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娇：我想建个“民间自然保护区”
冯永锋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有一大笔钱，如果你把这笔钱，全部投入了一万多亩森林的保护；如果十多年后，你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你想到的第一个办法，会是什么？
如果说自然保护是公益事业，那么，个人的力量如何与社会力量结合，如何让社会力量参与到个人发动的荒野保护中，正是张娇十多年来通过自身的命运，给自己，也给社会，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
张娇想到的办法，是做一个民间自然保护区。早期她只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她更相信公众的力量。
（小题）救援队找到他们后，没想到张娇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下山”
2012年11月3日，北京大雪，著名环保人士张娇和三名同伴，被困延庆县刘斌堡乡营盘村九里梁山中。11月6号上午，她给朋友打电话求援。到了晚上11时，看救援没有来，她又给另一个朋友，打电话求援。打完电话后，手机再也无法接通。
“九里梁积雪快一米了，粮食断了，你快找人救我，不然我就死了。”张娇在电话里，语气急切地这样说。
她的朋友姓高。高女士说，电话后，她非常担心：“张娇这几年动过几次大手术，身体很虚弱。每次只能吃进很少的东西。
九里梁，原是北京延庆县刘斌堡乡营盘村下面的一个小村庄，1992年，由于山上环境恶劣，村庄搬迁了出来，留下一些废弃的旧房子，以及一大片亟待保护的林地。
11月7日11时左右，著名的民间救援组织“蓝天救援队”延庆筹备队队长张鑫接到总队转来的求救电话，一行三人赶至营盘村。
如果没下大雪，营盘村有一条土路，通向九里梁。但积雪之厚，超出了他们的预计，唯一的办法，是徒步翻山救援。他们顶着山风，趟着厚雪，步行近两个小时，只走了三公里远。翻过垭口后，手机信号消失，队员们与后方通联，靠的是对讲机。
下午4时40分，张鑫一行翻过大山，在山沟中寻找四个多小时，徒步五六公里，终于在一间破旧房屋内，找到了张娇和她的同伴。身体虚弱的张娇躺在床上。见到救援队，张娇勉强下床。因已断粮，四人一天都没吃饭，因天气寒冷，他们靠捡拾柴禾，在炕上取暖。
救援队带了一些简单的食物和药品，开始催促张娇下山。天快要黑了，往回走更加艰难。
但奇怪的是，张娇拒绝离开。
她对救援队说，她想想照顾山上的牲畜尤其是野生动物，减少损失，希望外面人能送点粮食进山，尽可能不下山。
两三个小时后，在闻讯赶来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张娇和一个同伴才决定下山，另外2个同伴继续留守。救援人员给足了食物，以保证不再出现饥荒。每走二三十米，都要歇息一下。11点，才下到营盘村。在村里的一个小饭馆吃点热乎饭后，救援队将张娇送到了石景山区她母亲的家里。
张娇只在母亲家里呆了一天，11月9日，张娇又重新上山。这一次，她停留的时间不长，只是运了一大批玉米，撒到雪上，让饥寒交迫的鸟类，能够有所缓解。
北京的公募基金会“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听说了这个消息，决定与张娇合作，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发起募捐活动，争取让山上的鸟兽，能够减少些损失。
有的“自然生态专家”不认可这种做法，连连说“不必太惊慌”，大雪之后，如果冻死、饿死太多，自然界会努力恢复。
但张娇认为，中国的野生动物生存艰难，处处都是“杀戮场”，能够救一些的，还是要救。
11月10日，张娇给朋友们打电话说：“山上又下大雪了，这一次，还是鹅毛大雪。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小题）“过去我开的是高级车，现在，连一台二手电脑，都需要社会的捐赠”
自从“进山”之后，张娇一度忘记了山外的世界，忘记了与北京这样的高能量城市共同协作进行保护。她开始重新想起来，是在2008年3月份。
2008年月份之后，她的故事开始在社会上流淌。关注自然保护的人们，陆续听说了她的故事，一些人准备和她探索成立“民间自然保护区”的可能。
