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革反思(254)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耀钟的话】在“文革博物馆”中，这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也是不可少的。当然还需要介绍一下这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是怎么出笼的。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佩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分，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本文转载自“网上文革博物馆”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怎样出台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后，陈伯达连续5天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一系列评论，将“文化大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在这些评论中，《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虽然只是评论员文章，在新闻评论规格上比社论低一级，但它的权威性、号召力和影响所及，都大大超过上述几篇社论。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给这张大字报以极高评价，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并且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当时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大校园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有的大字报甚至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按观点不同逐渐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前来观看大字报的人参与其间，刹时间北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却慌了手脚。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他们疑虑重重，毛泽东能容忍北大采取这种形式开展运动吗？为避免火烧到自已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
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市委新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隔一会，陈伯达又打电话：“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 。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认为此刻非中央说话不可。
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定局，但尚未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不能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前往北大，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陈伯达急了，第3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还是不肯答应，陈说：“我们一块去。”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也无法推辞了。
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康生又亲自给李雪峰电话，要他去北大。
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变挂，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
李雪峰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倒退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坐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
正当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陷入被动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通过正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要来大字报底稿呈送毛泽东。６月１日，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毛泽东给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他们原先担心大字报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心急如焚，逼着李雪峰去灭火，现在看到毛泽东支持，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摇身一变，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
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这天傍晚，他早早来到人民日报，向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布置起草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随即带几个人到北大看大字报去了。
回报社后陈伯达一面看已经写好的评论草稿，一面向起草评论的人盛赞北大大字报有点“革命火药味”。他对评论内容和文字未作大的修改，只做标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定署名：本报评论员。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攻击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集团”。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大字报全文公布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学生愤怒地说，“不 要盲从！”，“把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校园内又刷出一批新大字报。不仅北大学生感到意外，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除毛泽东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蒙在鼓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又一战略部署。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
两个月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这使人想起此前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进行挑拨，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4月，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毛泽东为甚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他看来，过去搞的种种斗争，无论工厂、农村、文化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发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组织、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司令部”，解决以往用常规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北大大字报正是他要寻求的那样一种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孤立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人使用的也是这种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40年过去了，关心“文革”历史的人至今还在谈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些出版物和报刊上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但也有一些不实的东西，尤其是至今尚未结束的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争论，对我们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比如，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有三种说法。
一说，康生接到毛泽东赞扬北大大字报电话后，“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康生虽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他不管宣传，宣传方面的事是陈伯达管，曹轶欧与评论员文章更无关系，这样说不知有何根据？
二说：“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能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叶永烈:《陈伯达传》下429页）事实也完全不是这样。
三说:“6月1日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他先布置王力、关锋，还有自愿支援<人民日报>的唐平铸、胡痴等，集体起草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陈伯达说，他要去北大看看大字报，等他回来定稿。陈伯达带了秘书、警卫，并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了校门”。“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晚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人民日报》。途中，他一言不发，我估计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不便打扰他”。评论小样出来了，“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他看完评论小样，没有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为本报评论员”。这是朱悦鹏在他的《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5—726页）中说的。
朱悦鹏就是陈伯达说的“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的那一个，是陈伯达工作组成员，是随陈伯达去北大看大字报和参与评论员文章的起草者之一，是当事人，他说的自然是无可争议的了。
这三种说法只是各说各的，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也未引起过争论。但这毕竟这是件大事，澄清一下也很有必要。“第一张马列宁主义大字报”情况就不同了，它比评论员文章要复杂得多，争论至今仍未休止：一方认为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在幕后策划指示的，是个阴谋；一方说不，大字报虽得到曹轶欧支持，但并不是她策划的，是受党中央“5·16通知”精神鼓舞的“自发行动”，没有阴谋。
如前所述，康生、陈伯达对北大大字报的态度，本来是有助于解决这种分岐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原因可能是：一是康生、陈伯达对大字报的态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揭示得如此清楚，退一步说，即使揭示了，由于我们对“文革”中重大历史问题透明度极差，很多人还是看不到它的真相；二是“为尊者讳”，避重就轻，不愿触及最敏感最本质的问题；三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气候，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人和事。许多现在看起来荒唐透顶、毫无理性的事，在那时却被相当普遍地看作是为了崇高目标的革命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这些问题都会逐渐得到解决的。现在，牵头署名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已是85岁老妪，她不久前写了一本书，对一些事情其中包括第一张大字报作了辩护和澄清，对自已给别人造成的不幸和痛苦作了忏悔，当然也有对她遭受的一切的倾诉。她的辩护是否有理，她的忏悔是否坦诚，她的倾诉是否真实，有待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我相信，听取当事人的申诉，乃是了解事实真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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