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钱谦益的诗
二○一三年八月四日至七日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重要的诗人，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对清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但与袁崇焕、夏完淳等爱国主义诗人和洪承畴这样的叛徒不同，钱谦益的一生极为复杂，属于毁誉交加的人物。他是向来注重气节的东林党人，并因此仕途坎坷，他的学生中有瞿式耜、顾炎武、郑成功这样流芳千古的伟大人物；他是南明礼部尚书，后来却折节仕清，仍然做礼部尚书，并被时人讥讽为“两朝领袖”；入清之后，他又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与黄宗羲、屈大均、吕留良等人一起接应海上复明斗争。今天人们能记住的，恐怕多半还是他和秦淮名妓柳如是缠绵的爱情故事。虽然如此，要了解明清交替时期的文学风貌，还是绕不开钱谦益。
钱谦益是江苏常熟人，他的字号很多，本字受之，又字牧斋，晚年自号蒙叟，还有牧翁、东涧遗老、虞山老民等，世称其虞山先生。他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少年时即有才名。十五岁时写下《留侯论》、《伍子胥论》，受到长辈的高度评价。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以“小友”相称。万历三十八年，钱谦益参加会试，被主考官叶向高定为第一名，本应以状元及第，然而叶向高是东林党人，因为党争，发榜时的状元却成了浙江人韩敬，钱谦益被改为第三名，仅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但是，不久他的父亲去世，他丁忧回家，这一去就是十年，等于被闲置起来，直到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才被重新起用。这位光宗皇帝大概是中国历史在位最短的皇帝，在位仅一月便驾崩。但这位短命天子在位期间却做了许多拨乱反正的事情，起用钱谦益也算是其中的一件。
天启元年（1621），钱谦益做了浙江乡试主考官，不料十年前被东林党人弹劾免职的老对头韩敬罗织罪名，弹劾钱谦益浙江乡试科场舞弊、“关节受贿”，虽然结案时罪名得以洗刷，但钱谦益仍被迫引咎辞职。那年头的科场舞弊和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作弊完全是两个概念，今天考场作弊已经见怪不怪，顶多三年之内不允许你再考也就是了，但在封建时代，科场舞弊那是欺君之罪，没砍了脑袋就算是捡着了。离京回乡途中，钱谦益路过易水，写下了《春日过易水》：
驱车信宿驿程间，双鬓萧骚春又还。易水到来偏易感，酒人别去更相关。暮云宫阙愁心绕，落日衣冠古道闲。老大不堪论剑术，要离坟畔有青山。
这是钱谦益借怀古抒发宦海浮沉的感慨，实际上，何止是在当时，即便是进入了特色时代，官场依旧险恶。要离刺庆忌成功，荆轲刺秦王失败，皆在剑术高下，此时已经年逾不惑的钱谦益又何尝没有功名未就之意？他明写古人，实际是在写自己。我们今天看历史剧也要注意这一点，没有什么历史剧是纯写历史的。你看《建国大业》、《潜伏》、《雍正王朝》，又有哪一部不是借古讽今的？
天启三年，钱谦益再次被起用，此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宦官魏忠贤专权，罗织罪名将杨涟等六君子逮捕下狱，钱谦益是东林党人，虽未遭牢狱之灾，但也于天启五年被削籍为民。这次他对自己的遭遇早有精神准备。在路上就写下了“破帽青衫出禁城，主恩容易许归耕。趁朝龙尾还如梦，稳卧牛衣得此生”（《天启乙丑五月奉诏削籍南归，自潞河登舟，两月方达京口，途中衔恩感事杂然成咏，凡得十首·其一》）的诗句。事实上，与杨涟等人的惨死相比，钱谦益的确还是幸运的。他回到家乡后不得不低调做人，过着“投老经年掩荜门，清斋佛火自晨昏”（《投老》）的生活，但他并未脱离现实生活。天启七年，明熹宗崩，钱谦益回顾天启年间阉党作乱、疯狂迫害东林党人，发出了“苍茫野器忧邦国，寂寞家居念友朋”（《丁卯十月书事四首·其四》）的感慨。
明毅宗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等阉党头目伏法，朝廷起用东林旧人，钱谦益第四次入朝，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掌管皇后、太子家族（东宫）事务的机构］事。此时的东林党几经风雨，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前辈勋旧尽皆故去，论资历、论学问，钱谦益都已是老资格，隐然成为东林党领袖。