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 ab团与富田事变

事件历史背景

富田事变旧址

赣西南苏区在1929年冬开始肃反，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反扩大到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AB团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他们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接着，红四军前委根据"二·七"陂头会议精神，于2月16日发布第1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出："联席会议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打倒机会主义政策，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矛头逐渐对准地富出身的党员和干部。6月有，赣西南党团特委、西路行委联合印发了根据前委1号通告精神写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豪绅地主的集合场"、"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对准改组派AB团勇猛杀去"。　　1930年10月有，攻克吉安时，传说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AB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李文林马上被怀疑为"AB团"分子。同时，总前委认为"赣西南党、团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是一非常严重的危机。"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在分子。

事变基本经过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根据绝密信指示，立即捕捉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团"分子。至12月8日是，在省行委、省苏两个机关捉押了"AB团"分子100多人，9日，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等"要犯"来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11日是，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并派人捉174团长和政委。这时，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的刘敌奉命从藤田赶回东固，很快被扣押。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没有立即逮捕刘敌，但李与刘谈话时，采取威胁和拉拢的办法，企图诱供，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并说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敌听得，联想到过去很多问题，于是，利用同乡关系，应付李韶九，而回到独立营营地，并与营长周兴、梁学贴秘密开会，采取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是，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率营直奔富田。天黑时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了省苏驻于，缴了省苏警队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正在开会的省行委负责人发现情况，在混乱中借夜幕逃脱。

党对事变的认定

　　"事变"发生后，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赣江开往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1931年元月在永新、安福等县打土豪。4月有，在横江、永阳等地同国民党军几次交战，均获胜利。这时，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于7月中旬在于都坪头寨对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将副排以上干部统统扣压，大部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而杀害。余部被分别编入红三、四、十二军，二十军番号被取消。

事后处理

　　富田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这些做法有些过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汇报，一方面检讨自己，一方面说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事情的处理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红一方面军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他们是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的看法和红一方面军不一样，项英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发现有问题，从此消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撤消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直接处理富田事变。首先把事变的领导人都逮捕，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刘敌，紧接着就把其余二十多个人都枪毙了。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包围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军长全部杀害（只有两个人逃脱。一个是172团副官叫谢象晃，后来当了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八十年代当过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是排长叫刘守英，后来当过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牺牲了）。红二十军番号从此取消。此后就开始在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详细经过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北街人，当年只有26岁。李韶九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南京政府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变。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MAO***，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MAO***”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等人接受了批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送交中央。1月5日，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幸又不幸的是：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白军作斗争。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人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正确意见，撤消了项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不幸的是：第二天，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正渡过赣江，往苏区中央局青圹村走来。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党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他们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他们的大会。然而，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忠良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会后，“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处决。　　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二十军指战员，这时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不久，红二十军奉命边打边走，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七月，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没有人知道，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彭德怀、林彪的部队立即将祠堂包围。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连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不久，又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指战员全部杀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红二十军的处置后，“左”倾领导人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李韶九（1904－1935），又名李柏成，湖南省嘉禾县北街人，他是富田事变的引发者。，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中学未毕业即从军，进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4团，1927年参加北伐，随队往江西南昌，驻南昌市内匡庐中学。是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李韶九被俘，后随共军至广东东江，不久被派往江西安源，史称李“素来卑鄙龌龊”。1928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般对于李的评价是：“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1930年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12月3日，毛泽东指示李韶九：“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古柏等人在富阳逮捕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行委代理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周冕等人，将其尽行捆绑禁闭，当晚处于重刑，“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对其妻子则“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严刑拷打后，获其他AB团成员的口供。

　　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17人，后来又处决7人。12月12日红二十军一营政治部主任刘敌等率部队包围富田，扣留李韶九等人，提出“打倒mao**，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史称“富田事变”。

　　在富田事变之后，刘敌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不久，各地的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李韶九对红二十军进行报复，审讯的手法更变本加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刘敌、曾炳春、李伯芳等先后被杀，前前后后共有7万多人先后被杀。

　　1931年12月，周恩来在赣南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李韶九进行了处罚：“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调任福建军区长（汀）连（城）军分区司令员，1932年6月任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李韶九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牺牲。

　　关于李韶九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于1935年春在闽西“壮烈牺牲”。还有一种说他是被“处死”的。关于这后一种说法，有一个传说：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与毛泽东十年不见了，老战友间畅谈终夜。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为什么，陈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罗英才、石言著《陈毅文学传记之三：探索》214 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3 月第1 版。）

红一方面军的黄陂肃反还未结束，事态又发生新的交化:总前委在黄破把李文林当成AB团要犯秘密关押起来.形成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架势。之后几天，总都的肃反机关又密捕了中共赣西行动委员会书记龙超清、组织部长江克宽等3人，通过对他们的刑讯，获得了让人大为惊骇的口供:“省行委、省苏(维埃〕之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红军学校之曾国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AB团要犯!”

