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个叫刘铮的文人，于2010年6月6日在《东方早报》发表了一篇“哪个是真的李绂”的文章。文章主要分为三部分，即李绂的操守问题、李绂的乡曲之见、文献的解读问题。对于后两点，说的是一般观点，本人尚无异议。但在“李绂的操守问题”上，作者对钱穆等人对李绂所谓“磊落俊伟，光明简切”的评价提出了质疑，希望大家抱着“兼听则明”的立场来评判李绂这个历史人物。应该讲该刘铮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仔细品读他的行文，我便不禁怀疑起他的这种精神来了。
且看刘铮的文章：
....那么，李绂其人是否真的那么“磊落俊伟”呢？他的《朱子晚年全论》、《陆子学谱》究竟又该如何评价呢？
在仕途上，李绂“累蹶累起”（全祖望语），其中雍正皇帝对他的奖拔最值得注意。1723年，雍正即位，就将遭贬的李绂官复原职，署吏部侍郎，寻授兵部侍郎，次年即授广西巡抚，再次年授直隶总督，可谓一帆风顺。这时出现了一个插曲，“李绂任直隶总督时曾奉命将雍正的弟弟、同时也是敌人的九阿哥允禟（即塞思黑）关押在保定。李绂把允禟关押在高墙内，严加看管。允禟三个月不到就死了。于是有谣言说李绂受雍正之命杀害了允禟。对此事自是敏感的皇帝怪罪李绂对此事处理不当”。事实上，不止“怪罪”这么简单，当时刑部、议政大臣总结出李绂“罪凡二十一事，当斩”，是雍正皇帝特别开恩，才免死，遣去八旗通志馆。
李绂获雍正信任，办的是极机密的棘手事。雍正四年（1726年）初，雍正将自己的异母兄弟、圣祖的第八子、第九子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加以迫害，很快二人相继死了。王锺翰在有名的《清世宗夺嫡考实》（原刊于《燕京学报》，后收入其《清史杂考》一书）一文中提出：“阿、塞之死，决非良死，下手者李绂，而授意者则世宗也。”因为当时李绂有“俟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之语，而世宗也有“俱交与李绂，尔不必管”的旨意。王锺翰还指出，李绂《穆堂别稿》中有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谢赐端午锭子药、八月初四谢赐荔枝佛手柑及八月二十九日谢赐香水梨三劄子，“适在允禟抵保及其既死之第三日之间，赏赐频频，谓非世宗酬劳而何？”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引章太炎的说法，即“胤祯既杀塞思黑，欲杀穆堂灭口，又恐临刑宣泄，故不得不赦”。黄进兴书中仍沿此说。按，章太炎当时看到的史料太少，对不杀李绂原由的推断不甚合理。无论如何，雍正欲杀李绂灭口，这是很可能的，但李绂被动抑或心甘情愿地替雍正害死了塞思黑，这种可能性更大。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李绂的操守，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如此，其平素为人作风又如何呢？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有《闻李侍郎绂擢粤西巡抚》一条，应该写于1724年，其中记述了李绂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的事迹：于恩人张大受，“旧恩不复记忆也”。为官时，“往往暗中取人金钱，众人薄其所为。辛丑会试，为考官，颇通关节，先帝（指康熙皇帝）罢其官，发往永定河效力”。文长不具引。老实说，汪景祺这个人是有几分“呆气”的，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才不大可能是捏造的，他在随笔中明确记录几个当事人姓名，也可见其态度之认真。
当然，全祖望评价李绂，曾说：“公之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则蒙关节之谤，察吏则又遭钩党之诬。”（《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317页）全祖望虽与李绂关系极为密切，所说的也未必全是违心之语。我认为，在李绂的操守问题上，我们最好持“兼听则明”的立场，不能轻易相信哪一方，可也不能全不加考虑。前面提到的王锺翰考证、汪景祺笔记，黄进兴都未提及，究竟是避而不谈，还是全不知晓，并非关键。问题在于，李绂号称陆王之徒，“尊德性”、“致良知”，必须躬行实践才行，我们对他的道德水平有高于一般学者的要求，恐怕不能说是过分严苛的。尤其是钱穆所谓“磊落俊伟，光明简切”，是否准确恰当，更不能不加辨析。
以上是刘铮关于“李绂的操守问题”的论述。文章怀疑李绂磊落俊伟主要提了两件事。一是九阿哥允禟之死事件。当时人们怀疑李绂害死了允禟，根据是李绂有“俟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之语。今人王锺翰又根据雍正对李绂的赏赐进一步推断李绂害死允禟的可能性。其实关于“允禟之死”可能永远是个迷，因为以上两条并不足以证明李绂受雍正指使害死允禟。故当今学者只是猜测有这种可能，而此刘铮却说“李绂的操守，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如此”可见这个刘铮明显是把这个猜测作为事实来看，他的怀疑精神到哪里去了？
据《“烛影摇红”？——雍正登极之秘》的描述：
