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史记》文学价值 史学价值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两汉时期，史传文学发展到了高峰，其标志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不但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部波澜壮阔、包罗万象、雄伟无比的史诗”[1]。鲁迅先生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２]是指《史记》无论从史学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达到了颠峰，其主要历史成就有四点。
一．《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按年代记载黄帝至汉武帝的帝王事迹。表，就是概括重要的时事、人物，按年代、国别用简明的表格排列表示。书，记述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及汉初诸侯王的事迹。列传，记载各个时期上层官僚、士大夫、名人以及一般市民的活动。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撰写史书的方法，成为后来许多史家效法的典范。《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安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
就单篇作品看，开头一般是主人公姓字、籍贯，接着述其生平事迹，最后一直讲到其人死亡及死后家庭的兴衰。每篇作品还有一篇作者评论（一般置于篇末），均由“太史公”领起。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均采用了此种形式，甚至作为文学作品的《聊斋志异》《五柳先生传》《种树郭橐驼传》鲁迅的《阿Q正传》等,这些都是纯文学作品,与史无关,但却是学习了史记的体例，也囿于其中。无怪乎有人说，《史记》的纪传体形式，使得“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3]。
二．司马迁具有非常先进的史学观。他不囿于圣人是非，十分尊重历史事实，所以在评价人物、论断史事方面比较高明，为其他封建史家所不及。《史记》首创了以“纪传”为体例的史学体裁，其根本特点就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方法。以人为中心来记载历史。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意识。《史记》是在当时条件一部比较尊重历史的史书。汉代史学家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谬圣人”，也就是说《史记》中所反映出的史学观点，常常与儒家的封建正统思想相违背。其实，正因为如此，他充分肯定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把陈胜写入世家，也流入出了对农民感情。又如项羽，虽然他最终兵败身亡，并没有建国称帝，但是在秦、汉之际约有四五年的时间里，“政由羽出”，他的实际地位相当于皇帝。司马迁摒弃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史学观，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专为他列了《项羽本纪》，特别是写到霸王别姬的情节，依依离别之情跃然纸上。至于社会的其他阶层中，那些在国家危险时挺身而出的人物，那些不畏强暴、为维护国家尊严而视死如归的人物，如毛隧、侯赢、朱亥等，虽然他们社会地位很低，司马迁照样为他们立传。司马迁对一些统治者的昏庸暴虐，大胆揭露和鞭挞。
司马迁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历史观，是和他的朴素的唯物思想分不开的。
首先，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个人权威的加强，使得史官的地位已经落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步，但司马迁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君主唱赞歌的工具。另外，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但并不是完全信奉孔子的学说，而是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换句话说，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继承了先秦散文家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时代赋予司马迁的宏大眼光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让这位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有特殊的个人遭遇的人，拥有了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独特理解阐述的机会。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说想借写《史记》而表达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作者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不人云亦云。司马迁写《史记》，是想成为孔子第二，《史记》就是第二部《春秋》。当时一般看法，孔子是万世之师，《春秋》则是孔子晚年寄托自己一生的理想之作，充满微言大义，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司马迁曾记载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4]意思是说，我与其凭空发议论，还不如通过历史事实来表明我的见解和理想更为深切明白。司马迁正是仿孔子，把自己的历史见解、政治主张通过写史的方式，用历史事实体现出来。
其次，司马迁是客观公正的分析问题，从不主观臆断。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他既不是完全的否定主义者,也不是全部的照搬主义者,他继承了他父亲司马谈在《伦六家要指》中采取的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博采众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长,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情感.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高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的优良传统,打破了儒家情感思想中"中庸之道"的消极因素,鲜明地主张爱憎分明,果敢勇猛,奋发有为,对无论出身贵贱却敢做敢为的人物予以热烈的赞颂.他又从道家那里继承了反抗性和批判性的精华,造就了自己愤世嫉俗,大胆不羁的性格。他“打破权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辨证思想。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汉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有些部分感到愤怒而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贯穿《史记》的“打破权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辨证思想是我们理解这部巨著的关键之一。
最后，他的论断充满了理性分析。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实事求是的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对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人物。《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物推动和发展的，尤其是对下层人物的态度，他意识到造就历史的真正力量。这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