总前委得知这一情况后扩立即采取决断措施,12月3日.给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去信指出:‘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棋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镇压下去......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

信中还发出这样的指令：“省行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并布置说:“赣西行委及红军学校方面，须防AB团闻讯暴动，故处置也须迅速。20军须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信的最后竞荒唐地写道:“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起讯办。”

两天之后——12月5日，总前委又发出了《总前委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的信》。信中写道:“据龙超清供称段良粥是省行委机关AB团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已在东韶由我们捕捉外，段良弼、袁蟹鸿是重耍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再则，李白芳比段、衰更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中找到重要的人。”

总前委的两封信，语气决断得非同寻常。时任红一方而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连续接到两道“金牌扣，立即从红12军带上1个连，由宁都黄破出发，日夜兼程赶往富田。

富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学家、南宋状元文天样的故乡。系地属吉安县境的一个大村庄，与吉水、泰和、永丰、兴国4县交壤之处四周群山环抱、中间是肥沃盆地。由于地形险要人口稠密，成为接西南苏区的腹心区域。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省苏维埃政府及许多机关均设在这里。

李韶九于同年3月在富田的陂下村搞过群众工作，故对这一带甚是熟悉，一到富田，就立即驱兵省行委机关驻地祟孝祠。

此时，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正在主持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李文林为何11月29日起至今杳无音讯。连续派去寻找的3批交通员都是空手而返。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与会的都是各方面的负责人，又恰恰是李韶九要抓的那些人。他们是:省行委常委、3个月前由赣西南团特委书记升为党特委书记的段良弼;省行委常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军事部部长金万邦;省行委常委、财政部部长周矍瑞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铭;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双昌;省行委常委任心达卜原红4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

李韶九带头冲迸会场，二话没说就高声宜布:“奉总前委命令，你们这些AB团头子全部被捕了。”继而，不顾极度震惊的李白芳等人的斥问下令捆人。

李韶九把审讯的刑堂设在村里王诚教堂的枢密院，从当晚8时起，开始对被抓的8名重要干部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是李白芳。李韶九以貌取人，欲从这个书生模样的知识分子身上打开缺口先是对李白芳进行悬吊抽打，继而施用“砧板烙肉“的火刑，以烧红的铁条在其身上乱烫。李白芳发出令人肝胆俱裂的惨叫:“你们…打死我吧…少

“不要你死，只婴你招供兮”。李韶九说完又向打手傲了再烫的手势。又一块红通通的烙铁，在李白芳的裸体上游走，团团烟气夹着刺奏的焦糊味散发在大殿里，再也经受不住苦痛的李白芳.发出暗哑的声音:“我...愿招供...”

李韶九又指挥用同样的刑法对付段良弼。段是很能吃苦、意志极为坚强的湖南汉子.经过两个钟头的酷刑折磨，他全身血肉模糊，连眼睛都睁不开.然而，决不承认自己是AB团，更不用说是总团长。李韶九又令人用炭火烧着几串红红州“朝天椒”。把辣烟立接熏进倒吊着的段良弼的鼻孔里，段剧烈地咳嗽不止。十几分钟后，段的鼻孔里血水筛酒一样流出来，喉咙也卡住咳不出声。在大脑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一种本能的意识驱使他极为艰难地做了摆手停下的手势......

