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木桶效应是说若干块长条形木板按照同样方向被固定成木桶，那么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高度最低的短板的高度，这个事实，尤其在管理上形成一种消灭短板的现象，而这种现象遇上功利至上的人群，它的有益的一面不见得有多少发挥，它的有害的一面，也会被激发，特别是，在一个文化基础尚不太健全、科学思维未能真正建立的环境中，对于事物的认识与评估，往往就会出现偏差，如果再带有一份盲目、豪迈，行为的结果似乎就更可怕。分析一下木桶效应原理，独立的木料被雕刻成相同的模式，被统一的强行地固定在一起，构成一个固定的整体，而用来检验这个“高度和谐”、固定的系统的效果的试金石，恰恰是无孔不入的没有一处可以固定的液体水，一个高度和谐的系统和一个高度松散的系统相遇，只好需要高度和谐、一致、于是也必然草木皆兵。高度一致的时候，神经都集中到神经质般的单一程度了，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人们对木桶效应的应用确实很热衷，似乎被解释为科学思维、先进思维，并在各个领域都有了体现，这些体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的环境，其副作用或许也是不可估量的。
一种思想，如果被实用主义的世俗观念的人群所接受，由于较少地进行更多的追根究底的思考，就会把俗性的一面严重地放大，就可能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盲目的行为，以及所带来的后果。而从管理上说，如果硬性加强系统的各部分机械的联系，机械地控制，规模化、高度和谐化管理，无疑就会大大强化木桶效应。可是，强化了之后，也就是水至清则无鱼了，没有创造性了，因为创造性的基因都在抑制、消灭短 板的过程中流产了。
碰撞永远是创造、创新的动力，无论在物理、化学的世界，生物的世界，思维的世界皆如此，而且这种碰撞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上同时进行，于是新的事物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不断的产生下去，这意味着世界在围观领域的砖块是不存在的。创新，意味着个性化、多样化的存在，并且有一定的独立性，就构成了创造、创新的前提。
社会是多样性的，个体也是多样性，这是社会的活力所在，自然中的物质，按照自身体系的特点和环境的影响，按照耗散结构的原理，进行着自身的行为，按照伊利亚·普里戈金的观点，世界并不是受确定性规律所控制，社会的个体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的多样性，而个体的多样性是由于组成个体的物质体系本身的多样性，不仅组成个体的体系内容是复杂的，而且个体所产生的功能也是复杂的，而且个体的组织方式也是多样的，按照伊利亚·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远离平衡点的非线性系统通过与环境进行适当的能量和物质的交换，能够维持一种有序的结构，这种结构一定具有自身的内涵、特点。但不会是象木板那样塑造成固定的、统一的模式，形成被固定起来的木桶，那样，就会固化为整体而没有内涵。
碰撞，是在宇宙中的各个层面上展开的，碰撞就必然产生结果，有益的、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为了有益（包括对自己、也有对别人、也有对现在、也有对未来的利益的预期），合理避免或减轻碰撞所带来的危害，或者减轻由于碰撞所带来的利益的损失，这里，关于利益一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也是只能在社会文化、文明的层面上来解释，文明的程度越高，解释的就会越科学、越合理、越适合于大多数人群，社会的组织方式越容易达成社会的共识。可是，对利益的认识，依赖于文化的层次，认识的清楚，利益应该不是一个丑恶的概念，因为，每个个体对利益都有需求这是真理，而当文化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利益，社会不能正确接受，于是就不能开发正当的利益，限制不正当的利益，而是，不能正确认识之后的一味制约，比如说，传统上有一句话，“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怎么来认识这句话，小河为了大河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要有舍小家保大家的观念，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河水一定是支系汇聚来的，先有小河才有大河，小河没有水了，大河也不可能有多少水，大河一定是小河的汇聚，水的流动一定是由小河开始，小河有稳定的流水，大河不会缺水。另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不是违反人性，“愚公移山”的故事，所反映的道理是不是也很片面，违反科学、甚至鲁莽？其实，任何具体事例所体现的思想都具有局限性，要做到对“利益”概念的正确的认识，那是认识论的问题，是需要从文化、文明、伦理的高度对人性进行反思、考证。笛卡尔认真思考过了，康德也认真思考过了，但涉及到认识论问题，我们似乎没有太认真过，不然，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的民族，却为什么在许多方面刚刚起步？我们经常在电视里听专家说：在这方面，国外先进国家很成熟，而我们是刚刚起步，而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文化更多关注的是个体在这个整体中的位置，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的合理的利益和权利。而这种关系恰是木桶固定木板的模式。
