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巨灾事件的频发导致了巨额财产损失和大量人员伤亡，给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巨灾风险低概率、高损失的特点使得保险公司在面对巨灾风险时无能为力。在保险市场无法承担巨灾风险的背景下，政府部门的介入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国家巨灾风险管理机制。我国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国家，但由于保险行业起步较晚，目前巨灾管理仍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补贴，不仅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也降低了市场效率，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快发展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府参与巨灾管理的理论基础
政府参与巨灾风险管理的原因来自于巨灾保险市场失灵。所谓巨灾保险市场失灵指的是由于巨灾风险的系统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导致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运转，商业保险公司选择退出巨灾市场，从而出现有效供给不足，无法实现风险最优分配的现象。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主、客观两方面。
（一）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客观原因
保险经营的基石是“大数定理”，即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其平均损失逐渐趋向于稳定，而方差趋近于零。保险公司通过汇聚大量的、同质的独立风险个体达到风险在集合内部的相互抵消，从而实现风险的有效转移。但巨灾风险并不符合“大数定理”的基本假定。一方面，巨灾风险个体之间并不独立，反而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另一方面，巨灾风险属于小概率、高损失事件，因而在理论上属于“厚尾分布（heavetaileddistribution）”。这种厚尾特征也使得风险集合分散的可能性大大下降，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出现“分散陷阱（diversificationtraps）”。此时，个体风险完全无法相互抵消，保险公司也不会提供任何保险保障。
显然，与普通风险相比，巨灾风险更适合在时间跨度上实现纵向分散，即用非巨灾业务年度的保费收入和盈余弥补巨灾业务年度的赔付和亏损。巨灾风险的时间分散在理论上能够成立，但实际当中却很难被商业保险公司采纳。首先，为实现时间分散，保险公司必须建立巨灾准备金，并保持其良好的流动性，这无疑会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而且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持有大量现金还会引起资本并购者的关注，从而引发“接管威胁”；时间分散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实现年度保费收入和潜在巨灾损失之间的匹配。如果巨灾发生在业务经营的头几年，此时保险公司还无法建立足够的巨灾准备金，同样会因此而丧失偿付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时间风险（timerisk）”。
通常，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有效分散风险，避免偿付能力危机的出现。相比原保险人而言，再保险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但由于巨灾风险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伴生性，再保险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分散化。而且由于巨灾风险造成的最大可能损失（MPL）还在逐年增加，因此再保险人不可能提供完全意义上的风险分散化。不考虑风险分散化问题，再保险市场还存在高成本以及周期性波动问题，即在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之后，行业准备金耗尽，造成资本不足，价格上涨，从而利润水平上升；于是，资本重新回流到市场当中，公司重新展开竞争，价格下降。
外部融资的另一种渠道来自于资本市场，即风险证券化。通过证券化可以将巨灾风险联结于全球资本市场，从而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散。尽管巨灾衍生品是专门针对巨灾风险的套期保值工具，但美国近十多年的经验却表明，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发展速度大大低于先前的预期，巨灾衍生品在巨灾风险管理中起到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巨灾风险证券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发行成本和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居高不下。众所周知，市场透明是保证资本市场良好运转的重要条件。由于巨灾风险对机构投资者来说相对陌生，而巨灾风险的建模过程又和传统的金融定价模型有很大差异，这种存在于保险公司和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机构对巨灾衍生品更多地采取观望态度。此外，巨灾衍生证券的低流动性等原因也降低了它的投资价值。公众对巨灾事件的过度反应以及投资者对风险证券的相对陌生大大提高了保险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因此风险证券化的发展速度一直低于人们的预期。在其他业务线能够带来相当利润的前提下，私营保险公司通常都会选择放弃巨灾业务。
