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适没有建立哲学理论，并非没有自己的哲学主张。他明确区分“哲学家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其兴趣与目标始终倾向后者。他说，“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儿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
“这个‘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个不消说得，自然是怎样使人能有那种‘创造的智慧’，自然是怎样使人能根据现有的需要，悬想一个新鲜的将来，还要能创造方法工具，好使那个悬想的将来真能实现”。⑴
胡适一生致力哲学主张的实践，这一点他比任何同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更彻底。就人的思想于历史和社会所能发生的影响而言，忽视胡适的贡献，便是忽视了五四以来的最为珍贵的那部分历史。杰佛逊从欧洲启蒙运动中获得民主自由的理念，而后应用于新大陆，创建了美国，胡适则从美国获得关于人的理念，拿来改造中国。但中国的情况异常复杂。欧洲移民创建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当地原住民印地安人文化并无瓜葛，如绘画之于白纸。中国文化在西风东来之前，独具四千年漫长深厚的传统。胡适作为设计师，而中国不是白纸。自然，当时的国人渴望崭新的蓝图，以胡适的话说，是“一个新鲜的将来”，但是，胡适看重怎样实现这“将来”。为了实现它，必须“能创造方法工具”。“我常说中国人（其实不单是中国人）有一个大毛病，这病有两种病症：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这番话说于1919年，40年后，席卷中国的大跃进和全民总动员，这一热一盲被完全证实，而大炼钢铁的第二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
作为五四启蒙者，胡适嘱意的是启国人的方法之蒙。《四十自述》中专门谈到“文学革命的开始”，题曰“逼上梁山”。1915年夏，胡适就文言白话的问题以及文学改良的疑难，与朋友辩难近一年，先在日记里形成自己的看法，再展开讨论，遭遇反驳，重来检讨，或坚持己见。1915年8月26日日记所记，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论文，1916年8月写成《寄陈独秀》与《文学改良刍议》，即起轩然大波，与他辩佶者有任鸿隽（叔永）、梅光迪（觐庄）、杨铨（杏佛）、唐钺（擘黄）。其中与任鸿隽关于文学改良的通信，是过去争论的继续。梅光迪后回国创办《学衡》，继续与胡适论战，有《评提倡新文化者》和《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等篇，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批评者。⑵唐钺后（1925年）也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文言文的优势》《告恐怖白话文的人们》，收录于《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中。当然，改变了历史的是《文学改良刍议》及其激发的回响，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为文响应，白话文运动于焉诞生。
困难在于第一呼。胡适的问题意识，非常敏锐。为何能最早发现和提出这些问题，除了他自己说出的理由外，与他在美国的演讲训练颇有关联。胡适说，“在我当学生时代我便一直认为公开讲演对我大有裨益。我发现公开讲演时强迫我对一个讲题作有系统的和合乎逻辑的构想，然后再作有系统的又合乎逻辑和有文化气味的陈述。”他认为，“大凡一个人的观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观念事实上并不是他的私产。但是一个人如他的观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逻辑，系统化地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观念和感想，才可以说是真正属于他的了。”
胡适是讲求实际的人，既善于从书本外求知，抑或得之于遗传。他的父亲胡传是务实能干的官吏，曾任台湾的知州和统领。他殉职于任上时，胡适五岁，日后似乎间接受到父亲务实作风的影响，并贯彻终生。胡适说过，主持学生俱乐部或者学生会议，使他于西方的民主议会程序有所体会，在他留学日记里，曾经有主持学生会议的经验之谈，他说，“那一小时做主席的经验，实远胜于对‘罗氏议事规程’作几个小时的研读”。
胡适发表的第一篇改革语文的文章，既不是《寄陈独秀》，也不是《文学改良刍议》，而是《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约一万字 ，刊于《科学》杂志。他在日记中说，“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初非一时兴到之作也。后此，文中当用此制。”可见他于自己的主张，自始即身体力行。
对标点符号这样，对白话新诗亦如复此。当论敌承认“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时，胡适认为自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用全力去做白话诗。《尝试集》便是这样被逼出来的。“我的决心实验白话诗，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Verlfled），然后可算是真理。证实的步骤，只是先把一个假设的理论的种种可能的结果都推想出来，然后想法子来试验这些结果是否适用，或是否能解决原来的问题。”⑶但这实在不是创作的状态，尤其有悖于写诗，《尝试集》没有留下一首好诗，不难理解，以科学实验之方法，怀抱功利目的，这对后来的文艺创作，留下一个坏的先例。
胡适善开风气，待他人参与进来，又琢磨别的去了。胡适喜言自己是新文艺的逃兵，却果然是一位不断开辟战场的闯将。1919年，文白之争方兴未艾，他通过《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无人响应之际，胡适甚至写过剧本。另一方面，他的很多著作都是未完成状态。《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白话文学史》亦只有上卷，《国语文学史》写到南宋之后没有了。总之，胡适有太多的未竟之业，其中最大一桩，就是白话文运动了。
大概从1919年开始，中国问题的政治化解决似乎成为众人的基本思路，并渗透许多领域（包括语言文字）。白话文运动自始即是充分政治化，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功利目的过强，国家主义指向明确，并引发赤裸裸的权势崇拜，这类倾向伴随白话文运动，或许适合宣传动员，却未必宜于文学的创作。
