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买奖品与白岩松 学生奖品

给学生买奖品与白岩松

我几天我在抓紧落实期末考试前对学生的承诺。

鉴于我们班同学学习不容乐观的现状,这一学期我抓同学们的学习抓得很紧,高三了,再不抓就来不及了。考前我要求同学们认真准备复习,并把四次学月考试的成绩以学号为序整理出来,要求同学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订一个期末考试的目标,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会大力奖励达标的同学,并让同学们写下自己想得到的奖品,同时,我告诉大家认真复习,老师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劳逸结合地安排,在期末考试结束补课期间,我们精选一部电影来看。

期末成绩出来,我灰色了很久。年级二三四五名是我班几个补习的孩子,他们学习很刻苦,一点不让我操心,他们成绩的取得是实至名归,但,断层,年级第十四、十六名才是我班以前考班上前几名的孩子,第六至十三名都是别班,年级前三十名或者说五百分以上的,我班占的比例没过半数(班上人数比别班还多六七人)。我明显地感到忧伤,有老师估计着,班上应届生最多能考上六七人,我把历次分数看过来看过去,也发觉她像只有六七个应届生要有戏一点。我想,班上好多学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学习很被动,效果很不好,我如果到我多花的时间拿来让自己学习,绝对比这收获大,我自己这样本身日复一日,我自己得到成长了吗?(当然,把这当课题来思考,也一定会有收获。)

这几天好多了,用肖易的话来说,“时间真的是伟大”。昨(13年1月30日)晚上我给同学们放了微电影《记忆的符号》和成龙自导自演的最新作品《十二生肖》,当然,这当中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如何如搜索选择电影,选好了电影又如何去找高清版本的,因为是新出来的嘛,网上很难找,然后,又要去找多媒体教室,哪个多媒体教室要好一点,如何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等等不赘述。毕竟,我说过的话要努力去兑现嘛。

2月2号就补课结束放寒假,今天想起,还是把该表扬的表扬了吧,翻过年来,可能就淡了。但达标的只有四人,怎么奖呢?还早扩大吧,但不能像第二册那样人人得奖,就找有进步的同学吧。

今天下午进城给学生买奖品。先想图省事,就以发压岁钱的形式奖励学生,以进步的名次来定数量,达自己定的目标的同学奖高一些,因为人少,只有四个人达到自己定的目标。但我中午时征求了几个同学的意见,她们都不赞成奖钱,觉得没意思,但一时又想不到自己最想得到什么奖品。

在文具店逛时,估计着买了些中性笔、2B铅笔、小笔记本,因为这些都是在复习考试过程中都要用的,专业课老师曾还专门要求学生准小笔记本用于复习过程中记要点。这些小文具量多,花钱不多,适用于奖很宽的面。

但超标11分且进步了7名的曾欢在期末考试前写的是想得到《圣经》或萧红或张爱玲的书,曾欢的学习,在目前来说,并不乐观,考上本科的机率不高,但爱读书与分数无关,爱读书是好事,她居然知道萧红,不错的。其他三位刘艳、卢凤霞、龚雪她们当时要想的是羽毛拍或长手套,我今天问她们,她们说,当时乱写的,也没个主意,现在也不知道要什么,我问曾欢,曾欢坚持要书,我让她选定,她说那就要《圣经》吧,以前我读过《圣经》故事,觉得有益,教人很多东西,我想,就《圣经》吧,但可能只有下学期开校才得奖品了,因为网上购书方便实惠,这一天来不及了。

买完文具一想,达标的其他三位同学怎么办呢?就奖钱吧!但奖曾欢的书,下学期给的话,她什么时候看呢?六月就高考了。最终决定去《百科书店》看一看,反正,骑自行车方便。(也赶时间啊,上午上课,中午看学生印试卷,下午三点钟进城,午觉都来不及睡,骑自行车给小兵订生日蛋糕,立马去城中间把代领常老师的钱用保险资料给她,而后给学生选奖品,晚上六点半要聚会。)

进书店门直接在电脑上一查,还好,百科书店有什么超值白金版的《圣经故事大全集》,有点贵,29块8,收银员说书很大。然后,工作人员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我想放弃,就在网上买算了,但……也许,放假的时间,学生也可以看一下嘛。在寻找书的过程中,我也一块去找,找着找着,我的书痴病就又犯了,又开始觉得这本书好那本书好了,看中的书无一例外都很贵,(现在的书都不便宜),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敢逛书店的原因,一看上了就想买,买了又不看,东推西推,真痛苦!渐渐地,我开始想,学生娃娃还是要多看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其他三个女孩子反正没想好,我们就不奖钱,就奖书,贵就贵点吧,说不定能唤醒鼓舞一个孩子呢。我有些犹豫,《圣经》那个书找不到就只有算了,反正也贵,还好,找到了,一看,嗯,还值。我抱着书,就陆续找适合娃娃们读的书,最终买了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修订版。我没看过《做最好的自己》和《天堂蒜薹之歌》,和这些书算是缘分吧,有,遇着了,就对了,尽管每本书都是三十块左右。

晚上,我翻了一下2010年新版《痛并快乐着》,把赠送的白岩松采访季羡林启功的DVD光盘内容拷到电脑里,做了一些摘录。

痛并快乐着

那十年,和一个变革的时代共同走过青春。

写在前面的话

把手伸给我

留下吻和每一声叹息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假若爱不是遗忘的话

苦难也不是记忆

让我们的眼睛

挽留住每一个欢乐的瞬息

记住我的话吧

一切都不会过去

(作者注:对于我来说,诗人的这首诗,是我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白发苍苍的时候,只要这首诗进入脑海,很多过去瓣情节就会倾泻而出。)

十年后的记(修订版后记)

  翻开十年后重新修订的《痛并快乐着》,仿佛已有些遗忘的青春突然在文字中又鲜活起来,“那是我吗?”一瞬间有些不确定,然后笑了,距离不一定产生美,却制造陌生感。

  青春并不容易被遗忘,只是人生是条单行线,更多的时候只关注于脚下和未来,就忘了回头,像是遗忘,其实翻开这本书才知道,青春从未走远,它一直就在身边。

  不过毕竟有了岁月制造的距离,自己终于能像一个旁观者,在远方看那青春中的自己,以及青春中的改革,还好,没有脸红,没有嘲笑,没有时过境迁后的不屑一顾,而是尊敬并羡慕。尊敬自己也尊敬那个时代——毕竟是认真地走过,哭过,笑过,大喊过,绝望过,期待过,热血沸腾过,有时连肤浅都带着活力,不能要求更多了,于是羡慕也是自然的。那时,可以正确,更可以犯错误,因为未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改正错误,所以,青春真是好。

  也许有人说,我没十年前尖锐了。

  从外表上看,也许。

  那时,人长得尖锐,体重比现在轻几十斤。激情与冲劲都写在脸上,也在文字中。

  而今天,不尖锐了吗?

