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石狮百人》：痛苦和美丽
——记李爱珍女士
一
相逢是一种美丽。
相逢是一种奇妙。
在那美丽奇妙的一刻，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美丽端庄的女性，她就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研究员、我国第一代化合物半导体女科学家李爱珍先生。
并不是在见面之初就称她李爱珍先生。
无论是女科学家还是女作家，被人称为先生者屈指可数，比如丁玲先生、冰心先生、谢希德先生等等。她们都是美丽、睿智的女性。
李爱珍便是这些女性人物中的一位。
二
认识李爱珍是在她的家乡石狮港边村。
那一天是李爱珍的母亲李邱玉燕老人的80寿辰。
李爱珍是石狮市团市委副书记李繁红的堂姐，李繁红将我
带到李爱珍面前时，我们只是相视一笑，既不惊讶也不陌生，然后我们便离开喧闹的人群，寻了一间安静的小屋，坐下来像老朋友一样地聊天。
60年前，就在我们现在坐着的“临波楼”前面那幢旧式宅院里，李爱珍呱呱坠地。
李爱珍是父母的长女。当她出生才一个月，她的父亲李德培便像石狮侨村大部分的青年一样，告别了年轻的妻子和幼女，走上了辞国别乡、飘洋过海的路，只身独旅去菲律宾闯荡。
嗷嗷待哺的李爱珍是她母亲惟一的欢乐和希望。
李爱珍的母亲——那位读过四年私塾的侨属妇女邱玉燕，在女儿身上倾注了她全部的爱。当李爱珍刚满三岁，母亲就教她认字写字。刚上小学一年级，母亲就让她给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写信。幼女李爱珍的信联系着天涯海角两相别离的父母的心。而父亲在给女儿的每一封书信上都认真地纠正她信中的错别字，并要求她重新誊写寄给父亲。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爱珍的父亲才得以回家与亲人妻女团聚。父亲为她带回一本英语书，并教她学英语。
无论是来自父母或是李氏家族的家教渊源，都让年幼的李爱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她说，她被推选参加全县小学毕业生会考的成绩居全县前十名。因为平时母亲规定读书考试一定要前三名，否则要打。
离开家乡26年后，李爱珍回泉州开一个学术会议第一次回到故乡港边村，还特意去看了她的母校港边陶青小学。
“陶青小学是很不错的学校，”李爱珍对我说，“在陶青小学上学时所唱的那些抗日救国的歌曲和那个时代所提倡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国家为民族’的思想，几乎影响了我这一生。”
三
石狮市港边陶青小学始创办于1927年。
当时，废科举兴新学，教育救国乃清朝末季至民国初年之时代潮流，尤其在本世纪20-30年代福建晋江地区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
受到时代潮流的感召，具有远见卓识，当时已应聘任教于安海养正学校的余梓昆先生鉴于塾馆式启蒙教育已不适应时代要求，不能满足村民培育后代的要求，即会同本村佘梓浚先生在村民中宣传发动倡议创办一所正规的新式学校。
佘梓昆先生为学校取名为“陶青小学”，寓陶冶高尚情操铸造出类拔萃英才之意。这一适应时代潮风召唤，满足村民培养子弟成才需求的倡议，赢得港边村民广泛热烈的响应，终于在1927年开创成立，经呈报当时晋江县政府立案获准而成为一所正式学校。初始借佘氏宗祠和原蒙馆为临时校舍，聘请杨挺寿先生为首任校长，佘梓浚等六位先生为教师。学校经费来源依靠旅菲侨亲及本乡商户捐输支持。
陶青小学的创立揭开了石狮市永宁镇港边村教育事业的序幕。由于海内外协力同心襄助盛举，当时的陶青壮观美丽的校园，驰誉晋南。
陶青小学在20世纪30-40年代不仅以其壮美校园驰誉，更因其办学特色、校风纯正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罹遭侵略者战火之灾时，陶青学校傲然屹立，面临艰难时局，陶青义士坚守住了陶青阵地。
史载：1937年成立了由陶青校友组成的陶友会，热爱母校关心母校，经常与母校师生互相配合，开展多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宣讲政治时事、时局形势，宣传抗日思想，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排演文明戏，组织体育运动比赛，办女子尺牍班等等，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事，因而使陶青学校饮誉遐迩。正当人们殷切期待着陶青学校创造更辉煌的业绩，开拓更美好的前程时，孰料一场帝国主义侵略战火之灾已降临在陶青身上；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世界战争的局势，使陶青学校面临中断办学的危机。
1940年7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海陆空军齐出动，侵犯我石狮永宁地区。日寇在登陆之前先用军舰上的炮火轰击。因陶青学校门楼高，目标显露而成为敌炮攻击的目标，陶青校园留下累累的弹痕创伤，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恶行径的历史见证。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局势的影响，港边村商户倒闭，商业萧条，加之菲律宾也遭沦陷，侨汇断绝，陶青学校经费枯竭。校长、教员由于家庭生计所逼不得不忍痛离校另谋生路。陶青学校面临停办危机，村民深为忧虑，于是推举李景文、李德钰、李圣尚、李德锡、佘煌焕、佘煌钞等热心桑梓公益事业之士组成陶青第二届校董会谋筹续办陶青之计。
