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总的来说，是封建余毒及社会主要矛盾作为
1．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束缚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
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高额的地租。大地主往往利用政治特权和通过暴力手段兼并土地。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曾有利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同时又束缚和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三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商人常常把财富转向购买土地，从事风险更小的地租剥削。而地主也常常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封建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徭役。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生活极端穷苦和落后，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
2．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开始，历朝统治者不断加强皇权，称皇帝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以维护“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加紧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和监督。隋、唐以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使官僚阶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流动性。这种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巩固了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3．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父权、夫权、君权。宗法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前、中期起过稳定和规范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其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想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学本是孔子创立的学派，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仁政，提倡经世济民，以助君王，明教化。儒家还与佛教、道教相互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者同时吸收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实行专制统治。他们还通过种种方法，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并采取镇压异端、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等。这种局面通常出现在一个朝代的前期。当时的君主吸取历史的教训，能居安思危，政治较清明，轻徭薄赋，厉行改革。但是，随着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发展逐渐陷于停滞状态，直至迫使农民不得不为求生存而举行起义。这些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腐朽、黑暗的统治秩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几乎每个封建王朝都跳不出这个从初期兴起，到逐渐昌盛，再到后期腐败、衰亡的“周期率”。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到了鸦片战争前夜，它已经衰相尽显，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外因：
1. 欧美国家对外推行殖民政策
2. 出现一批欲称霸世界的西方列强
3. 各列强国为了抢占殖民地而相互争夺
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总结起来无外乎内忧和外患两种
一、内忧
1、自满清王朝铁骑踏雄关入主中原296年以来，逐渐从开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建设逐步走向了奢靡享乐和内部政治权利的斗争漩涡中。这其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康乾盛世也只是昙花一现。就在我们上下欢呼这一盛世之时欧洲各国都发生了巨变，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拿破仑政变等等，不仅仅对本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对整个欧洲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一些成果甚至还在影响着当今社会。
2、在宫廷政权斗争中最终获胜的腐朽的保守派大肆杀戮维新党人，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维新充其量也就是改良主义，但是退回到一百多年前，改良主义的出现在当时如果得到实行，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增强清王朝的综合国力包括军事水平。然而当时的保守派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再加上各级官吏无不腐败，使得综合国力一降再降。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和世界列强的武器装备对比就不难看出我们必然会失败。在赫赫有名的中日甲午海战中，我们曾经拥有一只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庞大舰队，然而正是这样一只舰队却由于弹药不足，而在中日海军最后一次正面对决中却喊出了“开足马力，撞沉吉野”，而非“集中火力，打沉吉野。”的悲壮口号。至今想起他，仍不免唏嘘。
3、由于晚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其中最著名的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出现，使得清政府更加无暇顾及外来势力的威胁。大量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了镇压农民军的战争中，甚至不惜花重金请“洋枪队”来协助剿匪。别人想打进来还要考虑考虑如何打，清政府居然还会作出花钱请人来打的举动，更加荒谬至极。
二、外患
1、中国最早驰名于世界的并非我们的唐宗宋祖、文成武德，而是通过丝绸之路大量贩运的茶叶、瓷器等等，是这些使得世界各国逐渐知道了在东方有一个富饶的大国。这也使得野心伯伯的各国列强始终窥视这这个据说连地下铺的砖都是金子的“大国”！
2、嘉靖末期道光初期，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且逐年递增鸦片输入的数量。鸦片的进口，不仅使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同时也使得国家的白银大量外流，社会经济出现巨大滑坡。
3、中国综合国力的下降和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快了东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脚步。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家无钱可赔，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加拖垮了这个泱泱大国。
综上所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实力上的落后，终使满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走向衰亡
我们习惯于对祖国予以歌颂——比如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等等——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并且从启蒙教育到现在一直在其氛围中“熏”大成人，要在这里谈论中国国民性格之极端性就很不合时宜了。但是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应该“吾日三省吾身”，这样才不会出现错误的“因果轮回”。
在这里谈论国民性格之极端性，不是指某一人或者某一群体表现出了性格之极端性，而是指从整个民族来说的。林语堂在其《吾国与吾民》里将中国人描绘成具有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以及保守性的特点；在《生活的艺术》一书里又将其刻画为睁着一只眼睛睡觉的哲人，虽然作者称这是其的私人供述，其实是对国人的真实的写照。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人不具有该性格。但是中国人的确具有性格之极端性的特点，而且该特点或许也应归入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描绘的一种“过滤性病毒”吧，对中国近代之落后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当然不是说其在落后以前之强大的过程中不是重要因素。
