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生活的种种模式
原序
普鲁斯特把他一生著作的最后一卷称为《夺回往日》。当然，往日是夺不回来的。记忆也被后来的记忆所覆盖，被自我辩解、自我怜悯所损坏，被私利所防卫，被巨大的遗忘裂缝所撕碎。普鲁斯特没有夺回他的往日，而是以一种他过去生活中肯定没有的洞察力奇妙地重建了往日。
想象我能仿效普鲁斯特是荒唐的，我即使只是试图这样去做也是愚蠢的。小说家给我们以隐喻和具体的例证，几乎没有公理和定理，当然也没有证明。确实，托尔斯泰有时也违反规则，进行说教并提出概括性的东西，甚至普鲁斯特也会在他的记忆中沉浸于夸夸其谈的演说。但一般说来，给我们数据是小说家的事（或许也是传记作家的事）；而从中归纳出理论则是读者的事。
由于我是一个科学家、理论家，我将比托尔斯泰更经常地违反规则。重读自己的手稿，我发观随着时间的进展，我越来越经常这样做。一个人如何走向老年，是逐渐用反思代替了行动。
我在生活道路的迷宫中遇到许多分岔，我时而向石拐，时而向左拐。对于献身科学、致力于理解人类如何作选择的人来说，迷宫的隐喻是不可抗拒的。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要是我生活的早期没有遇到迷津，在后来乔治，路易斯一博尔赫斯的故事中也会遇到它们，
我把生活描绘得像迷宫一样，并不意味着我曾作过大量精心思考过的痛苦的决定，去沿着某一个方向走。相反，我只作过极少的决定。使我走上我所走过的特定道路的是对机会和环境的明确反应，而不是经过研究的决定。
与迈诺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王，死后做阴间法官——译者）的原始迷宫不同，我的迷宫中没有人身牛头怪。实际上它非常宽厚，从未把我置于威胁到生命或事业的考验之中。沿着我的生活之路，读者会遇到一些令人惊讶的，以及我希望是有趣的情景，但如果你期望危险的冒险或人身牛头怪或提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曾除灭盗贼立功，并进入克里特岛迷宫斩妖除怪——译者），那你只好另选一本书来看。
在我开始写一个章节那样长的自传时，我称它为“我生活的一种理论”。现在，它扩展了。我更确切地把题目改为“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从单数改为复数消除了任何难以达到的科学真理的许诺。既然缺乏这一点，在没有一样东西看来是确定时，为何不提供几种对事件的解释？读者可能希望给出其他种种解释。
但是使用复数还有进一步的理由。这是一种否定——生活，至少我的生活，并非只有一种核心主题，只有一条围绕生活的统一线索。真实情况是，有各种主题（又是复数），有些主题比其他的更明朗、更复杂、或更强烈。也许科学家和教师的主题是最清楚的，进行持久的启发式搜索，寻找关于人类决策的真理的圣杯，对我而言，那线索甚至是由更精细的绳股编织而成：政治科学家、组织理论家，经济学家、管理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然后有一些私人的主题：成长、爱情、家庭、朋友、旅游和休闲。第三条线索追踪着大学政治家，寻求建立和形成他的科学工作的环境。第四条线索通过纽约、华盛顿甚至北京和莫斯科展开：科学政治家的主题，作为“波里斯”①的顾问关心科学，关心着社会科学的健康，甚至（夸张地）关心科学对保持世界和平与保护全球环境的可能贡献。
这四条线索（以及其他一些线索）有着相当独立的作用。这四个主题以及它们各自的迷宫使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或者是可分开的角色。吝啬的时间出纳员每天只施舍给24小时去做所有的事，这四种角色又为各自的探索争夺时间，所以我只好把它们综合在一起。
在呼唤真正的赫尔伯特.西蒙时，这些通过不同迷宫的漫游者哪一个将向前走？他们全都会向前走，“真正的自我”是一种幻觉。我们每时每刻生活在情境之中，不同的时刻处于不同的情境。说我们是演员其实并不使我们“不真实”或虚伪。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的迷宫中表演自己的生活，
舞台上和早期电影中的性格演员乔治，阿利斯在他扮演各种人物时仍然是可以被认出的乔治，阿利斯（如同“名利场”动画片曾恶作剧地指出那样），这是真的。但哪一位是真正的乔治．①
polis，城邦（古希腊的城市国家）。作者此处意指美国政府。——编注3阿利斯——夏洛克、迪斯雷利还是透过所有这些角色的假发和化妆所看到的那熟悉的鼻子、眼睛、下巴？
我是个科学家，但涉及许多学科。我在许多迷宫中探索过，然而它们并不是连成一个的迷宫。我并不想把我的一生写成单一的统一体。如果我能无愧地扮演自己的这些角色，这些角色能互相借鉴，但每个角色在回到各自的舞台上时能努力适当地表演，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角色不会以一种声音或单一的风格说话。童年岁月或中国之行或恋爱故事讲述者的简单的说明并不为了写出一段精神史的开端，或阐说国家科学院错综复杂的政治学。所以那完全不是单独的一出戏，而是23个独幕剧，它们有些是互相连接的，有些是互不相干的，因此有许多单元。
题目中的“种种模式”与我以前的著作的题目一致。《人的种种模式》是一本1957年出版的有关数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现象的文集。1977年我出版了《发现的种种模式》，那是我的科学哲学论文集。我的认知心理学论文集《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一卷1979年问世，第二卷1989年问世。最后，两卷《有限理性的种种模式》收集了我的经济学论文，于1982年出版。虽然本书既没有数学也没有控制实验的报告，我还是想使它与其他各卷的精神一致．
在我60岁左右最初打算描述我的过去时，我把故事组织成三部曲。第一部分从1916年6月15日到1937年6月15日；第二部分到1955年12月15日；第三部分是到1978年12月10日为止的余下二十多年。我们会看到，这些日期选得很有道理：它们正好是我21岁生日（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我们第一个人工智能程序的发明，以及我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日子。
三部曲比四部曲更合常规，因而或许更容易规划。但现在
4我74岁了，必须加上比其他部分要勉强一些的第四部。无疑，这会使整个格局变形。我知道在克拉科夫中心广场的圣玛丽教堂祭坛上有一幅驰名天下的四联图，（导游书上称它为五联图：包括两边各有一对折叠的画板和中央固定的画板。牛津词典确实认为它是五联图。）这使我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但它完全是对称的，另外，它两个中央的画板可以折迭，以表明它不管有什么样的形式还是三联图。我的故事的整体可能更像是一系列快照而不是电影。但它主要是我所记得的我生活的快照，在连续的旅程中间插有一些光彩夺目的清晰情景，——安藤?赫洛希格那些关于从江户到京都的东方之路沿途的风景画。但所有这些在讲述中都变得很清晰，关于我的意图和将如何组织故事，我已讲了很多。最后我简单地钩画我的四部曲，这四部曲可以作为线索引导读者穿过迷宫。
第一部“通向21岁生日的旅程”把我从出生经过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带到第一次参加工作，以21岁生日作为结束。其中两幕在威斯康星（第1和第2章），两幕在芝加哥（第3和第4章），我17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密尔沃基的家中，后来的6年生活在芝加哥校园。
第二部“青年科学家”中的几幕的地点比第一部的地点变动大。1937年结婚之后，我妻子和我留在芝加哥一直到1939年秋天（第5章）。然后我们搬到加州的伯克利住了3年（第6章），1942年我们回到芝加哥又住了7年，那段时间我是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教员（第7章）。第8章讲到从30年代到1963年期间有关忠诚和忠诚调查的事，为了有条理一些，我把这些事件放在同一章。
1949年我们离开芝加哥到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大学。在匹兹堡的最初7年包括创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第9章），经济
5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
第三部“登高望远”，从人工智能研究开始到我1978年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第14章讨论我们的研究计划，第15章理出我个人生活的线索。第16和第18章叙述我在卡内基校园的事情，第17章回顾我的一些学术论战()
第19和20章描述我离开匹兹堡校园时一些生活，前者主要涉及到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科学政治学，后者主要涉及我在世界各国的旅行。
第四部“60岁以后的研究”，从诺贝尔奖开始谈起（第21章）。在同一章中接着谈我1978年后的研究，关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发展，关于我在科学政治方面的不断活动，第22章讲我过去10年中在中国和苏联的旅行。第23章讲述引导我在生活中作选择的一些一般观点。
在跋中，我对我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作了反思，它可以被看作预告，即我不打算把最后一章看作结束；如果允许的话，我将继续留在这令人愉快的、激动人心的工作岗位上。6汉译本序言
我的自传，《我生活的种种模式》即将用中文出版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喜悦。同时，我对自传的译者曹南燕、秦裕林（在吴雯芳的帮助下）怀着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不久，我便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多次访问中国使我和我的夫人多萝茜娅深深爱上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愉快而宝贵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看到了中国的经济能力在满足人民需求以及不断改进老百姓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进步，极其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参与了这种变化过程，尽管参与的程度很小。两年前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使我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为此我感到无比高兴。
我在中国的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是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对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人类记忆理论以及与学习有关的认知过程进行研究。在这里，我不能一一提及在这些项目中所有合作者的名字，但我必须提到其中两位。一位是荆其诚，他是我在中国活动全过程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也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另一位是朱新明，他组织和领导了根据现代认知理论，为中国的学校设计一种新的、非常有效的中学代数和几何课程的项目，这个项目十分引人注目，他和他的夫人曾在匹兹堡访问过一年。在那一年里，我们共同对这些课程的理论和实验基础进行了研究，并成为亲密的朋友。
我很幸运，生活在现代电子计算机诞生并由此导致了人工智能领域形成的年代。我的自传中有很多发生在那些令人激动的岁月中的故事。对我的自传，我主要的希望是，它能给正在考虑以科学研究为职业，或刚进入科学研究事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些有关科学研究生涯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当然，这些画面也许附着许多久远的旧时代的色彩，而且就地域而言它也离中国很远。但是，一个科学家想要探究未知世界的迫切感是不拘于任何时间、不特定于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世纪、哪块土地上，我们都会对这种迫切感有所响应，都会因发现对人类有价值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感到欢欣和满意。
最后，我必须提到来自中国，师从于我并与我共同度过我的部分科学研究生活的三个年轻人，张国骏、沈为民、秦裕林。在此，我想对我的朋友和读者重述一下孔夫子的名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赫尔伯特．A．西蒙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
1997年7月23日
引言
6月里一个雾气重重的清晨，多萝西娅和我下了飞机，在幽暗的像棚子一样的机场大楼的工作台上申报行李，通过敷衍了事的海关检查，签署了租用大众汽车的文件。达姆施塔特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年过去了，我感到我能舒心地访问德国了。1965年，我们决定在访问黑林山和瑞士之前，花几天时间去莱茵兰寻找我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寻找的中心位于从美因茨向南到曼海姆的莱茵河中部50英里的狭长地带。
我们在奥托班开始向南时，路上的雾已消散，路两边展现出整洁的德国树林的茂密的树干。在我们到达达姆施塔特时，太阳穿破云层时而露现。我们在广场停车，去买午餐以及打包时忘了带的削皮刀、罐头起子，这个广场上的周六市场喧闹非凡。我很高兴我的密尔沃基德语多半能被人听懂，我只是偶尔借助一下袖珍词典。小刀是einMesser，但罐头起子呢？
我们的直接目标是城堡附近的技术学院校区。我父亲阿瑟，西蒙1902年在那里获得工程学文凭，并于1912年作为一名成功的校友回到这里作过一次次关于他在电动机设计方面的讲演。
我们在建筑群中漫步，穿过其中最大的楼房，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人或物，但我们希望能瞥见或嗅出60年前的什么东西，墩实的砖石结构的教学楼主楼看上去和1897年的明信片上印的完全一样，这张明信片是父亲去世后我在他办公桌抽屉里发现的。就像所有老式工科院校，不管是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还是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建筑物一样，教学楼内部暗淡而无装饰。布告栏上大都是1965年的政治事件，我对这种场面的感受要比我所看到的东西更使我感动。那完全是我的想象，它使我能透过稍微消散一些的雾霭凝视过去。
我父亲在获得工程学位后在德国仅待了一年，部分时间在达姆施塔特和海德堡读研究生，部分时间在西门子公司工作。他为什么离去？我父母正式的说法是约瑟夫祖父曾许诺阿瑟在毕业之后可以作一次环球旅行。出发后，他一直到了密尔沃基，那里他有些亲戚。他在卡特勒—哈默电气制造公司找到一份工作，7年后他找到一位妻子，接着在那里定居。他西部最远只到过旧金山，而且还是许多年之后的事。
在我还是孩子时，这种说法看来很简单；现在看来有问题了。要是密尔沃基是德国的一个城市，那么阿瑟为什么选它而不选故乡呢？尤其是在一个崇拜德国文化的城市，为什么他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身分从德国人换成美国人呢？
我父母在家中从不讲德语（虽然我母亲能不合语法地流利地说德语），只有当有些事不想让我哥哥克拉伦斯和我知道，以及战后我5岁那年，西蒙祖母到我们这里客往时，他们才讲德语。我父亲有理由为他能准确地运用英语而自豪，他只是偶尔在用成语或动词时时态出错——“TodayI go to the office early.”
父亲嘲笑那些“归化的美国人”——德国裔、意大利裔、波兰裔或者随便什么裔美国人——他们把自己的忠诚分给两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试图当志愿兵，但被拒绝，从外表上看是因为他视力不好，实际上可能因为他是新移民。但由于美国那时的安全检查没有达到现代的精致程度，他在战时设计战舰的炮塔控制。
同时，他的德国童年故事中没有什么痛苦的色彩。他对家乡葡萄园的怀念变成了一种对花园的爱和执着的追求。他在我们的小院种草，把前廊修成半封闭的温室栽花。有时他在周六下午帮有土地的郊区朋友修剪葡萄藤。他并非无批判地赞美美国生活方式，几乎不认为汽车、爵士乐和棒球比他年轻时受薰陶的德国文化更进步。
但普鲁士不是德国，在他看来普鲁士人是招致军国主义和痴钝的民族主义的咒语。父亲有时讲起一位在面包房当学徒的亲戚。这人曾伏在面包房的面板上漂过莱茵河，以逃避征兵，后来到了美国（我想他旅程的最后一程是坐船的）。虽然我父亲喜欢瓦格纳，但他不能忍受《汤豪泽》中的民族主义。
也许这是他逃离德国的潜在原因，如果那是逃离的话。但是他去世多年后我整理他的论文时，我想到有另一个可能性。他只保留极少有关他年轻时在德国的纪念品。除了达姆施塔特校园的明信片和他用了一辈子的小计算尺外，只有另一件来自大学的物品：一份正式的备忘录，日期是1899年6月15日。译文如下：
申明
在我与学生阿瑟，西蒙两次会见中，我曾说过一些话使该先生感到他的荣誉蒙受损伤。我特此申明，那绝不是我有意侮辱西蒙先生，或想以任何方式欺侮他。
因此我向学生阿瑟?西蒙先生为侮辱了他而致歉。我以自己的签名作证，
恩斯特?沃塞曼
签字由另一个学生作证。
这侮辱是什么呢？为什么我父亲这样一个不喜欢争吵的人要把这份备忘录保存在办公桌里达49年呢？也许这只是大学里的吵闹。也许他为此骄傲，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愿向一个同学挑战去决斗。他的马刀和面罩放在我们家的顶楼，我哥哥和我曾在那里发现这些东西并拿它们玩（当然是小心翼翼，不至于发生流血事故）。所有这些都和海德堡城堡的浪漫蚀刻画一致。这幅版画挂在密尔沃基家中前楼梯间附近的墙上。在我孩提时的心中，我父亲的大学时代混有来自《学生王子》的情景。
但即使是学生，决斗也有不愉快的原因。谈论妇女会引起决斗，人种的侮辱也会引起决斗。看到这张致歉备忘录使我想起一件我父亲曾说过的一两次逸事——一个学生曾称他的犹太同学为“白色犹太人”，并认为自己是在宽宏大量地恭维他。这一按情况推测的证据当然不足以表明沃塞曼先生的无礼或定他有罪。但1899年莱茵兰的学生傍晚在啤酒馆讨论和争吵的是什么呢？历史告诉我们那时的一个经常的热门话题，在1899年5月的巴黎，最高法院安排对阿尔弗雷德，德赖弗斯上校新一轮的审判。第二次军法会议在8月召开，含混不清的判决是在9月9日传下来的。沃塞曼先生的道歉与莱茵兰和法国公众骚乱的最终爆发几乎同时，阿尔弗雷德，德赖弗斯事件已持续了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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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时达姆施塔特的犹太工程学学生的情况如何？德赖弗斯的事件在校园中和社会上的影响如何？在毕业后犹太工程师的就业和事业前景如何？（回忆一下年轻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几乎与此同时寻找大学职位并遭遇反犹太主义的事。）
迷雾又一次笼罩了下来。当我第一次想到这些问题时，阿瑟，西蒙已去世。现在我们在达姆施塔特找不到什么能揭示那种学生争吵秘密的东西。无论如何，也许不去改变关于移民的正式说法是最好的，移民是一次环球旅行的早期停止。在限制人们对久远的错误的记忆方面，迷雾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从达姆施塔特向西，我们停在阳光灿烂的路边吃面包和奶酪，路旁是葡萄园，那天下午我们很早就到达了美因茨。阿瑟?西蒙曾在那里上高中，与退休的祖父一起生活，因为小小的埃伯歇姆村庄只能维持一个初级中学。美因茨的过去很容易在它半废墟的罗马式建筑天主教堂中找到。战时的炸弹几乎剥尽了教堂的装饰。它空旷的内部非常朴素，更突出了两个互相面对的、对称地处于长长的空荡荡的礼堂两端的祭坛。虽然那时美因茨已过了一千年，但让人回想到遥远的前哥特时代。
据说，犹太人与罗马士兵一起回到美因茨。在那里，犹太人是大屠杀容易到手的牺牲者。当十字军成群拥进莱茵河谷，到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关隘时，犹太人仍在那里享受神圣罗马帝王的保护，并把资金借贷给他和大主教。我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否也在这些犹太人中间，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很久以后才因环境恶劣被迫从法国或荷兰来到这一地区。美因茨河水上的浓雾，遮盖了事情与罗马和中世纪过去的联系。我喜欢这样想，如果它们没有联系的话，我将看到几乎与以色列一样古老的祖国。但这只是浪漫的空想，没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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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因茨的旅馆服务台，并不容易得知去埃伯歇姆村如何走。小镇的名字是熟悉的，但职工和经理对我们应走哪条路意见不太一致，小镇在向南几公里远的地方（我父亲说过坐马车要半天）。我们从南边公路出发，沿路不断地打听。几经周折，我们穿过一片布满葡萄园的开阔平坦的高地走进陡峭的小山岗，然后转向东北方向，过一座窄桥，走进村庄的南端。
