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 2013年武汉年会 发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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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丛中
当努力学习精神分析的时候，我们内心会发问：精神分析疗法，适用于中国人吗？当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时，国外同行也会关切地问：精神分析疗法在中国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吗？能够跟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吗？是否需要做本土化改造？中国文化对世界精神分析，会做出哪些独特的贡献？想要说得清楚这些问题，实属不易。
现尝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回答这些问题。
一、中国人与外国人，差异在哪里
从生物学层面来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人种差异，根本上是基因的差异。人类个体有３００００个基因。有研究表明，黑猩猩和人类基因组的DNA序列相似性达到99%；即使考虑到DNA序列插入或删除，两者的相似性也有96%；（２００５）。基因学家曾经认为人类基因９９．９％相同，但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在2006年出版的《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人类基因只有９９．５％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不超过0.5%。如果仅仅按照生物学的基因差异来说的话，精神分析疗法肯定是适用于中国人的。
人是具有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的行为，是在亚文化环境中发展和形成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更主要的不是来自于基因，而是来自于文化差异。文化像水，人类个体像是鱼，每个个体一出生，就降生在文化的海洋里，呼吸着文化之水逐步长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精神病人。所以，要想考察精神分析疗法是否适用于中国，应该主要从心理-社会层面、从文化的民族差异方面来讨论。
二、精神分析疗法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变迁
1、弗洛伊德学说创建的时代背景
一百多年前在欧洲，弗洛伊德尝试创建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当时欧洲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禁欲”。弗洛伊德作为临床医生，所接待的神经症病人，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性的压抑”、“性欲的不满足”、“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所致。如果有人批评弗洛伊德太“泛性”了，那么，这不是弗洛伊德自身的问题，而是当时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批神经症病人，弗洛伊德只是一位敢于说出潜意识实情的人。弗洛伊德医学院毕业，所受的医学教育，让他倾向于关注病人的“ 肉身”，那些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所以，弗洛伊德学说倾向于发掘个体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内驱力，包括针对幼年创伤进行心理治疗等。弗洛伊德学说的文化内涵：尊重个体，自由（联想），民主，平等，人本主义（本能），关注人的内心愿望和潜在需要，关注个体生存的心理意义，将个体视为欲望主体。
荣格，继续向个体内心最深处进军，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概念，其实他在努力做着“精神分析原理与疗法跨文化普适性”的探索，但是他在潜意识深度方面，难以超过弗洛伊德的探索深度。
2、客体关系理论对弗洛伊德学说的修补与发展
如果说，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特征是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冲突学说，属于俄狄浦斯期的心理冲突，是性压抑之后的妥协形成；那么，客体关系理论则是主要关注三岁之前的母婴关系，母爱不足导致心理功能发育不良，或者叫做心理功能缺损；长大后，表现为人格障碍。简单来说，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性”（其实，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性”，不仅是男女性交的狭义之“性”，更是本我快乐原则下的广义之“性”），那么，客体关系理论所关注的是婴儿对“爱”的需要，是母婴亲密关系对婴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客体关系理论，明显地改变了精神分析的发展取向，从弗洛伊德的生物取向转变为人际关系取向，从性本能取向转变为爱取向。客体关系理论的精神分析师采取旁观者的眼光，把来访者当作“客体”来研究。如果说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是“种子内部的生命力”，那么，客体关系理论所关注的是“种子发芽的成长环境”（土壤）因素。客体关系的出现，不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否定，而是弥补和扩充。
3、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
