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谭其骧可真是幸运啊！”看着有关这位中国历史地理之父的纪录片时，我们不禁如是感叹。他的求学之路上，处处可以听到光辉熠熠的名字，从暨南大学的老师：文学家夏丏尊和社会学家潘光旦，再到考入燕京大学后遇到终其一生对他影响巨大的老师顾颉刚，每一个名字都会令我们嗟讶感慨不已。但是我想，也许这对于谭其骧来说并不是运气，而是历史的必然：在那个时代，只要是稍好一些的大学，基本上都会有赫赫有名的名家坐镇。
那是一个名家辈出，百家争鸣的时代，开风气之先者不计其数，钻研前人之所未见而成就卓著的更是数不胜数，历史上能与其媲美的恐怕也只有诸子百家的时代了。然而更为难得的却是当时校园中学术氛围和争鸣氛围的浓厚。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便是最为显著的例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是这样提出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着，他网罗着那个时代的精英和学术领袖，无论是西学还是东学，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只要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只要能自成一家之言，就都是北大的座上宾。那时候的北大，群英荟萃，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鲁迅，甚至在当时饱受争议的辜鸿铭、刘师培等等，无不云集北大。于是便出现了穿西装的与留辫子的同坐一个办公室，两间课堂的教授上课上到一半互相争辩起来的盛景。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一时四溢开来，而正是在这一场场的争论与探讨中，莘莘学子们接触到了迥然各异的学说和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激出了自己的思想火花。
谭其骧在燕京大学听顾颉刚授课时，曾经就《尧典》成书的年代向老师提出了质疑。顾颉刚并未大怒，反而让谭其骧将他的观点写出来，后来甚至与谭其骧开始探讨的学术通信，并将这些信件作为讲义印发给全班同学。谭其骧后来回忆道：“一个誉满宇内的名教授，绝不以权威自居，将我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当作平等的讨论对手对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他不仅承认自己有一部分看法是错误的，而且还把来往信件公诸于众，这又是何等宽宏博大的胸襟！”我想，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相同，顾颉刚想要学生们了解的也正是学术的多样性，和对于不同意见的吸纳、承认及融 会贯通。
但这样不同声音的交汇在当今的社会中却是再极难寻见了。“我怕枪打出头鸟。”这是近年来因为独特的历史授课方式和观点而走红的历史教师袁腾飞的感慨。袁腾飞为了激发同学们学习历史的兴趣，授课时往往有“出格”之语，也正是这些语言，让他遭到了校方的“警戒谈话”。这样的结局，我想倘若放在蔡元培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吧。袁腾飞所做的，尚且不是颠覆传统历史观点，而多数只是普及了另一种历史叙述的可能性，倘若连这校方都无法接受，那么面对学术领域中不可避免的争论与分歧，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观念，校方又该如何应对呢？如今的学生们，似乎永远只懂得背诵标准答案。这些答案包罗万象，写作目的、中心观点、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的注释，即使有些在专家学者之间尚存争议，学生们也只能牢记书本上的白字黑字，否则，难免考试中便会落下几分。统一的观点，统一的答案，这是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是对于老师的要求。
难道果真我们的教学只能是一元化的么？倘若是这样，我们又如何能期待，我们的校园里会出现群星闪耀的盛况，会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然而毕竟，诚如《南方周末》中所说，小环境的群星闪耀是需要大气候成就的。而这大气候，在我看来除了如今已经逐渐被社会关注的素质教育体系和高考改革之外，便是学术独立。在蔡元培的理念中，大学校园应当是一个独立于政治与社会的存在，是一个只属于学术的殿堂。然而在中国，自古学术独立的传统似乎便并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让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学习便脱不开政治的干扰。正如刘梦溪在《传统的误读》一书中写道：“学术不得不沦为政治的附庸。”清朝之时，为了方便管理士人的思想，大兴八股取士，这种遏制自由思维、自由学术的取士之道，扼杀了多少才华横溢或是壮志在胸的青年志士！“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病梅馆记》中龚自珍借梅花而抒发的痛斥，言犹在耳，难道如今，我们还要再一次重蹈覆辙，因着体制的不健全和外界的强加，而让学生的脑海中再没有思想的交锋，让一代代的学子之间再没有迥然不同的理念和观点，而全部成为流水线上统一制出的产品么？
在蔡元培自由学风的主导下的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这是蔡元培所没有料到的，也并非他的本意，但者却也正印证了蔡元培思想的成功。因为正是这些精英们的碰面和思想的交融，成了历史的催化剂。在这不断的碰撞、融合与传承之中，历史自会发酵，自会沉淀，自会开启发展的滚滚车轮，迈向前方。这，正是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的意义所在。
可喜的是，我们，已看得到进步的曙光。一位语文老师郭初阳做了一个参赛课件，评课文《珍珠鸟》，讲的是作者冯骥才家中养的一对鸟儿。“一个有了吊兰和些微阳光的笼子，就不再是笼子了么？”郭初阳在课件中写道。这与几乎所有课堂上所教的“谱写了一曲人与动物之间的爱的颂歌，含蓄地表达了尊重对方的生存空间、思想空间”的中心观点几乎完全相悖。而正是这篇课件，出乎意料地被发表在了教育界官方杂志《人民教育》上。郭初阳说他有一些惊讶。我想，当有一天，我们能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而不再惊异，当这样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蔡元培的理想，也许便能实现了，我们也许便能真正迎来永盛不衰的学术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