我们走在罗马大街——罗马人的路——埃伯歇姆主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街道上。照我父亲曾讲过的小镇传说，罗马军队曾沿这条街从莱茵河谷行军进山，开始穿越洪斯吕克山从美因茨到亚琛的长途旅程。
在罗马大街靠近天主教堂的地方，我们希望找到西蒙家的宅院，院墙里的路边有一个小祠堂。祠堂和宅院都在那里——或者至少有一所房子可以被看作是西蒙家的宅院，——和村里所有其他房子一样有相同的泥墙。在天主教堂前离街几码远的地方，有一堵长石墙，上面刻有这个村子在一战时倒下的孩子们的无尽的名单，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倒下的他们的儿子与后代的名单，这一名单稍短一些。
我们在教堂之外一个街区找到了小镇的办公厅。在二楼…个小屋里，一个职员拿出一本黑色有封面的出生死亡登记册：迷雾又一次稍微散开一点，让我们回到一个半世纪以前。拿破仑和莱茵联盟时期，回顾那些用法文写下的19世纪早期的档案。我们看到阿瑟，西蒙的出生登记上写着：1881年5月20日，葡萄酒商约瑟夫，西蒙和罗莎丽?赫夫的儿子。约瑟夫，西蒙的出生登记也在那里，但现在迷雾又一次升起。我们迷失在西蒙和伯奈斯众祖先和诸亲戚的关系中，不能肯定我们追溯的是正确家系。埃伯歇姆的这两个犹太家族之间常通婚，他们也常和同样散居在邻近村庄里的犹太人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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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商这一名称是个意外，因为我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他家是商人家庭。他总是骄傲地谈论家传7代的葡萄园（要比这些登记册所录的还要早一个世纪）。在那犹太人不能有自己的土地的时代，“葡萄酒商”是否用作遁辞？约瑟夫是否既是葡萄种植者又是商人？不管怎样，他能送他儿子阿瑟上大学。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回答我这些问题。
镇办公厅的职员告诉我们怎样去找镇长家。对了，镇长的父亲是70多岁的人，他还记得我父亲的姐姐弗里达，西蒙；她是他在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他们的年龄并不能确切证实这一点，但意图是友好的）。我们还在人们指引下去了陡峭的小山附近的犹太人墓地弗里德霍夫。墓地的草修剪整洁，十几座墓无规则地排在那里，其中许多有西蒙的名字。希伯来文碑文很难解读，所以我们并没有从中得知多少有关埃伯歇姆西蒙家族错综复杂的家谱的东西。但在撒满阳光的宁静山坡上，漫步于这些墓碑之间，却又令人十分惬意。
透过迷雾的企图，并没有终止于埃伯歇姆。罗莎丽，赫夫来自几公里以南的沃斯泰特。我们再次沿原路穿过葡萄园时在一个路边小铺（我们这里称之为夫妻店）停下来买面包和奶酪。这家店是一对热诚的老夫妇的，他们有些亲戚在芝加哥附近——叫贝肯霍夫，我们认识他们么？我们卷入了旅伴间通常有的闲聊之中，只是有一瞬间，我心中冒出一串问题，却又只好停住，因为不能问这一串问题。1930年谁拥有这个小铺？这种商店是不是通常由犹太人经营？这些业主后来怎么样了？无疑这是不公平的怀疑，但它向人们热情的交流泼了冷水。我们付了钱，继续赶路。
沃斯泰特比埃伯歇姆更实在地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过去。中世纪的城墙已被夷平，构成一个半圆型的公园以及穿过小镇
7的散步场所。我们在清教徒墓地的角落发现犹太人墓碑（很像我的故乡密尔沃基清教徒森林之家旁边的犹太人绿树公墓）。有一个墓属于曾曾祖父阿伦，赫夫。他1797年3月9日出生于帕藤海姆。于是我们回到18世纪。但进一步的探访没有更多结果，帕滕海姆是高地西边的一个小村，那里既没村镇办公室的档案也没有犹太人墓地——只有对后者曾存在过的否定。
此外，我只有一次机会再度认真地试图拨开迷雾。在莱茵兰之旅多年之后，1977年夏天，我们访问了奇妙的、破烂的布拉格城。在犹太人的墓地，我在拥挤的墓碑间沿着比周围街道高15英尺以上的小径行走，轻轻踩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无名祖先的尸骨上。这是布拉格犹太人区所保留下来的仅有的地区。家里传说他们是金匠，亚历山大，戈德施米特和1848年的那批人一起离开波兰去芝加哥并参加南北战争。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在革命失败后悲惨地离开波兰。亚历山大?戈德施米特后来成为一个批发威士忌的推销员，过着舒适的生活。从墓地出来，我在门口参观了犹太人会堂，现在它是大屠杀博物馆，阿瑟?西蒙和亚历山大，戈德施米特的后代有这些远走高飞的祖先是多么幸运啊！他们使这些后代们避免了留在背后的其他亲戚们所经历的苦难。
有些人讲述他们的寻根，但这是一种虚假的隐喻。我们穿越时间回溯的这些线索是没有根梢的。我们辨识的每一个祖先的名字和日期都向后指到仍隐藏在迷雾之中的两位，在这两位中的每一位之后，还有另外一对。隐藏遥远过去的迷雾没有比覆盖未来的迷雾稀薄一点，也没有让人更容易看透一点。第一部
通向21岁生日的旅程威斯康辛的男孩说起我的少年时代，算上高中，几乎在60年以前就结束了，我发现现在很难把那个男孩想成是我。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价值观或个性上有着天壤之别（咳！外貌又是另一回事了）。他那时已完全成形了，甚至在离开密尔沃基前就立了大志，只是后来大方向又改了。但现在，时间已相隔这么久远，我只好用心灵的眼睛在外表上仍把他看作孩子。用这种方式讲述他的前17年对我来说是最容易的了。
回答几个护照上的问题可以介绍这个男孩和他的家庭。
出生：1916年6月15日出生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租来的公寓里，但不久（1918年）就随一家人搬到一所属于他父母的结构简朴的房子里，它位于（前）西德的一片德国中产阶级住宅区中。
父亲：男孩的父亲，阿瑟，西蒙，1881年5月21日出生于德国的埃伯歇姆，是葡萄酒商世家第7代约瑟夫，西蒙和罗莎丽?赫夫的儿子；犹太人，但是出于某种天意，在拿破仑侵略莱茵兰前一个世纪，他们拥有土地。阿瑟毕业于达姆施塔特理工学院的电子工程专业，1903年移民到美国的密尔沃基。他在卡特勒—哈默制造公司当工程师，后来又作为专利律师而私人开业。他对工作和民事事务方面都十分热心；于1934年被马凯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母亲：男孩的母亲，埃德娜，玛格丽特，默克尔，1888年1月20日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是1848年从布拉格{戈德史密斯，犹太人；达尔，天主教徒）和科隆（默克尔，马丁，路德派教徒）迁往德国的移民的第二代子孙。她的外祖父亚历山大?戈德史密斯是参加过内战的老兵，在奇克莫加负过伤，后来成了威土忌酒的推销员。她的祖父路易斯，默克尔是一名钢琴制造师，他儿子查尔斯在家业衰败后当了一名钢琴调音师，在20世纪初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先是移居到圣保罗，而后又到了密尔沃基：埃德娜进入密尔沃基公立学校和音乐专科学校。她…直在那里当钢琴教员，1910年结婚后才成了家庭主妇。但她还活跃在当地的音乐俱乐部里。
其他近亲：
胞兄克拉伦斯?约瑟夫，比男孩大5岁，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法律专业并在本州从事法律工作。他十分喜爱并经常保护他的弟弟。他热衷于体育运动，在学校总是很不安分：在这些事情上他根本不是弟弟的好榜样。
外祖母艾达，默克尔和外祖父查尔斯开始住在离男孩家两个街区远的地方，后来就住在男孩家里——外祖父1928年去世，外祖母一直活到1943年。
曾祖母安娜，戈德史密斯（.俄玛），1921年逝世，她生前总是一-连几个小时和小男孩下跳棋，玩骨牌，和旧磨坊（三连棋的…种形式稍复杂的下法）。
舅舅哈罗德?默克尔，埃德娜的弟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
12威斯康星大学法律专业。他是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的学生和进步党人拉福莱特的支持者，后来为国家工业委员会工作，30岁时去世（1922年）。家中书架上的《联邦党员文集》和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都是哈罗德舅舅的。当男孩后来被选为优秀大学生荣誉协会会员时，他继承了哈罗德舅舅的衣钵。
4岁男童
这男孩正站在离华盛顿岛西港旅游胜地的木板码头不远的地方。华盛顿岛是在通向多尔半岛的顶端附近的小岛。威斯康星的这个像拇指一样的多尔半岛把密歇根湖和绿湾分开。男孩是同父母、哥哥和德国籍的祖母乘古德里奇汽船的夜间航班从密尔沃基来的。1920年夏天，他度过了4岁生日。他们在南港靠岸，因为即使在那时西港也太浅，不能接纳大湖的汽船，几天以后他就在小码头上独自玩耍了。
到目前为止，上面的这一切都是重构出来的。随后发生的是他最生动的记忆也是他最早的记忆。他掉进水里了！他从码头上掉下去眼看就要被淹死了。一种完全恐怖的回忆。然后他从齐腰深的水里站起来，既没被淹死，也没受伤——只是在不停地哭。当然，整个事情已不再是一种记忆，只是对曾有过这样的记忆的回忆。记忆和对记忆的回忆早已互相交织在一起，至少已有60年了。
关于华盛顿岛度假的其他的记忆或对记忆的回忆是这样的，全家人由父亲领路，从旅游区走进茂密而令人生畏的森林去散步。过了一阵，当他们以为已经深入森林时，路拐了一个弯，旅游区的建筑在前方隐约可见。他们最多走出400米远。
如果对记忆的回忆没有如此清晰的话，我们可以认定整个
13故事是在读完普鲁斯特关于康伯雷的星期天漫步的叙述后编造的。看上去父亲对于制造了这次历险而产生的惊讶十分满意的情景被编进了记忆——这肯定是虚构的。这个细节也许是许多年后才加到记忆中去的。父亲露出那些满意的微笑可能是因为他突然安全地把一家人带回家的缘故。
再有就是草莓事件插曲，这同样是发生在华盛顿岛上的。男孩在4岁时的那个夏天及以后的一些时候常跟着…群人去摘野草莓。别人几分钟就能摘一桶，而他的桶底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个。为什么别人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从与草莓如此相近的叶子中分辨出它们呢？从这件事他知道了草莓是红的，叶子是绿的，而他是个色盲。①
由于去华盛顿岛的那年正逢男孩的祖母来访，她的出现带来了一些特别的回忆。在她到来后的那天早上，他坐在她的床前，背诵着他记得的德国短诗，当时他一句德语也不懂。在这一年中他在家里听了不少德语，也学会了一点，并获得了一种他终身不忘的本领，就是说德语时不会带上浓重的美国口音。
西蒙祖母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妇女，她不信教。尽管如此，她还是对父母允许男孩同邻居的俄国犹太女孩玩耍有点吃惊。虽然有语言障碍，两个男孩都非常喜欢他们的德国祖母。一天，她带他们去马戏场，那里正在支帐篷准备第二天的演出。一个勤杂工想给克拉伦斯一角钱叫他给大象打两桶水。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谈话，西蒙祖母把克拉伦斯拽到一边，到底把两个号啕大哭的孩子带回了家。作为补偿，马克斯叔叔第二天带他们看了①
巧得惊人，—本著名的基因学家赫尔曼?缪勒的传记中提到，基因学家A，
H.斯特蒂文特也是色盲，而且也用同样的方式发现了他的这个缺陷——在
草莓地里。14马戏。
最后能记起的就是，马戏团从铁路到马戏场的游行队伍经常路过他们家，大象队伍和一架蒸汽风琴殿后。游行的军队也从这条街上走（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并不是主要的交通干线），先是尚年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然后是参加过西班牙—美国战争的中年老战士，最后是穿蓝制服的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他们中有步行的，也有乘车的。家
男孩从3岁直到他上大学都住在朱诺大街的一所结构简朴的木房子里，周围住的都是中产阶级，离高地大街只有一个街区远，戴维森（哈利—戴维森摩托车）、帕布斯特（啤酒）及其他工业巨头的私邸就坐落在那里。这些富人家的孩子大都同男孩和他的中产阶级伙伴们一起上同样的公立学校，一起踢足球，打棒球，或者加入同样的不分阶级的青少年组织。但男孩的父母及其邻居同家住高地大街的人没有任何社会联系。
市长丹，霍恩长期以来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就住在拐角附近的小房子里，和男孩的父母很熟悉。由于丹?霍恩平易迈人，加之密尔沃基市政府掌管着几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这个词给男孩留下了十分亲切温和的印象。
西蒙家的二层楼有五间卧室，男孩的哥哥、父母、外祖母、外祖父和他自己各一间。三层是女仆的房间。家里总有专职的女仆，这是唯一脱离中产阶级的地方，是对父亲过去欧洲生活的保留。女仆总是一个乡下姑娘，大都是从北部威斯康星农场来的，一旦她呆上一段时间，她即成为家中的一员——通常如此——因为男孩的母亲是个和蔼而又讲民主的人。于是家里人就会觉
15得要对她的品德和未来负责。我们的女仆中有几个嫁得很好，她们在我母亲最后的日子里还一直同她保持联系。
在男孩和他的哥哥小的时候，女仆照看他们，时常调解他们的纠纷，当他们变得傲慢的时候偶尔还要羞辱他们一两句。有个农场来的姑娘在她忍无可忍时，常尖刻地反驳一句：“你的粪可不像冰淇淋那么好闻。”这话成了我民主信条的一部分。但多数时候她们都像热心的阿姨或大姐姐那样对待男孩们，
冬天，二楼的卧室仅仅靠一楼漏出的热气取暖，在寒冷的屋子里睡觉并且窗户总是至少开一个小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早上一起床，人就从冰冷的卧室冲向温暖的浴室。家庭作业（这从没占男孩太多的时间）通常是在楼下暖和的饭厅的桌子上完成的。（许多年以后，男孩的子女不得不忍受没有暖气的卧室——气候肯定比密尔沃基的温和——因为男孩，现在是大人了，从未想过要在有暖气的屋子里睡觉。）
男孩的房间是朱诺大街上向南的一间，大街边像拱门一样高大的榆树为小屋遮荫。这是一间小而舒适的屋子。不过，他记不起除了睡觉外他还有什么时候呆在屋里。夏日的清晨，他总是在天刚亮或还没亮的时候醒来，穿好衣服后就快步走到半英里外的华盛顿公园。在那里找棵大柳树，坐在它的树杈上看书，一直到该回家吃早饭的时候。
除了假日游行队伍路过朱诺大街，每天住在附近的哈利—戴维森的工人大军去半英里外公司的主要工厂时也路过此地。学龄前的男孩喜欢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他们，这些人每人带着午餐盒，许多人还抽着呛人的烟斗。早上7：30他们向西出发，下午5：00回来，偶而结伴而行，经常是单独一人。星期六他们只工作到中午。
街区之间有许多小巷宽得足够打棒球和踢足球，附近还留
16有少数空地。孩子们可以在附近玩耍，也不用大人的陪伴。汽车已经基本取代马和马车成为私人交通工具，但弗兰基?福克纳的祖父（房地产业者）仍然驾着他的马车，并把它停放在沿小巷的马厩里（邻居总怀疑这会招引老鼠）。有时这位祖父也会带着弗兰基和他的朋友赫尔伯特乘马车兜风。
马车用来运送牛奶、冰和早餐面包卷。种蔬菜的乔，莱因洛也每天坐着马车来干活。夏天，他的马内莉戴着一顶草帽，帽子上有洞可以使它的耳朵伸出来。无论什么季节，内莉都喜欢吃糖块，它总是用湿乎乎的鼻子轻擦着男孩的手心，从中取走糖块。到圣诞节，乔会带来一罐红蒲公英葡萄酒作为他的礼物（那是禁酒时期）<：）
有几个月乔的兄弟弗兰克来替工，一辆汽车与乔驾的马车相撞，乔受了伤。他要求赔偿损失费，却被一个专揽车祸官司的律师骗了。随后他持枪出现在律师事务所，被抓去坐了短时间的牢。在我记忆中这是他多年可信赖的工作中仅有的一次违法行为。这次持枪事件几乎是唯一一起对邻居们有影响的犯罪事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极少数的偷自行车的事情。房屋很少被盗，也没有拦路抢劫的事，激烈的家庭纠争好像也不常见。
当然密尔沃基也不是处处都如此平静。据说晚上在距他家3英里处的第三监狱穿行是很不安全的，男孩从未去验证这种警告是否真实。
学校
在学校，这个男孩很快发现他比伙伴们更聪明，这一点对他很重要。虽然他在学习上很认真，但他从来不下很大功夫，或为了功课而冷落朋友，或忽视运动。我对他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回
17忆，无法融为一体，
这是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很容易靠书本、玩具或收集邮票（后来是甲虫）自娱自乐。我看见，在一个秋天周六的下午，他的朋友都看电影去了，他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棋谱和棋书，心里感到十分孤独。他靠这种方式打发了好几个钟头。由于和他哥哥差了5岁，他差不多像个独生子。这孩子很重感情，可他从不与大人们交流他的想法。他宁愿向他们提问，听他们说话。晚饭是交谈的时间。他父亲喜欢严肃的桌边谈话，并允许激烈的争论。政治和科学是经常的话题。
我还可以看见在地下室的工作台前，这男孩的父亲在组装附近人家第一台收音机，或做帆船模型，男孩在他身边“帮忙”，但多数时候只是观看，可能是父亲太性急，或是他的小儿子太懒，因为男孩在这些手工制作上从没学到任何高超的技巧，尽管他喜欢看。
我看见他大约l0岁时，蜷坐在父亲书房里的皮沙发上，向自己证明能看得懂《错误的喜剧》。那里第1
1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为他所用的。书房里的大书橱上还放着好几层美国电子工程学会和机械工程学会的《会议录》，男孩从未试图去研究这些书；还有许多册《历史学家的世界的历史》，他只读了…点，并未对此产生强烈兴趣。
他完全靠自己把握着自己的教育，很少向別人征求意见。百科全书有索引，公共图书馆有卡片目录。从他舅舅或哥哥留下的书中，他学习了经济学、心理学、古代历史，一些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还有物理学()早在12岁以前他就发现离家3英里外的一幢楼里有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星期六他常快步走到那里（那时没人慢跑），一直待到吃饭前回家。他熟知精美的博物馆里每间展室的每件展览品。在上高中时，他得到允许可以进入
18图书馆科学图书室的书库。
夏天主要是在密尔沃基度过的，两个星期的家庭假期除外。家庭假期常在北树林度过。由于他的许多朋友在夏天都走了，他甚至比往常更寂寞。大约是他15岁的那年夏天，他为自己布置任务去读但丁的《地狱》（配有古斯塔夫，多尔的插图），密尔顿的《失乐园》和一本伦理学的教科书；他还把席勒的诗《时间之歌》翻译成糟糕的英文打油诗。
夏季其他许多孤独的时光用在了收集和鉴定昆虫上面。他开始集中收集甲虫（颜色对鉴定它们并不重要）。不知怎么地，他开始跟公共博物馆的昆虫学家们混得很熟——大概是他带了一些标本给他们鉴定——并且得到了和他们一起在“幕后”工作的特权。他的特别支持者是正在上大学的年轻的海曼?里奇，里奇对一种独特的小水甲虫——沼梭甲特别感兴趣。夏天男孩经常陪里奇到密尔沃基附近的小河沿岸探查收集标本。
海曼?里奇算半个职业舞蹈演员，大萧条时期他在综艺节目中跳舞所得成了他大部分学费的来源。一天中午当他正在展示技艺时，令人敬畏的（爬行动物和脊椎动物系）系主任托尔先生吃过午饭很早就回来了。我相信里奇被原谅了，但那一瞬间实在是令他无地自容。男孩在博物馆的志愿工作持续了好几年，特别是在夏季。但再没有比那一回更令人难忘的记忆了。让男孩失望的是，他没有再发现以前所不知的或未被命名的甲虫种类。
事实上，在这些活动中很少能被称为有“创造性”的。有个夏天，男孩写了一些有关“无限”和“上帝的存在”的青年小品文，但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在写诗，他从未尝试过作曲，也没有一头扎在美国文学名著里。他不会绘画。
这个男孩并不经常拆钟，更少把它们重新装好。高中毕业
19与理解的区别，对一个论题不到真正领悟决不善罢甘休。物理和数学可能是他高中最喜欢的课程。物理是由埃尔曼先生讲的经典物理，课讲得很好，但对他来说这好像是一门“完成了”的学科，没有留下进一步探索的余地。
在代数课上发生的两件小事也许影响了他对知识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节代数课当他做例题时，他用归纳法发现了公式(X+Y)(X-Y)=X2-y2。公式之美使他很愉快，他自豪地把它指给他的教师托马斯小姐看。当她鼓励他证明他的归纳式可以适用于任意的x和Y时，他没有证出来。
在随后的代数课上，他对二次方程有时有两个根，有时有一个根，有时又没有根的事实感到很头疼。这种无规律的事情看上去很讨厌，虽然他从书面上知道它的原因。他很高兴不久就学到实数再加上复数，所有的二次方程都有两个根。
类似地，当他开始学到方程式和方程数相同并不是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的充分条件，还必须考虑行列式的秩，他觉得很不舒服。这种对有规律和无规律的美学的反映，揭示了他内心一些柏拉图主义的东西，一种对追求他周围世界的模式——最好是简单的模式——的渴望。
如果这个男孩有什么称得上是创造性的话，那就是在政治领域。大约四年级的时候，他起草一份学校章程（为学生的权利！），并且忐忑不安地把它交给严厉的校长沃尔什小姐。令他大为吃惊的，是他不但没有为他的叛乱企图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夸奖。自此以后，他就是俱乐部章程和细则的了不起的修订者。
