的秘密
关于母亲当年在狱中的“生死考验”，陈庆是在母亲去世后才真正了解的。“1992年1月母亲病逝，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她最后一本病中日记。其中一篇《于病榻上追忆》写道：“1948年7月1日前夕，在狱中墙头上书写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看了日记里的这段话，想到母亲当年所遭受的酷刑，陈庆潸然泪下。“母亲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的当天，敌人先以金钱、名誉、地位引诱，又以叛徒对质攻心，继而通宵达旦地酷刑逼供，但母亲拒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一百多天的关押期间，各种刑具无所不用，上老虎凳、吊打、火烧、铁榔头砸、十指上刑……母亲始终严守党的机密。”陈庆说。
陈庆介绍，她曾从上海档案馆发现数份重要佐证。一份是上海中统局特务机关特务组长苏麟阁的报告，称：“观蔡犯顽固之个性，坚定之作风，或已曾受共党高度教养，目下正设法使其觉悟中。”另一份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的批文，写道：“匪嫌，审讯中，确未承认为共匪，但据张良彩书及蔡行动，系匪重要干部。”
通过日记，向组织传递信息
施惠珍说，对于蔡怡曾同志在狱中宁死不屈的表现，组织上非常了解，并积极组织营救，还指示通过家属“利用社会关系”组织营救。最终，蔡怡曾于1948年8月23日获得保释，但仍处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怡曾同志的腿、腰在狱中被折磨坏了，身体一直不太好。”施惠珍说。
陈庆说，严刑拷打使母亲的身体严重受损，出狱时还遭恐吓：“如不老实，随时随地抓回来。”但她的革命斗志依然不减，一边疗伤一边以写日记的方式将狱中敌人的情况交给组织。蔡怡曾对学生们说：“等养好身体，再为教育服务，为人民服务”。
陈庆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曾教自己学唱革命歌曲，其中就有《跌倒算什么》的另一个版本《坐牢算什么》：“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放出来还要干！”陈庆说：“这是当年他们一代人用心唱响的歌，自己也从中读出母亲的力量来源。”
1948年10月30日，在党组织安排下，蔡怡曾利用探友的机会巧妙摆脱特务的跟踪监视，撤离到解放区，并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全国妇女大会。
劳敏蔼：塘栖革命理想播火人
劳敏蔼，女，1927年出生于浙江塘栖古镇的一个书香世家。
塘栖是商业重镇，街上开店做生意的多，劳家在西石塘开有米店，生活富足。母亲范应先是著名画家，晚清维新派后裔。劳敏蔼自小受家庭气氛熏陶，热爱学习，思想进步，小学和中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46年1月，19岁的劳敏蔼在上海光夏中学念高三时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青年学生运动，并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1946年秋，劳敏蔼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是学生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多次组织或参加当时沪间学生和工人运动，参加南京请愿游行，也是震惊中外的“五·二○血案”中走在游行队伍的一员。
1947年夏天，劳敏蔼接受组织上的指示，利用暑假期间，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乡镇和农村去，传播到工农中间去。她和在复旦大学念书的师哥汪培一起返回老家塘栖。
凑巧，这年夏天，塘栖镇商会举办回乡中学生暑期补习班，就请两位回乡度假的大学生任教。劳敏蔼他们感到正中心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开展革命活动。
在老家，劳敏蔼他们遇到了一位名叫胡莲清的年轻人，他是塘栖镇邮政局的职员，在当地青年学生中组织了“行健中学校友会”，开展交谈、教唱歌曲、做游戏等活动，还办了一个小图书馆，书籍有在国统区发行的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的《伤逝》、茅盾的《子夜》、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
劳敏蔼与行健中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她与校友会骨干黄祖培是表亲，大家相见一拍即合，决定就把商会的回乡中学生暑期补习班与行健中学校友会联合一起活动。
当时劳敏蔼并不知道，几位心心相印青年人汪培、胡莲清和她一样，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国统区白色恐怖猖狂，地下党纪律很严，多为单线联系，活动非常保密，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劳敏蔼、汪培和胡莲清才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