眼见一桩桩冤案昭雪，朝政得到革新，自己侥幸不死得以重返政坛，他在进京途中深感皇恩浩荡，“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戊辰七月应召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其一），但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他深知官场险恶，他“长吟颇惜齐三士，抚卷谁知鲁二生”（同上，其二），正是他此时真实的内心写照。这时，钱谦益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树欲静而风不止。钱谦益进京不久在推选内阁人选时被权臣温体仁以浙江科场舞弊的旧事弹劾，再次被革职回乡。闲居十年后，温体仁又使人诬告钱谦益，企图将其置于死地，钱谦益和弟子瞿式耜被押解进京，幸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化险为夷，得以生还。至此，他已四起四落，百不遂意，唯一一件惬意的事情，便是在崇祯十四年迎娶秦淮八艳之首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才貌双绝，比钱谦益小三十来岁，正当妙龄，与钱谦益一同留下了一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钱谦益晚年突然得到一位美貌佳人，自是欢欣鼓舞，居然像年轻人一样写下“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芙蓉亦并头”（《寒夕文讌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的情诗，看来，上天对每个人都很公平，官场失意，便在情场得意。这年，钱谦益五十九岁，柳如是二十三岁，由于二人身份相差极为悬殊，一时非议四起，婚礼举行时，婚船中被人投入许多石块和瓦砾，但二人并不在意。单就爱情而言，钱谦益的确是个好男人。试想，今天一个国务院的部长，即便是犯了错误被迫提前退休的，包养个情妇可以，真要他公开迎娶一个来自“天上人间”的妓女，恐怕他也得琢磨琢磨，换了我，那也是做不到的。
钱谦益非无政治热情，亦不乏报国之心。崇祯二年，他被革职待罪之时，听说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入见天子，立即提笔酬赠袁崇焕和即将奔赴前线的关内道梁廷楝“莺啼大纛连营静，月出雄关列灶虚”（《奉酬山海督师袁公兼喜关内道梁君廷楝将赴关门二首·其一》），表达了他期待收复辽沈的迫切心情。至于他个人，饱经风霜的他已经看淡了，“衰鬓数茎还去国，秋风一叶又离群。渭城歌罢休垂泪，逐年频年实饱闻”（《潞河刘咸仲廷楝吏部》），看看，世态炎凉，放逐贬谪已成家常便饭，听到《渭城曲》也不以为悲伤了。
在温体仁使人诬告钱谦益将其下狱的时候，钱谦益对飞来横祸气愤不已，在狱中一口气写下三十首诗抒发愤懑。他写道：
三韩残破似辽西，并海缘边尽鼓鼙。东国已非箕子国，高骊今作下句骊。中华未必忧寒齿，群虏何当悔噬脐？莫何居庸三路险，请封函谷一丸泥（《狱中杂诗三十首·其十一》）。
他在诗后还愤怒地写道：“逆虏吞并高丽，夺我属国，中朝置之不问。”应该说，这时候的钱谦益身上依然还保有东林党人的气节，对时局的判断也很准确。他在谴责“建虏”吞并朝鲜，据有山海关外之地的同时，还建议朝廷不要只幻想依靠居庸关天险阻挡清军，还应当封住农民军进军中原的道路。抛去阶级立场不论，他所献之策是忠贞而明智的，但他身陷囹圄，自顾尚且不暇，哪里有人理睬呢？所以他接着写道：“千载汗青终有日，十年血碧未成灰。”（同上，其二十八）可谓大义凛然。
出狱后，倘若钱谦益就此退归林下，未尝不可过下安稳的日子，历史也会给他留下一个相当正面的评价。可惜，时代已经不能给他这种条件，开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公司已经濒临破产，钱谦益纵欲独善其身，只怕也不行了，何况一向有宰辅之志的钱谦益并不甘心真的老于林泉之下，他还想继续在仕途上奋斗。这样一来，他的人生就留下了污点，真是得不偿失。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毅宗自缢于煤山，作为统一政权的明王朝灭亡。此时留都南京的官员决心拥立宗室藩王重建大明，钱谦益参与策划迎立潞王朱常淓，不料马士英等人已拥戴福王朱由崧即位，是为明安宗，改次年为弘光元年。钱谦益利用柳如是与阮大铖的关系，出任礼部尚书，为了拍阮大铖的马屁，他居然让出来陪酒的柳如是移席靠在阮大铖身边。堂堂东林党领袖，到了这个时候连廉耻也不要了。
虽然如此，这时的钱谦益毕竟还对明朝抱有希望，他主动走向政治前程，还是为了再造复兴之业。他的《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是这一时期内心的真实写照。他对明王朝的覆灭感到痛苦，“楚囚空洒新亭泪，望蜀谁招故主魂。”（《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其五》）生死关头，跟随毅宗皇帝殉节的大臣仅有二十余人，其他人都投降李自成，钱谦益在《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其十二》中写道：