  岁月带不走一切,有些东西只会随着生命的成长更加坚决,只不过不一定都写在外表。记得有人说过:二十岁时不偏激,身体有病;四十岁时还偏激,脑子有病。尖锐与偏激从不是目的,改变才是。人到中年,该努力地让理想变现,哪怕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却也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让改变一点点来,让年轻人的偏激与尖锐有更自由的空间。

  所以,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喜欢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生而行,不沉迷于过去,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生命这样就好。

  虽然抱怨声更多,变革也还在继续,时代或多或少地在进步中。

  《痛并快乐着》中,用那么大篇幅去写直播,写舆论监督,今天不会了,一切都正常到平淡的地步。现在我们新闻频道里,不直播是个别现象。至于舆论监督,现在不再是哪个栏目的特权,而回归于新闻,无处不在却也似乎失去了曾有的那种力量。不过,不是坏事,社会越发正常,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所向披靡。

而书中提到的贫富差距、自然与人心的环保和自然灾害,这十年,没消退,反而变本加厉,成了前行中的中国面临的越发严峻的挑战。于是担心:下一个十年,它们会不会依然是难题,我们真的可以相信未来吗?

  一本书重新修订,想着该送读者一份什么样的礼物,于是,有了书后赠送的光盘。

  这光盘或许比本书更有价值。它们都是我在那一个十年里留下的光影与文字中精选出来的。十年太长,光盘容量太小,只能是精选中的精选。不过,有的时候,打动人的东西,本不在于数量。

  采访季老、启功老等学者时,是我回忆中最专注最平静也最听得到内心声音的时光。准备过程持续了一个冬天,面对的是季羡林、启功、胡绳、张中行、王朝闻、任继愈、张岱年、侯仁之、汤一介等大家,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到如今,大多驾鹤而去,这采访便空前绝后。

  那时的自己,离三十岁还远;那一个冬天,清净而专注,古典音乐也是在那个阶段入的门,采访笔记写了有十几万字。然后一位又一位拜见、聊天、补养、成长,也自然有了“人格才是最高的学问”这样的感悟。

  相隔十年,一本书可以修订后重印,不过人生不能了。我从不会为此而沮丧。青春很好,然而现在与未来,依然有让人欣赏并好奇的风景。

  更何况,有一本书记录了自己的青春和那个时代,已经感恩;还有人分享,就更好。回望过去,依然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所以,不管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或许我们都只有一个选择:虽然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相信未来。

人格是最高的学位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优秀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
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入学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在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却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老人的回答简单而感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
当时的冰心已接近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八十年的岁月而依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
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她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八十年前那场运动中的呐喊、呼号、血泪都已变成一种文字留在典籍中,每当我们这些后人翻阅的时候,历史都是平静地看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八十年前的事已经距今太久了。
然而,当你有机会和经过“五四”或受过“五四”影响的老人接触后,你就知道,历史和传统其实一直离我们很近。
世纪老人在陆续地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代延续?
前几天我在北大听到一个新故事,清新而感人。一批刚刚走进校园的年轻人,相约去看季羡林先生,走到门口,却开始犹豫,他们怕冒失地打扰了先生。最后决定,每人用竹子在季老家门口的土地上留下问候的话语,然后才满意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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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该是怎样美丽的一幅画面!在季老家不远,是北大的博雅塔在未名湖中留下的投影,而在季老家门口的问候语中,是不是也有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学子心中留下的投影呢?只是在生活中,这样的人格投影在我们的心中还是太少。
听多了这样的故事,便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拖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了,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
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六十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
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意。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地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著地前行。

(注:《人格是最高的学位》这篇文章被编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的职高语文教材)

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试论主持人的生存背景

白岩松

做人有时是悲哀的,你根本无权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把自己当一个文人,时常便会幻想,能生在魏晋,便可风骨着活一生,或生活在盛唐,也能体味歌舞升平。当然,幻想着便不只是向从前,也会向未来。比如说五十或一百年之后,想象着在一个强大而又民主的中国之中,骄傲而又庆幸地活着,该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

然而幻想终归是幻想,一切都是注定,能选择的我们都在努力选择,而无法选择的生存时代成了我们必须的面对。那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中呢?当然,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这该是主持人群体的一个发问,至多放大到电视人或新闻人的范围中,也因此,才有了继续下笔的勇气。

一、我们生活在一个平民的时代,而不是英雄的时代

常听人抱怨,太不幸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周围没有英雄,理想在消亡,柴米油盐酱醋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于是,我时常在问,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英雄的时代,局面该是怎样?

