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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创作脉络梳理
张希圣
本文发表于《山东英才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摘要：自1955年投身“江湖”动笔写武侠，至1972年封笔，金庸先生共创作15部堪称经典的武侠小说，以其生花妙笔构筑了五彩斑斓的江湖世界。本文按时间和小说主题梳理金庸先生的作品，将其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结合金庸先生的生活状态和时代背景探索这三个阶段金庸小说的创作特点。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香港文化
1953年梁羽生发表的《龙虎斗京华》引发了香港武侠小说写作的热潮，各种报刊杂志纷纷连载武侠作品，在罗孚的鼓动下，在梁羽生大获成功的刺激下，1955年金庸也投身江湖动笔写武侠，这就是《书剑恩仇录》，由此一发不可收至1972年封笔，共写15部小说。在笔者看来，其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射雕英雄传》之前为第一阶段，按时间当是1955年-1959年，此阶段的集大成之作当然是其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第二阶段大致为60年代，其作品为60年代创作的除《鹿鼎记》之外的所有作品。第三阶段为70年代初，代表作品《鹿鼎记》，本文将对金庸先生这三个阶段的创作进行梳理分析，探究这些经典作品的创作背景和风格。
一、大陆情怀
金庸第一阶段的创作，尽管是以通俗文学的面目出现，但具有较高的品味，我们从中看不到的当时香港文化那种通行非常庸俗甚至恶俗的市民文化因素，相反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非常地道的中国小说，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阅读期待，其内容形式和思想感情更是契合了大众普遍的审美需求。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他正延续了大陆40年代通俗小说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其此阶段的代表作品是《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以郭靖的成长为主线，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征战伟业，描绘了宋、金、蒙古之间的战争和社会生活，更建构了一个由“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和“江南七怪”，“全真七子”等构成的“江湖乌托邦”。在这个“江湖世界”中活跃着一个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发生着一个个我们喜闻乐见的江湖故事，人物间的情感纠葛恩怨情仇更令我们牵肠挂肚为之叹惋。
在故事架构上，这部小说将个人成长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以描写一个平凡少年成长为一代大侠的传奇经历为主要线索，笔墨纵横书写那个时代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与及复杂的事态人情，勾勒出当时的时代风貌，深得中国传统小说的精髓。这也正是金庸此期武侠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书写乱世中的家国命运，描绘江湖人物的百态人生。如《书剑恩仇录》中的书剑江山主题，《碧血剑》中对明朝末年的各方势力的描写，而到了《射雕英雄传》中则将金，蒙古与南宋各方势力都显现于笔下，使其创作显得十分的大气。而对家国的关注与反思正是大陆文人的共性，从这方面来说，金庸虽在香港创作以休闲娱乐为旨的武侠小说，但其中蕴含的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却是与大陆文人一脉相承的。
在人物设置上，这部小说大量借鉴了我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如郭靖和黄蓉的搭配借鉴了中国传统故事中的傻小子配俏媳妇的模式，而郭靖与杨康的人物设置方式在中国传统故事中更是喜闻乐见：拙朴少年靠努力勤奋和诚实善良步步成长终成大器，过上幸福生活，浮浪子弟经不起荣华富贵的诱惑而渐渐堕落终究落个身败名裂。
而在人物塑造上，《射雕英雄传》中的许多人物都令我们感到既陌生又熟悉，他们的特立独行常常出人意表，思之则又在情理之中，他们是奇人，但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人，是中国千百年来文化积淀的产物。我们读史不难发现诸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影子。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就能碰到诸如“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之类的人物。
在创作思想上，金庸曾说，郭靖是中国儒家墨家思想的产物，是墨家之侠。而东邪则有魏晋风流，洪七公更有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西毒之恶与南帝之仁则更具中国特色。对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显现出金庸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性了解之深。而这也正是金庸小说极具特色之处。即它从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把握入手，以刻画人物而不是以刻意经营故事情节为中心，通过其创作为读者塑造了一大批活生生的中国人。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没有深厚的知识背景，敏锐地洞察力，深沉的生命体验是不可能做到的。
金庸此时的小说创作貌似通俗，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以传统的方式书写大陆，40年代末，他远离大陆，孤悬于香港这片“飞地”，在通俗文化风行，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中，以武侠小说的形式，梳理大陆的历史变迁，总结英雄人物成败得失的原因，以青春飞扬的心态书写大陆，几分快意几分乡愁。