资本市场不完善、融资渠道不通畅是造成私人巨灾市场的客观原因，而保险公司在面对巨灾时的主观态度同样也妨碍了市场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从需求角度，有效需求不足同样是导致私人巨灾市场不能有效运转的原因之一。传统的保险需求理论认为，理性的投保人是风险厌恶型决策者，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因而愿意支付超过期望损失的保费获得保险保障。而保险公司为风险中性，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以零期望利润经营风险业务。保险产品的价格空间则依赖于投保人的风险厌恶度。然而巨灾保险市场情形却和经典的保险需求理论有所不同，投保人的某些非理性行为阻碍了保险市场的有效运转。经典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巨灾保险双方的非理性行为，但由Kahneman和Tversky等人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和前景理论却从另一个角度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理解。
（二）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主观原因——行为金融学角度的考察
与经典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前景理论中，决策人用价值函数而非传统理论的期望效用函数来对未来状态进行评价见图1。
图1.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 |
价值函数下，决策的评价建立在相对参考点的变化上，超过参考点为收益，不足则为损失。前景理论中个人价值函数在损失区域的斜率要大于其在收益区域的斜率，因而个人被假定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即相对于参照点损失一单位的负面影响要大于获益一单位的正面效应。这种决策模式下，投保人将更加偏爱低免赔额以及带有保费折扣的保险产品。由于巨灾产品通常都带有较高的免赔额，而且也没有保费优惠，因此在前景理论中，对于投保人而言，巨灾产品的吸引力将大大下降。HowardKunreuther等（2004）提出，除非投保人感知的风险概率和损失额度大于保险人对风险事件的认识，否则投保人就不会选择购买保险。
其次，由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bias）和显著性思维（Saliency）导致的过度反应也使得投保人无法作出理性的保险决策。可得性偏差指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可记忆的、明显的和常见的例子和证据进行判断，即使是在他们拥有有关的信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人们在形成自己的判断的过程中，往往会赋予那些最为明显的、自己最熟悉的信息以更大的权重。显著性思维则属于启发性思维的一种，它是指对于一些发生概率很小，但一旦发生后影响很大的事件，人们通常会高估其发生的概率。上述两种决策过程中的偏差使得投保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巨灾风险的态度完全不同，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投保决策。过度反应的投保人总是偏向于赋予最近的信息较大的权重，而容易忽视相对早期的信息，从而影响个人对风险的主观判断。巨灾事件发生后，由于媒体的报道，周边环境的变化，投保人过分注重巨灾事件造成的巨额损失和伤害，会产生非理性的、暂时的对风险的紧张和恐惧情绪而相对忽视巨灾事件低概率特征，因此投保需求直线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逐渐淡化，如果不再发生相似事件，投保人的注意力会逐渐转移，从而意识到巨灾事件的小概率特征。此时，投保人反而会低估巨灾风险，从而不再购买保险甚至退保。
在保险供给方面，保险公司通常都有“模糊厌恶（ambiguityaversion）”的特征，即厌恶不精确性。由于巨灾事件缺乏历史数据，因此保险人很难像从事其他业务那样通过大量历史数据对风险进行精确的定价。模糊厌恶使得保险人更多地选择规避巨灾风险。即使有些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障，其首先考虑的也是风险业务的安全性，即所谓的“安全第一模式（safetyfirstmodel）”。安全第一模式下，保险公司在经营风险时更多会考虑降低甚至极小化业务的破产概率，而不是经典的经济理论中假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无疑会导致保险公司大大降低巨灾保险的供给，或者退出巨灾市场。
其次，保险公司的承保决策权由企业的管理层掌控。尽管有各种激励机制，但一次巨灾风险就可能直接导致企业破产，从而对保险公司管理层的个人职业生涯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这对于公司管理层个人来说同样是一次巨灾。GreenwaldandStiglitz（1990）的研究证明，保险公司的经理在面对相对较小的正面激励而承担较大负面风险时会表现出风险厌恶的特征，因此不愿意承担巨灾风险。无论是“模糊厌恶”还是保险公司管理层出于自己职业生涯的考虑，都会使得保险人在巨灾保险决策时要求比其他业务线更高的风险附加，如果这一要求无法实现，保险人只有选择减少供给甚至退出巨灾市场。
（三）政府部门的角色和定位