这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发明家，拥有多项专利。但他从来没问过：“爸爸，你是怎样搞发明的？”也许他觉得这样问是作弊行为，而且知道怎样做后，发明就失去了乐趣。他被告知怎样
22做与读书不同在于：在书中，你必须自己将它挖掘出来。
他确实经常梦想着发现——或者说他大概只梦想着荣誉，而不是发现本身。当他来回走在去半英里之外的初中，以及后来一英里之外的高中的路上时，这种梦想一直占据着他的思维。很长一段时间内，拿破仑都是他心中最伟大的英雄。而他对哥伦布十分怨恨，因为他终结了对新大陆的发现。
虽然他没问过父亲怎样发明，但他还是喜欢星期六跟着父亲到由工程师协会安排的工厂参观，这是由工程师协会组织的。他们去过为胡佛大坝生产巨型发电机的艾利斯。查尔默工厂；华盛顿港的发电站；一个研究实验室，那儿的特斯拉线圈能在20英尺的距离之间产生高压电火花；一个钢厂；还有一个炼焦厂。
这些参观使男孩亲眼目睹现代工业、蓝领工人繁重而且有时又脏又危险的工作、机械的灵敏、熟练机械师的灵巧、起重机提起重物后让它在工厂的通道内轻轻漂移，这一切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些参观使他对工程学产生敬畏了吗？虽然他喜欢参观，但他从未想过要当工程师。朋
友
对这个内向的、书呆子气的、有几分孤独而又对自己能独立学习深感自豪的男孩的画像并没有反映出他另一些时候善于交际的一面——喜欢游戏、运动和交友，一个广结人缘的人，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政治家。初中时，每天放学后，若是好天气就在空旷地玩棒球和足球，若是在威斯康星州又冷又黑的冬天就在室内游戏或滑冰。
他并不是个运动员。因为他“跳”了三年半，他的多数朋友都比他大几岁，另外，他有点左撇子，正如他经常用来道歉的话
23所说“两只手都不灵活”。在组建棒球队时，他属于最后被队长点到的人，通常留守在场外右边，这常使他感到很难堪，但并没使他离开运动场。
他的社交活动很少发展到打架。因为他年龄小，又十分胆怯，所以他采用独立战争时游击队将军弗朗西斯，马里恩的一句名言：“此番战罢且走，好待来日再交手。”
高中时这个爱社交的男孩在两个方面施展了自己的能力。他是个活跃而又热情的童子军，特别爱野营和夏天与冬天的各种户外活动。他那个中学的学生俱乐部为他提供了第二个社交活动场所。他活跃于辩论协会、科学俱乐部和“基督徒奋斗会”（而他坚持不可知论）、拉丁俱乐部、学生会，在那些组织里他多半担任过主席。他没有参加高中的运动队。
女孩对他很有吸引力，他甚至在幼儿园时就体验到这种吸引力。他最早的记忆有玛丽?米勒，一位金发、圆脸的萨克逊小姑娘，她简直是艾布莱切，阿尔道法圣诞图中天使的模特。她的后继者之一是玛丽?米切尔。他13岁拜访弗吉尼亚她母亲家的庄园时被她深深迷住。我后面还会提到这次访问。
初中时，男孩并没有很多与女孩有关的记忆，而只不过是他发现自己的性别，并用特有的俗话来提及它。女孩只是空泛的而不是实际的目标。在生日聚会上提议玩“转瓶游戏“（瓶口所向的人需被人亲吻）时，它带来的窘迫要多于快乐（他初中读完8年级时只有12岁，这一年岁的孩子在这方面很无知而且有许多禁违）。
高中是另一回事了。他对漂亮女孩目不转睛。开始多半是远远地慕恋，因为他太腼腆，不好意思与她们去跳舞或像通常那样与她们约会。此外，他比同班同学要小两岁，所以别人常把他当作小弟弟。
24
他最容易和开朗聪明的女孩而不是漂亮的女孩交谈，因为与她们在一起他能自在一点，好像她们是男孩。在漂亮女孩面前，他的社交本事立即消失殆尽。意识到他（模糊）的欲望使他不能以平常之心对待漂亮姑娘。
高中时最初的恋爱体验不得不加入想象。他成为“科利尔”或“妇女家庭必读”中乏味的爱情故事的贪婪读者。那些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邻居家丰满但又十分漂亮的女孩，她们有微翘的鼻子。这些书中的图画教男孩子认识了微翘的鼻子是什么样子的。故事结局女主人公去吻男主角，但从不与他们上床，在结婚之前是不上床的。
在他的中学里有两个漂亮女孩，其中一个十分聪明的还有“放荡”的名声。奇怪的是，通常被引证的一个根据是，聚会后送她们回家的不是陪她们来时的那些男孩。且不说这一名声事实如何，这已足以使他远远地注意她们。他几乎从不与她们说话。在一次开会安排学校六月份的毕业典礼的激烈的争论时，那个聪明的女孩冲着他激动地说：“你不是真的恨我吧？”可以理解，他为此吃了一惊。不知怎么，她已知道这个小男孩在穿过大厅时已注意自己，并误解了他的目光的含意。
这男孩第一次真正爱的是吉妮，16岁时他在一次徒步旅行中遇到了她。她比他小一两岁，那时刚上高中。吉妮具有爱尔兰式的美：黑发、碧眼、男孩子气、运动员身材、青春焕发。也许因为她年轻，不加做作，没有完全觉察她的美，他在她面前并没有战栗。他们之间细腻亲密的友谊保持了两年。期间他们一起徒步旅行，游泳，参加晚会（但不跳舞——他不跳舞）、教会和社会团体的会议，甚至还在一起骑过马。
他对吉妮没有专有权，吉妮的母亲更巴望吉妮在社会上向上爬而不是让她有一个满意的男孩。但他们的关系是融洽的、
25极愉快的（那时没有复杂的关系）。这男孩特别喜欢帮占妮做家庭作业，靠近她坐在沙发上或…手搭着她坐在门廊的秋千上，在她俯身写东西时偶尔注视她的胸部。此外也不过是接接吻而已。事实上这-切都很美好，他学会莫扎特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和那熟悉而且容易的K545，因为他能在弹奏时想象是吉妮，这位钢琴好手，在演奏这个曲子。①，
他的朋友和同学是如何看待他这个爱社交的孩子呢？首先，他有头脑，但显然十分谦虚，所以没有触犯别人。此外，他不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而且他说话尖刻并嗜好唇枪舌剑。很难预测人们会从他那里得到赞辞还是攻击。他脸皮很厚，受得了打骂，并予以网报，但他不能确定他的朋友对他的感觉是什么，他也羞于向他们公开自己的内心。有一阵子，他把科利奥兰斯当作英雄，这个罗马人太骄傲以致于不去奉承“暴民”。
他的年轻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宝贵财富。有许多不可被原谅的事只是因为他是小弟弟而被原谅。他整个前半生…直和比他稍年长的人…起工作，包括他的徒步旅行伙伴西德尼—卜姆巴克，伯克利的米尔顿?彻宁，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唐?史密斯伯格和维多克，汤普森，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利，巴赫。他常对副指挥这一角色感到心安理得，他宁可把它看作是“王权背后的权力”的角色，或更准确地说看作是“出点子的人”的角色。成年后他开始和年轻合作者一起工作，成为—个长兄。
我说过，这个男孩是个虚心听取意见的人。他在相当年轻时就常被（甚至成年人）作为知心朋友。在家庭发生冲突时，他常从一些原则出发听取双方的评说，他的外祖母在这方面就有①
时至今H，他在弹奏或听到那首奏鸣曲特别是慢板时，仍不由得愉快地回
忆起吉妮——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忆的记忆的记忆。一些才能。不到12岁他就知道明理的可信赖的人能通过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同一类事件。有时他发现自己是调解人，向冲突双方解释对方的观点。不管面对什么观点，他都能从相反的观点出发看到其优点，并且常常接纳它。
在高中的辩论中，他通常信心十足地乐于选择比赛中不利的、少数派的地位——自由贸易、单方面裁军、个人税。他的反对者很少能敌得过他的逻辑和他精心准备的论据。由此他学到另一条重要的实践真理：你不能靠逻辑击败人们以改变他们的观点。人们并不仅仅因为一时不能答辩而觉得有义务同意。他后来多次在他自己被击败时用到这一见解。他从不觉得有义务同意那些教义——无论是柏拉图主义、托马斯主义、行为主义、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仅因为它们所提倡的论证一时似乎无法回答。他知道要怀疑人类实时逻辑。
这些辩论还以另一种方式帮助他的教育。辩论使他广泛而深入地阅读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例如，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穷》，理查德．T．伊利的《经济学概论》，诺曼，安吉尔的《伟大的错觉》。他并不完全理解，但他学会了批判地阅读，用一本书去和另一本书争辩。
从确信而不是执拗出发，在辩论中选择不流行的观点的一个例子是偏向裁军和加强国际联盟．作为一个小男孩，他像所有他的朋友那样随时都玩“牛仔与印第安人”和“警察与小偷”的游戏。他父亲的0.22口径步枪和科尔特自动手枪使他着迷。有几次他被允许在北树林里射击。有一段时间他拥有一套军装，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绑腿，他从来不能打好绑腿。有一次他父亲去纽约让他待在总督岛的军营几天，一个家里熟识的军官住在那里，他就穿上了这套军装。
他最喜欢的圣诞礼物是许多铅制的军人。他让它们排在地
27板上无休止地行走和战斗。他成了一个战斗迷，通晓滑铁卢、葛底斯堡和其他南北战争中的战役（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好理解）。甚至在高中，他这个口头和平主义者还写了一篇关于南北战争中战役的期末论文（他的历史教师对此论文写了一条令人吃惊的评语）。他第一个志向是去西点军校，但这一抱负由于色盲而受挫。
某种现实主义以奇怪的方式进入他那军队荣耀之梦。一位邻居的孩子阿伦，舒尔茨的叔叔有一段时间是男孩最亲密的朋友。阿伦?舒尔茨的叔叔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外科医生服役，他有一本相册，那些照片（手术前后的都有）尽是他遇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伤口。我猜想，这是他和他的同事外科手术的记录。男孩和他的朋友发现这本相册太可怕，吓得几乎要生病，却又没法控制自己不看或把它们从恶梦中驱走。
这本相册给了他一种新的战争观，很快销蚀了那男孩对具体的、如果不是抽象的军事事务的迷恋。这使他易于接受《伟大的错觉》之类的反战书籍，也使他走上和平主义道路。这种和平主义一直持续到希特勒的出现：但现在我的故事已离题太远了。生活的小天地
通过假期与家人度假、他自己徒步旅行及与朋友野营，这男孩对东威斯康星的大部分地区是熟悉了，但在他上大学以前很少离开这个州。在他很小时，一次默克尔外祖母带他坐船去芝加哥，他主要记得的（或后来被取笑的）是在船开过州界线时他因没有看到界线而迷惑，还有他在回来的路上抱怨过了睡觉时间而他还在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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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七八岁时跟他父亲出差一周去华盛顿和纽约。他本打算记旅行日记，但他发现自己太忙或景色太难描写，因而过了芝加哥以后就几乎没有记下什么。在去华盛顿的火车上，车经过宾夕法尼亚的山脉时他醒了，那些山比他在威斯康星州看到的小山要峻峭得多。但那仍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山峰上没有积雪。
在华盛顿，他父亲在专利局办事，然后他们看了人们常看的所有景点。男孩对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国务院大楼（现在是旧行政大楼）有特别印象。那里的办公室装有百叶门，潮湿的华盛顿夏季微风从中穿过。在每扇门前站着威严的黑人门卫。现在他回忆时还奇怪为什么那时他们能自由出入这些大楼而不用安全检查。他们晚上住在罗利旅馆，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旅馆。
在纽约他爬上了伍尔沃斯塔，参观了自由女神像。如我前面提到的，白天父亲很忙，他自己待在总督岛军营的亲友那里。这是一次记得很牢的旅行，它显然满足了他上大学前出远门的愿望。
1929年夏天股票市场崩溃前的几个月，他又一次离开威斯康星。他父母一两年前曾去加勒比海观光，他们结交了诺伯尔夫妇，我相信他们是雷诺兹烟草家族的亲属。诺伯尔邀请西蒙夫妇访问他们位于弗吉尼亚汉普顿路近旁的家。这是男孩首次走进巨富人家．
男孩和他的哥哥、父母在诺福克火车站被车夫用小轿车送到码头，在那里他们被引上一艘相当大的汽艇。快艇直驶诺伯尔家海湾边庄园的码头，那里停泊着几艘帆船和其他船只。诺伯尔夫妇有一个儿子，与哥哥克拉伦斯一般大，一个女儿玛丽，米切尔和小男孩一般大。他很快就爱上了她。
孩子们享受了两周田园般的生活，在切萨皮克海湾游泳、坐
29帆船，在附近的庄园开奢侈的生日聚会。车夫拉他们去约克镇和那时正在修建的威廉斯堡。在房子里以及在诺伯尔庄园的宅地里到处是仆人，当然都是有礼貌的黑人，男孩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带到100年前，去经历旧时的南方。这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要说周围的种族主义和富豪政治使他道德上受伤害，也许没有错，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有这种感受。他记得的主要是快乐时光，特别是坐帆船和在汽艇上游览。
那个夏天男孩和父母还开车去黑山坡，那时的公路只有一部分铺好路面，路上尘土飞扬（这些山也没有积雪，但至少它们正式被称为“小山”）。那也是一次愉快的远游，但远不像弗吉尼亚之行那样紧张刺激、那样令人大开眼界。直到1933年他才离开威斯康星州。与众不同
即使在社会活动家具有压倒孤独者的优势时，这个男孩仍看到自己与朋友们不同。他的左撇子、聪明和色盲使他与别人有点距离。
另一个不同是这个男孩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不是虔诚的犹太人，因为他从没进过犹太教堂，而且在他初中和高中的那些岁月里，他一直参加公理会星期日学校①——但他仍然是犹太人。有时他希望自己不是，虽然他自己几乎不承认这一点，但他多半时候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常常很细心地让周围人知道他是犹太人。他并不想被“宽大放过”。如果因为是犹太人而有什④
林荫大道公理会教堂是他许多同学的社交活动中心，特别是高中时，他按
时参加那里的活动。30么不利或不良后果，他愿意接受而不是否认他是犹太人，，
出于少数民族文化，他不可能有种族优越感。既然他看到的红绿也不是别人所看到的红绿，他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不等于知觉世界。因此他很容易接受伦理的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他感到与众不同并不使他变得反抗权威。虽然在他的家庭和学校还没有废除体罚，但他在家里和学校并不经常受体罚：他对体罚没有清晰的记忆，只要不过分恶作剧，常常可以避免体罚。作一个好学生给予他的高信誉度抵消了一些轻微的过失。这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自由，即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来利用时间，甚至在学校里也是这样。
有几次他感到自己的原则受到挑战。在他去公理会教堂的几年里，每月举行圣餐礼。牧师会说：“请这个教会中所有的成员起立。”三分之二的出席者会站起来。然后，牧师又说：“请所有的基督徒都起立，，”只有这个男孩仍坐在座位上。这是非常难堪的，但如果他公开地伪造自己的信仰，他会感到羞耻、
高中时，班上的同学投票赞成毕业典礼时穿白色法兰绒衣服。他认定这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是不公平的，并说服许多学生签定一个协议，穿通常的服装（当时是大萧条最困难的日子），，在毕业典礼的那个晚上，他和两个同学穿着黑衣服出席，而其余人已不知为什么忘掉了自己的誓言，设法买了白色法兰绒衣服。他感到有点被人出卖了，但为他自己没有屈服而骄傲。毕
业
1933年男孩17岁时高中毕业。总的来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幸福的。除了接受这个世界为他提供的东西，他几乎不用做什么决定，而这个世界是慷慨的，在迷宫叉道上没有艰难的
31选择。
但他未来的图景是含糊不清的，他对于“你想做什么？”的回答是从“士兵”经过“看林人”、“律师”直到“科学家”，他私下的回答却是“知识分子”。他计算着，如果有人赠给他5万美元，那么他的余生就能生活得相当舒服，干着他最擅长的事——学习。也许他童年最不同寻常的特色是由于他那去世很久的舅舅留下的书和榜样，它们影响他未来的事业。他发觉人类行为可以被科学地研究。他模糊地看到一种挑战，即把在物理学中如此有用的数学思想带到社会科学或生物学之中。
迷宫的下一个分叉点是选择大学，对此他也没有做很多决定。芝加哥大学通才教育的新计划引起他那没有高度分化的智力的兴趣。他就读的那个高中的学生，在竞争奖学金的考试中，有着良好的升学记录。他参加过其中的物理学、数学和英语考试。他中学的一位教师常去芝加哥参加颁奖大会，会上要宣布升学者名单。那一次不知何故（也许因为一时不注意）她没有听到会上宣读这个男孩的名字。
没有获得奖学金的消息对他是沉重的打击，他曾认为自己考得很不错，而且对自己成绩的判断通常是对的。显然，他不能在那个想象中自己已归属于它的团体中竞争。他绝望了一个星期，并在一次长时间散步中向他的朋友西德尼，卡姆巴克倾诉自己的苦恼。几天后他在学校的大礼堂参加一次两支校队之间正式的辩论会，就在辩论之前，校长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电报，并向所有到会的学生宣布这男孩已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他现在想不起他在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
虽然我试图用这男孩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来描写他，但难免暗中掺有“概括”和“解释”。我对此有一个藉口：这男孩的内向
32根深蒂固。我的概括和解释几乎全是男孩自己的概括，当这些事发生在他头上时他相当自觉、明白而且通达。男孩的父亲
直到12岁左右（那时还没有发明“十几岁的孩子”①这个词），男孩还是感到对母亲比对父亲更亲近。她不太严厉，喜欢被拥抱和亲吻。她冬天穿着暖和的毛皮大衣，戴着皮手筒。他把脸埋在皮手筒里真是柔软舒服极了。他爱父亲，但有点怕他，家里需要规矩时由父亲出面。男孩很少受体罚甚至严厉的责骂，只是目睹他哥哥常与家庭的权威较量。虽然父亲已决然背叛了他在德国的过去，但在细微处他仍是德国人而母亲则是美国人。
德国人是什么样？有点儿墨守陈规、严厉并相信纪律，文化知识渊博，对所有智力的、艺术的和政治上的事情都有兴趣。认为专业工作固然重要而且有挑战性，但生活要比工作丰富得多。它甚至包括熟练的木工、维修房屋的手工活、认真地养花种草——从父母的葡萄园继承下来的趣味和才能。
父亲对当代美国生活的许多方面持批判态度甚至表示忿怒，但他并不像许多移民那样常常沉溺于“古老的国度”。如果他并不很喜欢美国的电影、汽车、借债度日以及20年代的轻浮派头，那是因为它们多少与他的基本价值观有冲突，而不是因为它们亵渎了他对德国的怀念。
过度的爱国主义，特别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使他愤怒，他能猛烈抨击“百分之二百的美国人”。他喜欢戳那个在阵亡将士纪①
十几岁的孩子在英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teenager来表述。——编注33念日骑着白马游行的老兵的脊梁，因为那个兵事实上是为了保住他在密尔沃基熟练机械师的职位而被招募到海军去的。我相信，父亲从来没有属于一个种族组织或犹太人组织，除非其目的是援助难民。
他写英文的语法和风格是无懈可击的，因为这对于他的专利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他口头英语的语法也近乎完美。他去世后几年，他的儿子（那时已是成人）做了一个梦，梦中父亲用明显的德国口音说话，这使儿子不胜惊讶，、第二天清晨，他向妻子谈及此事，她说，“当然，他有口音，很重的口音。”但儿子小时候从没注意到这一点、、
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他那德国工程学课程比当时美国课程的数学和科学基础稍强。此外，作为青年工程师，他设法扩展自己的科学知识，学习了工程学天才查尔斯，普罗蒂厄斯，斯坦迈茨和风格特殊的英国电学家奥利弗?希维希特关于普通电学方面的书，以及矢量分析的教科书；他主要的专业工作是设计复杂的开关装置（“伺服机制”，“控制理论”这样的术语那时还没有流行）来控制采矿机械、剧场灯光系统、车床和军舰炮塔—他遗留下的文件中有几十种授予他的发明专利，，
在卡特勒—哈默公司，他不断促请公司进行更多的研究作为开发新产品的基础。在第…次世界大战前后，他曾主管…个瓤成立的研究部门。这个部似乎在战后的通货紧缩的冲击中被取消。于是他转到专利部，而且一直留在那里。研究部被撤销显然使他精神受到创伤，使他不再对卡特勒—哈默公司最感兴趣了。虽然男孩从未听他讲过这—点，但间接的迹象表明这件事曾发生，以后的几年，他鼓动一些他参与咨询的公司设立研究计划，但他的劝告常常不被接受，
对他来说，事业远远超出职业。他在当地的工程师协会及
34其社区活动中非常积极，例如帮助设计密尔沃基第—-个街道照明系统。他还积极参与工程教育，在马凯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当顾问。他反对工程教育中的纯职业观，担心那会使工程师只成为被雇佣的手。这使他对雇主和业务的态度…般是暖昧的。很难说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或许他作为布尔?穆斯共和党人最为轻松自在，但他是否在1924年选举鲍勃?拉福莱特当总统则不得而知。（这男孩肯定拉福莱特将在1924年获胜，因为在威斯康星州似乎每个人都支持他，他是威斯康星州长期以来的政治人物，还是他舅舅心目中的英雄。拉福莱特确实在威斯康星州是得到支持的，但在其他州则不然。那年在民主党会议中冗长的投票，通过新的收音机播送消息，给男孩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按时收听消息如同收听一种新的棒球比赛。）