所幸港边村人素有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为子孙后代造福不惜牺牲的精神，在那艰难的战乱年代生计极度难为的窘况下，从节衣缩食中勉强筹措出些资财以作维持陶青学校日常办公经费，尤为可贵的是当时港边村有一批爱国爱乡富有奉献精神的知识青年如李德钰、李贤招、余文情、许碧瑜、邱宝珠等人能体恤学校经费艰难的苦衷，甘当义务教师。后来还有李德力、佘煌钰、佘文目、李逢渊、李逢贤、吴琼璇、余舜英、许国捷、陈和宗等青年在陶青学校当半义务教师。在抗日战争那极其艰苦的岁月
里，在极其困窘的条件下，就是仰赖石狮港边村人的爱国爱乡精神，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无私奉献，才能顽强地坚守住陶青学校这一块树人育才的阵地。由于陶青学校在抗战期间的突出表现和显著的业绩，所以抗战胜利后，升格为永宁中心国民学校，成为永宁地区的教育中心及办学示范。
四
李爱珍正是在中国人民奋起反击侵略者这段不平凡的日子里，在陶青小学学习并完成了她的小学学业。
正所谓“学有所成忆摇篮”，李爱珍先生深情地感念她的母校，追忆她在陶青小学这美丽的校园里曾留下的少年时的足迹。她说：
“那时候陶青的校园是那么美丽，学校前的沙滩也是那么美丽！我们常常到海滩上去拾蛤蜊，去岩石上挖青苔。现在这儿已经没有了沙滩，没有了海苔，也没有了海浪……”
李爱珍说这些话时，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近似痛苦的神情。我察觉到了，但却不求甚解。
我对大海的敏感远远超过了对李爱珍内心痛苦的敏感。我对她说到我对海边生活的人们的理解。我把那些读海的人，赶海的人，把大海赶出去的人的事迹转达给这位女科学家。在我的眼里，那些与大海争斗，为人类求生存的人们是一个群体的精粹和脊梁。
李爱珍静静地听我讲话。她那恬静、温和、慈爱的神态，让我觉得她好似一位大姐姐。她保持着一位大科学家的风采和气度。
当我们谈到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时，李爱珍语重心长地说：“造物主造就了宇宙的匀称与和谐。如果人类过分冒犯大自然，总有一天大自然是会加倍报复的……”
我这才明白李爱珍方才眼神里所曾流露过的痛苦神色，那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对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类生存环境日渐恶化所表现出的极大的关怀、忧虑和痛苦。
是的，尽管太平洋上那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着我们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然而，如果我们对大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于狂暴和剧烈，总有一天，大自然会在人类面前变得陌生和恐怖起来——这正如大地植被的破坏导致漫天风沙一般，被激怒的大海是可能将我们这颗星球搅得乱麻一团的。
纵观我们这个地球上，由于过度捕猎、过度放牧、过度种植、过度砍伐森林，以及由于化学物质和核物质的释放，地球的生态平衡正在日趋恶化。在地球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能力被耗尽之前，它只能忍受如此多的虐待。人类必须采取行动改变这种趋势，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诚如李爱珍所说：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文明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化已经知道的东西，现在正广泛地被当代人们重新认识——地球是一个人类的大家庭，无论哪里发生了变化，都会影响到别的事物。科学越进步，就越使我们认识到：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事物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相互联系。我们必须明白，人的生存必须和大自然保持和谐。
李爱珍说着话便站起身来。
我们一同来到二楼庭院的花丛中。
五
花丛中的李爱珍身着绛红色的套装，显得那么年轻，那么端庄、美丽，那么有风采。
她对我说这身衣服是专门为母亲80大寿而添置的。
李爱珍的母亲现在菲律宾。这次回到石狮乡间宅第为母亲做寿的，是她和她的两个弟弟：大弟弟李庆平、小弟弟李永铿，他俩分别来自香港和菲律宾。后来，在陶青学校建校70周年庆典大会上，我又见到过他们两位——李庆平先生是香港校友会代表团团长，李永铿先生是菲律宾校友会副团长。
记得李爱珍曾告诉过我，她的两个弟弟为国为乡做的事情，就是热心捐建祠堂、捐建教育。
李爱珍说：“港边村是我的故乡，这儿的大海曾经是我儿时的乐园，父母是我的启蒙老师，尤其是母亲。重视知识的父母的严厉家教，在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形成了许多的概念，诸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匡胤穷，匡胤人穷志不穷’，‘借萤火虫之光读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等许多人生信条、格言和苦学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浩瀚的大海和陶青小学是我成长的摇篮。即使远在异国他乡，我也常常怀念我家门前的那一片大海和贫瘠的沙田，我十分感激陶青小学——在那里我获得了初级知识和培养了我的顽强而又强烈的求知欲。我从大海和沙田，从山坡和树林中去获取食物和燃料，协助母亲度过了由于抗日战争带来的苦难。苦难的童年和人为的单亲家庭生活，使我深深敬爱我小学的老师和我坚毅的母亲。”
李爱珍还记得当年陶青小学每天有升旗仪式和唱国歌，每天背诵孙中山总理的遗嘱，这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埋下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己民族兴亡时应尽的职责的种子和精神。