白话文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也是有待清理的历史教训。谈及五四运动，胡适曾说，“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使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五四以后事实上所有中国政党所发行的报刊尤其是国民党和研究系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所发行的机关报都增加了白话文学副刊。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文学副刊便取名《觉悟》。梁启超派所办的两大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里很多专栏，也都延揽个大学的师生去投稿。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⑷可见胡适很早就觉察并清楚文学改良与五四运动的政治后果，并即时开出他的药方：
“我曾向我的同事们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并且特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⑸于是乃有那篇名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迅即引起激烈争论。李大钊与蓝公武接口，意见大有不同。⑹胡适后又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对蓝公武所推崇的抽象性和神秘性，胡适认为“实在是人类的一点大缺陷”，“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不要说别的，试看一个‘忠’字，一个‘节’字，害死了多少中国人？”“我们做学者事业的，做舆论家的生活的，正应该可怜人类的弱点，打破他们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使他们以后不容易受这种抽象名词的欺骗。”
胡适此言出于1919年，“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于二战之后，才提出类似的观点。时下国内推崇波普尔的人，可否于此体谅自家之胡适之。1949年而后，中国大陆曾经长时期大规模批判胡适，视为敌对政治力量，这种批判表面上似有片面，实则极其准确：知识分子最是容易滋生“个人主义”，对政治采取消极抵抗，而胡适是20世纪中国主张个人化非政治力量的第一个人物。政治的真正敌人不是另一种政治，而是每一个体内心深处的非政治倾向，一种不向任何权力屈服的个人尊严。
在白话文运动中，胡适所体现并坚守的这种个人性，未必是白话文运动的个性。胡适的哲学追求与实践成果之间，充满对立。个人在政治势力面前异常渺小，哪怕是杰出的个人，语言拒绝依附政治，也决非容易，换言之，自外于权力的白话文写作，能否独立，能走多远，才是胡适之一生既重要又艰难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似乎看不到尽头。胡适说，“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1929年，因连续发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批评文章，胡适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警告。日后他出任驻美大使，与蒋介石的关系，众所周知，但他毕生没有改变个人主义立场。他所信奉的易卜生主义，也始终未改：“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晚年的胡适曾公开为《自由中国》半月刊争取言论自由而努力。
多年过去，有谁认为胡适当年心忧的“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不是严峻的政治问题？有谁能够说，胡适的政治主张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中已经过时？⑺
如果仅选一位二十世纪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诚非胡适莫属。
胡适的官话未脱徽音，英语说得也不地道，但他一生对演讲情有独钟。1912年美国大选，21岁的胡适在奥兹教授的影响下，成为老罗斯福的支持者，选战中的演讲给他印象很深。其时，辛亥革命后初建中华民国，美国对于亚洲唯一的共和国新政府深感兴趣，这给了中国留学生宣传中国的好机会。工学院四年级学生蔡吉庆擅长于此，经由他举荐，胡适专门选修了训练演讲的课程，由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演讲生涯。他回忆道，“我在康乃尔时代，讲演的地区是相当的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讲演，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⑻他甚至为演讲而不惜荒废学业，错过奖学金。1938-1942年抗战时期，胡适以驻美大使身份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为中国的抗战争取世界同情和支持，俨然成为职业演说家。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选举新院士，胡适作为院长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6点30分讲完最后一句话，心脏病突发，倒在讲席上，不再醒来。
胡适的一生，尽领风骚：二十多岁名满天下，执教北大，发起白话文运动，首举文学革命义旗，倡导整理国故，开创了学术思想的诸多领域，影响了至少两代学人与学风。这些成就至今无人能及。胡适的历史性建树与论辩—演讲—关系密切。白话文运动的初起之念就是胡适和留美同学的辩论中产生的。他的口述自传与晚年谈话录，比他的思想著作更有价值。本人甚至认为，胡适的成就和影响，是“说”出来的，他的言说比他的书写更见效，胡适之“学”建立于胡适之“说”，可能不是夸张的评议。我们不能从胡适之“体”去寻求胡适。⑼他不是“文体家”，他的价值是在学说，而胡适的学说却对白话文体的长育，至关重要。
胡适名气大，误解与是非毕生相随。1949年后胡适定居美国十年，这十年，大陆学术思想界最大的批判对象就是胡适，1959年仅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有八册，其他论文汇编与各种单行本、小册子加一起，字数不下百万，而全部批判的内容无非是反马克思主义，但证据却少得可怜，明显的罪状，可能即那篇发表在1919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据说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却找不出这主张的出处，相反，他反复鼓吹的“中国文艺复兴”，鲜有人知，近年有人凭空妄谈复兴文艺，不知那是胡适九十年前的老调。所谓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个目标合称“中国的文艺复兴”，且不谈是否允当，论陈意之高，目光之远，胜于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大言炎炎、稍遇社会实践便一筹莫展的空谈家们。