几年来，无论张娇在哪里，其实都睡不安宁，她总是担心有人偷她的树，她担心“生态羊”的食物，“生态鸡”的食物，“生态猪“的食物。她一度有几百只羊，几十只猪，一度有几千只鸡。
2008年时，张娇并不会用电脑，更不会上网，她只是想，要做自然保护，就得与外界多沟通多交流，自然，就得会用电脑，会上网。“有人说打打游戏，电脑就会迅速学会，可我也不会打游戏啊。此前，我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连开关机都不敢的。”
与愿意共同做保护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张娇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过去，她想起有钱的时候。
按照张娇的说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靠做大宗水果、蔬菜的批发、贩卖的生意，短短几年间，她个人的财富一度高达1000万元。“当时我开的车，大概在北京也算高级的。”
可她从小就是个野孩子，最喜欢的事，是爬山。华北平原的许多山，她都爬遍了。北京郊区的许多山，她也爬遍了，“有一天有人跟我说起小五台，问我去过没有，我说你知道吗，小五台我去过好几次，那山上的庙边有块石头，我在那上面睡过觉的。当时有人说女人不许在这个地方停留，我偏不信。”
1994年的一天，张娇来到了延庆，原本的目标是爬山。因为在北京，延庆的山水都是知名的。三个月之后，延庆的山被大体爬了一遍了，一个突发而至的想法让她停下了脚步。
“当时全国砍树的风头很盛，我爬山的时候，总能看到许多树被人放倒，拉走，锯断，劈开。山上的大树都没有了，山上永远只有些小树。有的地方，连小树都没有了。于是我就想，应当有一块地方，被保护起来，至少让我们子孙后代知道，这个世界曾经有原始森林，有无数的植物和动物，有美好的自然界。”
1976年出生的张娇，当时很年轻，还不到二十岁。这一个决定，决定了她的一生，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当时我的想法很天真，以为最多拿出自己财富的三分之一，就完全可以把我现在的这片地方给长期承包、封育、人工干预后，保护起来，复壮起来。最后形成一个小型的自然保护区。没想到，我自己所有的钱投进去不够，朋友们借来的钱投进去不够，连我母亲的‘棺材本’都投进来了，也还是不够。将近2000万元给我花光了不算，现在还欠下几十万元的钱，有些是买东西该了人家的，有些是雇的人工，没有及时给工钱。这是多么丢脸的事。我母亲此前对我还是理解的，可是自从她得了中风，偏瘫了之后，一想起我的事就难过，有时候，连见我的面、听我说句话都不愿意了。她在生我的气。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她无言的指责。过去，我开的是高级车，后来就换为中档的，再后来换为低档的，再后来是租用他人的，现在，从山上下来一趟，都很费劲。我过去自己出钱修的路，现在因为无力维护，今年也很有可能被雨水冲坏，到时候，即使有车，路也不像过去那么平坦了。”
（小题）“有人老追问我钱到底怎么来的，怎么花的，可是我有时候真的说不清楚”
1994，张娇下决心要保护一片林地的时候，正好延庆县在“招商引资”，鼓励社会投身当地的林业资源保护。
她到县政府，说明来意，“当时人家根本不相信，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野心？后来是我存款的银行给我开了资产证明，人家才相信的。协议签字的时候，我是拎着200万元的现金，放到桌子上。”
那么这些钱以及更多的钱，到底都去了哪里？张娇说，很简单，修了路，种了树，恢复了生态，雇人巡护，一步步，一年年，就这样花光了。说到底，都是喂给“生态爷爷”吃了。
种树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修路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恢复生态是自然恢复最好，为什么要花钱？最多，雇几个人巡护一下就好了，即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巡护，也不至于花那么多钱。