李爱珍在晋江县南侨中学初三读了一半就参加了一年多的农村工作。
一年的社会实践，使在渔村长大的李爱珍更深入广泛地接触了农村。
“14岁的我从感性上认识、了解旧社会广大贫雇农的生活现状和文化教育情况，从而更能理解理论知识。我在南侨中学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参加了农村工作和接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使童年、少年在陶青小学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到要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新水平。这段经历是我人生观的形成和曲折的人生道路的开始。1952年1月，我以同等学历考取泉州第一中学高中。我接受了严格和高质量的知识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我的化学老师金珍君、物理老师林金庸，他们的高水平教学使我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理工科。当时我们的国家已开始以重工业建设为重点的五年建设计划，尽管我对文科有浓厚的兴趣，但根据当时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我报考了理工科。”
1954年7月，李爱珍考取复旦大学化学系。
“在复旦我学到了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教育和训练以及科学思维方法。我还看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和一些外国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普通一兵》、《海鸥》、《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等。
“在复旦大学我还参加了诗社。复旦四年的大学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给了我十分丰富的科技知识，也让我参加了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初期等等。
“我在复旦大学的四年，杨西光任党委书记、陈望道任校长，是复旦兴旺、蒸蒸日上、十分富有朝气的四年。我十分怀念这段纯净、丰硕的生活。它也留给我日后思考的问题——反右斗争、大鸣大放。但无论如何，复旦大学是一所令人向往和留恋的好大学。”
1958年7月，复旦大学毕业后，李爱珍被分配到上海冶金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1949年改为中科院工学馆，1953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1960年冶陶所扩分为中科院冶金研究所和中科院硅酸盐化学研究所，1970年改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自1984年起，上海冶金研究所连续8次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
“自1958年7月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冶金所至今，我为它服务了整整39年。上海冶金所和我所从事的领域给了我许多挑战和与之共存的机遇。在我的科研生涯和个人政治命运、生活中，我用汗、泪和血写下了我在上海冶金所39年的生命历程，饱尝了创业的欢乐与艰难，饱尝了海外关系带给我的苦难，饱尝了不被理解的痛苦。当我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开创自己的事业时，我加倍地鼓起服务于人类所需的勇气和需要直面每天的现实生活的信心，但最终我享受到了为发展我国高科技，为我所从事的科学学术能为国家争得一席之地的幸福。”
六
李爱珍一番话，引起我强烈的共鸣。
任何一个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在境界上都会超越他所处那个“界”的狭窄局限。一个科学家也是这样。他能够独立地，有时非专业地面对着这个世界上的全部问题，才可能有一个生命的大激动，有深层的感悟，有卓绝的科学探险和成果。
作为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李爱珍艰辛地跋涉在她自己选定的那条艰深崎岖的道路上。
科学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它充满了摸索的曲折和迷茫。
科学探索并不总是有所收获的。科学常常与传统观念发生尖锐矛盾，科学家往往是观念上的革命家。而思想王国的披荆斩棘者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T-S．艾略特说：一个人应该具有一种蜡炬成灰的激情，去从事他难以胜任的事业。
我眼前的这位女科学家的激情和献身精神是无可怀疑的。我不懂她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可是听了她的回忆和坦诚直言的话语，就让我想到要了解她这个人和她所从事的科学探索。
李爱珍说，她所从事的科学领域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物理及其在高速微波器件和光电器件中的应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和器件在卫星通讯、移动通讯、光通信、地球资源卫星、海洋卫星、侦察卫星、室内外显示以及家用电器、环境污染监控、医学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在当今的社会，战争是以局部的高科技战争和夜战为主要特点的电子对抗，光电子对抗。雷达和导弹制导中化合物半导体材料是十分关键的材料和元器件。
