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 民族女英雄贞德教案

【一】

英雄是英雄妈妈生的。最牛的英雄妈妈,应属佘太君。

一想到佘太君,印象都来自电视剧,亮点两处:一是佘太君每出场必扎明黄包头。那可是太宗皇帝御口亲封,否则,明黄色谁敢乱用?另一件道具是龙头拐杖,“上可打天子,下可打佞臣”,也是御口亲封的。于是佘太君出场亮相,总要说“太波杨府有威名,七狼八虎尽忠贞,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八王终,先皇爷亲口封她老寿星”,云云。

得享无上荣誉,一靠勇,二靠忠。勇不消说,忠才主流。佘太君的忠,不是一般的忠,那才叫识大体、顾大局、敢奉献、够忘我,不仅无“小我”,而且无“小家”,把她以及她所主持的杨家的一切,都献给了大宋政权。直到“十二寡妇征西”,真正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寡妇”。不仅要奉献,而且要奉献得无怨无悔,甚至在饱受天子的冤屈后,仍冒死直谏,这觉悟,文臣的海瑞,武将的彭大将军,都还差着点。

但这个能激起观众“忠勇反射”的佘太君,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佘太君史上确有其人。她本姓折,该叫“折太君”的。这不打紧,姓只是符号。但折家的背景,有必要说一说。

一般认为,折家出自匈奴折兰王之后,五代后为党项族大姓。折家与西夏(也即十二寡妇征西的对象)皇族同属党项却一直内斗,估计没斗过西夏李家皇族,因而长期站在宋朝一边(站在西夏政府的角度,这性质就严重了)。这一家族史上英才辈出,《五代史》有折氏宗族传记。折家数代东抗契丹,西御西夏,号称“折家军”,“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於宋者矣”。佘赛花的弟弟折御卿和后世的折惟昌、折继闵、折克行、折可适、折可存等,皆为名将。说起来,比“杨家将”并不逊色。

同出身在守边名门,佘赛花与杨家扯上关系并不出奇,但故事颇有曲折。据戏曲《七星庙》(即《杨继业招亲》)的通行版本,佘塘关令公佘表之女佘赛花和杨衮之子杨继业指腹为婚。时天下大乱,赵匡胤欺新君年幼,发动陈桥兵变,篡了后周柴家江山。佘表不忘旧主反宋。杨衮不愿反宋,又怕投了赵宋,被骂为“事了二主”,无奈弃职落草。佘表悔婚。杨继业佘塘关抢亲,佘赛花出战,败下阵去。杨继业穷追不舍,一直到七星庙,两人“近身肉搏”了一回,佘赛花骨酥体软,终被杨继业搂在怀中。免不了私订终身,随杨继业回了火塘寨。佘表发誓不再认这个女儿。于是佘赛花一心一意成了杨家人,终老也没再回家看过父亲。

另有一出豫剧的《七星庙》。在那个故事里,佘表先出关,被杨继业挑死了。佘赛花为报父仇出战。当然,还是战到了七星庙。

这杨继业大概不是寻常人印象中的忠勇莽夫吧。杀其父而占其女,攻其地而掠其兵,还能让人倾情自愿,是要点手段的。七星庙里一团黑,如何将一出凄厉的女版哈姆雷特转成喜洋洋的大团圆,只有当事人晓得了。

但在今天的大部分“杨家将影视剧”中,佘赛花的民族背景是模糊的,折家与西夏王室的恩怨也不见了,佘赛花某种程度上“不忠不勇不孝”的早期档案,被抽掉了。这个女人,生于后唐,后汉与杨继业成婚,中经后周,卒于宋,中历四朝,显然,在她生命的最后才找到了正确光明的归宿。她一心保赵宋江山,不动摇,不后悔,当年的旖旎张狂,天不怕地不怕,仿佛都随她那些与本族作战、为大宋国捐躯的儿女亲人一道,被埋葬了。