先说一说国人之性格极端性，笔者在这里只对其作一大致描绘。吴思先生在其大著《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奕局》一书里谈到了正式规则与潜规则以及这两种规则的切换，这里暂借一下其术语，作一比喻。国人在公共场所与私人场所表现出的行为与言语反映出的性格会有巨大的差异，难怪西洋人到中国就只能认识一个“矛盾”的中国了。公共场所之行为与言行所反映的性格可以称之为正式的规则，在私人场所则称为潜规则。林语堂先生对国人的性格及特点的描绘应该属于生活的道德，私人的道德，属于潜规则。公共场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就是政坛——的正式规则则具有极端性：在贾宝玉眼里就是“文死谏，武死战”的刚正不阿；反之则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邪教之徒人人得而诛之”之人。这种不是好就是不好的极端的划分标准，可以用林语堂先生《吾国与吾民》的一句话来刻画即荒诞不经，我所描绘的中国人性格之极端性就是如此。
现在就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这样描绘中国之历史：“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曾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则发生在1949年，它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笔者就采用之。
一
秦国最初只是周朝之西方边陲小国，未有中原之习气——周公制的“礼”——没能开化之，使得其少了道德之教化，秦人充满着野性和残暴，中原各诸侯国称之为“虎狼之秦”。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商鞅君在秦国将法家思想导入实践，“依法治国”（此依法治国与现代的法治有很大的区别），实行我们所谓的“法治”。“法治”的方略使秦国一下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在公元前221年吞并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这一成功让当时的有志之士纷纷“以吏为师”，将“法治”视若神明，结果却是严刑峻法，民不堪矣，秦至二世而亡。及其亡，世人即弃之如敝履，扔在了历史的垃圾堆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诚如斯言。大秦帝国之成与败，皆法家也，“法治”之命运已能反映当时国人性格中之极端性特点。
秦之后是大汉帝国，虽在很多方面继秦之制，但是其在治国方略时已经转向了儒家，提出了以德治国，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中国在这一治国策略下取得了中国古代为我们时时津津乐道的三次盛世：大汉帝国盛世、大唐帝国盛世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特别是第二次盛世足以让基督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大为逊色，直到现在我们还自称“唐人”，全世界各处都有唐人街就是明证。这样的成就足以让我们以天朝上国自称，自然要将周围的其他国家视为“东夷”、“南蛮”、“西戎”以及“北狄”，从此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就成为我们的“至尊宝”，而且将其先师孔子的地位与其精神在老百姓的生活、官员的政治中无处不在，真可谓“无有入无间”。及其清末中国开始与西人交往，发现“以德治国”的方略不足以应付他们的进攻，“权利用尽”——道德治国、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等——也不能挽救当时之大清帝国。这时发现“道德治国”的缺点就像对待“法治”一样采用同一手法于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弃之如敝履，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与孔教是“吃人的礼教”的主张来，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极至。这些又一次显示了当时国人性格中之极端性特点。
1949年，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然我们国民之性格极端性屡屡抬头。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时期，对待知识分子、孔子，以及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极端性：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臭老九”，每天这些教授们去扫大街、蹲牛棚、游街和带高帽等等；孔子一直是中国的至圣先师，现在却成了孔老二，没有立锥之地，连他的著作及其相关的书籍打入了“冷宫”；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时时表现出的“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让人着实害怕；其中刘少奇、李达、潘汉年等等就是其注脚。另一方面，对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成了神人、圣人，到文革结束时都还坚持“两个凡是”，没有邓小平的改革，朝鲜是否是我们的缩影。对外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就足以表现我们的性格。
现在的台湾也同样表现出如此的性格。台湾自从阿扁主政以来，只要一碰到大选或者即使没有大选只要出现了不利于己的情势就开始操纵“统独话题”，不仅仅让台湾人不安，而且顺带把中国大陆当局以及美国的神经绷紧。其原因就是，“两蒋”时代，他们将大陆妖魔化了，让台湾民众对大陆总有一种不亲近感，到现在就造成了统一是卖台湾，独立就是爱台湾的假相，真可谓：荒诞不经。
钱穆在其《黄帝》一书中关于蚩尤神话形成的解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于是一次偶然，二次奇怪，三次神异，四次就变成了蚩尤能征风召雨了”。同样，从大历史的角度，中国人一次性格之极端性是偶然，两次是奇怪，三次就是规律，四次就是固执了，成为了中国人之“过滤性病毒”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得以说明后，我开始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中国人性格之极端性表现成了用一句俗语来表示就是：“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先来分析皇帝与后妃的关系。
林语堂先生在其《吾国与吾民》中谈到中国之文化的巩固作用有两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之家族制度。维持我们的家族制度我们的先人采用了婚姻、过嗣和“倒插门”等方式来延续一个家庭的香火，其中婚姻是最主要的方式——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而皇帝是中国的最大家庭，皇帝也基于同样的目的娶一妻即皇后，配之于妾——许多的嫔妃——共“三千佳丽”。“三千佳丽”与皇帝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性格极端化的表现或者结果。皇帝是这座深宅大院的主人，他可以给予任何他能给的东西给这些后妃，而后妃的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而且是“三千佳丽”对一个，供求比例完全失衡；他们本来的夫妻关系由此变形、扭曲——她们随时面临着死亡和打入冷宫的命运，“伴君如伴虎”就是对这种状况的描绘，而且就是皇帝一个人的一时喜怒哀乐决定。在这种氛围中皇帝对于嫔妃来说就是完全“正确”的，错的也是正确的，这就是性格极端性的表现之一；另外后妃们在皇帝眼中也是同样的效果——喜欢你的时候将你奉为天使，讨厌时就打入冷宫甚而处死，中国的历史一直就这样写的。
现在我们转入到官吏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官吏一直是不对百姓负责的，因为他们的收入、升迁以及荣誉不取决于人民，而是取决于他们的上级是否欣赏、喜欢。在《京华烟云》中，姚木兰和曾荪亚在谈及做官与否时两人的谈话非常形象的描绘了这一关系：
一天晚上，荪亚对木兰说：“妹妹，你知道，我不会做官，好多事情我都不会，做官当然不会。我不会巴结奉承。你应当看看科长在父亲办公室桌儿前面，气儿都不敢出，过了五分钟，父亲才抬起头来看他。他的举止动作和说话的样子，简直跟个耗子一样。不知道的人以为做个科长好神气，是一个大都会的官员。在外面，他尊严神气，下级都怕他，不过我告诉你，做官的越是对下级摆出威风严厉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在上级之前就越发畏缩，越发像个耗子一样。这就是谄媚逢迎之辈的求进之道。”
木兰拦住他说：“我懂得，不做官，男人就像年方二九的小姐；做上官，就像抚养婴儿的儿媳妇了。”
生活在解放前的媳妇们要能复活，看到今日媳妇们的言行首先不是惊讶而是觉得大逆不道，应该家法伺候。我们看看大家都熟知写《红酥手》的大诗人陆游，其妻子唐氏仅仅为其母亲不喜欢就逼迫一纸休书将唐氏休掉，不问理由；在《红楼梦》中你经常可以看到媳妇们必须每天到贾母面前请安。因此用婆媳关系比喻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贴切，其实就是“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十足的性格极端性就表现出来了。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了，在表演正式规则的公共场所，我们性格的极端性无时不在是立体的网络状的表现出来。
二