“在60年代我主要研究单晶材料。70年代主要研究薄膜材料（液相外延和气相外延）。80年代我到美国工作2年，师从国际半导体权威米尔纳斯教授（曾两次获国际奖），转入用分子束外延高新技术生长超晶格、量子阱、异质结人工合成超薄层纳米材料。分子束外延这一高新技术把薄膜材料的尺寸推向原子层尺度，导致了物理学中凝聚态物理的许多新效应、新现象，并创造和诞生了新一代半导体纳米材料和新型器件，它带来了半导体领域的新变革，是前沿学科生长点。正因为它在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上是带有革命性的。因为它在国防上的重要性，被巴黎统筹委员会列为向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禁运的高新技术。禁运对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中国科技人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谱写了我们走自力更生道路发展我国高新科技的战歌。”
当我向李爱珍请教分子束外延及其意义时，李爱珍告诉我：
“分子束外延是极其重要的高新技术和前沿学科领域，我国在80年代初仍是无名小卒。为此要达到争得一席之地，只有拼命拼搏，并有计划的让国际同行了解中国，为此，首先是要走自力更生道路，研制出达国际水平的国产设备，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第一代改造，可进行初步科研，为参加国际会议提供论文打下基础。为此，我又用近三年时间一边改造设备一边进行科研。后来不久研制成功我国第二代分子束外延设备，不仅做出材料而且做出器件。1990年我国第一次进入国际分子束外延会议委员会。以后，就为争取在中国召开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目标而奋斗。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在1996年在美国召开的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期间，国际顾问委员会通过了我的申请——2000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将在中国北京召开！（按惯例两年一届的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是按美国、欧洲、日本顺序轮流，2000年本应在日本召开），这件事是我一生中最为开心的事——不论是为国家科技进步，还是为祖国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总之这是我在自己一生中为自己的祖国争来的和留下的一点东西。”
李爱珍说到此，脸上挂着她那特有的恬静的笑容——这是胜利者的笑容。
托富勒说：伟大的抱负造就伟大的人。
李爱珍的工作和她的抱负不可谓不伟大-2000年在中国北京首次召开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过去这项高科技领域中的无名小卒，被列为禁运的国家一举成了2000年国际会议的
东道主，这真是一件大快中国人心的事。它是中国科学界的胜利，更是中国的胜利！
我真想对李爱珍说：“您知道自己是多么富有吗？”
然而我没有说。我只记住她说的一句话：“任何事情总要有人去争！”
当我们告别的时候，我第一次称李爱珍“先生”。我感觉到她在我心中的分量。我们互道珍重和再见。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见。
七
再次见到李爱珍是在上海。
1997年5月上旬，当我匆匆赶往上海安顺路李爱珍的寓所时，发现在炎炎烈日下站在路口等待着我的李爱珍。她的脸色十分苍白，但双眼却炯炯有神。她身着一件素色条纹便服，依然那么端庄、美丽。
我叫了一声李先生，然后随同她进到她的院落。
几幢略显陈旧的楼房里，居住着中国科学院所属上海各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这儿是中国上海科技界精英集萃之地。
李爱珍家住一楼。门前的小院里稀疏地种着一些普通的花草。李爱珍说这些花草都是她种的。
李爱珍的居室十分素朴、雅致。一套不大的三房一厅被改造过了。厅成了过厅，放着一台旧冰箱。三房成了两房，其中的一房改成了客厅。客厅里惟一考究的是一张宽大的羊毛地毯。沙发是旧的，柜橱也是旧的。然而当李爱珍往那破旧的沙发上一坐，透过她那恬静而自信的笑容，我深深感受到整个房间里所充溢着的安宁、洁净和温馨。
李爱珍的丈夫潘鸿芳先生不在家，他近日为探望李爱珍生病的母亲去了菲律宾。潘先生也是一位科学家，现已退休。他们的女儿潘露莹博士毕业于美国达脱茅斯医学院，现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癌症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他们的儿子潘冬烨也在美国，是美国WISE通讯系统公司高级工程师。
我们从谢希德先生谈起。
我转告李爱珍说，谢先生说她很勤奋，连晚上打电话来家也找不到她人。
李爱珍笑笑，说：“大家都很忙。谢先生比我还忙。谢先生是我极其敬重的师长和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李爱珍先生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被她敬重和视为榜样的人们不少。她从这些人们的精神中去汲取力量。她感激和怀念那些值得她崇敬的人。她说：
