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流传已久的关于我国对外政策一个说法。据说是1989年天安门风波以后，我对外政策遵循的一项原则和要求。今天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动，国际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如何看待“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国内学术界出现很多争论。争论的原因是时代变化了，中国国际地位今非昔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否还有必要坚持？如何坚持？中国应该如何做？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参考性意见和建议。
一、“韬光养晦”是不是权宜之计？
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今天的形势下是否需要坚持，首先需要讨论这种提法是不是权宜之计。如果是，就没有必要坚持。如果不是，就有继续坚持的必要。下一步需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坚持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首先应该来看看“韬光养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摇摇欲坠，苏东集团分崩离析。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巨大挫折，尤其是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对我进行全面制裁。我党在国内外面临则极其严峻的形势，“六·四”事件带来的巨大压力甚至威胁到政权的生存，当时确实面临着如何保卫政治安全、保持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和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指出，针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在国际上需要做的是“不抗旗，不当头”，“不轻易得罪谁，也不怕谁”，[1]“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数”。[2]国内要做的是“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中央领导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将其归纳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3]二十八个字，作为我国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内外政策原则。
从以上可以看出，“韬光养晦”的确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是当时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应急策略。作为内部掌握的精神，其从未在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出现过。这些提法富有中国特色，符合邓小平同志一贯的语言风格(其它如“大气候、小气候”的论述和“风波”的提法)，个人色彩鲜明。在中国共产党以党治国，党政合一的体制下，这些提法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权威和指导意义。从二十八个字表述的字面意义来看，其核心是:隐忍不发，虚与周旋，低调做人，不搞对抗，不示弱，不逞强，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其背后隐含的意思还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有朝一日，以求一逞。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味。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邓小平同志谈话的核心意思是强调，鉴于当时中国孤立而弱小的处境，中国不能和美国搞对抗，不能替人出头，尽量缩小目标，避免陷入被围攻的困境。这是本文对“韬光养晦”定义的理解和解释。
那么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如何评价“韬光养晦”的作用和意义呢？本文认为，“韬光养晦”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防御策略。其追求的目标是保持国内稳定，维护政权的生存,避免引火烧身，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克服暂时困难，谋求长远发展。这个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意义重大，在稳定内部政权、对抗外部压力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当年作为党内约定俗成的一种策略，或者说作为心照不宣执行的一种政策原则，其表述不够严谨，不够科学，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全世界目光都集中在中国身上的时候，这种中国式的表述很容易引起外界的误读误断。如果不及时更新和发展，其往往被当作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和反应。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韬光养晦”作为二十多年前的一种应急策略和权宜之计已经过时。在世界和中国迅猛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强调坚持“韬光养晦”将会束缚手脚，自我放逐，自我孤立，自外于国际社会，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不利。
二、为什么新形势下不宜继续坚持“韬光养晦”？
从考察“韬光养晦”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八十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和困难。中国受到西方国家全面制裁，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国民经济严重下滑，国内问题丛生，人心浮动，政权不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的率领下，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中国不但稳定了政权，而且经济发展再次进入了快车道。中国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高速发展。到2010年底，中国提前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11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日益加深，中国也更加迅速而全面地融入了国际社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将会产生不必要的副作用和负面影响。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彻底抛弃“韬光养晦”的原因如下:
一、中国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中国今天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工场”，中国承担着全球70%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国拥有丰沛的劳动力和技术资金，但是中国缺乏足够的原料能源长期支撑这种大规模的“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以石油为例，中国每年消耗的石油60%依赖进口，进口石油的70%来自中东)，对外界的依赖越来越大。中国处于全球化生产链条的低端，技术原创力不足，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不太可能转型成为美欧日那样的高端经济，加之国内市场经济发育不全，因此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到海外去拓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外交政策必须跟上，为我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保驾护航。为了争取主动，不但在战略上要求积极有所作为，在具体操作上也必须积极谋划。王逸舟先生提出“要创造性介入”，提前主动参与影响他国事务。所谓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可以在宣传上继续坚持，但是在具体落实应该灵活运用。过去强调“不干涉内政”是为了在弱势的情况下防止超级大国干涉中国内政，现在已无此必要。以尼泊尔为例，如果中国在尼泊尔大选过程中提前介入，扶持对华友好、反对“藏独”的政党上台，那么其效果将远远好过事后去做那些在台上支持“藏独”的政党的工作。
二、中国的历史责任无可回避。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体系的世界大战绝无可能发生。冷战结束以后，地区战争和国际武装冲突也呈现递减的趋势。2010年底从美国伊拉克撤军和2011年5月击毙拉登标志着十年反恐战争的结束。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经济依存度增加，传统安全可以得到保证，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说明非传统安全失衡造成的损失可能不亚于一场战争。2009年中国经济虽然下降，但是依然保持7%的增长速度。这才出现了所谓G2的中美共管世界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承担自己的国际义务，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援助印尼10亿美元贷款取得了良好效果。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实际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份额的增大，中国必须争夺话语权，必须参与高端国际事务，包括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与维护。未来的世界不管是G20也好，还是G0也好，中国都必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
三、历史的经验应该汲取。历史上美国曾因放弃承担国际义务，付出惨痛的代价。1823年门罗主义是放大版的孤立主义，是一种防御性战略。含义一是不参与欧洲国家纷争;二是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1899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夺取古巴、菲律宾。1900年，鼓吹“门户开放”政策，反对殖民主义。这两件事情标志着美国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过晚。战后孤立主义盛行，使得美国被迫放弃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导致国际联盟的失败。20、30年代德国再次崛起，英法无力控制德国，欧洲绥靖主义盛行。希特勒利用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矛盾，二战初期扩张顺利。在付出沉痛代价后，美国才在二战后全面介入世界事务，主导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确保了世界长时期的冷和平。在此过程中，美国为此付出了代价，也得到了收益。在此期间，美国多次做过战略调整，适应变化了的世界。1991年冷战胜利，苏联解体。美国实例的教训是不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时这种损失难以弥补。中国在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如果继续自我束缚，不去承担责任，则将不仅失去利益，而且失去机会。“韬光养晦”策略可能会妨碍中国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
四、大国崛起的规律必须遵从。中国目前正处于“大而未强，将起未起”之时，同时具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征，或者说正在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中国在崛起道路上面临着很多“坎”需要过。根据西方学者的理论，大国崛起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现代身份，包括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如何做好这三项建设？二是世界贡献。英国的世界贡献是均势。美国的世界贡献是公开外交、公共产品、开放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国的世界贡献是什么？三是特殊责任。作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中国对世界和东亚地区都负有特殊责任。四是区域治理。中国有义务促进周边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发展。五是战略意志，包括积极的战略追求、实现战略目标的决心与勇气、为维护战略目标付出代价的决心。中国要继续保持崛起的势头，就必须做到以上五点，尤其是第五点。中国必须摆脱“韬光养晦”的束缚，明确自己的长期战略追求和战略目标，拥有实现战略的决心，并有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为此一战的勇气。上述这些问题都不是“韬光养晦”策略能够解决的。因此，中国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作出超越“韬光养晦”的战略部署，拿出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办法来。
三、关于坚持“韬光养晦”的几个错误认识
为了说明为什么中国今天必须放弃“韬光养晦”，必须首先批驳“韬光养晦”中包含的几个已经过时、不合时宜的说法。
一、所谓“决不当头说”。中国在历史上以其地位、规模、地缘、历史、文化称霸东亚，建立了富有东方特色的朝贡体系。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一直走下坡路，失去所有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中国自然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历史责任，恢复往日的辉煌。实际上当头利益很大，好处很多。当头固然要付出代价，但是收益会更大，关键是要把握好尺度，学会如何当头，当好头。邓小平同志强调的“不当头，不抗旗”[4]意思是指当时有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出头当第三世界领袖或者代替苏联当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中国当时没有这个实力，也不愿意出头为他人火中取栗。这个策略在当时完全正确和必要。但是世易时移，今天当头的含义和概念已经有所不同。今天的所谓当头是指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在相关国家自愿的前提下，建立类似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多边合作机制，目的是利用各成员国在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互通有无，共同合作、互利共赢。以中国为主导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这里当头的概念不是包打天下，唯我独尊，更不是穷兵黩武，和美国搞对抗，而更多的是在组织内担当一种协调人和组织者的角色，机制内部成员一律平等，来去自由，自愿组合。中国以自己的实力规模和历史文化作为发起人，与其它成员国地位平等，利益共享。在今天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潮流中，中国作为大国担当这种角色的历史使命是无法回避的。
