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皓月涌泉——一代宗师蒋月泉传（节录）
唐燕能
任何戏曲总有一个杰出的艺术大师作为它的旗帜与标志，京剧的代表人物是梅兰芳，豫剧的翘楚为常香玉，沪剧的领军人物当推丁是娥，评弹界一代天骄、首屈一指的宗师就非蒋月泉莫属了。
中国评弹史上一代宗师蒋月泉的大名，几可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并驾齐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是评弹界明星璀璨、流派纷呈的黄金时期，蒋月泉则是明星烘托下的一轮清澈、明澄、熠熠生辉的皓月；他开创的“蒋调”不仅蜚声江南，还流传港澳，名扬海外；蒋月泉评弹艺术的精华，一如甘冽、醇净的汩汩涌泉，涓流不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行家们一致称他为四百年才出一个的旷世奇才。
一、蒋氏家世
蒋月泉的父亲蒋仲英生于光绪七年（1880年），苏州人。祖父在苏州景德路城隍庙开爿小小的香烛店，因为身体羸弱多病，祖母常去店里照应。蒋仲英有一个弟弟，即后来的蒋笑笑；一个妹妹，即后来的宋蒋氏。
因为家境窘迫，蒋仲英上了几年私塾，就去城隍庙附近的一家被头丝线店当伙计。他算盘打得好，老板就让他穿长衫，坐账台。当伙计的薪水很低，每月只有几块大洋。旧社会，人们大多早婚早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就会积极准备嫁妆，置办被子被面，用五彩丝线绣制枕套鞋面，被头丝线店是必定会光顾的。蒋仲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望望身上穿的长衫，样子很斯文，却身无分文，“我何时才能娶上老婆，成家立业呢？”他痴痴地想。有时听顾客说上海如何好，这些话对这个少年不啻是一种诱惑和刺激，那个未知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像梦幻似地展现在他面前，他憧憬着，向往着。终于有一天，他对母亲说：“我想去上海学生意。”母亲惊异地看着他：“你才13岁！上海大啦，啥人照顾你？”“我勿要人照顾格。”“上海呒不（没有）亲眷，生意也呒（没）处寻格。”“我会自己寻生意格。”儿子坚持着。躺在竹椅上的父亲开口了：“阿囡娘，你让俚（他）去闯闯吧。伲（我）有个姓田格亲眷在上海，可以寻俚（他）帮忙格。”
父亲的一句话定了儿子的终身。尽管母亲舍不得，蒋仲英还是提了一只箧箱，离开故乡，乘了三天三夜的小木船抵达上海。
姓田的亲眷确是蒋仲英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弟，蒋仲英叫他田家阿叔。田家阿叔比蒋仲英的父亲年轻，二十六、七岁光景，已婚，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四岁，二女儿才一岁。蒋仲英到上海四年后，田家阿叔又得一子一女：儿子叫田国川，三女儿便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四大女明星之一的宣景琳。其时，宣景琳尚未出生，后来蒋仲英的儿子蒋月泉却因了宣景琳的关系，牵上了赤绳。
田家阿叔识字不多，是个报贩。他见蒋仲英年龄虽小，很懂事，嘴上又叫得甜，头脑活络，就对他说：“阿叔是卖报的，我自己也寻不着好生意，你跟我卖报好哦？”蒋仲英连忙点头：“好格，好格。”就这样，蒋仲英踏进上海滩的第一步，便当上了报童。
田家阿叔有一批订户，需每天或隔天、隔旬送报上门，蒋仲英就与其他几个孩子挑起了这付担子。清末民初，大凡订阅报纸的都是缙绅商贾的有钱人家或知识阶层，有的住在法租界，有的居住英租界，有的住老城厢，报童们赤脚穿布鞋送报。蒋仲英此时早就脱去长衫换短打了。夏天，暴雨过后，南市老城厢一带都是弹硖路，满地污泥，他光脚穿一双帆布球鞋，裤管卷起，赤膊背一只报袋，串街走巷，去敲响一户户人家的大门。因为走得急，脚后跟溅起的污泥会飞到背脊上，甚至飞到头顶额角。送报有年，这些户主或下人都认识他了：“嘻嘻，小毛！怎么弄得这付腔调！”蒋仲英小名叫小毛，别人叫他小名习惯了，他听了也觉得亲切，久而久之，小名叫响了，本名却少有人叫他。几年后，小毛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
二、立足老城厢
此时，田家阿叔已有了儿子田国川和不足三岁的女儿田金玲（即宣景琳）。但阿叔染病在身，贩报已力不从心了，在几个报童中他还是欢喜小毛，就把一两家报馆的发行人介绍给他；加之小毛在茶馆卖报也认识两家报馆的发行经理，订报的老客户又比较熟悉，便做起了报贩生意。小毛的收入上了一个台阶，他从昔日串街走巷一张张卖报送报开始一捆捆卖进买出了。蒋仲英在上海终于立牢脚跟，且在老城厢租了房子。喝水不忘掘井人，他与田家阿叔时有往来。
蒋仲英又穿上长衫了。手头有了几个钱，他闲时喜欢去茶馆品茗，去“楼外楼”屋顶花园听林步青的苏滩，听弹词。上海开埠，加上太平天国战争，江南一带世家大族，地主官僚纷纷逃往上海，也带来了他们的娱乐方式。为适应这些移民的文化需要，茶楼、戏馆、书场日益出现。蒋仲英因做报童，经常去茶楼卖报，所以对老城厢和四马路（今福州路）、石路（今福建路）一带的茶楼很熟悉。他常去的茶楼书场有位于邑庙之北首的得意楼书场、九曲桥畔的“怡情楼”和北首的柴行厅书场，由张金毛于光绪十四年创办的上海最早的专业书场——玉茗楼书场也每去光顾。蒋仲英还爱看京戏。书场落回休息，有一两个戏馆的“案目”，会在听客中向戏迷介绍，某戏馆于某月某日将特邀某某京朝名角来沪献艺的消息。早期戏馆的戏票由“案目”包揽代销。所谓“案目”即戏票推销员，是照应案边看客的头目。因为那时戏馆的大厅里只设方桌座椅，“案目”们按占据方桌的数目，先给戏馆老板交一笔钱款，名曰“押具”，老板根据“押具”多寡分配方桌，押款多者，方桌居前居中，押款少者，方桌居后居偏；有钱的大“案目”则可以大包大揽，然后向看客兜售戏票，从中谋利。达官贵人，送票上门，看完戏再上门索款；一般看客可在看戏之日在戏馆门口向“案目”取票付款进场。
一日，17岁的蒋仲英去位于石路（今福建中路近广东路一段）满庭芳茶园旧址的天仙茶园看戏。走进戏馆，他看见台前几张方桌上摆满果盆子，除了时令鲜果，还有花生、瓜子、杨梅干、各式糖果、糕点，供看客消闲享用。方桌边坐着几个嗑瓜子聊天的女眷，是他熟悉的太太小姐，便走上前去招呼。
那天的戏很好看，是王洪寿主演的连台本武戏《铁公鸡》，台上卖力，台下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戏馆四周柱子边上都有不少人站着观看，生意火爆。蒋仲英的脑子转开了：上海人如此爱看京戏，做“案目”一定有赚头啊，我何不试试？在书场上，他听两个做“案目”的阿叔讲，做这个行当赚的不是戏票钱，主要是赚水果、糕点上的外块。只要有好戏及时通告，送票上门，侍候周到，大户人家是不吝酬金的。
蒋仲英这几年贩报，克勤克俭，一个铜板恨不得掰成两半化，积攒了一点铜钿。因为送报上门，他认识一些大户人家的老爷太太和少爷小姐，都知道他叫小毛，推销戏票当不成问题。他决定先包一两张方桌的戏票试试。
一个做“案目”的阿叔知道小毛的想法，蛮帮忙，先介绍他见了丹桂月记茶园的老板夏月珊。夏月珊是有“活马超”之称的京剧艺人夏奎章的儿子，习文武老生及文丑，擅演《独木关》《定军山》。因为长期在沪演出，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致力于京剧改良运动，排演过不少时事新戏。夏为人豪爽，见小毛伶俐干练，欲做“案目”，便一口答应，还让他第一次免交“押具”，赊给他十几张戏票。小毛受此恩惠，拳拳不忘，力图报效！从此，蒋仲英一直跟随夏月珊“天仙月记”班底做“案目”。
三、“案目”越做越大
其时，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和潘月樵领导的京剧班底，正在位于宝善街近大新街口（今之广东路近湖北路安东旅社以北一段）老丹桂茶园的原址天成茶园演出夏月珊的《定军山》、潘月樵的《扫雪打碗》与《乌龙院》。
蒋仲英手头靠台前的两桌16张票子，因为他脚头勤、嘴巴甜、人头熟，很快就送上了公馆府邸。待这班寓公绅士带了家眷上座时，方桌上早就摆满香烟、水果、糕点等零食。小毛嘴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叫个不停，接待殷勤，客人非常满意。隔了数日，小毛上门取款，还拿了酬金，十分顺利。他当即付清了赊欠的戏馆票钱。
做“案目”的首次成功，使小毛有了底气；他的老看客越来越多，“案目”越做越大，包揽的桌面也越来越多，蒋小毛做“案目”开始出名了。“要看戏，找小毛”，成了一班戏迷朋友的口头禅。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二（1908年10月26日），由开明绅商姚伯欣、沈缦云、李平书、张逸槎等，为振兴南市市面、改良传统戏曲，联合夏氏兄弟、潘月樵等合股集资创办的“新舞台”落成开张。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的戏曲剧场，位于十六舖老太平桥码头附近，面临黄浦江，后通里马路（今中山南路）。戏园从外观造型到内部结构悉仿欧式，池子和楼厅尽改排座，有座号三千多；首次采用灯光布景和新式转台。首任前台经理姚伯欣，后台经理夏月珊。开张之日，夏氏兄弟率“老丹桂”全部班底从位于宝善街的丹桂茶园迁此。开幕后生意日隆，十六舖一带市面日趋繁荣。“新舞台”名义上取消“案目”，实行卖票制；事实上因为剧场大，座号多，还是暗中需原有的“案目”们集资，邀请京剧、徽剧、梆子的名角来此献艺，并推销戏票。凡请到好角儿，上演好戏，“案目”们总可以根据出资多寡掌握座次较好的票子；倘公馆府邸来电或遣下人前来订票，戏馆也会让“案目”上门送票，双方按定例拆账。“案目”并非是戏院固定的员工，他与戏院的关系是松散的。聪明的蒋仲英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新舞台”，已用小毛的名字兼为“丹桂第一台”、“新新舞台”、“亦舞台”、“大舞台”、“新剧场”、“歌舞台”做“案目”了。
夏氏兄弟与潘月樵思想进步，在“新舞台”曾排演过许多时事新戏，如《新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拿破仑》、《宦海潮》、《血泪碑》。蒋仲英因为与夏月珊的关系，总是想方没法为“新舞台”推销戏票。1913年租期满，班底迁入刚刚落成的九亩地“新舞台”，排演一向为伶界讳忌的京剧《走麦城》，却惨遭祝融之灾。无奈之下，班底只得迁至石路“老天仙”茶园过渡，取名“肇明”茶园。后代经理是潘月樵。蒋仲英在夏氏困难之际，鼎力相助，并未因此中断与夏氏班底的业务往来。“新舞台”在原地重建后，为打破迷信，再度公演《走麦城》，盛况空前；这与蒋仲英和几个“案目”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不无关系。自此，夏氏兄弟与潘月樵对小毛赞词有加，十分看重了。蒋仲英专注于做“案目”，生意也越做越大，钱包鼓起来了，终于在南市狮子弄租下一处房子，娶了妻子。那年他24岁。
四、喜临狮子巷
狮子弄在南市老城厢的西北角，南北方向，巷子北端通东西走向的大境路。其中一处房子中有天井，四周厢房有立柱走廊相连。蒋仲英租赁的是一间厢房。
蒋仲英的妻子蒋顾氏，小蒋仲英六岁，苏州人。父亲是苏州观前街观正兴饭馆做馒头的师傅，后来自己开了一家馄饨店；当地人就叫他的老婆馄饨西施。蒋顾氏结婚两年多才怀孕。1917年12月4日（农历十月二十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代宗师蒋月泉降临人世。父亲喜出望外，给这个孩子取名根生，其意有二：一是蒋门有了传种的香火，二是蒋家终于在上海落脚生根了。