满朝肉肉曳华裾，殉节区区二十余。名谊居平多慷慨，身家仓卒自踌躇。当年靖难屠忠义，今日捐躯愧革除。方景铁黄生气在，一回瞻拜一唏嘘。
这首诗写得慷慨激昂，充满忠义之气。明清交替，非同一般的江山易姓，乃是异族入主中原的结果，形同元人灭宋，在当时的中原士大夫眼中不但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自然更加需要方孝孺、景清、铁铉、黄子澄这样的忠臣。然而谁能料到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居然在一年之后投降“建虏”，大节有亏，哪里还有生命价值和信仰可言？
不久，明安宗即位于南京，钱谦益以为依靠江南半壁江山恢复大明是完全可能的，他在《甲申端阳感怀十四首·其十四》中兴冲冲地写道：
喜见陪京宫阙开，双悬日月照蓬莱。汉家光武天潢近，江左夷吾命世才。地自龙兴留胜概，人乘虎变勒云台。天师指日枭凶逆，露布高标慰九垓。
然而，“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南明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文臣忙于争权夺利，统军大将各有彼此，焉有不败之理？弘光元年（清世祖顺治二年，1445），清军渡江南下，兵部尚书史可法殉难于扬州，清军屠城，死难者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随后又攻占镇江，直逼南京。明安宗逃往芜湖，五月十五，钱谦益率领众大臣一道献城投降，五月廿二日，安宗被俘后被送往北京处死。此时，明军正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钱谦益等人向豫亲王多铎献策：“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不料，面对清军的“剃发令”，江南人民纷纷奋起抗争，嘉定军民坚持战斗两个月，先后遭到清军三次报复性屠杀，史称“嘉定三屠”。江阴军民在典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阎应元的领导下坚守孤城，与清军血战八十一天，全城军民全部阵亡，无一人投降。是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拥戴下于福州称帝，改次年为隆武元年，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清军兵临城下之时，柳如是在一条船上与钱谦益对饮，在深情回顾了二人的爱情故事后，柳如是表示愿与钱谦益一道投水殉国。不料向来以气节著称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居然说：“今天水太冷，改日再来。”柳如是极度失望，于是“奋身欲沉池水中”，被钱谦益拉住。亡国之际，一个朝廷重臣的道德操守居然不及一个妓女。想想当年咱们的向忠发总书记也是如此，真是古今一辙啊！
史敦在《恸余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多铎下令剃头，明室诸臣都表示强烈反对，钱谦益忽然说：“头皮太痒了。”于是起身出门，众人皆以为钱谦益出去挠挠头，不料不一会儿他居然剃去前额的头发，梳着一条大辫子回来了。可见此时的钱谦益已经失去了士大夫的基本气节，这等行径为人所不齿，乃是十足的汉奸所为。
钱谦益毕竟是才子，仕清后仍然出任礼部尚书，管秘书院事，并充任《明史馆》副总裁。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衣服，小领而大袖，有人问他为什么穿这样一套衣服，钱回答说：小领以示忠于本朝，大袖以示不忘前朝。闻者当面讥讽说：公真两朝领袖！
钱谦益良心未泯，忍受不了“两朝领袖”这样的骂名，六个月后告病辞官，回乡从事著述活动。在他北上期间，留居南京的柳如是与人通奸，钱谦益归乡后知道这个消息，大为生气。柳如是大骂：“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钱谦益无言以对，于是携柳如是返回常熟。
钱谦益的诗歌经过他本人的编辑，按时间编排，创作脉络很清晰，唯独投降之后的一年间没有一首诗收入诗集，这是他有意所为。他自觉大节有亏，不敢将其作为写入诗中，数十年中谈忠说孝，一夜之间沦为笑柄，与殉国的烈士相比，实在羞愧难当。隆武元年（1446），钱谦益去职还乡，路过淮安，遇到明东平侯刘泽清的歌伎冬哥，此时冬哥已流落贫民窟，故人相见，感慨极多，昔日刘泽清家楼阁壮丽，经过战乱，已经夷为平地。钱谦益以血泪和忧愤写下了《丙戌南还赠别故侯家妓人冬哥四绝句》，在第四首中，他写道：
师师垂老杜秋哀，金缕歌残尽此杯。惆怅落花时候别，江南花发迟君来。
诗中满怀黍离之感，极尽哀情。此后，钱谦益的作品中便充满这种悲情，直到他去世。