在一个英雄时代里,平民的声音是无关痛痒的,只有英雄的声音才是真理,英雄又往往出于乱世,于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往往是百姓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中,二战前后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可是我们必须明白,二战前后的人们活在怎样的恐惧和希望之中?英雄的出现终究是少数,而人民却在那样的英雄时代中生活在贫穷和恐惧之中,这样的英雄时代我们不该喜欢。

好在这样的时代过去了,虽然依然有战争,却是局部的,虽然依然有恐惧,却是暂时的,虽然国与国之间依然有些你死我活,却更多的在商业战争中,原子弹不意味着强大,却更多地在说明你被今日世界厌恶的程度,和平与发展成了这个原本并不宁静和善良的世界今日的选择。

这个时候我知道,能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平民时代有多幸福,大人物的话对了便听,错了便嗤之以鼻,政客的兴衰真的开始应了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办大企业,但银行中那几万亿的存款却告诉每一个中国的执政者,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这个国家的投资者,存钱支援着建设,一旦全部取出,国家就得宣告破产,这种局面更让人知道,平民时代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平民的力量是最大的,在这样的时代中,谁不学会尊重平民就意味着他将被时代抛弃。

于是,你开始看到好多新的形象,听到好多新的故事,国家领导人经常走到民众之中,不再西装革履,而是便装一身,偶而地方土语缩短着官民之间的距离;在国外,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适合平民化的浪潮,要求车遇红灯要停下,还有,似乎一夜之间,流行词汇变了,工薪一族、仓储商店、老百姓、家常菜……铺天盖地地把我们包围……平民化的浪潮不可阻挡地成了二十世纪末人群中的最大景观。

作为一个新闻人,当然无法藏身之外,那我们该有怎样的选择?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平视的视线。

过去,我们习惯于见到“高”的一些什么人便仰视,见到平民百姓却容易俯视,全然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平民而习惯于视线的左右摇摆。

有些发言被我们奉若神明,即使它是错的;而有的发言被我们轻易地放弃,因为它是来自某一个并不显赫的角落,即使它是真理。

就这样左右摇摆,结果我们没了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这样,在媒体中没了公众的声音。

然而这样的时代过去了。

平视意味着我们开始学会尊重人,学会尊重自己,官称、名气、财富都不是我们尊重什么的原由。

在采访每一个东方之子的时候,我常常会告诫自己,名气、官位、财富、地位不过是我们寻找一位东方之子的路标,而当我在路标的指引下敲开被采访者家门的时候,路标便失去了意义,这个时候我面对的只是一个人,一个有悲有喜有成功有失败的人生。

其次,在平视的视线中,我们运用平民化的表现方式。

我们必须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对一件事情进行选择或判断,看它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尽可能地不再曲高和寡,而是生动、形象地和公众靠近,这不是媚俗,而是心中是否真的有大众,真的和千千万万颗平民的心一起跳动。

我永远忘不了前些年一位电影导演在自己的电影拷贝发行很差的情况下一句著名的发言:“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观众看的。”那么,就让他去下个世纪领工资吧!如果他真是不想改变的话。

第三,具体到电视到一个节目主持人,在一个平民化的时代中,我们就更加没有资格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英雄,我们应当努力成为一个百姓的代言人,一个用平民视线去观察社会思考问题的媒体上的发言人,我们该为生活中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悲喜交加。

其实,中国的电视或者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正在平民时代的浪潮中悄悄地改变自己,“真诚面对观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生活”,报纸周末版的大量出现,文字的平和化,大量社会调查让公众的声音来说话,广播中再没了义正辞严的腔调,而是平实如邻居大哥大姐般的诉说,这一切都在告诉社会:面对平民时代,新闻人没有僵死于过去而是创造着未来,中国媒体正用联合起来的改变努力和公众站在一起,这是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末告诉给下一个世纪的绝好消息。

二、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然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喜欢表演的时代

社会在急剧地变迁着,流行也在相应地变幻着,似乎没多久,餐桌上丰富起来的中国人,就都被大鱼大肉厌了胃口,青菜卖得比肉贵,调料是越少越好,突然间,绿色食品更是占了上风,粗茶淡饭卖上了好价钱,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任何污染、没有化肥、人工添加剂的食品开始走俏于大众,崇尚自然成了人们生活的追求,“绿色”二字对于刚刚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成了一种追求时尚的标志。

绿色的走俏其实还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对于新闻人来说,这种绿色的风潮似乎像一则寓言,正在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很多人问过我,你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主持风格?你怎样塑造自己?

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自己,我从来都不知该怎样回答。

所谓风格,我从来不认为是塑造出来的,从某种角度说,主持人尤其是新闻类主持人都该是一种绿色食品,少表演、少模仿、少有心计的设计,表现本我,更应当是一种必然。

经常我很感慨我们很多年轻一点儿的主持人幸运,或者说这几年才走上电视新闻行业的主持人幸运,因为在此之前,你没有人可模仿。

刚刚走上《东方时空》的屏幕,《东方时空》的未来是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作为主持人未来应是一种什么样的主持风格更不在考虑范围内了,于是只好自己是什么样便怎样做节目,没有人可模仿,没有什么风格要塑造成了我自己最重要的老师。

主持人越来越不是一个干了三五年便可全身而退的职业,好的主持人需要你投入地干上十几年甚至一生,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短期内表演或塑造,也许可以成为明星;然而谁能表演一生而不露痕迹,一直赢得众人的掌声呢?或许本我的自然流露短期内不如表演式来得上手快,然而一旦慢慢被人接受,事业的长久发展便有了根基。

不喜欢表演而喜欢自然还不仅仅是风格的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对社会对人生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呢?你一直是以一种怎样的视线来看待这个世界呢?只有当你一直以自己的观念和思考面对公众时,你才有发言的价值,而如果你只是一个别人观念的传声筒和组合器,那么,时间一长,你的面孔便会在公众的评判中变得苍白。

因此,二十岁的人不必生活在三十岁的心情里,今日并不深刻的自己也没必要在某一种压力下塑造出一种深刻的表现,或许对于公众来说,稚嫩的真实总要好过表演的深刻,因为这是一个崇尚自然的时代。

当然不喜欢表演而喜欢自然还有另外的含义,作为一个新闻人,在这样的时代中,你将运用一种什么样的文风呢?

