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提到十大元帅，总会有人想到贺龙。这与他叱咤风云的前半生，以及惨烈悲壮的结局极有关系（见附1）。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三位姐妹曾经为了兄弟的革命事业而英勇战斗，直到先后牺牲。在这里问一下，您知道贺龙不是纯粹的汉族人，而是有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白族血统么？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中共工农红军元帅贺龙当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我自己倒是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完整版本。只记得小时候曾经读过贺龙智斗飞机的故事。记得好像是长征途中，贺龙所部被国民党部队尾随追击，在山地里捉迷藏。国民党方面特地出动了军用飞机对红军进行侦查和骚扰。当时共产党武装装备落后，根本就没有防空武器，不管怎么隐蔽行军，就是甩不掉敌人空中的“眼睛”。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时值盛夏，红军当时几乎每人都配了一顶阔檐草帽，上面的红色五角星标志十分抢眼。贺龙灵机一动，命令手下把草帽集中起来统统丢掉，顶着烈日继续强行军。尾随的国民党地面部队正被太阳烤的难受，随手就捡起红军丢弃的草帽戴上。结果国民党的飞机冲过来一通扫射，把自己人打得人仰马翻。就以这个传说故事权且作为对贺龙这个人物的速写，一笔带过。这里要讲的是贺龙三位姐妹的故事。当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的那一天，也正是贺氏三姐妹的努力与牺牲被认可被称颂的时刻！如果这三姐妹没有全部牺牲的话，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上说不定会出现女元帅。一个伟人的成功，往往是很多普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就好像以前国内节庆的时节常见的舞龙灯表演，缺了任何一个演员，那龙就“活”不了啦。让我们试着记住贺氏三姐妹的故事，权当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当我们取得任何一次小小的成就的时候，都应当反思，是不是在某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有一位默默无闻的他或者她，值得我们诚心诚意地去说一声“谢谢!”。生活里有一些人，边过河边拆桥，只顾着自己眼前的利益，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感受。对于这些人，Fish想送给他们一句自己从小就学会的话：“路是给所有人铺的，不是专为哪一个人留的。不学会让路，就等于不会走路。只顾埋头往前冲，跌跤绊倒，弄痛自己只是迟早的事”。
白族少女服饰
贺满姑 (1898-1928)
在这姐妹三人当 中，年纪是贺满姑最小，死的是贺满姑最早。贺满姑是贺龙元帅的妹妹，比贺龙小两岁。嫁给本县的一个土家族农民向生辉。她善使双枪，武艺高强，对阵时总是身先士卒，一直支持哥哥贺龙的革命队伍。1928年5月，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向石门、公安一带出击，作为配合，贺满姑与大姐贺香姑（即贺英，详见下文）在桑植（贺龙的老家）、永顺两县边境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她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在罗峪被刘子维打败，带着几个人，和大部队走散。她在山里找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找到贺英，以为贺英转到了别处，便带着人回到了外半县的杨垭，打算在家乡一边活动，一边等贺英、贺龙回来。
贺满姑随贺英外出参战后，其5个孩子均由丈夫向生辉看护。向生辉是个贫苦本分的勤劳的农民。满姑回到杨娅后，见反动势力猖獗，不敢在家中停留，就三天两头地换地方，多住在亲友家。因为她惦记着孩子，就把自己3个最小的接到身边，也就是由于这3个孩子到了她身边，使敌人发现了她的踪迹。贺满姑先是转移到桑植县樟木溪贺龙家里，被敌人发现跟踪。当地土豪（想想看现在这个词的网上定义，真是让人心寒）地主肖用生指使团防队长肖沛然带八十多人枪，将贺满姑家包围；贺满姑持枪御敌，机智地突围脱险，后转移到永顺县桃子溪贺家台贺魏之家里。一天，贺满姑转移到周家峪附近一个叫段家台的小村里住下，消息走漏，被桃子溪的团防头子张恒如侦知，张恒如即率兵将这小村包围。贺满姑手持双枪迎敌，后子弹打尽，遂与敌人展开肉搏。因寡不敌众，力竭被俘，连同三个小孩子都被抓走了。这3个孩子是三儿子向楚才，5岁；四儿子向楚汉，3 岁；五女儿才生下8 个月，还没有起名。家里人都呼为“门丫头”。