“你可能难以想像，我要保护的地方是多么大的一片面积。你现在目光所及之处，都在我的承包范围之地，1997年协议签字生效之日算起，我的第一轮承包期是30年，今后还要续签。我要把这个地方，永远地保护下去。”
“其实没有多少钱，就按2000万元算，1997年算起，一年也不过200万元。200万元，你要修路，要雇佣大量的人工来种树，要买树苗，折算下来，其实没有多少钱。”
因为最糟糕的，是1997年以来，张娇承包的这片林地，几乎没有产出。因为几乎所有的产出，都贡献给“生态链”了。
冬天，看到鸟没有食物，张娇就把玉米撒到地上；自己种的玉米不够，就买玉米给鸟吃。她私心暗许的这个“民间自然保护区”，不仅随地可见到野鸡、乌鸦、喜鹊、啄木鸟、大山雀、金翅雀、松鸦，而且能够见到金雕、红隼、普通鵟等鸟类世界的顶级物种，这说明，鸟类的生态链，已经很健全了。
她养过1000只鸡，后来只剩下不到10只；羊，最多的时候有七八百只，后来剩下不过300只左右。它们，也大都贡献给山上的“生态链”了。除了让金雕这类猛禽给抓走之外，狐狸、豹子是更可能的“食客”。她的鸡鸭羊猪都是散养的，因此，很容易就给生态作了贡品。有一次，一只豹子闯进羊圈，十多只羊就倒地而亡了。
她种的玉米，种的蔬菜，种的水果，也有许多就这样成了野猪、猪獾或者狗獾们的食物。
而她的钱，也是这样的原理，成了生态的“食物”。她承包的10000多亩林地，她至少人工干预了将近一半的面积。“几千亩啊，不要说其他，光人工费就得多少？不信你自己算一算。我是没有算帐的习惯的，也没有记帐的习惯，因为那都是我自己的钱，即使是借来的钱，也是朋友们高度信任我的，你非要让我交代清楚，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我真的交代不清楚。要么你就信任我，要么你就自己到我山上挨个看，我相信你看完一圈下来，你就会有得到新的结论，证明我没有骗你。”
有人问：为什么你要那么严厉地不许人伤害你山上的草木？张娇说，很简单，这片山就是我的青春，十多年了，我这个女人最好的青春时代，都融化在这片山上。伤害这些草木，就是践踏我的青春。你不许人践踏你的青春，我也一样不许。
（小题）“你们环保人士动不动就说要自然恢复，可你在那我比对一下，到底是人工干预好，还是自然恢复好”
2008年6月的一天，正逢“端午节”假期，“绿家园志愿者”组织了30个人，到张娇的林地“生态旅游”。说是生态旅游，其实是来帮助张娇这边“生态劳动”的，同时，也顺便考察一下，评估一下，辩论一番。
因为自从2008年4月份以来，张娇多少带点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内部流传开来后，许多痴心于自然保护的人，听到其故事后的第二反应——第一反应是她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怎么花的那么些钱？因此，必然是第二反应——是“人工干预的办法符合自然保护的原则吗？她这样的花钱是不是有些胡乱？”
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也来了，她想和张娇现场讨论一下，到底她的人工干预是不是合适。
张娇很骄傲地带着汪永晨上了山，她说，你自己看，左边，是我没有人工干预的，右边，是我有意识地干预的，你看看是干预好还是不干预好？
从一道水山梁的分水岭上可以看到界线，张娇承包的林地，她很有意识地剖成了两半，一半是她故意的干预，一半，是完全的自然恢复。
她干预的办法，有三个原则，一是尽量花样的种植，种树的时候不是为了追求“军事化美观”，一种就是一大片，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照顾了生物多样性，不会让某一个树种成为强势物种后演化为霸道物种。二是尽量寻找本地树种，有许多种子，就是秋天的时候，雇佣人从树下捡回来，再洒到其他的地方。
“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看看，到底是经过我的干预之后，自然恢复得快，还是等待它们慢吞吞地恢复要来得快？”
确实，谁都看得出来，她干预过的地方，树长得高，森林长得茂密，生物多样性也很好，森林已经开始像个成人，有能力庇护、养育其他的物种了。而没有进行人工干预的地方，就像一大批营养不良的孩子，瘦弱、矮小，但生物的花样相对丰富一些。
