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欧美的“多余人”、“局外人”
“多余人”是一群特殊群体，是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激烈碰撞后的产物，他们生活在俄国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一方面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受到本国传统教育的制约（无法摆脱的），他们不满现实，想创新，可又无从着手，以至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的冲突”把“多余人”推向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有教养的贵族青年他们不满足于上流社会的庸俗生活，不满足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以积极的姿态反抗社会，只能在消极的玩世不恭中发泄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在无所谓的行动中消耗掉他们年轻的生命，直至变成屠格涅夫在《一个多余人的日记》中所说的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无处安放，成为那个社会的“多余人”。当奥涅金有意识处处显示自己的才华与魅力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抗上流社会的传统规范时，他就成为上流社会不受欢迎的异端，因为他是孤单的，他是不合群的，这是他的无奈。即使奥涅金本身没有错，可当一个人说你在说谎时，你可能是正确的，当所有人都说你在说谎时，即使你说的是真话，那你依然是不诚实的。可见“多余人”的多余，并非客观上的多余，而是主观体验中的“多余感”。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渴望自由，渴望个性解放；但同时，他们从小接受贵族传统教育，贵族社会的习俗已经渗入到他们的血液，浸入他们的骨髓，他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比如奥涅金一是他不能承担社会责任，二是他对婚姻和爱情的拒绝，三是他将生死不放在眼里。继承了遗产后的奥涅金，开始在自己的庄园里开始“奥涅金式”的改革，“用轻轻的地租代替古老徭役的负担，家奴们都庆幸自己的命运”。这是进步思潮的反应，思想意识觉悟的表现，但是解放农奴谈何容易？四周的庄园主对奥涅金群起而攻之，奥涅金怎能抵挡的了。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不可能脱离周围的社会环境而存在，客观环境和自己所受的教育模式，这是个人无法超越的。他对达吉亚娜的拒绝，并非是花花公子的放荡不羁，这是他对自己对社会对自己所爱的人的负责表现。他最了解自己，他深知自己的致命弱点，承担不起这么单纯女人的挚爱。奥涅金与好友连斯基决斗时，他表面是清醒的，积极的，其实骨子里是他对贵族名分、教养、风尚的一种消极反抗，否则连斯基“走”了之后，他为什么会深深的自责。他的梦想破灭了，他放浪，他沉寂，他懒散，他麻木，最终他被无情的上流社会吞噬了。可怜的奥涅金觉醒了，可脚下的路却没有了，他是非常痛苦的。奥涅金的玩世不恭和毕乔林的自我否定都是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发泄。毕乔林是一位贵族青年，军官，远离浮华喧闹的彼得堡去远行。“自由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逃避（一种否定）。”毕乔林的离开是对充满“毒素”社会的一种否定，一种远离，一种逃避。因为所谓的文明社会只会让他感到压抑与郁闷，所以他去追求自由，这是对家乡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否定，追求自由，追求解脱，否定自己身上自己所厌恶的压抑感，他只有不断去旅行。因为面对庞大的“文明社会”，反抗是无力的。只有回归大自然，然而回归大自然正是他对充满“毒素”的上流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这样毕乔林离自己的内在的真实的生命感越来越远。贝拉死了，他悲伤。他爱贝拉，却使贝拉死了，这使得他更加怀疑自己，他没有停止脚步，继续远行，去另外一个新的环境，毕乔林在摆脱自我，否定自己，这是以不断诘问自身的形式，来表达对自我精神自由的追求。他反省自己和贝拉的爱情时，他说道：“我的灵魂已经被人们所害，我的精神焦虑不安，我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我只剩下了一个办法，出门去旅行。”他甚至感到焦虑不安，想要摆脱，可无论如何，只有去旅行。在他的日记中总有着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和审视，这难道不是一位远离“毒素”社会，不断自我否定的人的心声吗？当毕乔林和格鲁时尼次基决斗的前晚：他不由自主的问自己，“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生下来有什么目的？……目的是一定有的……可我猜不透这使命是什么？”毕乔林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自我剖析，寻求自我解脱，彻底的摆脱——蔑视死亡。最终死神也蔑视他——客死在波斯。毕乔林在其人生路上对摆脱自我的追求，寻觅自由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能否定的，他有一身才华，本应造福社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由于他生活在19世纪30年代－40年代，他被扼杀了，但是他苦苦抗争中透露出的人格魅力，呼唤着一代又一代人，引起了人们对统治阶层的反思。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似乎更激情更主动些，他宣传捍卫真理，有独特的思维能力，以火热的谈吐和不俗的气质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罗亭的宣传鼓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人们开始倾向罗亭，也就是倾向革命，开始向旧势力告别，娜达利雅深深爱着罗亭，而罗亭拒绝了。这正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胸襟，在那个时候，罗亭自己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他怎么能给娜达利雅幸福呢？罗亭在追求真理与正义的道路上，做到了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他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战役中，光荣的献身了。“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罗亭是人，不可能推掉时代的束缚。不成熟的年代，只有不成熟的思想。