张恒如抓住贺满姑后，自以为立了大功，遂连夜将贺满姑及3个孩子押到桑植县城。贺满姑被星夜押到县城后，即交给了驻防县城的省军于团长。于团长听说抓了贺龙的胞妹，大喜，当即电告省长，谓其“捕获湘西工农革命军妇女总队长、匪首贺龙之胞妹贺满姑”。敌人连夜审问贺满姑，问：“贺英现在哪里？”贺满姑反问：“她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敌人说：“你带我们去抓贺英，不然，你，还有你的3个孩子，都不能活。”敌人自然得不到满意的回答。遂对其动用肉刑。把她混身扒光，用烙铁烫她的脊梁，用猪鬃刺她的乳头和阴户、肛门。见贺满姑还不说，就当着她的面毒打她的孩子。贺满姑见敌人如此卑鄙，怒骂道：“你们不用狂，我英姐、龙哥一定会回来为我报仇的。”满姑的堂嫂叫陈桂姑，见满姑和孩子被抓，就到了县城里托人花钱将3个小孩子赎了出来。贺英从侦察员口中得知满姑被敌人抓住，非常焦急。也派人到县城活动，托人保释，但敌人发出话来，决不放贺满姑。
由于敌人对贺满姑不断地折磨、侮辱。贺满姑自己知道不能生还，便想服毒自尽。那时桑植县内有个穷苦女人叫郑冬姑，是个负责给牢里送饭的老婆子。这郑婆子与满姑早就相熟，她对满姑很同情。一天，郑婆子又往牢里送饭时，满姑悄悄对她说：“郑嫂，我是活不出去了，你想法给我弄点鸦片烟进来吧。”郑婆子立时明白满姑之意。回去之后，即做了十几个汤圆，在馅里面包了鸦片，又送回牢中，贺满姑遂将汤圆都吞了下去。很快，毒性发作了。贺满姑满脸发青，口吐鲜血，昏迷不醒。敌人原本想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处死她，以此炫耀他们的声威，如今见贺满姑服了毒，遂决定提前以最残酷的凌迟刑罚处死，将其押往城北门校场坪。
此时的贺满姑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刽子手们仍按程序把她架到行刑地点，剥光她的衣服，将她的两手两脚捆在一个“大”字形的木桩上。先用刀割下她的两个乳房，用细麻绳穿了乳头吊在她的脖子上。然后用刺刀从她的脚部开始一刀一刀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最后一刀捅入她的阴户，直剖到她的心窝，剖开她的腹部，拉出她的肠子和内脏。然后砍下她的头颅，挂在城门上。又用她的肠子拴住她自己的脚，把无头尸体倒吊起来。曝尸示众。值得一提的是，贺满姑是正史有记载的，中国自1905年正式废除凌迟酷刑以来第一位死于凌迟的女性。
虽然敌人命令不准给贺满姑收尸，但当天夜里，群众趁夜色掩护将贺满姑的血肉模糊的尸体抢了回来，将收集回来的内脏和肠子塞回她的腹腔，缝合了她的头颅和身躯，洗涤了浑身的血迹，用白布将尸体紧紧缠裹起来入殓，连夜偷偷安葬了。五年后，杀害贺满姑的桃子溪团防队长张恒如被红军抓获，时任军长的贺龙派廖汉生、肖庆去、贺满姑的儿子向轩将其押回军部审判处决。结果，这三个人气不过，违反纪律在途中就把张恒如杀了，此为后话。
贺英（1886-1933）
贺英，原名贺民英，乳名香姑。1886年农历4月14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姊妹七人，她为长女，贺龙元帅的大姐。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时代。贺英因家境贫寒，自幼即跟随父母劳动，分担家务。于1906年和表兄谷绩廷结婚以后，帮助丈夫建立私人武装，屯驻云景寨。夫妇两人积极与当地的官府，豪绅以及土匪等众多敌对势力对抗。1916年，她支持长弟贺龙杀掉了桑植县大劣绅朱海珊，赶走知县陈慕功，推举慈
利会党首领卓晓初出任桑植县长。1922年，丈夫谷绩廷被土著军阀陈渠珍派人诱杀。她拿起丈夫留下的枪，率领云景寨的弟兄，抗官府、杀豪绅、防土匪、护穷人，开始了更加顽强地斗争。贺英为人裕达，勇武不让须眉，深得手下爱戴。
贺英画像
1926年，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自铜仁出兵响应北伐时，贺英积极支持，贺英联络桑植县民军文南甫、李云清、刘玉阶等部进占桑植县城，赶走县长马策，驱逐驻军团长肖善堂，城内群众和各界人士大开城门，送“万民伞”，欢迎贺英进城。贺英部队纪律严明，进城后，城内秩序井然，民众安居乐业。1927年初，贺英接到贺龙来信，同妹妹贺满姑一起到武汉小住。受大革命影响，贺龙决心搞一批武器回湘西坚持斗争，离汉前夕贺英对贺龙说：“国民党那帮人只顾升官发财，不要指望他们能干出什么好事来。”“你只管大胆干，在外面不行就回湘西去，乡亲们会支持你的。”回家乡后，贺英积极组建武装，半月内即扩兵数百，声势益大。贺英的武艺十分高强，曾经只身深入一个土匪巢穴，生擒了匪首，从而收编了几百名土匪。
