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月亮与中国文化
严行
月亮是中国文化的密码。
月亮在世界各国各族中都没有在中国文化中的显赫地位。在中国古诗词中，咏月可谓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从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有陈风的《月出》、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有《明月何皎皎》，最早的文人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有“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之语，此后到数不胜数的唐宋诗词，写满了对于月亮的吟诵，月亮在中国人的心底投下不可磨灭的光影。几千年的古老农业文化中，月亮留给这个民族以至为深远的影响，世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对月亮存有如此情深意长的感情了！
一、农耕与月亮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长期存在的历史悠久的小农经济之国，晚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中国始终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农社会。农耕生活是这片气候温和的广大区域中人民最典型的存在方式。农田、农业、农家、农事……，人们在“举头望月”与低头务农之间，俯仰一世。这是绝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漫长岁月中的基本活动，也是他们祖祖辈辈都过着的相同的日子，或者说，是他们的命运。
当然，也曾有人厌倦了这种“土里刨食”的活法，想通过举孝廉或中科举改变命运，在他们春风得意进入仕途之后，远在农村的故乡，依然是他生命的最后依托，一旦宦海翻船，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归耕”，“辞官归故里”。那个农耕的家园，是他永远不能放弃的生命之根，也是他有朝一日一败涂地之时唯一的安慰。当然，若是他飞黄腾达，甚至称雄天下，家乡也是他炫扬富贵的所在。一世英雄项羽不就说“富贵不归乡里，犹衣锦夜行吗？”汉皇刘邦坐了龙庭之后，不也带着浩浩仪仗回故乡耀武扬威一回吗？
“农耕·故乡·月亮”是中国文化三位一体的核心。
如果说农耕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故乡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月亮则是这种生活精神的代表。三者是紧密相联的。
农耕生活让人与土地牢牢地拴在一起，彼此不可分离。根据“条件”必将向“目的”转化的规律，土地最终成为农民的依赖。于是，农民，唯有农民，对土地才会有最深切强烈的感情。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在全世界各族中，唯有中国人对故乡故土的怀恋之深，万难磨灭。中海外，到处都有中国人的同乡会，也只有汉语才有“乡亲”这样的名词。翻遍《圣经》会发现，神几乎从来不拣选农业民族也不拣选农民，大概原因就在于农耕文化之下，人对土地、对世界恋得太深吧？耶和华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祂所指示的地去，亚伯拉罕应命而行，从此一百年再也没回过他的故乡——当时世界最繁荣的大城吾珥。从《创世记》中，我们从来看不到亚伯拉罕的“思乡”之情。他放弃了他原来定居的生活，以及荣华富贵的家业，甘愿“百年孤独”，支搭帐棚，游牧一生。这是中国人很难认可的决定，也是中国人很难接受的选择。许多华人曾问“当初耶和华为什么不选择中国人？”言下，若是选了中国人，岂不是今天会有十几亿的基督徒，何等大的人口优势？但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上帝深知人心，祂知道人的一切心怀意念，知道中国人迈出家门的一步是如何艰难！
《圣经》从“新约”到“旧约”，在上帝所拣选的先知、使徒之中，罕有农民。《圣经》中第一个农民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杀人犯该隐，他杀死了弟弟亚伯；从方舟走出的挪亚后来似乎是做了农民时，而做了农民的挪亚也犯下了他饮酒过度赤身露体的过错。农耕文化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对民族自身文化的保持充分警醒，其实是华人基督徒应该注意的。
农耕生活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种植年复一年明确的周期性，要求对历法、气候、天象、季节有明确的了解，这导致了中国有着世界上最详尽清晰的历史纪年。中国人从远古就发明了天干地支纪年方法，以六十甲子轮回的方式循环不断。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完整记录到今天，令西方史学惊异。西方世界以前从未有过这样完整的历史纪录，公元六世纪僧侣狄奥尼西将耶稣诞生之年作为公元元年的建议，为教会接受，才有了统一的纪年法，而直到一千年后罗马教皇制定的格里高利历法，才成为今天国际通用的“公历”。因此，对比中国史书，圣经旧约历史几乎很难确定发生的时间。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左传》，准确记载了历次大战的时间地点，准确到某一日，甚至到某一时辰。而圣经中出埃及记、士师记、撒母耳记都不存在准确的日期。究其原因，那时并不存在可以广泛承认的历法，因此无法确定年份。