钱谦益南归后闲居半年，因为支持江阴人黄毓琪起兵反清，事发入狱，柳如是冒死从行，并历尽千辛万苦将其营救出狱，钱谦益对柳如是感激不已，甚至去妾称妻，这在封建时代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此时恰逢柳如是三十岁的生日，钱谦益写下“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和“梦回虎穴频呼母，话到牛衣并念妻”（《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的诗句，两人感情更进一步。
经过牢狱之灾，钱谦益更加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活动。这一时期，钱谦益对自己的失节悔恨交加，诗中也满是羞愧之情。年近七旬，饱经忧患与沧桑的他在与南京的遗民故老故地重游时，不免睹物伤怀，“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钱谦益自知此生不可能再“留取丹心照汗青”，然而国家和个人的遭遇都令人无限感慨，留下的只是无尽的忏悔。他说自己“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心中的痛苦与挣扎可想而知。与故去的英烈相比，自己苟且偷生，生不如死，“故鬼视今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再次茂之他字韵》）。
经历过这许多变故，钱谦益决心以残年衰朽之躯为复明大业奔走，以此洗刷自己的罪过。此时隆武政权已经覆灭，钱谦益的学生瞿式耜与丁魁楚等人拥立桂王即位，建元永历，钱谦益认为明室正朔犹存，“先祖岂知王氏腊，胡儿不解汉家春”（《晚岁过茂之见架上残帙有感再次申字韵》），可谓意味深长。作为古稀之人，他不再为个人前途命运挂怀，目睹“园荒金谷花无主，巷改乌衣燕少家”的剧变，他只“惆怅夷门老宾客，停舟应不是天涯”（以上《感叹勺园再作》），以侯赢自比，颇有英雄气概。三百多年后，抗日战争的硝烟散去多年，人们在东北的山林间意外发现了抗联部队写在树上的一幅标语：“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与钱谦益的这两句诗颇有异曲同工之意，体现出一种男人的担当。的确，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中国的国土，只要有我们在，中国就不会亡，没有这种精神，焉有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的文明史？
明昭宗永历三年（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破桂林，钱谦益的弟子桂林留守瞿式耜殉国。消息传来，钱谦益悲痛不已，写下《哭稼轩留守相公一百十韵》，此诗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排律。受格律和对仗要求的限制，律诗很难写长，我曾经写过一首八韵排律，已感艰难，钱谦益却一口气写了一百一十韵，足见其才华卓绝。何况这首五言排律，情深意切，血泪渗于行间，绝非雕砌之作，虽无名句，却以孤篇胜明清两代。
永历五年，钱谦益路过南京秦淮河，有明一代，秦淮河畔素以繁华著称，此时铅华尽洗，与昔时迥异。在这里，钱谦益一口气写下三十首绝句，抒发悲思，这些诗看似怀古之作，实则写的是其身处的时代。“舞榭歌台罗绮丛，都无人迹有春风。踏青无限伤心事，并入南朝落照中。”（《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约句三十首留别留题不复论次·其二》）。
永历十二年，郑成功与张煌言进兵金陵，一时颇有恢复之望。钱谦益兴奋不已，立即写下《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其一最为有名：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
但郑成功轻敌，指挥失误，功败垂成，一时损失惨重，决定收复台湾作为基地。钱谦益预感到大明气数已尽，决意随军入海参加军事斗争。为此，他写诗向柳如是道别，在深情回顾了两人的感情历程和柳如是的志向才华后，他表示：“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后秋兴之三》），既表达了自己奔赴国难的勇气，又赞美了柳如是欲以梁红玉作为榜样的飒爽。坦率地讲，有这样一位夫人，任何男人都应该感到由衷的幸福，因为巾帼英雄是可遇不可求的。知耻而后勇，虽然未能成行，但钱谦益总算是对世人有了交代。
永历十五年（清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被吴三桂在昆明杀害，至此，南明抗清斗争彻底失败，只有收复了台湾的郑成功孤悬海外，遥奉大明正朔，算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钱谦益此时已经八十岁了，这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得知永历帝遇难的消息，心情无比复杂。
百神犹护帝台棋，败局真成万古悲。身许沙场横草日，梦趋行殿执鞭时。忍看末劫三辰促，苦恨孤臣一死迟。惆怅杜鹃非越鸟，南枝无复旧君思。