不久以前,或许十年或许二十年,我们喜欢一个人,便认为他全无缺点,然后用我们所能想到的形容词去塑造他、歌颂他,然后让英雄离每一个人都遥远,而我们一旦不喜欢一个人,于是他不仅没有优点,有时连相貌都必须丑陋。可这并不是真实的人,不是真实的社会,不是真实的世界。

现在我们得放弃用笔或嘴去做表演,我们只需要自然地去展现,形容词需要简洁,平实而又客观的描述要增多,我们拿出的新闻或专题更应当是绿色食品,少污染,少人工添加的香料,要离生活很近。

当然,话题还有必要回到自己的主持人行当中来,在这样一个崇尚自然的时代中,我平日怎么说话,镜头前边也该怎样说话,平时对某一个问题是怎样的看法,镜头前也该当拥有坚持的勇气。虽然我知道,真的做到这一点很难。

需要声明的是,崇尚自然、厌倦表演并不意味着当主持人就得孤芳自赏,从不以别人为镜,但学习别人镜头前的一切并不意味着我可以照单全收,不该有直接的模仿,不该有生活中的照猫画虎应当是主持人的座右铭。

当然,崇尚自然、表现本我也不意味着崇尚肤浅,认为我今日本肤浅,没必要深刻起来,崇尚自然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今日的肤浅起步,和人生相伴一步一步走向深刻或成熟,而不是镜头前或别人注视下的拔苗助长。

因此,我当有我的步伐,我也当有我的节奏。

三、这不是一个故事的时代,而是一个讲述的时代

美国好莱坞一位著名的新锐导演昆廷·塔伦蒂诺曾经这样发表感慨:世界上80%或更多的电影故事都已拍过了,再没有什么新的故事了,那我们这一批年轻导演该怎么办呢?看样只有用新的讲述手法来讲并不新鲜的故事了。

于是我们看到这位导演的片子非常地出人意料,比如《低级小说》便用一种全新的片段式结构讲述了一些并不新鲜的主题,然后让人耳目一新,觉得看到了新故事。

在这部片子播出后,其中一个演员的真实变化也给了我们更直接的启示。

男主角特拉沃夫塔七十年代红极一时,然而八十年代星运衰微,似乎快被人遗忘了,但谁也没想到,用新方法讲老故事的《低级小说》硬是让全世界观众好像第一次认识特拉沃夫塔一样,《低级小说》成了特拉沃夫塔新的起跑线,他重新站到了一线演员的行列中。

作为新闻人,我们该有怎样的启示呢?

我知道,对于新闻人来说,寻找独家新闻一直是个不懈的努力,每到年终,清点本家媒体拥有多少独家新闻,一直是新闻业老总们津津乐道的事,然而局面越来越严峻,每到年终清点时,新闻人会沮丧地发现,真正的独家新闻越来越少,留下来的也大多是一些小事,其反映的社会生活主题还并不新鲜。

是新闻人懒惰了吗?是新闻人江郎才尽了吗?是没有新的故事发生了吗?

显然不是,知识爆炸早已不是新话题,信息爆炸也不再让人陌生,在这样一个资讯共享的时代中,哪一个媒介想幸运地拥有一个独家新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竞争还存在,媒体总不能千人一面,于是,在故事已不新鲜的前提下,自己怎样去讲述就变成了最重要的事。

一个新闻素材仿佛是白面,有十家新闻单位各自领回家一袋子这样的面,接下来要绞尽脑汁的事便是:有人做馒头,有人烙饼,有人做面条,如果八家蒸馒头,而一家烙饼一家做面条,毫无疑问,后两者将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因此,我们就都在拼命地想着,别的媒体会怎样运作,而我该怎样运作才能独树一帜呢?

对于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来说,当然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你会以怎样的思考面对大家都在共享的一个新闻素材,你将以怎样的态度和语言让别人感觉自己不是老生常谈呢?

长久以来,电视人习惯于将竞争划定在自己的行业内,没有人去和报纸、杂志进行平等的较量,但现在不同了,在同样资讯共享的世界中,你已经没有资格因为自己是电视人便可轻浮几分,以为电视的媒介优势可以使自己战无不胜。

所有的新闻人都必须面对平等的思考竞争,这个时候,媒体未来的特点不再帮你什么忙,就事论事老生常谈就意味着竞争中你会丢失市场,会被人轻视,最终会出局。

所以电视人已经不能再自我减压了,如果说在一个故事的年代中,你可事半功倍,那么在讲述的时代中,你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思考,才可以让你讲出的老故事成为新故事。

今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纪念年,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暗自操作,装备年底时厚积薄发。这场竞争最最反映了讲述年代的特征,不再是一个新鲜的主题,所有媒体都会介入,没有新的主人公,改革二十年中的新闻人物都在接受各个媒体走马灯式的采访,没有独自确定的轰炸时段,甚至没有新鲜的论点,因为改革二十年的意义从官方到民间,定论已全!

不会有媒体为此退出的,这个时候,讲什么早已不是主要的,而怎样讲才是最重要的。

在今年的这场媒介竞争中,当然会有赢家,但赢家一定是因为讲得好而不是故事好。

短时间内我看不到讲述时代结束、故事时代重来的迹象,甚至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独家新闻还会被老总们津津乐道的,但这种“独家”越来越体现在对某一事情的独家报道方式和思考深度上,在对这种独家新闻的追求中,“快”还是个重要的因素,但这时候的“快”越来越不是指对某条新闻播发的速度上,而是体现在你能不能在竞争中最早地站在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上。

对于我们来说,在一个讲述的时代中,意味着对新闻人素质的要求将日益增高,人云亦云,就事论事,封闭性思维,以自我为中心不去研究对手的可能思考走向……这一切都将成为我们明日被新闻队伍抛开的缘由。

四、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宁静的时代

在这里写下这个小标题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应当有相当一批电视人追求新时代中文人的品性,然后就注定要面对这个时代中的浮躁与宁静。

几年前采访一位刚从国外归来的音乐人,在谈到几年不见再回来的第一印象时,他凭着一种直感而并没有杂带讽刺地说:好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浮躁的味道。

我并不认为浮躁是一个贬义词,因为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注定了人们都要面对浮躁的侵袭,浮躁是当下人们的一种心灵状态,不是你追求宁静便可放弃掉的。

然而又不能一味地浮躁下去。

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和过去告别,可未来那个成熟的面貌还没有全方位地呈现,仿佛一切都是错的,又仿佛一切都是对的,仿佛这样做有它的道理,而那样做也同样有它的道理,理想主义没有死亡,而现实主义同样具有力量并一样显得珍贵。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都很难下判断,回望历史,那过去的现象已经不提供经验了,而展望未来,又终究是建设中的高楼大厦,是图纸上的幻像,于是,浮躁自然而然地产生并困惑着我们。

仿佛已经走投无路了!