于是自然有人问了：“自然保护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它不可能是短跑，相信你追求的也不是什么政绩工程，因此，如果放长了时间来看，一百年之后，自然恢复和人工干预，真的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区别吗？因为自然界的保护，最重要的是人类不要再伤害他们，只要有土壤的地方，自然界都有可能也许很快也许很缓慢但一定是很健康地复原生机的。如果你嫌我一百年不够长，那么一千年之后呢？它们之间还有差异吗？”
张娇仍旧不服气，她反驳的理由非常简单：“中国的生态被破坏得非常严重，我越早让这块地方生机盎然，就越有可能让这个地方不受到严重的伤害。一百年太久，因为很可能，不等保护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让生态有能力复原、健康自己的时候，又一轮的破坏又出现了。因此，我一定要在我能看到的时间内，让自然界恢复得最好。因为，中国的生态保护，真的没有多少时间。有人老质问我不该拿我自己种的东西、养的东西放任给猛禽和猛兽吃，因为自然的物种，生来就该遭受自然的各种灾难，只要这种灾难不是毁灭性的，这些物种就有能力自己恢复。可不给他们吃怎么办？它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得到食物，他们的数量又那么少，饿死了，可能就绝根了、永远从我们的眼界中消失了。现在可不像过去，豹子什么的动不动成千上万只，现在，北京地区有几只豹子？有几只金雕？它们有能力经得起自然界的灾难吗？”
没有人再与她辩论，因为她的话有她的道理。
张娇还有一个特点，是不许别人靠近和伤害她所要保护的自然界，任何人想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折个花揪根草，马上就会引来她愤怒的“报复”。有一次，有个特别喜欢杜鹃花的人，把她承包地内的杜鹃花给调查了个遍，然后挖走了好几种相对珍稀的，她看到后，上去就是一拳，把人脸都打肿了。“可就是这个人，把我山上的杜鹃花的知识，通通介绍给了我。因此，我一方面不喜欢他这样不经我同意就乱挖乱采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对他的知识表示感谢。受到这些人的影响，现在山上的许多动植物我都认识，我还知道一百多种药用植物，可以制作各种功效的药膳。”
但同时又有人对她进行了质疑：你不许我们采花，不许我们折枝，不许我们挖这砍那，可你在山上放养山羊，你春天的时候也采野菜，你制作药膳的时候也要采摘山上的许多药材，你烧火用的也是树枝，你也曾经涌起过要建设大量房子的想法，这些行为不照样也在破坏环境？你的破坏与我们偶尔来一趟，采上一两枝花之间，到底哪一个更严重？
张娇承认这是她的矛盾之处。但她仍旧有辩解的欲望和道理：她的羊，数量是符合当地生态承载力的；她的中草药，也是只在合适的时机采，而且只采极少的一部分，能够只采叶的，一定留下根；春天采野菜，也是偶尔只采一小些来充当蔬菜。
于是，又有人提出问题了：“那么现在你看看，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土庄绣线菊，这种花在这你成千上万，我们采个一两枝，难道伤害就那么大吗？你说它的果实会成为鸟的食物，首先我们承认采花是不对，但真的我们采了一小枝，就有鸟会因为缺少食物而饿死吗？你总不能因为你在做保护，就把别人都想成是坏人吧？”
张娇开始反思自己与外界交流时的态度是不是有些问题。“也许我在山上时间太长了，一个人孤单地战斗了太长的时候。也许我真的该反省一下过去的行为中，有那么是需要改良的。尤其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保护是社会的共同事业，其实每个人都有愿望投身自然保护。过去，在与社会力量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方面，我做得不够，方法也可能欠妥当。”
大家看到她如此诚恳地“忏悔”，也开始沉默下来，各自回想自己生命中的不足。
（小题）“我最喜欢躺在这里，看天上的星星；我最喜欢站在这里，看眼前我的那些成果”
张娇所在的“民间自然保护区”，周围全是山，山上还有些残长城，当地人说是秦长城的“边长城”，零落着几个烽火台。
在围成一圈的高山中间，原来有个村子。这个自然村的名字，叫九里梁。