这是钱谦益在《后秋兴之十二·其四》中发出的泣血之音。回顾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往事皆如南柯一梦。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真是哀莫大于心死。
康熙二年冬，钱谦益卧病不起，他自知余日无多，于是写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回顾平生，诗中满怀伤感，既是个人生平的总结，也是对明清交替的反思，大有夏完淳“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之意。“桃叶春流亡国恨，槐花秋踏故宫烟。”（《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其十七》）“神愁玉玺归新室，天哭铜人别汉家。”（同上，其十八）都堪称佳句。当然，诗中也少不了“老大聊为秉烛游，春春浑似在红楼”的感叹。钱谦益平生历尽坎坷，又有失节之恨，唯有柳如是带给他的恩爱温柔可以弥补几分痛苦，晚年两人又共同参加抗清斗争，成为一对“革命夫妻”，即使在“蒲团历历前尘事”，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仍然坚信“好梦何曾逐水流”（以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其十七》），自己与柳如是的爱情不会随水流去，而将永驻心间。一个男人得妻如此，复有何憾？
康熙三年（1663），钱谦益病逝，三十四天后，柳如是自缢身亡，结束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
对于钱谦益的一生，数百年过去，孰是孰非，历史自有公论，然而后人往往以偏概全，因为憎恶奸臣，便不愿提及他的长处与成就，即使是高岗这样对中国革命有大贡献的人，也因其晚节不保而绝少提及。钱谦益的确不是一条好汉，他投降清军纯属为了自保，我们在谴责他苟且偷生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还有许许多多中原文臣武将主动投靠清军，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清军能以区区十余万之众而纵横华夏，其实主要还是依靠洪承畴这样的叛徒出谋划策，靠吴三桂之流率领投降的明军充当开路先锋。这些叛徒后来青史皆有传略，只是都在《贰臣传》中而已，而吴三桂所率领的军队，不正是先前袁崇焕苦心训练的辽东军吗？所以对钱谦益失节一事，也不必过于苛责，知错能改，不还是好同志么？
悲歌慷慨的伟大作品往往不会诞生于太平盛世，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是“盛唐气象”而已，建安风骨、正始之音、两宋之交的豪放词，又有多少能出于台阁之中？纵使“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亡国之音，也只能出自李煜这样的亡国之君。钱谦益才冠当时，堪称一代宗师，乾隆之后清政府禁止刊印钱谦益作品，但他对清代诗风影响极大，甚至在大汉奸汪清卫的作品里都能看到他的影子。他的作风气韵流畅，极善用典，只可惜多数读者阅读都感到很困难。没办法，不是随便哪个诗人都能达到白居易的高度。
我有时候在想，我们今天这代人总是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生活的艰难让人们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可是我们再难，大概也不会比钱谦益更难吧？我们惆怅的无非是房子、娘子、票子、车子、儿子而已，很少有人把自己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发牢骚容易，提出问题也容易，但解决问题却真的很难。胡适说，少讲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但主义（或者用古人的话说是“大道”）不行，单解决些皮毛问题，又管什么用呢？钱谦益所处的时代，至少知识分子都在讲气节，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些所谓“公知”，他们在讲什么？什么自由啊、宪政啊，无非是洋人送来的鸠酒而已，看看农村选个村长就知道了，中国这块土地，至少是现在，还玩不了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他们却在为这些东西在网上炒个没完。其实，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要看是什么样的民主，因为它也是有阶级属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这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可惜，今天在公共媒体上发声的，除了一些官僚做的官样文章外，几乎都是一些汉奸文人从主子那样找来的所谓“普世价值”，绝少有工人、农民、军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声音，因为他们控制不了媒体。这样吵来吵去，无非就是历史上的“党争”而已。