替儿媳做月子的是蒋月泉的祖母。此时的蒋家早已发生变故，蒋月泉的祖父在儿子蒋仲英到上海谋生不到一年，即撇下妻儿亡故。祖母依靠一个小小的香烛店已难维持三口之家的开销，日子过得十分窘迫。有个华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境富裕，惜膝下无子，好事者前来撮合，意欲纳祖母为续弦。祖母见华先生为人斯文，通文墨，为生活计也就同意；但考虑到婆婆尚在，儿女渐大，囿于面子，宁作暗房。华先生也表示同意。次年祖母即为华家生一子，由祖母带养，对外则说是亲眷华先生之子——后来蒋月泉叫他三官爷叔是也。祖母前后生三男一女，除二女宋蒋氏，三男中三官爷叔在蒋仲英、蒋笑笑之后为第三子，曰“三官”，即可猜出其中含义了。然而，天不遂人意，厚道的华先生得子后未及几年，亡故，家产遂由三官继承，祖母代为掌管。为子女前途计，祖母携子女到上海落脚，也租老城厢，与儿子蒋仲英的居处很近，位于大境路。蒋仲英的大弟，小名叫盘根（后来唱文明戏，亦唱昆曲，艺名蒋笑笑），小哥哥两岁，在父亲去世一年后，迫于生计，跟着唱“宣卷”的老道，去虎丘附近的穹窿山道观当小道士了。
根生满月的那一天，蒋仲英家中十分热闹，左右邻居都来道喜。蒋仲英的妹妹——17岁的宋蒋氏和她的夫婿宋先生也来道贺，随祖母前来的还有十岁的三官阿叔。小毛头长得天庭饱满，圆圆的脸蛋胖嘟嘟，眼眶凹陷，双目有神，就像洋娃娃，姑妈抱在手上爱不择手。小阿叔吵着也要让他抱抱，姐姐拗不过弟弟就让他亲一下作罢。从此，姑妈对这个宝贝侄儿一直爱护有加，关心备之，视同己出；根生稍大懂事，凡事依仗姑妈，一如嫡母。
五年之后，蒋月泉的大妹蒋玉芳出生，也在狮子弄。
1925年，八岁的蒋根生上学了，先就读于私立养正小学，三年之后又转到万竹小学。这所小学原名榛苓学堂，是京剧名宿潘月樵出资创办的，专供贫家子弟免费读书，也是老城厢最好的一所学堂，曾培养出李瑞来、李桐森、李秋森、李如春、吕君樵、周信芳、孟小冬等许多京剧人才。据说电影演员陈述，以及蒋介石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甚至连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都在此就读过。蒋仲英把儿子转到这个学校，是因了潘月樵这层关系。
五、受国粹艺术熏陶
此时的蒋仲英，做了大“案目”。光“新舞台”一家戏院，他所联系的客户折子中已赫然列有杜月笙、张啸林、袁克定等海上闻人的名字。他是二十几个“案目”中最大的一个，请名角儿，交“押具”，他总是交得最早，交得最多。加上其他戏院业务，他开始忙不过来，就请了一个跟班，此人就是以后在天蟾舞台做了15年经理、又在无锡、苏州两地先后开设明园书场和静园书场的老板韩文忠。由于演艺圈内外，小毛的俗名已为人熟悉，有相当可信性与知名度，以小毛名义接洽业务、联系客户十分方便，蒋仲英就让韩文忠以小毛的名头与人洽谈、联络。久而久之，在上海滩韩文忠成了韩小毛。
这时蒋仲英毅然一副老板派头，身上的行头翻新了：冬天穿灰貂皮袍，中式绸锻长衫、着玄色缎子面的棉裤棉鞋；夏天则穿印度绸长衫长裤。一年四季，只要他出门办事，都要把裤管用黑色的绸条扎紧，而且绸条一道道扎得齐整，弄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手上再戴上一只大钻戒。邻居见他这副打扮，知道他有钱了，都尊敬地叫他“大佬倌”。蒋月泉后来注意穿着，讲究服饰整洁，坦言也是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根生从小受到父亲的宠爱。因为有了钱，从书包铅笔盒等上学用品到身上穿的运动衫，父亲总是买最时髦最流行的式样；儿子喜欢，价钱再贵也不在乎。根生最爱吃火腿肉片、甜酱瓜；他身体欠佳，胃口不好时，父亲从戏馆回家，经过露香园路就会从店里买来，让妻子一片片切得薄薄的装上盘，送到儿子面前。于是，火腿、甜酱瓜成了蒋月泉终身的嗜好。正因为有了这一份浓浓的父爱，使儿子对父亲充满感情；也是儿子日后挑起全家生活重担的深层原因。蒋月泉是一个十分看重亲情的孝子。
然而，根生上小学念书并不用功，成绩平平，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他贪玩，经常放学先不回家，把书包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自个儿去逛大马路。那一天，适逢国际饭店开工建造，工人们正在用打桩机把一根根粗大的木桩往地下泵实，他竟痴痴地站在旁边看了一个晚上，急得全家人四处寻找。小根生还喜爱体育，尤爱踢足球，常常同一班爱踢球的小朋友去沪南体育场玩。他踢中锋，这就培养了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照顾左右、应接自如的敏捷头脑，冥冥中也为他日后说书时与上手或下手接好“勾子”、配合默契种下了因子。
根生读书虽不用心，却六岁就会拉胡琴，那是拉得一手好琴的三官阿叔来狮子弄教他的。小根生听觉特别灵敏，音阶辨别的能力强，所以不出两年他就会拉琴，能奏不少曲子了，三官阿叔赞不绝口。因为父亲做“案目”，根生经常随父出入戏院。一些戏院虽然改成排座，但前面两排常设长桌，上置香烟、水果、糕点、糖果等，供上流人士享用，犹如现在的贵宾席。有时父亲因事晚来，就先叫根生照看，以防别人乱动或“顺手牵羊”。有身份的人往往只看压轴戏，有的甚至连送客戏都不看，就离场了。当这些先生太太进场后，蒋仲英就含笑上前迎接，一边寒暄、一边打招呼。开场锣响了，根生就立在过道或台口看戏。
由于京剧名角儿来沪演出的包银，多半是大小“案目”集资凑拢，故名优演出之期也是“案目”们忙碌之时。
1930年蒋根生的嫡母去世、蒋仲英的“案目”生意由韩小毛接替之前，小根生随父去各个戏院看戏的机会极多。蒋月泉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多次提到他五六岁时就看过梅兰芳的戏，见过的都是一流演员，如：麒麟童、马连良、李多奎、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苗胜春、谭小培、高庆奎、言菊朋、李桂春等；看过的戏目就不计其数了。幼时的根生虽看不懂戏，但舞台上的五光十色、悠扬的琴声、精彩的打斗、激昂的唱腔、扣人心弦的锣鼓声，教他异常兴奋。少长，他就能略知戏中的梗概了，尤喜一出《空城计》，还能大约记住诸葛孔明在城头上所唱的那段西皮二六“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旋律。他会被戏院里热浪狂潮似的喝采声、掌声所感染，情不自禁地随着大人们大声叫好，拼命鼓掌。小根生自幼就在这种充盈着国粹艺术精华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古老传统艺术的基因种殖、潴留在他的头脑中，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1928年初，今之西藏路福州路一带已十分繁华，这里戏馆甚多，蒋仲英便移居五马路（今广东路）。梅兰芳来沪演出近40天，做大“案目”的父亲与同行集资给戏院老板请角儿，推销戏票，确实赚了大钱。后来，他抽上鸦片，家道中落，把业务交予跟班韩小毛，便举家迁至房租低廉、靠近中法学堂（今之光明中学）的瑞庆里。
为便于照应，蒋仲英的母亲也同三官阿叔迁来瑞庆里。不过，两家并不住在同一个石库门内，相隔几个门牌。
此时的蒋根生正转到万竹小学不久，上四年级。
六、丧母
三官阿叔迁来瑞庆里之前，18岁上就经人做媒，娶了小他几岁的妻子，翌年即生一子，就是后来苏州著名评弹演员华国荫。三官阿叔的妻子长得眉清目秀，很标致，11岁的蒋月泉亲热地叫他三官婶婶。蒋月泉的母亲也与这个妯娌相处很好，两家子做了可口的饭菜、点心，就会叫根生兄妹送来送去。
这一两年也是全家最快乐的日子，蒋仲英做“案目”，有些积蓄，两家人衣食无忧，逢年过节就聚在一起吃饭。三官阿叔常常与根生一起拉琴，让根生的妹妹蒋玉芳和两个妯娌唱苏滩小曲；慈眉善目、长得胖胖的祖母高兴起来也会唱上两句。有的段子她们不会唱，阿叔就一遍遍教，大人还未学会，根生和玉芳却先会唱了。根生的母亲常常咳嗽，人很消瘦，漂亮的瓜子脸上已显皱纹；那时她患上肺痨，自己并不晓得，没把它当一回事，只是煎服些中药罢了。她15岁就嫁给蒋仲英，次年生下根生，20岁怀上蒋玉芳。然而，福兮祸所伏，好景并不长久，两年之后噩运开始降临。
一天早上，蒋仲英起身穿好衣裳，发现床上的妻子已溘然长眠了！那年根生13岁，蒋玉芳才8岁，年近29岁的母亲突然病故，对兄妹俩不啻是个沉重打击！半边天坍下来了，全家人悲恸不已！母亲落葬之后，根生好像一下子成了懂事的大孩子。
妻子亡故后，不出半年，40岁的蒋仲英续弦，妻子成凤英小他20岁，原是丝绸厂女工，老实、勤俭，善治家务，这就为老祖母减轻了些许负担。两年后，成凤英生下一子，取名海泉（蒋海泉后拜师潘伯英，艺名蒋福骐），蒋家又多了一张嘴。
小妹妹蒋玉芳七岁上学，读六年级的哥哥就带着她一起进老城厢去万竹小学读书。无论刮风下雨，哥哥总是带着妹妹一起回家，从来不单独回来；因为位于今淮海东路近西藏路的瑞庆里去学校较远，要步行20分钟，根生已经知道做哥哥的责任了。
暑期，学校组织学生远足，根生背了一个水壶，戴了一付父亲使用的太阳镜，从学校出发了。队伍走在马路上，同学们走得好好的，他一个人偏要与众不同，走在队伍旁边；因为戴着太阳镜神气啊，能引人注目！读完六年级，要拍毕业照，班上同学都穿好童子军装，按身材高矮排好队；他排在第二排边上，照相馆请来的师傅要开拍了，他却往边上跨出半步，想在镜头上突出一点；师傅叫他站站好，他回到队伍里；要开拍了，他又立到老地方。如此再三，老师说也无用，照相师傅无奈，只得按下快门。可惜这一张根生一人站在队伍旁边的毕业照，“文革”中与其他蒋月泉的照片都被销毁了。蒋月泉少年时代爱出风头的个性特征，隐含着日后他将成为评弹大家的可能。
七、家道中落
三官阿爷祖上留有遗产，却无正当职业，整日价不是进书场，就是去戏院；渐渐地又抽上鸦片。蒋仲英有了一点钱也放纵自己，交上一帮朋友寻欢作乐，且染上毒品。吸上鸦片，人就变懒了，便把业务交给韩小毛，让他去接洽。那时候“丹桂第一台”、“新新舞台”、“新世界”、“共舞台”等戏院均实行卖票制，“案目”们掌握的票子，除了留给一些有钱的老主顾，多余的票子还要站在戏院门口卖掉。做这个行当有个规矩：大家站在戏院门口，谁先看见客人坐了黄包车朝戏院过来，向他打了招呼，这个客人的生意就归谁，不得争抡。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有好角儿来沪献艺，就得天天站在戏院门口候着。蒋仲英抽上鸦片，怎肯站在戏院门口兜售戏票，吃西北风呢？他索性把关系完全交给韩小毛，从中得些回扣。韩小毛为人不错，他能在上海立脚，稍为混出个样子来，也全靠蒋仲英的提携；所以总是按月多多少少把钱交到蒋仲英手上，让他维持开销。可惜，这些钱怎么够他每天吞云吐雾的化费，全用在阿芙蓉上了。
人丁增加了，光吃老本怎么行！总得做点生意，赚些钱！——妻子成凤英劝说自己的丈夫。做“案目”，要联系的业务都给了韩小毛，老本行不能做了，于是，蒋仲英想到去四马路上开一家菜饭店。他人头熟，很快租了门面，顾了几个师傅开张。但蒋仲英懒散，很少去店里过问，又不善经营，亏了本；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
蒋仲英不肯罢休，翌年，又在四马路开了生煎馒头店。因为四马路戏院、堂子多，客人不少，起初生意还不错。店里忙，需要帮手，成凤英便把刚断奶的孩子交给婆婆照顾，自己去店里帮忙，负责买菜进料。
这时候，蒋仲英的胞弟蒋笑笑，几年前便离开穹窿山道观到上海谋生了。他拜徐呆呆为师，唱文明戏（方言滑稽）。蒋笑笑为人“四海”，好交朋友，演完戏，常带一批唱戏的朋友来店里吃点心。因为是老板的弟弟，店员特别客气，送上生煎馒头，还要奉送干贝蛋皮汤。吃完，蒋笑笑拉了一批朋友就走，回头对店员说，把欠款在账上，以后来结；蒋笑笑哪里有钱，还不是哥哥晦气！