李韶九的酷刑退供取得了极大成功.所有被抓的8名重要干部，多数熬不过渗绝人寰的刑法，除违心地承认自己是AB团，还画押签字“招供”了一大批人。

12月8日，在李韶九的指挥下，按“名单”从省行委、省苏府及下属机关，抓了一大批人，连李白芳和周冕的妻子也被抓来，然后对这些人施用地雷公、线香火、铁烙、油烧、割乳房、捅阴户等令人毛骨谏然的刑法，迫便被抓者招供。

李韶九不但主待整个布讯，还亲自对“犯人”掌刑。当时任安福县县委书记的汪国安因来报告工作而被抓。他后来回忆说:“李韶九亲自审问我。他摆出一副关公似的脸孔，大声喝问：‘你是AB团吗?快把你们的组织供出来!’当时，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长竹片、烙铁、绳索等刑具，我知道这是用来对付我的。我当然不能误供自己是AB团。于是，两个大汉把我的上衣脱光。继之，李韶九亲自动手，用烧红的烙铁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烫呀。这我怎么受得了呢？我观此情形知遒，供认是死，不供认也是死，与其不供认受苦迟死，不如供得早死个痛快。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供认了自己是AB团。这样李韶九才下令把我放下来。”

从12月7日到9日3个昼夜内一共抓获“AB团”I20余人。8日起不经任何机关批准，分两批处决了38人。一时问，整个富田血雨腥风，笼罩着“赤色恐怖”。附近村上的老百姓惊恐不安，在屋里失声叹息:“不得了啦，共产党杀共产党!红军自己杀自己，天下要大变了!”

这段肃反过程，《罗荣桓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部队撤到宁都县境时，军政治部通知第十二师师长肖克和政委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11月底，这个师已抓了100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罗荣桓传》，第四章《古田会议前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邓小平当时针对总前委的错误曾经严正指出：“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讲话。”（《党的文献》1989年第三期，12页）

四

李韶九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不到一个月，就引发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被载入中共史册的事件：富田事变。

1930年11月底，李韶九从“红军中AB团要犯”口中“严审”出口供，认定曾反对毛泽东的决策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即中共江西省委）中“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于是，他奉命“前往富田捕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

1930年12月7日下午，李韶九带着一个连的士兵来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他先命令“将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然后亲率“士兵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代理秘书长）、谢汉昌（红20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尽行捆绑禁闭，其他工作人员一概软禁。当晚，李韶九亲自开始审问。他并不多说，也不听受审者的申辩，“只是问你们加入了AB团承认不承认，何时加入其中，组织情形如何，策略如何，负责人是谁，忠实报告出来”。那些参加中共革命多年的人自然不能承认，李韶九就命令手下对他们“致以地雷公线香火等毒刑拷打，一面榨，一面招，如受刑时还不招的便加重刑”，直打得那些“犯人”“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说话不得”。（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

段良弼在富田事变后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详细描写了李韶九审案的过程：

李韶九：段良弼你是AB团，你现在承认好吗！以免受刑罚。

段良弼：我也是AB团？从我的斗争历史看，从我现在的工作看，看哪一点是AB团？请你调查一下吧。如果我是AB团，那么是无产阶级的罪人，不要你们来动手，自己拿手枪打死自己。

李韶九：不管斗争历史，不管现在的事实，我与你讲理论是不能讲过你的。我只有七项刑罚，第一项是打地雷公烧香火……　　

段良弼：七项刑罚我怕什么？任凭你们怎样……　　李韶九令左右士兵扒去段良弼的衣服，把他赤身裸体地按在地上，施以“打地雷公烧香火”等酷刑，不一会儿就打得他体无完肤，两个大拇指都断了。这时李韶九命令停刑。

李韶九：良弼你要死我不给你死，无论如何你要承认是AB团并说出你们的组织，否则给你一个不生不死。

对男“犯人”如此，对女“犯人”也毫不留情。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正好来看望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经过这样的审问，“犯人”们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AB团，并被逼供出其他的“AB团成员”。如此这般抓-审-抓，“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富田事变以前，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安队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曾山为富田事变发表的宣言》，1931年1月14日。）　　　　　　　　　　　　　　　　　　　李韶九在审问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时，逼供出红20军174团政委刘敌等人也是AB团。于是，他决定亲率红军一个排，押着谢汉昌，前往红20军军部东固抓AB团。临行前，他还布置将25人绑赴刑场枪决。12月9日晚，李韶九到达东固。他继续用严刑逼供的方法抓AB团，同时通知正在前线的174团政委刘敌返回东固。　　　　　　　　　　　　　　　　　　　

12月1日上午，决计“扩大胜利”的李韶九亲率l个排，押着谢汉昌，从富田来到东固——红20军军部所在地，欲从该军“来一个大的破获”。到了东固军部，李韶九立即与20军军长刘铁超作了商议，部署了在军中捉拿AB团的行动计划。

在20军要抓的头一个AB团“要犯”就是174团团长兼政委刘敌，而刘正带领部队在兴国、泰和布置截击国民党军蔡廷锴师的行动，于是李派人飞马传令，将其召回。11日上午10时.刘敌带领174团第1营赶回东固。

对于同是湖南人的刘敌，李韶九是熟悉的。决定采取另一种方式进行审讯。他神情古怪地对刘敌说:“你的情况很危险呀!”