最后一点，男孩的父亲是善于交际的，如果不是社会活动家的话。也许因为他在亚利安人俱乐部中不受欢迎而对犹太人俱乐部又不感兴趣，他从未参加密尔沃基市的社交俱乐部，而是参加职业家俱乐部。那是每周聚会一次的午餐俱乐部。
家庭常常款待客人或做客，父母常去听音乐会和去看戏。母亲埃德娜的朋友往往都是音乐家，父亲阿瑟的朋友多是工程师或专利律师。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欧文?斯托克尔是个有才能的化学家，并开发了自己的业务。父亲与专利律师埃德温?托尔以及密尔沃基工程学校的校长奥托，沃瓦斯也不错。但这些人没有一个算得上密友。
早先，男孩的父亲热心于乘游艇。但这显然与养家糊口相矛盾。因此，他的小帆船——蟋蟀号，在男孩出生前被卖掉了。父亲不玩扑克和高尔夫球。当他从事专利开发活动时，他在家里的工作室夜夜埋头于法律工作（他和卡特勒—哈默公司的合同允许他不用坐班），收拾花园和房屋花去了他许多剩余的空闲
35时间：他在房子前修了一个阳台，这使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冬季仍能种花。他也常喜欢到乡村去搜集花种。
也许他最不可解释的行为是，当1928年家里买了一辆斯图贝克牌汽车以后，全家常常在星期天去兜风，而不去访问朋友和邻居。说“不可解释”是因为看不出在拥挤的公路上这种无目的的闲游怎么会符合他的价值观。也许这是他和妻子不需要谈话而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但埃德娜是一个胆小的人（她成功地把她的许多种恐惧传给男孩），在交通繁忙的公路上乘车，她总是紧张极了。
他父亲在别人看来如何？显然，他在社区受到尊敬，他的道德显然是高标准的。他的社区服务和品格说明了他为什么被授予天主教的马凯特大学荣誉学位。无论如何，他得到众人信任，也许甚至被看作有点单纯，他容易与人相处，既不冷淡也不胆小，但他的智力过人使人们和他在一起时有时感到不大自然。在他获得荣誉学位之后，人们觉得称他为“博士”很自然，他完全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从不对他的妻子不忠诚，也许他从未有过这种思想。既然在男孩成长中性不是一个谈论的话题，他很少知道父亲对此的观点。父亲只是在他进大学之前给予一点忠告。当一条狗在街上溜达时，他父亲站在家里的门廊前突然说：“你不要觉得必须像它们那样，去追逐看到的每一条母狗。”男孩感到十分窘迫而无言以对。他父亲知道许多趣闻，但从不讲肮脏的笑话，也从不在男孩前使用肮脏的语言。
阿瑟很爱护他的妻子，她不止有点神经过敏（特别是和她母亲，即默克尔外祖母在一起时）。20年代，有一段时间阿瑟和埃德娜的关系有些紧张，那是因为一个来自德国的自私自利的年轻人暂住在他们家引起的。他是阿瑟一个大学朋友的儿子，在
36密尔沃基当学徒。埃德娜认为（也许是对的），他想要在阿瑟面前贬低她，出现了激烈的场面，甚至闹到要自杀。除了这一插曲外，婚姻是宁静的，阿瑟和埃德娜的行为表现得和相互深爱的人们一样。
1936年埃德娜被诊断为癌症以后动了结肠手术，她常处于半病的状态，在疗养院待了许多次。她不断地担心她的虚弱会带来社交方面的困境，但实际上，她安排得很好，而且在阿瑟死后自己还旅游了许多地方。从妻子开始生病起到他自己去世的12年中，阿瑟从来抱怨过，并全力支撑着，常常敦促两个儿子对母亲要有耐心。他在接受重负时是斯巴达式的坚忍刚毅，而她忍受时则不太沉静。偶尔在与儿子们的谈话中，父亲温和地批评她，他把她的缺点归咎于她母亲的影响。
当然，这是没有听说过女性主义的一代，或者只是听到过20年代的女性主义。社交事务上的谈话把男女分开，阿瑟可能从未期望，或者甚至梦想在智力上与妻子为伴。埃德娜是一个好管家。他们在一起抚养两个儿子，共同欣赏音乐会和戏剧。在家里或其他地方有各种事要做，那并不要求太多的谈话。在餐桌上两种谈话可能同时进行——父亲和儿子，母亲和祖母。当然父亲对构成妇女谈话主体的闲聊不太有耐心。
父亲是否有点孤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这一代（以及男孩这一代）总是掩饰自己的感情的。他们并不寻找他们的“自我”，至少不是公开地寻找。他们并不要求自我实现。有些人在日记中私下表达了这种需求。斯坦德尔的自我质问，引起的近200年在回廊中的共鸣似乎完全是当代的。但阿瑟并没保留日记。他走他宁静的路（特别是在晚年），只是把关于钱财和其他的担忧留给自己。1948年他坐在办公室椅子上和朋友谈话时突然去世，时年67岁——或许他过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幸福
37生活，
他担心钱财吗？在大萧条前，他的工资刚升到7
500美元，——较好的中产阶级收入，至少相当于1991年的75
000美元。但在大萧条的打击下，他几乎失去了在卡特勒—哈默公司已干了30年的工作，只是在有影响的朋友的说项下，公司才保留他，但工资减了许多。
男孩已有点懂得这些事了。那时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每年300美元的奖学金，学校提出要是他不需要就不要领。男孩认为他应该不领，所以当他父亲坚持让他收下时他有点不好意思。他不知道，他父亲是在年收入不到4
000美元的情况下送两个儿子上大学的。（类似地在1948年，父亲去世的那年年末，我毫无隐讳地请求他帮我买房子时，吃惊地获知他真实的财政情况以及他对能否在退休后赡养自己和妻子的担心。幸运的是他拥有大量保险，而且他的房产足以使我母亲在他死后舒服而独立地生活。）
他是一个严守秘密的人。我希望他大部分时间是幸福的；我知道他是一个不寻常的好人。
我已把我父亲描绘成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在我成年后，我对他的尊敬和爱加深了，而与我母亲的距离却增加了。今天，我常想起他而不常想起母亲。我今天的价值观很难与在我成长时父亲所表达的以及他所身体力行的价值观区别开。我哥哥在中学时常与父亲发生冲突，而到成年后也变得越来越像父亲。虽然他的兴趣较窄，而且不太温和，但他和父亲有相似的基本价值观，——甚至同样喜爱钓鱼和木工（这一点我从未学到），他们同样坚定不移地以诚待人（这一点我希望我也是如此）。382.森林和田野
20世纪的前30年，威斯康星州还有一个疆域，那不是农庄或牧场而是森林，即北树林。伐木是该州北部主要的产业，那里有大量未开垦的松树林和更多次生桦木与白杨林。它们支持着造纸业。森林的南边，该州的中北部许多清理出来的土地出卖成了农场，那里的穷人——主要是波兰移民——勉强种些糊口的土豆并养些奶牛。
因为男孩的父亲是热心的垂钓者与户外活动爱好者，所以全家在北树林，在深湖地区美丽的与世隔绝的岸边，住在租来的小房中，度过许多暑假。父亲带薪的假期长达两周。男孩盼望着这些旅行——早期是坐火车去的（第一次旅行在1925年），后来是开车去——特别是去那些清澈见底的大湖和遮天蔽日的森林，也许步行10分钟或划一会儿小船后就能达到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
小男孩白天非常珍惜与世隔绝，但晚上并不这样。夜晚的森林不仅是凄凉的，而且也是险恶的，那里出没着狼和熊。狼群疹人的嚎叫常常打破冷清平静的夜晚。当然，狼群是远离人类入侵者的，而温和的黑熊则是极少能看到的。但男孩有丰富的想象力，很容易受到森林里突然的响声的刺激，尤其在夜晚。
男孩学过钓鱼，但从未认真地学过，也许是缺乏耐心，但他确实乐于收集那些轻而易举逮来的小鱼——鲈鱼，翻车鱼——它们总是足以美餐一顿。抓更难以捉摸的野味鱼：梭子鱼、小梭鱼、鳟鱼和麝香鱼，要求有耐心和技巧，那多半是父亲的事。然而在父亲用转轮线钓鱼时他能在一边划小船已感到心满意足了。那不会打搅人们思考问题和欣赏风景。去一个整天钓鱼的地方常意味着要顺着小溪划船到另一个更远的湖。这条小溪晚上总被固执的筑坝者海狸堵塞一部分。
在小船中人们可以暗中追踪潜鸟。它们在小船接近时潜入水中，几分钟后在几十米外重新露面。它们疯狂、沙哑的叫声没有什么危险，但和狼嚎一样凄凉，回声飘荡在清晨或傍晚的湖面上。
在夏末清凉的日子里，刺骨的风掀动着白浪在深蓝色的湖面上翻滚，甲板附近旗杆上的绳索迎风嘣嘣作响，停泊的小船随着响声荡漾在水面上。这孤独的声音提醒人们，冬天即将来临，这所有的景色都将被遗弃。林间小道和独木舟
北树林对小男孩的教化是使他产生了对户外，特别是对荒野的泛爱。他极喜欢欧内斯特，汤普森，塞顿的《两个小野人》，它告诉了他一个激动人心的野外冒险故事和野营知识的概要，并帮他熬过被束缚在城里的冬天。在12岁参加童子军时，他很快就获得了远足和野营所需要的技巧以及关于植物、鸟、兽类和
40昆虫生长的知识。不久他和最亲密的朋友赛德①，卡姆巴克去野营和背背包郊游。一起去的常常还有卢埃，兰格尔或乔治?约翰斯顿。有一次他们去希博伊根，还有一次去多尔镇。在多尔镇，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了华盛顿岛。他还搭乘了一艘邮船兼拖网渔船的便船。这个岛上有许多赛德的冰岛亲戚，所以孩子们被招待得很好。西港那时已完全被淤塞，名胜古迹也荡然无存了。
一次更为野心勃勃的徒步旅行开始于威斯康星州的代尔斯，通过巴拉布地区去魔鬼湖。然后向西去霍勃山和兰丘。（这些名称对多数读者来说并无意义，我提及它们是因为，在再次听到它们时我极愉快，眼前闪现了穿过代尔斯的独木船。它为游览船中的旅游者增添了地方色彩。在炎热的尘土飞扬的碎石路上徒步旅行，两边是巴拉布北部沙质平原上的烟草地，翻越魔鬼湖西岸巨大的花岗石乱石堆，我们发现就在兰丘下有一个机警的山民家庭，只有一条小道通向他们那简陋的闪着灯光的小木屋。）
男孩和赛德一起作过一次长途独木舟旅行。那次是从西本德的罗克河源头附近出发，通过科西柯农湖和它周围的大片沼泽，几乎到了伊利诺伊州边界。
这不是荒野旅行，我们越过的主要是农村。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背背包在中西部旅行不是普通的运动（甚至现在也许也还不是），孩子们成为好奇心的对象。好奇的人有时包括地方警察局长或治安官。我们这些徒步旅行者总能使人们相信我们并不是流浪者，而且能在树林或草原上找到舒适营地，当我们被殷勤地请到霍勃山的监狱住宿时，我们礼貌地谢绝了。①
赛德是西德尼的曬称。——编注41
在早些时候，出于某种模糊的动机，男孩非常喜欢有大量美洲落叶松的沼泽，那里零星散布着南威斯康星州的冻土地域。它们和威斯康星湖一起，是最近一次冰川的产物。这次冰川作用还来不及使它所产生的所有岩石沉陷并形成排水道。这些洼地中最浅的地方沉积了大量泥炭，覆盖了美洲落叶松树林。树下茂密的矮丛林生长着各种喜欢潮湿酸性土壤的植物——有杓兰、黄花菖蒲和其他稀奇古怪的花——还有各种斑烂多彩的昆虫。很遗憾，还包括—种灭绝不了的强健的威斯康星蚊子。
但是，打退愤怒的蚊子是值得的。向着沼泽的边缘硬冲过去，你几乎立刻被青草茂盛的深深的丛林所包围。穿透每一片绿荫的，是一束束明亮的阳光，它们又时时被疾飞的蜻蜓所截断。如果山顶是北极的荒地的话，那么沼泽落叶松是热带雨林。你周围茂密生长的东西使你完全脱离了熟悉的世界。
男孩在沼泽里度过了许多时光，采集植物和昆虫，欣赏它们的美及其沉湎于此的愉快感受。完全与世隔绝对他，以及成人以后的他，有特殊的意义。迷恋于与世隔绝导致他嗜好读书。威廉，亨利?赫德森的《绿色公馆》是他喜欢的故事，还有在《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往日》中所记载的关于赫德森在阿根廷大草原生活的传奇。他喜欢的还有《孤独》一书中海军上将伯德在南极三个月的寂寞的故事，奥利，罗尔瓦格的《地球上的巨人A中在南达科他州挪威定居者中那孤独和与世隔绝的故事也使男孩产生朦胧的共鸣。荒野和山脉
在男孩体验到真正的荒野时他已是一个年轻人了，这就是说他已成为“我”了。1936年，赛德和我进行过一次荒野旅行，
坐独木舟到帕克瀑布，顺火炬河而下直到莱迪史密斯，穿过几乎所有的激流，只有一处除外。在那个雨淋淋的夜晚我们还闯了点小祸，把捆在蚊帐里的鸡蛋打了。第二天清晨，天仍阴雨连绵，我们去河岸探视在我们脚下的激流。在那里我们发现一块很大的花岗岩，它上面钉着一块黄铜牌子，那是为了纪念一两年前在这里划独木舟的遇难者。我们划着小船绕过这些激流。
我另一次重要的荒野体验是后来在内华达山脉，1941年夏天在美国宣战之前，我、多萝西娅、丹，阿农、路易斯，阿农以及两头骡子一起走人进化山谷和进化盆地。我们的日程表明我们的女儿凯瑟琳是在那里怀上的，那是一个出生的绝妙地方。在达尔文山脉下的进化盆地安顿下来后，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不仅在林地之中而且完全被山脉包围，并与低地世界隔绝。这是我离月亮最近的地方了。
1963年我第二次到内华达山脉旅行，同行的人比上次多。我发现自己登上了克罗拉多山脉的顶上（不用攀而登上的山顶）。我特别记得在一个寒冷的雾朦朦的早晨，我和儿子彼得登上奥都本山，挤在一些岩石后避风直到雾完全被吹散，我们远眺了周围的山峰和山谷。
山峰使人精神振作。每当离开山顶，从奋力登上的山峰一步步下来时，我总感到有些黯然，甚至有些沮丧，下山的每一步都是不情愿的，几乎有些怨恨。
我最近一次登的是阿尔卑斯山，在得知我将在日内瓦度过我65岁生日时我决定在瓦莱度过下一周，坐火车到锡永，再坐公共汽车到维尔达赫伦的阿罗拉作为我的起点。我不再追求背着40磅重的背包在荒野旅行。我推测登阿尔卑斯山不太费力，因为在那里晚上可以住旅馆，不用带食品和卧具。
我的估算中只疏忽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在内华达山脉的高
43山，你可以在10
000英尺高处野营，而只要再爬l
000英尺过另一个山口。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旅馆通常都处于7
000英尺高处，当清晨醒来时，你就得爬整整一上午到达10
000英尺高处的山口。我醒悟到这一点并看到那高处仍有厚厚的积雪时，我重新安排了日程，但我在维尔达赫伦和它周围的山区度过了…周愉快的隐居生活。罗克沼泽①
要理解罗克沼泽，你必需记住我过的书卷气生活。我在马格莱海峡扬过帆——在书中。我攀登过楠格巴尔博山——在书中。我跟随通俗游记作家理查德，哈利伯顿渡过赫尔斯潘（古代达达尼尔海峡），我为生活在《失落的世界》中被电影艺术再现的恐龙惊骇。我与唐吉诃德一起斗风车，与奥德赛一起漂泊。
经过这样一些历险之后，我对书房或电影院以外所发生的事都感到平淡。确实，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到了中国大陆。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徒步旅行和乘独木舟出游之外，我和多萝西娅及一些朋友在中国曲阜——孔子故乡——度过了67岁生日；在希腊，我和多萝西娅去德尔斐的息巴利泉和科利仙山洞探险；在帕纳萨斯山上拜谒众神，在那里我们吃过一顿野餐。在印度，我们坐在一架老式飞机上飞过西加特到奥兰加巴德，在宗教节日时参观了埃鲁尔和阿旃陀山洞。我们驾车在南斯拉夫黑山没有路面的山道上寻找杜米托尔山里铁托战时的隐藏所，①
我这里涉及的经历及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都发生在1932年到1937年间，
在这段时间里男孩变成青年，然后成为经济上独立的已婚成年人。既然我
再也不能把他本身与我分开，我将以第一人称继续叙述。倾听附近集镇扎布贾克斯拉夫民谣歌手的比赛。我们在从圣卡洛斯，德，巴里赫到蒙特港的山路上冒着猛烈的暴风雨横穿安第斯山；在边境佩拉的小客栈中，在德国人①圣诞颂歌中度过1970年的圣诞夜，除一对来自秘鲁利马的夫妇外我们是唯一的客人。那年除夕，我们在库斯科的公众广场上度过，第二天白天和夜晚我们参观马丘比丘宏伟的废墟。1989年6月“动乱”时期我在北京过了三天。
我这张适度历险的清单几乎可以不停地写下去。如果我是摄影师（我自己旅行时，几乎从不带相机），无疑我会把旅行家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当然，不像畅销书作家所写的旅行，我们这些旅行老手的旅行并不能吸引读者，甚至不能不让他们昏昏人睡。
我生活中真正的冒险是罗克沼泽。它对我是实在的，也许是超现实的。出于同样的理由，唐吉诃德对于塞万提斯也是实在的——比他为之付出一条胳膊的勒班陀战役更为实在。它的实在是因为它存在于想象中。不要误解我：罗克沼泽确实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对于想象着它的莫利斯?戴维斯也如此，汉克、乔治和肖基确实在那里辛勤劳动过。你可以在威斯康星州地图上找到它，我可以告诉你们如何开汽车去那里。
罗克沼泽的故事必须从一次地质课开始，因为那是想象的景象的一部分。任何描写仅在它揭露出皮肉之中的骨骼时才道出真相。威斯康星州的基础是由古代劳伦系花岗岩构成。在它的上面（除了该州北部花岗岩暴露之处）是寒武纪地层和奥陶纪层沙石和石灰岩。在它们之上那长而弯曲的志留纪石灰岩脊柱解释了它们常见的特点。那钙化了的脊柱从东威斯康星一直延①
西阿根廷和南智利定居着许多德国移民。45伸到大湖附近，它那锐利的外缘被称作尼亚加拉悬崖。它在多尔半岛的人口南部的冰川残骸上首次露出其容貌。多尔半岛这个威斯康星州的“拇指”把绿湾和密歇根湖分开。这是一条巨大的山脊，通过多尔镇延伸到北部和东部而成为绿湾陡峭的东岸。
这…山脊在多尔镇和华盛顿岛北端之外暂时淹没在水中，之后又重现为北密歇根半岛的密歇根湖湖岸，向东蜿蜒到密歇根湖，苏必利尔湖和休伦湖交会之处。尼亚加拉石灰岩转向东南形成岛屿和半岛，把乔治湾和休伦湖隔开。继续越过安大略湖的顶端，它向东接近哈密尔顿，与从伊利湖流向安大略湖的尼亚加拉河会合，形成大瀑布。它继续向东界定了安大略湖的南岸，最后又一次消失在阿迪朗达克西缘附近。
在威斯康星州，冰川的一角磨掉了绿湾到尼亚加拉悬崖西部的硬缘，冰川的另一角挖空了密歇根湖以东的盆地。冰川碎石的崎岖的山丘边缘的堆石接在石灰岩之后的悬崖线，消失在绿湾南部水面之下。罗克河东支流冲走了堆石的西坡，主要通过塞亚沙小镇向西流去，与霍列肯附近的罗克河西支流会合。然后河水继续向西南流人伊利诺伊州的罗克浅滩。
这样尼亚加拉石灰岩的巨大边缘把自己的形状在从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到中纽约州的安大略湖东端的全部景色中突现了出来．从空中几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全部行程。这是我故乡的脊椎神经。
罗克河东西两条支流的上游都是沼泽地：在许多地方的冰川碎石上有一层20多英尺厚的泥炭沼泽。西支流的源头是有名的霍列肯沼泽。50多年来在狩猎期留作围猎，在禁猎期留作打野鸟。那里的鸟兽极多。东支流源头的沼泽就是罗克沼泽。它稍小而且不太有名气，虽然它也吸引许多当地的猎人。
罗克沼泽原来覆盖着长得密密麻麻的喜温落叶松，后来被
46赠予苏莱恩铁路部门。有一段时间，沼泽中大部分木材被伐走，土地被闲置，归一个伐木家庭的庄园所有，它大约有3
000英亩，5平方英里，现在大部分是空旷的沼泽似的泥炭地。春天火部分地方被水淹没，周围被茂盛的柳树和赤杨树丛严严实实地围住。庄园所拥的2
000英亩部分是我冒险的地点。对我来说，这是神圣的地方＼，各种巨大的力量汇聚在一起造就厂这一地带，尼亚加拉石灰岩、冰川和古代花岗岩劳伦纪硬层都在下面。
冒险主要是在1932年到1936年期间的夏天进行，是从莫里斯，戴维斯来到密尔沃基后开始的，那大约是1931年或1932年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戴维斯有三四十岁，瘦小身材，矫健活泼，秃顶。我对他的出身知道很少，也许我父亲和他的朋友对他的了解多一些。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是一个军官，战争中患了弹震症。战后，他在几个州的农业试验站工作了几年，职位并不固定。在那里他熟悉一种长得很高的沼泽牧草，草芦（学名藕草），并针对这种草制订了一个周密计划。
这计划是购买一大片离芝加哥不远的沼泽地，种上藕草，再买些当年生的小牛，喂养后运到芝加哥出售或加工。土地便宜地点又接近市场——比从大草原运到市场要节省运费而且避免牲口在长距离运输中掉膘——这使此计划会高度赢利。那些试验站极为成功地用葫草饲养了奶牛。
戴维斯带着这个计划来到密尔沃基。他向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群工程师提出这个计划。如果你无视一个工程师的外表，你会发现他骨子里是重农主义者。工程师相信类似机器、桥梁和土地这样实在的东西。他们不太相信像钱、组织这样摸不到的东西会真实地存在。大萧条加强了他们的怀疑态度。萧条对密尔沃基的打击非常沉重，如我前面所说的，在1932年有那么一段时间，萧条使我父亲在为卡特勒—哈默公司服务了30年之
47后险些失去工作。
每个人对萧条的病症及其治疗有不同的诊断。那时在我父亲的工作室里有一张大型关于经济的水力学模型的示意图，那是一个叫达尔伯格的工程经济学家制作的。钱的流动是红色的，商品的流动是绿色的，劳动力流动是兰色的。既然那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没有发表，这个模型无疑是经典的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不过，我记不起关于这些控制流量的阀门的安排，与这张图相配合，有一个工程师讨论小组，也许戴维斯就是被工程师兼制造商沃尔特，费里斯介绍到小组来的。
这些工程师（后来增加了几个医生）同意把他们部分有限的存款投资到戴维斯的计划中。万一雪上加霜，他们还能自己在地里种一点吃的。这个想法对少年时代在乡村度过并嗜好园艺的父亲很有吸引力。合适的地点定在有2
000英亩（3平方英里）面积的罗克沼泽，它在庄园主手中被伐过木材但从未耕作过，它大约在密尔沃基西北40英里（美国至丰迪拉克的41号公路现在穿过它的东南角）。
罗克沼泽以每英亩2美元成交（终究这是大萧条时期，除了不用许可就给附近农民放牧以外，土地没什么用处）。我成为戴维斯的得力助手，进行着冒险活动。我们走遍这整块地的边界，常常在避开大量威斯康星蚊子时用镰刀）砍倒茂密的柳树和赤杨丛。我们砸碎粗石坝，那是打野鸭的人为使河水淹没沼泽的高地而垒筑的。
在这个沼泽的主要部分，冰川的碎石已被至少20英尺厚的泥炭覆盖，但在水坝附近我们发现一个碎石岛，高出泥炭层有三四英尺，并不受春天洪水的影响。然而它离坚硬的高地有半英里远，因此春天时常难以到达。在准备开展农业活动的过程中，我对沼泽作了仔细的生态学调查，辩认了主要的植物种类，并标
