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以后,吴芝圃年年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给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自我检查报告,反复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中共中央为吴芝圃和张际春、徐海东、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等八人一起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用权力去追求责任,维护正义,虽然初衷是好的,效率也高,但由于基础不稳,成果不容易得到维护,正所是你可以轻易的定一个人的罪,别人就可以轻易的否定你,一切源于你丢掉的权力。政治家们,多学学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吧,在杀几个战犯如同杀几只蚂蚁一样容易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样费时费心的找证据,定程序,依法律,不就是为了让后果不易被推翻吗?
所以,用权力追究责任,不如让法律,程序,证据来追究,这样固然很慢,很麻烦,但后果谁也轻易动不了。
附: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原因就是潘复生反对他大搞浮夸风!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来揪斗,老病死于1967年。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附: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 路石摘录 (一)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二)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三)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风,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四)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