“我所取得的成绩，是集体努力的成果，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和感谢方方面面的支持。我感谢我的恩师邹元炳院士——上海冶金所前所长和名誉所长（1987年逝世），他不仅传播知识、指导科研，而且为我树立了一个敢于坚持真理，坚持科学，敢于讲真话，惜才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虽然他逝世十年了，但我仍然缅怀他，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国在世界科技新材料领域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在我一次又一次被从政治上否定可作为访问学者派往国外时，是邹先生顶住压力，力荐选派我到美国，他相信我学成后会回国服务，他没看错人。
“我十分感谢中国科学院院部在我1982年回国后为我提供的设备经费、科研经费，使我能建成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和获得科技成果，吸引和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我衷心感谢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基金委、国防科工委为我提供的科研经费。我感谢我领导的研究组、实验室和我的学生的合作，共建国际一流实验室所作的努力。我感谢美国卡尼基一梅隆大学梅尔纳斯教授，他在物理方面的丰富知识和为我提供从事前沿领域科研的机会和条件。我感谢国际分子束外延之父美国贝尔实验室卓以和博士长期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最后我感谢为她服务一辈子的上海冶金研究所，她为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科研舞台和人生舞台，让我披荆斩棘，历尽一个科学家为保持正直和尊严所付出的汗水、泪水和鲜血的代价。”
坐在李爱珍素朴的客厅里，听着她深情的缅怀和感谢她的师长和友人们，不啻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和享受。
在像我们这个令人焦虑不宁的年代，难以在人性和人类事物的进程中找到乐趣。在这样的时候能和李爱珍这样高尚、深挚而淳朴的人相处一室就特别令人欣慰。
我们的谈话从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其间我们只去过宋庆龄先生墓园旁的餐厅午餐。顶着炎炎烈日，我问李爱珍，她曾经历过的最苦的困境是什么？
李爱珍说，一是“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特务嫌疑批斗，无法为国股务，长期吐血；二是1982年回国后成为一无所有(1958-1980年她建的实验室，1982年归国后已归别人使用)，国际上巴黎统筹委员会又对我国禁运。
但坏事变好事，这却让李爱珍有了选择的机遇，进入第二次白手起家创业的艰难阶段。
李爱珍1983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
1987年为硕士生导师。
198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博士生导师。
1988-1995年，李爱珍任国家高技术新材料领域半导体光电 子材料专题负责人。
1986年起，李爱珍任上海冶金所半导体材料研究室主任。
1993年起，李爱珍任上海冶金所信息功能材料研究室主任兼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1980年8月至1982年10月，国家公派李爱珍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电子工程系做访问学者。
1987年4月至1988年2月，1993年10月至1994年2月，李爱珍被美国卡尼基一梅隆大学聘为访问教授。
1996年12月至1997年3月，李爱珍被聘为德国马普学会荣誉访问教授，在柏林Paul - Drude研究院合作研究。
李爱珍还曾先后到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德国、西班牙、香港、法国、前苏联、荷兰、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论文160多篇，被聘为：
1990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1992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5年化学束外延国际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6年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7年磷化锢及有关化合物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1997年第一届欧亚等离子物理和工程国际会议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8年第十届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5年全国分子束外延会议主席。
1995年全国砷化镓会议主席。
自1985年设立国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发明奖、自然科学奖之后，李爱珍曾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共6项；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3项。
1990年，李爱珍被聘为分子束外延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为我国首次进入国际分子束会议争得一席之地，为打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分子束外延高技术的禁运做出了卓越贡献。
