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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维高共事的感受
（说明：本文转摘自李炳良同志的《路》，文中用平实的语言，客观叙述与程维高共事的感受，对程的能力业绩不贬低，对他的作风、错误不掩盖，读后对炳良同志的高风亮节为人处事又多了些了解。转于此，与博友共享。）
在省委工作、后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共十二年半时间，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与程维高合作共事。
1990年6月，中央决定河北省长岳岐峰调任辽宁省长，河南省长程维高调任河北省长。在人们对河北历史问题的争论日渐淡化的情况下，有的觉着自己的看法完全正确者，认为这又是一次寻求同情和支持的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向新任省长散布自己的观点，递送谁个有派性、谁个对历史问题看法有偏颇等信息。个别投机钻营者也趁机阿谀奉承，拨弄事非。对此，新任省长本来可以非常超脱地对待，不轻信，不介入，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集中力量抓经济。但他却不然，对一些不客观的信息爱听、轻信，并依此搞“以人划线”。
作为省委领导成员，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慢慢察觉到书记、省长之间开始有一些不协调，主要是在干部问题上有了分歧。一次，书记碰头会讨论一位市委副书记（正厅）作市人大主任人选，省长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有人电话报告该同志公开大骂省长。邢崇智同志为避免过于僵持，把该市人大主任人选调整为市委书记兼任。还有一次，常委讨论一个市级班子调整方案和一位县委书记人选，也由于省长执意坚持，省委组织部提交的方案未被通过。对书记、省长之间的矛盾，自己除了力所能及地做些促进团结的工作外，别无良策。不少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担心河北再出现一次折腾。
1992年12月下旬，中组部考察组来河北，就崇智同志卸任后省委书记人选进行推荐考察，程维高志在必得。中组部领导约我谈话时，我无保留地讲了个人意见：程维高熟悉经济工作，改革开放意识较强，可以继续担任省长，不适宜作省委书记。因为调河北两年多来，他思想方法上片面性很大，对河北文革前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爱听一种声音，并开始代表一种声音，这反映了其政治经验不足；霸气太盛，作风不民主，摆不正政府与党委、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心胸狭窄，容不得不同意见。他若担任书记，必然是“家长制”、“一言堂”，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将难以实行，特别是他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对河北的稳定、发展十分不利。我推荐了另一位学识、经历、能力都不比程维高差的同志作为省委书记人选。
对中组部考察过程中每个常委的推荐态度，程维高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担任省委书记后，我必然被列入不信任行列。对此，我无怨无悔，个人服从组织，工作绝不消极。
程维高对权力看得很重，领导方法属集权型，不属于放权型。
特别看重人事权。1993年6月，省委副书记吕传赞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分管的组织工作改由书记直管，这在河北历史上开创了省委书记直接分管干部工作的先例。书记直管后，人事方案由书记提出，常委会上一般就不会再提不同意见，慢慢就使常委会形同虚设。跑官要官者也看得非常清楚——找别人不管用，只有找书记才行，千方百计找书记和书记身边人员联络感情的不正之风日盛。
再就是抓财权。省委审议财政预算、讨论重大建设项目资金安排属正常工作范围，无可非议。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有权处理宣传工作事务，却无权决定宣传事业经费的使用。较大数额的宣传事业经费使用计划要报经书记审定。
