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她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33年,因参加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而被捕,其后逃亡到法国,继而于1941年流亡美国。阿伦特在法国期间,曾经于1940年被囚禁于居尔集中营,所幸得以出逃,免于其后开始的种族大清洗。身为德国犹太人,阿伦特思考着灭绝人寰的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的根源。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就主动向《纽约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在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1963年2月16日,《纽约客》杂志发表了汉娜·阿伦特讨论艾希曼审判的5篇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汉娜·阿伦特在文中首次提出平庸的恶的观点,而不是谈论极端的恶,因为她拒绝把艾希曼视为一个残暴的恶魔或冷酷的怪物,她认为那会赋予他不配获得的重要意义。在她看来,艾希曼只是一个平庸的人。面对一种黑暗权力,人们通常相信根本无能为力,只能毫无抵抗地依附其中。汉娜·阿伦特则认为,潜藏在黑暗权力背后的都是一个个非常实在的组织,人们面对它肯定会做点什么。她强调人类所具备的“共同的主动性”,即,较之某种以命令、顺从和不负责为基础的专政体制,人类的这种共同的主动性将更有效能,换言之,权力终归是抽象虚无的,真正使黑暗权力变为现实的是实实在在的组织。艾希曼正是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正是因为艾希曼之流的平庸与肤浅,他们轻易放弃自行思考、判断乃至积极对抗的权利,使得黑暗权力得到坚固,使得对犹太人的屠杀变为现实。因此,汉娜·阿伦特称艾希曼为一个“丑角”,一个体现着“平庸”的恶魔。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次世界大战上臭名昭著的战犯。他的官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的“犹太人问题专家”,1941年,他接受党卫队情报部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令,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艾希曼开始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收容到死亡营,进行集体屠杀。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创造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记录:每天杀害一万两千人。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为此,艾希曼又被称为“死刑执行人”。

在人们的想象中,像艾希曼这样的战犯,一定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阿伦特却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他个子不高,带着眼镜,外貌普通。他为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连狡猾都算不上,无法流畅地为自己实施辩护。他重视权势,从来不会忘记用头衔来呼唤检察官。与其说艾希曼是个与生俱来的恶魔,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办公室里履行业务的官吏。而他也确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发出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指令的人并不是他,他只是遵照这样的指令,保证这一指令能够得到高效实施。按照艾希曼的原话,“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他甚至看到了犹太人的尸体,都会因恐惧而呕吐。他残杀犹太人,除了为了升职,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以外,看不出其它的动机。

 阿伦特指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在像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极权社会中,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

 阿伦特平庸的恶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第三帝国时期,那么多的德国人成为了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参与者。统计数据显示,在二战期间,共有八百五十万德国人成为纳粹党员,一千五百万名德国人加入纳粹军队。这些德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富有人性,是家里的好父亲、好母亲。在工作中,是好职员,敬业认真。然而,当他们参与到纳粹军队之后,却因为服从意识,在屠杀犹太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特殊的残忍和冷漠。《朗读者》的汉娜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也可以归结于这一范畴。

 汉娜是个典型的普通人。她出身一般,是个文盲,在裹挟下参加了党卫队,被分配做了女牢的看守。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当时在德国各大集中营工作的女看守,一共有三千多人。她们大多数来自社会中下层阶级,而汉娜也是其中一员。汉娜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转到了克拉科夫附近的一个小型集中营。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娜并不是个冷血的人。就像作者施林克在接受我国译林出版社的采访中所说的,“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恶魔”。初次遇到米夏,米夏因为得了黄疸而在路边剧烈呕吐,汉娜和他素昧平生,主动上前,帮助米夏清洗,给米夏以照顾。即便是在监狱当看守,她对身体较为柔弱的女囚犯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关心,为了让她们走向死亡的路不那么艰难,她为她们减轻劳动量,让她们吃得好一些,住得舒适一些。然而,她所在的集中营,每月需要向奥斯维辛集中营输送六十名囚犯,以接纳新来的囚犯。她的职责之一就是从自己管辖的犯人中挑出合适的人选。她当然知道,将这些人送往奥斯维辛,就是将她们推向死亡。当法官询问她是否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她给出的答案是“当然知晓,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

 除此以外,汉娜还亲自参与了造就一场致使数百犹太人丧生的惨剧。战争末期,在囚犯转移过程中,汉娜等看守带领数百名囚犯西行,夜间在一家教堂过夜。半夜遭遇轰炸,教堂着火,只有打开大门,犯人们才能逃生。可是犹太囚犯人多,看守人少,大门一开,看守们便无法实施对犯人的有效管理,犯人势必出逃。因此汉娜和其他看守听任数百名囚犯全部被活活烧死,只有一对幸存的母女得以侥幸逃生。在汉娜看来,不让犹太人逃走,这是她的职责所在:“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

 在《朗读者》中,汉娜面对指控,曾经两度询问法官:“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面对汉娜的诘问,法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确,《朗读者》中的汉娜,面对着的是一个伦理难题——一边是服从,一边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一定都会体会到抉择的艰难。

 然而,抉择艰难,并不等于应该放弃抉择。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清晰地指出,虽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恶,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体制来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无罪。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他必须为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任。阿伦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面前,人们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平庸的恶,依然是恶,它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资料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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