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为 生命喝彩
目 录
序
上部
坎坷岁月
一、我的亲人们
我的亲人们
记忆中的父亲
忍辱负重的母亲
宽容善良的母亲
母亲的快乐
母亲的疾病
母亲的棺木
母亲的伤痛
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二、我的学生时代
我的童年
我的中学生涯
我考上省光化一中
难忘的一幕
班里的试验田
学校大办钢铁
和病魔作斗争
三、多舛的青春
只当了三年老师
“四清”运动
我失去恩人
七年的染匠生活
中部
一、开始新生活
创办丹江塑料厂
我当了采购员
二、我的技校生活
筹建丹江技校
打井的故事
我教政治经济学
三、进入新起点
我当上厂长了
组建新班子
狠抓市场营销
找北京仪器厂换镀膜机
打破大锅饭的风波
扩展厂区
企业管理条例汇编
我和我的职工们
我的悔恨
我退了
下部
我的婚姻
孩子教育从小抓
我的大女儿
我的二女儿
我的儿子
亲情
房子的故事
附录：我心中的丈夫
跋：爸爸，女儿为你喝彩
序
每个人的经历就像一本厚厚的书，里面记录了人生的全部。而坎坷的人生更是难得的财富，从中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品尝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一点一滴都记录了真实的成长岁月。
作者出身于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家庭。从小见证了父亲的磨难和母亲的艰辛，面临着自己成长中的种种无奈，经历过无数次艰难的人生岁月，磨练了一身坚强不屈的意志。面对困难和失败，始终保持乐观豁达和积极的心态；面对逆境与冲击，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和勇气，一路在坎坷中前行，在磨难中成长，在艰辛中挑战命运。
作者经历了十多次的乔迁，从事过多种陌生的行业，始终泰然处之、积极向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一个个不平凡的奇迹，得到了政府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华丽的人生乐章，有的只是对事业和生活的执著和热爱，对家庭的责任和呵护。就是这样，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经历什么挫折，他从来都没有半句怨言，只是默默地承受，努力去适应，用勤奋和执著完善自我，用智慧和汗水换来了事业的成功，享受着奋斗带来的喜悦。
家庭是幸福生活的港湾。作者的妻子和子女都有一段艰辛的经历，但凭着各自的努力和汗水，都取得了各自岗位的成功。退休后，他继续奋斗，艰苦创业，面对子女们的盛情邀请，开始了愉快的“搬家之旅”，从大上海到广州，再到杭州……享受着子女成功带来的美好生活。
我们无法选择社会的进程，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轨迹。人生的经历本来就是一部充满曲折的过程，只要抱着对未来的信心和追求，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前进的脚步，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追求的梦想。
为生命喝彩，为人生加油！
上
部
一、我的亲人们
我的亲人们
我出身于工商业兼地主家庭。从记事起就没见过爷爷，他家境贫寒，以卖菜为生，常挑豆芽穿梭于大街小巷，人称“陈豆芽”。奶奶原名不清楚，后起名为陈洁，为人厚道，偏爱女儿。父亲派名陈徽甲，号名陈焕然。他聪明过人，精明能干，很有生意头脑，早年就置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建了一座陈家老宅，拥有自己的字号“义聚昌”。一九四三年，他为孩子们在乡下买了一块地，每年能收20担租子。随着时间的变迁，四六年父亲把所有土地都无偿送给佃户。四九年划定成分时，说解放前三年我们还有地，可我们家不是靠收租为生，经商才是主业，所以最后就确定我们是工商业兼地主。
一九五三年的一天，街公所说我们的院子太大，决定用来办街公所。父亲是专政的对象，只能答应。政府给我们安排了二间小房子，什么手续也没有办理，房子就这么一借永借了。53年全国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运动,动员全国人民为抗美出钱出力,父亲毅然把家中存的所有金银首饰全部捐出。
接着，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做小生意的被组织起来成为合作组，我们家属于较大的生意，实行公私合营，家中的资产，包括家庭用具等都被纳入合营的范围，而后作价卖给国家，也叫“赎买”政策。我们家的全部资产折算为1100元，国家分十年还清。这样一来，原本富裕的家最后仅剩下几床旧被子、几块床板、几条板凳和厨房里的用具，真是一穷二白了。母亲说这样也好，房子小了，每天不用花力气去打扫；人来少了，做饭轻松，以后的日子也就省心了。虽说过去了几十年，可我对于原来的陈家大院仍是记忆犹新。从五三年到六零年，我们共搬过四次家，六零年搬迁到丹江镇一个只有15平方的土坯房里，一家六口人在这个小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年，直到七零年才又增加了半间房，全部家当不值100元。就是这个不值钱的家，却造就了我的性格，磨练了我的意志。