汪培的叔祖汪坚青曾担任塘栖市东镇镇长，他的儿子汪乃杰是国民党塘栖区党部书记。利用这层关系，加上有商会出面，补习班就借用国民党区党部机关的房子，地点在镇花园桥附近。补习班约有二三十人参加，汪培教英文，劳敏蔼教数学。他们在为大家补习文化课的同时，积极向这些年轻人宣传进步思想。这样，校友会与补习班的活动有了很好沟通，往往这天上午有补习课，下午校友会就有集中活动，大家配合默契，目的一致。
校友会活动的地点就在行健中学的礼堂，高大敞亮，并且有台。大家在那里演讲、交流、唱歌、跳舞、做游戏，热情高涨。做的游戏有击鼓传花，传中的人要出节目，多为唱歌，唱的歌有《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渔光曲》、《团结就是力量》等等。而在上海学生中广泛传唱的《山那边呀好地方》这首歌，则是刻了钢板，油印后发给大家学唱的。
几十位年轻、活泼、热情的男女青年在一起唱唱跳跳，开开心心，还感染和吸引了一些中心小学的教师及家住附近的青年前来参加，使活动的人数与范围有所扩大。
塘栖镇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对这里热热闹闹的活动闻到了味道，感觉路数不对。于是便来捣乱，有几个人于礼堂近旁的教室内，在铁皮洋油箱里放炮仗，意欲吓唬、驱赶。但礼堂中的年轻人人多势众，大家都不在乎这种小丑式的伎俩，依然如故。三青团见这边无动于衷，又拿不到什么确凿证据，只得作罢。
因为共同的志向和使命，劳敏蔼和和青年们经常在晚饭后去镇东郊公路上散步，交流活动的情况，畅谈对时局的看法，感叹家乡的种种。夏日长长的黄昏里，这些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走得很远，走到烧饼桥，走到半路凉亭……
虽然行健中学校友会活动及文化补习班只在塘栖开展了一个夏天，但对镇上青年人的影响很大。那百余本书籍继续流传。那些革命的真理让更多的年轻人走上了革命之路，革命的火种已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点燃。
暑假结束后，劳敏蔼返沪回校，因学校调整归并，她先是转到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进入大厦大学继续学业。
转瞬又到了1948年的暑假，劳敏蔼还在大学学习，师哥汪培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在上海就业，胡莲清已调离塘栖邮政局，古镇上没有再组织集中的活动。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劳敏蔼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中。她深入学校附近棚户区发动工人群众，先后创办三所工人夜校。
在工人夜校上课时，劳敏蔼向工人传播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她因材施教，深入浅出，经常运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使工人听懂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深受大家好评。
因为叛徒出卖，劳敏蔼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军统的秘密看守所。
敌人认为劳敏蔼是个年轻的女学生，出身于富贵家庭，肯定受不了皮肉之苦，可以容易的从她口里掏出地下党组织的 秘密。大大出乎特务的意料的是，劳敏蔼面对严刑拷打坚强不屈，只字不吐。疯狂的敌人不甘心失败，更加残暴地一次次对她严酷审讯，用尽了各种毒刑，光是老虎凳就坐过七次。劳敏蔼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酷刑造成的伤残痛苦与她陪伴了终身。
经过多次审讯，敌人没有从劳敏蔼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便把她和一批犯人转移至虹口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关押，并作为“冥顽不化”的要犯不许保释。
1949年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并开始了国共和谈。在此大背景下，地下党多方组织对劳敏蔼的营救，母亲范应先奔走托人，大厦大学欧元怀校长出面担保，劳敏蔼才得以释放。
劳敏蔼出狱后，组织上当即对她在狱中表现进行了审查，证实她受到了残酷的刑讯，结论是：“酷刑之下，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受到党组织的表扬。
解放后，劳敏蔼从上海被抽去北京中央团校学习，并留在团中央工作。1953年初调建设部，先后在部教育司、政治部和机械局工作。
现在定居北京离休多年的劳敏蔼，虽已年逾八十，当年遭受酷刑摧残的身体还留有后遗症，仍然过着丰富的晚年生活：读书、作画、旅游、学诗、弹钢琴……日子过得很充实。
以下是劳敏蔼所作《欧洲游拾零》
一
山上飞雪山下雨，欧洲屋脊瑞士行。
萨尔茨堡莫扎特，美籍华人贝聿铭。
二
音乐城望白雪山，金字塔映卢浮宫。
拙诗难以抒万象，子夜月色已朦胧。
田蕙青：“不愧为史良的秘书”