雍正四年四月，命都统楚仲（宗）、侍卫胡什里押解允禟从西安至京师。五月十一日，侍卫纳苏图来到保定，口传上谕，命直隶总督李绂，将允禟留住保定，李绂即于总督衙门前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另设转桶，传进饮食，并派官员和兵役轮番密守。后来李绂奏折中有这样的话：“至于‘便宜得事’，臣并无此语。原谓饮食日用，待以罪人之例，俱出臣等执法，非敢谓别有揣摩。臣覆奏折内，亦并无此意也。”
六月二十七日，李绂奏折中说：“虽皇上更有宽大之恩，亦非臣民所愿，岂敢失于宽纵？”世宗朱批云：“凡有形迹，有意之举，万万使不得，但严待听其自为，朕自有道理，至嘱至嘱，必奉朕谕而行，干系甚巨。”君臣密札，何等诡秘森严。
后来允禟病危，李绂又向世宗奏报，并已预备好衣衾棺木，世宗批云：“朕不料其即如此，盖罪恶多端，难逃冥诛之所致。……如有至塞思黑灵前门首哭泣叹息者，即便拿问，审究其来历，密以奏闻。”至八月二十七日允禟终于死去。据李绂说：“今已踰七日，不但无有哭泣叹息之人，亦绝无一人至塞思黑门前。”一为罪人，而身后之凄惨如此。
后来世宗召集诸王大臣告谕说：所谓“便宜行事”之语，已于李绂奏折中朱批严饬之，李绂奏称，并无此语。这事情应该可以了结了。
可是到了雍正七年十月，李绂因他案被世宗召入，当面斥责说：李绂奏报允禟病故后，“而奸邪党羽及庸愚无知之人，遂有朕授意于李绂而戕害塞思黑之诬语。今李绂在此，试问朕曾有示意之处否乎？在塞思黑之罪，原无可赦之理，……而李绂并不将塞思黑自伏冥诛之处，明白于众，以致启匪党之疑议，则李绂能辞其过乎？”
关于允禟到保定至死亡的过程，李绂原是频频向世宗奏报，但当时是在高度保密中上报的。允禟死后，钦差尚书法海将其妻子家属从西宁带往保定，世宗即严嘱李绂：“此事你总莫管，任法海为之。”那末，允禟即使是病亡的，李绂也不敢将这消息任意公布于众，他当然会考虑到，如未经世宗允许，必将受到严重责罚。
允禟是否因世宗之授意而被李绂害死，一时无法断言，但当时社会上有此传说，则是事实，世宗自己也已明言之，为民息谤，只好一古脑儿推到李绂头上。当时刑部严审李绂后，奏请治罪，世宗却从宽了之。至高宗时，李绂以内阁学士致仕，可见李绂处理允禟之死并无过错。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末云：“屠弟一款，尤为世宗所自称不辩亦不受者。夫不辩是否即受，论者可自得之。”此语颇得皮里阳秋之妙。
该文较清晰地交待了事情的原委。看来雍正没有明确命令李绂害死允禟，不然李绂三次牢狱之灾，两次刀至其颈，就差人头落地，李绂岂能至死不透露秘密？李绂公审，雍正命李绂当庭解释此事，李绂岂能守口如瓶？因为雍正并没有把柄在李绂手里，当然不会胡言乱语了。而允禟从病到死，李绂都原原本本的禀报，李绂这边也没过错。很可能允禟是受不了牢狱之灾，过不了猪狗不如的生活，吃了发霉的饭菜下泄致死。雍正虽然知道，但正中下怀，自然见死不救了。
另一件事是汪景祺写《闻李侍郎绂擢粤西巡抚》一事。汪景祺只是个举人，他却是年羹尧的一个马屁精。雍正二年初，汪景祺由京城往西安投奔时为西安布政使的胡期恒，胡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亲信，汪由胡而得求见年。曾给年羹尧写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此信名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陕甘总督年公书》收录于汪氏所著《西征随笔》。后被年羹尧延请入幕，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幕僚，随年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称年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又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并献给年羹尧收藏。
而李绂素与年羹尧不和。雍正元年（1723）正月，李绂任吏部右侍郎。因不肯为大将军年羹尧之子造营房给予从优，为年羹尧所嫉。年羹尧曾上疏告李绂巧取银两，应予查惩。雍正经过调查，得知事情原委，知年羹尧系诬告，遂亲书“奉国罄心”四字送给李绂。所以汪景祺写的关于李绂的东西能相信吗？再说就《闻李侍郎绂擢粤西巡抚》来说，只是李绂与张大受、吴廷桢、顾沈士私交纠葛，其中必有缘故，他汪景祺能知道吗？李绂其实是敬重师长的，杨朝亮《李绂学术思想渊源探析》对李绂与师座吴迂斋、游十洲、胡渭、李光地等人的交往已经可以得到证明。李绂当红之时，没有照顾张大受、吴廷桢、顾沈士等人算得上刻薄吗？而李绂没选中顾沈士之子，能算得上“刻薄之尤”吗？也应该有原因，或许顾沈士之子作文并不怎么样，副主考汤之旭击节赞赏，也只是通了关系才这样做了，汪景祺能知道真相吗？文人刘铮在评价此事云：“老实说，汪景祺这个人是有几分“呆气”的，可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才不大可能是捏造的，他在随笔中明确记录几个当事人姓名，也可见其态度之认真。”言之凿凿，肯定无疑，他的这种怀疑精神到哪里去了？
对于乡人李绂，我不敢说他是完人，必然也有缺陷，然冠绝一代，值得纪念。刘铮文人笑谈汪景祺有几分“呆气”，我看他倒有几分“呆气”。为自己文章自圆其说，抑或是为了达到批评李绂的目的。看似标新立异，实则文章论点矛盾，思维混乱。此等文章也能发表，真是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