父亲有三个妹妹。我大姑是个家庭妇女，读过几天书，婚后三个月，丈夫出门无音信，气坏了姑妈，父亲接她回娘家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常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带带孩子，缝衣做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的针线活做得特别好，人又聪明能干。当时修建陈家大院，还是姑母负责整个施工和质量监督，前后历时一年多。她也曾帮父亲的生意做些内勤，看看门店。她性格刚直，对人和气，言语行为令人敬佩。五六年，在父亲的帮助下，她有了第二次婚姻，过得很开心，直到终身。父亲走后，她从精神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关怀。家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或有什么难处，我也总愿和她聊聊，帮我解解苦闷，她也曾教了我许多做人做事的方法，所以我很佩服这个大姑。
二姑是个文化人。在她二十岁的时候考进了湖北恩施的一所大学，是我们均县第一位女大学生，当时轰动了整个县城。幼年时，我常听母亲说起二姑读书时的许多故事。她很用心，很勤奋，她读的书连父亲也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英文版。她从小就立志，将来做均县的女状元。然而让人万万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她在读大二时得了一种不治之症——痨病，而且一病不起，病情越来越重。全家人十分着急，父亲派了一行五人，用担架从恩施抬回均县，日夜兼程，整整走了二十多天。回来后，父亲请遍了全县的所有医生，花去了一半家当，也没能挽回二姑的性命。三个月后，均县的第一位才女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事过几十年还有不少人替她惋惜，因为她实在太有才华了！
我的三姑忠厚老实，在父亲的逼迫下，勉强读了几年书。说来也算走运，刚解放，到处缺文化人，她就这样当上了老师。解放前她们一家人常住在我们家，直到政府借走了陈家大院，他们才搬回乡下，多年来双方很少往来。
母亲杨德润，生过七个孩子。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幼年过世。大姐今年75岁，年轻时的她能歌善舞，相貌出众，23岁考进湖北武汉幼师，毕业后在均县当了名教师。56年中师毕业后结婚，有一儿三女。儿子青年参军入党，复员回来后到政府部门工作，颇有一番建树；长女在医院工作，是个药剂师；二女儿在市旅游局工作；三女儿在十堰市一家银行任部门经理。四个孩子早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
大弟今年也六十出头。坎坷曲折的人生使他变得胆小怕事。中学毕业因家庭出身未能考上高中，后来两次报考技校也都没有成功。青年时代远离家门，到神农架受苦受累。文革期间被调到一个偏远的食品所当小会计，八零年调回丹江。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他所在的公司被迫关门，为此他悬空了几年，直到九八年才正式退休。他有一儿一女，都已成家，日子过得也不错。正当他们的日子好转之时，弟媳患了糖尿病，不幸于二O0五年元月病故。
从天而降的打击，使他弯下了腰，低下了头，过着辛酸的孤独日子。我们都很着急，妹妹以请他到广东帮助照料孩子为由，接他过来散散心，他在广东住了整整半年之久。这段时间里，我们交流得特别开心，弟弟的精神面貌也大为好转。半年的接触、交谈，我发现大弟难以忍受的是那种突然而来的孤独和无奈。于是我便号召我的姊妹、亲朋好友们都来帮弟弟寻找一个伴侣，让他度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但没成功，看来老年婚姻的成功率太低。去年，大弟的儿子辞去了广东的工作，一家人回到家乡，一方面关照父亲，一方面自己创业，现在大弟和儿孙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少了一份孤独，多了一份欢乐。
小弟是个聪明善良有一定修养的人。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仅仅读完小学就失学。12岁的他和邻居一块儿上山割草拾柴，每月也能给家里省下几块买柴钱。16岁时的机遇使他走进了丹江大坝的劳动队伍，后被选进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想到不会唱歌不会跳舞的他，居然成了舞蹈演员。他跳《白毛女》中的大春，轰动了丹江口。他为人和气大方，人又长得很帅，有许多女孩子追他，最终他和我老师的女儿肖兰交了朋友。多年来，我们两家来往频繁，又是邻居，双方对这桩婚事都很满意。然而就在即将举行婚礼之时，弟弟突然身患疾病住进了医院，病情十分严重。母亲既担心他的病情，又担心他的婚事，我们的心天天都悬着，除了到医院看望照料，别无他法。女方的许多朋友都劝肖兰分手，说这种病根本好不了，何苦没结婚就守着一个病人？可尽管到处是闲话，肖兰仍坚守在他的病房里，夜以继日地守护着，给他擦身、换衣、喂药，受到许多人的好评。我们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眼看到了原定的婚期了，到底怎么办？弟弟告诉我：“这婚事不谈了，以后再说，说不定肖兰早有改变了。再说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谈什么结婚，命能保住就不错了，跟母亲说不要操这份心了。”正在我们一家人万分焦急的时候，肖兰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告诉我婚期不变，婚礼就在病房里举行。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夜从医院赶回家，告诉了母亲和爱人这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第三天的夜晚，他们在病房里举行结婚庆典，给医生们送了些喜糖，爱人帮他们装好了被子，房间也打扫得很干净，亲人们都来到新房，为他们祝贺。肖兰的这不一般的品德、不平常的决定，给陈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爱人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病房花烛夜”，赞美他们的美好婚姻。肖兰是个热情大方的女性，这些年来，她对弟弟关心备至，他们是个幸福之家。弟弟在自己的努力下，很早就拿到了专科文凭，当上厂办主任。去年因年龄的原因而内退回家，现又到一家民营企业任职，过得很开心。前年，儿子也考上了上海某大学的研究生，一切都是那么如意、那么完美。
