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摘要】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也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国内的政治思想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兴起，革命派的思想家已经超越了维新变法的君主立宪的要求，他们主张将反帝和反封建相结合，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表达了壮大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在这种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这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关键词】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思想 革命 进步性与局限性
一、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进步性
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过去的文化权威的消失，对于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另外共和国还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临时约法》后被袁世凯篡改，为未完全实行，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这不仅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更加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总体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
（一）辛亥革命与三民主义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它的出现不仅使全中国的人民看到了希望，更使全亚洲殖民地的人民看到了希望！
孙文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更是将中国的民主思想推上了一个台阶。三民主义是：民权、民族、民生，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为挽救民族危亡，孙中山先生批判地继承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并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创立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中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思想。它涉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与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它是团结一切革命分子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的战斗旗帜，伟大的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爆发的。
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中国的民主进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统治寿终正寝，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这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实践取得的最大成果。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在孙中山先生的主持下，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它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大大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三民主义学说的普遍意义在于，它不仅动员了中国的辛亥革命，促进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而且在全世界近现代的民族民主运动（如朝鲜、印度等）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次革命踏破了封建的枷锁，使民主共和观念深人心。这是一场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推翻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革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并且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
可这次革命的结局却仍以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而告终，这还是与孙文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及后来的《临时约法》的致命缺陷有着重要的关系1927年陈炯明所著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中国民主探索的路仍旧十分漫长……
（二）辛亥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
民主（democracy）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demos和kratia,前者意指“人民”，后者指统治，合在一起构成“民主”，意即“人民的统治”。原教旨的民主是指人民通过面对面的商议、投票来做出决策或参与社会管理。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就是这种民主形式的代表。但是到了近代，由于受到人口、地域以及公民素质等因素的制约，这种原教旨的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乌托邦。此时，代议制民主应运而生。所谓代议制民主是指全体或一部分人民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或领导人来行使国家权力。可见，近现代民主的标志在于选举。
那什么是共和呢？英语“共和”一词，源自拉丁文意为“公共事务”或“公共事业”。在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看来，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他认为，理想型的共和有三条基本准绳：1.公。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2.共。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3.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
从民主、共和的内涵发出，笔者认为所谓民主共和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点：1.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全体公民，即“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2.关系到国家和公民重大利益的事项，如领导人的选举、法律的制定，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人民（人民的代表）决定。3.公民要用和平的方式积极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二辛亥革命没有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章太炎和其他革命派一样，主张在推翻清政府之后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认为民主制二等兴起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曾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一文中指出：“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章太炎热烈向往民主共和，但在民主共和的实现的路径上，他却反对时人所称颂的代议制，认为在西方各国实践中代议制进行了批判，揭露了它的虚伪性和种种弊端。他以欧美、日本的议员选举为例，猛烈抨击了代议制的虚伪性。总之，章太炎认为，代议制不仅不能伸张民权，反而只能扼杀民权，“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