蒋月泉的叔叔蒋笑笑，为人豪爽，助人为乐。后来，他去苏南地区参加“国风”苏昆剧团；该剧团就是解放后受到毛泽东赞赏、被周恩来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参加拍摄“红”遍全国的戏曲片《十五贯》的原有班底。团内拥有不少艺术上造诣极深的老演员，如周传瑛、王传淞、朱国良等；然而，解放前因为种种原因，剧团景况维艰，艺人生活十分凄惨，“国风”面临解散的地步。蒋笑笑在该剧团既当演员，又兼“总管”，他到处借贷、百般筹款，甚至向侄子蒋月泉要钱，这才勉强使艺人维持生计，不致流散。后来，浙江省文化局以“国风”为班底成立浙江省苏昆剧团，蒋笑笑因为人缘好，保存“国风”有功，被大家一致推荐为剧团副团长。蒋笑笑于1957年去世，浙江省文化局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蒋仲英所开生煎馒头店虽然好过一阵，最终蚀本关门；究其原因还是经营不善，蒋老板为一时盈利冲昏头脑，小小生煎馒头店竟雇佣十个师傅，入不敷出，不亏才怪！
生意失败，蒋仲英仗着还有些余钱，鸦片照吃不误。
一个人就是奇怪！蒋仲英向来是个节俭的人，从前买一包油黄头当菜，他总是拣焦的、蛀掉的、半粒的先吃掉，然后把剩下的一粒粒完整的、油亮的黄豆留给别人下饭。自从爱上阿芙蓉，竟不惜代价了。为了敛财，他在一个赌徒的怂恿下竟去朱家角（今柳林路）申吉里，走上赌台。初始，赢点小钱，开心了一阵，看钱来得容易就发起性来，上了赌瘾。他把一大把的钱都放在赌台上，输掉了再赌，再赌再输，蒋仲英的眼睛输红了，想翻本，便跑回家，拿了全部积蓄踏进赌台搏命！结果可想而知，输得晕头转向，两腿发软，几乎连回家的路都摸不着了。老婆见丈夫回家蒙着被子整整睡了两天，再三追问才知实情；气得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也无济于事。还是蒋月泉的祖母收拾残局。
祖母把蒋仲英与三官阿叔两家合在一起，由她统一经济，执掌家政。此时，两家生活开始变得拮据起来，靠变卖首饰与上品的衣衫勉强维持生计了。
要维持七口之家的开销决非易事，老人家必须精打细算：虽然三官阿叔是殷实之家，但他毕竟没有正当职业，而且烟瘾难改，还要拖儿携妻，倘不省吃俭用，纵有万贯家财也要坐吃山空。少年蒋根生正当发育阶段，胃口特别好，筷头子上不让人。早上起来，爷叔婶婶尚在睡觉，他得先吃早饭赶去上学。此时好婆总要坐在桌边看他吃，嘴里还要说好话：“根生，你是大房孙子，将来分家当总要多分一点格。”话虽这么说，眼睛却盯住碗里，生怕孙子多吃了几块洋山芋，待儿子媳妇起来吃早饭没了下饭菜。这也难为了当家的！
根生发育很好，长得很快，四方脸，额头开阔，脸架子像父亲，鼻子较大，好似俄罗斯人；眼睛不大，却很有神采。因为酷爱踢球，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早上起不来。蒋仲英脾气较好，从不斥责儿子，他说话婉转，自有一套教育儿子的办法。他轻轻地走到儿子床边，叫醒儿子说，“根生，起来吧！你就是到马路上拣皮夹子也要起来得早格，起得晚末，皮夹子也要被别人拾走格。你读书就是学本事，有了本事就会赚钞票；靠省是省勿好哉，哪怕米饭用棉纱线串起来一粒一粒吃也要吃光格！”
1934年是蒋家经济上最困难的一年！是年，11岁的妹妹蒋玉芳辍学，便拜师尹仲秋学苏滩(南词)，此后，跟随师傅去大新游乐场、“小世界”、“新世界”坐唱演出。
八、南下学艺
蒋根生万竹小学毕业后，父亲已无力供他上中学了。家境每况愈下，妹妹小小年纪去学苏滩了，他当哥哥的怎么能游手好闲，在家里吃闲饭呢？所以也很想谋一个职业。其时海关、银行、巡捕行都是小青年向往的职业。
根生住在五马路，地处法租界，八仙桥青年会楼下开了一家金城银行，有个亲戚认识银行的经理，就托他介绍。回话说，可以去当银行练习生，月薪15元大洋，但要两万元保证金。这不啻对蒋仲英当头棒喝！当时一担大米只有5元，石库门一间房的租金才十几元；两万元大洋光利息每月就要支付140元，如何能承受得起，只得作罢。
根生辍学两年多，无所事事，不是与小朋友去体育场踢足球，就是逛逛马路，看看小人书。蒋月泉后来曾对儿子说，他对外称自己读过民立中学，那是囿于面子，是说假话，为了寻工作方便；其实从1931年到1933年，他闲居在家。继母成凤英一度也想拜师傅学苏滩，以求生路，可惜她不是这块料，她没学会，倒是让跟着去听的女孩蒋玉芳学会，吃上了这碗饭。
经济上的拮据，人的情绪就烦躁起来，家人之间就容易发生口角。终于有一天，为了一桩小事，根生与比他大六岁的继母顶撞起来；无意中说了一句脏话“出纳”，恰被父亲听见，他大为光火，走上前对儿子说：“侬（你）讲啥？拖侬出去，叫人评评理看！”这一来，年轻气盛的儿子受不了：“好，我走，我走！今后我再也勿踏进这个门槛了，哪一只脚踏进来就斩掉哪一只脚。”说完掉头就走，他跑到姑妈家中住了几个月。
这时，姑妈家中的情况也不好。姑夫原先在电车公司做事，恰逢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被辞，歇业在家。不久，有一个亲眷要去厦门开盒子作坊；因为他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华侨，做银盾生意，在那里开了一个银盾作坊，两个作坊可以配起套来做，这样肥水不落他人家，双方都有钱赚。于是，去银盾作坊当工头的姑夫，便带根生一同前往厦门。
旧时，结婚生子、做寿喜庆、开业大吉，时人赠送银瓶、银屏、银杯十分流行；这些礼品用铜料在模子里先压成毛坯，刻上龙凤麒麟等吉祥图案，或根据买主的要求打成诸如“妙手回春”、“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等铜坯字样，通过电解镀上银，再打磨刨光，装进特制的镜框，用礼盒包装好，然后卖予顾客送人。银盾作坊就是专做这类礼品。根生开始就学做银盾活计。作坊里放着几只内里胶上柏油的大木桶，里面注满按比例配成的化料溶液，木桶上方支着一付铜架子，银盾毛坯先要用刷子刷得干干净净，然后一只只用钩子挂上铜架，浸泡在溶液中镀银。到了一定辰光，根生要戴着手套把一只只浸泡在溶液里已镀上银的毛坯捞上来，接着再一遍遍刷干净。尽管戴着手套，一不小心药水还是会沾上手指，几个月下来，根生的手指都烂了。他实在受不了，就写信把情况告诉父亲，不久，父亲乘船赶到厦门，把他接回上海。
九、父亲的引导
到上海，父亲鉴于根生喜爱篮球足球等运动，能跑善跳，身体壮实，曾一度想让他拜师傅进戏班学武生，却遭致祖母的阻止。因为根生母亲在世时就不曾同意，说戏班子课徒练功，体罚厉害，舍不得亲儿去受皮肉之苦；爱孙儿如珍宝的老祖母又如何舍得呢？无奈之下，蒋仲英只得另打主意。
父亲不急不燥，其实他心中已有想法；不过他不会用强制的办法，只是让根生于不知不觉中顺着他想好的路去谋生。他先是有意让根生一起随他去东方等书场听书。根生平时喜欢运动，穿惯学生装、运动衫，对台上“三咤档”的唐竹坪、王似秋、刘天韵等说书先生穿长衫看不顺眼，他一度还想参加义勇军；当父亲用试探的口气问他是否想学说书时，他回答，宁可去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小百货商店当练习生，也不要说书。然而，父亲并不着急，继续带儿子去一些大响档说书的书场听书。渐渐地，根生对台上说书人的装束也看习惯了。有一天，他随父亲去柳林路48号的雅庐书场听书。这家书场早期由严祖莱、于继祥及评话演员蒋一飞合资经营的。那一天的四档书，深深地吸引了他！四档书的演员都是红得发紫的大响档：
第一档是黄兆麟的大书《三国》。黄16岁就拜师许文安，次年进上海，从1925年起，在沪连演15年经久不衰。他嗓音亮堂，说表抑扬顿挫，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感。在他手面眼神之间，关公、张飞、周瑜、曹操被演得活龙活现。尤其在《赠马》这回书中，赤兔马一声长啸，气出丹田，越翻越高，越高越响，获得满堂彩声。
第二档是素有“描王”之称的夏荷生。夏擅说《描金凤》，因其说噱弹唱俱佳，复演于邑庙得意楼时，听客闻风而至，楼面欲塌。他说功火爆，边说边演，模拟生旦净丑脚色之音容笑貌，惟妙惟肖。一顶瓜皮帽推前挪后，可演多种角色。夏嗓音铿锵，挺拔清亮，真假嗓子结合，声音高低强弱对比鲜明，世称“夏调”。
第三档是蒋如庭、朱介生。蒋朱档所说《落金扇》、《双金锭》等书，走红上海滩，被誉为30年代弹词三响档之一。蒋为上手，说功不温不火，从容不迫，起旦角，如活泼娇俏的丫头红玉和凝重多情的闺阁千金陆庆云，声音甜糯清脆，虽其貌不扬，但闭目听之，形象生动，故有“隔墙西施”之称。下手朱介生说表细腻，他所唱的由俞秀山开创的“俞调”委婉动听，而且有新的发展，故无人能及，风靡申城。
第四档是擅说《彭公案》的朱耀亮。朱善于放噱，其时晚上戒严，居处离书场较远的听客，每每不等送客书说完就“抽签”走了，因为朱的噱头放得噱天噱地，听客都被拉住，不愿早走。
根生听得入迷了，开始喜欢听书。父亲此后常常带他进各种书场，听的都是大响档，如沈俭安、薛筱卿、朱耀祥、赵稼秋、周玉泉、许继祥等。根生为这些大响档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初步有了学唱评弹的意愿。一天，父子俩听了沈俭安、薛筱卿的书，从东方书场出来，父亲问儿子：薛筱卿在台上漂亮吗？出门坐钢丝包车，锃亮！惬意吗？你能赚点他们的零头也不错了。儿子无言地点点头。那个时代所谓的包车，就是由人力拉动的两轮车，由牛皮制成篷顶，玻璃灯装在两侧，脚蹬上铺有绒毯，还有一根鸡毛掸帚插在座后。
蒋仲英见儿子愿意学唱评弹了，就与母亲商量。祖母就问孙子：你想拜啥人当先生？根生因为见台上说《三国》的黄兆麟，又说又演，神气活现，就说要拜黄兆麟为师。祖母因为与黄兆麟有点亲眷关系，就让儿子托人去说。黄提出拜师金为200大洋，蒋家无法承受，只得另请先生。
此时，三官阿叔已靠变卖家当、吃老本度日，也就无力资助侄儿从师择业。阿叔与婶婶的关系日趋紧张。
十、初拜钟笑侬
蒋仲英有一个女朋友认识弹词演员钟笑侬。钟于宣统元年（1909年）即师从魏珏卿，擅说《珍珠塔》，说好拜师金只要80元，先付50元，抄脚本时再付30元。蒋仲英心中暗喜；可是这50元大洋竟一时凑不拢来，弄得他没了主意。还是老母亲从箱底翻出了媳妇生前舍不得插戴的一串用珍珠结成的珠花，对儿子说，拿去典当行当了吧，兴许能值几个钱。就是这笔压箱钱，也是蒋仲英手头唯一能使用的全部资金，作了根生的拜师金。17岁的根生已经掂出这笔钱的份量了！1934夏天，蒋根生拜师钟笑侬。
钟笑侬唱“马调”，别具一格，生意不错。白天，根生跟先生去新闸路一家书场听他说书，说完书先生乘黄包车到“大世界”说下一档；根生就拎着一袋铜板，乘14路无轨电车赶到那里继续听书。钟笑侬比根生父亲小一岁，43岁，他有个大弟子叫倪萍倩，是根生的大师兄，比根生大两岁，为人厚道。倪萍倩后来受大响档沈俭安的指导，具有说表与唱演并重的特长，所演《捉假方卿》《婆媳相逢》等回书颇有影响，时有“小沈薛”之美称。钟先生就先让他教根生弹琵琶、三弦。根生第一支会唱的开篇《宫怨》就是师兄教的。钟先生住在雅庐书场对过的那条弄堂，叫归安里。这栋房子里还住过朱介生、夏荷生。这里靠近雅庐书场，书场旧址原是车库，场子在楼下，约90平方米，设长凳和方凳150至200座。楼上即是评弹行会组织——上海光裕社社址。艺人只有在师傅带领下，经一些有资历的上海光裕社的权威和道众的首肯，出完小道，即可出码头说书，也可以在苏州的小书场内登台说书，惟不能收徒。只有出了大道，才能有资格收徒。
蒋月泉后来在《学艺往事》一文中写道：
学了三个月：唱开篇，学唱“俞调”，学琵琶、三弦。但我不喜欢《珍珠塔》这部书，与我性格不符合。我跟着钟笑侬进书场，同时也听上下档别人的书。当时我听到张云亭先生的《玉蜻蜓》，感到这部书十分有趣，各种人物都有，算命啊、关亡啊、看龙船啊，特别是被《庵堂认母》关子拉牢，……我心活了，要学《玉蜻蜓》。反正我还有30元没付，《珍珠塔》脚本我也不要了。就请吴剑秋的父亲吴筱舫介绍。他与张云亭一讲，只要30元拜师金。我回去与父亲说，不用你多出钱，本来钟笑侬那里也要再付30元，只不过要去打过招呼。托亲戚去一讲，钟笑侬也同意了，《珍珠塔》脚本我也不要了。于是就拜了张先生。