三．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立求合于正统，追求中正无疵的班固不同，司马迁立意自成一家，能尽情抒写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态度明朗。《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本身又是对他的历史作用的肯定。”[5]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四．司马迁《史记》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一般认为，“史家之绝唱”是指其历史价值，“无韵之离骚”乃指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的文学价值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写人方面。在唐传奇产生之前，没有任一种写人文学的成就能够赶上《史记》。甚至有人认为只有《红楼梦》的写人艺术能与《史记》相比。与先秦历史散文相比，《史记》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史记》扩大了写人的范围。史传文学从记言记事，到注重于写人，到以人为中心，从写一群人，到写单个“某人”，已逐渐走向成熟。《史记》的出现，标志着史传文学的写人艺术迈向新的高峰。先秦文献侧重记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史记》中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4000多个，主要人物一百多名。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社会上的某一类人，某一种现象，有的则达到了典型化的程度。如杜周、张汤是酷吏的典型，郭解、朱家是游侠的典型，聂政、荆轲是刺客的典型，邓通、李庭平是佞幸的典型……[6]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形象,在取材上注意取舍,情节更加完整、更加故事化，细节描写更加性格化。
二．人物个性突出，《史记》人物形象是各具姿态的，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司马迁以人为中心来记载历史，已不是简单的罗列人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事件和活动，而是通过人物的生平事迹，人物的历史活动，反应人物的思想、道德，同时表现人物的习惯爱好、喜怒哀乐、心里气质，甚至眉目神态、一笑一颦，一句话，写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这点上说，可以说司马迁几经有意的自觉的在塑造人物形象了。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战国四公子”，同以好士著称，但信陵君养士为保国土，孟尝君养士出于一己之私，平原君养士只为“豪举”，春申君养士则为与平原君比富。人物或高尚，或自私，或平庸，自有不同。《史记》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历史人物画卷。在这众多的人物形象之中，有四类人物司马迁写得最为出色：一是建功立业或是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二是扶义倜傥、特立独行的“奇人”；三是中下层的社会人物；四是丑恶卑鄙、阴险暴戾的人物。由此可见，司马迁已基本上做到以性格描绘为基调来塑造人物形象。
三．人物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复杂的多面体形象，性格因素不会只是一种。《史记》中的人物也是如此，所以往往血肉丰满。如项羽的多重人格特征。李斯的双重人格。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其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方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刘邦善于驾驭所用之人，善用人。司马迁也写出了刘邦狡黠多诈、贪财好色以及种种痞子流氓习气，写出了他的卑怯自私和羡慕尊荣，这些，更是剔去了所谓赤帝子的光环，还给了刘邦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史记》成为无韵之《离骚》说的就是其文字非常优美、文笔通畅，读起来朗朗上口具有韵律的滋味。但如果只是这样理解无韵之离骚恐怕难以理解司马迁的“深情厚意”。“无韵之《离骚》”，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指《史记》具有深厚的怨愤之情，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笔端常带着感情。《史记》作为一部英雄的史诗，或叱咤风云，或纵横天下；或决战千里之外，或运筹帷幄之内；或将相王侯之显贵，或闾里布衣之卑贱；或贩夫走卒，或刺客游侠。然而，他们的结局却多为悲剧。有悻悻而去，有悲愤而隐，或蒙冤被杀，或被夷灭族。所以人们常称《史记》为悲剧性的史诗。的确，开卷展读，悲愤之情充溢字里行间，冤屈之气扑面而来。同时，司马迁，才华非凡而坎坷一生，仗义执言而受奇耻大辱，忙墙悲愤郁于胸中。愤疾之情，沉郁之气流于笔端。对失路英雄，含恨志士，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或倾心赞叹，或悲悼惋惜；而面对虚伪自私荒淫残酷的卑劣之徒，则给与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从这点来讲，和抒发屈原忠君怀王之心、英雄末路之悲的《离骚》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7]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传。而史记又何尝不是司马迁自身遭遇的写照呢？由于《史记》是在司马迁忍辱发愤的境况中完成的，所以不少篇章都流露出他的隐痛，有抑郁不平与怨愤之气。可以说，正是司马迁强烈的爱和激越的憎，使《史记》成为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成为一首用整个生命谱写成的包含着司马迁全部血泪的悲愤史诗。(8)
所以，理解“无韵之离骚”显然不能忽视史记和离骚在情感上的愤疾之情，沉郁之气。
屈原思想中有一个鲜明的缺点就是"怨而不怒",揭露有余而反抗不足.正如鲁迅所说的:《离骚》"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而司马迁却又突破了屈原"怨而不怒"的局限性,充分肯定了遭到各种打击迫害的志士仁人们对不公正待遇和邪恶势力所产生的强烈怨恨,不满足完全是合理的,应该的,从而使自己的情感思想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可见,司马迁的情感思想是独具一格的美学观,正是这种思想的作用,才产生了歌颂英雄主义,充满反抗精神的具有典型崇高美的作品《史记》。
《史记》是司马迁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作者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题目改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浅析《史记》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摘要提炼不够准确，必须概括文章论点。关键词太多：《史记》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参考书目要有出版社和作者。内容上对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分别归纳得不具体，请进一步阐释。修改之处请用红色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