“什么危险?”

“许多人供出你是AB团，而且是20军中的首领!”

“他们有么子证据呢？”

“证据？有供词就是证据。”

“哦，你看我像一个AB团分于吗？”刘敌内心陡然紧张却表面笑咪咪地问李韶九。

“怎么说呢,AB团又没在脸上号字。”

李韶九对这位湖南老乡还算比较客气，告诉他有人供出他是AB团。刘敌已听说李韶九在富田发疯似地捕杀AB团的事，也探知李韶九的为人，很快在心里想好了对策，以坦诚的语气说道：“如果我受到了AB团的阴损，那是没办法的事。只求党主持正义，搞清一切情况。死我是不怕的，不过那种苦刑没法忍受。”

李韶九立即“关切”地回道:“那是不会的，这不完全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你承认罪行，遵照指示去做，就不会到拷打这一步了。”

刘敌已看到谢汉昌等被抓，并得知不承认就要遭酷刑，自己辩护了几句，见李韶九不是个讲道理的样子，明白此时“如站在党的立场，以诚相待，必是死路一条”，于是“端正了态度”，操着一口湖南腔说：“我历来是你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又没有什么能耐，会遵从你的指示去做，还望秘书长多多关照!现在搭帮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以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被老乡的这顿米汤一灌，觉得他已经被收服了，就放过了他。（《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日）

刘敌的这番话起到了软化作用，李韶九立即改变了态度，对刘安慰了一番，又去审讯别人，让两个战士把刘看守在房间里。

几分钟之后，一阵声震屋瓦的惨叫声传过来。刘敌侧耳细听，辨出那是军政治部政治组组长向济伦的声音。显然，向正在遭受严刑拷问，并矢口否认自己是AB团。

不长的时间，李韶九又来到扣押刘敌的房间。刘敌装得不明就里地问:“秘书长，政局究竟起了什么变化?”

“你是个聪明人，何必无聊多问?，李韶九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们还不知道能否把175团调开，也不知道172团的肖大鹏是否可靠，事实上你们团是20军的主要力量，你必须用一切手段来粉碎你们团的AB团分子!”

李韶九说完后，又叮问一句:“我的话你懂了吗？”然后，让一个战士把刘敌送回部队。

刘敌回到l营胜地，马上把营长张兴、营政委梁学贻叫到房间里，把李韶九审讯他的情况讲了之后以断然的口气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

“是呀，把这么多人当作AB团来打，而且都是我们赣西南的军政干部，这里面大有名堂!”梁学贻优心仲仲地说。

“那我们怎么办?眼看着这么多人被他们杀掉？”向来性急的张兴盯着刘敌发问。

刘敌略略思家后说道:“李韶九这个人向来卑鄙龌龊。刘军长也搞腐化，他们已经远离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我们20军是一支忠于革命的英勇部队，不能让他们毁掉。看来，为了救党，救这么多同志，我们只有实行兵谏了!”

“对，把李韶九抓起来，放出那些被关押的同志。”张兴以压低了的声音激奋附和。

“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得好好计议妥贴。”刘敌忽然话锋一转:“这么干你们敢吗？”

“只要能救出同志有什么不敢？”张兴不假思索地回答。

梁学贻的表态也很干脆:“现在不是敢不敢的事，而是非这样干不可了!”

刘敌对两个部下的回答感到确意，下令:“明日行动!”

1930年12月12日，应该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有着特别印记的日子，工农红军的第一次兵变就发生在这一天。

上午1O时，刘敌指挥第l营突然包围军部，首先捆起了李韶九和刘铁超，将李带来的一个排全部缴械，然后打开临时囚室，放出了谢汉昌、向济伦等几十人。

谢汉昌见到刘敌时，用“激动万分”一词来形容是绝不过分的。他不顾伤疼，伸出被剔掉几只指甲的手，紧紧地抱住刘敌，身子瑟牙发抖，口里喃声说道:“难为你们.难为你们了!”