对政府工作包揽过多。存在党政不分之嫌的党政联席会多了起来，本来应由省政府议定的事情，也要由书记拍板敲定。叶连松省长非常顾全大局，对书记很尊重，很支持，一段时间内书记、省长关系比较协调，曾被中央领导笑称为“哥俩好”。
对纪检工作严加控制，唯恐案件查处掌握在“不放心”的人手里。1993年11月，省检察院报经刘善祥同志同意，对挂靠在省经贸委的一个公司挪用技改专项资金立案调查，并对公司K老总采取强制措施。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即从北京打来电话，以K老总是国家安全部内部使用人员为由，要求立即放人。这是维高秘书李真到京活动的结果。后来维高又责成我主持、另有两位常委参加，同省纪委、省和石家庄市检察院的负责同志一起，统一对这个案件性质的认识。省、市检察院首先表示撤案，会议《纪要》以K老总和其妻、弟注册有三个公司，在一家人的公司之间调剂使用资金，可不按挪用公款论处，同意撤案。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大力整顿金融秩序，社会反映：张家口烟厂一笔5000万元贷款去向不明，人民银行到厂追查时，厂负责人说：“这笔款厂里没用，要知去向，请去问省委书记，，”本着对书记负责，刘善祥同志约我一同到维高办公室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善意地说明：我们不认为书记在乱拉资金上会有牵连，是提请书记对社会反映引起重视。维高满脸不高兴。过了几天把刘善祥和我找去说：“我调查过了，根本没这回事，是从沧州传出来的谣言。”后来调查李真案件时证明：此笔贷款确系维高签字，由张家口烟厂承贷，后转至K老总帐户，又由张家口烟厂以引进设备为名，打报告从省财政厅低价套汇500万美元，高价出手后赚得2000多万元人民币，维高前任秘书伍庆吾和后任秘书李真各分得1000多万元。这件事由K老总一手操办，是作为对李真把其从检察院“捞”出来的酬谢。
1994年5月，省委起草一个文件中涉及纪检工作的有三条：按月向书记提供信访举报综合简报；凡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的案件，都要报告省委；初查案件事先向省委报告。刘善祥同志表示：省纪委应该执行省委的规定，但省委规定应符合中央规定，上述三条，同意一条，即按月向书记报送信访举报综合简报；不同意两条：查处案件应按干部管理权限，省委不应管到副处级：按中纪委条例规定，初查是纪委的责任，要结果的信访件，经初查无问题，即上报了结，初查有问题，再按干部管理权限呈报立案。为此事刘善祥与维高发生了激烈争论，两人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
1994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维高突然提出：“鉴于善祥同志身体状况，中组部提出免除其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职务。”善祥同志1993年底曾做过左肾切除手术，已经康复，并可正常上班工作，以健康原因提出免职，善祥本人感到突然，不好接受；部分常委也感到意外，认为离省委换届仅剩下一年时间，从有利工作、有利于善祥同志身心健康出发，让其工作到换届再作调整为好。当天下午，常委会上未形成统一意见。第二天上午继续讨论，维高坚持免职。善祥同志作了“政治是残酷的”长篇发言，表示个人工作听凭组织安排。一些常委提出：若在换届前免职，应再给善祥同志安排适当工作。会议结果是向中央呈报免职。这表面看似“顺者昌，逆者亡”，掩盖着的实质是自身不正而对严肃执纪者的忌恨和惧怕！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招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和监督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监督。领导职务越高，接受监督的意识应越强。如果只抓权力，不要监督，令不行，禁不止，是注定要出问题的。
1995年9月下旬，中央派出考察组对省委进行届末、对省政府进行届中考察。在省委常委、副省长民主生活会上，维高首先作自我批评，然后对省委、省政府领导成员逐人作出评价意见，对我提出的主要意见是“旗帜不鲜明”。我发言时，对中央考察组提出的意见表示全部接受，并围绕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忙于日常事务，谋划大事显得不足，有时过于谨慎，对正确意见坚持不够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对维高提出的意见，讲明了我的基本态度：对省委领导集体我旗帜鲜明地维护、支持；对河北历史问题有不同看法的老同志我都尊重，他们都是对革命有贡献的老领导；我最讨厌对干部分色彩，搞“以人划线”，省上闹矛盾时我还在基层工作，说我是哪一派的我都不够资格；作为后来者，应带头顾全大局，讲团结，淡化已经过去的问题，把历史那一页翻过去，而不应掺和其中。