现在我们开始说说我们国人性格极端性在中国历史中的危害。我们的先辈们在治国方略上的极端性——要么法家的“法治”，要么儒家的“德治”——使我们的制度“刚性”很强使得制度僵化，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思想的超前——这些在统治者看来都是异端——造成了中国的巨大灾难。历史总是不断地被重复、循环，而且不是螺旋式上升地循环，由此中国在这种状况下落后了。秦国“迷信”法家的“法治”对于其自身来说——西方的一个边陲小国，没有全面接受周公之礼地沁润地蛮邦之族（至少在当时中原个诸侯国如此认为）——是完全上等的治国良策，时间也证明其的正确性；而当秦国一统天下时，在将其迷信的法治推广到全国时，东方六国之百姓大多沐浴在周公之礼和孔子学说（虽然孔子学说没有被各诸侯国采纳）之中，肯定会认为其统治是严刑峻法，民不堪其苦也，秦国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都是“极端性”惹的祸，“故坚强者死之徒”。秦以后，中国的统治之术是“德治”，（相比较而言）其比“法治”体系要庞大、完善得多，柔韧性比后者足，足以通过自身系统得调节得以存活更久，其存活到1911年，比商鞅变法到秦二世灭亡的数百年幽远的多；但是儒家的德治在汉到唐是发展、完善阶段，由宋到明中期是成熟阶段，明晚期到清就是其僵化阶段，变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制度，遇到一个更先进的西方的文明，德治制度下的中国人就表现出——用赫德的话来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转自《世纪大讲堂》之姜鸣的《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在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将孔子的学说完全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无论是好的思想还是糟粕，到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子曰诗云”孔子的好思想，其糟粕却赶都赶不走，也不知道我们要和这些“过滤性病毒”生活多久。现在的台湾政局简直就是一团糟，民进党，特别是阿扁的极端性，使得台湾和中国的何去何从考验着两岸人民的全体中国人的智慧，至少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改正我们性格当中的极端性即去掉感性，用理性的眼光看问题和作决定，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得歇斯底里了。
横向来看，就能更加地表现出其的危害，简直就是在“屠杀”中国的优秀人才，也难怪会被人称作“吃人的……”。就皇室一族来说，首先“天无二日”的指导性思想下，皇帝的兄弟、伯叔、子侄们可以称王，可以有钱和土地以及仆人甚而在一定范围的为非作歹也可以容忍，就是不能染指权力，包括太子在继承皇位前都不能（比如说康熙时代的太子就是如此），皇族拥有中国最优越的条件让这些子弟成才，他们却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一生，稍微有一点才能就“相煎太急”，让这个家族不断衰落下去，这一家族的天下就灭亡了。其次，后妃的命运就掌握在皇帝手中，她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武则天当皇帝，狸猫换太子，不让其的妃子生育儿子以及仅仅的争宠等——而“大大出手”，使得后宫也成为天下最残酷、最悲惨的地方之一：后宫“佳丽三千”不仅仅是美丽的容颜，更值得我们去发现的是他们的才华，你看看《红楼梦》大观园里面的女性，看看《京华烟云》中的木兰、莫愁、曼娘、环儿以及红玉等就知道中国女性的伟大，至少深宅大院的后宫从整体上不会逊色于他们，而她们却为了“臭男人”（林黛玉语）的皇帝进行明争暗斗——无论谁胜利——这些女性要么打入冷宫，要么死亡，要么心灰意冷，不一而足；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女人们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陨落了，这应该中国人的悲剧呢还是整个人类的悲剧。再次，看看皇帝与大臣的关系，中国的皇帝有“权力焦虑症”，害怕——更怕其叔伯、兄弟、子侄等家族之人——大臣们有一天篡夺了其权力。皇帝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的至高性，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分封制、封王制以及用内廷太监制约大臣或者大臣制约太监，一个目的，告诉你：你的一切是我恩赐的，我随时可以收回来。这样大臣们为了得到皇帝的恩赐就表现得非常之极端——相互打击、倾轧，比如说明朝时的于谦之死、张居正与高拱的斗争、魏忠贤与东林党人之间的斗争、温体人与钱钱谦益等的斗争，无论是谁胜利，中国之优秀之治理人才就殉葬一批。
现在看看上下级官吏之间的关系让官员们表现出来的性格极端性的危害使得中国的人才“迫害”由中央到达地方。上级根据其德才的情况予以升迁，德放在第一位；而道德的内容非常模糊，道德的标准不统一——更没有像西方那样严密精确几乎可以和其自然科学相比美的哲学、道德体系——官员只好以自己的“德”来判断，往往自己的德性好就选择了优秀之人才，相反就有了劣等的人才，这种方式之具有经验性，而非理性化得评价人才机制，更有意思的是世界上的伯乐实在太少，官员至少在掌权的官员往往就不是当时的精英分子，就只好让“奸臣当道”了。在三国时代刘备就告诉阿斗要他“亲贤臣，远小人”，而中国的皇帝们有几个做到了这一“亲贤臣，远小人”的要求，真可谓凤毛麟角。那对不起，我作为高级官员的大臣更没有这种足够的注意义务去找人才，我只关心他是否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在我面前是否“跟个耗子似的”；下级官员与皇帝不“沾边”，虽都是“天子门生”，但上级才是父母，才对我有现实意义，为了前途只好“跟耗子似的”，而且上级大人们也喜欢我们“跟耗子似的”，各得其所。虽然大臣们得这种方式没有让大量的人“灭亡”，但至少是庸官、昏官和贪官当道，这样的地方能治理好吗？它只会告诉我们“要做政客，唯一的麻烦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转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只需“多磕头，少说话而已”。这样中国历代政府的基础都腐朽了。
正是这种我们性格的极端性使得我们中国在近代时从头到脚，连根都坏了，怎么能抵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政治文明和科技的不断侵蚀，我们只好“丢盔弃甲”了，我们由此而在近代落后了。
三
有了这种“过滤性病毒”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可能对我们有用：谈恋爱时，要用显微镜来观察一个人的缺点，而不仅仅看其优点，看看对方的缺点在最坏的情况下，自己能不能理解和接受并容忍之，能够容忍则和对方结婚；结婚以后，要用显微镜来观察一个人的优点，而不仅仅看其缺点，这样自己才能过得愉快和知足。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对男女往往在谈恋爱时只看到优点，简直在自己心目中成了“白雪公主”或者“白马王子”，没有一点缺点了，即使有缺点也会变成优点，就“只好”娶或者嫁给对方了；结婚以后，双方都得到对方了，就开始看到缺点，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后来就只有缺点了，这时连优点也变成了缺点了。我相信这也是我国最近几年离婚率不断攀高的一重要原因。
在这里，上面两段文字给予了我们一点启示：我们看人、做事以及生活不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否则我们性格之极端性仍然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会不断的再次犯错误。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就是让国民理性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一个人去过理性的生活”，但我们能够“将较为严重和明显的投机和非理性表现排除他的生活”（富勒：《法律的道德性》，第12页）。要做到这些，让国民理性起来至少在整体上具有理性，就需要比较、鉴别。思想、观点，通过比较、鉴别才能让我们“兼听则明”，理性的行为就时时刻刻表现出来。但是比较、鉴别的前提是多元文化和社会的存在，在只有一种思想和观念的社会、文化之中只能显示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姿态来。而多元的文化与社会只有在言论非常自由的社会才能达到，当然不是没有限制，不能出现最近在欧洲的“丹麦漫画”事件。因此，言论自由是根治我们性格极端性的较好的办法，虽然不是最佳和最后的办法，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国民养成风范大国民的民族素质来。
只有做到言语和行为的理性、不极端化，我们的现代化、中国人民的伟大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会中断了，两岸的人民和政治家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论两岸的法律与政治地位，海协会前会长汪道涵曾说，“所有的台湾问题、两岸问题，最后都是法律问题”，“两岸要往前走一步，就是法律往前走一步，因此要有法学家来主导台湾问题。”，因为法律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转载：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 - -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作者：董风江2008-11-0722:01序：不深刻理解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就不会真正懂得怎样使中国强盛起来。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