如果说，客体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人格障碍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么，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则是在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内在体验，特别强调治疗操作中的互动和共情，强调治疗师能够深入来访者的心理内部，体验和回应来访者的内心感受，做深入的共情。只有把来访者当作是一个“主体”，去跟来访者共情，才能让来访者感受到“被关爱的温暖”，促进分离-个体化的顺利完成，使来访者的心理功能得到完善与发展。
4、主体间性的心理治疗
在科胡特之后所发展起来的“主体间性心理治疗”理论，从源头上来说，都是从最早的弗洛伊德学说发展而来的，但是，主体间心理治疗，不仅把来访者当作主体来对待，同时，治疗师在互动关系中，同样也是主体。所以，治疗关系，不再是“治疗师作为来访者内化的客体”，而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互动”。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精神分析发展的百年历史中，当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最终导引出“主体间性心理治疗”的时候，精神分析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了？！
5、神经症的历史文化变迁（略）
三、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文化经常被总结为“集体主义”和“面子”文化。其实，从历史源头来看，中国文化，更是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征。
在中国文化中，既有集体主义的特征，也有对个体的尊重，比如，孔子说：“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这体现了对个体的充分尊重。如果说，儒家文化观念是“以社会为主体”的集体主义观念，那么孔子之前的道家思想，则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主体，和谐相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如果说西方是“以个体为中心”，那么，在中国的道家思想中，则是强调“以关系为中心”。
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精神分析观点的基本元素。比如，孔子也对人的生物本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其中的“好德”，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道德超我”，“好色”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好德”遇见“好色”，超我与本我发生冲突时，最终是本我强于超我。其实，每个人都是“衣冠禽兽”、“披着羊皮的狼”。
中国人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都可以类比于客体关系理论中的认同及客体内化的概念。
面子，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假性自体，是摆出来给别人看的，因此，中国人比较容易迷恋于假性自体，迷恋于优异的学习成绩、突出的工作业绩，比如，学生们会变得不爱知识爱分数，从而丢失了个体自身的真实面貌，丢掉了真性自体（“真人”，realself）。这些现象，都可以用罗杰斯及温尼科特的假性自体学说来理解和解释。
在人际互动中，有些人会把他人当作自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边界不清，强求和控制他人。比如，有很多领导，喜欢控制身边的人，强求下属、同事、朋友必须跟他保持同样的想法和感受，自己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整天熬夜工作，便要去别人必须加班加点、熬夜工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别人配合他完成了这样的“自恋”时，他就感到自己特有“面子”。这样的自恋往往与“集体主义”和“面子”文化相伴随。很多妈妈也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强加到孩子身上，逼迫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以孩子取得优异成绩而感到自豪和光荣。科胡特的“自恋”及“自体客体”概念，可以用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集体主义”和“面子”文化问题。
在这样的“集体主义”和“面子”文化中，中国人是怎么样活下来的？我们不得不感慨：中国人在人格里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弄虚作假”的能力和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特点，所以，中国人经常会“口是心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灵活应对不同的环境（也可以说，中国人的Ego功能比较健全），能够比较好地处理本我与超我、理想自体与现实自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冲突。
四、精神分析疗法，在中国的应用与普及
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中文翻译文本。一百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了弗洛伊德基本理论观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正在努力地学习弗洛伊德理论学说和精神分析的治疗技术，并将该理论和技术应用于治疗中国人的临床实践。感谢多年来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疗法的国际同行，特别是“中德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中挪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及“中美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在中国培养了几千名精神分析门徒。