同年秋天，蒋根生买了香烛，夹了红毡头，由吴筱舫带往先生家中拜师。
十一、改投张云亭
张云亭，原名王子畦，是前辈弹词艺人王秋泉的次子，因入赘张姓而改名。其兄张子和，弟兄二人子承父业，都擅说《玉蜻蜓》。张云亭先生说书语言诙谐、阴噱，造字用语极其精练、有趣，“小闲话”尤见功力。他对于日常生活观察细仔，逐渐形成“活口”，除书路、官白、唱篇固定之外，能视不同观众，自如变动书情和说法。对《五蜻蜓》作了不少加工，丰富了书中的情节，故有“翡翠玉蜻蜓”的誉称。
张租赁的石库门房子位于大华书场附近，在马当路口王家吉香烛店隔壁一条弄堂里，二房东是巡捕行里的包打听（探子）。张云亭住二楼亭子间，朝南，有长窗，条件很好。先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即在苏州光裕公所出道。他面色白净，虽说已有四十五、六岁年纪，但长得五官端正，蛮秀气。不过，他抽鸦片，披着长发，也不讲究衣着，有点邋遢相。先生阴噱，闲话不多。根生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两个红包，一包30元给先生，一包四元给师母。然后张云亭面南而坐，根生欲在方桌上点燃香火，行跪拜礼；感觉一阵风从窗户的缝隙进来，他担心引来祝融，就小心地将香烛放在地板上点燃，再行拜师礼。师母见这个学生仔做事细心，满意地笑了。
礼毕，吴筱舫就对张云亭说，根生与他儿子吴剑秋，两个小明友处得蛮热络格，还介绍根生跟钟笑侬先生学了三个月，“俞调”开篇会唱不少。张云亭开口了：“现在会唱‘俞调’的人蛮多，勿晓得根生学啥人格？”根生有点羞涩地说：“瞎唱唱，啥人的开篇好听，就学啥人。”“格是勿来山格（不行的）！你拜我做先生就勿能瞎唱！要唱就板要（一定）学朱介生的‘俞调’！朱介生的‘俞调’难学好听。”“噢，有数哉，”机敏的根生回应先生的话，“朱先生的‘俞调’最最好听！”“你苏州话没学好啊，啥格最最，最最！”（苏州话“最”读“再”音），根生被先生触了霉头，羞红了脸。其实蒋根生一家，亲亲眷眷都是苏州人，但他生于上海，就是不肯说苏州话，因为苏州是小地方，在学校或在电车上说苏州话，唯恐别人笑他。骨子里这吴侬软语上海人是蛮喜欢听的，只是说的人相对较少，听了觉得适意开心罢了。根生从小爱面子，他不愿说。此刻，不经意中露出的这句上海话，被先生逮了个正着，他就下定决心，非说好一口纯正的苏州话走上书坛不可！
次日，根生再去看望先生，张先生指着地板上那堆已经烧尽的蜡烛和香灰，笑嘻嘻地说：“根生，你将来有大饭吃哉！”旧时香烛燃尽，不被吹熄，谓大吉大利。张云亭遂替根生起了一个艺名叫蒋月泉。蒋月泉后来提到这个艺名时说，先生起这个名字是有他意思的：因为他哥哥王子和的学生周玉泉那时已走红书坛了，周玉泉的名字中有一个“泉”字；他自信他的学生也会像周玉泉那样“红”出来，所以在根生的艺名中也有个“泉”字。此间也足见张云亭的眼力以及他对自己艺术的自信。
蒋月泉在《学艺往事》中写道：
当时学书是很用心的。白天跟先生出去听书，夜里回来默书，默书用的是大账簿，字虽蹩脚却照样写毛笔字。
在那时有一部评弹脚本是不得了的，藏得好好的，一生一世靠它吃饭，是安身立命之本。家里条件差，电灯也没有，只有煤油灯，一个人抄到天蒙蒙亮。书里每个字对我都是陌生的，譬如“送过一杯香茗”我都认为是好货，这种语汇都是我没有学过的。又如“送杯香茗，旁边一戤，一只手搭在靠肯上，一只手在腹里一叉，听唔笃（你们）讲点啥？”我都认为是好货。学堂里出来的人，从来没有学过这种语汇，不记下来又怎么说书？再如，牵过一匹马，——吃壳，有几下声响都要写下来。后来多接触就懂得多了，就是古代生活里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不化妆，都靠语言，你不把这些东西搞熟了，就很难把书说像。光有一个故事，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像说书。再听一遍先生的书要过半年，错两个字就要过半年，因此一定要今日事今日毕，所以从夜里默到天亮，扒在桌子上就睡着了，睡梦中还在唱开篇。
人到绝境、退无可退之时，就会奋起一搏，这种为生存而奋斗的潜在力量是强大的，一旦被激发出来，如同开掘出一泓泉水，就会源源不断地喷涌出来，咆哮着，奔腾着，彻夜不息！
十二、学唱“蒋朱调”
张云亭要蒋月泉学唱“俞调”，而且一定要朱介生的“俞调”是有道理的。张擅长说，善放噱，说表细腻，功力非凡，将来与学生拼挡，他作上手，可以说、噱、弹为主，他唱的是业内俗称的“书调”，如同白话似的，旋律简单，并不优美，唱不是他的特长。所以他希望起小姐、丫头、娘娘等角色的下手能唱优美抒情的“俞调”，这样说与唱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就更能卖座。再者，“俞调”字少腔多，用小嗓唱，注意丹田用气，有利于基本功训练。而其时诸多艺人唱“俞调”，唯朱介生唱得最好，且在俞秀山创建的“老俞调”的基础上融入了昆曲、苏滩、京戏等音乐元素，成为独具魅力的“蒋朱调”或“朱介生调”。
然而，蒋月泉与朱介生并无师生之谊，作为响档的朱介生与上手蒋如庭，奔命于电台与书场之间，也难以当面请教：于是，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收听收音机了。不过，那时收音机尚未普及，家里买不起，他只得经过商店时伫立凝听。南市有一家设在仓库顶上的“市音”电台，每天清晨六点专门播放由朱本人自弹自唱的“俞调”。
蒋月泉不顾默书至半夜、只睡三四个小时的疲劳，一早便赶到位于八仙桥黄金大戏院隔壁、专卖格子衬衫的中汇内衣商店门口细听。《双凤珠》中有一句“忆夫君血泪涌如潮”这九转三弯的优美旋律一下子打动了他的心，好听极了！他记住了这一句的曲调，唯恐忘却，便脚头生风，跑回家去。走进弄堂，祖母正在门口用公共自来水洗衣，见孙子匆匆回家，就问：“根生，你怎么不去听书，回来啦？”他不敢搭腔，生怕一开口把曲调忘了，只是点点头，几步跨进自家的客堂间。他走至桌前立即铺纸研墨，用毛笔将曲调按简谱方式迅速记下，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就反复哼唱，直到烂熟于心。
黄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自学苦练，蒋月泉的“俞调”已唱得相当不错了！张云亭另一个学生俞筱霞，原来与先生拼档，做下手，他看出“苗头”，就主动向张云亭提出拆档，去做其兄长王子和的下手了。
十三、精妙绝伦的“小闲话”
旧时，说书先生迫于生计，忙于演出，收徒授课不可能像如今评弹学校的老师那样，一句一句说，一遍一遍教。他们的办法就是让学生跟随先生进书场，一次又一次地听他说书，要让学生一方面感受现场的气氛，另一方面逼迫学生细听强记，并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模仿先生在台上说、噱、弹、唱、演的表演特长与艺术风格，乃至风度举止。
蒋月泉初学《玉蜻蜓》自然要跟随先生到各个书场听他说书。不过这种聚精会神、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凝听默记，恨不得把先生台上所说的一字一句，以及手面动作的一招一式，都铭刻于心的紧张思维活动，对于日后蒋月泉的艺术进步却大有裨益。
张云亭在台上说书，很少动作，全靠他的语言艺术与说表的细腻与阴噱。有一些精彩的“小闲话”让蒋月泉终生难忘。
一次，张云亭在书场说他的看家书《玉蜻蜓》，说到书中的人物—苏州首富金贵升，说今朝大爷穿一件鹦哥绿海青的衣衫。有个听客问张云亭：“听唔笃（你们）说金贵生穿衣裳讲究，哪哼（怎样）讲究呢？听来听去总归鹦哥绿海青，朆（没有）换末。”张云亭在书台上神色平静，从容答道：“哪能勿换？换格！唔笃（你们）叫看勿出！比方直梗（这样）说，早上起来，颜色鹦哥绿海青，上头花朵全是一朵朵纽头（含苞未开的花蕾），因为早浪厢（上），花朆开，所以是一朵朵纽头；中浪厢（午时）热吼吼，要换哉，颜色仍旧鹦哥绿海青，上头格花呀，一朵朵，有点开哉；暂夜快（向晚时），阴飕飕，又要换哉，上头花头呀，全是一朵朵满花，一天下来，花全开足哉。——讲究，换格！”
蒋月泉赞叹恩师，说他表现人物时用词当心得来：“热吼吼”“阴飕飕”，用这种词汇来形容一日的气候变化；从同样一件鹦哥绿海青，因花式的差异，反衬富家公子衣衫一日三换，生活讲究，以此交代了金贵升富有的社会地位以及他雅致的审美情趣与年轻风流的个性特征。
蒋月泉十分钦佩先生通过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本事。比如，《玉蜻蜓》中大爷金贵升与僮儿文宣的关系很好，因为文宣聪明，大爷十分疼爱，文宣对主子也一片忠心。张云亭为了表现这对主仆的深情厚意，设计了一个使人拍案叫绝的细节：
某日，金贵升去汇文渊聚会，携了僮儿文宣。那里是富家子弟，也是读书人吟诗作对的地方，去者都带了僮儿
。公子哥儿酒足饭饱之后讲到，谁家的僮儿最聪明？金贵升得意地说，我的僮儿最聪明！有人问，怎样聪明呢？大爷说，我的僮儿呀，我肚皮里转啥念头，不对他讲，他都晓得。勿相信，马上试，我叫文宣来。“大爷，啥体（有何吩咐）？”“你到灶间拿把刀来。”“好，大爷，刀拿来哉。”饭后桌面上都放了一些水果盆子，金贵升拿一小段削了皮的甘蔗，用刀劈成两半，放在桌上，用手指指，也不说话。文宣聪明，明白了。换了拎不清的手下人，见大爷手指点点，以为叫他吃甘蔗，塞到嘴里，耳光勿要吃上来！文宣心中有数了，拿了半爿甘蔗，抠下身去，填一只台脚。因为一只台脚不平勒嗨，台子上的茶水晃了晃，晃了晃。填了台脚，平哉。这时汇文渊里这班读书人都齐声赞叹“好！”老先生就是这样来渲染文宣聪明的！这样一个僮儿，主人怎么会不欢喜呢？等到文宣受屈被打，在庵堂里跪在观音菩萨面前哭诉冤屈，祈求早日寻回大爷；金贵升蹲在暗角落听了怎不伤心流泪呢？
再如，《玉蜻蜓·诓金》这回书中，徐元宰庵堂认母以后，知道亲生父亲金贵升早于16年前死在法华庵中，现在回到金府，此事如何告诉尚不知情、天天巴望亲夫回家的金张氏呢？倘若说出实情，金大娘娘昏厥，弄得不可收拾也未可知。徐元宰无奈之下只得说谎话，说爹爹回来了，骗金张氏下楼，接见他从法华庵中接回的生母三师太智贞。
金大娘娘真地以为别离16年的丈夫金贵升回家，不胜喜欢，便急着下楼去与夫君相会，却被贴身丫头芳兰拦住：“娘娘，你做啥？”“你大爷回来，我要去夫妻相会！”“你看看你穿的衣裳！”“哪哼（怎么样）？”“娘娘，你格衣裳穿得太素净哉！”金大娘娘为啥要穿得直梗（这样）素净呢？因为男人16年朆转来，音讯全无，穿得花俏又对不起男人，所以娘娘穿衣裳都素净得极，暗暗叫（暗地里）给男人戴孝。现在芳兰叫俚（她）换，一时头上呒（没）寻处，箱子里拉出一件大红的披风身上一披，总算“红堂堂”。衣裳一披下楼，走到屏风背后，听见元宰“哇”的一声：“哎呀，爹爹呀！”金大娘娘一听气啊！肯定男人又要走，被元宰拉住，所以急得哭！“哎！小官人啊小官人！像我等你16年，我换仔一件衣裳格辰光，你都等不及要走哉！”金大娘娘以为男人嫌她下楼慢，生气要走！哪哼办？等他16年，哪能让他说走就走呢！金大娘娘便关照芳兰赶快下楼！芳兰喊：“娘娘要出堂哉！”元宰回头见金大娘娘披一件大红披风，知道今朝祸闯得大哉！“母亲，你要见爹爹，台上供的，墙上挂的便是！”金大娘娘一听，晓得出事体哉！是人呀，哪能供呀，挂呀！（此处专指亡人遗像，旧时称“快乐图”。）像这样刻画人物内心独白的“小闲话”特别多；但决非可以随便丢弃的废话，它为后面情况剧变、人物感情的极度落差、反跌，作了恰当的铺垫；并为动人心魄的悲剧效果的产生制造了气氛。接着，张云亭继续用“小闲话”说：娘娘下楼看见一块（金贵生亡灵）牌位，一幅遗像，吃不消了（内心崩溃）！“你勿转（回来），我还有巴望：今年不转，明年总要转来；明年勿转，后年总要转来！现在等到你这两样末事（东西：牌位、遗像）转来末，我连巴望都呒不（没有）哉！”这几句话使听客对金大娘娘有了深切的同情。此时情动于衷，再起唱，就“软熟”（匀贴）了；因为作为上手的张老先生已为下手的开唱作了铺垫，听客的悲悯情绪也由此被激发出来。这就是张云亭先生的说表功夫，语言艺术！