合理的利益与正当的权力是息息相关的，但“利益”的概念认识的不清楚、不完全，合理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个体间合理的关系就建立不起来，社会的动态和谐就不可能形成，硬性形成的或许就如木桶式的结构方式，而木桶就总会显露短板，这样，就强化了木桶效应，强化了的木桶效应之后，个体的自由度降低。个体的正当的利益和权利就会被剥夺。
人，既是群居的，又必须有自己的空间，既有服从整体的义务，又必须有个人的权利，这是人格，于是，我们不得不又回到，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也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从水流的形成来说，小河是源，大河是汇，大河缓解小河的水的压力，而如果硬要反过来，那便是大河涨水，小河遭殃，大河起不到缓解水压的作用，被淹没成汪洋一片，那又是灾难。我们是一个至始至终都在强调整体关系的环境，从文化、从伦理到政治，反复强调，于是，便反复触动木桶效应的神经，人际的关系网络格点的连接强度不断增强，个体的心灵空间就不断地被压缩，形成系统的偏差，营造了一个外型上的高度和谐，但内在是否和谐？可是，不能保障个体的应有的利益，就一定在个体层面形成一种抑制的危机，这种抑制得不到合理的释放，是危险的。
现在看来，冯友兰认为的认识论在中国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是中肯的，在人性的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文化层面、伦理层面、体制层面上都是有欠缺的，使我们不能摆正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我们所摆出来的是自上而下的、趋向于木桶的结构的结构，于是，就必然强调木桶效应，这是这个逻辑的必然结果，不强调都不行。可从另一个角度说，恰恰是因为如此，使我们个人失去了人格，失去了思考、反思的能力，文化、伦理、体制就成了自上而下的复制，熏陶，大河淹没小河，利人掩没利己，个体不需要思考、只要照做，文化的基因就贫瘠了，自下而上的自觉、更新、进步的活力消失了，于是，文化就出问题了，原因是个体和整体的不和谐所至。
文化出了问题，一定是体现文化的人群的生态秩序出了问题，人类生态秩序应该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深层次是应该尊重非线性科学思想的，类似于有一双市场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手的拨弄，但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强行固定的确定性的秩序。文化的体系也必然是自下而上建立的，思想家们是起到总结、反思、创新、引导的作用，当然检验权利归整体中的个体。作为生物链高端的个体、一方面作为生命的个体，遗传了感知和自我保护的意识（自我保护的意识，不是丑恶，是正当的，就像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一样的正当），另一方面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类、使他的自我保护可以有预期，于是，便对价值和利益具有了评估的能力，于是，对人生、对文化就有了思考、反思、自觉的能力，人的先天基因就有这个成份，愿意探究、愿意学习、追求真善美是人的天性。
文化与生态秩序上出了问题，个体的利益和权利就不能得到合理的保障，生存就会出现问题，然而，对于生命体来说，生存是底线，保护生命、善待生命不仅仅是在生物学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其实是一切层面上都必须强调的意识，时常有人说如今社会道德有多么的沉沦，可是，到底怪谁呢？只好怪生态秩序没有建立好，生态秩序为什么出了问题，出在哪里？
科学的中立性，1978年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的一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激动了多少人、激动了多少年，可是时至今日，却还是有很多的“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慨叹，以前以为，只要我们有一份热情，有科学就可以包打天下，可是热情有冷却的时候，心情有平静的时候，冷却、平静下来的时候才知道，科学就是科学，还不是全部，我们无法用狭义的科学概念去解释更多，这在三十年前是无法理解的，为什么无法理解，只能说我们知道的太少，为什么知道的太少，因为类似于木桶机制抑制了个性的体验。科学是中立的思维，也是一种实用的思维，它只管开发科学成果，成果怎么用涉及到哲学、伦理、道德、文化，所以文化层面上的困惑一般不能完全用狭义的科学来解释，于是，我们看到了，三十年前，大学里开什么课，学生学什么，而且知道一定有用，现在，开什么课还要精挑细选，学生也不买账，总问，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为什么这样，心里焦急，一方面，毕业不知归宿何方，另一方面，心里还在惦记，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坚持，或者，知道应该有目标，但如果为了目标，牺牲了每一个过程，这个目标即使实现还有多大意义，况且，目标还不见得能实现，但无论如何，这种现象一定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单单为了此，我们也需要，弄明白到底怎么办，不然，社会会有更多忧郁的人们。