说不上当前人们最熟悉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但肯定不能说,这种“美化”或“善搞”,是思想文化市场优胜劣汰自然的产物。当前流行的主要戏曲故事,面目多在清末民初后才形成,“图存救亡”的时代潮涌,给几乎所有文化产品都打上了印记。而在更早的明清,民间戏剧也不是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想演就演,那时可是真正的皇帝坐天下,官方审查不仅苛责,而且处罚严厉,因为“诲淫诲盗”的剧目,“断送老头皮”也不鲜见。佘太君形象的流变,不能不考虑到这些因素。

但真正的民间,似乎对这样一个佘太君的故事感到不过瘾,另有一个版本。

民间传说,佘赛花十七岁就奉命出征抗辽,宋军监军、辽国奸细王钦若假传圣旨,毒杀佘赛花,开膛破肚,割去首级。包公“觉得非佘赛花不能保大宋江山”,生死簿上,为她“骗”来“九百九十九月”阳寿。百岁高龄,征西夏凯旋,赶往麟州老家路上(这该是她唯一一次回老家),阳寿尽,“瞬时间浑身浴血,肚子一下裂开了,粉红色冒着热气的肠子流了一地。接着身子一歪,从马上倒栽下来,身首分离,人头骨碌碌地滚进了路边的草丛。”

虽然惊悚难当,却鲜活血性,活画出被“美化”的英雄母亲,几十年光阴,只是为“保大宋江山”活着,全不属于她自己。

(图注:电影《杨门女将》中郑佩佩饰演的佘太君)

【二】

另一位知名民族女英雄,是比佘赛花晚些的梁红玉。

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里,梁红玉是以“妓女报国抗战”形象存在的。她是“抵抗楷模”中,比较积极的一种。

所谓“抵抗楷模”,她们不仅存在于历史中,更存在于种种野史、话本、传说中。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塑造(或捏造)的形象,却在民众中获得了一种奇怪的生命力而存活下来。中国历史上“产生”这样的典型最多的,是两宋时期,佘太君、穆桂英皆属此类。

就梁红玉而言,与在民间传说中相比,她在信史中的存在,信息少得可怜。能相对放心地征信的,不过《宋史·韩世忠传》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以及韩世忠墓志、神道碑等文献中的寥寥几笔。事实上,连“梁红玉”这个名字也是小说家们强加的。梁红玉之名最早出现于明张四维所写的传奇《双烈记》。书中梁氏上场时自报家门:“奴家梁氏,小字红玉。”为什么叫梁红玉?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黄天荡之战时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人红袍玉带既坠复跳驰而脱。诘二人者,即宗弼也。既而战数十合,世忠妻和国夫人梁氏在行间亲执桴鼓,敌终不得济。”其中恰有“红”、“玉”二字。张四维写《双烈记》既参考《要录》,有可能,是借了这两个字,至于是否有“如红之烈、如玉之贞”的隐喻,就不得而知了。

塑造一个楷模,美化一个未必存在过的人物,与塑造文学形象一样,每个故事细节,最终都将被证明是有用意的。唯有精雕细琢,这种楷模才能吸引“受众”或大众,得到他们的认可——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觉得,像楷模一样行事,是“有利可图”的。在梁红玉一生的几件大事上,都能证明这一点。

其一,梁红玉的身世及与韩世忠相识的过程。梁红玉是不是妓女出身?这一点现在看来比较肯定。南宋人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一书曾记载:“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韩蕲王即韩世忠。清乾隆年间的《山阳县志》记载:“梁流落为京口娼家女。”可见,梁红玉在嫁给韩世忠之前,确实做过妓女。

既然是因“兵乱”而为妓,那么她是否不是娼妓而是“营妓”呢?这一可能性也比较大。因为只有作为营妓,梁红玉才有机会与军人出身的韩世忠相识——一个说法是,在平定方腊的战事结束后,童贯班师,行到京口大宴有功之臣,梁红玉作为营妓被招来陪酒。否则,社会女子胡乱混迹军营,那还了得。同样,“营妓”生涯也可以为梁红玉从夫后所展露出的性格、胆略做注脚。