1989年，李爱珍被国务院侨办、中华全国侨联授予“优秀全国归侨、侨眷知识分子”；1994年获中华全国侨联先进荣誉奖；1996年获国家科委“实施‘八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二等奖。
1992年，李爱珍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1987年、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李爱珍连续五次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1997年，李爱珍被评为上海市十大“三八”红旗手标兵。
1997年被上海市总工会评为1996年度“上海市先进女职工标兵”。
1991年10月、1996年12月．李爱珍分别获国家电子工业部“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荣誉证书。
1993年，李爱珍被选为第十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5年李爱珍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国际名人录。
1996年李爱珍被美国传记研究院列为“成就金牌记录”人物。
李爱珍身为博士生导师，曾先后培养出博士后1名、博士生6名、硕士生9名。
如今，李爱珍已年届60。作为一名著名科学家，她其实还很年轻。
她是一位正在上升期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女科学家。
一位传记作家描述说：这位看上去柔弱似水的李爱珍，瘦削的肩膀连造物主都很难掂量出她所能担负的真正分量；她那永远显得恬静的笑容，似乎十分自信她所执著的信念；她随身带着的是她自己坚韧的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
60年的生命历程，李爱珍为自己铸就了一首痛苦和美丽的长诗。
这首长诗激动了我。
当我面对着她所展示给我的一切——一切的美丽和痛苦、一切的痛苦和美丽——我被李爱珍这个人和她的生命，以及她的生命所赋予的诗意和声音所激动。如果说这种声音源于一种科学的、艺术的特质，还不如说它源于一种博大的心地。这博大的心地是充分女性化了的纤弱、柔韧、细密、多思、善良和深邃。
我追寻着她的目光和声音，我让自己跋涉在一个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的女科学家的心灵世界中。
我们的心灵在贴近。
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心扉中久久回荡着李爱珍那时而忧思时而沉郁时而昂扬的诗的激情——
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是人类的稀世之宝，她也可以是一首博大、庄严、痛苦和美丽的长诗。
八
说到科学，李爱珍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造福人类，为人类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条件。然而科学家却应该属于他自己的国家。科学家不应该只是一个研究科学王国规律的人，他还应该关心整个人类和社会的命运，要警惕科学成果成为危害人类的工具，要警惕对思想的压制造成的严重后果。科技存在谁来掌握和使用的问题。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对于科学家来说，他希望通过他的科研成果造福人类，保卫国土。他最痛苦的是看到科技成果用于战争，或不注意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而从另一途径将人类推向灾难……”
午后3点，我们坐在正午过后的餐厅里吃饭，享受着四周的和平和静谧。
李爱珍戴上眼镜，看着菜谱。她说：
“钱这个东西不是惟一的追求。其实，在美国工作一个月的报酬等于我在国内工作两年的工资。中国的科学家不能老拿老祖宗的东西给人看。长城、故宫都很伟大。但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一个自己重大的贡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需要有一批人——一批她的儿女为她默默牺牲自己的利益的。这是责任而不是工作。对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他对中华民族的责任！”
离开李爱珍的责任感，我们就无法理解她的整个精神背景和她的全部科学生涯。
在如今这个精神动荡和思想变迁的年代，对于真理的追求依然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中流砥柱。
我久久注视着李爱珍那一双睿智美丽的眼睛，我理解了作为科学家的李爱珍——我从她的眼神、她的谈话中去触摸她生命的脉搏、她的信仰、她的希望、她的激情、她的命运——它们在我的灵魂深处激起深深的颤动和共鸣。凡是可理解的，同时也应该是美的。科学和文学都是为最高的善服务的，而这最高的善，同时也就是最高的真和美。
当上海街头霓虹灯闪烁的时刻，我起身向李爱珍告别。我只紧紧握住她的双手。我想给她的只是我对她的热爱。
是的，无论是李爱珍内心深处的美丽或是痛苦，我都深深的理解。我爱李爱珍这个人，也爱她的痛苦和美丽。
本文原载：《石狮百人》 贝奇著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http://jstd.blog.sohu.com/8108424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