小妹今年60岁，已退休。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后都在广东工作，女儿住在广州美丽的凤凰城，日子过得很不错。青年时代，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走进了丹江工地的劳动大军，后来成为一名水电部门的职工。她性情开朗，性格豪爽，说话就像是机关枪的连发子弹，幽默风趣的话语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我的小妹是个热心肠，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中无处不洒下她的爱心，她用自己的劳动帮助过许多困难的家庭、需要关照的孩子。当年，我儿子陈东在宜昌工作时，倍受姑母关心。陈东刚刚离开宜昌，陈旭（小弟的儿子）接踵而至，又得到姑母的关爱和帮助。她曾到上海帮我女儿带过孩子，也在十堰给外甥女带过孩子。她的辛劳给大家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大家都记得她、喜欢她，夸她是个有爱心的人。
我小时候特别听话，也特别懂事，全家人都很喜欢我，邻居们也夸我是个乖孩子，却因体弱多病而很晚读书，好在父亲和姑母在家里教了我许多东西，故我只读了三年小学就考上了均县一中。父亲本想让我读点书，教我经商，将来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在我上中学阶段，父亲受到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打击，他的心开始凉了，思想也一天天的麻木了，家中事、孩子们的事，都无力去管，从顺其自然到放任自流，消沉、恐惧地等待政府对他的“专政”。从此以后，母亲时常在背后流泪，我脸上的笑容也慢慢消失了，时时刻刻同情和担心父亲的未来。
从52年开始，我们的家接二连三地发生着巨大变化。父亲为抗美援朝捐出所有家产，陈家大院被政府“借用”，参加公私合营对私改造，父亲被错划“右”派判刑五年，家里一贫如洗。48岁的父亲过早离开了我们，但这种不幸也落到我们身上。直到粉碎“四人帮”，我们家才发生新的变化。我当上了企业的厂长，入了党，父亲平反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一转眼，我已到了古稀之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出生于中华民国时代，成长在新中国，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但也享受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时光。此时，我是多么留恋当今这个时代，多么留恋现在的美好日子。我深深地体会到，苦难和挫折对一个人来说，固然是一种不幸，但也许是一笔财富。因为，人生只有经历苦难和挫折，才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力量和勇气，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出身贫寒之家，只读过三年私学。可天资聪颖的他很喜欢看书，家里放了一大堆古书，像《红楼梦》之类的小说都看过好多遍，哪一段故事在哪一页都记得清清楚楚。念小学时，我的历史成绩很差，常考不及格，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开学补考得了95分。从此，我便开始喜欢这门课了，直到读高中,我的历史成绩始终很好。后来，我还到丹江镇中学教了一年历史。父亲对我关爱备至，让我得到快乐，启蒙我的人生。但我也最怕我的父亲，他对我特别严厉，从不放过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这使我终生难忘。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逢春节，街坊邻居都要请父亲写对联，几乎半条街的春联都出自他手。写春联的笔墨纸张都不收钱，一写就是几天，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他热情大方，乐于助人，大家都很敬重他。
父亲精明能干，对人忠厚诚信，能说会算，双手能同时打两把算盘。十六岁便开始学着记账、做生意，二十岁就有了门面自己开店，二十八岁是他人生的顶峰时期。父亲在大井隔壁的仁和街买了块地基，建起了陈家大院。从此以后，父亲有了自己的住宅，有了自己的店铺，有了自己的生意，有了自己的品牌糕点，也诞生了陈家字号“义聚昌”。生意越做越好，在均县城小有名气，父亲在当地也有“小诸葛”之称。我也是在这一年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万分高兴地说他又有儿子了（我的两个哥哥年幼去世），陈家有继承人了。
一九五四年是我读中学的第二年。我们全家离开了陈家大院，搬进了一个小院，只有两间门面，两间厢房及一个很小的厨房。从一个有几十间房子的大院，换成一个拥挤不堪的小房子，家里的许多东西也不知道哪里去了，父亲整天没有一丝笑容，母亲愁得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完全发生了变化，没肉吃，没新衣服穿，我越来越觉得奇怪，有时只敢问一下母亲，这是怎么回事。她说不知道。和蔼慈祥的父亲变得那么严肃、那么可怕，我也不敢多看他一眼。