据《鹤林玉露》及《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载:“(梁)尝至灵官庙侍候贺朔,忽于廊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然,惊骇奔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复往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然后,梁红玉看好了这支潜力股,跟父母打了招呼,跟定此人。

这个段子颇为传奇,但很可能并非事实。事实更可能是,作为营妓的梁红玉,对军伍中表现出色但尚缺军功的韩世忠,确实青眼有加,但营妓与军官私相授受却不至于。梁红玉很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而给韩世忠的福利或赏赐。从《宋史》的记述看,韩世忠手擒方腊却被上司冒功,心绪难平之际,梁红玉则多少可以作为补偿。两人的结合也并不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在当时人眼里,军汉配营妓正是顺理成章。

宋代文官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军人地位不高,韩世忠这种低级军官地位比妓女强不了多少。偏偏宋代外敌环伺,这其实不是文官制度的错,可后代文人矫枉过正,除了大肆贬低宋代文人,附带对宋代的军人百般讨好。梁红玉这一节,至少也在向中下级军头们示意:跟朝廷干,不仅有肉吃,还可以解决性生活或军属问题。

韩世忠得到了一笔福利,而梁红玉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投资”。附带说一句,他们俩之间,绝不是那种末流剧本里的“革命伉俪”故事。在韩世忠死后与梁红玉合葬的墓中,至少还有他四位其余夫人的骨骸。对韩世忠来说,梁红玉也许比其他夫人更有用,却不见得更亲密。

其二,梁红玉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平“余杭之难”。韩世忠娶了梁红玉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靖康之变。梁红玉随韩世忠举兵抗金转战南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再次入侵,宋军大败。宋高宗退到杭州。这时韩世忠与梁红玉已经育有一个儿子韩亮。为了母子平安,韩世忠把梁红玉留在了杭州后方,自己出征。

不料,杭州禁卫军司令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改年号为“明受元年”。前方诸将回军平叛。大元帅是张浚,韩世忠为先锋。苗刘二人将梁红玉及其儿子韩亮作为人质扣押起来。后又奏明被挟制的太后,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并向梁“屈膝”礼拜,奉以兄嫂之礼,备好鞍马,请梁红玉去秀州劝说韩世忠。

见到丈夫韩世忠后,梁红玉“以国事为重”,劝说丈夫继续进军。韩世忠后来收到苗刘二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立刻撕碎说:“我只知道有建炎,不知道有明受。”斩其使,取诏焚之,进兵益急。一举平定了苗、刘之乱。“余杭之难”后,韩世忠因勤王救驾有功,高宗亲书“忠勇”二字赐韩并擢升为检校少保、武胜昭庆军节度使,称梁红玉“智略之优,无愧前史,给内中俸以示报正”。给功臣之妻俸禄,史上梁红玉为第一人。

在此过程中,梁红玉展示了她性格中非常不同的一面。更为“难得”的是,她以国家利益为重,明知道自己的儿子危在旦夕,却仍然劝自己的丈夫继续进军——但要注意的是,梁红玉在这个关头,其实并没有更多选择。韩世忠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扭转乾坤,即使有心为儿子掉转枪口,可能性更大的也是一家三口甚至几十口都丢掉性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往今来的政治家们绝少有含糊的——其中翘楚,当属亲眼看老爹被烹而不改色的汉高祖。与其说梁红玉情操高尚、深明大义,不如说她更为冷静、善于权衡。当然,这可以被视为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揣测,但反过来,那些“高大全”的情感,何尝不是一种想象与美化的产物呢?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梁红玉选择了“忠君”与“报国”,而这,是未来一千多年里的每个国家楷模,都不可缺少的“素质”。国家、君主高于个人、家庭,至少在“余杭之难”这个回合,至少形式上,梁红玉的形象,符合这个标准。梅兰芳曾说:“我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演出《抗金兵》的梁红玉,当我擂完鼓,下山与金兵交锋时,仿佛到了抗日战线的前哨……”正是缘于此。