只好从生活开始,从自己的生命开始,思考中的左右为难已经在劫难逃,那生存状态中的宁静是不是还可以追求?

上网日益流行,那里是一个信息与观点的集中营,你每一次的进入都像一次无罪释放,好的坏的有价值没价值的东西都会扑面而来,这时你会恨爹妈少生了自己多少个大脑。

没人敢几天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唯恐几天的逃离使自己被社会遗弃,对孤独的惧怕使我们每个人都患上了信息依赖症。

然而这一切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信息的包围中,我们是不是还在独立思考,是不是还在用自己的眼睛在看待和分析着这个世界。

新闻人该有部分成为文人,在公众日益对媒体产生依赖的今天,我们将用多少有价值的发言去迎合他们,我们又将用多少自己思考的观点去引导他们呢?

独立思考而非人云亦云是这个时代中与平和真诚同样珍贵的本性,尤其对于新闻人来说。

当然,浮躁战胜宁静还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出奇地快,闲暇时间越来越少。新闻人一不留神就在一个又一个现象中流连忘返,成了社会活动家,再没了独自面对自己的时间与空间,这是一种悲哀,因为我知道,忙与盲总是紧密相连,一旦快节奏过后,盲代替了忙,后果可想而知。

浮躁与宁静这个话题一旦回到主持人这里,似乎总是和“充电”“掏空”紧密相连。

总是有人在可怜着我们,主持人们急急忙忙是不是该歇一歇,掏空了自己怎么办,什么时候充充电呢?刚开始我也这样想,只是后来改了主意。忙是的确忙了一点儿,但只要你自己愿意,其实总会有时间面对自己的。也许有很多的活动,你不去参加也不会影响什么,也许有很多场合,你不去光顾也不会失色许多。

“掏空了”这个词经常袭击我们,可想一想又觉得很可笑,一个人只有不再往头脑中添加一些什么才可能像地下采油一般终有一日被掏空的,可我们为什么不添加呢?

主持人或者说每一个新闻人有如一块海绵,最初内部的水分不多,为了添加便有两种方法,一是主动添加,比如看书看报独立思考与人谈天……然而这种主动添加常常被人用忙来否定。那么,第二种被动吸水就让我们无从逃避了。

每天都在面临新的采访,每天的采访都有着新的主题,只要你敬业不打无准备之仗,知识的积累便如活水滚滚来,时间一长,海绵内的水分便在循环增多,怎么可能会让自己掏空呢?

以前我曾相信天才,现如今我绝对信奉勤奋,天道酬勤是个不错的大道理,也许主动吸水阻力很多,但如果在每一日的工作中,都能认真对待并被动地吸水,长久地下去也是有效果的。

浮躁与宁静的争斗将持续很久,对于新闻人来说,追求什么意味着媒体将怎样走向成熟,其实当更多的新闻人能慢慢地宁静下来的时候,空气中那弥漫的浮躁气息就将慢慢离人群远去,我相信这种勤奋。

五、这不是一个主持人中心的时代,而依然是一个编导中心的时代

这个小问题显得很具体,我写下去也不会太长。

也许是近年中国的电视受西方影响日甚,因此,一些西方电视人建立起来的好机制便在我们的呼唤中,比如说制片人制、主持人中心制等等。

制片人制在国内正在蔚然成风,几乎已成定论,然而主持人中心制却总是如空中楼阁迟迟不落到实处,让关心中国电视的人们、让很多的主持人心急万分。

但没必要着急,在目前的中国电视界,主持人中心制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两个原因,一是主持人队伍的素质有改变但依然不让人乐观,二是主持人中心制意味的言语更加自由还需要磨合,其实还可以说出第三点,那就是主持人中心制所意味着的明星制在目前的中国电视界远远没有生存的土壤。

一个好的机制总要和相对应的操作群的素质紧密相连,可现在,我们有多少主持人可以独立思考并用深刻的见解来说服观众说服电视圈中的合作者呢?如果当这支队伍素质还不足以应付什么什么中心制的时候,贸然行动只能毁了这个可能不错的机制。

那就死路一条,主持人都得听编导的话,然后洗洗睡了吗?

当然不是,命运还在自己的手上,当我们对主持人的要求不再是俊男靓女,当我们的主持人能年岁再大一点,当科班出身的主持人少一点,当更多的思想者走上屏幕的时候,主持人中心制的到来也就不会太远了。

言论更多的自由与明星制的不触众愤也许并不是主持人队伍可以靠自身解决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可以乐观地期待,只是在这样的期待中,我们不能坐享清闲,否则命运之神一旦来敲门,应声者就可能是你的隔壁了,你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吗?

拉拉杂杂写了近万字,我都已经不太知道,这该算作是一种怎样的论文。

记得在文章开始处我写过,做人有时是悲哀的,因为你根本无权选择你自己生活的时代。是的,我也曾经幻想,也曾在遇到不顺时想过逃离,但是一闪念过后,我还是知道,如果你真的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今天,选择今日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新闻人,能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过去正在远去,那个我们都盼望的未来正在靠近,我们年岁不大,既连着过去又完全有可能看到我们正建设着的未来在生命的流逝中实现,我们可以在今天怀疑一些什么,又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提一些建议,言语少了禁忌,生命被大写着,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兴奋。

“记者”这两个字,我常常把它解释成是“为明天的历史记录证词的人群”。所谓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在今天正用自己的良心记录着,那明日回望中的历史该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

而我们又会不会成为被明天的人们敬重的一群人呢?