不成熟的思想在不成熟的年代是实现不了的。他很不幸，当时的社会，广大人民是无知的。罗亭等一批贵族知识分子对于广大平民的成长壮大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教育意义。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不仅拒绝爱情，甚至无法被爱情唤起，乃至麻木的走向生命的尽头。奥勃洛摩夫一生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惰”。然而这只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中的一面，他不能不应也不是消极无为、虚度时光的代名词。事实上，奥勃洛摩夫不仅是俄国农奴社会即将灭亡的写照，封建贵族对于命运归宿的无奈的选择；也是良知犹在的封建贵族拒绝同流合污，独善其身，更是强加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否定人类心灵自由追求的异化状态。奥勃洛摩夫偏安床榻，这不是因为心理惯性而产生的依附，而是一种独立背后的孤独，更是奥勃洛摩夫本身一种积极的行动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无法外在的体现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某种社会行为，不能以未来的历史选择作为评判标准，不能因为年代局限评价某些最初的选择，也不能因为行动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来否定某种执着的追求，就像实施素质教育以来，在学生身上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你能否定素质教育吗？不能！同样，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奥勃洛摩夫独善其身的抗争。奥勃洛摩夫渴望和平，安静舒适，拒绝接受强制性的官方价值，以睡卧床榻的自毁方式远离罪恶，表达一种朦胧的抗争。奥勃洛摩夫的行为和追求在默默的对抗着贵族社会。生存缺乏基本保障的农民，无法想象衣食无忧的奥勃洛摩夫何以苦恼；查哈尔那种坐稳了奴隶地位的仆人，当然不希望主人放弃享受使自己失去分一杯羹的机会；统治阶层的其他贵族成员，则以种种寄生腐化的生活方式，以放弃独立思考为代价，充分享受特权利益。他们疲惫的奔波，忙碌的享受，空虚的心灵早已经无法承受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对奥勃洛摩夫的痛苦同样无法理解。所以奥勃洛摩夫就成为两大阶级都坚决拒绝的人物，并因此陷入孤独游离和边缘化的状态，成为“多余 人”。尽管奥勃洛摩夫自我思考的行为难以摆脱寄生腐化的指责，但是他始终渴望充满高尚情趣的生活，他痛恨一切暴力腐败和邪恶，赞美一切自然和谐之美，并以朴素的博爱之心和仁厚之德，同情一切苦难和不幸。因此，奥勃洛摩夫始终表现着人类品质高尚的一面，体现了高尚的人格境界。拒绝与腐化的封建贵族和逐利的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以心灵的自由纯洁抵御诱惑，抗拒动荡社会泛起的一切污泥浊水。“多余人”既承载着俄国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又不得不面对现代化（西方文化）的冲击，以致他们在俄国社会转型时期既跃跃欲试又显得不知所措。他们在痛苦的挣扎，体现了一种困兽犹斗的悲剧意义。他们是敏感的评判者，对社会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
如果我们对“多余人”进行简单的，共时的研究，在特定的俄国历史条件下，似乎确有“多余”之嫌，当时俄国文学的特点和革命紧密相联。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增加了人民的自豪感，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唤醒了整整一代人。俄国更需要的是“拿破仑式的英雄”，然而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历史的逐渐发展，有必要把“多余人”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研究，进行历时的分析。普希金在《茨冈》中，通过阿乐哥的悲剧探讨了俄国民族出路的问题，贵族青年阿乐哥不满意贵族社会的糜烂生活却又离不开贵族社会所提供的温床，渴望自由朴素，却又做不到自由朴素，最终失控，杀死了心爱的姑娘真妃儿，孤零零的被遗弃在荒原上。美国学者型作家梅里美写的唐何塞，他叛逆却不懂得圆滑，被“恶之花”卡门与斗牛士卢卡斯热烈而又浪漫的爱情刺激得发疯，他一气之下砍死了卡门，同时也砍死了自己。俄国“多余人”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奥涅金在20年代，是佼佼者，身上尚有十二月党人的热情、精力，性格较为开朗外露，做过一些好事；毕乔林在30年代，虽然渴望自由，刚强勇敢，但是又冷酷自私，残忍利己，性格上也是阴郁内敛的；罗亭在40年代，热忱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对俄国社会变革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至于奥勃洛摩夫，对于50年代的现状，已经麻木，整天昏昏欲睡，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甚至做梦都是睡觉，“彻头彻尾的懒惰”“他没有办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更不能克服微不足道的障碍，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到此“多余人”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多余人”具有哈姆雷特气质，他们找不到灵魂的归宿，清高、体面、过分注重对自己的评价，而传统的教育又注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但是“多余人”却昭示着新的时代的到来。
英国拜伦在《东方叙事诗》里的《海盗》中的康拉德，塑造了那些孤傲不群反抗一切的叛逆者形象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个“拜伦式英雄”们对19世纪初的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法国“浪漫天才”缪塞在《一个世纪的忏悔》中对“世纪病”形象的塑造也具有开创意义。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局外人》中的“多余人”莫尔德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又莫名其妙的被这个世界所吞噬。但面对荒谬的世界，能够义无反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生活，则体现了一种反抗荒诞的激情，具有警示的作用。“多余人”从“拜伦式的英雄”到“局外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紧密的，深刻的。他们表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典型心理，表现了一些敏感思想者在社会大变革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担忧与探索，展示了不甘沉沦的反抗意识。