雄居于世界的东方。然而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却明显地衰落了，从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中国处在了西方列强的蹂躏之下，跌进了灾难深重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经历的这段悲惨的命运，是一种偶然的不幸呢，
还是某种社会主导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呢？这是一个当今中国社会并未清楚地认
识的问题，值得进行深入地研究，并且弄清这一问题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也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近代的衰落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
造成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为什么中国的
封建□□统治那么漫长呢？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的。社会文化是一个社会
变化发展的内在主导因素，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变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走向。导致
中国封建□□统治特别漫长的社会文化原因才是近代中国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探
讨这一文化原因之前，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封建□□统治是怎样使中国走向衰落
的。
封建□□统治以君主个人高度集权和君位世袭制度为基本特征，这种制度使
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贤明与昏庸。君主贤明的，就选任一群贤臣，
制定一些英明的政策，于是一时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君主昏庸的，就往往奸
臣当道、朝纲颓废，社会一片乌烟瘴气，甚至于刀兵四起，国破家亡。这就是所
谓的人治——"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中国古代各王朝的兴盛一
般都在开国后的几十年。那些开国的君主们都是在前一朝代灭亡之际群雄逐鹿的
的战乱局面中，凭着其英明才智战胜众多敌手，才最终夺得天下，所以他们是凭
自已的才能而取得政权，而后代的君主则不然，全是凭血缘而当政。皇帝儿子多
的，或许可以从中选择一个相对来说优秀一点的，只有一个儿子的，就无论如何
都得由他继承，既使是正在吃奶的孩子也要被抱在龙座上君临天下。
这些后世的继位者自然是英明者少，平庸者多，甚至必然要出一些昏庸之辈。
这些昏庸的君主们大多自幼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只知吃喝玩乐，穷奢极欲，根
本不懂治国之道。皇帝既然不贤，当然不会选贤任能，往往是远君子、亲小人，
任用一些谄媚奸佞之徒，这些人当政自然不会廉洁奉公、精忠报国，而必然是贪
赃枉法、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统治集团这样腐朽，国家怎能不衰败呢？最后必
然是朝代更替、国破家亡。然后新的朝代又开始了前一朝代由盛而衰的老路。由
于君主□□制度的弊端，每一个王朝从建立之时起就注定了要必然灭亡。可惜的
是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国家夏朝开始，至清朝末年，这样的兴衰更替在中国
重复了四千多年，中国人就是认识不到其中的弊端，不能摆脱它走上别的道路，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而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对
比中，汉族并没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实行□□制度的结果，汉族政治力量
实际上走了一条由强逐步转衰的道路。在唐朝以前，汉族政治力量与少数民族相
比，主要处于优势地位，从唐朝以后，汉族力量开始趋向衰落，在宋朝与北方少
数民族政权辽和金的力量对比中，宋朝已处于劣势，北宋在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
辽贡献岁币和绢帛，后来被金国所灭。南宋不仅每年要向金国贡献岁币和绢帛，
还要对金称臣。宋朝以后，元、明、清三朝有两朝，汉族完全处在了少数民族的
统治之下。不论是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还是建立清朝的满族，建国之初都刚刚从
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人口都只有百十来万，军队也只有十多万人，文字、历
法、政权都处于初创阶段，而为什么拥有几千万人口、经济文化曾经长期领先于
世界的洋洋大汉民族，竟被如此落后的小民族征服了呢？这只能归因于汉族封建
政权太腐朽了，而这种腐朽正是君主□□与世袭制度长期延续的必然结果。少数
民族崛起之后，由于同样实行封建□□制度，所以也都走上了汉族政权由盛而衰
的老路。所以，中国长期实行封建制度的结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衰落。
政治上的兴衰与更迭必然要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当政治清明时，社会安定，
赋税适度，经济便逐渐恢复和发展；当政治昏暗时，赋税繁重，再加上贪官污吏
的搜刮掠夺，经济便趋于凋蔽；当王朝覆灭时，刀兵四起，战争连年不断，经济
就会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整个中国古
代的社会经济就是在这种恢复——发展——停滞——破坏的周期中循环着，不能
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进展非常缓慢。腐朽的君主□□统治还扼杀了资本主义经
济的萌芽，阻碍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朝中后期，中国江南地区的工商
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如广东佛山镇曾有织布工场
2500多家，雇佣工人达5 万多人。从时间上讲，这比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并
不晚很多，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很快就面临着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
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朽，赋税日益繁重，更加上贪官污吏的搜刮掠夺，
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遭到破坏。如明神宗中页，为了筹建
宫殿，派出宦官四处征税开矿，这些宦官们所到之处横征暴殓，肆意掠夺，对工
商户征收重税，甚至没收全部货物，对富家大户，则随意罗织罪名，抄没家产。
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工商业经济还怎么发展呢？就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的早期萌
芽在腐朽的□□制度的摧残下夭折了。明末动荡的战争局面更使经济遭到严重破
坏。
清朝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才达到明朝中期的水平。到乾隆时期，工
商业中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下以及由于其他社会文
化原因，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能发展壮大起来，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
济的主体依然是家庭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
水平低下，与几百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要说有一点进步，也是可怜的很。
与中国不同，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工商业城市以赎买的方式从封建贵族
和教会贵族那里取得自治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者有比较安全的人身和
经济保障，由于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不能随意征税，并且各国的君主们
也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在这种比较有利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经
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从萌芽长成了参天大树。十九世纪初，英法等国的工业部门
普遍使用机器生产，蒸汽机已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火车和轮船已经开始使
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1840年前后，英国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和
美国也随后相继完成。此时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了，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与西欧
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悲惨的命运已无情地落在了中国人的身上。