二、所谓“从不称霸说”。《现代汉语辞典》对“霸权”的解释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对“称霸”解释是依仗权势，欺压别人。现在对“称霸”的理解是一个国家以强大的实力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名正言顺，无可指责。国强必霸是历史规律，但是霸权不等于依仗权势，欺压别人。中国在号称“不称霸”的60、70年代搞输出革命、和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大、在越南统一问题上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和印度争当第三世界领袖都是争霸的表现。在中国看来是正义自卫战争的1962年中印战争和1979年中越战争在国际上都受到广泛的谴责，遭到了孤立。因此，是否称霸，是否仗势欺人，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宣传，而是取决于当事方对利益的界定和判断。不要害怕人家说我们称霸。实际上在别人眼里，中国早已经称霸了。中国需要做的是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实力去争取应有的地位，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三、所谓“树大招风说”。坚持“韬光养晦”策略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避免树大招风，过早地成为别国防范打压的对象。其实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这棵树已经长大，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中国如此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有目共睹，无可遁形。相反，正是由于中国掌握着随时可以转化为军事实力的经济力量，才需要中国必须及时宣示自己的对外战略，让其它国家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实现路径，以安其心。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运用自己的实力争取更好的发展，而不是试图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图，造成外界不必要的猜测和误解。
四、所谓“创造性坚持说”[5]。其实“韬光养晦”作为一种应急策略已经过时，已无创造的余地，所谓“创造”实际上是变相的篡改和否定，目的是想旧瓶装新酒，掩人耳目而已。这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不失为一种政治智慧，但是这种做法很有局限性，容易造成形式与内容的冲突，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淆和歧义，既不符合中国的大国身份，也有碍中国实力的发挥。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借助这种旧的、临时性的提法来解释我国新的对外发展战略。中国需要的是抛开束缚，另起炉灶，构建全新的战略布局，创造性地实现实力和意图的完美结合。
四、新形势下中国应该采取的策略
那么，中国在新形势下应该如何采取新的应对策略呢？本文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中国必须彻底放弃“韬光养晦”。中国实力已经坐大，如果在关键时刻仍然可以刻意保持低调，不说话，不表态，则被会被视为不负责任，想搭便车。或者被视为软弱，顾及内部问题，不敢出手，无力出手，为外界以“中国责任论”攻击中国提供了口实。同时，在关键时刻不表态被认为是阴险的潜在威胁，让人捉摸不透。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决策不透明、未来发展不确定而又实力强大的国家是对其它国家最大的威胁。有鉴于此，如果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中国威胁论”必然甚嚣尘上。
二、中国必须抓住历史时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曲线，经济不可能长期无止境地高速增长下去。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基本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是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人口 红利的丧失、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在未来30年里是否还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势头是令人怀疑的。换句话说，中国是否已经达到了发展的顶点？因此，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利用手中掌握的实力，尽快拓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确立对我有利的国际机制，解决棘手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当机立断，果断转型，进行外交政策调整。如果继续犹豫不决，瞻前顾后，纠结于是否树大招风，过早暴露目标，将会贻误战机，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如果中国不能确保未来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话(像90年代的日本那样)，那么今天就是及早出手的最佳时机。
三、中国必须学会战略克制。美国政治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阐述一个基本原理:一个国家对外扩张必须与其承受能力相匹配，在代价超过收益的时候，扩张就变成负资产，就会削弱国家的实力，导致国家最终走向衰落。历史上的荷兰、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苏联都是走的这条路。因此，中国在制定积极的对外战略之初，就必须学会战略上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要做到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做好全盘的战略规划，提前确定战略扩张的临界点和中止线。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举措张驰有度，相得益彰。战略克制是一个国家保持长期兴旺发达必备的特质。美国能够长期保持霸权就在于其能够适时地调整和修正自己的战略取向。战略克制是“韬光养晦”孕含的谦虚实干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合理继承和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在新形势下需要新的战略，应该摆脱已经过时的“韬光养晦”的束缚，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选择把握好战略时机，明确自己的利益目标，制定并宣示自己的战略意图，运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坚定不移地自己的战略目标迈进。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版，第320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版，第363页。
[3] 《现代国际关系》2010庆典特刊，第48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版，第363页。
[5] 《现代国际关系》2010庆典特刊，第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