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童祥苓,1935年出生,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工老生行当。祖籍江西南昌,童祥苓和哥、姐均生于天津,他在家中大排行为最小,上面有大哥童侠苓、二哥童寿苓,四姐童芷苓、小姐童葆苓。幼时因童家孩子多, 家境相当贫寒。父亲童汉侠因没有固定职业而经常处在失业状态,童祥苓从小就生长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拮据困境中。
进梨园入戏校
童家进入梨园从事京剧艺术,是从童祥苓的二哥童寿苓和四姐童芷苓开始的。父亲童汉侠虽然不会唱京剧,但他却酷爱戏曲,再加上他性格爽快,与不少戏班的人结交甚广,这就使他的孩子们从小便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
童芷苓生性爱戏,同时也想通过唱戏早日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早早便进了戏班。而童寿苓当初并不情愿学戏,因为学戏是挨打受罚的苦差事。父母不放心童芷苓一个女孩子去单独闯江湖学戏,在父母的说服动员下,童寿苓勉强去学戏了。此后,费了不少周折,童寿苓拜姜妙香先生为师,童芷苓拜荀慧生先生为师,童家从此正式进入梨园界。
童祥苓回忆儿时全家迁到北京以后,感到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能遇上哥哥、姐姐练功学戏。童芷苓学戏五六年之后,在皇城脚下唱出点儿名气,童葆苓也受此影响学了戏。家境在这时有了改善,父母为她聘请了先生,其中教文戏的是李凌枫先生,教昆曲的是韩世昌先生。韩先生每天下午来,有时童祥苓放学早,做完功课后还能赶上韩先生给童葆苓教昆曲,偶尔听得入神,他竟然跟着大声唱起来。童葆苓说他捣乱,让他离开。他很不服气,他认为自己明明是在一本正经地唱,可葆苓姐就说他在捣乱,虽然他很不高兴,也只得悻悻离去。葆苓姐不让他旁听,他索胜自己扮起戏来,把水彩往脸上一通乱画,再将糊好的纸帽子往头上一戴,信口唱起来。父母看到他如此执着,便同意他学戏了。这一年是1943年,8岁的童祥苓高兴得近乎发狂,因为学戏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了。
父母同意童祥苓学戏时,决定他的主攻行当是唱老生。父亲为他请了文武两位启蒙老师,教文戏的是雷喜福先生,教武戏是钱富川先生。童祥苓向二位老师行磕头拜师礼之后,正式学艺。雷先生对他说的一席话令他终身难忘:“小子!记住,学戏要先学德,没有德行的人就是将来再有能耐也成不了大器。好角里有大角小角,做大角台上不能阴、损、坏,台下不能同行是冤家,人不争没出息,但不是去踩人、挤别人,占自己的坑,要靠本事台上见。今后你小子如果不是这样做,可千万别跟别人说是跟我学的戏,我可丢不起那人。”雷先生为人之正直、教戏之严格,对童祥苓的从艺之路影响很大。
雷先生教了半年左右的戏,一次教戏中他诚恳地告诉童祥苓的父亲, 今后由他教念白、做工,如果教唱,能开好蒙的要算其师弟刘盛通最好。根据雷先生的建议,父亲又为童祥苓请来了刘先生。谈到几位恩师,童祥苓不禁感慨地说道:“我从小便能打下较好的艺术底子,是与雷喜福等几位先生的良好德行和精谌的艺术水平分不开的”。
学“余”未学“马”
1951年仲夏时节,青春年少的童祥苓,在闲暇之余来到北京城南宣武门外的旧货市场散心。从一个摊位上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京剧老生唱段,唱腔听来挺拔苍劲、韵味十足。童祥苓循声找到那个小摊, 听完后拿起唱片一看,才知是余叔岩晚年灌唱的《沙桥饯别》。由于特别喜爱,他便把唱片和留声机一起买了回去,每天至少反复听上两个小时,真是越听越有味儿,他完全被余先生的优美唱腔给迷住了。此后一连多日,他就跑到旧货市场去寻找余叔岩的唱片。当他如获至宝地买回余先生的唱片后,就关起房门反复不停地听, 一句一字地跟着唱。天资聪颖的童祥苓, 发现余先生晚年灌制的唱片, 如《摘缨会》、《珠帘寨》等,嗓子已大不如前,但其力度、行腔仍运用得非常好,换了他人绝达不到余先生的水平。他还发现余先生是从心里把唱腔的意境和人物的气派唱出来的,可概括为“三分嗓子七分功”。