以上分析的是封建□□统治是怎样使中国衰落的。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封建专
制制度如此漫长呢？这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上找原因。中国古代
从刚刚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黄帝时代起，就实行一人执掌天下大权，就依血缘传
继帝位。黄帝三传至其曾孙尧，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舜又把帝位禅让给了禹，
禹是黄帝的玄孙，权力又回到了黄帝一族手中（见《二十五史》）。禅让仅是特
例，从禹开始又实行了世袭制度，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
可见从中国历史的第一页起，政治就是只属于统治阶层少数人的事儿，老百姓就
没有一点儿参与政治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统治。
同时，老百姓们也没有一点儿权力意识，他们不关心政治，也不积极地参予
政治，他们把君主□□和世袭制度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谁当君主
都一样，只要能让他们过日子就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是：如果被逼得活不下去
了，就起来造反。至于造反后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更合理，根本就不去想。那些领
导造反的人成功后，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制度可以实行，还是沿用过去的制度，
当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不愿意选择别的制度。这种历史传统和民族心
态是中国的封建制度特别漫长的基本原因。
与中国不同，欧洲的一些民族在氏族公社时期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建立国
家后，首先选择的也是共和制，国家首脑通过选举产生，如古雅典城邦和古罗马
共和国。他们的民族观念自发地具有民主意识。早期的共和制度对后来的资产阶
级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封建社会，欧洲虽然也实行了君主制，但是国王的权
力远没有中国的君主那样强大，各主要国家也都有议会这种允许社会各阶层代表
参与政治的工具，后来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都是先通过议会进行合法斗争
的形式展开的。这是东西方之间历史传统的差异。中国不但历史传统缺乏民主，
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自发地走了一条维护和加强君主□□制度的道路，形
成了一种维护君主□□统制的文化，使□□制度更加稳固和久长，这是中国的封
建制度特别漫长的文化原因 .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佛家、道家三种思想理论为主体，还包括墨家、法家、
兵家等一些学派，其中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在维护君主□□统治方
面也起了主要的作用。
儒家学说创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它的基本政治主张是维护西周的宗法等级
制度。宗法制度以嫡长子继承制度为主要内容，强调维护家长、族长对家庭、家
族的成员和财产的世袭支配特权；国家的结构与家族的结构相似，周王室是天下
最大的宗族，诸侯是较小的宗族，诸侯要接受周王的统治和调谴。在春秋时期，
宗法制度逐渐遭到破坏，周王的权力日趋削弱，诸侯的势力日益强大，周王逐渐
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在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权力不断加强，时常左右着君
侯的废立与军队的征伐，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
孔子对这种局面非常痛心，他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复礼"，即恢复西周
的宗法等级制度。他强调"正名分"，即纠正各种违反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的现
象；孔子特别提倡"孝、忠"，倡导人们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宗法伦理原则，希望君主要象君主的样子，要高贵，受到效忠，臣子要象臣子
的样子，要忠于君主；父亲要象父亲的样子，要有权威，儿子要象儿子的样子，
要孝敬父亲，概括地说就是对父亲要孝，对君主要忠。孔子将社会伦理关系归纳
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夫义妇听、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就是五伦原则，在历史上起了维护□□统
治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孔子对君臣、父子、夫妇等双方都提出了要求，但实际上在专
制社会里，他们双方之间的权力义务是不平等的，权力集中于前者，义务集中于
后者，如果为君者不仁，为父者不慈，为夫者不义，后者除了规劝之外，便无可
奈何，而如果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为妇不听，前者便可以动用国法、家法对其
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制裁，甚至消灭。五伦原则实际上是对后者加了一道精神枷索。
孔子思想体系里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仁"，他将一切美好的品行都称为
"仁"，而将"孝悌"看作仁的根本，孝是孝顺父母，悌是尊敬兄长。他把对君
主的忠诚和服从看作是孝的延伸和扩大，强调家为国本，君父一体，忠孝相通。
可见孔子强调"孝"是为了"忠"服务的。这样孔子便把家族伦理与国家制度结
合起来，忠君不再仅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成了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从而加
重了对臣的制约。以上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维护
君主□□统治的目的。
孔子是位大教育家，他编篡了一系列古代文化典籍，开办私学，广收门徒，
传授文化，也传授他自己的思想，使其学说广为传播。孔子之后，又有孟子和旬
子两位大学问家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使儒家学说成为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中
影响最大的一家。孔子的学说因为不符合当时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尤其是他要
求诸侯们效忠于周王这种主张是诸侯们所不愿意听的，所以孔子的学说并未被当
时的诸侯们接受，没有取得政治上的地位，然而，他的学说却符合后世统一了天
下的君主们维护□□统治的需要，因而倍受推崇，孔子也被□□君主们尊称为
"圣人"。
孔子之后，维护君主□□统治的人还很多，汉朝的董仲舒就是其中有很大影
响的一位。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他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君
主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世的，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天下的一切权力都应大
一统于君主 .董仲舒把孔子的五伦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三纲
五常"理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在君主、父子、夫
妇三种关系中，前者为阳，后者为阴，而自然之道是阴附于阳，所以后者服从前
者是天经地义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理论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成为维护君主□□统治的强有力工具，因而成为后世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封建
正统政治思想。董仲舒还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
自此以后，学习儒家经典成为进入仕途的阶梯，儒家经典大为流行，儒学因而取
得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从此主导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
董仲舒之后，南宋时期的朱熹是又一位维护君主□□统治的重要人物。他以
儒学为基础，融合佛家和道家的理论，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大成，创立了"理
学"。他借鉴道家论道的方式，指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以三纲五常为核
心的封建礼教是宇宙的本源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是"天理"，号召人们"存天理"
；他把人们心中不符合封建礼教的对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的追求视为不符合
天理的人欲，要求人们自觉地从头脑中清除出去，即"灭人欲"。理学适应了封