中国的历法为一种阴阳合历的特殊形式，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绕太阳的周期为年。以大约十九年七闰的方式调整年与月的差值。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了以日、月为基本单位的习惯。在印刷并不广泛的古代，百姓家中虽然没有历书，他们抬头望月，便知道这一天是几月几日了。
此外，需要掌握晴雨规律的农民，也在观察月亮的过程中，了解未来的气象情况。月亮不仅告诉人们现在的农时，月亮也告诉他们未来的日子可能是阴还是雨，所谓“月晕而风，日晕而雨”、“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不怕初一雨，就怕初二阴”……都与月亮有直接的关系。
农民早出晚归，与日月相伴，月亮在他们的生活中结成了不解之缘。仅以田园诗人陶渊明为例，就有“清晨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等关于月的诗句，可见在他劳作或休息之时，在他下田与收工之际，头顶的月亮，陪伴他，“月亮走，我也走”，给他莫大的心理慰藉。
作为这一文化的遗留，中秋节到今天一直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为温馨幸福的庆典，是集丰收、团圆、欢聚为一体的节日，而这美好的日子，又是与头顶的明月一同欢度的。五谷丰登，繁衍多多，人丁兴旺，生生不息，花好月圆……，所有农耕生活所盼望的美好，都最大程度地体现在这个节日中，而天上，那轮又大又亮的中秋月，代表着圆满，代表着光明，代表着祝福，让人心头充满快乐——世俗生活的快乐。
这是属于农耕文化的快乐，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快乐。
月亮，作为农耕生活的象征符号，就这样在中国农耕文化的每一页都打上了它的印迹。月亮在中国人心中是如此重要，因此在中国，民间有“拜月亭”，皇家有秋天祭月的“月坛”，由此可见，月亮是多神崇拜之中国人的祭拜对象之一。
《圣经》提到月亮的次数是十分稀少的。在《圣经》前五卷的“摩西五经”中，唯有最后一卷《申命记》先后提到两次月亮。这两次，上帝耶和华都清楚无误地教训世人，唯有祂是神，人不可拜别神，不可拜日月星辰。耶和华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事奉它”、“（不可）去事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申命记4：19；17：3）。上帝知道人心里所想的，因此上帝在三千五百多年前就藉摩西写下祂的诫命，警诫人不可以月亮为祭拜对象。
月亮作为上帝的造物之一，在宇宙中本没有特别的位置，中国文化向月亮移情，甚至祭拜，这是其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二、审美与月亮
从形而下的具体生活中升华出来的形而上审美文化，既是存在的一种抽象反映，也从另一方面揭示存在的本质。
儒道杂合的中国文化，虽然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说法，但他更强调“知其雄，守其雌”，强调“以柔克刚”；虽然孔子也说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刚强进取之辞，但更多的时候他表现的是温柔敦厚的一面，推崇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内向性格，以及含而不露、温文尔雅的理想人格。他排斥的是伉直好勇、率性急鲁的子路，爱重的是谨行慎言的颜回。《说文解字》中，许慎以“柔”释“儒”，所见颇深。
农耕文化的固定与不变，导致了中国文化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侧重于静止的、不变的、稳定的、秩序的特点。农民守着家园，自然是“深固难徙”，直到王朝末期，兼并剧烈，农民失地，才会被迫成为“流民”。当不流动的农民开始流动时，社会秩序就走向混乱了。“流氓”成为中国文化特有的贬义词，原就本是指这种“流动人口”。直到今天，“流动人口”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西方社会，人的迁徙移民是正常的，但在中国，除了朝廷下令进行的移民活动，人口大规模移动往往都是政治的祸因。因此，中国文化语境中，“安定”是可喜的现象；“动乱”是可怕的问题。老子提倡“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高扬“仁”道的孔子也说“仁者静”（《论语·雍也》）。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儒、道两家，在“静”这一问题上却殊途同归，这一点十分清晰地表现，二者虽在主张上各执一词，但毕竟都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土产”。