十四、吞云吐雾中的静思默想
张云亭有时说表讲究到连人物使用的物件都用精练细致的语言交代得一清二楚，似乎让人触手可及。比如，他说到《沈方哭更》，就要交代沈方手中拿着的那根竹柱：“竹柱一敲，声音就像卖糖粥一样。这是沈方拣到一根竹头自己做的：把当中横里的篾篁刮脱，削削薄，两头两脑粗，当中薄，这样一根竹柱就软了，有弹力了，敲上去，再用食指一按，就会发出笃落落……的声音。”这就叫“海底翻”。
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所谓说书拜先生，大抵老师是不教的，学生听先生台上说书自学。17岁的蒋月泉起初还要每天去先生家中抄写脚本。蒋月泉后来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
我到先生家去，俚（他）怕烦，欢喜蹲在底楼客堂间背后不见太阳的房间，暗赤赤，裤带勿束格，一声勿响，躺勒(在)床上抽鸦片，鸦片抽好，抽香烟。我17岁拜先生，还是小青年，投五投六（莽里莽撞），踏进房间总归闯祸——嘣！一只火油瓶被我踢翻了，拾起火油瓶；嘭！喔哟，一只篮头碰脱了；我坐勒浪（着），动也不敢动，只管看脚本。俚（他）最好我勿要到俚屋里厢（到他家），当然我去了也不好赶我走。俚（他）有俚（他）的用功，俚（他）躺勒浪（着），戤在枕头上，专门动脑筋，想“小闲话”。等一歇（一会儿），想着哉——在想的呀，躺勒浪又不肯爬起来，就拿一支短格蹩脚铅笔，也勿削削好，还板（一定）要放在嘴里蘸蘸唾沫，把一句“小闲话”记在香烟牌子上。
蒋月泉的先生张云亭此时戤在床上吞吐阿芙蓉，其实是在静默养神之时，潜心进行艺术创作，兴致所至，灵感来了，信手拈来，一个噱头和“小闲话”就会从头脑中迸发出来。一如宋画家米友仁所言：“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空寥廓同其流荡。”同样，张玉亭在阿芙蓉的沉醉中创作属于他自已的艺术意境。
迪歇辰光（那个时候）每包香烟盒子总有一张香烟牌子，牌子里有一张画，画着《封神榜》、《三国志》或者《水浒》里厢一百零八将。吃香烟可以搜集牌子，集满一百零八将，可以换一只金戒子。俚（他）想着一句小闲话就写在上面。轧（这）种闲话勿是一般闲话，是“精金美玉”，代表交关（很多）意思，优美、风趣，艺术性强！俚（他）一只手拿香烟牌子，用中指和食指一夹，朝肩后一笃（丢）——俚（他）床底下塞一只炭篓子，半只露在外头，用勿着转身，就笃（丢）进去了。俚（他）一经直梗（这样）想闲话，俚（他）轧格（这个）语言特别好。我拜俚（他）先生时，香烟牌子总有半炭篓子了。后来师母看我实在好，会拍伲（我）先生格马屁，我啥格都做呀，到老虎灶泡开水，卖力啊！先生要吃果蔬，我从大华书场一直要奔到先施公司，都要去呀！师母过意不去，就叫我小名：“根生呀，伲（我们）要搬场哉，迪点（这些）香烟牌子拿去吧。”我晓得全是好货，轧格末事（这个东西）还了得啊！我要去拿，先生讲闲话了：“啊呀，小囡娘，你……就这样，摆勒浪（放在那儿）……”俚（他）有格（个）伲子（儿子），伲子小勒嗨（还小），搭（同）先生一样，长得蛮漂亮。我坐勒浪（着），俚（他）要牵仔（了）我格袖子管，搭（与）我盘（玩），好白相（讨人喜欢）。伲（我）先生总想将来给俚（他）学说书，结果香烟牌子朆给我呀。
伲（我）先生好静，我坐勒浪（着）看脚本又不敢动格，辰光长哉，一只手五个手指头就在桌子框档上“得勒勒勒”练习弹琵琶。我自己又呒不（没有）感觉，伲（我）先生听得吃不消了，就从床上起来，拿裤子往裤腰上一折一塞，走到窗前，推开窗子，还要伸出头去，侧着耳朵听——我又不晓得啥事体：“阿囡娘，啥人家（谁家）在做道场？道士格（这）面彩鼓敲得圆勒哩！”吓得我连手指都不敢动了。
这就是伲先生的阴噱！这种阴噱用勒浪（放在）人物身上就会想出各种细节来。
蒋月泉在张云亭家中抄书久了，先生也留他吃饭，但他“识相”，从来都客气地告辞回去。因为张云亭说书讲究，吃饭也讲究：他吃的饭，师母从来不用煤球炉，而是用小小的洋油炉烧，据说是火头小，米水蒸气不会外溢，烧出来的饭既香又不烂。但处于发育阶段的蒋月泉，饭量大，这小锅米饭怎禁得起他三口两口扒完呢；所以他总是找借口告辞。蒋月泉年纪轻轻就会看“山色”，轧苗头了；无怪乎后来进了评弹团大家开玩笑地给了他“人精”的雅号。
十五、初登书坛
跟先生半年，一天，张云亭对蒋月泉说，明天，“你穿得登样（时髦））点，跟我去城隍庙‘群玉楼’！”蒋月泉只有一套绸的短衫裤子，脏了拿回家洗，然后吹干、折好，放在席子下面，像烫平一样；袜子也只有一双。次日，他穿戴好，跟随先生出发，张云亭坐黄包车在前头，蒋月泉在后面要“出辔头”奔，而且要跑在先生前头，至少先生刚上台就要赶到。
这年冬天举行会书，张云亭单档送客，分量很重。前一档是范玉山（范雪君的父亲），他下来应该是张云亭上，却找下到他。张云亭经常这样“放生”的，甚至连代书都不喊。范玉山要下场了，说张先生怎么还不来？再不来我要下去了。书场老板娘急死了，见蒋月泉坐在票台旁边听书，就同他商量说，“小先生，请你上一上。”蒋月泉慌了：“哪能来山（怎么行）？我一点思想准备也呒不（没有），我还在抄书呢。”“小先生，帮帮忙！我急煞了！”无奈之下，蒋月泉只得硬着头皮上台。
第一次上台，行话叫“破口”。蒋月泉就是这样“破口”的。他不知道先生是故意“放生”，还是有意安排；下管怎样，这逼一逼，使他迈出了第一步。蒋月泉说了回《云房产子》，在台上直喊直叫，白沫齑糟，唱也不成调。说完书下来，喉咙闪音，到夜里连声音也没有了。几天后，他嗓子好转，张云亭先生就与他拼档，说书了。
第一天上台就在雅庐书场。
“伲（我）根生上台说书哉！”蒋仲英、三官爷叔带领全家老少都来书场听书，姑妈宋蒋氏也带了女儿前来捧场，亲亲眷眷都把这次演出当作一桩大事！
蒋月泉拿着琵琶跟在先生后面上台了。老祖母望着孙儿出场，喜上眉梢；把侄子视为己出的姑妈，紧张得手里捏着一把汗。师徒拼档，说《玉蜻蜓》中沈君卿夜里过长江，被强盗劫上山去的故事。等蒋月泉接过先生“勾子”，一开口，第一句就说错：书中有个丫头叫“水仙”，他竟说成“许仙”，台下听客哄堂大笑。蒋月泉满脸通红，还是先生平静如常，稳住阵脚，学生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步入正轨。不过，年纪轻轻的他，“俞调”倒唱得不错，字正腔圆，音色优美，听客中不乏有人称赞。这回书总算在掌声中结束。老祖母拉着孙儿的手说，你啥辰光能到东方书场说书，我死了口眼闭哉！这是祖母对他的期望，孙儿深知此话的分量！因为那时的东方书场是全上海设备最好、档次最高的书场，上台说书的都是名闻遐迩的大响档，一般演员想去那里说书，难乎其难。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蒋月泉暗下决心，一定要实现老人家的心愿！
师徒拼档，一般做下手的徒弟正襟危坐，目视前方，听上手的先生说书，不等先生撂下“勾子”是不能随便说话的。一次，张云亭先生终于带徒弟蒋月泉去东方书场拼档，说《玉蜻蜓·火烧头腐店》。张云亭放了一个噱头，说“迪格（这个）辰光晦气星转到豆腐店老扳朱小溪屁眼里来哉，”师傅正要往下说，在一旁久坐无言显得尴尬、有点厌气的徒弟，突然来了灵感，立马接过先生的话茬，站了起来，嘴里喊着“肚皮痛，肚皮痛！”并佯装晦气星钻进肚皮里的痛苦样子，接着根据书情现场发挥，现编现说了一小段书，说得自己也不知如何说下去了，就把“勾子”丢给先生。老练的张云亭不露破绽地接了“勾子”把书说完。“落回”之后，先生并不为徒弟冷不丁地“接口”让他猝不及防、几乎使他难堪的冒失举动而责怪他，批评他，反而笑着对徒弟说：“你还真不容易！”
蒋月泉与先生拼挡一年，便出来放单档了。第一次在“富春楼”，蒋月泉做头档，第二档是李伯康，第三档是许继祥。其时，李、许已经很有名气，与他俩越档合做，蒋月泉自觉沾了下少光！蒋一天可得一元两角。他第一天把钱拿到手，就把纸币翘起的角揿平，交给父亲开销，祖母笑嘻嘻；根生会赚钱了，与继母的“摩擦”也消除了。
蒋月泉说《玉蜻蜓》还嫩，在书台上他感觉缺少什么，就去复听先生的书，从中吸取养料，充实提高。师徒俩时分时合，出于经济原因，大部分时间还是各自独做。
十六、在茶会上
蒋月泉几乎每周都同张云亭一起参加说书艺人必聚的茶会。为什么他对上茶会看得如此重要呢？原因有三：一是“茶会”是前辈有名望的老先生把持的“天下”，只有常去被他们认识，满师“出道”时才会获得批准，从而取得进书场说书的资格；二是初出茅庐的人缺乏生意上的关系，各地场东都在“茶会”上请艺人，常去“茶会”熟悉关系，能接到生意；三是茶会上有不少道众、大响档，聆听他们说道谈艺可以获得为人处世和艺术上的教益。蒋月泉得知个中原因，所以见了这些前辈，总是“伯伯，阿叔”逐一称呼，态度恭敬而谦卑。有时，哪一个老先生要买包香烟或花生米之类的零食，只消叫他一声，他便立即应声出去买了就来：“阿爹，这是找头。”他把找头一分不差地放在桌上。有时，他买了香烟，老先生要掏钱给他，他会客气地说：“阿叔，勿要，勿要！我身边有铜钿格。”慢慢地，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后生取得了说书前辈的好感。
其中蒋如庭、朱介生尤其喜欢这个嘴巴甜、脚头勤、脑子活络的小伙子。在上海光裕社，蒋如庭、朱介生都是为人和气、待人友善、从不以名声压人的“好好先生”。蒋如庭知道蒋月泉要学朱介生的“俞调”，就允许他进书场，听蒋朱档的《落金扇》和《双凤珠》。不仅如此，朱介生还让蒋月泉跟他直接去电台听他播唱；这使蒋月泉近距离看清了朱介生播唱时的嘴型，以及气息运用、唇、齿、舌等发音方法，从而技艺大长。这个阶段，蒋月泉小嗓最好，又经过自己实践和朱的点拨，唱功突飞猛进，所唱朱介生的“俞调”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所以，成名后的蒋月泉谈到朱介生时总会说，朱介生是他未曾磕头的“先生”。
一天，“东方”、“国华”两家电台请朱介生播唱，“东方”播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国华”是晚上八点，中间只隔一个小时，朱介生未加考虑竟答应了。当朱走进首家电台的播音室才意识到，要他唱完半个小时的节目再赶到另一家电台播唱，显然来不及了。他唱了20分钟便拍拍蒋月泉的肩头说，还有十分钟你代我唱吧。说完，转身走了。就这样，朱介生把这一段难得的十分钟的播唱机会留给了蒋月泉。蒋也没有辜负朱先生的吩咐，唱得字正腔圆，一丝不苟。次日，有一个爱听朱介生调的听客，在书场里见了朱介生道：“侬（你）真有本事！一只电台刚唱完，歇歇（一会儿）来勒（在）另一只电台又唱了，坐汽车过去也不会这样快呀！”此后，蒋月泉多次替朱介生去电台代唱，却不取分文，把电台给的钱都交到朱先生手中。那时还是一个无名小辈的他，把去电台播唱当作一个难得的一显身手的好机会，他紧紧地把握住了。电台老板听他唱得不错，有时也请他去播唱“俞调”、“薛调”，渐渐地，在收音机里也能听到蒋月泉的名字了。
在师从张云亭的三年时间里，蒋月泉不仅去电台唱“俞调”开篇《惊变》《赏荷》《思乡》《思凡》《霍金定·思吊》，唱“薛调”开篇《紫鹃夜探》《潇湘惊梦》《宝玉哭灵》，还能学周玉泉用本嗓唱的开篇《宫怨》《刀会》，以及《文武香球·一马双驮》中张桂英与龙官保的选曲。
