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论河洛文化的基本特征*
内容提要：与其他地域性文化比较而言，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河洛文化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和核心地位；在为进入世界文明古国创造条件的历史行程中，河洛文化又以自身的优势形成和创造了为中华民族文化所独有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它的先进性、开创性、兼容性和传承性。
关键词：河洛文化 核心地位 基本特征
河洛文化，就它的属性来讲，它是和秦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巴蜀文化等，同属地域性文化。这是它们的相同点。但是，河洛文化是在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和核心地位。已被历史所证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母体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根。“根在河洛”这一命题，揭示了河洛文化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它所处的历史地位。这是它和其他地域性文化的相异点。
概括河洛文化所走过的漫长里程。从近代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以石器为主要内容的旧石器时代，河洛地带的原始文化，就呈现出一种勃发的势头。到了新石器时代，即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此一时代也就是传说中所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其三皇五帝的传说亦都集中在中原河洛地带。这一时代的河洛文化产生了质的飞跃，业已踏上了文明的门槛，全方位地在全国率先进入到了文明的时代。
如果把三皇五帝时代作为河洛文化的滥觞期的话；那么，到了夏、商、周三代即可成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期和丕兴期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唐人指的是唐尧、虞舜，殷人和周人则指的是殷商王朝和西周王朝。这里所说的三河，就是指河洛地带。从近代考古发现来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确证了二里头文化乃河洛地带夏部族所创造的夏文化，是河洛物质文化遗存在夏代的集中体现；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安阳殷墟的发现、发掘及其累累如山的甲骨文的出现，确证了殷商王朝从早期到晚期，皆把都城建在河洛地带的中心区域内。夏和商两个朝代在河洛大地上建起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国家。继夏商之后的是周。周公营建洛邑和制礼作乐，对整个周文化，乃至对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文化和制度，无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的先秦诸子，如老子、庄子、墨子、商鞅、韩非、苏秦等等的河洛志士仁人们，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而开创了中华学术史上的辉煌时代。进入汉唐鼎盛时代之后，河洛地带又成了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新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发祥地。河洛文化真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北宋以降，到了元明清时代，则成为河洛文化由鼎盛走向衰弱的一个时代。
综 观河洛文化由盛到衰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由盛到衰的历史。因此，我们说河洛文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和中国文明的历史。它是中国八千年文字史的一个缩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中华五千年民族史的活水源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深入研究河洛文化，探讨河洛文化的源与流，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寻找中华民族的根，这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彰显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凝聚世界华人的向心力，促进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无不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谓河洛文化的基本特征，此是与其他地域性文化比较而言的。本文旨在就河洛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谈几点管见。
（一）河洛文化的先进性
中华进入文明时代，有据可考的目前仅以二里头文化为其标志。但就河洛地带来讲，绝不仅限于此。从当今衡量具备“文明”的标准和条件来看，一个是文字的出现，一个是城市的出现，还有一个就是礼仪的产生和形成（或青铜礼器，或有为礼仪的建筑等）。如文字的出现，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文字，其与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又与尔后的金文和现在的汉字，亦毫无二致①。由此说明，贾湖刻符文字乃汉字之始则是毋庸置疑的了。到了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代，西安半坡遗址所发现的简单符号共113个标本，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刻划符号有102件标本。两处所见的单字，已有基本固定的音、形、义，被更多学者认为此已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了。