钱谦益是东林党领袖，自知党争之祸为害甚剧，一大批优秀人才惨死，而像钱谦益这样负有才名的大知识分子，在明代入朝为官仅仅五年，在乡闲居却有五十余年。当一个王朝对人才实行近乎制度化的逆向淘汰时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话又说回来，钱谦益走向政治舞台，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能做南明礼部尚书，说白了是南明没有人才的结果（就连史可法也是一样，他是伟大的爱国将领，但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军事家），倘若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这样的军事家和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左光斗这样的政治家复生并得到重用，南明会灭亡？那简直是笑话。诚能如此，钱谦益大概也没有机会写“南渡衣冠非故国，西湖烟水是清流”（《西湖杂感》）这样的句子了，可惜，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很有特点的两个王朝，许多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对比。明朝皇帝虽然多数都很混蛋，但有制度，讲气节，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机器还能正常运转，毅宗皇帝虽然刚愎自用，干了不少自毁长城的事情，但他死后却有无数士大夫自尽殉国。大明公司开了二百七十四年，直到八旗铁骑在关内横冲直撞的时候，明军仍然有许多部队战斗力很强悍。关于明的灭亡，我更倾向于韩毓海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见韩先生所著《五百年来谁著史》），而明王朝在经济问题一大堆的情况下还在高压维护稳定，只是加速其灭亡速度而已。但明朝亡国二百余年，属国朝鲜的文人还在私下使用崇祯年号（据说有的碑上竟然刻着“大明崇祯二百六十四年”的字样，堪称奇闻），朝鲜王还秘密祭祀毅宗皇帝。白莲教、天地会等组织的反清复明活动更是贯穿整个清代。就连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国开国大典上还率临时政府的文武官员前往明孝陵向朱元璋同志汇报工作：“北方既协，携手归来，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汉人，皇汉民族，既寿永昌。呜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甚至今天的中国致公党，追根溯源，起初也是个反清复明的组织。
清朝皇帝普遍比较贤明，但缺乏制度，只有和皇帝佬儿关系足够好的臣子才能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普遍人欲为奴才而不得，而在明朝，那是皇帝骂太监的专用词汇，万不敢用在大臣身上。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诺大的中国居然没有一支可以机动作战的野战部队，绿营和八旗只能充当武装警察的角色，到了清朝末年，遇有战事常常有军队整建制投降。武昌城里数百名群龙无首的士兵开枪造反，居然就让一个王朝在几个月里土崩瓦解，就连宗室觉罗中也没听说有追随慈大妈而去的，蒙古王公包布扎布倒是起兵复辟，可惜在张作霖面前不堪一击，至于张勋复辟，更是不值得一提。二者相较，高下何如？一个靠劫掠和屠城起家的政权，哪里有合法性可言？
今天的人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痛骂清政府如何如何，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大骂明政府如何如何。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汉族王朝被异族攻灭，也常有人骂宋朝政府如何如何，却没来没有听到有人大骂元政府如何如何。岂不奇哉怪也？
在民族的命运面前，个人的前途是微不足道的，但个人的命运终不能超脱于时代之外。然而，一个时代又常常会埋没与它格格不入的才子，钱谦益很幸运，他没有被时代埋没，只是，他的成就是以整个明王朝覆亡为代价的，未免太大了些。我和我的若干朋友今天一直笔耕不辍，说自己一点不想成名那是种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只是，我在想，我们要取得一点成绩，那要以为什么为代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