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延安一月》，是赵超构采写的一组十多万字的新闻通讯，于1944年7月30日和8月3 0日起分别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连载，引起轰动。毛泽东看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冲破新闻封锁，了解延安、了解中共的一本罕见而难得的书籍。不久之后，《延安一月》即被国民党新闻宣传当局列为禁书。
为什么这本书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看完此书之后，我才明白，《延安一月》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1943年底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取得节节胜利。而1944年国民党军队豫湘桂大溃败，引起盟国的不满。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不断取得胜利，引起了盟国的关注。美、英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尽早结束战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与物力。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长期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他们不断敦促蒋介石同意他们派出记者前往边区，了解真实情况。
为缓和、调整国共关系，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团发起访问延安的倡议，立时得到中共方面的欢迎。这次中外记者团从申请、批准到成行颇费了一番周折，最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极不情愿地组织了这次采访活动。中外记者访问团自1944年5月17日启程，6月9日到延安，7月2日结束采访活动。记者团共21人，《新民报》派主笔赵超构参加。这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边区根据地仅有的一次集中、大规模的采访活动。中外记者的采访报道从各自的视角客观地报道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向世人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为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国际同情。国民党当局设置重重限制，把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明令“只参观不报道”。中央社记者则处处摆出垄断统稿的架势，途经西安时就逐日发快电，还发了《参观河防记详》一文。到延安后仅发“事毕即赴延安”、“毛泽东设宴欢迎记者团”数字。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活动结束以后，赵超构返回重庆，在《新民报》先后81天连载长篇通讯《延安一月》，计有10余万字，写毛泽东，写共产党，写一个真实的延安，让新闻封锁下的国统区人民大开眼界。《延安一月》出版后，半年不到三次重印。
《延安一月》正文252页，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西京——延安间”有8篇通讯，叙述记者团从西安经临潼、潼关、大荔、合阳，由韩城渡河入晋，经山西入延安的沿途见闻，并配2幅木刻；第二部分“延安一月”有39篇通讯，报道其在延安对各种人物、组织和事件的观察和采访，并配10幅木刻，木刻画面都是反映延安生活场景的。
在延安期间，赵超构参观了工厂、机关、学校、部队、保育院等地方。延安街道干净整齐，人民安居乐业、意气风发，边区政府作风民主，共产党领导人生活朴素，这些都与国统区截然不同，引起了中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中外国记者在边区期间，不仅参观了边区的政府机构，了解人民生活，还亲眼目睹了边区人民行使选举权。那种在最落后、最原始的环境下，人民却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使他们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而边区从共产党到普通百姓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更让他们感觉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1944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
赵超构，浙江省文成县龙川人，幼年随父迁居瑞安屿头。他24岁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28岁任《新民报》主笔。《延安一月》是赵超构代表作。他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洞察了许多细致入微的真相，在整个民族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后，尤其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他在书中这样说：“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的权威的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们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据说，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默默地思考了几分钟后说：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