有一天，父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块，告诉我们以后不准进柜房。我问为什么，父亲说那成为公家的了。我又问为什么我们的东西变成了别人的，父亲说：“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现在我们家没钱了，没有好东西吃，也不能给你们做新衣服了，你们不会恨父亲吧？你们要好好读书，学本事，将来自己挣钱过好日子。父亲不行了。”父亲说着掉下了眼泪，我也哭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公私合营。父亲用了一生的努力，最后只换得了两间厢房和数年还清的千元账款。
一九五六年，我考取了光化第一中学高中部。母亲把家中仅有的钱拿出来，给我做了件蓝布大衣，买了一个洗脸盆，作为考上高中的礼物。1957年父亲被划成右派，判了五年刑。我真的很想不通，他平日很少和人说话，胆子又小，对我们的言行管得非常严，怎么会成为右派呢？从此，我们四姊妹只能靠母亲每月的21元工资度日（姐已出嫁），一日两餐，几个孩子整天饥饿难忍。
一九六零年六月，父亲因劳改表现好，提前释放回家。年仅48岁的他已是满头白发，骨瘦如柴，路也不能走，话也不想说，整天呆呆地坐在不足十五平方的破房子里。他常背着我们吐血，其实父亲最清楚自己的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病也没治头了，治好了又有什么用？我多活一天，右派父亲的帽子就给你们多戴一天。我早一天死，你们早一天解脱，还减少一个吃饭的。你们谁都不要给我治病，谁都不要为我伤心，好好地跟着你们的妈妈过吧，要听她的话。将来你们能过上好日子，让她享点福，我就知足了。”当年十月父亲就离开了我们。短短几个月，我们这个家经历了从欢聚一堂的快乐到生离死别的悲伤。
一九七七年的夜晚，居委会干部带了几个人到我家，送来父亲的平反书。我们不由得为父亲流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母亲数日沉浸在悲痛之中。想到父亲倒下地的时候，我是既悲伤又无奈。悲伤的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心，没有钱给他治病，没让他吃到一顿好饭，没让他过上一天好日子，他不是病死，而是苦死；无奈的是父亲倒下时没有人能帮我，也没有人敢帮我。没有钱，没有棺木，没有……我该怎么办？正当我孤苦无助之时，我们的救星林校长派来了肖老师，他说：“你不要太着急，木材学校给，棺木学校做，出棺学生帮。”同时，他又请来黑老师守护我们家度过危机时刻。
父亲出棺的早上，母亲呆呆地站在门口悲伤地流着泪，却不敢哭出声。安放父亲的地方，全家老少数年都不敢去上坟，怕被人发现招来不测。平反后我曾去过墓地，已是面目全非。后来，为了纪念过早离去的父亲，我们姊妹用了传统的方法，把父亲的坟和母亲迁到一块，修建成合墓，并为他们立了个花岗岩墓碑，写上“父亲陈焕然母亲杨德润”，后面落下了所有子孙的名字，让他们在那个平等的世界里，重新享受过早失去的幸福和快乐。我也曾多次的忏悔，为什么在父亲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刻，我既无能又无胆？现在一切风暴都远离而去，整个社会也变得和谐、宽容，我们这个不幸的家也发生了很大转机。但每当想起他们的一生，我总会暗暗流泪；每当想起他们时，我就会烧点纸钱、看看照片，留下心中的思念。我没有辜负父亲让我们读书的期望，五姊妹的孩子中培养出了许多大学生，也培养出了许多事业有成的孩子。这就是我们对他们最好的交待。
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连张照片也没留下。我曾找过许多长辈和亲友，至今仍无音信。我决定请画家复制我心中父亲的形象，留下永久的记忆。
父亲，您安息吧！
忍辱负重的母亲
我亲爱的母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一个年头了。算起来我和母亲生活的日子，也有46年了。可这46年里，她只有辛苦，少有快乐。虽然，我无法用笔写出她辛苦、劳累的一生，但是她的忠厚、善良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母亲没有读过书，能认上百个字。她和父亲的结合，使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老实胆小的母亲在家中却没有任何地位。
她有三个小姑子。大姑一个大小姐的派头，高高在上；二姑是读书人，样样不做，在她眼里，母亲就是她的保姆；三姑不大讲理，说起话来，也是没大没小，常让母亲受不了。母亲从早到晚都不说话，也没话可说。在大家眼里，她就是个老妈子，辛苦劳累是应该的。她的苦楚从来不跟忙碌的父亲讲，她信赖父亲、关爱父亲，只能表现在对他的衣食住行中。她时常想到父亲能全力资助弟弟读书，再大的苦、累，她都能忍受。每天，她都是很早起床，深夜才睡觉，还要照顾我这个天天生病的孩子。
那时，我们也算个大家庭，经常都有人把菜送到家里来。母亲十天半月也不上街，外面发生的什么事她都不知道，只知道做事。早上，她先给父亲做饭，接着是奶奶，然后是大家，每天早饭都要分几次开，全家人吃完了，母亲就在厨房里吃点剩饭剩菜。不论做什么好吃的，母亲只能尝一下咸淡，却轮不到她吃。几十年来，她从没有和大家在桌上吃过饭。做事是她的天职，吃是别人的天职，理所当然。
父亲是个特别明白是非的人，听不得奶奶和姑姑的偏心话，为此他们之间常发生争吵，事后过错全落到母亲身上。每争吵一次，母亲便半月不得安宁，我也常见到母亲在房间里偷着流泪。奶奶常说些不该说的话，就是要叫无奈的母亲去听、去伤心、去流泪，直到我们搬离陈家大院，母亲才结束了这痛苦的生活。从此，母亲的心平静下来了，做了陈家真正的当家人。