其三,黄天荡大战后的所为。黄天荡战役是宋金战争中一个重要战役。“梁红玉击鼓退金兵”便在此役。此役从战略上来说,韩世忠率领宋军取得大捷。但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在金兵败北之后,作为妻子的梁红玉不但不居功请赏,反而因金兵突破江防,亲自上疏弹劾丈夫韩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致使“举朝为之动色”。

关于梁红玉这个做法,后世多有争论,说来说去,不外乎梁红玉不徇私情、公事公办,不护短、不居功,也就进一步使梁红玉的国家楷模形象完美起来。但正是这个过于完美的“善搞”,使人生疑。稍微世故一点来看,都不会认为梁红玉单纯、无知到这个地步。

更靠谱的解释,应该是梁红玉以退为进,以为夫君请罪来为韩世忠避祸。从韩世忠平日颇为戆直的性格、主战派的立场,到手握重兵的现状,既有兵权,又有清名,这种种因素,再加上一个宋高宗,答案是什么呢?是风波亭。风波亭里受死的是岳飞父子而非韩世忠夫妻,不是因为别的,只能说岳夫人没有韩夫人的阅历与政治智慧。

但这一切都只是台面下打的哑谜,台面上,无论是历代朝廷还是文人,无不乐于将此举“善搞”为梁红玉“高大全”形象最闪亮的粉饰,哪怕这种做法按他们的解释不合常理、不合人性。他们要拍的,是主旋律节目。而从另一面说,梁红玉何尝不是洞悉并利用了这种心理呢?

双方共赢的戏份,“二人转”而非“单出头”,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朝廷当真明察秋毫,小民还有什么戏,又怎么会来入戏呢?

关于梁红玉的所有段落,说到底,都只是在讲一个有效的人生投资案例而已。这里面,有种种站队选择、路线斗争,有生前身后实利与虚名的诱惑。后人一句“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说得再赤裸不过。

但“善搞”之后,总有些衣冠不整的细节。在后世(约明清季)纪念梁红玉的《英烈夫人祠记》中,如此评价梁氏:“娼优异数也。以卑贱待罪之躯,而得慧眼识人之明……”尽管宋朝时对妓女远谈不上多么歧视,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或传说塑造者,却不断强调梁红玉的出身或者“成分”,无视她后来身居诰命夫人的身份转变。谁敢说他们不是认为,梁红玉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妓女为自己卑贱职业的原罪必须做出的赎罪之举?

(图:电视剧《精忠岳飞》中张馨予饰演的梁红玉)

【三】

元代有位公主,写过一首诗。这位公主,莫名其妙地,后来被作为女英雄记载下来。

这位公主,名叫阿(礻盖)——为了方便阅读,当在下文看到“阿盖公主”字样时,请自动脑补上“礻”。公主的老爹,是元顺帝派驻西南的亲王梁王。元顺帝至正年间,明玉珍出兵攻打云南,梁王屡战屡败,云南诸郡失去控制。才兼文武的大理第十世总管段功率大理军与明玉珍的红巾军交战,三战三捷,稳定了云南的局势。

没错,“大理段家”,“南帝”之后,“六脉神剑”、“一阳指”啊,当看到“段功”两字时差一点系统就联想记忆成了“段功子”。

阿盖公主与段功的婚事,最主流的说法,是阿盖公主自己爱上段功,缠着老爸梁王“非此不可”,甚至在明知段功已经有老婆孩子的情况下,仍义无反顾,梁王无可奈何之下,加之也欣赏段功的才华能力,最终顺水推舟。

相信这浪漫的爱情吗?那准是敏敏特穆尔(请参阅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故事看多了。

事实上,阿盖公主虽然身为蒙元公主,但其实是个“团结族”,老爹是正宗蒙古王族不假,老妈却是中原汉族女子。里面固然可能挖出外敌入侵的深仇大恨来,却其时蒙古已经执政近百年,也不妨当做一段民族融合的佳话来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梁王很可能是多民族的妃子团队里,阿盖公主的母亲地位不会太高。至于段功已经有老婆孩子这回事,嗯,大理段家,段正淳,段誉……你懂的。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阿盖公主嫁给段功时,已经三十出头。虽然游牧民族在婚嫁这个事情上不像中原那么死板,但三十岁还“待字闺中”,也不合常理。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阿盖公主要么有什么毛病,比如脚气狐臭之类暗疾,又或者曾经有过一段不那么说得出口的婚姻,总之,公主身份已经不能让她奇货可居了。而从梁王的角度,假如用一个不十分重要的女儿换得一名大将诚心归顺,何乐而不为?