河南龙山文化，其时为距今4000——4800年之间。此时，在河洛地带有三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发现：一是在登封王城岗发现的城堡，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王城岗的城址，位于五渡河的西岸，由东、西相连的两座小城组成②。二是在登封王城岗、洛阳王湾③和临汝煤山遗址④的灰坑中，发现有青铜容器残片和冶铜现象。表明这一时期的河洛文化已经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了。青铜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这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迈进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鬶残片，这又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礼器。三是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字。在襄汾陶寺遗址扁壶残器上的朱书“文”字及其铭文“O”⑤，此可释为“日，一六一”。其“O”为“”为“日”，象征太阳，当为一个象形字；“ù”为“六”的古写。在王城岗遗址中发现的“”字，其与殷墟中的甲骨文“”字和西周金文中的“”字相类，当为一个会意字，可释读为“共”字。以上两例，为河南龙山文化后期出现的文字。
总起来讲，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率先出现了贾湖刻符文字；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又率先出现了刻符标本数百件；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河南龙山文化中，又率先出现了既有文字，又有城市，还有青铜礼器。由此而把中国社会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带着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在中华的大地上率先进入到了一个文明的时代。
到了夏、商、周三代，河洛地带的先民们业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此时此刻的中原河洛地带，被艳称为天下之中，华夏之族，中国之源，即如司马迁所概称的“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由此一地带所形成的河洛文化，亦被誉之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母体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和汉文化中的核心文化。迄至汉魏、隋唐时代，河洛地带仍多居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先进性自不待言。然而这种先进性，始终是相对而言的。其实，河洛文化与其他地域性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是双向的。这种相互影响，在上古和远古时代，河洛文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影响较大；然而自春秋战国之后，就有所不同了。譬如，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等，它们这种地域性文化，大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然而当它们一经凸现和起兴，就有一种强大的辐射性和影响力。如齐鲁文化中的儒家学说，荆楚文化在文学中的骚体楚风等，对中原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影响所及达数千年之久而至今不衰。
（二）河洛文化的开创性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和核心文化的河洛文化，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学科领域和学术流派中，具有哪些开创性作用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河洛地带的先民们，开创了举世无双的夏、商、周三代文化。
从地面的文献资料到地下的文物发现均可说明，夏、商、周三代之都，皆集中建在中原河洛地带的中心区域内。从时间上来讲，夏代500年，商代600年，两周800年，三代几近2000年；从社会性质上来说，它经历了由夏代奴隶社会，经商到周而进到了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从作为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标志来看，它又经历了由新石器到青铜器、铁器时代的大的飞跃。总之，三代文化影响中国社会四千年。它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以及它的时间跨度之长，社会变化之大，均在世界文明史上为之绝无仅有。
2、河洛地带的先民们，开创了中国古代的都城文化。
中国现有被公认的古代都城有八个，号称八大古都。就其八大古都而言，地处中原河洛地带的，即便是把西安不计，单就河南省内的就有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四地。仅以洛阳为例。洛阳号称九朝或曰十三朝古都，在中国历史上，为建都最早、历经朝代最多、所经年代最长。洛阳有五大都城遗址：二里头夏都（斟鄩）遗址、尸乡沟商都（西亳）遗址、周王城遗址、周成周城暨汉魏故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遗址和隋唐东都城遗址等。此就沿洛河自东向西一线，在不到40公里以内，保存了五座、十三朝、前后长达三、四千年的古代都城遗址，这在世界历史上同样是绝无仅有的。
还有一个关于都城建制问题。以洛阳王城为例。公元前770年，幽王被杀，平王（幽王之子）即位，平王避戎弃镐，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作为东周都城的王城，历十三王、三百余年。1954年，考古工作者对东周扩建后的王城遗址进行了勘察①，通过全面钻探和典型发掘得知：王城北依邙山，南傍洛河。筑城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叶，西汉后期开始废弃。