正当母亲有了松气的时刻，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开始了。父亲参加了工商界的反右整风，一去再也无音信。家中有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奶奶，千斤重担压到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母亲身上，生活更多了一份无奈和悲伤。直到六一年父亲劳改释放回来，母亲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父亲看到母亲为了这个家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地操劳，常常发出感叹，这无疑也加剧了病情的恶化。在这悲伤的日子里，他只度过了短短的三个多月，便离开了我们。父亲曾帮助过许多人，没想到在他离去的那一刻，只有无奈和痛苦包围着母亲。是林校长帮助了我们，母亲在悲痛中也得到了安慰，她说：“这是你父亲修来的一点福，我也满足了，你要好好谢谢林校长和老师们。”
父亲走了以后，刚满五十一岁的母亲显得是那么的孤单，那么的衰老，脸上的忧伤越来越重。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母亲当时的孤独和忧愁，母亲当时的面容、表情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暗暗发誓，今生今世要敬重我的母亲，关爱我的母亲。
宽容善良的母亲
母亲的宽容和善良至今令我难忘。当时的陈氏家族中，排资论辈，母亲应是陈家的当家人。按说，全家人的衣、食、住、行都是自己的丈夫挣的，说话做事应该是理直气壮，但实际上她却是天天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什么难忍的事都忍了，什么难听的话都听了，从不跟自己丈夫讲，也从不跟自己的母亲说，依然对大家好，从没有计较过、也从没有后悔过，她用她那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一切。特别是对大姑，她虽惧怕了几十年，到老年时仍视为亲人，时常往来，也很少提对大姑的意见，让我“有什么事多找姑母商量，她很有主见，也要尊重她，过去的那些事不要多想”。三姑一九六六年生孩子，母亲同意她住到仅十五平方的家里，她仍和过去一样侍候着她，直到满月身体恢复才回家。这真的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她对我们、对孩子的宽容是可想而知。三个孩子特别喜欢奶奶，很听奶奶的话，孩子们今天的成功有她老人家的一份功劳。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时常怀念她，逢年过节，总不忘给她老人家烧点纸钱、敬柱香，以此寄托对奶奶的无比思念之情。这一切，相信九泉之下的母亲一定会知道的，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善良”二字伴随着母亲的一生。母亲不仅用那颗善良的心来关爱我们，也总是以同情之心去关爱他人。我爱人的妹妹，是我做媒和我的学生结婚的。全家五口人，四个人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粮吃。母亲十分同情，常常主动拿出粮本，让他们用我们的计划去买粮，那些年中我们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
我的许多学生，在下放运动中被迫去了农村。十年后，得知有返城的政策之后，我便写信叫他们回城落实政策。那时我家依然很贫穷，他们一来就是十天半月地在我家吃住，母亲不仅不抱怨，相反很同情他们，并热情款待他们，还叫我积极努力去帮助他们。在母亲和爱人的支持下，经过半年努力，他们的户口都解决了，工作也安排了。随着他们的回城成功，相继又回来了好几个学生。现在他们都退休了，过着吃穿不愁的幸福晚年。他们不仅感谢他们的老师、师娘，更感谢我慈爱的母亲。
那些年代，能买点鱼肉之类等好吃的东西该有多难。只要有好东西，她总是让孩子们吃，说他们长身体；总是让我们吃，说我们要上班，需要补身体。让她吃，她硬是不吃，说她吃了有啥用。这些朴实的语言常在我耳边响起。春节期间，亲朋好友来看她，常会带点水果罐头、糕点之类的礼物，她很少吃，最多也只是品尝一下，便都留下给孙女、孙儿们吃。后来经济条件改善了，我们也给母亲买点小吃，但大部分还是给孙子们吃了。一生中的衣食住行，母亲从没有考虑过自己，那颗善良、宽容的心里永远只有别人，只有她关爱的亲人。
母亲的快乐
母亲一生最大的能力就是会做饭。在厨房，她简直是个全才，她的厨艺也深深吸引了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和母亲在一块儿学习做饭技艺。现在回忆起和母亲一块做饭的日子，真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享受。特别是春节，那是我家最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我和母亲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做着各种好吃的东西，妻子在房间里忙着给孩子们做过年的新衣服，孩子们则高兴地品尝着各种美食。
记得七七年粉碎“四人帮”的那个春节，为了让母亲能过一个快乐、开心的团圆年，我接回了远在四川、多年未见面的小舅全家五口人、接回了我宜昌的小妹和孩子。我拿出所有积蓄，从物资站买回了大量的年货，买了一头猪124斤，一条鱼18斤，牛肉20斤，还有一头羊……春节时，我们蒸了200多个包子，炸了十斤绿豆丸子，十斤麻叶，做了十碗蒸肉，十碗酥骨……真是应有尽有。“四人帮”打倒了，我们的日子有了盼头。那年春节，我们家就像一个小饭堂，每天十多人吃饭，虽累坏了母亲，但这却是她一生中度过的最快乐的春节，真是儿孙满堂，亲情满屋。舅舅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开心、最丰盛的一个春节。是从民真诚的信打动了我，回到姐姐家过的这个春节，我永远难忘。看到姐姐高兴，看到家庭和睦，我就放心了。”
母亲的疾病
母亲的身体很好，基本上没生过什么病。就在我进厂的一个夏末，决定与同事凌晨五点出发到株州参加供货计划分配会。当天夜里，母亲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把我从深睡中惊醒（母亲常有咳嗽）。咳声越来越大，久咳不止，接着恶心呕吐。我和爱人都起来了，一边护理，一边查看吐的东西，当发现是鲜血时，可把我给吓坏了。