与“静”相应的，是中国文化的“柔”。老子认为柔能胜刚，他说“弱者道之用”，并以水作喻：“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的“仁”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的，“礼”则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次序。在君为“阳”，臣为“阴”的礼法格局中，除了天子一人为阳（“天子”面对天时则为“阴”），几乎所有人都为“阴”。这样一种将天下之人尽划入属“阴”一族的情形，必然构成了普遍的“阴柔”文化。这样，中国文化整体就呈现一种“阴柔”风格。就算是权臣武将，在君王面前，也只能行“臣妾之道”。由此，也可以解释中国文化的女性化倾向。
“月者，阴之宗也”（《淮南子》），“月者，太阴之精”（《大戴礼》），都将月亮推为阴的极至，就这样，月亮责无旁贷地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人化自然”。以中国人的眼睛看来，宇宙间唯有月亮，最能表现中国文化所追求的静态的、阴柔的特色。这样，这轮离地球最近的月亮，与农耕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月亮，同时也是他们审美意识最直接的投射对象。月亮的宁静感，月亮圆缺规律稳定的秩序感，月光的柔和、婉约、含蓄感，月光之下万物的朦胧、蕴藉、淡远感，都与中国人的审美意趣相合，因此，在世界上，唯有中国人对月亮有最浓郁的深情。
以诗歌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关于月亮的诗词歌赋，关于太阳的却少得可怜。农耕文化与太阳的关系本应是更为密切的，为什么中国的诗人却绝少以太阳为抒情对象？究其原因，审美感受的巨大差距是这其中的主要因素。对于静态的阴柔的中国文化来说，太阳过于强烈了。在古典诗歌中的太阳，最多也不过是“夕阳、残阳、斜阳”之类近似月亮效果的落日。这一情形直到五四以后，新文化大举进入，工商业发展导致传统的农耕文化受到巨大冲击，文学景观方为之一变，歌颂月亮的作品大为减少，礼赞太阳的作品蓬勃出现，这可以视为中国文化转型带来的文学效应之一。
在《圣经》中关于月亮的记载很少，以总数150篇诗篇为例，只有7篇提到月亮。在这些诗中，或以月亮为喻显示上帝的大能，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诗8：3）、“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诗104:19）、“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诗121：6）、“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136:9）；或用月亮表达时间的恒久，如“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诗72：5、7）、“他（大卫）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诗89：36－37）；或用表达整个宇宙自然对上帝的赞美，如“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诗148：3）。《圣经·旧约·诗篇》中这种有关月亮写法，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绝不存在的。农耕文化的实用主义和世俗精神最缺乏的就是《圣经》所展现的这种超越性、终极性，当然也更不会有认识上帝掌管宇宙万物的恢宏意识。中国文化中对月亮的态度是，把上帝所造的高悬夜空的月亮拉下来，让它成为自己生命的点缀或安慰，让它与自己一起悲欢，让月光照耀下的人生多一点温柔平静。这种浓郁的世俗倾向是与《圣经》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上帝用《圣经·旧约·诗篇》中的月亮向人启示祂的创造、祂的永远、祂的慈爱、祂应受的赞美；那么，在《圣经·新约》中共有三处关于月亮的经文则全是警示。其中出现在福音书中的，都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对门徒的告诫：“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马太福音24：29），“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马可福音13：24）。中国人心中最温柔的月亮，在这里是可怕的征兆，是灾难的预示，警告世人末世的必然临到。这一点，大概也是中国诗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三、抒情与月亮
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牵动无数中国人的感情。中国文化里的各种情感都可以藉月亮传达。比较而言，古文中关于太阳的别名十分有限，而关于月亮的别称则多而又多。“嫦娥”、“婵娟”、“素娥”、“素魄”、“金蟾”、“玉兔”、“广寒”、“玉盘”、“桂宫”、“天镜”、“玉轮”……，这些不同的充满诗意的名称，充分显示了中国人对月亮的热爱。望月怀远，观月有感，对月抒怀，月下悲秋，瞩月思乡……，成为人在不同境遇下抒发心绪的方式。在中国人的感受里，月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月亮是有生命的，是与人相系相通的。