建君主们维护□□统治的需要，被宋以后的各朝大力推行，成为官学，致使"四
海之内非程朱之书不读"，封建礼教进一步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封建
伦理道德诸如"君叫臣死，臣得死，臣不死视为不忠；父叫子亡，子得亡，子不
亡视为不孝"、"烈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深入人心，
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的思想，无数的人因为恪守忠臣、孝子、烈女、节妇的封建
礼教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
孔子、董仲舒、朱熹三人只是儒家维护君主□□统治的三个突出代表，其他
在历史上在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很多人，以儒学的发展形态——理学为例，
就不是朱熹一个人的独创，理学发源于唐代的韩愈、李翱，经北宋的周敦颐、邵
雍、程颢、程颐继承和发展，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朱熹之后，明朝大学士丘濬
对其进行了更全面的总结和发挥。综上所述，维护君主□□统治是儒家政治思想
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君主们的提倡，儒家学说取得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儒家政治主张牢牢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自觉
地接受和维护封建□□统治，对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除了儒学之外，还有墨家、法家、道家、佛家等学派，他
们在政治方面也都是属于维护或不反对君主□□统治的。先说墨家，墨家是战国
时期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墨翟，墨翟主张"兼爱"、"非攻"、"尚贤"等，他
的思想中没有明确地反对或主张君主□□统治的内容，这实际上是认可君主□□
统治的。墨翟有个观点是要求老百姓都同意"天子"的主张，君主赞成的大家都
应赞成，君主反对的大家都应反对，前提是"天子"的主张要服务于天下的公利，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他的这种观点被法家吸收并推向极端，起了不好的作用。
法家也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派别，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李斯等，他们
主张"变法"、"以法治国"，为结束战乱走向统一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法家
主张君主高度集权，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应集中到君主手中，可见法家是维护君主
□□统治的。再说道家，道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处于仅次于儒家的地位，创始
人是春秋时期楚国的老聃，以虚静无为，修身养性为宗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
而治"，既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治，也反对法家的法治，具有否定现实政治的倾向，
但他们没有批判过君主□□制度的弊端，而是希望社会回到"小国寡民"甚至是
没有任何政权组织、"民同野鹿"的原始蒙昧状态，这是一种希望社会倒退的想
法。最后再谈一下佛家，佛家是东汉时期从印度传来的宗教，并在中国大地上扎
下了根，与儒家、道家一起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以追求灵魂
超脱生死轮回、得到永恒幸福为目的，不关心现实社会政治，当然也不反对君主
□□制度，佛教教导人们戒除欲望、忍受苦难，实际上有帮助人们安于君主□□
统治的作用。
以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君主□□问题上的基本内容。此外，需要一提的
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出过几位有反对□□思想的人，如南宋的邓牧，明朝
的李贽，以及明未清初在国破家亡的历史背景下对君主□□统治产生怀疑或否定
思想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他们有的批判□□君主据天下为一己之私，
敲剥天下以奉一己之淫乐；有的反对以孔孟之道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主张冲破思
想束缚。这些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并没有否定君主制度，至多是想
限制一下君主的权力，希望君主们能象尧、舜那样为百姓着想。因此他们的思想
也没有民主内容。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法家，无论是先秦、
两汉，还是宋元明清，都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民主思想。在中国浩瀚的古代文化典
籍中，根本都找不到"民主"这个词汇（"民主"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一个
词）。即使象邓牧、李贽、黄宗羲等稍微有一点反□□思想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并且他们的思想不符合社会上一般人的想法，被视为异端邪说，难以传播，形成
不了影响。而以孔子等为代表的维护君主□□统治的人却历代不绝，一呼百应。
他们大多不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却竭心尽力地为维护□□制度着想，并且他
们的主张能被社会广泛接受，这说明他们的思想符合了大多数人的意识。从以上
这些文化现象中，可以反应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大缺陷——极端缺乏民主。
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漫长的主要文化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封建特性使君主□□制度异常地稳固。虽然中国历史上
曾发生过很多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由于起义者们满脑子的也都是封建思想，
缺乏起码的民主意识，认识不到造成他们起义的制度原因，所以他们反对的只是
当时昏庸或者残暴的□□君主个人极其领导的统治集团，而不反对□□制度，他
们只会推翻一个王朝而建立另一个王朝，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能建立起新
的社会制度，所以中国的□□制度得以绵延四千多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
封建特性，使中华民族长期沉湎于封建制度不能自拔，使中国社会几乎已经到了
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封建社会的境地，这就造成中华民族在遭遇到严重的民族
危机时也不能迅速地自我反省、改弦易辙，从而注定了中国在被列强侵略和欺压
的困境中越陷越深。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
辱国条约，连年割地赔款，人民受尽了侵略者的欺侮。洋人在中国土地上修建的
花园门口竟然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人的尊严真是丢失殆尽！就是在
这种悲惨的命运中，确实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中国人才被迫着从
中外对比中渐渐地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走上了与之告别的道路。近代中国遭
受的外来侵略客观上起了为封建制度解体的作用，如果不是外部世界的影响，几
乎可以肯定中国当今仍然处在某姓王朝的□□统治之下。
中国的近邻日本也曾受到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迅速地通过明治维新
摆脱了外国的奴役，走上了自强并向外扩张的道路，正是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
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为什么日本能够变法成功而中国不能呢？除
了一定的偶然性外，主要的文化原因就是中国维护封建制度的文化太浓厚了，而
日本比较轻一些，比如儒学虽然也对日本社会发生了重要影响，但它对于日本来
说终究属于泊来品，不象在中国那样根深蒂固，日本受其束缚较轻，变革的阻力
较小，因而易于吸收西方文化，使变革取得成功。而中国却被传统文化拖进了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以上论述了传统文化浓厚的封建性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但这并不是
唯一的原因，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成份和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
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
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落后，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近
代科学技术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以军事技术为例，当西方已经主要使用远距离火