我们能走多远

——关于主持人话题的思考

白岩松

一、引言

在一个俊男靓女加美声构成中国电视主持人队伍主体的时候,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以,当我以一个主持人身份开始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得不感叹:当初预测中国电视改革进程的时候,自己是多么保守。

当上主持人绝不意味着一种光荣,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这个位置上天天感受压力的时候,它似乎更意味着一种责任。因此我们这些主持人可能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能在这个位置上做什么?我能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做?

我以前搞过四年文字工作,这三年开始以嘴谋生。对比两段生活很有趣味。好的文字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而好的电视却总是落足于人群中最喧闹的时候;也许是好的电视总是在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上做文章,而好的文字却总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起波澜。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电视是二十世纪末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新贵,如暴发户般占据着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闲暇。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思想,是电视的主要特征。但是当电视在技术、影响力与人员素质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固守平庸就是致命的。如果说新一代电视人可以为电视做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拓展屏幕独立思考的空间,给思想开垦出一片绿地来。

二、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

曾经有人对我说,中国的主持人有两重身份:在观众当中享受巨大的知名度,并被广泛尊敬,而在电视圈的同事中却并不被看重,甚至被看低。

这句话很尖刻,但很真实。

问题就在于主持人的形象被包装得很厚,而在生活中作为人的素质却很单薄。

在我所接触到的主持人的理论中,大多讲的是:怎样能成为一个主持人,而不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主持人。这种研究过分技术性,关注了“主持”,而忽略了对“人”的研究。

对于任何一个主持人来说,只有先拥有一个大写而丰满的人,才能派生出一个被观众认可的主持人形象。如果不巧正好把这种关系搞反,也许会有一时之利,但路遥知马力,水无法最后被包装成酒。

主持人这个位置很容易让从业者迷途。经常看到有人当了主持人以后,就慢慢以一种主持人的形象自居,很把自己当事了,很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其实这个时候应当衡量一下,是不是背靠了大树自己也就变成了大树?

要成为一个主持人最首要的条件,应当是看他是不是一个独立而大写的人,是不是一个拥有内涵,并在主持人这个位置上释放自如的人。有的主持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在当了主持人之后,注意看书听音乐来提高自己的素质,难道你不当主持人就可以不看书不听音乐了吗?

小小电视需要面对的是偌大的世界,它的涉及面和影响力足以让一个几天前还很陌生的人,突然就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主持人似乎就享受了这种便利。然而不幸的是,电视也是一种最能放大缺点的怪物。你的功力不足,你的小小缺点,你的外强中干,想以一张俊脸或是微笑就来掩饰,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中国电视正在前进,所以对主持人的要求无疑应该以全方位的素质为第一位,然后是做主持人的专业能力。也许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多主持人还可以靠身后同事的扶持与包装,在屏幕前微笑自如,但随着电视的发展,随着人们对个性化的呼吁,对独特语言风格的期待,以及时效性的日益提高,主持人终将独自站立。然而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自信与健康的体魄,这种独自站立将让人期待得漫长而遥远。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里,对主持人从业者的要求应当是: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

三、重塑良知

电视在一段时间里,被很多人认为是报纸的电视版,声、光、色是电视的优势,但一到了文字的语言化,电视人便露出弱态,于是一些文字工作者便成为电视的精神支柱。

但随着电视的慢慢壮大,电视开始拥有了独立的声音,一种和电视画面配合,属于自己思考过的声音。主持人作为这种声音的主要传播者,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

到了今天主持人已经可以拥有许多机会,说更多属于自己的话,开始慢慢扮演电视精神支柱的角色。

也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作为新闻传播中的守门人,主持人说什么,关心什么,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角度来关注这个大千世界便显得格外重要。

而现在的主持人在培养了多年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之后,面对社会转型期,面对极具诱惑的生活,重新塑造内心良知是首要问题。

新闻是社会的良知,主持人若不具备认识的高度及良知,就无法传递出对社会及观众有益的信息。决定主持人良知的两大因素:一个是主持人的知识能力,一个是他的人格。

我想如果要塑造良知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明辨是非。新闻是社会的导航船,当我们要面对法律尚未健全的某些领域的某些是与非的时候,更要立场坚定,以自己的良心,把新闻当做一种法律,去伸张正义。

其次,当你面对两种同样都有理由需要支持的对象时,要以大社会的眼光去看待哪一方更应当受到支持。比如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我并不排斥流行音乐,甚至有时还很欣赏,但是当流行音乐市场一片春光明媚的时候,你再去支持它至多是锦上添花,但面对严肃音乐的一度冷落,我们支持便犹如雪中送炭。一个主持人如果能多做雪中送炭的事,该比总是锦上添花光荣。当然那些正在繁荣的东西,总是诱惑太多,总是支持后会得到更多的掌声,所以最后作怎样的选择,就应该以良知为支点。

主持人平时的工作量很大,收入也不丰,但支撑我们的应当是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我依然欣赏那种当理想和现实激烈冲撞的时候仍然韧性寻找理想的朋友们。但愿坚持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责任感,对我自己来说不是一句空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胸襟开阔。当我们的知识能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时,当我们的品质被权力、地位、名声和物欲所困惑时,可能我们仍然能是一名表面上合格的新闻人,但我们却会这样:过分关注身边的事,关注社会生活表面的事,而很少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问题和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从而变得小家子气,并让观众也和你一起小家子气。

我很欣赏余秋雨教授的一句话:我可以容忍大气下的不完美,但不能容忍小家子气的精雕细刻。在今天作为一个主持人,宁可选择暂时的不完美,也一定要去追逐大气。

考验一个主持人良知的最简捷方式,就是看他容易被什么触动,看他的兴奋点在哪里。通常,当一个人言称他为什么事或什么人而感动时,看看令他感动的这些人或事,你立刻就知道了他的档次。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主持人的感动不再是一个人感动,你会带动许多人的情感。因此你关心什么,选择说什么等等都反映你的人格。根基有偏,最后就会差之千里。

当我写到这里,电视里传来的新闻内容让我觉得有添加在这里的必要:今年世界足球先生的奖杯被AC米兰队的黑人选手韦阿夺走,而国际足联之所以把奖杯给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韦阿为人厚道。看样子,西方在重视球员技术的同时也同样看重人品。这正应验了马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艺术最后的竞争一定是人格的竞争。