在上海光裕社道众中，因艺术风格相近或意气相投，有所谓“上海帮”、“苏州帮”之分。但不管是“上海帮”，还是“苏州帮”，夏荷生、蒋如庭、朱介生、周玉泉、徐云志、沈俭安、薛筱卿等这些响档，无论在唱功方面，还是在说表方面，都十分讲究，各有千秋。蒋月泉作为小辈，总欢喜挤在他们中间凑热闹，用心学习老前辈的长处。善于放噱的老先生，平时说话都很风趣、幽默。那时蒋如庭居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夏荷生住在马路对面的三和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酒、打牌、搓麻将。一天，蒋如庭与许继祥、周玉泉等几个人正在搓麻将，有人说明天蒋如庭要娶媳妇，早点去大鸿运酒馆吃喜酒。老朋友娶媳妇，同道们赶去庆祝一番，这是正常的事。有个朋友周筱春就拍蒋如庭的马屁：我建议明天全上海书场停演一天以示庆祝！大家听了，都觉得周的马屁拍得过分了，但碍于蒋如庭是大响档，又是40个说书艺人联合组织起来的小行帮的头头，当时无人提出反对，也无人呼应。因为停演一天，损失太大，而且牵及到全市书场及上海所有评弹演员，这肯定是办不到的。许继祥嗓子哑，也由于性格关系，平时不太说话；但只要开口就一定噱。此时，听不下去了，他也不骂“山门”，只是接过周筱春的“提议”，幽默了一下：“照你这么说，明天电车也要停脱哉！”因为每年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日，上海的法国殖民地当局规定这一天法租界内，除了挂灯结彩之外，电车一律停开，这就对出行的中国人带来许多不便。许继祥这一句“阴各各”的妙语，妙在挖苦和讽刺了周筱春拍马屁太露骨，太肉麻，在场的人都有看法；所以，许继祥轻轻的一句话让听者都出了气，引得哄堂大笑。
蒋月泉由此才懂得老先生们要他平时不演出也要“伴嘴、抬扛”的道理！练“放噱”，练本领，不仅是在台上，平时也要每时每刻地练。思想敏锐了，噱的道理明白了，熟能生巧，就会创造噱头，也会在台上即兴地放优美的噱头。
十七 、“三友会”
光裕社里有不少艺人喜欢踢足球，于是成立了光裕足球队，蒋如庭担任足球队长，蒋月泉踢后卫。队员有夏荷生的学生赵天飞、顾天树，蒋如庭的学生叶天笙、黄玉亭，此外，还有刘继耀、邢瑞亭、杨振雄等。出人意外的是周玉泉也喜爱这项运动。光裕足球队年轻队员据多，整体水平也不差。其时沪上申曲（沪剧）艺人有一支足球队，两支球队卯上了劲，便通过电台广播于某月某日在(今静安)体育场公开比赛。
这下可热闹了，评弹、申曲（沪剧）艺人，上海人都十分熟悉而且喜欢，名演员比赛，谁不想去一睹他们在绿茵场上的风采！比赛那一天，体育场四周马路边上都停满了汽车，不仅一般市民，连贵妇淑女，名公耆宿都来观看，看台上座无虚席。这场比赛因为大家都来看热闹，看熟悉的艺人在场上飞奔腾挪，争球跌扑，汗水淋漓的球员踢得越认真，拼抢越凶，看台上观众的情绪就越是热烈，欢笑声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双方直杀得天昏地暗，不分仲伯，最后握手言和。担任后卫的蒋月泉，严守阵地，飞腿踢出不少险球，遏止、瓦解了申曲队的进攻势头，表现不凡！
在茶会上，蒋月泉结识了几个年龄相仿、都是20岁左右的小青年，由于对足球运动的共同爱好，他与刘继耀、邢瑞庭成立了一个“三友会”，每人短裤上印了一只老鹰的标志；加上年龄比他们稍大一点的吴剑秋，一度被人称作“四小英雄”。四人中数邢瑞庭最“红”，他是在电台唱“什锦开篇”出名的，每天要去六、七家电台，节目安排在朱介生或蒋朱档之前，听众点播他唱“什锦开篇”的电话、信件特别多，一时红得发紫；因为电台广告多，给的酬金也高于书场，再说播唱时间短，一天转下来，赚的钱很多，同道者不乏羡慕者。但蒋月泉却有看法，他认为“什锦开篇”唱来唱去都是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好比62张扑克牌每天发一张，总有一天要发完。如果专攻一门，精通后有所发展，就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不断变化就会有打不完的牌。他曾把自己这个观点告诉过邢瑞庭，不管好朋友能否接受，蒋月泉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1936年，他19岁，在业师张云亭的带领下，至上海光裕社出了“茶道”。所谓“茶道”，就是按照上海光裕社的规定，当艺徒拜师二至三年，具备一定的技艺，可于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或十月初八，由师父领着到茶会上，介绍给同道认识，替他们付一次合堂茶资就算完事。这样徒弟的说书人身份就得到认可，有资格去上海光裕社喝茶，也可以去小书场演出。蒋月泉因为早为前辈们所熟悉，不过是走一次形式罢了。
十八、情窦初开
1935年，蒋月泉18岁，他在书坛还没有什么名气，却因在电台唱了一曲“俞调”开篇《宫怨》，被独具慧眼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宣景琳所赏识，邀他去家中唱堂会。宣景琳是我国电影默片时代与张织云、杨耐梅、王汉伦齐名的四大女明星之一。这一年，她28岁，已与心上人——上海有名的绅商之子——王六公子喜结伉俪，生活在一起了。那一天是王公子的生日，为增加寿庆的欢乐气氛，宣景琳请了明星公司的不少同事来家中聚会。
宾客光临，佣人难免忙里忙外,内中有一个丫头，年方十七，长得眉清目秀、小巧玲珑，她照待客人彬彬有礼、大方得体，做事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引起客人们的注意。此时情窦初开的蒋月泉也看得目不转睛，意乱神迷。宣景琳不无得意地向客人们介绍，这姑娘是她的养女，叫阿凤。
宣景琳原名田金玲，是田家阿叔的小女儿，蒋月泉的父亲来上海投靠田家做报童时，宣景琳尚未出世。田家阿叔去世早，蒋仲英带了三岁的蒋月泉去田家探望时，宣景琳已是13岁的姑娘了，蒋月泉叫她小阿姨，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后来虽然不常往来，因为有着父辈的这层关系，宣景琳见了蒋月泉还是叫他小名根生，比较亲热。
堂会上蒋月泉按照客人的要求，接连唱了几只“俞调”开篇，他嗓音亮，中气足，基本功好，唱来曲曲抒情动听，博得客人阵阵喝彩；一旁伫立凝听的阿凤也被这清丽委婉的曲调所打动，遂对这个大他一岁的“小先生”注意起来：此时的蒋月泉身穿长衫，年轻斯文，还略带些难得一见的羞涩，不免陡生好感。
“小先生”趁客人饭后品茗闲聊之间便主动与阿凤攀谈起来。原来，阿凤叫黄维勤，自小被田家收养，父母不知所终，身世甚惨；好在宣景琳甚是爱护，供她读完小学。蒋月泉听了，十分同情，两人越谈越投机，心儿越谈越拢，彼此顿生爱意。此后，蒋月泉几次借看望宣阿姨为名，与阿凤见面；有时也约她出来去公园幽会。
蒋月泉与阿凤私会密约，终于显露端倪，第一个看出“苗头”的是王六公子。这一年正是宣景琳拍片最多、也最为紧张忙碌的一年：《妇道》《路柳墙花》《女儿经》《再生花》《空谷兰》《乡愁》等影片中，都有她主演或参加扮演的角色。丈夫对他说，你近来虽然忙，但阿凤的事应该管一管了。宣景琳诧异地问道：“怎么啦？”丈夫说，“你看不出来吗？阿凤与那个说书的蒋月泉好上啦！”宣景琳愣了一下，未置一词。丈夫又道：“你让阿凤读书，总想让她嫁一个有出息的男人吧？”妻子仍没明确表态，只是淡淡地撂了一句：“再瞧瞧吧。”
谁知隔了些时，宣景琳的大姐——上海一个大老板盛老五的儿媳，来妹妹家中走亲戚，她也挺喜欢阿凤这个丫头，从妹婿嘴中得悉此事，便极力反对。因为她自小就见过蒋仲英，知道蒋家的境况，便说，“他们家穷得叮当响！阿凤嫁过去要吃苦的！”宣景琳的父亲去世早，一家数口全靠母亲支撑着养大，尤其是大姐知道这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三妹，你总不会忘掉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吧！”大姐的这句话像钢针，扎得心头生疼！宣景琳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往事如云，却清晰地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十九、喜结良缘
宣景琳原来叫田金玲，做报贩子的父亲早亡，母亲挑起重担，全家天天食粥，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大姐、二姐被迫早嫁。15岁上，母亲去世，哥哥身染重病，为了救回哥哥的一条命，小金玲不得已卖身妓院，在四马路“长三堂子”的会乐里，过了几年卖笑生活。有一回，金铃“出堂差”，结识了一个年轻朴实的买办——海上名绅之子王六公子，两人一见倾心。王公子虽然对她一片痴情，但他父亲绝不会同意让一个妓女做他的儿媳！宣景琳陷入痛苦之中。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这一切！
其时明星公司正在筹备一部新戏《最后之良心》，几个角色大致都有人选，还缺一个女配角。老板张石川偶然在《风光画报》上看到一个骑驴巧笑的女子相貌妍丽，没有家常儿女的羞涩，眉宇间略显老成，神情气色倒与所缺的角色符合。演员王吉亭恰好认得她，就推荐给明星公司。导演郑正秋见这位金玲小姐长得秀丽，就同意用她，问她是否愿意签约，她却面露难色。田金玲心里七上八下，她担心自己的身份被明星公司觉察，会遭致拒绝；再者，风声传到会乐里，被鸨母知道，事情也会泡汤。可是她实在不愿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多么想尽快赚到足够的钱从妓院赎身，获得自由，改变身份，与心爱的王公子缔结姻缘！最终，她把这一切告诉了郑正秋。为了掩饰身份，她想改个名字，郑正秋就给她想了谐音“景琳”的名字。金玲说，她有个要好的小姐妹死了，姓宣，为了纪念她，索性连姓也改了，就叫宣景琳吧。从此，田金玲就成了宣景琳。
宣景琳在拍摄影片《最后之良心》《小朋友》的过程中显示了她的表演天赋与才能，明星公司十分满意。但是她在外面拍片一事终于被鸨母发现了，明星公司给她的报酬全被没收。张石川、郑正秋知道了非常气愤，决定由明星公司预支2000元替她赎身。
赎身后的宣景琳，接连拍摄了《上海一妇人》《可怜的闺女》《梅花落》《浪漫女子》《歌场春色》《生死夫妻》等多部影片，立即成了家喻户晓的红牌女星。尤其她在《少奶奶的扇子》《姊妹花》等电影中扮演的老太婆形象成为特色，被誉为“中国电影第一老太婆”。
宣景琳有了人身自由，又有了“电影明星”的身份，王公子就明正言顺地向父母提出要与宣景琳成婚，却仍然遭到父母严拒；于是郑正秋便以媒人的身份亲自出面拜访王家。以郑正秋的声望和地位，作为社会名流的王老先生，不能不给面子，终于同意这门亲事；但提出不办婚事，不请家长出面，小夫妻不准进王家大门。不管怎么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梦”终算实现了！
宣景琳想到这里，以自己的遭遇反观蒋月泉、阿凤这对恋人的处境，反而多了几分同情，她心中有了主意。
一天， 宣景琳私下约见了蒋月泉。她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喜欢阿凤吗？”
“喜欢。”
“愿意娶她吗？”
“愿意。”
“那你就把阿凤接走吧。”
宣景琳知道蒋月泉若通过明媒正娶的途径，她大姐和丈夫一定不会同意；所以暗示这对小情人以“私奔”的方式达到目的。这样既圆了他俩的“梦”，也避免了她公开答应这桩婚事造成她与大姐、丈夫之间的矛盾。
就这样，蒋月泉终于将心上人从宣景琳家中接走了。他在八仙桥浙江路靠近金陵路的道德里租了一个亭子间，作为“爱巢”。次年，生下一女，取名梅玲。
二十、再拜周玉泉
蒋月泉自从“出茶道”之后多数还是在各家电台唱“俞调”、“沈薛调”开篇，偶然也与吴剑秋去苏州，两人拼档，说《玉蜻蜓》。
蒋月泉此时一直用小嗓唱“俞调”，但他很欢喜周玉泉用本嗓唱的“周调”。还在他少年时，三官阿叔家里有一台留声机，阿叔藏有六七张周玉泉的弹词唱片《玉蜻蜓?云房产子》。这套唱片便成了侄子临摹的楷模，爱不择手。他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哼唱，直至娴熟。“周调”为中速，沉稳，大气、优美，令蒋月泉入迷忘返。