二、歧路徘徊
进入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在此期开始起飞，而金庸的明报事业也在此期开创，作为报人，金庸见证了香港经济的起飞与发展，对香港的社会有着极为透彻的了解，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金庸对创业的艰难和香港社会商战的残酷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有着刻骨的体验，这些认识与体验开始出现在金庸的作品中。
金庸最主要的作品大都是些写于60年代，作品计有《《神雕侠侣》（1959-1961）、《飞狐外传》（1960-1961）、《白马啸西风》（1961）、《鸳鸯刀》（1961）、《倚天屠龙记》（1961）、《连城诀》（1963）、《侠客行》（1963）、《天龙八部》（1963-1967）、《笑傲江湖》（1967），当然还有于1969年年底开始连载的《鹿鼎记》。
相比第一阶段的创作，金庸此期的创作显出了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即武侠世界不再仅仅是个任侠士纵横的快意恩仇的所在，而像我们现实的人生一样是一个充满无奈和纷争的社会，各色人等多派势力的合力以及阴差阳错不可捉摸的命运左右着侠客的江湖人生，成就了英雄的传奇。相对于第一阶段的明丽色调，金庸此期的作品色调日渐凝重，而其最后的两部作品更是超越了武侠小说的范畴，直指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和命运的追问，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以1963年为界金庸此期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金庸为了支撑其《明报》事业，创作速度惊人，仅仅59-61年就有5部作品产生，其中不乏狗尾续貂之作，如《飞狐外传》其艺术水准远在《雪山飞狐》之下，对侠客的描述也并无大的突破。而《白马啸西风》《鸳鸯刀》的水平也远在其平均水平之下。当是经济压力下的写作，但凭借其个人的卓越才华，这些作品仍属武侠小说中的优秀之作。
此阶段金庸值得注意的作品是《倚天屠龙记》，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塑造一个平凡的英雄张无忌，在他身上，我们感受不到太多的豪侠之气，用金庸的话说“他较少英雄气概，个性中固然颇有优点，缺点也很多，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解脱束缚。以这样一个人物作为武侠小说的主人公，反映了金庸对乌托邦式的侠的反思，天马行空、不食人间烟火的侠毕竟极少存在于现实的人间，人生总处在充满复杂矛盾的多重纠葛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遇事不可能如侠客般简单的处理。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反映了金庸对人生复杂性的反思，这样一个有点犹柔的英雄却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亲近感。
事实上，金庸射雕三部曲的基调经历了一个由青春飞扬到忧郁落寞再到从容平淡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在《射雕英雄传》中感到一种青春飞扬的气息，那江南塞北的独特风光，特立独行的江湖奇人，痴男靓女的情感纠葛无不令人感受到一种青春的飞扬，一种激昂向上的情怀。而当时也正是金庸创作的春天，一枝经过了多年创作磨练的笔日渐散发出神奇的光彩，青春的壮怀激烈和多年知识与人生经验的积累在这里融汇，创业的压力此时还在前方静静地埋伏，没有惊扰此时作者那青春飞扬的创作激情。或许此时在创作中起作用的还有传说中金庸对夏梦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复杂情怀。
一部作品的产生其实也是一个奇遇，一部杰作的产生则更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巧合。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为维持报纸的发行金庸开始多部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几部相对平庸的作品，《鸳鸯刀》中的喜剧因素最初或许是一种对读者的迎合，当然随后这种搞笑的因素在其作品中越来越多，并最终在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中成为主导，《白马啸西风》的故事与情感的描写则相对单薄许多。而《飞狐外传》在艺术水准和人物塑造上远不如《雪山飞狐》，当属狗尾续貂之作。
金庸曾多次说起，他喜爱的笔下人物有胡斐，杨过，令狐冲等几个，而作者对《神雕侠侣》的偏爱或许有更多忆苦思甜的因素在里面，因为这部小说的写作伴随了他最艰难的创业岁月，但也正是这部小说使其《明报》在香港站稳了脚跟。相对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沉郁甚至是落寞的，杨过与小龙女最后的神奇重逢是个十分牵强的结尾，金庸更多考虑的还是商业因素。而杨过对世俗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对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执著或许正是金庸当时心境的反映。这种个性也许是当时香港很多创业者的心态，为求幸福，不屈不挠积极进取，视世俗偏见如粪土。相对于传统好男儿郭靖，杨过的性格中有了太多现代人或说香港人的因素，而其最后虽伤痕累累最终功成名就的结局也正包含了一种美好的祝愿和期待。
考察金庸的创作年表会发现，1962年这一年金庸创作几乎陷入停顿，除在《明报》继续连载完《倚天屠龙记》外并无新作产生。然则到了1963年，金庸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高峰，开始同时写作三部作品即《连城诀》、《侠客行》和《天龙八部》。作品风格和基调也有了较大变化。
写于1963年的《连城诀》是一部非常另类的小说，在金庸的作品中显得很不协调，这也是金庸小说中被影视改编次数最少的一部。总体看来这是一部写人性之恶的作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