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组织被迫转入地下。1949年4、5月间，敌人开始向民盟主席史良女士下毒手。5月中旬，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
1949年5月10日深夜2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吉普车三辆及二十余名武装和便衣特务，将史良在上海开纳路（现武定西路）的住宅团团围住，然后蜂拥而入，大肆搜捕。
由于史良提前得知消息，因而得迅速逃脱。她先是想躲在一个亲戚家，可是等她到达那里时，发现在她亲戚家的院墙上贴满了标语，上面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杀绝”。史良见此赶紧躲去忻康花园的另一个亲戚家，住在19号的一个二层楼上。
这个亲戚家对面是国民党当局一个区长的住宅。一天下午，这位区长的鸽子突然飞向史良的窗台，他到这个房间来找鸽子，差一点发现史良的踪迹。为此，史良决定潜往平日少去的浦东和南市。在路上，为避免查身份证的麻烦，史良的车子在红绿灯的转换中冲来冲去，换了好几个停留处所，才逃出敌人的魔掌。
敌人抓不到史良，就抓住史良家的一位老工友宋阿福，酷刑逼供。随后又搜遍全宅，把全家大小人口，不管是厨师还是女佣，一律进行个别审问，结果毫无所获，便留下几个武装人员把守住宅，企图“守株待兔”。
第二天，敌人又一次大肆行动，将住宅中人员再审问一遍。到第三天，则对宅中人员轮流用刑，“惨号之声，闻于街邻”。司机阿宝经不住通夜酷刑，被迫讲出了史良丈夫陆殿东之弟陆殿奎家的住址。
陆殿奎是商人，不问政治，但也被逮捕。司机阿宝又说出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史良姑父母荣宝礼夫妇即被捕，其后又连锁株连六七人，终于找到史良在南市的隐藏地点。武装特工人员立即对该处进行包围，但史良早在十分钟前已得到消息转移它处，送信人尚未离开，身上搜出报信字条，当即被带走。
一连串的扑空，敌人恼羞成怒，在史良可能出现的所有地方都布置的抓捕人员蹲守。田蕙青就是在此期间被捕的，她是史良的秘书，民盟妇女区分部委员。
1949年5月初，应罗隆基的要求，决定召开民盟华东执行部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定于5月15日下午二时在福开森路20号的一个大花园洋房中召开。房主已去香港，房子空着，有人代管，民盟领导人曾借这地方碰过头，是很隐蔽而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可是当天上午得到情报，这个会已被特务知道，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决定围捕民盟的领导人。于是，民盟市委组织部立刻分头紧急通知停止开会，并派人去弄堂口阻止来赴会的同志。
下午二时左右，国民党特务果然包围了那所花园洋房。田蕙青是代表史良同志去出席会议的。因为没有接到停止开会的通知，又迟到二时半去参加会议，田蕙青一跨进大门，就被特务逮捕了。她不知道特务占据了那所花园洋房，在里面守候了二十几天。
田蕙青被特务送到的秘密看守所，立即进行审讯。为了查出史良的下落，她受尽了苦刑。特务把田蕙青倒背着双手,用麻绳拴住两只大拇指吊起来，一边逼问，一边用皮鞭狠狠抽打。鞭子抽在肉体上，撕心裂肺的痛，这是田蕙青今生从未经受过的。但她咬着牙挺住了。
当敌人恶意地问田蕙青滋味如何时，她愤怒地说：“我抗议！你们没有权利如此对待一个无罪的人！你们加上我身上的罪名是莫须有！”
审讯的特务把田蕙青吊打一阵，又把她放下来“休息”一会，接着审问，问不出情况又吊上去打。几经严刑拷打，田蕙青浑身伤痕累累，但始终一字不吐，使特务觉得很沮丧。
一个特务头子看到田蕙青受刑时，不象一般女犯那样哭天喊地，而是咬紧牙关，既不流泪，也不吭声，既无奈又有几分钦佩地说：“厉害，厉害！不愧为史良秘书，把她送去活埋算了！”
于是，田蕙青被转移到威海卫路执刑处拘留所，和一大群史良的亲戚、朋友、同事关在一起等候执行死刑。民盟组织多方设法营救，但没有能营救出来。
敌人执行死刑的方法非常残酷，一般先用绳索勒死，然后埋入土中；其它残忍的手段还有活埋，或者装入麻袋抛到黄浦江里。由于同时执行的人太多，而解放军已临近上海，敌人来不及按上述办法办理，改为用卡车装运投入黄浦江淹死。
1949年5月24日晚，田蕙青和7个犯人被装入一辆卡车载走。途中卡车损坏，停车修理之际，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打进城里，枪声不绝，国民党的行刑人员四散逃命，她们才得以幸免于难。
田蕙青出狱后，住进虹桥医院治疗刑伤。民盟的同志买了鲜花去看望慰问她。田蕙青躺在一间单人病房的病床上，身体十分虚弱，上前握手时发现她的双手大拇指肿得象胡萝卜一样粗，只能轻轻地抚摸着她。
田蕙青用缓慢的四川话向同志叙述在狱中受酷刑拷打的情况：特务们多次把她两只拇指用绳子吊着拉上拉下，深更半夜被拖出去陪斩，威胁她交出组织名单和地址，否则就活埋和枪毙她。特务一会对她拷打，一会松刑让她“休息”一下，目的是让她不要很快昏迷,让她保持清醒多受痛苦以便“招供”。但田蕙青同志坚贞不屈，什么也没有讲，保护了民盟地下组织和所有负责人及广大盟员。
大家满含着热泪感激她。因为田蕙青不但是史良的秘书，而且是民盟领导人的联络员，知道许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由于她在严刑下宁死不屈，才保证了民盟的同志们安全地迎来上海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