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受中共中央指派到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贺英得信后即刻带领部属一千余人参加“洪家关聚义”，为以后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础。工农革命军攻占桑植县城失利后，贺英一面掩护工农革命军家属，一面联络桑（植）鹤（峰）边界白果垭、罗峪、红土坪等地亲族旧部接应工农革命军，她率领少数武装到桑植鹤峰边界大山中继续活动。9月16日，罗峪团防队的刘子维突然带人偷袭贺英游击队驻地青塆。贺英当时与队员正在吃饭，贺英姥姥家的四表弟王华正在哨位上，他听到崖壳地的芭蕉叶哗哗响，知道有情况，马上鸣枪报警。贺英听到枪声，立即指挥着徐焕然、向连生、唐佑清、龚香莲、贺满姑、张月园等一面抵抗敌人，一面掩护家属和孩子们撤走。待家属和孩子们撤走后，敌人已冲进了村子。
激战中，贺英的贴身警卫龚香莲为掩护贺英腹部不幸中弹。龚香莲是贺英最喜爱的女兵之一，每晚都睡在她的身边，贺英像对待女儿一样待她。龚香莲强忍伤痛，一手捂着血流不止的小肚子，一手不断放枪把敌人引开。跑了一阵之后，她的肠子流了出来，拖在地上，实在跑不动了，就停下来和敌人接火，最后子弹用尽，胸部和头部又各中了一抢，头被打爆了，脑浆四溅，英勇牺牲。贺满姑带几个人冲了出去。贺英、徐焕然、唐志么、王华正等几个人跑到了一座山上，徐焕然的4岁儿子，突围时没带出来，亦被敌人抓走。贺英等几个人正商量如何收容失散的同志时，刘子维又指挥人马冲杀过来，敌人边冲边喊：“贺寡妇只剩两杆空枪了，追上去抓活的呀！”
敌人发疯地向山上冲，贺英等边抵抗边撤。一颗流弹穿透她右臂，她撕下一块衣襟，缠了一下，又与敌人打了起来，最后，她和几个队员终于冲出敌人重围。到了堰娅附近的一个叫凤翅山，才停住了脚步。凤翅山上有座青峰庙，这是个尼姑庙，庙里的老尼姑与贺英相识，老尼姑见贺英满身是血，忙拿出自己的衣衫给贺英换上。为了收容失散的队员，贺英在这一带坚持了二十多天，打听失散队员的下落，一些被打散的队员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这里。对于龚香莲的牺牲，大家都很悲痛，尤其是贺英，更是难过。10月17日、11月15日，湖南《大公报》报道说：“女匪贺仙姑（仙姑和香姑在方言中同音，是误传，Fish注）身穿长衫，女扮男装”，“约两三百人，连枪居多，逃入鄂境梅坪”。
1928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贺龙率部退到桑鹤边界休整，处境艰难。此时，贺英倾尽积蓄，多方筹措，亲自带游击队到堰垭，给工农革命军送棉花、棉布、银元和子弹，并向贺龙建议：“队伍要伍，不伍不行”。贺龙接受了她的建议，进行了著名的“堰垭整编”。1929年1月，鹤峰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贺英特别高兴。对贺龙说：“这就好，人家养一群鸡还得有个鸡窠嘛，你带这么多兵没有个‘窠’，老是东跑西颠怎么行？”1930年春，红四军东下洪湖，贺英游击队驻守桑鹤边割耳台，负责湘鄂边苏区部分军事领导工作，还亲自安置红军的伤病员和家属。同年9月，鹤峰县五里区农民协会领导人彭兴周叛变，在五里南村杀害县委特派员和鹤峰游击大队长等19人，贺英闻讯，亲率鹤峰县游击大队姚伯超部，配合鹤峰独立团前往五里平定叛乱，恢复九区革命政权。接着同独立团长贺炳南一起率部到五峰清水湾等地打退团防对苏区的进犯。
1930年12月，四川土著武装甘占元、张轩等部3000余人，被四川军阀刘湘追击，进入鹤峰边境。贺英受湘鄂边鹤峰中心县委委派，到奇峰关争取甘占元加入红军。同时写信给贺龙通报甘部情况，又亲自率游击队引导甘部向鹤峰五里坪地区转移，保证了红二军团顺利收编这支部队。1931年4月，红三军向洪湖一带转移。有人建议贺英随贺龙到洪湖去，但贺英回答：“你们莫看我快成老太婆了，我还不愿吃现成饭呢！”此后，她一直住在割耳台，和战士们一起，战时投入战斗，平时，开荒种地，喂猪养鸡。为了保证红军子弟读书，她开办了湘鄂边第一所游击队小学校。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后期，湘鄂边斗争形势异常险恶，贺英游击队在桑鹤边大山中孤军奋战，在千层壳（山名）地区坚持到1933年1月红三军打回鹤峰。
1933年5月5日深夜，团防覃福斋率领三百多人在叛徒带领下偷越大山，于6日凌晨突然包围贺英游击队驻地洞长塆。情况是这样的：当地农会出了个叛徒名叫许黄生，他向敌人告密：“贺英的游击队躲在竹林丛中的洞长塆。”鹤峰县的团防大队长覃福斋喜出望外，立即带上保长孙海清等，率领了三百多团丁，连夜包围了游击队的驻地，钻进茂密的竹林里逐渐缩小包围圈。站在哨所的哨兵唐友清听到竹林中有响动，马上端起枪来大喝道：“干什么的？”对方“砰砰砰”射来一串子弹将他打倒在地。贺英正在睡觉，听到枪响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从床上抄起枪来和敌人展开了激战。贺英镇定地拔出双枪从窗口向攻上来的敌人射出两串子弹，把敌人打得缩回了竹林里。她命令一班精强力壮的队员守住大门，叫二妹贺戊妹带领伤病员和家属，掩护他们迅速从后门撤退（贺戊妹的事迹见下文）。