刘敌也很动悄，颇声问候:“谢主任，你吃苦了。”接着愤而骂道:“李韶九这家伙多么恶毒，几天就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

谢汉昌满怀悲愤地说:“李韶九这狗东西，用了最狠毒的刑法对待我们，哪个不是被打得死去活来？除了以刑逼供，他还随意杀人，军部作战处的几个参谋，就是李韶九昨晚下令处决的。”

梁学贻插话说:“听说他在富田那边杀得更厉害，哪天都要杀十几个人，一句话就把人拖到富川河滩上，用梭镖扎死!”

“是这样的!只几天工夫，富田那边就杀掉四五十个人，都是一些很好的同志嘛!而且，还有上百的重要干部被关押在那里。”

“下一步怎样打算呢?”张兴和梁学贻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在刘敌身上。

刘敌显然已有想法，以征询的语气对谢汉昌说:“扯烂龙袍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干脆冲到富田去，把所有的同志都救出来!”

谢汉昌听后先是一怔，随即激动地回应说:“太好了!这样太好了!事不宜迟，马上就冲到富田去!”

下午4时左右，174团第1营赶到了40里外的富田，兵分两路，分别包围崇孝祠和王诚教堂，收缴了第12军2个排的枪支，打开所有囚室，放出被关押的大批干部。一场兵变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刘敌、谢汉昌与段良弼、李白芳等等干部见面时，无不激动至极，所有人都对这场兵变表示拥护，都对李韶九滥抓滥杀的行径感到万般愤恨。当下，按照李白芳提议，在王诚教堂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应变措施，众人一致认为:“此次富田肃反，抓遍了所有赣西南干部，是一个很大的阴谋，而李韶九大搞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会议主张“公开反*”，决定去信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揭露*的阴谋”。

12月13日一早，在富田的列宁广场上召开了控诉李韶九非刑逼供、滥杀无辜的军民大会。段良弼、马铭等人脱去上衣、让人们观看身上的刑伤。会场上群情激奋，有人领头呼喊了“打倒MAO**，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会议一散，富田街上出现了这一口号的标语。吃过早饭后，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余机关的几百名干部，随红20军离开富田，向赣江以西的吉安县永阳开拔。

1931年年1月15日，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决定，成立了苏区中央局，项英同志代理书记。中央局成立后，即通知赣西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攻击，听候处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局在11号通告中指出:“根据赣西南的党的斗争史和党的组织基础，及富田事变中客观行动的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通告主张开除李绍九的党籍，而对于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刘敌、段良弼等“开除党籍”或警告，却仍让他们“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对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也没有用武力解决，而是经过“宣传、教育”后让其回到红军中来，同时，也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抓乱打”，“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由此可见，在1931年4月中共中央“三人团”来到江西苏区之前，李韶九的日子是不太好过的。　　　　　　　　　　　　　　　　　　　

1931年4月上旬，由任弼时、王稼祥、英烈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三人团”来到江西苏区。“三人团”完全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决定，把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于是，“反AB团的英雄”李韶九重获重用：4月下旬，他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整个江西苏区的肃反都在他的领导之下了。　　　　　　　　　　　　　　　　　　　

李韶九履任新的重要职务伊始，就开始掀起肃AB团的新高潮。首先是把那些被定了性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于4 月和5月分别处死；然后是把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以下到副排长的700多名干部，都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接着就是在苏区“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这次高潮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除了以前那些外，还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AB团帽子满天飞，严刑逼供无以复加，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1月。）现在看不到李韶九这期间的具体言行的资料，但他领导肃反“工作有力”是可以想见的。

　　　据说1931年7 、8月间，李韶九因时任赣南特委书记的陈毅抓AB团不力，有心要把他也打成AB团，多次从侧面进行威吓，以致陈毅一度颇为紧张，他年轻的妻子也因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了。（王昊著《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16――1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 版。）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任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后，通过一个系列的调查了解，更加明了肃“AB团”的扩大化造成极为严里的后果。1932年1月7日，周恩来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由他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苏区在肃“AB团”问题上简单化、扩大化以及通供信的严重错误，作了尖锐的抨击。1月25日，中央苏区中央局专门讨论了对李韶九的处里，作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李在肃反工作中所做严重的错误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化，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专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

中央局决定予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这显然是为了平息苏区中共干部中的恐慌和不满情绪。

但王明中央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在肯定富田事变是“毫无疑问的……反革命行动”之后说：“红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必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1931年4月16日苏区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在“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标题下说:“一九三O年八月的二全会议(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体会议——引者)，在政治上完全立三路线占着统治……AB团在这次会议中，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从这时起，AB团还是拥护立三路线的旗帜，并且故意去打吉安来欺骗群众。”