二、 中国式的“多余人” ——“零余者”
“多余人”以其区别于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任何人物形象的风格存在于当时的俄罗斯文坛，大大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人物画廊。“多余人”身上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心理内涵，引起后代作家和读者的共鸣，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例如中国作家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巴金《家》中的觉新，曹禺《雷雨》中的繁漪，鲁迅作品中的魏连殳和孔乙己等等。郁达夫“自诩传”小说里主人公们；如《银灰的死》中的“Y”，《沉沦》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质夫”等，都具有孤独、内省、愤世嫉俗的性格和品格。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却又缺乏勇气，渴望富国却又报国无门，同情平民百姓却又无能为力，厌恶黑暗却又不去争斗，洁身自好却又去寻求刺激，不甘堕落却又深陷其中。郁达夫称他们为“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这些人虽然没有俄国贵族“多余人”的条件优越，可以锦衣玉食，高谈阔论，游走四方，完全是一种潇洒自在的派头，但在精神实质上是何等的相似。这些人物的塑造，就是接受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响而塑造出来的，这些人同样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年代，在五四时期，彷徨歧路的小资产阶级巴金《家》中的觉新，其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觉新十分矛盾：表面上看，他是个动摇的人，实际上内心沉痛，新旧两种观念冲突使其喘不过气来，觉新作为中国“多余人”的代表，其艺术魅力是不可低估的。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具有觉醒意识，想要摆脱周朴园封建家长式的统治，以一种“偷情”、“乱伦”的方式来反抗，来争取生命的自由。
钱钟书的《围城》可以说是一幅知识分子的群丑图，方鸿渐并不讨厌，可是他没用，在现实生活中很失败，他到欧洲留学，四年换了三所大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花了300元连骗带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名牌大学的哲学博士，却又良知未泯，对假文凭保持一种特殊的敏感。向三闾大学开出的履历中都没有敢碰这个伤疤，然而当校长高松年发现他的假文凭时，果然给他降级使用并最终解聘了他，他又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霍然面对，陷入了充满压力的现实的痛苦深渊无法自拔。他抵挡不住性感的东南亚美女郎鲍小姐的肉体诱惑，与她偷情，结果船还没靠岸就被甩了。他对女才子苏文纨不感兴趣，但穷于敷衍，连拒绝的能力都没有。唐晓芙是他的最爱，但他在追求时，却又摆脱不了苏文纨的纠缠，以至于搞得自己疲惫不堪，灰心丧气，他结婚了，却与妻子孙柔嘉毫无感情，婚后不断的吵架，最后分手。王朔笔下的男主角们下场落的最好的是当成丈夫或者情人，甚至20岁就已经“老”的不行了，甚至干脆死掉，然而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患有时代病的所谓“多余人”仍然与世界文坛上的“拜伦式英雄”，“世纪末的情绪患者”，“局外人”，“晃来晃去的人”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他们是沉沦的,同时他们也是反抗的。任何革命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多余人”就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桥梁、纽带。
三、“多余人”对后世的启蒙和警示作用
从思想教育的意义上来说，“多余人”形象集中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对后世一代又一代人的警示和提醒作用，这些是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意义。形成世界文坛上的奇观。
对于“多余人”生活中缺少实际行动，意志弱化的理解，也应该跳出教科书简单以“革命家”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上文已经提到），要重新定位思想层面的价值和贡献。高尔基曾经深刻的阐述在尼古拉统治时期，在任何行动都无法付诸行动的时候，罗亭热烈的言论所体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理想家罗亭比之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为有益的人物”。罗亭赞美人的意志和力量，把人民的需要、使命、和将来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无疑具有明显的进步。在一场沙龙的论战中，他赞颂了文化和科学的意义，畅谈了人生远景：“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并且渺小，但是伟大的一切却正是由人的手所造成。人生在世，意识到自己这种崇高的任务，那就是他的天上的快乐，正是在死亡中，他将发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归宿。”“多余人”不单纯是一种文学现象，一种参照体系，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多余人”在宣传先进思想和启蒙青年人方面的业绩非凡。正是由于“多余人”的存在，引起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对社会统治阶级的怀疑与反思，进而引发革命，从而加速社会的进步，推动历史的车轮。正如屠格涅夫在谈到他塑造的“罗亭”这个“多余人”形象时所说，谁有权利说他无用，说他的话不曾在青年人心里播下良好的种子！“多余人”的思想力量和警示作用对后世具有启蒙意义，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段极为丰富的人类思维活动历程，不仅为文学史，也为人类思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