48出不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不同的植被似乎显示出土壤或排水的不同。我甚至用皮氏培养皿作了一些实验室研究：培养土壤细菌，并找出一些有效的养分。既然我没有足够植物学知识去理解我所做的事，化学懂得更少，我的发现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我们很快就有了新成员的帮助。在我们向拥有沼泽周围山坡地的农民（他们虽然没发怒，但还是对失去在沼泽放牧的自由有点不高兴）作自我介绍时，我们遇到了汉克?索德，他大约18岁，没工作，与他的姐姐及姐夫住在一起，并在他们的农场干活养活自己。我们雇了汉克（他此前可能从未挣过现金工资），他带来了他的哥哥乔治，乔治又带来了他的朋友肖基。乔治和肖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没有职业。他们曾经试着干过几乎所有工作，从农场到工厂，如果有什么农业或机械上的事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的话，他们是不会承认的。肖基还声称他当过厨师。他有一张克拉克，盖博式的圆脸，好浮夸，和德克萨斯州人一样外向。乔治则朴素、沉静、稳健，充满智慧并通情达理。汉克很像他的哥哥，但更喜欢说话，而且也许更活泼一点。
戴维斯时而热情奔放，时而闷闷不乐，这种状态可能是他战时经历的产物。在他发狂时，他会买下所有他看到的、可能在沼泽有所用的便宜货，他不带回一货车战利品是不会离开罗巴克商店的。在他的财产中有大量二手货的皱皱巴巴的铁皮，在我们用它们为来年盖房子、棚子和牲口棚时手被割了许多伤口。另一样便宜货是一群在干旱之年咀嚼南达科他砂石而把牙磨坏的马，它们不能在沼泽地吃青草，实际上快要饿死了。这些马被另一群看来被气喘病折磨得要死的马代替了。我们不是当地马贩子的对手，他们具有马贩子（二手货汽车推销商的祖先）所具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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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我们（用砂钻和长柄大锤）在碎石岛上打了一口20英尺深的自流井。还（在井附近）造了一间小屋，大约有14到16英尺长。半间房安了床铺，另半间则安放水池、炉子和一张大桌。一只大煤炉靠在门对面的墙中间，马口铁皮房顶和墙都被用麻丝填了缝，大约一年以后，里面还衬了一层人造纤维板。这间屋用带罩煤气灯照明，毋需说，既没有电，也没有室内管道（除了水管）。有3个男孩（后来他们的父亲也加入了）在里面住了一年。我大部分暑假（和寒假）和他们住在一起。一放假，我就离开学校，搭乘索莱恩火车到塞亚沙枢纽站。冬季，我早晨4点钟到达那里时天还是黑的。
两三年后我们买了墨菲的高地（或更准确地说，山坡）约50英亩的农场，它和沼泽地的主体相连。我们在那里架起了一座结实的房子和牲口棚，它不会被春天的大水包围。它远没有碎石岛上的棚屋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要舒适得多。
当我们购买的土地被正式测量时，我为县测量员当执线人。这位测量员从他父亲那里学得他的业务，他父亲是在英国学会测量的。他主要是通过定位在他所继承的日志中所提到过的老树或寻找旧界石来作业的（那时农民还没有借用它们来支撑牲口棚）。与我们雇的其他人一起，我们清理了40英亩地中的树桩，把干草抛上高高的货车（那里没有装货的人）。我学会了开T型卡车、履带拖拉机（在我座位旁边有一支来福枪，万一有一只雉出现在眼前时好用），还学会了犁地。1935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半天工作计划，只在上午劳动，为的是下午在牲口棚的干草堆中学习微积分。
有些傍晚，特别是星期六傍晚，我们全都挤到货车里到一个有200居民的小镇塞亚沙，或有1
000人口的基瓦斯库姆。汉克、乔治和肖基（他们总归是“毛头小伙子”）喜欢旧时的舞蹈，就
50是那种德国民间舞，而我很快就能跳苏格兰民间舞了，那动作如果算不上是优美，至少也够轻快灵活的。我们与当地的姑娘跳舞和调情，喝过多的酒（多数是啤酒掺威士忌——荷兰杜松子酒加啤酒），然后小心翼翼地驾着卡车以摇摇晃晃步行的速度回家，路上得设法躲开路边的沟渠。
周围农场的人几乎都是第二代德国移民，但有些老移民还活着。那里也有爱尔兰人的聚居地。他们之间有些人还互相通婚，但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偶然在星期六跳舞时会显出种族界线。我记得有一天傍晚，一个年轻的伯恩斯人听到或想象有一个施奈德人用下流话辱骂他的妹妹，为此，一群年轻人回家去拿枪。幸好调停者进行了调解才没发生什么流血事件。然而，一般说来，邻居之间是真诚的，没有解不开的宿怨。
我第一次去沼泽时下了决心，对于我和朋友的关系要谨言慎行。我不打算再得到像我在密尔沃基朋友群中那自以为聪明的名声。这是我的策略，因为比我年长或长得高的男孩对自以为聪明的孩子不会有深刻的印象。相反，我相当自然地以小弟弟身分与他们相处，向他们多多学习，清洗富家子弟、城里滑头出身的名声，感到自己被人喜爱和尊敬。我所具有的这种在学术和职业以外的与人相处的技巧和对人的理解，主要应归功于我在罗克沼泽的生活，而不是我一生中其他任何一次经历。
这是一次美妙的充满想象的冒险：在20世纪恢复对新疆域的开拓。男孩们并不很相信其现实性，但它多少使他们兴奋和满足，直到他们又一次找到工作。此外，他们热情洋溢、非常乐于当牛仔，甚至配带上左轮手枪、戴着德克萨斯帽、骑着马走在沼泽地上。要使罗克沼泽经营得非常成功，让他们做管理者是不大可能的。汉克优先被雇用，仍是正式的老板，虽然他最年轻。乔治是元老，性格外向的肖基凭其才能去做了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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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邻居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第一次犁地并搬进一个巨大的柱形锅炉，给它灌满水作为压路机时，邻居们星期天从周围几英里外来看这些城市滑头们在干什么。他们坦率地表示怀疑（后来证明，是对的），但他们是好心情、正直、友好的邻居，接纳了我们为社区的成员。
我不能详述罗克沼泽全部漫长的、最终是悲哀的历史。我们开始后不久，戴维斯在一次情绪消沉期间，在他寄宿的明尼阿波利斯旅馆里把左轮手枪对准头部，扣动了扳机。这对我的震动远远超过我的家人（祖母、舅舅、祖父）的去世。我是在高中的三角课课堂上得知这个噩耗的。直到现在，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那房子、教师、金斯伯格先生和同学们还闪现在我眼前。
戴维斯的去世，带走了许多冒险的勇气和进取精神。其他股东都没有很多时间致力于这件事。另外还有其他挫折：一次大火烧毁了一部分我们一年收获的草籽，那时草籽销路很好；我们的牲口群中蔓延了一种流行的红眼病，当我们把牲口围起来给它们的眼睛点上刺痛的眼药水时，它们一天天变得更瘦、更不安、脾气更坏。事实上，真正最后结束这次冒险活动的决定是牲口们作出的。我们已经种上600英亩的牧草，并放养了赫勒福德牛，但它们草一点也不吃，它们什么都吃就是不吃荫草，还撞开我们筑好的所有篱笆，包括铁蒺蓠和电网，走出牧场。
我们的失败实质上是一次生动的实证：理论不管如何貌似有理和“明显”地有根据，都可能完全被现实世界顽固的事实所推翻，对此我决不会忘记。戴维斯带给我们一个无懈可击、有利可图的养牲口计划，而牲口却有不同的计划。无疑，后来我对主流经济学的先验主义配给理论的深深怀疑有些是始于这次经历。
我不必再详谈这个沼泽不仅在智力上而且在感情上对我意
52昧着什么。在第13章，我称1955年12月15日是我生活中的高潮日，但或许这是错误的。也许应该是1932年的一个星期，那时我正在作生态调查，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在碎石岛的棚屋里，四周全是大片茂盛的青草和狭长的灌木地带。除了周围的鸟和昆虫外不对任何人讲话，除了2英里以外的小山上偶尔有农民在犁地以外看不见任何人。隔着一望无际的草地，我向北能看到洛梅拉的教堂的小尖顶。那是我最接近于神秘的一次体验，弥足珍贵而又难以言表。
几年后，大约是一个冬夜，清冷的月光下群星闪烁，雪很深，哈罗德?格茨科夫和我背着背包，一起从塞亚沙枢纽站到罗克沼泽滑雪。午夜过后很久，空气刺骨而清新，万籁俱寂，只有我们刚乘坐的那辆火车向北驶去时偶尔传来遥远的低沉的汽笛声。
50多年来，一张沼泽的快照一直带在我的钱夹里。现在这片土地和霍列肯一起是州属猎鸟保护区，在塞亚沙枢纽站的铁路附近的河上筑了坝。许多茂盛的牧草地积着水。我最后一次见到汉克，也许是20年前，他已是基瓦斯库姆附近事业有成的农民。我不知道乔治或肖基怎么样，但我常常想念他们。533.芝加哥的教育
我在那里长大的密尔沃基很难说是闭塞地区，但它既不是艺术的中心也不是智力冒险的前沿。它是一个十足的制造业城市，当地政府的社会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它是由德国1848年革命分子帮助建立的，它因进步的社会立法而在州里被铭记于心。
我上的中学都是优秀的，但它们的优秀在于给予坚实的经典基础而不是向学生提示新奇。我们听的音乐是贝多芬而不是斯特拉文斯基；我们看的画是米利特而不是毕加索甚至塞尚。我离开密尔沃基时还从未读过马塞尔，普鲁斯特或T．S．艾略特，也没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甚至在大萧条破坏最严重时，失业人数巨增，对现存社会体制已不抱幻想的人也很少以尖锐的或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表达自己的思想。与附近的芝加哥一样，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战斗的词，而是和自由的改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也许因为这一点，政治争论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圈子里是以平静而讲道理的语调进行的。萧条时期和繁荣时期一样，密尔沃基教导儿童
54们期望世间人事的进步，并为此而努力，它并不让他们避免新思想，但按1848年革命者的精神，变革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的。
我1933年到芝加哥大学时，在艺术、智力和政治上遇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密尔沃基所没有的。没有一件东西不因其太新奇神妙、太不可思议而使聚集在米德韦校园的师生们活跃的头脑强烈兴奋，在接受或拒绝每样东西之前都必须探究、尝试。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生活
根据我哥哥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的经历，我已在期待着自己的大学生活。我知道体育运动的重要性以及新生不可避免受戏弄，虽然我对这些活动全无热情，但还是准备把它们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去接受。
1933年9月我乘上北肖尔市际电动列车开始我的新生周。一个小衣箱已先运走，我还带了两个大袋子。路上我和一个同样带了很多东西的青年开始交谈，我们发现我们去同一个目的地。这个年轻人哈罗德?格茨科夫成为并且现在依然是我的好友。另一个乘客诺曼，皮尔逊在沃基根上车，也是一个同路人。我们一起改乘芝加哥高架铁路，它和北肖尔列车走同一条路线。我们在63街的绿林街口下车，背着沉重的袋子，走过3个街区去大学的伯顿一贾德森宿舍。
我们走近宿舍门时，一个穿着粗花呢茄克的男子（一个研究生，显得”非常”成熟）走出来，作自我介绍并问：“几位先生是否想先喝口茶再拿包上楼？”有点装腔作势，而且是明显的牛津剑桥昧，但它立刻而且彻底地重构了我对大学生活的期待。戏弄
55和玩耍被遗忘了，我已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大学。
因为宿舍相当新，而且大萧条削减了新生入学人数，所有的房间都是单人住，大学还把许多房间租给研究生住。就我记忆所及，住在我们那一厢宿舍4层的有8个学生：一位学习梵文的学生（他希望在他拿到学位之前，国内他这门学科有两三个位置因有人退休或死亡而空缺）；一位用拉丁文写论卡托路斯（罗马抒情诗人）的学位论文的学生；一位学医的学生（他路道很野，能搞到实验室的纯酒精，我们用它兑上水和葡萄柚果汁来喝）；一位学（极端先锋派的）英国文学的研究生；一位学古代中东语言的本科生；一位学法律；一位化学系新生和我自己。伯顿一贾德森宿舍里的其余房间也有类似的各种居住者。
这是可能的有利于成长的最好环境——没有人为的代沟。研究生与我们相处即使不总是平等的，至少也是有感情的。他们容忍我们的无知并在可能的时候予以纠正。“角色榜样”是我们现在这么称呼的，但我想那时没有这个用语。
不时有些其他人也来指教我们，但他们不是真正的角色榜样。其中有一个是年长的同伴（大约30来岁了），他有后备军资格。他除了大学学习以外还上些军队通讯课程以便晋升军衔。因为对功课并不感兴趣，他常让我帮他做功课。调动部队越过南山参加葛底斯堡附近的战役使我感到很有趣。可惜这位长官还被发现是一个有盗窃行为的人，他不得不搬走了。
搬来一个从堪萨斯市来的年纪大而且长相凶恶的瘦家伙，他喉咙处有一道大疤——想必这本是一道致命的伤口。他曾被密苏里州政府（也就是堪萨斯市腐败的汤姆，普伦德加斯特的机器）派去学林业或某种不大有希望的学科，更可能的是他被派出堪萨斯市直到他度过某种困境。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待在屋里玩一种浮动的21点游戏，并备有足够的酒。我预料他用这种方式
56挣生活费，但我从未被诱去参加过这种游戏。
我并不打算使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芝加哥生活的丰富多彩使我们的学习失色。我们生活在成年人的环境中，成年人意味着严肃地工作。特别是通过观察研究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受过教育的人。一位学英国文学的学生（我幸而忘掉了他的名字）从不停止嘲笑我的保守，特别是关于我的音乐、艺术和文学口味。他向我保证说我一生决不会作出有任何创造性的事来。
为了自卫，我不得不花时间听斯特拉文斯基，看毕加索，并且读詹姆斯，乔伊斯的书，当然，后来我完全欣赏它们了。我想甚至没有别人的刺激，那一切也会发生的，但我们并没有做受控实验。在芝加哥大学的环境里，一个人能遇到大量崭新而又现代的东西。
这种境遇有一部分是大学安排的，即通过著名的访问者带到校园来。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是那年第一个来访者。我时常去曼德尔大厅楼座的第一排听他公开讲演。我专心致志地听一个小时却听不懂一句话，我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难处归咎为我缺乏教育，但几年后我读了几本怀特海的著作，便开始怀疑那种评估是否正确。
几年后轮到法国的天主教大哲学家雅克，马里顿。他用英语演讲。虽然他无疑完全精通英语的书写形式，但显然他很少讲英语，甚至要请别人为他的手稿标上语音。不管讲什么，他的发音都带有十足的法语语调和语音省略，在词或短语中间停顿。我又一次完全听不懂，但这次的理由显然和上次完全不同。
许多其他的公开讲座给我的收获要大得多，但不知为何，这两次的情景总在我记忆中盘旋。
57本科生学习
我到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是它实行新计划①的第三年。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综合考试来完成学士学位的大部分学科要求。所有学生都要通过如下学科的考试：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物理学科、生物学科；但并不要求学生去听课。这些规定正合我的口味，使我能在三年中，即于1936年获得学士学位。
我很少去听课。因为我高中时优秀的训练已使我几乎准备好了头两年的考试。我很快就去听较高年级以及研究生的课程。拉尔夫，杰勒德用苏格拉底问答式法教生物学使新生很受鼓舞。虽然我仍对生物学深感兴趣，但我决定不把这一有兴趣学科当作职业来学习，因为我是色盲，在实验中也笨手笨脚。
另一方面，亨利，西蒙斯时常跷着两条椅子腿教授的价值论课，使我初次了解精密的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我一心想学经济学专业，在我得知它要求必需先修一门会计课程后，我又改学没有这种要求的政治学（对于一个后来成为一所商学院的创始人并获诺贝尔经济学桂冠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开端）。这一相当偶然的决定的结果（迷宫中的一个真实的叉口）使我在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在我高中时阅读大量经济学书籍之后，价值论课程为我的非经典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甚至是研究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我在大学二年级初期，不再正式选修数学课，因为一位微积①
我应准确地详细说明：“老的”新计划在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到学校前已开展了，它是1931年实行的。哈钦斯逐渐把它改变为“新的”新计划，它强调
读名著和速成（两年）学士学位。很幸运，直到我完成学业它才开始实行。58分教授坚持要我去听课。-此后，我几乎所有的数学知识都是自学的，有些是我在大学学的，但在50年代初才相当集中地继续学习，并完成了当时这个专业博士学位的大多数课程（大量高等代数、分析和函数论，少量拓扑学）。自学给我勇气和技巧随时去掌握在我研究中所需要的数学新知识。这也使我的数学技巧虽不完美但尚可应用。
我在语言上也使用了同样的自学策略。高中时我向可敬畏的弗劳兰，鲁晓普学了整整两年德语，这使我有了相当的德语说、读能力。我学过4年拉丁语，它给了我非常多的古典历史和文明知识，但还不能通过读拉丁语来消遣：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翻译和对语法的吹毛求疵上，而没有去阅读。
在芝加哥的第一年，我注册了法语课，但几乎没有去听过。教师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读物，逐步介绍新词汇，如同孩子们的初级读本。我发现我不用太注意正式语法并几乎不参考词典就可以阅读。然后我进而读严肃的法文政治书籍，卢梭和孟德斯鸠，觉得虽然它们难一些，但还能理解。从那以后我一直以流利地阅读法文作为消遣，其实我的法文基础只是选了那一门课，甚至没有去听过（那门课我的成绩是B，口语考试的结果不太理想）。
我从法语开始进而学习其他语言，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独立地学习．以致到今天，我可以用20多种语言阅读专业书籍和论文，用6种语言阅读文学作品消遣。
当然，写和说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是另两回事。人们可以仅靠花大量时间阅读来学会流利地阅读，也可以仅靠花大量时间听和说来学会说。不幸的是，多数美国人几乎没有机会（比如说和欧洲人相比较）说其他语言。英语已成为国际沟通语言这一事实使问题更加严重。
于是我得出结论（我那教语言的同事说我太草率），在美国
59的中学和大学的外语口语技巧教学几乎是徒劳的。语言课程应集中于发展阅读技巧，而且最主要的是教学生如何只是通过阅读来形成这些技巧。
但是当人们在海外旅行时怎么点早饭呢？第一步是买一本伯利茨常用语手册和一本好的袖珍词典，勤快地使用它们。第二步是买些磁带来听，然后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运用这种语言直到你懂了为止。
遵循这些方法，凡是不怕丢脸的人都能说任何一种外语，虽然笨拙但能被理解。学外语最大的敌人是怕丢脸，不能或不愿再当一次小孩，并让自己的缺陷表现出来。我已发现这种方法在30个外国国土都行得通，其中有些特殊的语言像匈牙利语、汉语或土耳其语常被看作难懂的。只有在巴黎时，我又怕丢脸，于是我就不会说话了。在那里，本国人对法语说得不大好的人很粗鲁，这种名声妨碍了我。
然而玩这种游戏有其危险性。如果你用外语提问题，当地人会以为你能听懂他们的回答，而这是错误的假定。另一个危险是你将得到一种声誉，人们会根据你这20种语言中每一种中的上百个词汇就以为你是一个有惊人成就的通晓多种外国语的人。但这个游戏极有趣。我时常觉得这是我旅行中的主要消遣，因此我不愿去像澳大利亚或英格兰那样只讲一种英语的地方。但在巴黎要小心。大学朋友
在大学头两年，我过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到第三年则有一些松动），早上6:00起床到晚上10：00睡觉，每周七天我埋头读书或谈论书本，这包括进餐时间和大部分参加社交活动的
60时间。概论课为我们提供了共同的话题，所以学生们在神学院餐桌上经常谈论学习。①
多数星期六傍晚，我们六七个学生在一起喝着便宜的麝香葡萄酒，读剧本或争论哲学。我们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米尔顿。沃尔福德来自南伊利诺伊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从关心存在而转向讨论哲学，因为他很忧郁而且常受欺侮，像A.A.米尔恩的小蠢驴，所以外号HH：笨驴。我很喜欢他，但也许取笑他太多，他对别人比对我更亲近。