议会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部分，甚至是民主政治的方案。章太炎却把代议制从民主共和国观念中吗剥离出来，一面“持守共和政体”，一方面坚决反对代议制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替代方案。在政治上，他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的总统制；在经济上，章太炎为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设计了一系列“抑富强，振贫弱”的措施。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史夹杂着一些封建主义的糟粕。首先，他在民族思想中，在反对满洲贵族统治思想的问题上，包含了一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在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偏见的过程中，陷入了另一种民族偏见，这显然是一种不健全的民族意识的体现。章太炎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面貌，他的思想主要是反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追求；他的’抑豪强，振贫弱“”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又代表了自耕农的利益。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是那个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并存的时代的必然产物，虽然有相对消极的甚至是倒退的因素，但它反映了那个时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的思想状态，更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与革命精神
爱国主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投身革命的动力 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诠释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表现得更为理性。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列宁如是说当看到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山河破碎 满目疮痍 骨肉同胞惨受蹂躏 遭遇苦难 心底一种悲愤之情油然而生 这就是爱国主义最朴素的表达立志救民族于水火 还祖国大好河山以壮丽 并为此孜孜以求 不懈奋斗 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这就是爱国主义最高形式的表达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结合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践行了蕴藏于中华民族之中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将近代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最高峰 推动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要上溯到 年的鸦片战争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民族存亡之际登上历史舞台，即使地主阶级当权派也形成了要求强求富的洋务派，开始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但是这些努力却最终都走向失败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抗争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偃旗息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策层面的创新在甲午战争中宣告了它在君主立宪制面前的破产而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也终究是昙花一现，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谱写了一曲令人锥心泣血的壮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迎接时代的召唤担当时代赋予的使命以他们激人奋进的革命传和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推动了世纪爱国义潮流的高涨，推动了中华民族民族民主意识觉醒。
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党人以著书立说，报刊论战的方式宣传用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的主张被鲁迅先生誉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沉痛而激昂地警告豆剖瓜分的危险即将到来，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陈天华如泣如诉地缕述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不幸。愤怒地控诉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他们的文章，爱国情怀溢于言表，撕心裂肺的痛楚泄于笔端，这一切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引起了共鸣，也鼓舞了更多人投身于革命实践民主革命思潮的不断高涨，推动了更多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组建。这些革命团体尽管在政治主张和纲领方面存在差异，但爱国主义却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革命团体的宣言、章程、誓词，甚至是组织名称上，都有鲜明的反映。最早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其宗旨，光复会的入会要求则包含“以身许国”。
世纪初的革命党人不是出身卑微，生活没有着落，而是多数出身于中上层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有安身立命的本领。但是，他们却从事着当时要掉脑袋的革命事业，是什么使他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念，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国主义的感召，这种爱国主义，根植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士人使命，忧患意识笃行精神中国的士人使命感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处在历史大变动格局中的士人，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知识、才干、技艺而担负起了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这种勇于担当的价值导向为后世所效法。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神在革命党人身上，化作理想和信念，激发他们投身于革命实践。“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一系列武装起义规模不大，但却最终使清王朝土崩瓦解，结束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这闸门是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革命志士的血肉之躯打开的。今天，爱国主义不再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形式来表达。珍视先辈们创造的美好时代担当起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应该是我们思考和实践的。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的局限性
（一） 民主共和的思想没有深入人心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辛亥革命无法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了？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专制集权思想根深蒂固，且国民没有经过一场深刻的启蒙运动的洗礼。
历史上的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一直实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严格控制人民的思想。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的历史，使大多数人民特别是长期受自然经济束缚的农民，根本不知什么是民主共和。同时，几千年封建礼教的结果是在中国形成一种臣民文化，“官本位”、等级思想、缺乏主人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依附观点浓厚，崇拜权威特别是迷信皇权，逆来顺受，而这些都与民主共和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此外，与法国、美国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没有经历像启蒙运动那样的长时间、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发展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启蒙思想涉及宗教、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各个领域，出现了各种学说体系和大批著名人物，广及欧洲许多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民众已经了一次思想的洗礼，民主、自由、平等的观点深入人心，在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才爆发。而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应该是戊戌维新，可是这场运动仅103天变夭折了，影响有限。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但其传播的范围、深度都不能与启蒙运动同日而语。因此，仅凭一场辛亥革命就想让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是不现实的。