已是凌晨三点，离我出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立即决定推迟出差，少参加半天会议，并火速赶到医院让医生化验。医生说：“化验没什么意义，在病发时做个检查才能找出吐血的原因，赶快到医院检查吧。”没想到，不论怎么请求，母亲就是不到医院。她说是喉咙咳破了，什么事也没有，让我们不要多操心，接着逼我马上出差：“你出差是公家的事，可不能误了。你刚刚当厂长，要带头，不能让别人说什么。”我说：“明天早上走。今天我在家陪陪你，看是否真的没事，这样我出差才能放心。”母亲说：“你今天下午留在家里，我比生病还难受。你要是真为我好，马上就走。我真的没什么事，咳是我多年的老病，不要紧。你要是今天不走，厂里的人该说家里真的出什么事了。”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只好中午离开了丹江，把母亲交给妻子照料。
一周后的中午，我回来了。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母亲真的住院了。听妻子说我走的当天晚上，母亲再也撑不住了，这才勉强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胃部出血，经过几天治疗病情大有好转，母亲便催着要出院。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
母亲的棺木
和母亲生活的几十年中，只有我和爱人最了解她的心事。这一生中，她认为我们做儿女的待她不错，她很知足，从不愿给我们增添一点麻烦，能忍就忍，能克服就克服，有点小病也不让我们知道，什么也不苛求，什么也不羡慕，但她却很关心一件别人很难想到的事。每当看到别人家办丧事时，她总爱说别人修积得好，儿子有本事，棺木如何漂亮等等。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大的触动，难道是母亲想要副棺木吗？我和妻子曾商量过此事，决定不征求母亲的意见暗做准备。
七九年春天，我们邻居给他岳父在院里做了一个四块瓦的棺木，又宽又大，样式特别好看。在制作过程中，母亲常坐在门口观看，这更加强了我们给母亲做棺木的决心。邻居做棺木的木材是从物资站买的，质地很好，仅直径就近五十厘米，这里四块瓦的棺木即为最高档次。当得知邻居的岳父在北京病故火化后，我立刻决定找邻居将棺木转卖给我。两天后，邻居以150元的价钱卖给了我。
在过去的多少年里，只要家中买点价格贵的东西，母亲总是唠叨几句。可这次花去我四个月的工资，她却什么也没有唠叨，像孩子一样表现得特别高兴，看来我是看准了她的心思。尽管有人说，丹江马上要实行火葬，但我想只要她现在高兴，到时真的用不上，就算当柴烧我也不后悔。
春天是漆棺木的好季节。大弟从神农架买了两斤好土漆，我们请了丹江好土漆师父帮忙油漆。她是那么认真，那么用心，那么耐心，劈灰、补灰五、六次，刷色两道，上漆三道，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花了她30多个小时休息时间。寿木油漆得不知有多漂亮，近看是面镜子，能把自己的脸照得清清楚楚；用手去摸，感觉就象是孩子的皮肤，又光又滑，仿佛一件高档家具。寿木的里面，我用了十斤天蓝色调和漆，厚厚地漆了三道。在一个多月的油漆过程中，吸引了院内几十户人家的老人前来参观，个个都说木材好，做得好，油漆得更好，说我母亲有福，夸我们有孝心，这段时间母亲总是笑口常开。油漆完毕，我用旧床单、油毛毡、塑料膜，包了又包、裹了又裹，封存在房檐下，上面做了个油毛毡棚。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了却了母亲多年的心愿。
说来也巧，八五年十月母亲病故，这套封存六年的美丽房子，她住上了（八六年元月一日，丹江口市区全部实行火化），这是母亲一生修来的一点福。
母亲的伤痛
母亲受外婆的影响，有哮喘的毛病。青年、中年时还可以，过了六十岁之后就有些严重，特别是冬天，早晚咳得很厉害。那时，我们只能从灶里把烧过的柴泡炭，平日收起来，冬天用来取暖。后来条件好了，请人从山里买来木炭，家里放个大火盆，盆上放个架子烤包子吃，一家人围在一起，有说有笑，甚是开心。连续好多年都是这样度过的。母亲最怕冷的地方，是那双不足半尺长的小脚。她三岁便开始包脚，一丈长的包脚布整整包了三年，硬是把一双美丽可爱的童脚，包断了骨头，包死了肉，以至于走起路来不稳当，常摔跤，到了老年血供不上，所以就特别怕冷。母亲告诉我们这不是她母亲的错，她母亲为她包脚，不知流过多少泪，但那时的女人都必须这样，所以她也不例外，只能忍受这份痛苦。不知是谁解放了中国妇女的脚，让我的女儿免受这包脚之苦！
母亲性格内向无社交，生活很单调，她不识字、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打牌下棋、读书看报更是样样不会，但她却很喜欢和我们一块看电影。每次看电影，妻子总是很耐心地坐在她身边给她解说，这样她就能看懂。她也很喜欢听越剧和豫剧，越剧《碧玉簪》，至少和我们看过三遍。
打倒“四人帮”之后，关闭十年的文化市场开放了。七七年春天，《朝阳沟》到丹江放映，真是人山人海，一票难求。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买到四张晚上十一点的票，一家六口高兴地同去影院。散场时，三个孩子缠在身边问长问短，一时间疏忽了母亲的安全。当得知母亲摔倒时，我们顿时慌了神，大家手忙脚乱勉强把母亲抱上车，连夜找到一位土医生给她按接。母亲在床上疼得一夜没合眼，可一点都没责怪我，我心里难受极了。
母亲不愿住院，只好在家卧床治疗。其他方面都好照顾，就是大小便太难解决。白天还好说，可是夜里，她不愿喊我们，只能等我们醒了才去扶她去大小便，如果我们没醒，她就自己忍着。后来听大姑说，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就自己翻身下床，结果沉沉地摔了一跤，一个多小时才趴上床。母亲事事处处总是为别人着想，怕给我们添麻烦，怕影响我们的工作、休息，这正是母亲的可贵之处。