就是从这时开始,童祥苓自学起“余派”。在学习已有1年多时,有一天身为姜妙香先生入室弟子的二哥童寿苓,约上大哥童侠苓和小弟童祥苓一起到姜家坐客。姜先生为人真诚和善,师娘风趣幽默,经常有徒弟到先生家里学戏和唱戏。那天由姜先生的长子姜少香操琴,大家各唱一段。轮到童祥苓了,他接连唱了自学的《沙桥饯别》、《摘缨会》的“余派”大段。谁知刚一唱完,忽然从后院走来一位老先生。童祥苓发现此人长得很特别,个子不高,脑袋 挺大,谢顶,戴着一副圆眼镜,嘴上留着八字胡子。老先生开口便问刚才是谁唱的。姜先生指了指童祥苓,老先生走到童祥苓面前说:“小子,行! 你将来准能成个角儿,一定要好好练。”当老先生走出大门之后,姜先生高兴地夸奖说:“你小子连徐先生都给唱出来了,真行啊!”童祥苓方知刚才的老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琴师徐兰沅先生。前辈名家的肯定给初出茅庐的童祥苓增强了为艺术而奋斗的信心。
1951年年底,童祥苓通过声乐、基本功两项考试,又表演了很吃功夫的传统戏《定军山》,以插班生身份考上了中国戏校。当时的主考官是王瑶卿先生,两边就坐的考官有梅兰芳、程砚秋、郝寿臣、萧长华、谭小培、姜妙香、袁世海、李少春、茹富兰等京剧大家。
童祥苓入戏校一年左右时,马连良先生从香港回到大陆。童祥苓首次欣赏“马派”艺术,是在位于西单的长安大戏院看马先生主演的传统剧目《四进士》,时间是1952年前后。后来他又陆续看了其他的“马派”剧目,如《借东风》、《十老安刘》、《甘露寺》等, 每次看完后, 他都凭着记忆对着镜子模仿,越模仿越沉迷于马派艺术的魅力当中,于是他暗下决心,争取到马先生身边学戏。
有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了解儿子心愿的父亲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 通过一位与马家关系密切的周姓朋友的引荐,带着不满20岁的童祥苓来到马先生的家里,拜见了马先生。马先生爽快地答应收童祥苓为弟子。周先生当场就让童祥苓给马先生和师娘跪下磕了三个头。翌日,由童家出面,在西珠市口路北的 丰泽园饭庄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参加的贵宾有荀慧生、郝寿臣、徐兰沅、裘盛戎及梅兰芳夫人、姜妙香夫人和童祥苓的师兄李慕良、马崇仁、黄元庆、谭元寿、马长礼等。
拜师以后,马先生向童祥苓亲授《南阳关》、《问樵闹府》、《盗宗卷》三个传统剧目。但上述剧目都不是正宗的“马派”剧目,为此童祥苓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央求马先生教他几出正宗的“马派”大戏。马先生其实早就明白弟子的心思,便说道:“其他的戏你都可以看,什么地方不明白可以随时问我,但这几出戏却是当年余先生每演我是必到戏园子看的。”马先生的肺腑之言,令童祥苓恍然大悟。原来马先生早就看出童祥苓往“余派”方向发展更符合戏路,所以才教“余”不教“马”,而他也是学“余”未学“马”。
拜师周信芳
1957年,哥姐们先后迁居上海,都希望童祥苓也能从北京迁到上海,注重亲情的童祥苓也盼着与亲人们相聚在一起。时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先生非常爱才,他正计划以童家兄弟姐妹为主要艺术骨干组建上海京剧院二团,童祥苓得以顺利调到上海。
来到上海京剧院工作后,童祥苓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参加了许多传统剧目的演出, 像《柜中缘》、《乌盆计》、《盗御马》、《罢宴》等,使自己的演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时上海京剧院兴起拜师学艺之风,院有关领导找到童祥苓,说周先生很喜欢他,希望他能拜周先生为师。这样,童祥苓与后来在 《智取威虎山》 中饰演参谋长的沈金波,一起拜在周先生的“麒派”门下。
上世纪60年初,上海市文化局组织京剧、昆曲、淮剧三个剧种的优秀青年演员赴京汇报演出。剧院决定由童祥苓向周信芳先生学习新编历史剧《义责王魁》,以此参加汇报演出。这出戏是周先生晚年的拿手好戏之一,演起来难度不小。在排练中,根据剧情需要,童祥苓对唱腔做了一些小的改动,在剧组中引起不小的非议,也让年纪轻轻的他感受到一定压力。一天,周先生等几位院领导来观看排练,并向童祥苓了解排练情况。童祥苓坦言压力很大。周先生见排练场人多,便叫童祥苓随他到三层的办公室。坐下来后,周先生为他沏上了一杯热茶,关切地说:“现在就你我二人,不要有什么顾虑,一定把心里憋着的话都讲出来,我会认真考虑的。”见周先生如此真诚,深为感动的童祥苓说:“大家说我演得一点也不像您。”周先生让他举例说明,童祥苓就把戏中王忠看见相府送来结亲帖子,得知王魁负心时应唱的[导板]腔,改为高八度之事说了。周先生听后,神态轻松地笑着说:“敢情是这么一回事儿,实话说,我要是有好嗓子也早就这么唱了,你没错。”有了周先生的认可,对他改腔的非议很快就消失了。