把这句话给主持人们似乎同样准确。

四、抵制诱惑

在主持人这个位置的周围,诱惑很多,诸如知名度、商业利益……等形形色色的东西让人眼花缭乱,稍有不慎,便被捕获其中。

知名度似乎一直被当成主持人是否成功的试金石。然而在一个主持人队伍发展并不成熟的今天,知名度所蕴含的水分已无法让人轻易承认它的价值。

脸熟也是一种知名度,出镜率高,隔三差五让观众增强记忆,然而真正水平并不很高,也拿不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思想或见解,至多在东西南北的游荡中,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不是那谁谁谁吗?总在电视上见。”然后再没后话。这其实对主持人来说是悲哀的事情。理想的局面似乎应当是这样:认出你,然后发自内心地对你的某种观点赞同或持异议,把你当成真正的交谈伙伴;或者是你在某个领域独特而深刻的认识,成为一个专家,让人信服与追逐。而如果说还有主持人以脸熟作为成功的标志,那倒真的该反省一下,是不是假象已经欺骗了自己。

现在也许有一些非常有水准的主持人,由于机遇或其他的客观原因,正操作着一个注定在现今中国浮躁的心情下不能十分红火的栏目,知名度也就相应的小,你能说他不是一个好主持人吗?一个短期内迅速走红的栏目将内涵并不丰满的主持人带红,然而在这个位置上他无法为同行带来任何借鉴与启迪的东西,你就可以认为他是非常有潜力的主持人吗?

我们似乎不应满足于争一时之短长,主持人中只可以说刚刚起步,各领风骚三五天是正常的事情,千万别为了目前的几日红就毁了长久的前程。

也曾有人问过我,你特别在乎观众的掌声吗?我回答:在乎。但是我最最在乎的是来自电视圈同行的认可和评价。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没有假象的我的表现,他们可以最直接最准确地看出我在主持人这个位置上的优点和缺点。如果说,我希望拥有一点儿知名度的话,我希望能先从我的合作者和电视同行开始。

与此相关,忙碌对主持人来说也构成了一种诱惑。

有人说中国的主持人们好像正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本身的素质亟待提高,另一方面主持人自己说工作太忙。越来越多的主持人被牢牢地拴在了节目中,无暇顾及其他。

于是,陆续有一些主持人在这种忙碌中抽身而出,留下一句“我想充电”便飘然而去。

但眼下的电视状况是正需要大量优秀的主持人。节目一天天播出,主持人有了被掏空的感觉后,就准备告退。希望事隔多年再卷土重来,显然不太现实,也过于乐观了。

现在的新闻人和社会以及生活靠得太近了,有些主持人近乎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把自己的名字当做一种通行证,四处周游填充了自己全部的闲暇。拥有许多企业家朋友,在社会关系网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直至沉醉其中,乐不思蜀。

主持人是应当非常熟悉社会的,但熟悉的同时也应当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旁观者意识,“旁观者清”的一个含义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主持人们当如文人一般,不害怕寂寞,在适度的寂寞中提炼自己对社会及人生的观察,然后再把自己的思考反馈回去,这才是一种良性循环。

我们现在忙得太具体了,为名忙,为利忙,唯独不为长远的目标忙。所以我们要学会舍弃。得到一些东西,注定就要失去一些东西,应当下大力气舍弃那些眼前看来极具诱惑力而长远看来却没有什么收获的忙碌。

抵制诱惑,随时充电,主动选择寂寞,似乎是目前主持人面对被“掏空”时的一条可走的路。

而诸如来自商业、享受等方面的诱惑是需要用每个人的良心去面对的事情。无法干涉别人的选择,好像只有面对与约束自己才更真实一些。

五、渴望年老

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多和特别年轻恐怕是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的。

节目主持人太多让人知道了其实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主持人,而主持人太年轻则让人感受到中国电视的不成熟和与此相关的浮躁。

曾经有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说:“每天看着二十多岁的俊男倩女在电视屏幕上预测经济前景,纵论国家大事,我就体会着在大街上遇到卖假药的心情。”

先不说文明古国是否需要在第一媒体上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单说人们的那种不信任就足以让二十多岁的主持人顿感青春苦长了。

几乎可以说,中国的电视主持人有多年轻,中国的电视就有多年轻。那一张又一张充满稚气的漂亮脸庞在不同的频道上每天从早到晚背诵着别人写的与自己年轻脸庞极不相称的大人话,似乎是中国电视目前在表象上最悲哀的一件事啦。

有幸看到发达国家的全天电视节目录像带,似乎除了MTV栏目之外,几乎看不到三十五岁以下的节目主持人(也许是我识别老外年龄的能力太差),于是,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们在节目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成熟与大气,就足以让我们再次感到幼稚无知。

呼唤年老一些的主持人,大多数人理解为知识积累和阅历的优势,其实这是片面的。年老的主持人最具诱惑力的方面在于那种金子般的成熟心态,人在年轻时所具有的那种易冲动、好偏激,个人目标的左右摇摆、家庭生活的无着落和不稳定,稍有挫折便愤世嫉俗,偶有表扬就不可一世等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大忌,到年纪大点时都已成为过去,人到中年,人生河流已冲过激流险滩,在宽广的河道上平稳流动,这时节目主持人这个职业对人的诸种要求:冷静、客观、平稳、懂得爱、万不得已时才恨、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不为小的利益而失去原则,人生目标不再朝令夕改、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让身体始终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上有父母,因此懂得尊重历史,家有贤夫良妻于是懂得把握现在,膝下有儿女缠绕因此懂得面对未来……中老年主持人大多具有这样的优点。如果这样的群体是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主体,那么,现在中国电视所具有的浮躁、浅薄、急功尽利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勾勒完以上文字,抬眼看窗外车水马龙,现实的生活依旧一片繁忙,阳光下,我拿出身份证仔细盘算,依然看不出自己在今年有任何迹象表明能到三十岁。于是自嘲,我是用自己的文字又长了别人一道威风灭了自己一道锐气。

记得曾有人问过我:如果你有一个自认理想的主持人境界,而现在没有达到它,障碍何在?我答:“年龄。”

也经常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表扬,听多了竟有了一种被揠苗助长的感觉,其实现在还都没有资格被别人说好,大家都在赶路,离明天那个“真正”二字,我们还都有一段人生距离需要填补。

不过,既然人生还得按部就班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们现在能做也必须做的是:去揣摩和输入那年老群体所具有而我们目前很缺乏的种种美德。

六、人性化的表现方式

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向我们传授主持人知识的时候,大多传送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真正的主持人应该编采播合一。

十年间,有许多主持人是以此为追求目标的,他们主动采访,主动进机房在编辑台上实现自己的想法,然后回到演播室播出自己的节目。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编采播合一的理念,的确为中国主持人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但如果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否就是个无懈可击的金科玉律?