笨驴易受催眠。事实上如果有人让他坐着紧紧握住他的手，就常能使他安静。如果暗示他不能把手拿开时，他的手真的不能拿开了。但我们也很快承认这是一种恶作剧，笨驴越来越难以保持安宁，神经衰弱症经常发作。他还是本科生时就去世了，表面上是因为心脏病，实际上是因为悲观厌世，或是因为今天所谓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利奥，希尔兹是来自盐湖城的活泼标致的天主教徒，他是被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和哲学家莫蒂默，艾德勒的托马斯主义带到芝加哥来的。他的行动常常像小鸟一样，轻快机灵。他异常聪明，对文学写作和政治哲学都感兴趣。他哥哥弗朗西斯有一段时期也在芝加哥大学。他们长得非常相像而且举止也很相似，以至弗朗西斯立刻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和他一起搭便车旅行过几次——那时，搭车旅行不特别危险，而且根据芝加哥大学的政策，缺课不太受人注意。
利奥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在圣母大学完成政治哲学博士学①
最近几年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一直亟力提倡设置…门公共基础课
程——不只是一种配置的要求——为了给学生除了流行音乐、电视剧、活
动、性和天气以外的共同话题。我对公共基础课的价值的信仰直接来自我
在芝加哥的体验。61位（论文是论社会公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任命为步兵中尉，在诺曼底海滩进攻开始日牺牲。
我们中其余的人比较幸运。温斯顿，阿什利是从俄克拉荷马带着他的小说草稿来的。大学把他带到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天主教会那里，后来又使他成为多米尼根教派的教士，终生在教会从事教书和管理工作。
米尔顿、利奥和温斯顿是我们这伙人中不受拘束的机灵鬼，他们不久就策划或被介绍成为所谓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天主教—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从来得知它从何而来）。上述词语的前三项不难连在一起，但最后一项有点古怪。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认真的事，但也非常好玩，他们无非是装模作样。有一个时期他们三人都剃光头，我猜想是为了抗议世界的不公平。一段时间后，有一个可爱的女学生海伦，埃利希，不知是出于模仿还是自己突发奇想，也剃了头。这四个人的头发花了很长时间才长好。海伦在长头发的每一阶段看上去都很迷人，而另外几位我就很难说了。
利奥和温斯顿的信仰逐渐变成较保守的罗马天主教信条，但这是他们离开芝加哥以后的事。同时这三人和那时的…位教员桑顿，怀尔德以及较年轻的诺曼，麦克莱恩一起都认真地继续从事文学研究。麦克莱恩是兄弟会（Beta
Theta
Pi}会员，这个组织在艰难时期曾衰落，他在兄弟会鼓舞下在学生中发展了一些新会员。该团体天真地集合了相当多的校园托洛茨基分子，包括利奥和温斯顿，所以Beta
Theta
Pi有一阵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堡垒，当然完全是文学托派。
恰在那时，曼利，汤普森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父亲在俄亥俄的曾斯维尔拥有一家凯迪拉克汽车经销处，并且不愿把儿子送到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闻名的激进主义和唯理智论的温床去读
62保护他的美国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曼利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后，既相信亚里士多德、康德，也相信皮尔斯，还在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继续他卓越的事业。
埃利斯，科斯那时也在这个宿舍住，因“无法以音乐谋生”而开始学社会学。他错了——他不久就改变主修学科，并成为一位作曲家和音乐教授。在我们周六晚会上，他常给我们讲授音乐理论。我们多年一直关注着他事业的发展，欣赏他的音乐，并保持与他的通信联系。
我已提到过哈罗德，格茨科夫，既然他在我20多年的教育和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我要多讲一些他的故事，甚至涉及预示我以后生活中的一些事件。
虽然哈罗德和我都在密尔沃基长大，我们的家相隔不到一英里，我们还几乎同岁，但我们在去芝加哥北岸的火车上相遇之前没见过，因为我们上不同的公立中学。我遇到他时，他那当商人的父亲已经病故。但我们上学的其他方面背景相似，而且对新生活的反应也相似，都没有被我们遇到的神学理论所征服。
我们时常进行饭余谈话并自由讨论，我们共同的话题是科学兴趣、认识论和伦理学（也许我难免记错）。我已经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对此我从未放弃（现在我宁可称它为经验主义），而哈罗德那时认为达尔文主义目的进化论能为伦理学提供公理。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如果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有变化的话，那是通过理解世界而且通过提供科学知识去解决人世间的一些问题。哈罗德专心致志于心理学和教育，而我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
哈罗德那些年相当认真——不乏幽默，但从不作无聊之举或恶作剧。我要把他列入最无轻佻举动的大学生人群。他有非凡的能力表达道德义愤（真实的或假设的）。当我们在走廊里大
64吵大闹打断了他的学习时，他常用的让我们复归安静的办法是：走出房间盯得我们悄无声息。他的举止反映了他的目的感，他在大学时从不背离他的目标——准备去教高中。
因为我们学的课程不同，哈罗德和我彼此能指出我们可能忽略的想法。是他首先提醒我注意心理学家让?皮亚杰，那时的美国行为主义者几乎没有提到过他。他还告诉我教育学院的H.C.莫里森教授的研究成果，这位教授以一种现在叫做任务分析的形式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础。
1936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哈罗德离校去教高中，但1940年他又决定回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那时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我们通过书信继续我们的友谊。由于那时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动，我们每人都不得不艰难地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选择自己所期望的角色。
我很早就是一个干涉主义者，但命运的嘲弄使我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平民（见第6、7章）。哈罗德成为一个谨慎的反战者，在美国参战的整个时期，他用四年多时间致力于民间公益服务。在我写这些话时，我面前放着他1940年10月的一封信。那时他要求征兵委员会把他列为因道德或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这封信明显地反映他的始终如一，因为信中提到以前对冲突的非暴力反应的讨论。
1942年1月，我还收到他一封非常长的信。3月份我回了一封更长的信（他的信不空行地打字有7页之多，我的有12页）。我们激烈地争论非暴力与反纳粹主义战争的相对优点。今天读这些信重新唤起我们那些年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挣扎。那时我们都不得不审查自己的基本信仰，以便献身于一方或另一方。现在我对我信中有一两个夸夸其谈的段落有点羞愧。但总的说来，哈罗德和我是有实际根据地、理性地在争论：战争或
65被纳粹征服的世界会成什么样？以及我们在什么时期衡量其后果？对暴君的非暴力抵抗的前景如何？
这些与越战期间回响在大学校园的争论相同——完全不外乎“赤化或是死亡”的雄辩。重读它们，我对下一代学生的精神有了新的了解，不是学生所关心的与我不同，而是年龄不同。25岁的人是以一种不同的角度，以一种来日方长的眼光来考察所关心的事。我回忆起这些信的作者正在涉及自己未来的前景，那与关心自己的子孙们的前景有些不同。
哈罗德1月的来信（恐怕比我的回信）更表明他始终愿意彻底公开地审查并捍卫他的立场，顽强但不是顽固。他从不需要奥利弗?克伦威尔曾在苏格兰教堂致词中的劝告：“我恳求你们，以基督的同情心想一想，你们可能错了。”他正在完全按他非暴力信仰行动，以这种方法生活并开展事业时，哈罗德从未想象他在这方面或其他问题上的结论是绝对正确的。他在信中不仅为他的立场提出争辩，而且公平地表述他朋友已提出的反对它们的具体意见。如果我的信中有一种信徒的腔调，寻求改变信仰，那么他表达的是内心争辩的真实感觉——虽然那时他已基本上下定决心。
正如事后证明的那样，哈罗德战时的公益服务并不要求他完全放弃他的科学目标。起初他属于密歇根北树林的护林营，但战时的最后几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研究六个月饥饿对一群因宗教和道德原因拒战的志愿者的行为和生理心理表现的效果。哈罗德和他的同事保罗，鲍曼除了发表了科学实验报告外，还编纂了一本很有特色的小册子《人与饥饿》，以帮助救济工作者对付大众在战时或饥荒时的饥饿。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对他并不截然分离，二者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哈罗德给了我非常有价值的帮助。在芝加哥时
66我就发现他可以做一个激烈的评论家，我们常以一种没有清规戒律约束的方法读对方的论文。后来在我修改我要出版的博士论文时，我把它寄给哈罗德，我把他当作第一个真正的读者。他那时以及后来提供的批评，对论文的最后定稿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争年代我们政治观点和行动的分歧并没有使我们的友谊冷淡，虽然那时我们不常见面也不常通信。战后他回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和格式塔心理学家N．R．F．梅尔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博士论文证明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陈规。这在40年代并没引起反性别歧视主义的不满。但后来哈罗德很聪明，对于他所发现这种差别是在描述本性还是教养不作结论。
因为认知是我在卡内基理工学院进行有组织的决策研究的核心，我们的职业兴趣趋于一致。在哈罗德参加社会心理学家罗吉尔，海恩斯组织的关于群体的交流和问题解决的研究计划时，我开始与参与这个计划的人一起磋商，常从卡内基理工学院到密歇根大学校园访问。
不久，我说服了哈罗德来卡内基工作，从而成功地把活动转向另一个方面，把商业和心理学结合在一起。他在卡内基从1950年一直工作到1957年（第9章我将描述1949年我们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建立新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哈罗德是我们在所有组织与管理研究中的主要人物。那个时期，如我们后面会看到那样，卡内基非常明显地形成了一个最大的组织研究群体，但由于种种原因，5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群体开始解散。哈罗德受斯坦福附近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吸引去工作一年，于1957年永远离开了我们学校。
哈罗德的离开有非常充分的个人和职业上的原因，所以我心里没有强烈的反对。我不想最终改变他的决定，即使我曾想
67过。因为关于管理工作方面的研究与他主要关心的和平与国际关系的事很少直接相关，而他在西北大学得到的位置允许他全力献身于和平与战争问题。虽然他曾全力委身于科学探索并以此作为通向有效的社会行动之路，但他还是想把自己的技能用于直接涉及国际事务管理的研究。
1957年以后，偶尔的书信和更少的访问代替了几乎每天的谈话。我不想多讲此后的事。他的生活展示了少见的统一和一贯性：从一开始到现在，关心重大的人类问题，特别是和平问题；相信人类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应用能为成功地尽力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唯一真实的希望；在他个人和他职业生活中始终执着于这一信仰。
几乎无人不同意保持世界和平在人类的紧迫任务活动表中的高地位，但我们中很少有人花去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和平问题。对我来说，我知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在我设法考虑那些没有明显解决办法的问题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受挫和徒劳的感觉，于是心智就从不愉快的困惑转向更愉快的论题。哈多德从来不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者，但同时他从未失去信心，他认为顽强地应用理性总会起作用的。
这些是我在芝加哥大学时与之共度学生时光的同伴。如果我的朋友好像自以为趣味很高雅，那是因为他们事实如此。甚至恶作剧也是自以为趣味高雅，也许有时还自以为难能可贵呢。笨驴的一个朋友，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当时在考虑转到芝加哥大学来。得知他要参观校园时，我们邀请他出席我们的周六晚会，那时我们认为应有非同寻常的安排，所以组织了一次降神会。
笨驴的朋友到达时，我们已布置了一个房间，仅靠几根蜡烛照明，房间的一端的祭坛上放着T．S．艾略特的书，两侧点着两
68支蜡烛。为确保我们的客人不打瞌睡，我们给他准备一把破椅子。然后我们开始读一系列的学术论文，讨论“道”与斯特拉文斯基、与凡高的画的关系等等。其中穿插着读埃兹拉，庞德的“诗章”和对祭坛跪拜。
这次娱乐时间很长，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开灯，拿出葡萄酒，设法欢迎我们的客人。他却似乎不知道改变步调，仍保持一种茫然状态。第二天他起程回家时竟上错了火车。我说不上这其中有什么因果关系，但碰巧如此，我相信他不会转到芝加哥大学来了。
这个恶作剧非常幼稚浅薄，但它又是大学二年级的某种风格——也许是特殊的芝加哥大学二年级学生的风格。①初
恋
我在大学全然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我对女孩已失去兴趣。我通过信件继续与吉妮保持着柔情蜜意。但胆怯使我对校园中新的女性同伴退避三舍。此外，我也不跳舞。
进大学几个月以后，我开始感到很抑郁，可能是思乡病，虽然诊断不是如此。只是觉得生活没意思。经历过挫折的心理历程后，我回顾了我的爱情生活，断定吉妮的智力不足以使我保持兴趣，当然不能与她终生为伴。（是不是我想与妇女进行我父母之间所不曾有过的智力交流？是不是芝加哥大学令人兴奋的气氛改变了我的智力标准？）
我把熟识的女性考虑了一遍。芝加哥大学班上名列前茅的①sophomoric
既指大学二年级生，又指自以为样样都懂而实际幼稚浅薄的
人。作者此处一语双关以示幽默。——编注女生又不附合我的审美标准。我心里越来越想念几年前在密尔沃基的教堂里认识的玛丽，我们同在一个青年组。但她从未引起我的注意——这很奇怪，因为她是一位美丽的姑娘，而且肯定很聪明。我想问题在于她只有十二三岁，而且常常衣衫不整，她的外表掩盖了她的美。她比我小一岁，还在读高中，大约她慢慢获得了审美力。
1934年春天，我回到密尔沃基见到关系密切的青年组的人（我们自称为异教徒），我立刻对玛丽进行围攻。事情有些复杂，她那时正与我最好的朋友认真地约会。他比我大两岁，但我不管那些。一次聚会上我坐在她旁边拉着她的手，她并没有甩掉。我们几乎立刻进入亲密阶段。她的经验超过我，她很快向我介绍用手抚摸光滑赤裸的肉体的愉快。爱抚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是无罪的，但那时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我看来是惊心动魄的。我们很快成为情人。被我取代的那位朋友有点伤心，但显然没有生气。由于我与吉妮的关系是不明确的，我们没有正式分手，在大约许多年后我与她失去联系以前，我们仍是朋友，虽然很少见面。
高中毕业以后，玛丽进入附近的一所大学，离芝加哥很近，我能偶而在周末去看她。但这次我在智力上输了，肉体上单纯的愉快虽然相对纯洁，但我对这种愉快感到非常新奇，恕尽情享受，结果使她感到厌烦。她在大学里找到另一个和她共同对戏剧感兴趣的男孩。不到一年时间，我收到一封“让我们还是好朋友”的断交信。
我没有体面地接受失败。因为在大学剧团中她要主演麦克佩斯夫人而我熟记《麦克佩斯》的全部角色，所以我能帮她排练（我现在仍能背诵大段台词，也许我在一星期内能重新学会它）。但那次并不成功，我已没有吸引力了。在一个特别多雪的冬天
70后的春天，雪突然融化之时，我最后一次去大学看她。除了冬天趟过有冰的小河时的不舒服外，访问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错误，它使我痛苦而且窘迫。
因为单相思或是因为自尊心受损，我那时既愤怒又失望，我自责地想：再也不拥抱她了。那时我们多数人都有这种经历。虽然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这并不使我好受一点。当我的痛苦太厉害时，我会几小时以酒解忧。
众所周知，这种绝望不会无限持续，几个月后我已能理智地对待这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法是另找一个像玛丽一样合意的女孩，而且最好在芝加哥校园里，这样可以不断地加以注意。大学里男女合上的舞蹈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低水平的新的交际技能，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有机会遇到女孩们。
我在读高年级和研究生时随心所欲，没有持久的迷恋。与大学里许多迷人的姑娘及罗克沼泽附近的姑娘度过一些愉快的时光。时常喝得太多，但并不影响复原，所以我的学习和工作没受影响。（在所有这些骚动之中，我的功课总能保持平均得A；也许学习和工作是我真正的慰藉。）哲学和政治学
芝加哥大学社区有许多宗教式的哲学和政治流派。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既有非宗教的，也有天主教的。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斯大林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当然还有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天主教—托洛茨基教派，对此我已重点提过。
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在学校里通过“名著”课程而传授，这门课由罗伯特，哈钦斯校长和莫蒂默‘艾德勒教授合开的。艾德勒以他所想象的苏格拉底方式来教学，但我以为那
71是虚张声势（哈钦斯处于相对守势，也许因为他的校长职位使他没有时间作适当的准备。当他陷入困境时由艾德勒保驾）。我没有注册这门课，但在学生们为反对艾德勒而自卫时，我们几个人时常出席去声援他们。我特别记得有一次艾德勒被海伦?埃利希（那个有怪念头剃了头发的女孩）强迫离开了整整两节课。
唉！我不具备真正的信徒的品质。我刚到大学时是个社会主义者。从我密尔沃基的背景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好的城市行政管理和全体人民的舒适生活。到芝加哥后不久，一位朋友带我参加一次他所说是共产主义者的会议。在一个店铺楼上的破旧房间里，我们发现一些中年人在谴责斯大林！真是不可理解，在此之前我还没听说过托洛茨基。
在我对关于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主义、托马斯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朋友的争论产生兴趣时，我逻辑推理长链中的怀疑让我不相信这些。所以我没走多远，但我因而知道了大量有关的重要社会运动及其哲学背景。
虽然我在校园里避开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组织，但并非不注意政治领域。连续萧条和纳粹主义的兴起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事。但我在本科生时的大多数政治活动只采取清谈形式。
有一次例外：作为一次政治学课程的作业，我们在几个选区的投票点做监票员、审判员代表。选区政党的走卒根本不想向我们隐瞒露骨的欺骗。他们在我们参观的许多芝加哥选区内做坏事：选举者受过训练、选票被放进后面的房间，然后再回来。我们多数人只是安静地观看，不想干涉并事后报告我们的发现。有一两个学生去干预或试图徒劳地去干预，回学校时被打得鼻青脸肿。我相信没有开枪。我们没有给芝加哥市长老板爱德华?凯利的政治机器留下致命伤。
72研究生学习
到第二年结束时，我通过了所有概论课以及社会科学与政治学方面的高班要求。我广泛阅读了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甚至获得1935年综合考试的第二名），并已加强我高中时在物理学、生物学方面的训练。我还相当好地了解了社会学与人类学，不太充分地了解了心理学，并且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多少得到了些训练。所以我能把第二年的一部分时间和第三年的几乎全部时间用于研究生水平的工作，我通过向大学里各处的调查取样来完成这些工作。