胡适总能说到点子上。任一问题，一语中的。有人请他谈读书方法，他说：读书的习惯比方法重要，因他深知人类习惯的强大，习惯未成，习惯有错，谈不上方法，偶尔读书、不得已读书、自以为是的读书，即便有方法，亦属空话。胡适从书斋型学者变成学术明星，得助于口才和风尚。讲演是那个时代的新事物，其核心，是语言在公共空间的传播性。梁启超认为，公开演讲、现代教育制度，报章书局，才能构成“传播文明三利器”。胡适擅长说话，又长年授课，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北大校长，早期编辑《新青年》，晚年主编《独立评论》，鼎力支持《自由中国》，可谓集“三利器”于一身。
白话文运动的动机，即追求浅易，普及教育，民众至上。在工具论意义上，浅易固然是正面价值。但文学语言的浅易是指某种风格，并非文学的价值，文学写作倘若为浅易而浅易，文学性等于被取消，哪里谈得上与文言抗衡的语言魅力。五四一代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个个寝篑于文言典籍，一朝改写白话文，决非追求白话之浅易，他们熟谙古文，懂得什么才是语言，一旦曲尽其才，以白话入于文章，其实仍是一种美文，这是对那代人的语言文章必须明了的要点。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也是最早撤离的人。1923年始，他的志业是整理国故。他的新国学研究大纲包含三条：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郑振铎讲得明白：“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个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因此他明确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⑽
表面看，白话文运动是书面语文体的变革，胡适的“目标限制”亦即于此，并非意图将这变革扩展到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然而一朝举事，难以控制，白话文运动迅即变成“主义”，不但无法远离政治，且既受干扰也被利用，直到被现实政治掌控。五四运动的发生使这批学者目击宣传鼓动所能具有的实效，各种势力随之介入白话文运动，直接利用语言重建的良机，培植各自的意识形态，多年后胡适承认，“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胡适方案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整体设计，白话文运动是其前提与先导。作为乾嘉学派的传人，胡适一举达成了中国知识主义传统与西方科学主义的结合。近代思想家，唯胡适完全不落民粹主义陷阱，始终抱持顽强的个人主义信念，这一信念源于西方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并获个人张力，但胡适所遭遇的历史远未具备实行这一方案的现实条件。他的理想持续面对严重的挫折，但以历史的纬度看，胡适的主张没有失败——迄今，也未获得他所寄望的成功。
2009年3月于北京西山玉皇顶下
注释：
⑴胡适.实验主义[G]//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284.
⑵周作人认为，只有《学衡》派拥护文言是真心如此，没有别的目的。
⑶胡适.逼上梁山[G]//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09.
⑷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199.
⑸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205.
⑹知非（蓝公武笔名）.问题与主义[J].国民公报，1919.每周评论，33.参见：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1[G].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536.蓝公武认为，“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自来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义能鼓动一世，发生极大的效力。都因为他能涵盖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趋向的缘故。”“若是在那文化不进步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的习惯，则新问题的发生，须待主义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故在不进步的社会，问题是全靠主义制造成的。”他得出的结论是，“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
⑺胡适晚年曾力劝蒋介石辞职，没有成功。余英时《从<</span>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写道：“不过今天从长程回溯以往，宪法的法统毕竟延续了下来，这才有以后一步一步地弄假成真。个人的生命无论如何长，总比不过基础巩固的制度。胡适在这一方面的关怀和努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功不唐捐’。”参见：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119.
⑻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57.
⑼郜元宝.作为方法的语言：“胡适之体”和“鲁迅风”[M]//郜元宝.在语言的地图上.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郜元宝说，“讲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一般都要追溯鲁迅、胡适的有关理论主张，却未曾深察他们的文体差异”。
⑽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G]//张若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明书局，1934：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