“采”的确是主持人的基本技巧,不具备这个素质就如同一个战士不会打枪一样。但问题出在“编”和“播”上。从电视这个大合作的媒体来看,编所要求的绝不是亲自上编辑台去编辑节目,而是主持人应该对整个节目拥有一套完整的编辑思路,在具体的主持或采访中实现这个思路。至于是否要上编辑台,很值得商议。在对时间和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不是上编辑台而是拥有编辑思路,似乎更加科学和现实。

尤其需要反思的是在播这个环节上。

前期的中国主持人,大多是由播音员转化过来的,他们拥有完美的声音,受过专业的播音训练,这是优点。但是作为主持人来说,这样一种语言方式无疑在自己和观众之间建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到了今天,主持人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用一种人性化的表现方式拆掉这面无形的墙。

播音员和主持人是有很大区别的。除去相貌的差别,我们能在播音员身上感受到多少独特的个性魅力和亲切自然的人性状态?而个性魅力与亲切自然恰恰是节目主持人在表现形式上最重要的特征。

首先是语言,我们应当学会说话,而不是播音,《东方时空》最初运作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些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露面的主持人,这种打破常规让观众耳目一新。他们仿佛听到的是邻里姐妹兄弟用他们习惯的语言方式传递着他们关心的事情,而过去那种播音员完美的声音多少让观众感到一种高不可攀,太过完美有时在接受中反而变得不完美。

在《东方时空》主持人中,也有过去学播音的。比如张恒,但他的语言方式也向说话方式大大转变。音色很好听,但格式化的播音腔却发生了改变。现在的张恒在语言的表现上更容易让观众接受,原因就在于这种转化上。

我同样不提倡说话发音不规范。操南腔北调,带家乡口音,在冲击了陈旧语言传递方式之后,就完成了他的使命。新的主持人应当先注重发声的技巧,然后遗忘技巧,用普通人乐于接受的说话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人性化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语言的内容上。在很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中,我们听多了太过文字化的东西,这种只应存在于书面的文字,当他用说话的方式传递出来,便让人感觉不自然流畅,主持人应运用生活化的语言,加以提炼和扬弃之后,变成自己的文字,一种属于电视的文字。生僻字眼尽量少用,形容词太多也让人有隔。我们都应该学会用平实的语言,采用叙述的方式,有节奏及韵律地道出蕴含品位值得琢磨的内容。

然后是主持的状态。常见很多主持人过于表演化,一看就不拥有真情实感。这些表演化的状态将你的真实性和自然性掩盖起来。所以在节目中亲自组织语言,投入自己真正的感情,说你自己想向观众传达同时也是观众关心的内容,状态就会自然得多。只有人们感受到了你的真情,他们才会被你的语言内容真正打动。我们应当时刻记着主持人不是演员。

最后是个性化。要敢于说我,敢于让自己与众不同。主持人是现代电视栏目的重要标志,是同其他栏目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你的语言方式、神态仪表、关心社会的角度都应当拥有个性,让观众的喜爱拥有理由。

主持人主持技巧有很多,不是一篇两篇文章就能说清,但一切的努力都应在人性化的表现方式中实施。放弃了这种人性化就等于把自己反锁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哪怕有三头六臂,也无法真正触摸观众的心灵。

七、我们能走多远

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主持人真正走上大众传播的舞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主持人的雏形已经建立,随着电视的发展,主持人开始分为两大阵营,一类为司仪型主持人,比如杨澜,比如程前,做得都很出色,他们用几代人的努力提高了电视的娱乐层次。但新闻的透明度日益提高以及人们对社会生活进一步地关注,电视慢慢开始拥有自己的声音,这种形势下,思想型主持人应运而生。他们不再是传声筒,不再是编导控制的播报工具,不再是假的具有表演性的所谓主持人。他们以记者身份登台,慢慢以他们对社会个性化的观察开始走向主持人这个岗位。虽然由于中国电视体制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编导中心制,还不能说中国在思想型主持人中有了真正的代表,但是坚冰毕竟开始融化,一切都已经开始了。

思想型主持人的道路注定要比司仪型主持人的发展道路坎坷得多,也漫长得多。但现在形势很好,一批新生代主持人正在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为代表的模式中缓步走来。这种道路注定是由记者走向主持人然后过渡到评论员,也就是真正的思想型主持人,他们应当拥有一定的人权和财权,关心社会的角度极具个性化,有社会责任感,在主持技巧上无懈可击,他们的思想是超前的,感觉是敏锐的,他们的看法可以影响社会。

这当然是一种远景,我自己的感觉是,真正的思想型主持人至少要在电视新闻性、社会性栏目直播之后,目前的节目再怎么努力,录播仍然可以掩饰太多的缺点,这个过程仍然使得主持人的表现充满假象,只有实现直播,才可能最后产生主持人成品。中国的电视应当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目前稚嫩的我们都在路上,沿途掌声的多少都不意味着未来,不知我们这一批所谓新生代的主持人中有多少自己最后走到终点,但在通往终点的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起步,这足以让我们骄傲。当然希望自己能走到思想型主持人真正诞生的那一天,但即使中途掉队,我仍然能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给超越我们的人铺上了坚实的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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