不过,就算有了驸马的身份和云南“平章”(相当于省长)的官位,看起来段功并不像小白脸段誉那么柔顺。虽然各种故事里说他们夫妻生活质量还蛮高,但段功对这个婚姻的认识,应该比阿盖公主要透彻得多,他没有像林平之一样在老婆面前痛骂岳父,已经不错了。

最终脸皮还是撕破。梁王怀疑段功不轨,决定灭了他。要说,这里面精通多种语言的阿盖公主也有责任,居中促进双方沟通交流的能力差了一点。

好笑的是,梁王的头一条妙计,是给女儿剧毒的“孔雀胆”,让女儿毒死自己的丈夫。按,这里的孔雀胆,不是孔雀的胆囊,而是一些剧毒的矿物质。

阿盖公主不从,并且把事情向段功和盘托出。段功表面上体现出大理段家久负盛名的“昏头”:你老爸对我那是真爱,我受伤了他还亲自给我修脚趾呢……BALABALA。转头立刻带着两名武功最好的家将跑路——根本没在意公主怎么办。

梁王没等到女儿的“好消息”,大喝一声,祭出了B方案:直接派武士精兵截杀(真是多此一举)。段功虽然带了两个武功高强的家将,终究因为六脉神剑与凌波微步的失传,全数被杀。

梁王随后大肆搜捕段功集团成员,包括阿盖公主给段功生的一男一女。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无法保住她的孩子,这可能才是阿盖公主活不下去的真正理由。

但从后世流传的、经过“善搞”的故事来看,对阿盖公主的抬高,多少有一些民族情怀寄托在内,如果阿盖公主不是“元公主”,而是“宋公主”,似乎情况将有所不同。只不过,段功不是汉族,阿盖公主反倒有一半汉族血统。可是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统统都被后世写作者刻意忽略掉,到郭沫若做《孔雀胆》记述这段故事,更加是彻头彻尾的“历史为现实服务”了,似乎蒙元的阿盖公主通过杀死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自己民族统治中原汉民的抗议一样。

真是善于“善搞”啊。

(图注:郭沫若剧作《孔雀胆》漫画)

【四】

但也有另一种“善搞”,似乎近于真正的“美化”。那是把真正的女英雄美化成与刀光剑影格格不入的路数。

虞姬算是一个。

和很多被异化了人生的古代女子一样,虞姬的生命是在她死后才逐渐生发的。说“死后”,因司马迁介绍虞姬出场,却没交代结局。虞姬的下场,文人们种种想象,最开始,还与“贞节”无关。但随着理学大盛,“忠君”思维很快就转向“贞节”思维。到明抄本《汉公卿衣锦还乡》杂剧中,虞姬自杀前已经这么说话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活是项家人,死是项家鬼。”

楚汉时的虞姬不会存有过重的贞节之念,深受理学浸染的文人就未必。他们甚至探讨了美人之节得不到后世旌表的原因:“恐为汉军追及而不得清白。”

鸡贼心思,太猥琐了些。无怪那么多后世的女权主义者鸣不平,觉得虞姬是被男权社会糟蹋命运的典型。其中以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为最。此文纯在虞姬的视角:“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于是“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其实大可以不必做如此想。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虞姬,是文人SM审美的必然,某种逆向“善搞”的产品。但在民间传说中,虞姬的命运也并不一定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全无气力。