有一天，蒋月泉去东方书场，听周玉泉说书。那时，40岁左右的周玉泉，因说《玉蜻蜓》和《文武相球》早已在上海大红大紫了！蒋月泉第一次听周先生的《玉蜻蜓·沈方哭更》就入了迷。
沈方是《玉蜻蜓》沈家书中沈君卿的贴身僮儿，在主子被掳上山、生死不明时，他受冤枉而从苏州出逃，沦落在常州充当更夫。后来沈君卿出巡荣归，官船途经常州泊岸。沈方敲更至岸边，听官船上二爷说，巡按大人是苏州人氏，姓沈，他刚想问清名字，那二爷却被叫去吃晚饭了。此时沈方有一段伤心的咕白：“唉！沈方啊，沈方！俚笃（他们）大人叫啥姓啥，你问俚（他）作啥？叫阿狗也罢、阿猫也罢，总不见得还能听到沈君卿这三个字了。”周玉泉那悲怆的神情和凄楚的声音把沈方思念主人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进一步衬托沈方的内心世界，他又十分细致地描述了岸边的情景：大官船的桅灯点亮后，都扯了起来，驿站衙门起更炮响——“咚！当！”接着更楼上的更鼓响了——“卜隆隆，卜隆隆”，于是周围一带都响起了敲更的声音——“立劈卜，立劈卜，立劈立劈立劈卜”，这声音由远而近，由轻而响，逼真而有层次。就在这样的意境中，沈方这个善良的小书僮（小更夫）出现在官船旁边，颈项下挂着竹梆，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执锣槌，在塘岸上来来往往，双眼满是泪水。周玉泉说到此间，用迷蒙的眼神环顾四周……他那精彩说表和绝妙的眼神，使蒋月泉仿佛置身于苍茫的江边，领悟到沈方难以言表的凄凉和悲伤。这段书说得声情并茂，情景交融，深深地打动了蒋月泉，他决定拜周玉泉为师。
蒋月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蒋如庭。当时，蒋如亭、周玉泉都住在明星大戏院附近的白克路，两人交情不浅：蒋如庭叫周玉泉阿大，周玉泉叫蒋如庭阿骐。蒋如庭便对蒋月泉说：“周玉泉是王子和学生，你是张云亭（王子畦）学生；王子和、张云亭是嫡亲兄弟，你就是周玉泉的隔房师弟。你现在去拜周玉泉为师，岂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辈份？”蒋月泉回答甘脆：“我欢喜、崇拜周先生的艺术，跌脱（降低）辈份也情愿！”于是，蒋如庭便去“说项”。
周玉泉听了，没有任何犹豫：因为蒋月泉与他学的都是王家的“翡翠玉蜻蜓”，是一个路子，而且蒋月泉此时在一些电台播唱“俞调”，因为他中气足，字正腔圆，音色优美，几可与朱介生媲美，已小有名气，若能得着这样一个弟子与他拼档，说书生意就能更加火红。于是，他当即表示同意，还说不要拜师金，但要订一个师徒拼档、说书五年的合同。蒋如庭见周玉泉答应得如此爽快，便提醒他说：“你最好勿（不）要收这个学生。”
“为啥？”周玉泉不解地问。“我看俚（他——指蒋月泉）将来要盖你罩格。”那时红得如日中天的周玉泉，怎会把别具慧眼的蒋如庭的这句话放在心中呢？在他看来，蒋月泉唱“俞调”还可以，说表上嫩得很，要追上我还差得远呢！
蒋月泉除了真心钦佩周玉泉的艺术之外，也有他的想法：一是张云亭虽然说表功夫好、阴噱，但唱、演不如周玉泉讲究。再者，张云亭说《玉蜻蜓》，总是从《问卜》开始，可以说到《开缸滴血》《认祖归宗》；但前半部好多回书，如《训婿》《落庵》《初搜法华庵》《二搜法华庵》《三搜法华庵》《归宁》《父女相争》《打巷门》《贵升得病》《文宣别书房》等，他都不说或很少说。蒋月泉拜周玉泉为师不仅可以补上这些内容，还可以向他学得一部《文武相球》。二是借梯上楼。因为周玉泉这个大响档去的都是大书场，上海一流书场，如果不与周先生拼档，要去这些书场说书的机会是不多的。所以，蒋月泉甘愿降低辈份，拜周玉泉为师。
拜师仪式在大世界对面的三和楼举行。蒋月泉点烛焚香后，与妻子黄维勤一起向周玉泉行了跪拜礼。设了两桌酒席，入席者除周玉泉、蒋月泉夫妇之外，还有黄兆麟、朱耀亮、赵稼秋、朱耀祥、沈俭安、薛筱卿、许继祥、蒋如庭、朱介生、徐云志等前辈艺人。
拜师合同中虽然写了师徒拼档，说书五年，其实只是合作几家书场，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其他仍旧各自放单档。当时周玉泉书场、电台、堂会，忙不过来，找这个下手可以接接力。
二十一、小嗓没了
拜师后，师徒首次合作是在湖园书场。这家书场位于上海牯岭路190号，为当时设备较好的中型书场。听众文化层次高，被评弹圈内称为“长衫帮”。因为“周调”是用本嗓唱的，蒋月泉在电台用小嗓唱“俞调”也已有名气，周蒋档《玉蜻蜓》出演的消息传出，书场的签子顷刻售罄。那时的所谓“签子”相当于戏票，待听众进场、签子收全后，场方按预定的比例，把一定数目的“签子”交给说书先生，权作酬金，剪书后即可用这些签子向场方兑换现金。
第一次演出的时间为是年初一。那天，蒋月泉的“俞调”唱得蛮好；初二，情况就有了变化。上手周玉泉问“三师太哪哼（怎么样）？”当下手的蒋月泉就要用“俞调”唱了，但他一开口就唱不出，小嗓竟然一点都没了，真是急煞人！没有办法，只好用大嗓唱“周调”。书还是照常说完，观众听不到“三师太”用小嗓唱“俞调”，似有一丝不满。蒋月泉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那时年纪轻，不会取巧，用劲道，喉咙里出了一点血，后来虽然休息几天，吃药保养嗓子，但没有一点作用；从此，小嗓没了，‘俞调’也就不能唱了。”周玉泉先生心里却“挖塞（难过）”！叹气说：“唉，我作孽！我是巴望你小嗓好，搭我拼档说书格；刚刚要搭你拼双挡，你小喉咙就呒不（没有）哉！我呒不（没有）福气！”
然而，慧眼识珠的周玉泉，并不因为蒋月泉的倒嗓而放弃这样一个很有天赋的下手，依然履行合同；不过，蒋月泉只能用本嗓唱“周调”了。
蒋月泉对周玉泉的艺术崇拜之极！周先生上台对听客总是面含微笑、神态亲切，眼睛正视，毫无庸俗之态，给人以雍容大方、恰到好处的感觉。在蒋月泉看来，周先生上台走步、手面动作乃至倒茶、调弦的姿态，显得那样潇洒、优美，对他的一招一式简直喜欢到了痴迷的程度！而这种痴迷，对于蒋月泉来说，不啻是开启艺术宫殿的金钥匙。
有一次，蒋月泉谈及《玉蜻蜓·沈方哭更》这回书时向周先生讨教，周玉泉告诉他，那是他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他的第一个先生张福田对他很凶，常常因为一点小事责打他。有一次在常熟何家市说书，晚上将睡时，他被先生痛打一顿，打得莫名其妙，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哭了一宵，决定逃走。天微明时，他把一件夹里“飞过海”的长袍子打个毛巾包，在浓雾中步行数里到码头等船，呆呆地站着，泪流不止。《沈方哭更》就是根据切身的遭遇进行提炼加工的。这个故事对蒋月泉触动很大，让他懂得动情的说表和表演来自于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唯有像周玉泉这样的艺术家，才能将生活中的体验，成功地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之中，深深地打动听众。
蒋月泉在《我跟周玉泉老师说书》一文中，曾总结周玉泉先生的独特风格是说表的含蓄、幽默、细腻，以及“阴功”与阴噱。所谓“阴功”就是说与演都要飘逸、惬意，台下无论听客多少，都要使他们听得清，弄得懂，不感到吃力。但要达此境界，非一日之功，要让听众觉得轻松，说书人就得非常吃力。
周玉泉也曾与蒋月泉谈及“阴功”问题。周先生说，“王子和先生说书以阴功置称，虽然当面无牙，但绝不漏风，个个字饱满，送得很远，功夫全在嘴皮子上。有一次他说完书，我赶到休息室去端出香烟给王子和先生，只见他鼻子两边、嘴唇上、额头上全是汗珠子，纵然数九寒天也是如此。”
“看来有人说王子和说书不用力是大错特错了！”蒋月泉说。
“是啊，他不但用力，而且用很大的力，句句话发自丹田，怎么不费力？”
“这才是艺术！”蒋月泉发出由衷的赞叹。
据蒋月泉晚年回忆，周玉泉先生27岁始学《玉蜻蜓》，所以十分刻苦用功。他清晨起来早，就点一支洋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看脚本。他说的《玉蜻蜓》不完全照搬先生王子和的，有他自己的东西，需要补充、接长。
周先生有两房妻室，出门去书场之前，总要问妻子：“今朝穿哪一件长衫？”其实，他看看天色，已想好穿什么衣裳了，却不说出来。妻子说：“穿一件藏青衫好了。”周先生一本正经地接过妻子拿给他的藏青衫穿上，还要把纽扣扭上，然后走到天井，抬头看看天，就转身回到屋内对妻子说：“还是穿那件灰色长衫吧。”周先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和善、含蓄！
二十二、颖悟
蒋月泉自1937年拜师周玉泉之后，他已没有小嗓，师徒拼档，也就时分时合。说来也奇怪，周玉泉的学生中，如薛伯树、徐伯青、周伯安等都没有小嗓，轮到蒋月泉偏偏第一次合作就因倒了小嗓还是唱大嗓；周先生也算是与小嗓唱弹词的徒弟无缘了。不过，蒋月泉在拜师期间也曾向周先生学习过《文武相球》中的几回书，并做先生的下手。有一次，师徒俩说完《一马双驮》下台，周玉泉就对蒋月泉说：“月泉啊，一马双驮中龙官保迪（这）格一鞭子，你总归敲得不对啊！”平时，周先生很少批评学生，但这句话分量却很重！蒋月泉有些受不了啦，他想，我说书年数也不少了，“蒋调”已很受听众欢迎（此前“蒋调”已形成，稍后有专门章节论及），怎么连敲一下马鞭子都不对了呢？
多年之后，蒋月泉读了陈云同志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是称赞周玉泉先生的“阴噱”——龙官保在大雨中踱方步而行，有人劝他快走，他却说前面也在下大雨呀！看了这段话，蒋月泉仿佛猛然醒悟，这个噱头是对龙官保性格极其生动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于是，蒋月泉想起了当年周玉泉先生对他的批评。在书情中，张桂英与龙官保私订终身后，张桂英改换装束，亲自用马驮龙官保下山。由于马鞍上只能坐桂英一人，龙官保便与她背靠背倒骑在马的后部。桂英怕他在马“出趟子”时会从马上跌下，所以用带子把他系在自己身背后。待桂英说一声“加鞭”，龙官保须在马臀上抽一鞭子。由于龙官保的上臂被带子扎紧，唯有下臂可以自由活动，这一鞭敲起来是有些与众不同的。那时，蒋月泉起龙官保角色，手执扇子表一句：“拿鞭子举起往马屁股上擦一记。”这个“擦”一下是很关键的，与后面的马“出趟子”是有机的一组，直接关系到整个一段书的效果。本来，龙官保这一介书生的性格，通过周先生幽默风趣的说表，使这一段书充满了浓厚的情趣，但年轻成名的蒋月泉却以《玉蜻蜓》中的金贵升、徐元宰去代替《文武香球》中的龙官保，没有掌握好马鞭子的节奏和强弱，因而破坏了周先生精心设计的效果。
事隔几十年，蒋月泉对于这件艺事还在作深入的反思，并为年轻时自己艺术上的不足而深感遗憾，这就是一个艺术大家的风范！他总是在不断总结、吸取前辈艺术家们的表演经验，寻找差距，填补空白，从而走向更高层次的艺术空间。
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评弹艺术，既是宏大壮观的，又是十分细巧精致的，一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对其艺术“色彩”细微差异的高度敏感与感悟，以及寻找、辨别并表现这种艺术“色彩”细微差异的超强能力，则是决定其艺术水平高下的天然性砝码，而蒋月泉则是先天生成且经后天培育的掌握这一艺术砝码的杰出大师！
年轻的蒋月泉好动，欢喜“白相”，加上电台上播唱开篇，钱袋也鼓了起来，便常常与邢瑞庭、吴剑秋等小兄弟去“大光明”看电影，去东方书场附近的弹子房打“斯诺克”，或者去绿茵场上踢球，与先生一起说书，有时会“放生”，唱堂会或上书场也常迟到，弄得周玉泉十分尴尬，只好独做。即便拼档，蒋无小嗓，唱“周调”或他自己的“蒋调”，一定程度上又压了上手的“风头”。蒋独做时，又把学来的东西“现吐现卖”，无意中抢了先生的生意，弄得周玉泉有苦说不出。就这样，五年拼档，勉强结束，因为贪“白相”，《文武相球》也没学成。