王城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高级名城，也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流城市。它的建筑规模，据《元康地道记》载：“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城呈长方形状。内部建筑布局，据《郡国志》和《考工记图》载，城郭四面各有三门，共十二门。城门都有三条道，道宽十二步，规定男子走左边，女子走右边，车辆走中间。城内有经纬道各九条。王宫筑在中央大道上。宫南有五门，即路门、应门、雉门、库门和皋门。宫内有六寝，前为路寝，下余五个总称燕寝。东北一寝春天住，东南一寝夏天住，西北二寝秋冬住，中央一寝夏末住。王宫左有宗庙祖堂，右有社稷神坛，前有朝会群臣的殿厅，后有商业交易的市场。即所谓“前朝后市，左神右社。”城内近郊还设有祷祭天地的明堂，并有斗拱、壁画等，装饰得异常华丽。上古时代一个王城的建制，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合理，排列之井然，节奏之明晰，都开创了中国乃至当时世界都城建制史上的奇迹。
王城的建制，对中国后世的城郭建筑、宫殿建筑、宗庙建筑以及墓室建筑等，无不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如在都城的建筑上，秦代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和洛阳，宋代的开封，明清的北京等，皆可表现出这种中华传统建筑的艺术风格。
3、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
在武王伐纣取得成功之后，周公辅佐做了东征平叛、营建洛邑和制礼作乐三件大事，这对于西周王朝的确立和巩固，乃至自周肇始的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和文化，无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制礼作乐之事，乃周公在洛邑王城内，亲自主持制定的周代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根本法典。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从广义上来讲，就是“周公之典”，它包括画国土、封诸侯、建藩卫；井田制和“工商食官“制；城郭、道路、宫室之制；衣食、医药、教育之制；周之礼俗和周之乐舞等项内容。这可以说是周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狭义上来讲，制礼作乐则是指周之礼俗和周之乐舞两个方面内容。就礼俗而言，所谓礼者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乡礼、朝礼、聘礼等等；所谓俗者有饮食之俗、跪拜之俗、迎送揖让授受之俗，坐立行走之俗等等。周之乐舞，亦同样繁多周全，其上备先代，旁及夷野，可谓集古代乐舞之大成。总之，周之礼乐文化影响中国社会生活数千年而经久不衰。至今看来，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有关风俗习尚和礼仪道德等方面，周礼之影像仍可依稀可见。
4、河洛地带的先民们，开创了中国的甲骨文和汉字文化。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并经甲骨文和考古发现所证实了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它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郊的洹河两岸。此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三河”之一的“河内“，亦即中原河洛地带的中心区域偏东。从殷墟所揭示的丰厚的文化内涵来看，具有世界意义的就是殷墟甲骨文。殷墟甲骨文从最初的发现到系统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共计出土甲骨15万余片。累累如山的殷墟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完整而又系统的文字，是河洛地带的先民们的伟大创造。殷墟甲骨文被公认为是中国汉字之始。迄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但它的源头还要早。从当代出土的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可以确断，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可上溯到八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是距今八千年前裴李岗文化时代，从出土遗物中发现的“”形符号和“曰”形符号等，业已和甲骨文、金文以及现代的汉字一样，具有三个层次和结构：第一层有一、丨、、 、、 、等；第二个层次有、、三、十、八等；第三个层次有、日、、 等。
再从书写特征上来看，贾湖刻符与商代的甲骨文也是一致的，如同样刻在坚硬的甲骨等物体上，笔画遒劲，撇折分明。并和现代汉字的书写特点也基本一致，如先横后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里后外等。至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已找到了中国汉字之渊源了。
由上所知，中国汉字所走过的发展演变里程，其标志性可概括为：8000年前的舞阳贾湖刻符文字，为中国汉字之源；3000年前的安阳殷墟甲骨文，成为中国汉字之始。由此又可作这样的一个定位：从8000——3000年前，是以甲骨文为主要标志的原始文字阶段，至殷墟甲骨文的面世，算是在此树起了一通巨大的原始文字里程碑；从3000——2000年，由西周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以甲骨文和简帛文为主要标志，以大篆、小篆和隶书为表达方式，至东汉时的许慎，他在都城洛阳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著成了《说文解字》十四篇，解说了十三万三千余字，成就了汉字的初步总结，树起了中国汉字史的第二个里程碑。由河洛地带的先民们所开创的甲骨文和汉字文化，足可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媲美抗衡。这是河洛文化的荣耀，也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和骄傲。
5、河洛地带的先民们，开创了中国的易学文化。
作为易学文化的标志来讲就是《易经》，而研究和探讨《易经》的这一学问被称为易学。其易学文化历时达二、三千年之久。就《易经》所诞生的时代及其地域来说，不论是地面文献资料，或地下文物资料，皆集中于殷周时代的河洛地带。
关于八卦的作者和六十四卦（《周易》）的作者及其地域问题，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观点首推司马迁。司马迁曾多次有言于此。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自司马迁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汉代以后，历代学者均把《易经》概称为《周易》）之说，遂流传至今而多信不疑。
