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字似乎是神奇的东西，它并非仅仅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和符号，自从被发明出来，文字仿佛就有了独立的生命和难测的意义。传说仓颉造字之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天上下谷雨，夜里鬼哭号。先秦有“人生三不朽”的说法：最上为立德，其次为立功，其次为立言。“立言”虽排在末位，但毕竟已属“不朽”的行列。魏文帝曹丕更是提出了“文章，经国之大业”的响亮口号。
在中国古代，文章之于修身立德、齐家治国乃至防范自然灾害的意义，从来都没被低估过。君不见，韩愈被贬潮州后，当地鳄鱼为害，于是作《祭鳄鱼文》。不久鳄鱼就被吓住，纷纷传播，乃相约集体离潮州而去，于是一方太平。故事是这样写的，信不信由你。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古人进行职业选择时屡试不爽的秘诀。中举人、中进士之后可以做官老爷且不论，小小的秀才都能享受不少待遇：不出公差免纳钱粮、见县太爷可不跪，成绩优秀者还可以享受国家奖学金。
众夷乱华之后，事情起了变化，流行不久的“读书救国”论很快被“革命救国”论取代。开始还好，读书人跳槽去做革命者，笔杆、枪杆两不误，白天杀人如麻，夜里妙笔生花。后来领袖号召“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章和写文章的人开始遭殃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一心听从党的领导”，可以推导出：文艺要为党的领导服务。后面的故事就多见不怪了，知识分子接受改造、大鸣大放、反右、文化大革命，一句话：斯文扫地，学习委员做了卫生兵。一直到了1978年那个著名的春天。
春天过后是夏天，80年代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讲是个梦 幻般的季节，热烈、激昂、风起云涌、浪漫、理想主义。80年代出生的人多年后才惊讶地得知，在那个年代大学生竟然可以竞选人大代表，竟然还可以当选。真是恍如隔世。读书热、出版热、思想热……直到散步热，“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又一次成为现实，“家事国事天下事”又一次和“风声雨声读书声”共鸣。
秋天很短，一场风波席卷了所有不安本分的落叶，然后便是万籁俱寂的冬天。之后出现了锣鼓喧天的伪春天。有些人从此走向“人生深处”，对以前的文章经世治国论做了反思。如刘再复说：“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要，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充当救世主，以为文学可以改造世界、扭转乾坤”。也有些人从一种热闹转向了另一种热闹。
出版又热了。但与80年代的小圈子自己玩不同，这次是小圈子玩大众。80年代的先锋诗人摇身一变成了书商——大众精神食粮的供给者。家国天下没人再挂怀，所博者名，所谋者利。文化不多，文化事件不少。文章与娱乐的边界从未如此模糊过。聪明的人逐渐掌握了新的游戏规则，左右不靠却左右逢源，于是一批名流脱颖而出。他们会算，会搬，会哄，会煽，会自阉，即使一个放屁的姿势，也要瞄准细分市场。没人去认真计较有多少货是真的，多少货是实的，去计较的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笨狐狸。
这两年知识界流行意淫“民国范儿”，在流行的意淫描述中，民国的作家骂政府不单无风险，还可以领政府的薪水，当时的稿费也比现在高得多，鲁迅都能北京买两套房……讲着的是“民国范儿”，反映的却都是共和国对自己的亏欠。换不了一套房子的文章不是好文章！
文章都那么贱了，可还是有人频繁做着“致君尧舜上”或“传檄而定天下”的春秋大梦，不甘心文章与金钱之间直接画上换算关系。虽然我爱写字，也爱读别人写的字，可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下长大的现代人，我还是觉得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里，文章就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商品，不高不低，不贵不贱，价格应该由供与需求决定。
写作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像种地、生产手机一样。整天写文章、写书的人，并不比别人更高尚、更超脱。以写作为职业，并不说明你是上帝的宠儿，或者你更有社会责任感，它仅仅意味着在这个行业你拥有比较优势。你生产的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价格要由市场来定。整天呼吁市场经济的人，不能把自己撇出来，认为市场规律不能管自己。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写作并不是其他价值的衡量器。不是谁比别人多读了两本书，就有资格以方方面面的导师自居。若每个作者都懂了这一点，知识界的牢骚应该会少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