在上虞民间传说中,项羽驱除暴君,以卖艺为生的上虞姑娘,父母被狗官儿子打死,于是投奔项羽。项羽要试试虞姑娘的武艺,她就在一座山头上拉起自己的头发,奋身跳到另一山头上。她又坐在盆里,连盆带人掇过门槛。项羽带她去打秦二世。虞姑娘打仗勇猛,项羽很喜欢,就收她为妃,大家都叫她虞姬娘娘。

虞姬还不是一般的女英雄,项羽的叱咤风云似乎也全是因为有了她。浙江省湖州民间故事,传说项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原因,正是有虞姬骑白马在前冲锋陷阵。结果韩信派五百裸体兵突然向虞姬冲去,羞得虞姬只好停止了冲锋,并拔剑自刎。坝(霸)是由泥(虞) 筑成的,泥没有了,坝岂能不塌(湖州方言“泥”与“虞”同音)?项羽一败再败,直至自刎。

就像平平常常结伴做生意的草根夫妻。直到那一天,项羽疲惫不堪,斗志皆无,苦笑,望着曾经给他带来幸运的虞姬说:“现在你还拔着自己头发往上跳不啦?”而那个可能与《冰与火之歌》中女汉子“塔斯的布蕾妮”相若的虞姬,说:“最多一起战死沙场吧。”

这是一个未经过“美化”的女英雄虞姬,却比常见的“霸王别姬”,别有一种风情。

另一个被“美化”的女英雄,是谢道韫。

一般人会记得谢道韫,当然是因为她的文才。《红楼梦》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有句:“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咏絮才”典,正是谢道韫故事。

“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凭着这么一句“新概念作文”佳句,文名直下两千年,而居然几乎没有其他诗作留下来,只怕“文名不如见面”,颇有“名不副实”之嫌。

但谢道韫又委实是“文名不如见面”的一个女人。她年轻新嫁时,家中小叔子王献之常与人“清谈”,不能占上风,谢道韫不耐烦,亲自上阵,在帷幕后与来客侃侃而谈,每每令客人折倒。

谢安为谢道韫物色的理想对象,是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王凝之是个实在小伙子,才华不差,草书、隶书写的都有两把刷子。不过,王凝之最大的问题是迷信五斗米道,平时踏星步斗,拜神起乩。婚后不久,谢道韫回到娘家,闷闷不乐。谢安感到奇怪,就问道:“王郎,逸少(王羲之)子,不恶,汝何恨也?”谢道韫回答:“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复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失望至极。

谢道韫其时不过十五岁,但看人已经极准——这正是大名士的眼力,没有被一笔好字忽悠到。她对王凝之的评价,很久以后将会被证明是准确的。

婚后数十年的生活,是个黑箱。以谢道韫的身份、背景与教养,自然会中规中矩完成她应完成的角色,直到丈夫的糊涂昏庸把灾祸带到眼前。

王凝之在谢安的保荐下,一直作到主管一郡军政大权的会稽内史。一年,海盗起家、同为五斗米教众的匪首孙恩率众攻打会稽,王凝之居然不设防,相信道祖必能庇佑一郡生灵,每天闭门默祷。贼兵长驱直入,王凝之及诸子遇害。谢道韫横刀在手,命令婢仆执刀仗剑,组队突围。贼兵势大,一众尽皆成了俘虏。

接下来的场面,是比咏雪文才更震撼的镜头,可是被后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时,谢道韫被送到孙恩的面前,孙恩以为她抱的是王氏子孙,即命杀之。谢道韫厉声道:“事在王门,何关他族?此小儿是外孙刘涛,如必欲加诛,宁先杀我!”孙恩被震慑或是心折,竟然改容相待,不但不杀,反而护送她安返故居——此时此景,纵使是大英雄如桓温曹操,也不过能如此了。

这一人生的高潮场景,明确地指明了谢道韫遭遇的人生错配:她比那个书呆子的丈夫更有政治上的能力和情怀,但她既不能选择夫君,亦无法选择人生角色。她最终的历史声名,不是来自那生死关头的不让须眉,却只能是稚嫩卖萌的“咏雪”作文。真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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