又依司马迁之说，伏羲始作八卦。但伏羲画八卦于何处？其说之地重点有二：一曰，伏羲画卦淮阳说；一曰，伏羲画卦孟津说。不论是淮阳说，或者孟津说，今观两家之地，皆处于中原河洛地带。还有文王囚羑里演《周易》之说。那么，羑里又在何处呢？经查，羑里之地当在河南省汤阴县境内。此地属中原河洛地带的中段偏东。又如司马迁所说的“三河”之一的“河内”。
关于八卦的起源和易经的来源，以及《易经》一书创成的时代和地域问题等，从近代出土大量的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确证了它的出土地亦皆集中于中原河洛地带①。
总之，河洛地带的先民们所创造的《易经》和所开创的易学文化，可谓又一个伟大的创举。易学文化博大精深，它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算学、医学、天文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影响至为深远。它的中国哲学的独有特色，它的朴素辩证法的合理的内核，它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至今还焕发着它的不朽的思想光辉。
6、河洛文化与儒、道、佛的开创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和传统文化中，各种学术流派纷纭繁多，演变发展；而且各种学术流派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随着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变化的。但在整个中国二、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能够站住脚，并能获得发展的，当属儒、道、佛三家。就此三家学派的产生和兴盛之所在地域而言，亦多集中在中原河洛地带。兹分别概述于后：
A、儒学渊源于洛邑
儒家学说为孔子所创立。其主要内容为“祖述（继承）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仁义”，主张“德治”、“仁政”，重视孝忠等伦理道德教育。从其儒学发展演变历史来讲，可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即它的初创期在先秦，发展期在两汉，演变期在唐宋。自先秦时期的儒学，经两汉时期的经学，到北宋时期的洛学，达两千余载。
所谓的儒学渊源于洛邑，其历史根据就是孔子的洛邑之行。《史记·孔子世家》中云：“鲁南宫敬叔言于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又据《孔子家语》等的记载，说是孔子不远千里、风尘仆仆从山东曲阜来到洛邑王城，实地观察西周的礼乐制度，并向当时在洛邑的老子请教“周礼”。在洛邑期间曾游览了周王城的殿堂宫室，周天子召见诸侯和国家举行大典的明堂，祭祀周祖先后稷的太庙及祭天地的社坛等。与此同时，为了求得学“乐”的知识，又特意请教了著名音乐家苌弘。此外，孔子在洛期间，由老子的弟子康桑等人还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周公“制礼作乐”的各方面内容，请他参阅了各类图书典籍等。
由此观之，孔子的洛邑之行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为他的理论和学术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他所删订的“六经”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学渊源于洛邑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先秦儒学到了两汉时期一变而为两汉经学。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然而汉武帝即位后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独尊儒术，废黜百家”。西汉初年，在经学上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所谓今文经学，就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经典，被称为“今（汉）文（字）经学”；与今文经学相对立的是古文经学，即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为之“古文经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经学又获得了大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其表现的特点有三：第一，东汉时期的今文经学发展成为谶纬之学；第二，东汉时期的古文经学有了变化，表现为其锋芒指向谶纬；第三，在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之后，儒家经学已经不再是今文、古文之争，而是一变而为经学内部各学派之争了。
儒学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宋儒之学。宋儒之学亦称洛学。洛学之名，因理学的创始者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系洛阳人，同时又长期居洛讲学而得名。北宋时期，儒家经学到二程之手而建立起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二程理学的中心是“理”或“天理”，称之为“理本论”。二程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最高精神所在，是万事万物产生之根源。在认识论上，他们提出的“格物致于先”，把“理”说成是先于“气”而存在，“气”是由“理”而产生，从而形成了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观点。南宋时的朱熹，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构成了所谓的程朱理学。朱熹的学说，尤其适合封建社会到了后期阶段统治阶级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需要，所以就倍受其推崇。这也就是程朱理学成为宋、元、明、清七百余年封建社会思想统治基础之原因所在。
今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学史，特别是程朱理学，虽有其唯心主义成份和阶级局限，然而它那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如忠孝仁爱、礼仪廉耻等，是与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有其同一性。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民族性的精华，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乃是当今研究和探讨儒学文化的最基本的原则。