记得当初在中德精神分析培训时，德国的Haag博士为我们督导案例。有一位中国学员报告了一例“异性恐惧症”，案例的大概内容是说，有一个男性，见到女性就心慌脸红、局促不安、不知所措，恐惧和慌忙逃避。Haag老师听了案例报告，十分困惑不解地说“我在德国从事心理治疗几十年，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然后，中国学员给Haag老师解释了中国人的性观念，然后，Haag老师说“哦，我明白了，一百多年前的欧洲（性压抑的时代），当时也是这样子的呀。”中国学员们听了老师的这句话，也感慨地说“哦，我们明白了，在性观念方面，中国落后于欧洲一百年。”这个事例，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道理，当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性驱力理论学说，关于性的压抑及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学说，正好适用于当下的中国人，适用于理解和治疗当今中国的神经症病人。中国的很多男性神经症病人，往往都认为“手淫有害”，当初费了很大的力气戒除了手淫，结果，出现了神经症的症状，头晕失眠，记忆力下降，焦虑，担心身体受到了损害，担心长期的手淫导致了性功能障碍，甚至会担心影响未来的生育能力。这样的典型“阉割焦虑”病人，在当前的中国临床工作中，仍然是时常会遇到的。所以，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学说，特别是他的性驱力观点，是非常普遍地适用于治疗中国人的。
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个神经症病人，都存在某种程度的人格不良，甚至是人格障碍。无论是神经症病人，还是人格障碍者，他们在三岁之前，都会存在着一些母婴关系不良、母爱缺失及“有条件的爱”等个人经历，这会导致来访者在内心具有深深的“弱小无力感”，缺乏安全感和自我存在感，表现为“不安全依恋”，“分离焦虑”等。所以，客体关系及依恋的理论学说，也是广泛地被应用于治疗帮助这些来访者的。
中国学生的很多心理问题，往往都是“曾经成绩优异，后来直线下降”，结果导致焦虑、强迫和抑郁；很多企业家也是曾经的个人辉煌，把企业的发展当作是个人成功的标志；很多领导把“职业角色”误作“个人身份”，当他们变更或失去领导岗位时，就会难以适应，甚至产生很多心理症状。中国的妈妈们，经常会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让孩子去参加各种培训班等，以达成妈妈自身的愿望；孩子们也会努力学习，绝不辜负父母、老师的期望，光宗耀祖，衣锦还乡。针对这些心理问题，科胡特的自恋理论和自体客体的概念，都能够在中国的来访者中得到充分的应用。
上述的精神分析疗法，在每个来访者的心理治疗过程中，都能得到综合的普遍应用。
在人文关怀方面，精神分析所传达的普世价值，比如，尊重每个人的愿望和需要，给来访者足够的自由自主的空间，促进来访者的个人发展，治疗师与来访者是平等的主体，等等，也是普遍受到中国人在内心深处的极大欢迎。
尽管中国人与外国人，在语言和价值观、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人性的本质与内核，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尤其是在潜意识层面，更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所以，精神分析疗法，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历史变迁之后，已经被世界各国所采用。精神分析疗法，不仅适用于欧洲人，也适用于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适合于任何民族和地区。如果要问“精神分析疗法适用于中国人吗？”那么，同样的问题，可以问“精神分析疗法适用于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非洲人、印度人、日本人、X国人吗？”
其实，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治疗技术，不用加以任何改造，不必进行任何所谓的“本土化改造”，直接就可以应用于中国人。
五、中国文化对世界精神分析将做出怎样的贡献
国外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都曾经认真学习和研究过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热情，如，荣格、弗洛姆、马斯洛、罗杰斯、拉康、比昂等，都深受道教或佛教和佛法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文化已经通过这些学者，对世界心理学包括精神分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客体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每个人的心理功能发展，都是通过人际关系互动，内化了的外部的客体，成为内心的客体关系。Otto.F.Kernberg提出，内化，包括内向投射、认同和自我同一性的形成。这是一个心理发展从无到有的过程，自我同一性则是个体成长、心理发展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文化中，不仅强调了从无到有，还强调了从有到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之前，还有“太虚”。这些都是关于从无到有的描述。然而，中国人在达到了“有”的地步之后，还会追求更进一步的心理发展，假设自己是一滴水，最终要取消自我同一性，消融于大海，归于“无”。中国人比较信奉“无为而无不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忧生于执着,惧生于执着;凡无执着心,亦无所忧惧。”“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最终归于虚无，“四大皆空”，“无欲则刚”。
这些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观念，将来有可能引导西方心理学包括精神分析治疗的未来发展方向，将会对世界精神分析疗法的发展做出贡献。
2013年8月28日于 北大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