私人巨灾保险市场失灵为政府参与巨灾风险管理提供了理由和可能性。如前所述，商业保险公司在面对巨灾风险时的本质问题并不是大多数文献中提出的资本金不足。事实上，通过自身保费的积累和有效连接外部资本市场，保险公司完全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导致的流动性问题，也即所谓的“时间风险”。巨灾风险下的“时间风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银行的“挤兑”危机，即必须在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流动资金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大量的索赔。因此，政府参与巨灾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为保险公司提供临时的流动资金，防止其因为临时的资本金不足而导致偿付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导致供求双方主观上非理性决策的重要原因来自于信息不对称。巨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包括由私有信息而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也包括了因为双方对风险信息的感知程度不一致而导致的供求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保险公司融资成本过高等问题。过度反应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导致投保人低估巨灾风险，而模糊厌恶却使得保险人对巨灾风险的评价大大提高，双方很难在价格空间上达成一致，保险交易也就无从谈起。由此，政府干预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于消除巨灾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引导双方在风险认知上达成共识并作出理性决策。必须明确的是，政府干预巨灾保险市场的目的在于消除市场失灵，协助巨灾保险市场有效运转，而不是代替商业保险公司独立承担巨灾风险，因此政府参与巨灾风险管理必须避免公共部门对商业保险公司的“挤出效应”。
二、政府参与巨灾风险管理的不同形式
政府参与巨灾风险管理的目的在于减轻市场失灵，因此其主要作用应该在于促使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取而代之。在具体的形式上，政府有很多手段和工具可以达到干预目的，但是应该选择成本效率最经济和对市场负面影响最小的方式。另一方面，政府参与的巨灾风险管理计划必须依照现实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定，这不仅包括保险行业的发展水平，资本市场、公众的保险意识、巨灾风险的特点等等都是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制定和评价政府参与的混合巨灾管理计划必须依据预定目的和现实条件，这就意味着事实上不存在最优的政府巨灾计划，关键要视其合适与否。尽管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千差万别，但从本质上看，政府在巨灾风险管理计划中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一体化政府计划和共同承保协会
美国一体化的政府管理计划包括加州地震局（CEA），夏威夷飓风救济基金（HHRF）等等。以CEA为例，州政府出面建立地震风险管理计划，即加州地震局（CEA）。在该州经营住宅财产保险的保险公司被要求必须同时提供地震巨灾保险，保险公司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参加CEA提供地震保险，或者自己独立提供巨灾保险。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公司都会选择第一种。参加CEA的保险公司将共同向CEA出资，其出资的份额由其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决定。CEA收取基于精算定价的市场化保费，因此并不依赖于公共部门的财政援助。其主要资本来源于各成员保险公司的出资、保费收入、资本投资的收益以及再保险市场等等，因此CEA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商业手段融资但采取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混合巨灾风险管理计划。这种一体化政府管理计划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计划通过商业渠道获取资本但由公共部门管理，其资本收益享受政府税收上的优惠；二是混合计划收取基于精算定价的市场化保费，且保费的制定由公共董事会负责，增加了运营的透明度；三是部分保费收入将用于购买再保险或新型资本市场工具；四是商业保险公司的负债责任具有固定的上限，整体上限由计划的全部资本价值决定，对于具体公司而言，则由其出资额决定；五是通过制定低保额的“微型保单”使得整个计划的负债责任有所减少；六是投保人将自行承担累计损失超过资本限额或单个损失超过保单限额的剩余风险。共同承保协会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佛州的公民财产保险协会（CPIC）。该协会由各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参与，其主要特点：一是由参与会员保险公司承担承保风险，协会的任何赤字都由会员公司分摊，其额度取决于市场份额；二是承保协会有权要求会员公司分摊投保人的所有索赔支付，政府没有法律责任支付损失；三是保单结构采用与私人市场相同的基本形式，收取市场化的精算保费，且多数保费收入用于购买其他风险转移工具;四是协会并无实收资本，可用金融资源是保费收入以及向各会员公司分摊损失的权力。
（二）政府充当最后再保险人