1992年，因为饮用水源发生危机，这个村子整体移民走了，流落下来一些房子。张娇把周围林地都承包之后，这些房子也自然“流转”到了她的手上。依托这些房子，更依托张娇的保护成就，北京的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准备与她共同建设面向公众的“自然教育基地”，目前，一个名叫自然书院的项目建议书，正摆在各个环保组织的桌面上。大家都在讨论它的可能性和操作办法，有人甚至模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把“自然书院学规”都给草拟出来了。
在这个村子边上，有一座房子处在相对高的位置上，房子中间的广场，原来的村民全都给打成了水泥地面。
这地方，是张娇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她说：“我这地方没有电，因此你能看到最真实的黑暗。很多人说他怕黑，就像很多害怕自然界一样。有人一到晚上就得躲进深深的房子里或者明亮的灯光下，有人甚至白天也不敢走近自然界中。而我的性格却是相反的，我最喜欢躺在这里。”
有一天晚上，她看了一夜的流星雨。“那像是天上在放礼花，从中间喷涌而出，然后飘忽而逝；但旧的尚有一点余光，新的就接续而至了。整整一个晚上，大概这方圆几公里，只有我一个人那么躺在地上，慢慢享受这难得的自然盛宴。没有流星雨也没关系啊，我可以看星星，看月亮，看天上的云彩，我经过的风说话。”
白天，张娇也喜欢站在这里，放眼往前眺望。“不管我当前遭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只要站在这里，确信眼前的这片林地，正在恢复他的自然生机，就我感觉到深深的满足。如果你非要问我这十多年，一个女人最好的时期，失去了什么，那我只能用沉默来回答；如果你要问我得到了什么，那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这眼前的一片山林。有人曾出大价钱要从我手里转包过去，除了偿还我的付出，还能够让我得到至少二千万元。我没答应。因为我担心，他们一接手过去，就是强力而粗暴的开发。而自然界，已经没有精力再迎接这些的人类暴力了。”
在“小自然保护区”半山腰的“防火防盗”道上，张娇快步前行。突然，她停下来听了一小会，然后下到旁边的坡里，从树窠丛里，像变戏法一般，抱出一只小黑羊。小黑羊的屁股上沾满了屎。一看到张娇抱她，就把嘴伸到她脸上舔。试图吸吮到什么。
这是一只才出生三天的小黑羊，它屁股上的屎是胎便。它的妈妈大概是第一次生育，因此生下它后，缺乏做母亲的经验，慌里慌张，自顾自地走了。要是发现得再晚一天，大概这只小黑羊就饿死了。张娇把它带回羊圈，小羊一放到地上，发出呼唤母亲的声音，一只大黑羊就冲了出来。母子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小羊找到了肿胀的奶头，开始了生命的第一餐。
一只小白羊慢慢地走过来，粘在张娇的腿不离开。我对这只小羊的生世算是了解的，这只小羊刚刚出生的时候，软软的舌头，被等在旁边的乌鸦，给揪走吃了，只剩下小半截，因此，没有能力吸吮母乳，只能靠人工饲喂。张娇拿起奶瓶，抱过小羊，慢慢地看着它吃。“你看，也许自然界就像这只小羊，它身上的有些能力已经丧失了，必须有人出面，用合适的办法，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帮助它们复原和生长。否则，大家天天都在说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界还是照样一天天地受伤和萎缩。”
张娇的猪圈里，有一窝野猪。几年前，一只雌性的野猪受了伤，张娇给治好后，闯开门，放猪归山。可母猪不愿意走，留了下来。野猪家庭是“母系社会”，其族谱是以母亲来计算和维持的，因此，雌性留了下来，就会有雄的野猪来交配和繁育，有些雄性交配完就走了，有些留了下来。而新生的小猪仔，总是紧紧地团聚在母亲的身边，不肯离去。因此，这个野猪小社会，家丁颇为兴旺。
张娇的家，原来在北京石景山区，为了“不顾一切地做保护”，她把自己的户口，落到了延庆县刘斌堡乡的营盘村里。因此，她现在对外的时候，总是说自己是延庆的农村人。
每次，说完，辩论完，表达完，带人参观完，张娇又忍不住反问自己：“这么多年，我真的做错了吗？如果做错了，你能告诉我错在哪里吗？不这样做，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我想成立个民间自然保护区，会有可能吗？”
（2008.7.1-2012.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