这件事让童祥苓非常感慨,能有这么好的前辈师长理解自己,支持自己在艺术道路上大胆探索,自己太幸运了。他默默地许下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把诸多老师传授的艺术融为一体,创出自己的风格。后来他在现代戏《智取威虎山》里博采众多名家特长,用具有鲜明特点的表演风格,塑造出杨子荣的形象,便是他愿望的实现。
周总理的关怀
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一次在上海艺术剧场进行彩排,刚刚接见完外宾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市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彩排现场。当彩排结束后,周总理走上台握着童祥苓的手说:“童祥苓同志,你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
随即周总理很幽默地说:“我听你刚才唱的戏不是革命战士杨子荣, 而像是《空城计》里的诸葛亮。童祥苓同志,要敢于大胆地走自己的路嘛……”
周总理的一席话,对童祥苓的震动很大。周总理怎么会把杨子荣与诸葛亮相对比呢?为此他一连数日反复揣摩,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杨子荣是人民军队的战士,诸葛亮是古代的谋士,而传统老戏都是表现古代人物,其行腔及演唱方法皆以古典为主。如果用传统老戏的演唱方法来饰演杨子荣,等于给解放军战士穿上古代武士的甲胄,显然和现代人物格格不入。
周总理非常在行的一席话,使童祥苓找到创作英雄人物的真谛。以往都是编剧怎么写,唱腔怎么设计,自己就怎么演。这以后,他要求自己做一位负责任的再创作者,将自己的见解与要求融合进去,力争把戏中的人物演好、演活。原来第五场《打虎上山》的唱词是“皑皑白雪雾迷漫”,这本是抒情的唱词,作曲也从抒情方面着手,到了童祥苓这里,他觉得这与迎风冒雪勇往直前的杨子荣对不上号,便提出了修改建议。后来这句唱词改为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写出了人物的英雄气概,作曲谱出了[二黄]高八度[导板],童祥苓在演唱“霄汉”两个字的八度高腔时又翻了八度,使杨子荣先声夺人的磅礴气势淋漓尽致地在舞台上展现出来。
1966年8月,《智取威虎山》剧组来北京演出,一行60多人住在虎坊桥附近的北纬旅馆。第二天上午,北京戏校红卫兵在旅馆门口贴出几张大字报,说剧组里的人都是旧社会的少爷、小姐,勒令所有人员一日三餐全吃窝头和咸菜。剧组的带队领导为避免惹出是非,以保证演出能够顺利进行,让所有演职员无条件地按照他们所勒令的办。剧组人员吃饭时,每顿都有红卫兵在桌子旁边监督。好在主演童祥苓从小就在北京长大,所以他一顿饭能吃上两个半窝头,大概红卫兵觉得其真能吃窝头,便好奇地说他够能吃的。童祥苓对他们半开玩笑地说:“我在上海吃不到这样好的东西,得多吃点。”
窝头咸菜吃了三四天后,十几个红卫兵忽然不见了,饭菜也大有改善。剧组领导悄悄地告诉童祥苓,是周总理从秘书那里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派人立即把为首的红卫兵头头叫来,态度严肃地讲道:“《智取威虎山》剧组从上海来到北京,就是我们的客人,他们给首都人民带来丰富的文化生活,童祥苓同志演杨子荣很累, 每天让他吃咸菜窝头怎么行……”
童祥苓听后心情无比激动,向领导表示一定要演好杨子荣,以回报周总理的关怀。
1967年7月,《智取威虎山》剧组再次来北京演出,演出地点在京西宾馆礼堂。大家此前听说毛主席要来看戏,心情都很激动和紧张,每个演员都自觉检查了好几遍服装,生怕出什么纰漏、给剧组抹黑。当大幕最终落下后谁也没动,童祥苓和大家一样,在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大幕再度拉开时,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台来,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毛主席举手示意,与全体演员一起合影。一位新华社记者把这一历史时刻拍了下来,并把照片送给了童祥苓。
笔者近几年先后观看过童祥苓先生的演出, 深深地被童先生印多年来练就的炉火纯青的精谌艺术所折服,更对他年过七旬宝刀不老而钦佩不已。衷心祝愿这位在中国现代京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老艺术家,身体健康,为菊坛再洒甘霖。
（原载《中国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