这时，贺英在前门双手紧握双枪，带领游击队员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突然一颗子弹打在了她的大腿上，她“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徐涣然为她包扎，只见她健壮的右腿血流如注，子弹在雪白的大腿肚子上穿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徐涣然解下腰带，在贺英的大腿根部扎紧，然后用白布包扎好她大腿的伤口，背上她正要走,一颗子弹擦伤贺英的肋下，射中徐涣的肩膀,背不动了,只好把她放下来。贺英一边让徐涣然先走,一边继续还击,急切地说：“这时刻我怎么能离开战斗岗位，我掩护，你们赶快突围！”她不顾伤痛继续坚持战斗。“砰砰砰”、“咣咣咣”的枪弹声响成一片。战斗在激烈地进行，队员们的伤亡在不断地增加，贺龙的两个外甥也都负了伤，贺英的伤口在剧烈地疼痛，血不停地从伤口往外流，她咬紧牙关，鼓励战友：“坚持就是胜利（这句可是名言啊），天亮我们的人就会赶来的。”她顽强地同游击队员一道英勇地阻击敌人，使敌人不能前进。
渐渐地东方透出了鱼肚白色，附近的游击队、赤卫队听到枪声赶来救援。正在这时，两颗子弹击中了贺英的腹部。一颗击中击中肚脐左侧，另一颗射入下腹部。打入小腹部的一颗是炸子，贺英的下腹部被炸开了一个洞，粉红色的肠子顿时流出来一尺多长。贺英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镇定的托住自己流出来肠子，将其塞回腹中。然后一边叫人用一尺宽的白布把自己负伤的肚子紧紧缠起来，一边把自贺满姑牺牲后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八岁的外甥向轩叫过来，强忍着伤口的剧痛将两把枪递给向轩说到：“四姥（向轩的乳名），莫哭，快去找红军，找大舅（贺龙）去，报……仇……”然后命令徐涣然等人撤退。向轩接过枪，含着泪水和徐涣然等人一起撤退了。
贺英的嘱托（插图）
贺英见众人撤退，她又端起其它的枪来和敌人厮杀。时间一点点过去，她腹部缠着的雪白的绷带已经完全被鲜血浸透，她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突然，敌人射来的一颗子弹击中了贺英的左乳房，射穿了她的心脏。传奇般的女英雄贺英终于永远地倒下去了。覃福斋带人冲进院内，只见贺英两眼圆睁，背靠墙壁坐在血泊中，手中仍然持着双枪。慑于贺英的威名，竟然没人敢上前查看。覃福斋命人对贺英的尸体又放了一排枪，见贺英全无反应，这才确定贺英的确断气了。
贺戊妹（？-1933）
贺戊妹，贺家次女，贺龙元帅的二姐。一直追随大姐贺英的武装革命队伍。1933年5月5日深夜，面对敌人的突袭，贺戊妹临危不惧，掩护伤员和家属先行撤退。贺戊妹手握短枪带领着这些伤残老弱的人们冲出后门隐蔽地向外突围，她为了掩护大家安全撤退，向敌人连续进行射击，打得敌人不敢靠近，伤员和家属得以撤了下去。但她的腰部也中了一弹，不幸负伤，她顽强地紧捂住伤口继续战斗，子弹很快就用尽了。戊妹抽出大刀和扑上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在砍倒数名敌军后，终因寡不敌众，先是臀部被刺刀刺伤，接着肋下和小腹被数把刺刀攒刺，血流如注，昏迷在地。贺戊妹终因伤势过重，力尽被俘。
网上找不到贺戊妹的图片
用这张背大刀的贺英代替
攻下贺英游击队驻地洞长塆后，覃福斋下令将贺英的尸体和重伤昏迷的贺戊妹抬去县城领赏。走到村外一块水田里，突然听到身后喊杀连天，原来徐涣然带着增援的赤卫队赶回来了。情急之下，覃福斋一刀砍下已经死去的贺英头颅提在手里，又割下当时还活着的贺戊妹首级。然后命手下将两人的四肢砍下，十来个团丁每人各扛一节尸块，加快速度逃了回去。徐涣然等人重夺洞长塆却不见了贺英姐妹的尸体。第二天敌人发布告示，声称已经将“巨匪贺仙姑等人击毙正法”，贺英姐妹的头颅、被肢解的四肢和赤裸的躯干被悬挂在四门示众。得知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英勇牺牲,惨遭分尸示众。贺龙心如刀绞，恳求贺炳炎去收尸。他说：“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骨头渣渣吧，收拾一下。”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收拢了烈士的遗体，缝合起来入殓安葬。解放后，贺戊、妹贺英两位烈士的遗骨和贺满姑一道，被迁葬到了烈士陵园。
附1 贺龙之死
注：本文由 Fish 从多个不同网站下载文字，编辑组织完成。主体摘自王文正著《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的真相》。