程维高任省委书记期间，发挥了其熟悉经济工作的长处．使河北提前实现了第二个翻番，经济总量跃到全国第六位。对其所做的有益工作应予以肯定。但由于其思想作风上固有的毛病，也办了不少错事、坏事，特别是当他认为权力基础稳固后，就把河北看作独立王国，欺上瞒下，一意孤行，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给河北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民主集中制原则荡然无存。太史公司马迁曾用下面的话记述殷纣王的傲慢：“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位书记虽然不是一国之君．言行举止却与之相差无几。他过于自负，目中无人，最喜欢有人给他吹喇叭，抬轿子，最乐见人们唯唯诺诺、言听计从，让他充分感受“大权独揽”的美妙滋味。他提交常委会讨论的方案，一般只要大家表示同意，很少吸收大家的意见进行完善。讨论干部问题，一般安排在常委会议题之末，组织部门宣读考察报告后所剩时间无几，只能草草表决，他不要、常委会也不可能展开讨论。以1997年市级换届为例，涉及全省十一个市四套班子一把手、共计44名干部任免意见，要在一个多小时内讨论决定，一次表决；而后，四大班子约200名干部任免，又要在一、两个小时内决定，一次表决。严肃的常委会实际变成了“表决机器”，遇到有失偏颇的人事安排，难以通过充分讨论，及时纠正。这次换届中，两位平时反映很好的市委书记无端被调整职务，使很多干部感到茫然。以致有很长一段时间，“想通想不通，想想梁志忠”、“讲理不讲理，想想张成起”在河北大地广为流传。
党的风气被搞坏了。从他担任书记开始，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之风很快扩散开来。经中纪委查实，因为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被判刑者有之，被双开者有之。这一时期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泛滥，一批腐败分子陆续被查处，其中被视为书记亲信者有数人。
他视前任省委书记邢崇智如仇敌，不允许其参加省内任何活动。每年省人大、省政协大会开幕式，都邀请离退休老同志出席，唯独不准邀请邢崇智。其实，老同志出席只会树立一个“齐聚一堂，共议大事”的团结形象，而不会给他带来任何损失。崇智同志卸任后度过了几年郁闷的生活，大部分时间不在省内，病逝后我去家中吊唁，其夫人郭大姐道破了其中原委：“崇智同志在世时常说，哪好也不如自己家里好，但住在家里就会有人看望。谁来看望人家都到门卫查记录，为少给同志们添麻烦他才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中！”维高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以我为中心”，首先必须表忠心拥护我，然后我拥护谁你必须拥护，我反对谁你必须反对。只要口头或文字多奉承几句，再向其表述如何受前省委主要领导迫害，便可绝对受到信任和重用，否则，只支持其工作，则被视为不“入围”，不入围即被视为“异已”。
民主选举被践踏。加强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无可非议，但不能影响代表行使民主选举权。1997年换届选举时，维高为追求高票当选，主张由过去按各选区设票箱，改为按代表团设票箱，哪位侯选人在哪个代表团丢票多了，一查便知。于是，从省到市、县，普遍实行了按代表团设票箱，有的县最少的代表团只有4个人，团长、代表投票时都感到紧张。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代表行使选举权不应受到监视。维高作为省人大代表侯选人，在石家庄市选举时丢了几十张票，这本来很正常，但他很恼火，经查选票多丢在长安区，没过多久，该区书记、区长均被免职调离。
他在石家庄市大力整顿建筑市场是假，而欺骗舆论让南京二建违规多揽工程是真。这一点人们都看得很清楚。南京二建在石注册2000人，每年承揽工程几十万平方米，大大超过人均承揽不得超过70平方米的规定。原省建委主任、承包办负责人因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便以办事不力等莫须有的理由将其免职；而为南京二建承揽工程卖力的市建委主任，则被提名为石家庄市副市长人选，市人代会落选后，维高又提名其任省建委副主任兼市建委主任（后因受贿罪被判刑）。人们对南京二建独霸石家庄建筑市场意见很大，市建委高工郭光允更是仗义执言，多次书面向上级反映，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以“诬陷罪”被劳教。南于程维高善于欺上瞒下、作假“水平高”，其所谓建立“有形建筑市场”的提法和从形式上大力整顿建筑市场的做法又很应时，所以，中央有关部门还在石家庄召开现场会，