1940年3月2日，（农历正月廿四）蒋月泉时年23岁，由业师张云亭带领去上海光裕社出“大道”。所谓出“大道”，就是在饭店里摆上几桌，请有关的道众赴宴吃酒，凡出过“大道”的人都能去吃。业师则带领“出道人”向各桌的道众敬酒。出过“大道”，小牌上题名了，三年之后移上大牌。当时光裕社里有大小两块牌子：上面画有红松，大的叫大牌，小的叫小牌。出了“大道”，交了会费，小牌上有了出道人的名字，就可收徒了。
二十三、“蒋调”的形成
有句成语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蒋月泉失去小嗓，不能唱“俞调”，反而在“周调”的基础上形成“蒋调”，从此成名，“大红特红”起来，其势头竟盖过了他的两个老师。
20世纪30年代，电台广播已相当流行，“空中书场”成了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私人电台相继播放苏州弹词的载体，推动了评弹艺术的广泛传播。“半轮残月夜沉沉，照遍天下儿女心。想那世间多少厌世客，都是那情场失意人。”一曲《离恨天》从空中传来，那缠绵悱恻、深沉哀怨的弹唱，拨动了多少失恋男儿的心扉！因其唱腔与内容迎合了受众的心理而广为流传，无数人被打动了，迷醉了！弹唱此曲的不是别人，正是时年22岁的蒋月泉！自此，原来小有名气的蒋月泉，以他得天独厚的天赋与灵气，迅速唱红上海滩，风靡于江浙沪三地。
《离恨天》弹词开篇的成功，标志着早期“蒋调”的形成。其时，他所开创并演唱的“蒋调”开篇，如《男哭沉香》《女哭沉香》《宫怨》《灯下劝妻》《癞腮胡》《黛玉焚稿》《莺莺拜月》《刀会》《宝玉夜探》《战长沙》等相继问世。“蒋调”就此广受推崇，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蒋月泉的名字竟然在申城家喻户晓！于是各家电台争相邀请，唱电台、唱堂会成了他重要的演出内容，每天赶场子唱电台七八家之多，加上书场演出达12至13场次，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他连进餐的辰光都没有，只能吃点心充饥。由于听众点播“蒋调”的电话、来信，纷至沓来，远远超过其他艺人，电台“应接不暇”，于是给了蒋月泉“电台状元”的称号。
然而，韵味醇厚、雍容华贵、旋律优美的“蒋调”，决非凭空生成，一蹴而就。它是在“俞调”与“周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蒋月泉本人于80年代初，在苏州评弹学校授艺的一次讲课中，曾谈及这一问题。他说，当时周玉泉先生与他合作拼挡，他小嗓没了，就只能用本嗓唱，两个“周调”重叠在一起，听众就觉得重复、单调，而且周先生的低音区特别好，他唱低音就卡住了，低不下去。“周调”不如先生好怎么办呢？他觉得自已高音区上得去，利用自已的中气足，可以向中、高音区发展。周先生唱中速，他可以唱慢速，字少腔多，充分利用颤音、滑音、装饰音来加强旋律的变化。于是，他在电台唱开篇，反复实践，慢慢地、逐步形成了具有他个人风格的“蒋调”。加上他从小跟随做案目的父亲出入戏院，看了京剧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演出，听了杨宝森、李多奎、马连良等名角的唱片，并跟着哼唱，大量的京剧唱腔就储存在脑海中，在“周调”唱腔中渗入了京剧唱段的某些旋律等诸多元素，使自己的唱腔有了新意，并逐渐受到听众的欢迎与追捧。
蒋月泉的大弟子之一、著名评弹演员潘闻荫说，“蒋调”是在周玉泉先生两只开篇《宫怨》与《刀会》的基础上逐步加工形成的。这两只开篇从“周调”演变到“蒋调”也决非一日之功，它是“渐进式”的：今天琢磨透了那个字、那一句的小腔，明天就在电台上唱；成功了，再加工另外一句。《宫怨》《刀会》的试唱成功，为“蒋调”的形成积累了经验，使他增强了信心；蒋月泉从1938年到1940年的短短三年中，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还留下了《西厢记?请宴》、《王十朋参相》、《杜十娘》、《莺莺操琴》、《剑阁闻铃》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蒋调”开篇。
二十四、天然默契
“周调”演变成“蒋调”，作为“中介质”的京剧，无疑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师徒俩对京剧的锺爱，让他们在艺术语言上早就达成天然的“默契”，故而两者之间得以沟通、承续并发展。
根据周玉泉先生《谈艺录》中的自述，他最初并非学说书，而是向一个叫许阿四的徽州人学京胡。因为琴师的主要业务就是跟着人家去伴奏，学成了可以混口饭吃。当时苏州阊门很繁荣，药材行、南货行、绸缎行、土产行很多，外地的药材客人、南货客人、绸缎客人，都来这里做生意。本地的老板更要拉拢他们，请他们吃、喝、玩、乐；与这种生活相适应的是“堂子”（妓院）的畸形发展。老板们跟客商初次碰头，惯常是开头几天不谈生意，请他们看戏、吃“花酒”。有时在自己家里举行，在时在“堂子”里举行，少不了请歌妓奉陪，琴师也就跟去。宴席上有不少歌妓，客人、老板一个个点唱，琴师在旁边伴奏。“先生很凶，淘米、洗菜、烧饭、扫地、揩烟盘等，全是我做，还要常常挨打，受的冤枉气。有次买了海蜇回来，不懂得怎么烧，放在锅里一煮都煮成了水，着实挨了一顿打。”后来先生到上海，跟他学了一年京胡就中止了。缘于这个原因，周玉泉对京剧情有独种，能自拉自唱。他用阳面唱的“周调”自然就多少融入了京剧唱腔的元素。
蒋月泉与周先生一起说书，同唱一个“周调”，听客就不满足，他便求“变”求“新”，要创出自己的新腔来。一则京剧界流传的故事常在他头脑中盘旋：程砚秋向梅兰芳学艺，即使摒除嗓音、形体等条件的困难，学得完全“形似”，充其量只不过是“小梅兰芳”。于是他独辟蹊径，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充分发挥自身嗓音宽厚、沉郁的条件，创造了深受观众欢迎的“程派”艺术，成了名震梨园的“四大名旦”之一。这个故事给蒋月泉以极大的启迪，他向周玉泉先生学习，学他醇厚的韵味，同时发挥自己中音好的特长，通过“移步换形”的办法也把“薛（筱卿）调”中有用的东西吸收进来加以创新，运用朱介生运气、咬字等多种方法，终于逐步形成了与“周调”既同又不同、有共性、却独具个性的唱腔——“蒋调”。
诚如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的刘厚生同志所言，“蒋调”的艺术表现力蕴含繁富，“他豪放、壮美、醇厚、流畅、华丽、自然、亲切兼而有之，显示出一派大家气象。”“蒋调”大家气象的形成，不仅在于从师学艺，而更多地得益于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可谓“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已故作家、《新民晚报》高级记者中原先生曾在《蒋月泉评传》中写道，“他向京剧学，向越剧学，向北方曲艺学，向国内外音乐歌唱学，向书本学，向评弹同行、同辈各派甚至向小辈学……向一切可学的方向学。”
总之，“蒋调”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体必资于故实”，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数必酌于新声”的创新。也是“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彼，启夕秀于未振”的结果。
这里试举二例：一是他曾把京剧《打鱼杀家》中扮演萧恩的马连良的一句“桂 英儿掌了舵呀父把网撒——”的最后两个字的甩腔，移用到《战长沙》开篇中“一个儿好似蛟龙刚出水”的“水”字上来，突出了两将决战的威武气魄。二是蒋月泉对于唱腔设计，首先分析内容，唱人物，唱感情，唱意境，不是简单地一字一句孤立地排腔谱曲，而是通盘考虑进行全面结构，不是依靠句与句之间的对比，而是采用段与段、块与块的对比。如开篇《宝玉夜探》中六个“我劝你”就是一路平唱下去的，到最后两句才翻高一点，用了一点腔，来结束这一段。他的大弟子著名弹词演员王柏荫说老师的唱腔“朴素中有装饰，板眼中变化多，平谈中见奇异”，的确是精言妙语，十分恳切。
二十五、东方的平克劳斯贝
蒋月泉本人演唱的开篇，声音洪亮、通畅，且以加花的装饰性小腔，丰富了曲调的旋律，又以精邃的弹唱技法加强了表现力，长于抒发人物感情，唱来神满气足，委婉缠绵，生动深切，韵味浓郁；尤其《离恨天》当时风靡一时，所以听众称他为“东方的平克劳斯贝”。平克劳斯贝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好莱坞最负盛名的男中音世界级歌王；广大听众以他的名字称赞蒋月泉，可见对“蒋调”的痴迷与热爱！
创造一种艺术形式，不是仅仅发明一种韵律和节奏，而且也是这韵律和节奏的整个合式的内容的发觉。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的人，就是拓展了我们情感，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当时，在评弹唱腔流派纷呈的情况下，“蒋调”的突兀而出，可谓“雪涤凡晌，棣通太音，万尘吹息，一真孤露。”
蒋月泉在电台唱红成名之后，仰慕与求师者接踵而来。除第一个求师的石剑英后来因故未承师业之外，1940年11月，年方19岁的王柏荫投在大他五岁的“电台状元”门下，成为蒋月泉第一个大弟子。蒋索要的拜师金不低，可购买50担大米（当时一担为150斤），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两万多元。但那时人均收入极低，这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几年的收入。富有戏剧性的是，王柏荫的拜师金竟意外地分文未付，此是后话，暂且不表。接着“程门立雪”者有潘闻荫、苏毓荫、杨国荫（解放后调至苏州中百公司任党委书记）、以及一度连锁店普及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的苏州面馆“吴越人家”的老总吴越人的父亲吴铭等13人。至1949年前，蒋月泉正式收徒的这13个弟子，被道众戏称为“十三太保”。加上1999年蒋月泉收授的最后一个爱徒秦建国，就是14个弟子。（秦建国拜师有专章介绍）。
吴越人父亲吴铭拜师的情况似乎有点偶然，却令人发噱；笔者唠叨数语，意欲带出吴越人。这个好心肠的老总，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成为“蒋迷”。晚年的蒋月泉得以从香港接至上海养病，并录制成由蒋月泉本人完成的音配像工作，他功不可没，蒋迷朋友应当记住吴越人这个名字！
吴铭的拜师经过如下：解放前，上海城隍庙有一个邑庙评弹票房，吴铭是这个票房的票友，他认得潘闻荫，也知道潘是蒋月泉的学生，便邀请他去票房玩。在票友的热情要求下，潘闻荫唱了一只开篇《刀会》，大家要求他再唱一只开篇《莺莺拜月》。潘闻荫因朋友有约，急于要走，谢绝了。待潘走后，有票友就对吴铭说，“到底是蒋月泉的学生仔，架子大，只唱一只开篇，第二只就不肯唱了！”吴铭听了有点睹气地说，蒋月泉的学生有什么大不了，我也去拜蒋月泉当老师好了。因为吴铭家的条件很好，也不在乎那笔拜师金，便上门寻师，拜了蒋月泉。正是无巧不成书，吴铭的儿子吴越人后来竟成了蒋月泉的大弟子王柏荫的小女婿，这种姻缘关系又加深了吴越人对“太先生”蒋月泉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