有人解释汉字的“忙”为心亡，中国的汉字太伟大了，照顾的这么周到，请问，我们现在有不忙的人么？小孩还在娘胎里孕育的时候就在接受教育，出生后很快就忙的不可开交，中国的小孩忙且累，中国的成人也忙、累，对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群体，留守儿童，想父母时候以泪掩面，心亡，就不能思考了，没有思考，就没有思想，也就没有选择、创造的余地和欲望了，象机械一样周而复始的劳顿，用我们的话说，习惯了，充实，可这对我们的后代公平吗？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思想了，难怪现在的孩子不愿意重复父辈的思维，他们会怎么看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这么忙？而且是大家一起忙，而可怕的是自上而下的，追求目标效益、物质利益，而不尊重个体的思维，这便不断地强化木桶效应，淘汰短板，形成一种愈加紧张的局面。忙当然有忙的原因，不过，是不是忙到了点子上，是否有许多人为因素，不可否认，行政化的强大，使木桶效应更加加剧，于是为了政绩有时竟能由理性演化为非理性，许多行为恐怕都是迎合行政化的，而不得不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以及扭曲了工作的方向。使人们身心疲惫，许多时候似乎是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而造成了社会行为的扭曲，社会的个体似乎变得越来越盲目。
社会的文化、观念是需要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践行的，这种文化观念是要以尊重人性为基础的，因为文化、观念创新的真正力量是个体积累的力量，可是，当体制制约的强烈，木桶效应的激发，民众的思考力受制约，缺少了对文化的创新的欲望。因为独立思考、独立思维的习惯逐步淡化了，变得越来越功利了，但凡文化繁荣，个体的独立思考、独立思维就必然活跃，才有可能丰富文化的思想、元素，造就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们、思想家、科学家等。
若干年以前有一句话，叫“形势喜人、形势逼人”，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个体组成“高度和谐”的整体，只不过这个整体结构太单一，而没有多少内容，整体行为就近乎于木桶的行为，使得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前些年一个素质拓展训练的一个实验项目，只不过他是一个没有解的实验：“一组队员，至少三人，一个轻的长杆，队员站成一排，每个人用右手食指撑起横杆，然后同步逐步将食指下移，下移的过程中手指不能离开横杆，可是出乎预料，实验过程中，横杆不降反升，尽管队员都尽全力，也无济于事，甚至可能引起队员间的抱怨那也没有办法，这个例子表明，组织方式不合理，组织中的个体将无能为力，个体的智慧无从发挥，行为的结果会适得其反（其实，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人越多越添乱，可组织者偏偏不同意，由此看来，组织的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过程的理解，决定了社会组织管理方式，我们的传统文化过于看重人生的目标，而忽略人生的过程，甚至为了目标而忽略了过程的设计，这种价值取向，必然对个体缺少过程中的人文关怀，而且几千年的文化似乎都是如此，比如，儒学中的：“静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类似口号式的语言，都是显得比较大，可是，这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到底如何延续？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过程似乎有些苛刻，根本没有考虑到人生过程中个性的感受，也就不关心过程的质量，或者说，对人生过程质量的评估理念上与人性的本来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偏差，在国学的一些名家演讲时，经常出现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讲演者激扬豪迈，而听众也会被调动的热血沸腾，便出现一阵阵掌声，可是，这种情感过后，冷静下来，这几句话，能传达给普通人什么那？又是一个注重目标不注重过程的例子。于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今天，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接受的是平衡的信条。我们如何面对。还要继续坚持木桶式的组织方式、继续发酵木桶效应吗？
教育的反思，教育的基础是文化、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教育的对象是孩子，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文化、体制的所表现出的问题，教育的体系中，学生、教师、管理者三者，传统文化形成的教学理念的滞后与现代的学生的个性化视觉的矛盾，对学生做不到尊重，造成教学效果的折扣；另一方面，教育的强大的行政化，造成对教师的制约形成了类似于木桶的组织方式，致使教师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大大地发酵了木桶的效应。我们现在很多方面都处在这种这个层面上，看来我们注定要经过一个痛楚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