推广其“经验”。纵容家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办坏事。担任省长时，其兄长即跟来河北“做生意”。南京二建超限额承担工程项目，走的是夫人路线；有的人升迁也走的夫人路线。难怪人们说维高夫人“既管项目，又管干部。”其女儿在北京注册一广告公司，主要在河北承揽业务，其夫人常常陪同出面，到哪家企业也不得不情愿地送钱。其女儿后因偷漏税被法律追究。其子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孩子，下海经商三五年即经营30多家企业，聚敛了几千万、有媒体说过亿元的资产，完全是靠老子的权力，违规违法，巧取豪夺，案发后出逃国外，被国际刑警追缉。程维高原任秘书伍庆吾原本是一位好干部，后来看到自己曾崇敬的人已变得不像样子，故信念丧失，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缓。后任秘书李真曾红极一时，“在位时叫谁上谁就能上，下狱后叫谁下谁就得下”，因贪污、受贿罪被处以极刑。
作为省委书记，可以避开同级纪委的监督，但难以逃脱群众的监督。一些知情者的举报信陆续寄往中央。他得知后不以为然，用其惯用的手法——对下高压、对上欺瞒，意欲一手遮天。他擅自动用公安、纪检机关，大量收集怀疑是举报者的笔迹，以图报复。除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因举报石家庄市建筑市场不正之风被以“诬告罪”强行劳教外，还有两人也因所谓散布对其不利的言论被追查，其中一位被判刑、一位被劳教。以此显示：“凡告我者都无好下场”；对上则说河北有派性、好告状，骗取中央的同情和支持。他讲闹派性的人，李炳良往往被列入其中。其实，他太“抬举”我了，一直到他倒台，我没有向中央写过一封举报信。因为，我觉得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向上级反映问题应该属名，当时只听到反映，不知实情，只看到现象，不了解细节，无法实名向中央举报。但我相信群众、相信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不会让邪恶势力长期横行河北！
我不是佛教徒，可我相信善恶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他的问题终有一天会爆发！
1998年初省人大换届，决定了我还要与程维高继续共事五年。
换届大会前，程维高曾让我先就新一届主任分工问题考虑意见。我在主任会上讲了之后，他表示原则同意，唯由我侧重抓的办公厅中的干部处要拿出来，由另一位副主任分管。我说：老干部处也属于干部工作范畴，是否一并由这位副主任分管？维高说：不用了，老干部处仍按原意见不变。我表示同意。当时，我想到两点：继续淡化信任不信任的问题，顾全大局；争做工作，不为个人争权。权力就是责任，我从来没有想过弄权谋私，没有想过借掌管人事安插亲信，虽不让分管干部工作，有关人事安排仍可以在党组会上表达意见。人大离退休老同志较多，我乐于为老干部服务。所以，对他提出的调整分工意见，没有提出异议。我还是要感谢他给了我做工作的机会，让我负责机关常务，可以有做不完的工作，有做不完的工作就是最大的快乐！
“三讲”教育开始，程维高又采用其惯用的伎俩，向中央巡视组散布“河北有派性。”
“巡视组到石家庄不久，程维高心虚，为了转移目标，在6月2日就给巡视组写信‘敲警钟’，把他认为了解情况又敢于向他提意见的吕传赞、李炳良、刘善祥等说成是搞串联、闹派性，很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要巡视组‘注意’。对此，中央巡视组没有表态，只是摸底和观察”（见《中华儿女》第224期29页“热血赤胆阴法唐”一文）。