贺龙（1896年3月22日—1969年6月9日），原名贺文常，字云卿，中国湖南桑植县人，有白族血统。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起家、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南昌起义部队的总指挥。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重要领导人，是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把贺龙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勾结一起，罗织罪名诬陷贺龙元帅。林彪诽谤贺龙是“土匪”、“军阀”；江青到处向红卫兵煽动“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李作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诬陷贺龙“篡军反党”。“造反派”冲进贺龙的家大肆查抄。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贺龙的安全，把贺龙和夫人薛明接到中南海西花厅的自己家中，给予关心照顾。到了1967年中南海也不安全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伙同副组长江青和顾问康生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周总理就派人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一个保密的地方。可是不久，贺龙夫妇就落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手里，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1966年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员）写“贺龙插手空军党委”的材料，此时贺龙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可是吴法宪依照林彪的旨意，写了“贺龙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会议，有夺权活动”，说“贺龙是一条黑线在指挥空军党委会”，说“林彪是一条红线在指挥空军党委会”的材料。经吴法宪同某政委签名后，于同年9月3日报送林彪，林彪批转后报送党中央。1980年12月6日，特别法庭在庭审吴法宪时，他在法庭上供述：“报告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林彪是一条红线’，是我形容的，我编造的。说‘贺龙插手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搞幕后活动’，‘要夺权’等，不是我编造的，那是林彪叫我写的话。”
也是在1966年8月，叶群（林彪之妻，时任林办主任）把捏造贺龙的材料，当面口授给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听，指使他写诬陷贺龙的材料，并对他说：“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你的口气写。”同年9、10月，他先后把写的纯系捏造的四份诬陷贺龙的材料送给林彪，然后林彪签发转报党中央。这些诬陷材料的内容真是荒唐可笑，不过是一种无稽之谈罢了。例如“贺龙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反党分子经常集会进行密谈”；“贺龙亲自保存一支精制的手枪，晚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他外出时带在身上”等等。
1966年夏，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实际情况是，1966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了一个团的部队给北京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他们因缺乏营房，曾派部队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联系临时借房之事。后经研究，考虑到军队驻扎在学校不合适，而且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也快要返校，因而部队也不再提出向学校借房了。因此，部队从未进驻过学校。仅仅过去三、四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人就写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这件很普通的事，却被康生所利用，到处煽风点火，制造“二月兵变”的谣言，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林彪对此也加以利用，对贺龙诬陷迫害。