这个决议等于否定项英和周恩来的决议，给李韶九一个政治翻身的机会。

1932年6月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0月又被任命为福建军区长（汀）连（城）（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李韶九留在闽粤赣边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这位“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关于李韶九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于1935年春在闽西“壮烈牺牲”。还有一种说他是被“处死”的。关于这后一种说法，有一个传说：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与毛泽东十年不见了，老战友间畅谈终夜。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被我毙了。毛问为什么，陈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罗英才、石言著《陈毅文学传记之三：探索》21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3 月第1 版）

不管怎么说，“肃反大将”李韶九壮烈的死了。对于肃AB团运动和富田事变，几年后的毛泽东仍然坚持是“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毛泽东自传》第四章）但1956年9月10日，毛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又曾就当年江西苏区肃AB团运动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 页。）没有见到毛泽东对李韶九的评价。1949年后，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六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306、307页中严肃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肃反AB团当然包括富田事变在内其实都是根本性的错误，而不是什么扩大化，著名党史专家、《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的作者戴向春先生也作文指出富田事变不是扩大化而是根本的错误。如果这些个20军的干部从军长到排长如果真的是什么改组派、AB团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束手就擒？还要在事变之后重新归队呢？多年以后在新四军中再次发生所谓的“抢救运动”这类变相的肃反，黄克诚对谭震林说：“你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你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都不跑，哪有这样的特务？”（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该书206页）就在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二十军的一些领导人曾经错误的进行了一次离间的活动，这起活动虽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且也很快被识破，但是，错误本身是不可原谅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一起错误，红二十军的头头也是在党的范围内完成的，红20军参与富田事变 的人迄今为止考证尚无一人投降国民党。AB团是敌人破坏革命而派遣的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队伍是有严密组织的，这种遣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是极少数极个别的。毫无疑问，这种极少数极个别的敌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而总前委派到红二十军肃反的李绍九把敌人“派遣”和“极少数极个别”两个概念置诸脑后，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大搞逼供信，硬把红二十军久经战争环境考验的领导和土生土长“逼上梁山”的大批骨干，一律或大部分认定为AB团分子。因此，匕首所指，矛头所向，完全错了，这就必然造成大冤案。

在肃反中肆意捕杀无辜，激化成富田事变，当时的总前委是有责任的;但作为二十军几个领导同志来说，以武装暴动相对抗是很错误的。“富田事变”提出的口号，采取的行动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全党应以此为戒鉴，永远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从接受历史教训的角度理应为此。但对“富田事变”这个历史事件木身必须客观的分析，不能不问矛盾双方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事情的由来和发展，只抓住“武装暴动”一个方面，就定为“AB团头子”、“反革命”。武装暴动和随意捕杀革命同志，都是你拿刀，我拿枪，把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因而都是错误的。片面的只责怪一方，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富田事变”中红二十军的一些人曾提出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彭、一黄的错误口号，这是当时作为“反革命暴动”的根据之一，也是沉冤近半个世纪不得平反昭雪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当时是中央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全党并不是领袖地位，而朱、彭、黄和毛泽东同志地位几乎相等，均是红军的创始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反对谁，拥护谁，固然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一种不利于团结的分裂行为，应本着党内斗争的方法予以解决，但不能作为“AB团头子”“反革命暴动”的根据。当然，作为党内斗争，采用包围省苏维埃政府，并缴了警卫连的枪械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仅抓住红二十军“包围省苏”“缴了警卫连的枪械”这种表现形式，不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不看红二十军的革命本质，硬定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不妥当的，也是不科学的。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红二十军几个领导人“武装对抗”也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总前委派来江西省委和红二十军肃反的李绍九，不仅在省苏和红二十军中已经把军队的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辜作为AB团头子抓了起来，抓人、关人，有迅速扩展之势。而且除了“抓”、“关”以外，无根据地杀人考，草菅人命之事，已经开始。好同志有随时被抓的可能，抓起来，有随时被杀的可能。因而，红二十军谢汉昌、刘敌等同志被迫对李绍九等人采取了武装对抗行动。这种行动虽然是错误的，但它是刀挨脖子逼出来的，是对李绍九乱抓乱杀错误行为的反抗。我们历史的全面的看问题，对红二十军及其领导人，绝不能以这种反抗作为“AB团”“反革命暴动娇的根据。

生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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