在省委党校集中学习阶段，中央巡视组分别与四大班子成员进行个别谈话，听取意见。按巡视组安排，我向副组长杨进福同志讲了河北党性党风建设应该重视的一些问题。除这次谈话外，我再没有找工作组面谈或书面反映过什么问题，程维高说我可能闹派性、搞串联是又一次对我的“抬举”。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召开省级四大班子成员“三讲”学习总结交流会时，一位同志发言时突然离开学习内容，表扬卸任不久的省委书记程维高，说：“我最了解我们的省委书记，我们的书记是廉洁的书记，说书记有这样那样不廉洁问题纯属造谣”。很明显，这是让中央巡视组听的，大家都感到诧异！这位同志若过去为书记唱赞歌尚情有可原，因为他爱听；现在是搞“三讲”教育，再这样讲离题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后来我想，这也可能不是出自发言者本意，而是书记授意：他前面写信要巡视组“注意”河北有人搞串联、闹派性，现在再让人出来为其歌功颂德，企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将来给他提意见者，就是闹派性，就是“不稳定因素”。这也太一厢情愿了，这点伎俩不难被人识破！
关于程维高在“三讲”教育中的表现，阴法唐同志有这样一段话：“虽然程维高常给我们中央‘三讲’巡视组出难题，我们不得不挤出一定时间耗费一定精力进行研究，找程维高谈话有六七次，不但未被他拖住，反而搞得更加细致扎实，针对性更强，效果更好”。“群众反映给中央巡视组的问题，很快牵扯到程维高的两任秘书及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见《中华儿女》第224期29页、30页“热血赤胆阴法唐”一文）
同程维高共事是一种磨炼，会经常遇到如何做人、做事、做官的考验。维高曾给过我转变印象的机会：有两次和他单独在一起，他问我对河北历史问题怎么看？若说一通他喜欢听的，再把他反对的人贬低一番，很快就会得到信用。但党性、良心告诉我不能那样做！我恪守的原则是：正正派派作人，从不阿谀奉承，未说过一句违心之话；扎扎实实做事，不管分管什么工作，都是党和人民的重托，从不懈怠，也从不投其所好，去做违心之事；对于做官，我从来看得很轻。1997年底，我已到转岗年龄，面临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换届选举，不少同志说，你应该作何安排，你可能到什么岗位，我都一笑谢之。我自己非常清楚：因我年龄偏大，程维高未能报请中央向外省交流我，又找不到什么理由整我，让我平职转岗就不错了，根本不会有什么升迁安排。我的心情很平静，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总会有一天“来自老百姓，再回到老百姓”，而当你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又成为一位老百姓的时候，人们还认你，不讨厌你，这就是莫大的安慰了！
古人云：“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
人生征程中，可能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可能要与不同性格、不同喜好的直接领导共事。越是情况复杂，越要有主见。只要认为自己做得对，就要矢志不移，坚持下去，千万不能趋炎附势，做“墙头草，随风倒。”宁可忍受一时的误解与寂寞，也不要贪图眼前之利，丧失人格，遭受永世之凄凉。
省第十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后，程维高于次日晨悄悄离石返回家乡常州，除一两个人外，几乎无人知其行程。当中纪委正式立案、工作组找其谈话时，才发现他已不在石家庄。无奈，工作组只得跟到常州找其谈话，核对问题。工作组很辛苦，凋查取证工作春节也没有停止。
2003年8月9日，一条新华社消息传遍全国，轰动河北：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部级待遇。经查，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期问，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接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前后两任秘书吴庆吾、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判处死缓和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对程维高的查处，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但也有人觉着处理不到位，按党内惯例，开除党籍一般行政要降三级，而他只降一级；已公布的几个问题，说是违纪，有的已构成违法。虽然对他网开一面，不进行法律追究，但他已是臭名远扬，身败名裂，下场可悲！
我并无幸灾乐祸之意，倒是为他晚节不保而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