药武器的时侯，中国仍然停留在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近距离冷兵器上，所以清朝
军队在列强军队面前毫无战斗力可言。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
经长期领先于世界，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曾经领先于欧洲一千多年，四大发明更
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谈一下中国古代社会
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二是由于中国
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社会生产起步早，并且社会文化没
有中断过，而同为文明古国的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都因为被外族所灭而中
断了发展。欧洲的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邦的文明也是如此。古代斯巴达、古代雅
典和古罗马的文明出现较晚，虽然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后来也都被外族所灭。
中世纪的欧洲由于蛮族入侵、封建割据、以及宗教神学的桎梏等原因，社会生产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很慢，所以在欧洲文艺复兴结束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
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那么为什么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落后了呢？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造成
的。
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上看，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还是墨家、法家
等学派，都属于研究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儒家是典型
的政治道德伦理说教，道家关注的是怎样长生不死，佛家研究的是灵魂怎样进入
极乐世界，它们都不包含自然科学的内容，其他学派也是如此。作为社会上掌握
学问的阶层的读书人攻读的是四书五经，研究的是诗词歌赋，喜好的是琴棋书画，
再不就是琢磨一些神秘兮兮的佛道理论，普遍不关心工农业生产，缺乏对自然界
客观事物的研究兴趣。所以他们的学问都是一些与社会生产、科学技术不沾边的
学问，都是一些对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帮助的学问，从总体上讲，中
国古代的读书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做出多大贡献。
其次，从社会价值观方面讲，"作官"是古代中国人最主要的价值追求，这
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官本位"。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因为在□□制度下，
人们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权力，人身权力也得不到保障，要摆脱这种无权的状态，
就只有当官，当官可以取得权力，可以控制支配别人，可以告别劳作的艰辛，当
官还可以发财致富。所以当官成了人们最主要的追求。从汉武帝以后，历代统治
者为了维护□□统治，都大力提倡儒家学说，学习儒家经典成为进入仕途的阶梯，
所以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君主们就是这样用功
名利禄把人们的兴趣和精力都消磨在儒家政治伦理说教上，人们更少对自然科学
感兴趣了，这就非常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大家知道，《天工开物》是一部全
面地总结中国古代工农业生产技术的一部大成之作，然而作者却在序言中写道
"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了。
再次，从思维特点方面看，中国人偏好从总体上把握事物，而不注意对事物
的局部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偏好感性思维、经验思维，欠缺理性思维、逻辑思
维。譬如：中国人说时间是年、月、日，说地名是省、市、县，说人名是先说姓
后说名（姓是家族的名字），这些都说明中国人认知事物的着眼点是由大到小，
偏好于把握事物的大体，而欧洲人正好相反，说时间是日、月、年，说地名是县、
市、省，说人名是先说名后说姓，这些都反映出他们认知事物的着眼点是从小到
大，这种对事物的细节和局部的重视有助于对事物认识的深入；在文字方面，汉
字是象形文字，反映出中国人偏好于形象思维、感性思维，而欧洲文字多是字母
文字，比较抽象，反映出欧洲人擅长于抽象思维，而科学的东西都是抽象的，不
能从直观上把握，因而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这也是近代自然科
学发源于欧洲的一个原因（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一切定律、定理几乎全部是西方人
创立的）。
在引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之前，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一直停留于阴阳五行这
一层面上，阴阳只是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对关系，五行反映了中国人认为的事物
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他们都是事物的外部关系，而对具体事物究竟是什么中国
人则缺乏探究，所以中国人的阴阳五行理论既非常宽泛，无所不包，又实际上不
能具体地解释任何东西。最后从研究模式上讲，古代中国人重视技术研究，而忽
视科学研究。这里要先把科学和技术区别开，科学是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而
技术是与一定的生产工具相联系的生产工艺、制作方法、加工技巧等。科学与技
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技术大多都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技术中往往包
含着科学，所以人们习惯上常把"科学"与"技术"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其实
科学与技术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
古代中国人非常重视实用性，侧重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研究，而不喜欢
看不到即期功效的对事物内在规律的研究，所以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都
属于实用技术，而科学性的东西象勾股定理、圆周率等则很少。技术研究与科学
研究有很大的区别：技术研究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用各种方法去试，发现某种
方法能够实现目的，以后就使用该种方法，或者在无目的的情况下，偶然发现某
种方法能够达到某种效果，便把它记住了，以后就用该种方法去实现该种效果。
可见技术研究以实用为目的，与经验密不可分，因此也有人叫它经验科学，其实
它主要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以四大发明为例，就全部是技术，中国明朝时 期完成的三部传统科学的大成
之作《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也都是属于对前人典籍的整理
和以往经验的总结，也都是技术。而科学研究是在观察大量客观现象或进行很多
试验的基础上，结合数学分析，对事物的规律做出推测，然后通过试验进行验证，
对发现的不足或错误进行修正，然后再实验再验证，直到得出可靠的结论。这种
研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探索规律。古代中国人由于缺乏对自然界客观事物
的足够兴趣，也由于思维方式上的原因，科学研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知道
简单的技术可以因为自发地契合了客观规律而取得成功，而复杂的技术如近现代
工农业生产技术则必须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科学不发展，技术的进步必
然趋于停滞。中国古代从宋朝开始，生产技术进步的速度就逐渐减慢下来，到明
朝中后期，开始被欧洲超过，十九世纪初已经远远地落后了（参考《中西五百年
比较》）。科学技术的落后直接导致了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落后。因此，中
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成份也是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除了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之外，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统
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
民族的生存基础，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就是以农业采集为主要生
活来源的两个部落。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