所谓“二月兵变”之事，1981年2月，我从北京特别法庭审判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案之后回到上海，我的老伴唐孝英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外语教研室主任的姐姐唐孝纯领我到瑞金医院看望在该院治病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建国后历任云南省省长、南京大学校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当我们谈到审判“四人帮”时说起“二月兵变”之事，我说在北京秦城监狱预审“四人帮”时，看到郭老你写的说明“二月兵变”是无有其事的证明。郭老说：“为了此事，‘文革’开始后，我被红卫兵从北京市委机关揪回人民大学批斗，要我交待彭真阴谋搞政变，在人民大学驻扎军队是为了搞‘二月兵变’。”对有关部队派人到学校联系借房的前后经过，郭老完全了解，说：“他们所说的‘二月兵变’纯系造谣，漫天谎言，栽赃陷害彭真、贺龙同志。彭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贺龙被迫害致死，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1969年，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贺龙的病情很快恶化了。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这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视而不见。贺龙的夫人薛明多次要求为他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得到批准。可是，让贺龙写交代材料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是什么地方的人？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说：“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下午5时，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剧烈疼痛。驻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向上级报告。4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做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贺龙病情急剧恶化。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301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做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贺龙明确表示不愿去住院。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峋的大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做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969年6月9日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此前不久，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查证谋害贺龙同志的批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贺龙的死因作了查证。联合调查组经过1年多的工作，于1980年3月24日作了结案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在这次查证中，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从医学上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分析。在有他们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写道：“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预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糠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预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这两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至此，贺龙被迫害致死的论断方得到了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