我设法把经济学工作与对饲养牲口的兴趣结合起来，因为那时我与罗克沼泽关系密切（见第2章）。那时大量芝加哥牲畜饲养场仍统治着肉类罐头工业。我几次安排时间去参观，以熟悉牲口买主和价格专家。我发现牲口贸易的表演非常迷人，但对它没有什么新的见解。
在宿舍的墙上，我保留过一张关于每日牲口价格的彩色图表。我亟想创立一种供求理论以考虑不同品级的牲口的价格关系，但并不成功。这也许是我在三年级选修亨利?舒尔茨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原因。
在我完成大学必修课并开始进主修专业学科时，一年级时的一些准宗教问题让位于一些技术性更强的问题。我发现有几个教员，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如何把数学应用于那些以经验为依据的问题。政治学系以外的三个人在我那一阶段的教育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尼古拉?拉什夫斯基、亨利?舒尔茨和鲁道夫，卡尔纳普。
数学生物物理学家尼古拉，拉什夫斯基有着在生物学系统
73模型中建立简单假设的惊人才能。因为他说服了一个富裕的芝加哥人相信他的模型可能揭开癌症的秘密，他得到一大笔基金。他以此来支持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生，那时包括阿尔文，温伯格和A.S.豪斯霍尔德；前者后来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者是一位数字分析学家。我从拉什夫斯基和他才华横溢的学生们那里学得许多东西。
尽管有建立数学模型的技能，拉什夫斯基对数据的态度是相当不在乎的。他从未能对他所处理的生物学现象实行控制。结果生物学家们逐渐不理睬他了。他们有可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但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做到这一点。作为学科间有效沟通的基础的互相尊重非常缺乏。
拉什夫斯基在下午给研究班上课。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的瞌睡时常使我产生幻觉。拉什夫斯基是高个子，金黄色头发，蓝眼睛，我的另一个教师政治学家哈罗德?戈斯内尔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戈斯内尔脸刮得很干净，而拉什夫斯基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长胡子。在我迷迷糊糊时想象如果拉掉拉什夫斯基的胡子，面前将会是戈斯内尔。好在我从未做过这个试验。
几年后，我在经济学家嘉斯卡?马歇克家中参加一个聚会，拉什夫斯基也参加了。他们开始对各自关于1917年情况交换意见。马歇克（大约18岁）已是高加索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主管经济的部长，他的总部在黑海的巴顿。拉什夫斯基那时是俄罗斯海军巡洋舰的官员。他接到命令轰炸巴顿。非常幸运的是下了一场暴风雨，巡洋舰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使他们的首次见面推迟了许多年，一直到他们两个人都被历史的潮流冲到芝加哥的湖畔。
亨利?舒尔茨与拉什夫斯基不同，他不是天生的数学家。他数学学得非常吃力，但他以极大的决心和彻底性掌握了数学。
74他的著作《需求的理论和测量》及他的研究班使我对经济学的数学应用以及现代统计理论有深入透彻的见解。我特别感激他三件事：对沃尔拉斯的普通均衡理论的理解（那时是新的），关于内曼—皮尔逊的统计检验理论的知识以及对后来被称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的正确评价。他总是对他正在干的事的哲学基础感兴趣，并为学生指点许多有趣而有价值的书。阿尔弗雷德，洛特卡的《物理生物学原理》是他（也是我）喜爱的一本书。
一次在他的计量经济学课上，亨利?舒尔茨给我们一些数据，比如为最初六个月的婴儿的身高和体重去构造一个方程。我那柏拉图式的直觉立刻暗示我这公式为：W=aH（3）我推论如果婴儿基本上保持相同的形状（也许没错）和相同的密度，那么它们的重量增长将会是它们身高增长的立方。
我那个适应这个方程的曲线，可以很好地说明至少九到十组变量，但亨利，舒尔茨只给我的论文打B，并坚持认为我应该用更通用的方程W=
aH（k），然后检验k是否与3相差很大。虽然我没马上同意他的看法，但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也许它有助于使我相信在经验科学中最终的检 验不是数学的简洁优美或者先验的貌似合理，而是理论与数据的相符。我肯定多少得到一些教训，最终克服了我内在的柏拉图主义，并抵御新经典经济学的美学诱惑，这种经济学对数学的简洁优美如此敏感，而对数据却无动于衷。
1938年，亨利，舒尔茨完成了他的杰作《需求的理论和测量》。他买了一辆汽车，学会驾驶后开着新车带全家去加州，意外地掉进山里，全家无一幸存。我深感痛失良师益友。我很喜欢这个腼腆的致力于科学的人。他在芝加哥的位置被日后波兰的副总统奥斯卡?兰格接替。兰格掌管过1940年的统计学考试，作为博士生必修课的一部分我参加过这次考试，1942年我
75回到芝加哥后认识了他。
我以超乎寻常的勤奋参加了几门鲁道夫，卡尔纳普的逻辑学及科学哲学课程。这三个人在他们的课程中都传授给了我一些如何研究科学——至少是牵涉了数学应用的科学——的知识。
卡尔纳普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对社会科学中的逻辑有强烈的兴趣。我的论文课题（后来发表为《管理行为》）开始于对管理科学的逻辑基础的研究。我的文件夹中已有了几份关于这项工作的早期的提纲和计划书，我从1937年就开始计划了。要是有人让我坐下来，强迫我通过一门符号逻辑的正式课程那就好了。实际我却是遵循我通常的自学路线得到混杂的结果。
但我一点也不忽视逻辑学，对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的仔细研究使我相信，他对他，的体系中的核心术语分析的定义并没有完成它要完成的事。我对这个题目起草了一篇短文，在1937年夏天寄给卡尔纳普（他那时在欧洲），并且还附了下边这封信：
亲爱的卡尔纳普教授：
您也许会记得我，我是您去年冬天开的“数学的逻辑基础”课的一名旁听生。我对将您的方法以及莫利斯教授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分析的可能性很感兴趣。现在我在政治学系写一篇论文“管理科学的逻辑结构”。分析与综合语句的区别在这篇论文中起重要作用。我希望我能运用您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中提出的定义，因为它们的严格使用使人有可能比运用不太正规的惯用语得出的结论明确得多。然而在试图运用这些定义时，我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因此，我起草了一份附于信中的备忘76录，希望通过仔细地提出问题并转交给您供您考虑，从而得到您的点拨指教。我将对您的批评感激不尽……
他有礼貌地答复了我。他回来后我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他设法表明我错了。但在1舛2年他关于语义学的书中，他从他原来的那个立场转向了我所指出的方向。错误定义和它的推论是在《语言的逻辑句法》（Camap
1937）①的第177-179页中讨论的；在《语义学导论》(1942)的第247-248页上，卡尔纳普收回了原来的意见。我想，他在写第二本书时已忘了我们的谈话，并肯定没有把谈话与他立场的改变联系起来。
我已讲述了我读研究生几年中除了政治学外的最重要的研究。我在政治学上的研究工作内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向我揭示了正在发生的科学革命——我一生将看到并从事的几个科学领域中的革命的预习，这需要另写一章。①
内容出处可根据括号中的姓氏及刊物出版年份到书后所附的参考文献中
进一步查找。全书同。——编注77
除了数学、逻辑学和经济学以外，我在芝加哥大学听课涉及的主要领域是政治学，这是我的主修专业。传统政治学多半由宪法、行政法、政治哲学、政治体制（主要是对正规组织结构的描述）、政府管理、国际关系和历史构成。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有所不同。
我在那里不仅了解到大学校园中精神生活的骚动，而且知道了许多在科学向前发展时各种重要学说间斗争的重大事件，不断遇到的新现象及创造的新范式。我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先是当本科生，然后是研究生。那里是行为主义的先锋。20世纪20到40年代，行为主义突然出现在政治学中而且改变了这一学科。梅里亚姆和芝加哥学派我这一节段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与系主任查尔斯．E．梅里亚78姆有关。他是革命力量的总指挥官和总战略家。我只是他军队里的…个二等兵，只是在1947年我的博士论文《管理行为》修订出版后获得委任（吸引敌人的火力）。然而在参加这些事件十多年之后，确有许多东西使我对科学学科如何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也教给我一些颠覆的策略，我后来用这些策略攻击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正统观点，在此期间我还集中注意人类思维和问题解决现象并以此作为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核心。
为了报告芝加哥学派及我在那里的情况，我借助巴里，D．卡尔的传记《查尔斯．E．梅里亚姆和政治学研究》来回忆一些或许要忘记的事件，虽然我不同意卡尔对某些事的解释。
我与查尔斯?梅里亚姆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与系主任的关系。我不常接近他，与他相处时我总是有些害怕，甚至敬畏。在我向他的秘书求爱并结婚后，我与他的关系才变得稍微复杂些。他的秘书同时也是这个系的研究生。
梅里亚姆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他热望得到大城市的市长职位，以及或许更高的政治职务。正如所有人看到的那样，他建立了组织并吸引了一批追随者，所以他个人的能量可以扩大并用于更大的目的。他建立的主要组织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他的追随者们就从这个系开始使这一学科在国内和国际发生突破性进展。
梅里亚姆事业的目的是使理智对政治过程发生影响，从而保证和加速人类进步。行政管理和政治过程是他社会观的核心。政治体制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活动舞台，并确立了边界和条件以形成经济的和社会的体制。他写道：“要摆脱无生命的原始状态，摆脱人类本性，转而控制我们周围及在我们中间的黑暗和致命的力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人类正走在这条路上。未来属于那些把理智融于信仰、有勇气和决心摸索着前进
79的人们，他们从碰机会到有选择，从盲目适应到创造性地进化。”(
Merriam
1936，p.326)。
把理智应用于政治活动领域要求理解政治的体制和过程。梅里亚姆认为这种理解只有通过对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才能达到。对政治学的科学研究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要通过心理学及其相关的姊妹科学来进行。
梅里亚姆在世纪之交学习他的专业时，政治学在方法或内容上与那时的自然科学很少有相似之处，如果有什么相似的话，那是指自然科学家们也作一些描述性工作。那种工作即使在当时也有些过时了，他们会被称为自然主义者。而在政治学的主流中，描述工作被道德哲学所淹没。
但芝加哥年轻的梅里亚姆刚从政治哲学的博士生中脱颖而出，就很快展示出一种强烈的经验主义特色，他以那时非常盛行的政府研究机关的精神调查州和地方政府。他1906年的《芝加哥市政收入调查报告》与他早期在期刊上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一样，具有这种经验主义传统。所有这些探究都和政策密切联系时，他认为政策需要由对州和地方政府的经验探究作为前导，而他就是采用新闻报道式的方法。
梅里亚姆1921年的论文《政治学研究的现状》预示了他研究的第二阶段。在他和哈罗德，拉斯韦尔，特别是和哈罗德。戈斯内尔的合作中可以看到他整个的第二阶段研究。关于这一转变（在他第三人称自传的片段“查尔斯．E．梅里亚姆的教育学”中），他说：唉，但那时他对政治学中的观察和分析方法深深不满。有系统的政治学又一次在寻求其得以进行的坚实根据时被耽误了…80
同时，为了发现更合适的方法，梅里亚姆开始……在各
方面进行特别重要的调查：与戈斯内尔博士和其他人一起
作的关于非投票和定量方法的研究；于是有了与拉斯韦尔
博士一起的关于宣传运动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拉斯韦尔
那部分工作导致在心理分析领域更细致的探究；还有戈斯
内尔、约翰逊、皮尔、罗伯逊、科恩一系列专题论文中关于政
治领导领域的研究；直到最近还有路易斯，奥路姆未完成的
关于领导的研究。
(
Merriam
1942,pp.9
-
11)
说梅里亚姆和戈斯内尔1924年研究“非投票”时运用新奇的方法是一点也不言过其实的。它的出版至少比民意测验成为美国总统选举进程的一部分要早10年。那本书的附录包含了一场对投票方法论的值得称赞的讨论，它甚至解释了霍勒利斯穿孔卡片的用法，预言了我们当代对计算机的依赖。仅仅几年以后，戈斯内尔在《摆脱选举》(
Cosnell
1927)中追随这一关于投票的开拓性研究，采用一种甚至更加革命的现场实验技术。梅里亚姆本人的重要出版物并没有采用这种或那种方法论上的创新。他对方法论的进一步贡献都是通过他的政治学系及其学者间接作出的。
最后谈谈梅里亚姆的系统性的著作，特别是《政治权力》和《系统的政治学》，它们分别出版于1934年和1945年。我将集中谈前者，它更好一些，但我的大部分评论适用于两者。作者本人在《政治权力》的前言中解释他的方法：“重复或反驳政治辩证大师的结论不是我的目的，我深深感谢这些思想家。我打算陈述我在这几年的阅读、反思、观察和实验中所发现的政治权力的本性。”(p3)
81
这本书完全和作者的特性一致——“阅读、反思、观察、实验”。它没有报告新的经验结果，也几乎没有报告什么特别的旧的经验结果，只有适量的参考文献，主要是书，而且很少指出专门章节。于是读者遇到…系列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和政治权力的行使的主张，这些陈述没有直接明显的根据，
在我们指责《政治权力》是倒退回更早的时代之前必须把它放到它本来的时间背景中去。1934年处于外围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几本先于它的芝加哥学派的革命性著作。把它与卡尔.J.弗雷德里克的《立宪政体和民主》(Friedrich
1941)作比较更为合适，后者有较充足的参考文献，但只是…些本质上相同的注释风格的文献。从更广阔一点的立场来看，《政治权力》属于社会科学中经验工作的正派传统。甚至在最“科学的”社会科学即实验心理学中，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仍是重要的受尊重的书（至今仍是如此）。而这本书和《政治权力》…样，根据的是某种常识和共同经验。
人类行为的许多现象是我们所有人都能作为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听到看到的，这一事实同时使社会科学受到损失和得到好处。我们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盖革计数器或无线电检波器来观察人类行为的公开方面（在偶尔的情况下电子窃听器可能有帮助，但在多数环境下把它们作为研究工具是被嗤之以鼻的）。结果，人类社会的许多知识——甚至可以被称为“科学”的知识——已经从观察和经验中得到。
威廉，詹姆斯是这种自然主义者，他几乎不在实验室做实验而观察自己和他人。经济学也几乎自觉地去回避直接系统地观察个人，而重视经济学家那种在安乐椅上内省的随意的经验主义。伟大的古典政治学作家也是自然主义者——从亚里士多德起，经过马基雅维利到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和詹姆斯，布赖
82斯。后者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作了典型的描述。
这些著作是基于共同的观察和经验，所以是经验性的。与脱离经验主义相比，它们的方法论欠缺是微不足道的，这正是梅里亚姆在他20年代的“现代“时期感到的欠缺：不关心取样和数据的代表性，不关心没有直接表达在行动中的思想（例如选举意图），不关心并非所有人都有的行为（例如高级政府和官员的决策过程）。由于这些欠缺，很难用与自然科学所要求的一，样的客观性标准和重复性标准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在梅里亚姆旨为消除这些欠缺而有力地推动方法论创新时，他本人也过分着迷于“重大疑问”而不能耐心地等待新工具的出现。因此《政治权力》和《系统的政治学》都属于经典的，但却有观察、体验和反思的经验主义传统。①
梅里亚姆通过他的系和他的同事、学生发生的影响，似乎不如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高深莫测，他的神秘感由于他重垂着眼皮的眼睛以及他在谈话和写自传的诙谐而加强，系里的学生生活
我不知道查尔斯?梅里亚姆何时成为学派首领的，我去那里时他已有这个头衔。他成为芝加哥政治学系主任要早得多，是在1923年。和我所知道的所有学术部门一样，这个系是系主任的，主要教员都是他指派的，他们遵从的大部分是他最初的设想，也许是和他们共同设想的研究路线。①
我也完全知道我自己的《管理行为》也属于同样的经典传统，而它在目的和
内容上几乎全然是经验主义的。关于行为本身的内容，书中的“事实”主要
是从观察和体验推理而来的。83
我在系里当学生时，教员主要有查尔斯?梅里亚姆、哈罗德，戈斯内尔、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弗雷德里克，舒曼。拉斯韦尔的心理分析法，以及戈斯内尔的定量和经验主义方法才是芝加哥学派最特殊的象征。但是对我，我想，以及对许多其他研究生来说，更加根本地表现其特色的是它对“政治学是一门科学”的命题的承诺。这一承诺导致各系的界线的消除，这使政治学系的学生可以利用整个大学以及大学中运用的所有方法。
当然，这个系和社会学及调查方法的联系很紧密，和心理学系的L，L．瑟斯顿的因子分析的关系也是这样。我在那里学数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逻辑和应用数学，我这样做只是被认为稍微有点独特。虽然确有一次，马歇尔，迪莫克教授责备我：“你是个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吗？”梅里亚姆、戈斯内尔和拉斯韦尔却从没问过这个问题。
显然不是所有政治学系的学生都能尝到这个大而多样化的自助餐厅中的每一道佳肴，有些人尝一道菜，有些人尝另一道菜。但系里的这种开放政策使政治学系的教员和研究生很自然地领导着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同化，这些社会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显示出行为科学发展的特征。对他们来说，与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谈话是很自然的事。
这个系在梅里亚姆离开以后没有维持多久就发生了变化。它的大多数明星：舒曼、拉斯韦尔、戈斯内尔在梅里亚姆退休以前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原因很复杂，当然有来自哈钦斯行政管理方面的困扰。这种困扰隐藏于其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昌盛之梦和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全然没有好感。这个系还因有一次被抨击为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而损坏了名誉，那次抨击由著名医药商人查尔斯?沃尔格林发起，他的侄女曾是舒
84曼课堂中的一个学生。梅里亚姆以一份致伊利诺伊州立法委员会的雄辩式的声明有力地进行辩护，要求调查此事。大学行政机关适当地处理了此事，但这件事使梅里亚姆输给哈钦斯几分。舒曼不久后就设法离开了（沃尔格林后来以向大学捐赠一个”美国政府“课程的讲师编制名额作为道歉）。
这个系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了其特性——一位校友表达对往事的怀旧用“衰落”这个词也许不对——而耶鲁大学不久就成了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的旗舰。不论在政府机构、在大学还是在公司，组织上的黄金时代很少能在创造它们的那一代人之后维持多久。虽然芝加哥学派在芝加哥校园只活跃了20年，但它的生命在整个学术界扩展传播，它仍然代表着今天政治学的一种主流，如果不是唯一的主流的话。