李白《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照进古来无数异乡游子不眠之夜；杜甫《月夜》中的“今夜鄜州月”，更将乱世思亲之情展露无遗；苏轼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安慰了彼此思念的亲友之心。“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秦时明月汉时关”，跨越时空，寄托着历代思妇遥念征夫的苦情；“晓风残月”与“月上柳梢头”，道尽恋人的悲欢；而失意文人更是藉月亮抒发其满怀惆怅——“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吟风啸月”也往往是他们苦中作乐，放浪形骸的方式；即使是苏轼力图从“入仕”与“下野”的狭隘圈子中脱出，也仍然是藉月亮表达他的挣扎与旷达“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云散月出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可以说，若是将月亮从中国古典诗文中删除的话，那么中国文学会损失很大比例的佳作，中国文学的蘊藉婉约、绮丽缠绵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以南唐李煜而言，在他存留世间有限的词章中，绝大多数都与月亮有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笛在月明楼”（《望江南》）“花月正春风”（词牌同上）“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乌夜啼》）“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
中国人对生命哲理的表达，对宇宙永恒、人生短暂的追问与慨叹，不用说，更是与月亮紧紧相联。《春江花月夜》最深沉的疑问是向月亮发出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李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感叹也是向月发出的。月亮竟是如此地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纠缠不休，以至参禅谈玄，喻理论道，都不免拿月亮说事，寒山禅师就以“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更与何人说。”来表达他宁静淡远的心境。一轮明月，在中国文化中处处闪光，无疑地，“此中有真意”。
以阴柔、宁静、安稳为基调的中国文化，追求的是朦胧、空灵、妙悟的诗性思维方式，即一种典型的非理性思维方式，月亮可以说是这一文化的代表符号，月亮的柔和，月光的朦胧，月夜的幽渺，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一切，显然与阳光下的明晰性、确定性构成相反的对比。确定性与逻辑性是相关的，朦胧性与诗性相关。因此，中国文化缺乏逻辑性就不足为奇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作为诗，是能唤起人强烈感情的句子，但作为一种观念来说，则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在中国的六大传统节日中，“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重阳节”，其中两个节日都与月亮相关，占了三分之一，月亮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了。《圣经》中，以色列民的节日也很多，但全与月亮太阳无关，他们的节日只是纪念上帝耶和华对他们的拯救，此外就是谨守每七天一次的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些节日带他们追想耶和华对他们的慈爱与怜悯，也让他们谨守自己的心。欧洲也有很多节日，同样全无类似中国中秋节的节日。关于月亮的节日，只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景观。
当今天中国人绵软摇曳地唱道“月亮代表我的心”时，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也曾准备为他所爱慕的朱丽叶“对月发誓”，然而，他的誓词未及说完就被朱丽叶急切地拒绝了。朱丽叶说：“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幼无常的，每个月都有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
看来，月亮只能代表中国人的心，不能代表他人的心啊。
被月亮所代表的中国人，在欢度月亮的节日“中秋节”之季，该驻足深思一番我们的月亮文化了。世人应当记住的，是《圣经·诗篇》中的话：“你（上帝）安置月亮为定节令”（诗104:19）。因此，月亮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美好的恩典。故此，面对月亮人最正确的表达，是应该赞美爱我们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