前后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休息，母亲的伤基本痊愈了。在大姑的帮助下，她自己用手扶着墙，慢慢练习走路，还很不错。虽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健康状况，稍有点颠，但母亲却很高兴，她松了口气，说今年六十九岁，也算是过了一关。她很快又承担起繁忙的家务，又开始关心一家大小的生活，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自从母亲腿摔伤之后，我就明显感到她的身体不如以前，不论在精神上、生活上、行为上，还是在语言上、容貌上，都在慢慢地发生变化，白发越来越多，笑容越来越少，我们内心有种不祥之兆。八四年春节，母亲因身体不好，卧床休息了好几天，她既不告知病情，又拒绝去看医生，只好硬躺着。我们决定从现在开始停止母亲的家务劳动，家务基本上以妻子为主。但我们上班之后，她总是帮着择菜、洗菜，一刻也闲不下来。
这段时间我刚刚调到制镜厂工作，难度很大，每天很晚回家。大女儿在外地上学，二女儿刚读高中，整个家都包围在繁忙之中，对母亲的照顾也少了，只有吃饭时陪她说说话，开导一下，要她把心放宽，把身体养好，过几年好日子。可不管我们怎么讲，她总是不开心。到了八五年夏天，大女儿当上老师，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母亲的退休费，也由原来的27元上涨到35元，家里的经济变化很大。我们的好日子真的来临，可母亲的精神却一日不如一日，不几天病情突发，之后完全进入了昏迷，不吃、不喝，只是深睡不醒。记得母亲在要走的刹那间，嘴动了一下，大女儿却一点也不怕，喂了奶奶几口水，然后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6岁。
为了满足母亲生前的愿望，我们五姊妹召开了关于办好母亲葬礼的会议，决定由我全权负责，大操大办。我们借用了邻居的场地，请了吹鼓手，请了几位厨师，搭起了露天锅灶，各部门都有专人负责。我们用老百姓最高的礼遇、最深的敬意、最热闹的方式，尽其所能来寄托我们对母亲的哀思，表达我们对母亲的孝心。
前来送葬的人很多，办事处的领导和许多干部都来了。前后五天我们款待了三十六桌客人。出殡那天，送葬的车队和人群长达几百米，十六个青年抬着那黑光闪亮的棺木，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这一切,相信母亲的英灵都会知道。受苦一生的母亲，奉献一生的母亲，会很知足的。
母亲，您安息吧!
二、我的学生时代
我的童年
1939年4月，正是春意融融、万物生长、百花齐放的时候。在湖北省均县城关镇仁和街“义聚昌”（字号）这个小有名气的家中，陈家的一位继承人出生了。全家老少欢天喜地，街坊邻居也都前来祝贺，客厅里、院子里挤满了人。我的父亲高兴地迎来送去，母亲也忘掉了自己的疼痛，不时露出满脸笑容，开心地看着我。姑母她们都为客人忙个不停。
从这以后，我成了家中唯一欢乐的全部希望。母亲负责我的饮食，父亲负责我的身体健康，姑母负责我的穿衣、玩耍，全家人都围在我的身边。父亲除了做生意之外，所有的时间都陪着我，每天观察我的身体状况，不断用手摸我头上的体温是否正常，肚子是否发胀，特别注意我的饮食，母亲为了我整夜整夜地睡不好觉。
我在家中像小皇帝一样被人宠着、呵护着，但这样幸福的日子并不太久。从我满一岁开始，我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常年大病、小病不断，用我母亲的话说，在我成长的十年中，没有过上几天开心的日子。越是小心，越是生病。父亲为了给我治病，买了许多医书，开始学医，开药方。尽管如此，我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差，多吃一块糖果，多吃一口饭，少穿一件衣服，多出一点汗，我都会生病。在我六岁的那个夏天，父亲买了许多好西瓜，可却只给我切了巴掌大点儿，我很不高兴。父亲说，你不能多吃，会生病的。果真就在当天晚上，我又吐又泻，一个夜晚全家人都没睡觉，床单也不知换了多少。父亲请了县城许多好医生，可仍无好转，我的生命危在旦夕。这时，有位叫张公田的医生说：“这是我最后的一招了，你尝一下大便的味道，如果是酸味，还能有救。”当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尝了一下，是有些酸味。张医生果断地开了一付药，立即煎服。过了大约八个小时，我的病情开始好转。从那以后，许多东西父亲都不让我吃了，甚至连晚饭也不给我吃。我整天就生活在饥饿之中，连小猫、小狗的饭我都想去偷吃一口。父亲也生活在矛盾之中，他知道我饿，可又不敢让我吃。其实我有好多次生病是因饥饿而引起。父亲虽天天看医书，但仍不知所措。父亲那关爱和心疼的眼神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我清楚地记得七岁的时候，我还被关在封闭的房间里，轻易不让出门。八岁上学，却因病而退学，直到十岁勉强读了一年私学，考进了均县城关一小四年级，十四岁才小学毕业。
我的童年倍受关爱，但却倍受疾病折磨，没有快乐、也没有欢笑！
我的中学生涯
我考中学的那年是一九五三年。当时参加升学考试，没有户口限制，许多河南的学生也前来参加考试，大约有一千多名参考学生。均县只有一所中学，所以只收100名正取生，30名备取生。出榜的那天，我心里特别紧张，不敢去看。父亲却很有信心，吃过早饭即去一中看榜，半小时后回来了。进了家门，他很严肃地一言不发，全家人的心都悬着，一刻不停地看着父亲，肯定没考上！我的脸都急得在发烧，等待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正在大家失望的时刻，父亲大声喊了一句：“儿子考上了，还是正取生！”一句话顷刻间改变了家中的气氛。奶奶高兴地说：“孙子考上秀才了，真了不起！”