教师中更多的是具备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天才的人，安排好他们的位置是件困难的事，他们往往既是对手又是朋友。他们常乐于让学生了解到自己对别人并非总是夸奖的观点（例如，腼腆的戈斯内尔通过对他的同事画一些贬抑的漫画，并将其在私下里展示来表达他对他们的攻击）。但学生中存在一种因属于光荣的事业和伟大的友谊而衍生出的自豪感。虽然每个学生有一位论文导师，但我记不起他们是如何严格划分的了。梅里亚姆、拉斯韦尔、戈斯内尔和舒曼在某种意义上为全体学生共同所有，对我们全体来说他们是这个领域的重要角色。
这活动领域的核心——但也稍微高层一点的——是梅里亚姆，这比他实际生活的形像要高大。我发现他的课相当乏味，而其他学生则觉得很受鼓舞。但当他在办公室、或在绍兰德酒吧（有时他邀请我去那里）、或在研究生的聚餐会上发表意见时，他的谈话总是吸引人的。他总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指挥官，而人们总会有一种面临重大事件的感觉。
85理论与现代实验法技巧、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法。这些资料、理论、手段可以适用于大量问题，但没有应用它们的简单样板，也不能保证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只是“追随者”，而当然不是“信徒”。
在评估芝加哥学派对政治学的影响时，人们必须避免错误的“在此之后，因而……”。今天，投票、民意和态度研究对政治学家有很大用处，在政治学中最早进行这类研究的是芝加哥学派，因此……？今天，忠诚是政治学研究中最普通的题目，最早的关于国家主义的透彻的心理学和经验主义研究是芝加哥学派作的，因此……？这种三段论推理几乎是不可抵制的。但它们可能是错的。人们可能同样容易地在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保罗，拉扎斯费尔德）、哈佛社会学系（塞缪尔，斯托弗）、密歇根的调查研究中心或很早以前的先驱富兰克林?吉丁斯、斯图尔特?赖斯和马尔科姆?威利那里发现最早的起因。
真正的起因也许是20世纪头30年在许多大学中，几个学科领域内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概念的稳固渐进的进步，这一进步产生了《最近社会趋势》（1933年）和V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1935年）。正如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到的，这种进步为科学活动的大爆发作了准备，不久又得到福特基金的大笔赠款的滋养。政治学正是战前整个社会科学运动的一部分。芝加哥学派之所以在芝加哥建立，部分是因为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大量早期活动发生在这个校园中，部分是因为查尔斯?梅里亚姆对新思想的开放，使他能利用这种新思想并把它带进政治学，对政治学来说这些新思想不是固有的。
新的行为政治学激起来自传统政治学家的激烈抵制。战斗的喧闹声时时变大，这场斗争和多数情况一样产生了不少迷惑。政治理论家感到受威胁并设法防卫，他们没有认识到在政治学
87领域中不只有一个冒险事业的场所。
反对行为主义言辞的激烈在利奥，斯特劳斯的信徒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达到顶峰。这组论文作为《政治学的科学研究论文集》由赫尔伯特，斯托林主编，于1962年出版。这本书有一章用以严厉批判我的《管理行为》，拉斯韦尔和其他主要的行为主义者也受到相似的批判。发现自己跻身于他们著名的集体中，我感到荣幸。斯托林的论文集真是一个恶劣的样本，它带着反感读别人的文章而且并不真诚地想理解它们，所以我从未感到有必要对这些论文作出回击。
战斗早已结束了，我们是大赢家。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后来的数学社会科学理事会的暑期研讨会，数学和统计学被引进政治学中。随后经济学家完成了改变信仰的使命，他们带来了严格理性的公众选择理论和博奕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方法论研究文章变得很受尊敬。但在那份期刊中仍有余地留给谈论政治理论的论文，甚至是留给那些没有炫耀路径分析或数据分析的有关政治行为方面的论文。政治学家都可以从容地着手处理进展中的知识和改进中的技巧。
芝加哥学派可能不是这些进展的决定性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它是这些进展的直接原因。因为探索者和先驱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学派的追随者。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他们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名单。他们获得的地位表明了芝加哥学派对这一事业已发生的惊人影响。
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学校比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更好了，它教我如何在思想历程上跋涉，并使我看到学科的社会组织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作用如何决定科研的方向和步调。它帮助我理解新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科学家既是传播者，又是发现者，有时甚至是宣传者。
88通向学术生涯之路
我的学术生涯是非常偶然地决定的。我生活迷宫的分叉点给了我容易的选择；我周围的人给我机会，当这些机会出现时我抓住了它们。两三次这样的选择（几乎不是下决心，我几乎没有寻求其他选择）使我走上了一条明确的道路。1935年因为我有一门本科课程的期末论文讨论城市行政管理，我就在论文中描述了我的出生地密尔沃基的市政府。我的教授，杰罗姆，克尔温那时正在研究市政府和学校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他喜欢我的论文并回想起密尔沃基的娱乐管理中包括市政府与学校地区之间的合作，于是他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这些事的论文。
克尔温也认为那篇论文很好，但他奇怪为什么我只限于描述其组织而不对它进行评价。由于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去作这种评价，1936年我选修了克拉伦斯，里德利的课程“对城市行政管理的衡量”。我的经济学训练告诉我，这种评价问题可以表示为在有限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于是，我按这种思路写了一篇文章。为此，里德利邀请我在他所承担的一项大课题中当研究助理。
顺着这条确定无疑的路线，我于1936年9月获得了学士学位后的职业是作研究生助教，每月工资62，50美元，这使我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父母。大约在学年中期，我收到一张83.33美元的支票。我担心可能是会计搞错了，而且会在几个月后要我把已花掉的钱交还，我带了这张支票到系秘书那里。她保证我已从“半工半薪”助教被提升为“三分之二工时”的助教，这钱确是我的。
我的新工作实际上结束了我正式的研究生课程。我继续听
89几门课，但我的心在研究工作上，其结果是后来作为专著出现的‘与里德利含着c勺《计量市政活动》（Simon
and
Ridley
1938），，1937年2月我有厂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因为我们最初把我们的工作成果连续登载在《公共管理》期刊上。
这是我科学合作的最初经历。里德利在这项研究课题中的作用是参加计划这组文章，评论我为每篇独立文章所作的计划，帮我找…些有助于我了解情况的人和经验，并审阅每章的文稿。主动权在我手中，文章几乎全是我写的。这是一次很容易的合作。后来我先后有八十多次与人合作研究，每次合作都很不一样。
每个月写出…篇关于不同城市部门的估量问题的文章使我很忙，尤其是因为除了我已写的两篇期末论文外，我开始写文章时实际上我对政府管理并没有第一手资料。这并不使里德利气馁。1937年春小麦刚抽芽时，他送我坐船去堪萨斯的威奇托，乘坐警察班的汽车，研究那里由O.W.威尔逊首长掌管的警察记录系统。
虽然我看起来并不比我的实际年龄20岁更大，但克拉伦斯，里德利开始表现得对我非常信任。当他不能去威斯康星市政联合会年会作有关市政活动计量问题的报告时，他建议让他们邀请我，那个联合会是该州地方官员的主要专业组织。我太幼稚而且年轻气盛，所以既不吃惊也不害怕。我坐火车去绿湾作了演讲。我受到热诚的款待，报纸毫无虚伪吹捧地报道了我的发言，听众中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发言者是一个刚刚在三个月前才有选举权的毛头小子。
一次类似的邀请使我参加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全国政府研究学会会议。那次会议的参加者主要都是学者，一群熟悉的人物。第三次这样的场合是里德利委托我出席一个在锡
90拉丘兹大学召开并有亨利，贝尔和斯潘塞，帕雷特教授参加的会，他们从与我们稍有不同的角度着手处理这一市政计量课题。他们想与我们讨论两种途径的关系，让我参加政治学系的午餐会，并对我进行口试。我感到像祭坛上的年轻耶稣一样。我想我的表现很成功，成功地宣告自己无罪（据圣经所说，耶稣也如此）。
几年后我想问克拉伦斯，里德利，他派我参加这些活动时心中是怎么想的，为何他认为我合适。不管怎样，他的专业经验和管理经验比我丰富，他有创新精神而且政治上精明，又从不想人非非。唉！我从没提过这个问题。也许，我怕我会不喜欢那种回答。多萝西娅
1937年6月15日是我21岁的生日。自那天起，我四联图式的生活的第一部分结束，第二部分开始了。那位使我确信我被提升了的政治学系秘书同时还是名研究生的人，是名叫多萝西娅，派伊的可爱的红头发姑娘①。一位朋友（比尔，库珀，你会再次见到这个名字）在3月14日晚安排了一次双重约会，我的工资允许我吃一顿正餐并看一场戏。我们看了联邦作家的形象化作品《阿贝，林肯在伊利诺伊》。
多萝西娅和我开始正式约会，然后我们越来越觉得与对方在一起很愉快，约会也越来越多。我觉得她是那种我可以与之共享我的智力兴趣并在政治行动中合作的人。我们对我们周围①
“你怎么知道她的头发是红的？”敏感的读者可能要问。是的，我以前听说
过没有绿头发的人，也没有红色的草地。所以……91那天早上我在芝加哥密特威机场赶上一架DC
-3飞机，飞往纽约，中途经过底特律、布法罗，并让我第一次从中空看到美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里德利安排我参加纽约和华盛顿的专业会议，介绍我们的研究项目。
这次旅行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无关紧要的冒险。曼哈顿一位贫穷的演员骗取我的信任，我给他5美元以支付逾期旅馆帐单；我在百老汇整夜未睡地与失业的象棋大师下象棋，我每输一盘付25美分；在华盛顿我被带到宇宙俱乐部吃午饭，那时它在老地址拉法耶特广场。宾夕法尼亚大街旁边的老贝拉斯科剧场正在上演《烟草之路》，但我不得不放弃最后一幕去赶B&O火车回芝加哥。这对于一个刚到21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段令人兴奋的经历。93第二部
青年科学家5.尝试研究：城市管理者学会
我与多萝西娅结婚时，我的研究助理职务已变为全日制工作，每个月150美元，而且我肯定这将继续至少一个月以上。
一个大学委员会为我们提供研究预算的资金，那时研究经费已快用完。克拉伦斯?里德利派我到委员会去争取延续我们的课题。我这一次仍没有问，为什么他判断我是合适的代表。会场就在肖兰德旅馆。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查尔斯，梅里亚姆、路易斯，布朗洛和其他重要人物工作后常聚会在那里的酒吧。
梅里亚姆会前带我吃午餐，他非常亲切，解除了我的疑虑。但在会上，我受到非常激烈的质问。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进来时晚了，他在我听得见的地方抱怨：“我们要讨论什么？噢，里德利和西蒙的事情，不怎么样，是不是？”我的反应只是非常愤怒，这些著名的学者在看到第一流的工作时却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当然，在会上我没有流露出我的愤怒，而是等到后来与多萝西娅见面时才流露出来。她相当同情，虽然她也许对我的自信有点吃惊。
97年轻人的傲慢（也许这只是自信？）也许是令人难忘的：但我以后仍然傲慢。甚至今天我对审查人和其他批评者的本能反应仍然相同：他们怎么会这么愚蠢？我有时需要几个小时或几天时间来缓和情绪才能作出理智的回答。
我们的研究计划确实得到了（来自这个委员会或别处的）追加拨款。在我们的研究专著完成时，我开始把时间用于里克利的组织——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并在1938年成为其工作人员。我的职责，部分是编辑（作为月刊《公共管理》和年刊V市政年鉴》的助理编辑），部分是统计（我逐渐承担年鉴统计部的责任），部分是作者（为城市高级管理者培训手册写大量章节）。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的工作是极好的学习管理的课堂，我的任务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挑战性。遭遇计算机
在统计学领域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知道了IBM穿孔卡片设备及其省力的功能，这令我想到应设法让年鉴的统计工作机械化。发现了芝加哥大学书店有键控穿孔器、分类和列表的机器之后，借助于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一些书，我掌握了这些技术并与书店商定使用那些设备。
于是，在准备作统计表时，我第一次享受着使用史前计算机的快乐。穿孔计算机特别重要，因为它告诉我，可以为机器编制程序（在那种情况下是重新接线），使它做我们想让它做的事，做简单的算术计算以及重新排列打印了信息的行列。
当然，穿孔计算机能做的事还很有限，它没有现代的内存程序。你必须插上插头，把线连到机器里，使正确的输入与正确的输出相联系。但我头脑中已有了…种思想萌芽，从那时起，我对
98遇到的任何关于计算的机器的进展的片断消息都很留心：我没有想到我会为它们找到用处，我只是对它们着迷。克拉伦斯，里德利
关于克拉伦斯，里德利，我已说得很多，想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受的是土木工程教育，在回到锡拉丘斯大学读博土学位之前他在几个社区当土木工程师和城市管理者，后来他到芝加哥大学当兼职教授及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主任。他看到这一组织对改进地方行政管理来说处于中枢位置，在开发利用这一机会时他展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在他负责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时，该学会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专业学会，出版一本期刊，开一次年会。这使那些通常各守其职的城市管理者（和所有首席高级管理者一样）得以走到…起互表同情。里德利创造了整整一套崭新的对会员有用的服务措施。《市政年鉴》提供信息使管理者得以拿自己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较。一套城市行政管理教科书几乎包括了每一种城市服务。这套书成为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提供的函授课程的基础。
里德利从未忘记城市管理者是他的重要客户，他过去也曾是其中一员；但他有更广泛的普遍改进市政府的目标。那时城市管理只有少数形式，几乎完全没有渗透到较大的城市。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有效的专业的市政管理者干部队伍，高級城市管理者只是他们重要的样板。不管他们城市的政府机构形式如何，消防主管要听有关消防部门的管理课程。
里德利对组织政治学有杰出的见解。像每个专业学会主任一样，他希望他的成员对学会忠诚并积极参与活动，虽然还没有到把他的领导权转交给他们的地步。但他的技能及他与成员的
99和谐关系，预防了在这方面发生的真正困难。
他自己的小班子——我们大约6个人——的士气也很高，因为他总是让我们面临挑战，而且慷慨地让我们分享荣誉。他有脾气，但控制得很好，而且主要用于表达他对世人的弱点的厌恶。他对解决问题比责备造成问题的人更感兴趣。
他既懂得利用机会主义，也懂得它的危险。在我搬到伯克利后，有一次他访问湾区，我们在一起吃早饭时，他向我讲起一些他正在计划的新活动，我问：“斯佩尔曼基金会批准它吗？”（斯佩尔曼基金是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除了会员费外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严肃地对我说：“我在听说斯佩尔曼基金之前就自己挣钱谋生，而且没有它，我仍能谋生。”我记住这一教诲，在后来的许多场合它仍对我很有教益。
我不知道克拉伦斯?里德利在任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主任的那些年是否还担任（或者有多少）其他职位。我不相信他没有大量选择机会。他清楚地懂得，确实的成就是要花时间的，在…个组织中通常要花几年时间。为此而花时间他在所不惜，因为确实的成就才是他所想得到的。
对里德利来说，他这边的草总是最绿的。密切注意他的工作使我懂得了管理良好的组织对达到重要社会目标是有力的工具，它并不束缚其成员。几年后我在《管理行为》一书中试图解释组织如何能扩展人的理性，这个观点与社会上流行的民间观点相当对立，我们社会的流行看法是把组织看作非人化的官僚体制。
我把克拉伦斯?里德利描绘成有效管理者的好榜样，因为他确实如此。如果他有过什么严重的缺点，我也记不得了。我书房的墙上挂着7张照片，有一张就是他的。另几张是我父亲、查尔斯?梅里亚姆、切斯特?巴纳德（实业家以及《高级管理者的功
100能》一书的作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亚伯拉罕?林肯和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管理科学
我22岁时在写一本名叫《市政管理技巧》的书的主要部分。这本书想告诉那些有经验的城市管理者如何经管一个城市。因为我除了去密尔沃基和威奇托作过短途旅行以及我在国际城市管理者学会任职以外没有行政管理经验，甚至几乎没有观察过组织机构。所以，我要写的显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直接了解的东西。当然我的任务不是去发明新理论，而是把现有的知识组合起来。如果一个人能用清楚的英语写作，这任务还是切实可行的。
那时的公共行政管理领域（以及一般的公众和私人管理方面）大约有一种现代称为“经典组织理论”的一般看法。人们可以在伦纳德，怀特的《公共行政管理研究入门》(
White
1926)
-书中看到该理论的核心，《管理科学论文集》（White
1937）一书中则写得更清楚。这本被作为总统的行政管理委员会①职员的典籍的论文集是由卢瑟?古利克和林德尔，厄威克收集的。
经典理论很重视组织中的秩序，例如对劳动的清楚划分以①
由路易斯?布朗洛（主席）、查尔斯?梅里亚姆和卢瑟，古利克组成的这个委
员会，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旨在改善联邦政府的组织。它的报告特别推
荐了“六位对埋名隐姓有强烈爱好的人”，他们成了今天的“总统高级管理
办公室”的原始组织的核心。这份报告使总统和国会间产生了激烈的政治
斗争。其激烈程度比得上那一时期对罗斯福总统扩大最高法院和任命新
的自由党人计划的斗争。这些斗争对南方保守主义集团的明朗化有很大
作用，它结束了众议院多年来自由党人的统治。101及基于这种划分的部门化，统…指挥，每个管理者的有限职责范围。人们可以发现一些稍微不同的意见，但经典理论主宰着文献，并提供主要知识，我写的《技巧》这本书是以此为基础的，
事实上，文献中偶然偏离经典理论并不像新范式的萌芽那么意见不同。其中一种观点强调人际关系的动机，另…种注意决策。我认为两者都很有道理，尤其是后者，与我早先关于密尔沃基娱乐计划和对城市服务性事业评估的研究发生共鸣。
在我从事这项工作时，我第一次见到切斯特，巴纳德刚发表的《高级管理的功能》（Bamard
1938）。我觉得它超过当时所有其他行政管理方面的文献，并与我用决策来看待管理的偏好完全相容。从巴纳德那里得到启发，我很快意识到少量行政管理经验大有用处。组织机构中的生活，与其他地方的生活并无多大的区别，大多数关于行政管理的文章，包括巴纳德的，都基于日常观察，而不是基于秘传的实验或观察技巧。
看来，把组织化应用于你所知道的普通人类行为就可以对它有所理解。缺乏特殊经验时，隐喻和类比可以填补空隙。例如忠诚和认同现象，它对组织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在任何一所我上过的学校都看得到，就是在足球比赛中也存在。我甚至想到小时候我在妈妈与祖母之间有些误会时偶尔充当的调停人，也并非完全不像在蓝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做中间人的领班。
但是我并非完全接受行政管理理论对常识的这种依赖。如果这个领域要真的成为科学的领域，就非常需要系统的观察和实验。但在令人满意的理论框架建立之前，提倡什么样的经验研究还不清楚。
这些反思播下了《管理行为》一书的种子。我决定写一篇关于行政管理中的决策的理论性博士论文，因而修改了我原先要写的关于行政管理逻辑的打算。这篇论文要提出许多经验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