B、道学创始于洛邑
道学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代陈国厉乡曲仁里①（即今之河南鹿邑县）人。《史记·老子列传》中云：老子“居周久之”，并任周守藏室之史，其职即如今之国家图书馆馆长。相传他在周王城北邙山上，即今之邙山上清宫修真炼丹。又据《史记》所记，他在洛邑著成《道德经》五千余言，为道家的思想和学说奠定了基础。从其道家学说的发展和嬗变的历史来讲，又可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它的始创期在先秦，发展期在两汉，嬗变期在魏晋，鼎盛期在隋唐。
先秦时期的道学，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作为其理论基础。道学之“道”本源于此。老子的道家学说，其核心是德与道。道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德是宇宙间一切具体存在着的万物所含有的特性。他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说明了正反两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他的“柔弱胜刚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此就远在春秋时代的老子，通过深刻观察自然界和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发现了若干辩证法来说，实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难得瑰宝。世界近代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高度评价了老子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童年时代的思想，是东方哲学的代表。
由先秦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到了两汉时代一变而为黄老学和黄老道。黄（帝）、老（聃）之名，殆自汉初。《史记·曹相国世家》云：“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儒林传》亦云：“窦太后好黄、老之述”。尔后凡以阴柔处世者概讬为黄老之学。
西汉时河洛的黄老学之盛，从出土的文物中可略见一斑。1957年，在洛阳老城西北一公里处，发掘了一座西汉末年的贵族墓葬②。此墓室中有丰富多彩的壁画，其中羽化乘龙升仙图所揭示的，不正是墓主企求升仙不死的一种思想反映吗？1976年，在东距上述该壁画一公里处，又发掘了同一时期的卜千秋壁画墓③。卜千秋墓室中的壁画，更加充实了上述内容：有伏羲女祸、人首鸟身、青龙白虎，还有奇禽怪兽、赤豹朱雀等等。这里揭示的，正是西汉时期的人们所祈求的神仙思想在艺术上得到最生动而形象的反映。东汉时期黄老学继续发展和嬗变，一个是黄老学与神仙养生术的结合，黄帝、老子被神化，逐渐嬗变成为带有浓厚的宗教性道学——黄老道；一个是为了向儒学冲击，而以旷达放荡为其主要特征的道家老庄之学——玄学，到了东汉末年亦逐渐形成了。
道学发展和嬗变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魏晋玄学。魏晋时期在士人中盛行的是玄学。“玄”者，幽远之意。《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哲学上，它是以道家唯心主义理论来解释儒家经典《周易》为中心而形成的思想流派。玄学上出现的第一批代表人物是王弼和何晏。王、何祖述老庄，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王弼著《周易注》、《老子注》、《老子指略》等。何晏撰《无名论》，详细地阐明了他的有关“无”的思想：“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列子·仲尼篇》引湛注引何晏《无名论》），何晏著的《周易私记》和《周易讲说》（书佚），用老庄玄虚的道理讲《周易》，从根本上冲垮了两汉儒学的本原。
继后的第二批清谈玄学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等所谓的竹林七贤。他们否定儒家的礼法，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他们反对当时的司马氏专权，在政治上崇尚无为，主张无为而治；在思想和生活方面，采取崇尚自然，反对名教，放荡不羁，使酒纵性的态度。这种从道家老庄引伸出来的玄学，是对两汉以来尊孔崇儒的巨大冲击和抗衡，是思想界的一大震动。
道学及其道教文化的发展到了第四个历史阶段，是隋唐时期。迄至隋、唐，南北派道教名师荟萃河洛，把道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建都洛阳后，下令特为他按道教传说中的三神仙境修建一个大花园——西苑。他每次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随从，称为“四道场”。李唐王朝自高祖始，自称其为老子后裔，敬祖崇道，规定三教次序为：道、儒、佛。唐高宗时，在洛阳邙山老子炼丹处建起了规模宏大可观的玄元皇帝庙（上清宫）。在上清宫的墙壁上“有吴道子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唐·康骈：《剧谈录》）。
C、佛教始传于雒阳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广大人口。佛教虽非“国产”，但自它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已经嬗变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了。就它的传布、发展及其影响来讲，远远超过了它的原产地印度。并且它的文化内涵也异常丰富。两千年来的中国佛教文化，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及其建筑等各类。
由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在印度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等四个阶段，至公元十二世纪在印度本土消失。然而不料这个异国宗教的种子却在东方这块古老而悠久的国土上生根、开花、结果了。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传播、发展和嬗变三个历史阶段。它的传播和发展，在汉魏六朝；它的嬗变期（即中国化佛教宗派）则在隋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