2．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不足，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
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经典的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民主共和的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事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近代民主共和的思想之所以滥觞于西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在于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在商品的等价交换中，平等观点逐渐产生，而生产者自由竞争又促进个人独立、自由意识的觉醒。商品经济越发达，等价交换次数会越多，自由竞争会越激烈，个人的平等、自由的意识会愈加强烈。自由平等意识的萌发会让人们去争取基本的权利。这是人们就希望有一种制度来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人权。而民主共和制度恰恰是为了保护自由、平等和基本人权，因此，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就这样应运而生。
反观中国，虽然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甲午战后有了初步发展，20世纪初得到了进一步壮大，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而在广大的农村和一般的城镇，自然经济还是占主导地位，而自然经济是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紧密相连的。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使中国没有深厚的土壤去产生民主共和的思想，也很难去接受这些思想。
3．革命党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深刻理解对民主共和自身价值，始终把民主和共和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使用。
正如前文所讲，民主不论作为一种制度还是思想，其核心体现“主权在民”的理念，共和的价值在于“天下为公”。可见，民主、共和与国家是否强盛没有必然关系，其更关注的是政治生活的运作、个人权利的保障，其更多是一种政治理想、价值取向。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却始终把民主共和作为一种手段来追求富国强兵、求亡图存的目的，看重的是其工具价值，而忽视了民主共和自身的价值。其结果，必定是忽视民主革命运动所必需的民主启蒙运动的开展，忽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张扬和追求。这样使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误把中华民国的建立当作民主任务的完成，使广大民众误把民主共和的形式当做其全部。
同时，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在理论的宣传上就表现为急功近利。很多时候，他们在传播西方的政治理论时，只是蜻蜓点水、很不深入。以20世纪初十年为例，1900-1902年思想主流为改良派的民权思潮，1903-1906年是革命民主的思潮的天下，1907年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又风行一时。而这些议题的变化往往与当时国内的形势的变化紧密相连，很大程度上是为尽快找到一条国家富强的道路。对于这些先进的中国人的心情，笔者可以理解。但指望通过这种简单的理论介绍就把西方经过几百年发展形成的理论移植到中国，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连这些革命党人、知识分子自己没有都深刻理解民主共和的真正内涵，更遑论一般的民众了！
4.革命党人在革命理论的宣传上侧重于民族主义，而忽视了对民主共和理论的宣传。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指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建共和国的理论纲领，为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运动。但是，正如孙中山十几年后总结经验时所说，当时“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1].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当时人们知道最多的是反清，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排满”。“反满”的口号，在当时起到了动员民众，凝聚人心、促进革命成功的作用，但“反满”这个口号太简单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甚至满族同胞身上。这种侧重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模糊了人们对民主共和真谛的认识。很多人包括革命党人天真的认为，推翻了满清，中国的根本问题就解决了。因此，这也是为什么革命党人愿意交出政权以换取袁世凯逼清帝逊位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对民主共和理论认识、宣传的不足，当时国人的封建意识仍很浓厚，观察问题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陈旧的。比如在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有不少人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2].地发给孙中山的贺电、函札，“或称大总统陛下，或书恭请圣安等字样”，新旧交杂，不伦不类。虽然这种传统观点在民初新旧交替时期在所难免，但这些观点却出自知识阶层，说明民主启蒙即令在知识界也很肤浅，那在其他阶层的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从统治阶级阶层以及农民内部看，民主共和观念并非真正达到深入人心地步，究其原因不仅有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更有革命党人对民主共和思想认识的局限。
(二)辛亥革命下民主共和的局限性
1.统治阶级内部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
民国初年一共成立了三百多个政党，随之出现了政党之间的纷争，其中主要矛盾集中在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它极大地破坏了政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令国人大为失望，同时内阁处于飘摇、动荡之中，袁世凯借此机会坐收渔利，权力大增。袁世凯之所以能够阴谋得逞，固然与党争有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议员本身素质低而且堕落，对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丁中江说：“国会的议员，有价有市出卖，今天卖给甲党，明天又卖给乙党。”[2]这也是曹锟贿选成功的原因之一。由于辛亥革命的超前性所导致的中国宪政制度，实为一畸形儿，在其阶段的混乱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关于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孙中山、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等意见有分歧，且因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总统制与内阁制两者之间本身都属民主制，并无什么重大差异，但民国初年人们对之有意见分歧，只能是基于权力之争。民国初年，除了因“中华民国”这个躯壳保留的缘故致使人们在口头上还挂着“民主”“共和”之类的词句外，实在看不到民主的痕迹了。
2.农民对民主共和观念淡漠
对农民而言，民主共和制度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制度，到底跟农民自身有什么关系，他们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在清朝，人们把辫子看作是“顺民”的标志，这种观念在农民的心中更是根深蒂固，剪掉辫子甚至成为人们与清廷决裂的象征，然而这项工作却在清朝末年的农村进行得非常困难。同时许多人包括市民对国会的选举表现得很漠然，也不知选举为何物，更不用说居民对选举的兴趣了，即使是参加投票的人民对新制度也表现出淡漠的态度，而且也不抱任何希望。
参考文献：
[1] 熊月之 .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74.
[2] 丁中江 . 北洋军阀史话 [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450．
[3]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6-47页。
[4]《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4页。
[5]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50页。
[6]《王铁群：中国民主的首次尝试——戊戌变法》
[7]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