这种模式下，政府扮演了再保险公司的角色，而消费者则必须购买巨灾保险产品。整个计划中，由投保人、保险公司、资本市场、政府共同承担巨灾风险，其中政府承担整个巨灾的最后部分。德国的恐怖主义风险管理计划Extresmus是这种模式的典型。Extresmus计划类似于一种超赔再保险，每年为恐怖主义风险提供130亿欧元的保障，其中商业保险公司负责最初的15亿欧元，再保险市场提供接下来的15亿欧元，而政府则为最后的100亿欧元损失买单。政府充当最后再保险人可以解决保险公司赔付巨灾时资本不足的问题，能够有效提高保险供给，而强制保险也保证了市场需求。但政府出面承担巨灾风险也存在不少负面影响。首先是转移支付问题，政府充当最后再保险人很容易导致资本在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即巨灾少发地区为巨灾多发地区的损失买单，从而导致资金流向的不平衡；其次，国家再保险体系中，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在为保险公司提供资金的同时也承担了巨灾风险，而这部分风险最终将会重新转移给纳税人（投保人）本身；最后，由于国家拥有最高的信用等级，国家再保险体系还可能会诱发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而减少在承保和核赔等环节上的投入。
三、我国建立巨灾保障机制的理性思考
我国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国家，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54个自然灾害中，就有8个发生在中国。自然灾害在近十年来造成的损失达2000多亿元，占新增GDP的42%。与巨灾造成的损失相比，国内保险业提供的保险保障和经济补偿只占很小的比例。2005年我国沿海地区遭受了7次台风，仅“麦莎”就造成了近180亿元的损失，当年，保险业为巨灾共支付赔款13.3亿元；2008年初发生在我国南方的冰冻雨雪灾害，造成损失1500多亿元，保险业支付赔款40亿元左右。这些显然不能满足救灾补偿的需要。当前我国应对巨灾风险仍然主要是中央政府指导型的财政救助模式。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降低了灾后经济恢复的效率。另一方面，面对巨额的巨灾损失，政府拨款同样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巨灾损失补偿问题。
（一）建立巨灾准备基金
巨灾风险准备金扮演的就是最后再保险人的角色。巨灾风险准备金包括省级和中央政府级，为巨灾风险提供分层保障。准备金由政府支持，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统一管理 。保险公司承保巨灾风险之后，必须将其中大部分分保给巨灾风险准备金，再由其统一在再保险市场或资本市场进行进一步转移。巨灾准备金向直接保险公司收取基于精算的市场化保费，而巨灾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等工作统一由直接保险公司负责。为降低道德风险，建议巨灾准备金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差异化费率，从而确保直接保险公司在核保、核赔工作上的积极性。
（二）政府充当“临时贷款人”，提供临时流动性
如前所述，时间风险是巨灾风险跨期分散的主要威胁之一。为了解决巨灾风险管理中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可以考虑由政府出面为其提供临时贷款。政府提供贷款一方面可以解决巨灾基金在面对早期巨灾风险时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同时由于政府具有最高信用等级，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巨灾风险的融资成本。必须指出的是，政府在这里只是充当“临时贷款人”的角色，因此贷款应该具有短期性，并且收取市场化的利率回报。而保险基金在解决了暂时的危机之后则可以用“非巨灾年度”的保费收入和盈利偿还贷款。
（三）建立巨灾共保体，形成行业性风险分散渠道
我国巨灾风险多样，地理分布差异性大，仅靠商业保险公司很难有效抵御巨灾风险。可以仿照美国的经验成立共保体，由各会员保险公司共同出资参与，共同管理。共保体可以直接向投保人提供巨灾风险保障，也可以向各个会员公司提供再保险。通过成立共保体，可以形成行业性的风险分散渠道，从而对巨灾风险的抵御能力也大大加强。
（四）发行巨灾债券，进一步分散风险
发行巨灾债券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分散巨灾风险。从目前我国的情况看，资本市场尚不成熟，市场透明度不高，因此商业保险公司直接发行巨灾债券的可行性不大。可以考虑由政府出面发行巨灾债券，特别是对于政府投资的重大公共项目建设可以考虑采取这种方式。政府具有最高的信用等级和透明度，能大大降低巨灾债券的发行成本，同时也能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在资本市场日趋完善的前提下，可以考虑由政府到商业保险公司直接发行巨灾债券的转换。
（五）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商业保险公司积极性
建立巨灾风险管理机制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大力参与。保险在核保、核赔、定价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无疑能为巨灾风险管理提供更好的技术保障。应该允许保险公司将巨灾准备金列入成本进行核算，从而便于形成积累和公司财务状况的长期稳定。同时应该为保险公司的巨灾保费收入给予税收优惠，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巨灾风险管理，更好地发挥保险灾害补偿的社会功能。
［作者简介］
张庆洪，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保险学会理事，现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安联保险教研室主任；葛良骥，博士，现供职于同济大学安联保险教研室；凌春海，现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团险销售部副经理。
来源：《保险研究》2008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