之源，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都深深懂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因
此他们自发地形成了重农主义的政策倾向，论述农业重要性的著作历代不绝，成
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视农业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对农业
的过分重视，历代统治者都把工商业视为影响农业发展的消极因素，他们认为农
业是生产粮食衣帛的，工商业是消费粮食衣帛的，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就
会导致衣食不足，"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贾谊《论积
贮疏》）是这种观点的突出表述。这种思想忽视了工商业对农业的基础和促进作
用，如镰刀、锄头等农业生产工具都是由手工业提供的，生产工具的改进直接提
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这种思想更认识不到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如
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多了，粮价上涨，就会刺激农业的发展。
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历代统治者都视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业为未，采取了重
农抑商的政策，如汉昭帝就曾明确下诏说：天下以农桑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有
：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奖励耕织，
设置重重关卡，对工商业者征收较高的赋税，以及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禁止
海外贸易）政策等。这些措施都明显地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维护了男耕女织式
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限制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规模
的扩大，使科学技术失去了赖以产生和应用的土壤，抑制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所
以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先义
后利"等思想以及一整套严密的家族宗法制度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商
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而腐朽的君主□□制度更是直接扼杀了资本主义经
济的萌芽，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中国不同，欧洲国家在古雅典、
古罗马时就重视发展工商业，工商业经济就比较发达。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在资
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采取了积极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
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虽然也是一个封建主义浓厚的国家，但是
从彼得一世起，历代沙皇都注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俄国保持了比较强盛的
国力和军事实力，得以不断地向外扩张和争霸，就是这个国家疯狂地从中国掠夺
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迫使外蒙独立出去。由此可见，中国历代重农抑
商的统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有：
1 、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极端缺乏民主，并且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维护
君主□□制度的思想。
2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成份。
3 、历代□□王朝重农抑商的统治政策。
以上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衰落。从内因方面讲，中国近代所遭
受的屈辱，中国人民所经受的苦难，都是由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弊端造成的，是
因为这些弊端造成了中国的落后，然后才导致了外国的侵略和欺侮。虽然中国近
代经历了那么悲惨的命运，但是中国人却并未深刻地反思过其中的原因，只是在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少数知识分子对此问题进行过反思，如吴虞提出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主张，鲁迅
在《狂人日记》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形
势，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很快就转变了方向，对封建文化的抨击并没有深入下
去，影响也不深远，此后中国人便几乎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我们整个民族还未清楚的认识到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还未普遍
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批判和抛弃。所以传统文化的弊端
尤其是封建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还在继续阻碍着中国的前进和发
展。如人们头脑中由于长期□□统治造成的奴性思想还很浓厚，唯上、从上意识
还很强烈，权力意识、民主观念还很淡薄，一些不民主的言行竟公然大行其道。
比如现在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周围"，
我们不禁要问：□□□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私心杂念、七情六欲，就可能犯错误
甚至犯罪，如果他犯了错误还怎么让人们跟他走，如果他犯了罪还要不要受到法
律的惩罚？这其实仍然是在向人们贯输奴性思想；再如我国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
实质是选拔制，既然是选拔就必然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大多数人说了算，之于
听取群众意见完全可以走过场，真听假听、听多听少甚至听与不听都取决于领导
的意愿，一些公正的领导出于公心可能会比较公正的选拔干部，而很多领导则一
心只选拔自己中意的人，谁擅于讨好巴结奉迎自己，谁给自己送的好处多就提拔
谁，所以买官卖官现象比较猖獗。一句话，选拔制度是一种不民主的制度，中国
干部人事活动中的腐败现象正是这种制度的体制病，。。。从全社会讲，"官本位"仍然主导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人们对社会体制中的弊端不是去积极改变，而是消
极地去适应，只图混个一官半职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思想很不利于
社会的改良。
在科学方面，人们思维方式上的弊端很难改变，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现
象依然存在，普通老百姓的科学意识还很淡薄，迷信思想依然浓厚，一个只有小
学水平的□□□胡编一套歪理邪说就能成其气候，可见一斑。所以，无论是在民
主方面，还是在科学方面，传统文化的弊端对当今社会的影响都还很严重，克服
这些影响，改造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中国人在前进道路上必须完成的一个课题，但
这又是一个比较困难和棘手的课题，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就象一个人的思想性格
一样是很难改变的，另一方面，改造传统文化会遇到民族情感的障碍，人们都只
愿意听人说本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悠久灿烂，而不愿意听人说它有什么弊端。
拿当今的官方思想来说，就是笼统地站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不愿意正
视传统文化的弊端，更没有积极地批判它、改造它。在这种形势下，甚至有一些
人打着宏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旗号，不加分析地鼓吹复兴儒学，这些人真是缺乏对
中国近代史的起码思考。总之，传统文化的弊端依然在阻碍着中国的前进，而改
造民族传统文化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强盛之路依然曲折而艰难。 作者电子信箱：dfjxj@hotmail.com
转载自《中国研究》，发布日期：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报道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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