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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所说二柄者，刑德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明的国君以赏罚两种手腕驾驭群臣。韩非强调帝王对于赏罚两种权力都要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不然定有亡国的危险。齐简公让重臣田常行使赏权，结果后者假公济私，拉拢群党，结果将齐国弄到自己门下自己篡位做了国君。宋恒侯让子罕行使罚权，自己做老好人，结果一年的时间就让自己丢了脑袋，子罕也篡位成功。
光二柄之策用到今天的组织结构中，就很有现实意义。一个只奖赏下属的领导，会被人看成老好人，甚至有懦弱的嫌疑；一个只知道责备下属的上司，只会招人记恨，背后会被人骂变态。这两类领导其实都不是好领导。员工只会敬重那些有奖有罚，赏罚分明的领导。这类领导在组织当中，被当作绝对的权威。所以在一个组织当中，选择两位领导，一个扮红脸，一个扮黑脸，其实很难建立一个具有轴心领导力的组织。组织当中的核心领导其实需要的是一副铁脸，赏罚分 明，集二权于一身，才能形成权威。
再说说法家的“势术法”。
所谓势，指权力与威势，一个领导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就是“势”；所谓术，指政治权术，皇帝驾驭人时,神出鬼没,这就是“术”。；所谓法，指法律和规章制度，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
“势”在当今的组织结构中，可以看作组织给与的职位头衔。比如“总经理”，或者享有独立的办公室，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地位象征。所谓“术”，可以看作领导的用人策略，让拥才者发挥其才，棱角者挫其锋芒，兢业者得其所劳。“法”则是组织架构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当代管理学更多的研究组织中的“法”，相比于2000多年前的法家来看，我们今天的研究虽然深入细致，但是在框架上似乎还不那么完整。
其实在法家鼻祖韩非子之前势术法三大学说是分家的，势派的代表是赵国的慎到，术派的代表是郑国的申不害，法派的代表人物是卫国的商鞅。三个人在不同的国家都极有建树，建立了一代伟业。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子将三家学说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结构理论。
一个组织当中的领导要想一呼百应，就必须要有组织授权，还要懂得识人用人，更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赏罚有度，赏罚分明。这样的组织才有凝聚力与号召力。
所谓法治，看来是一道已经研究了几千年的组织结构管理哲学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