我考取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家贺喜。母亲说今天是十四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中午，母亲在厨房做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可我还是在父亲的控制下用餐。吃完饭父亲怕我停食，带我到后面的教场走走，告诉我上了中学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做一个有名的儒商，在均县做个名人，同时叫我好好锻炼身体，“没有好身体，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陈家将来只能靠你，我也快不行了”。但他没告诉我家中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不行了等等，无论我怎么追问，父亲始终不肯说，“以后长大了就会知道。现在你只管把书念好，大人的事你不用管。”父亲说着说着眼眶都湿润了。
半月后我要去面试。早上起来，我把脸手洗得特别干净，头发也剪了，穿着姑母精心为我准备的衣服、鞋子，显得很精神，只是脸色不太好，姑母帮我抹了点胭脂，就好看多了。今天真是我大喜的日子，临进面试场，父亲还要我直起腰、挺起胸，面带微笑。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关，顺理成章地进入均县第一中学，编在561班（就是56年毕业，第一班），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
那时，学生都必须住校，班上的男生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床上大多垫的是稻草，有的同学连床单都没有，仅有一条被子。记得班上有位同学，身体有病，时常尿床，他的被子整天都是湿的，我们把他的被子搭在栏杆上晒，到了中午，被子上的尿水从木楼板缝里流下来，真不敢想象他是怎么睡觉的，难怪他天天咳了，真是可怜。
那时，我一年也不做件新衣服，没有一分零花钱，只有饭吃，很难吃到肉、蛋等。我的中学生活是这么的艰苦，可我学习却很自觉，从不让父亲操心，可能是想接替父亲的事业而产生的自觉性和动力吧！
我考上省光化一中
一九五六年，我初中毕业了。全县有150名学生参加中考，只有15名同学考入高中（其中保送5名）。当时郧阳地区还没有高中，我被录取到湖北省光化县第一中学高中部。一个二十万人的均县，只考上了十五名，而我是其中的一位，自己感到特别荣耀。走到街上人见人夸，回到家里，长辈们也是眉开眼笑。父亲虽心情不好，话也很少，可一见到我总还是很高兴，露出一丝笑容。母亲为我缝补衣服，奶奶也忙前忙后。这次到光化读书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父亲还是给我许多嘱咐：“好好读书，学本事，你是我们陈家的希望。要注意身体，修养自己的品行，和同学好好相处。你独自出门，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以后也帮不了你，要学会独立生活。”当时我的身体不是太好，又带了许多东西，父亲便决定让我乘汽车到校。
光化一中是那么大，教室宽敞明亮，还有电灯，桌子、凳子一人一套。我是五九二班，班长是河南人，叫张德超。在班上，我的年龄还算最小的，最大的有25岁，孩子都有了。我们全班男生住一个大寝室，是上、下双层床，我住下铺，学校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我兴奋地走遍学校的各个角落。第二天我收到一个汇款单，一看，原来是舅舅从西南农学院寄来的10元钱。在和舅舅的通信中我知道是父亲供他读完了大学，现在我家贫困，舅舅便主动挑起供我读书的担子。学校每月伙食费6.3元，我除了生活费用，还有余钱，有时也偷偷上街买点吃的，当时油条、肉包每个三分钱，看到班里许多同学还不如我，我真的很开心。
高中和初中在学习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同学们的思想境界高了些，自觉性增强了，什么事都由班干部和团支部来管，老师很少管我们，每天两次课间操，全班同学在一块跳舞，一块吃饭，一起就寝，真像个大家庭。我第一次体验到那种相互关爱的友谊，感觉很快乐。
政治课是我最头痛的，分务实和务虚两部分。老师每周讲三节课，这是务虚；小组讨论是务实。每周五下午是务实，每个人都要结合自己的真实思想发言，而后大家互相帮助、批评指正。有时，还要结合自己的家庭出身来发言，真让人难受。政治分数也是务虚和务实加起来的平均分数，我以前的政治分很高，自从进入了高中，政治分就不高了，出身使我的分数大打折扣。
现在回忆起三年的高中生活，我也是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度过了一段坎坷岁月。
难忘的一幕
五七年春天，学校开始了反右斗争。我们除了主课，其余时间都是参加反右斗争，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开始是读报纸上关于右派如章柏均、章乃器他们如何反党反人民的文章，接着结合自己思想上存在的右倾，自我批判，提高认识，然后是同学之间相互批判。由于我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无论是自我批判，还是被同学批判，经常弄得我很难为情、很没面子，既紧张又害怕。
可是，随着运动开展的越来越深入，斗争也越来越激烈。有一天，校长在大会上说襄阳四中已揪出了十几个右派分子，我们学校还要加大斗争力度，不能让右派分子漏网。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不能入睡，时时担心我是否会变成右派。从此以后，学习已不是我所关心的事了，只有害怕和恐惧天天伴随着我。没过多久，学校宣布中学生不划右派，只反右倾，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听说我们有些老师被划成右派，同学之间也不像从前那样友好了，大家心情紧张，交流少了，再也没有过去那样开心了。
一天，我在学校看见一张召开声讨大会的通知。下午三点，全校师生都坐在大操场上，台上站着两名军人，手里拿着枪，横幅上写着“声讨大会打倒xxx”，我心里开始紧张起来。大会一开始他们就从后台拉出了十几个老师，面前都挂着“黑帮、右派、反动权威”的牌子，其中三个都是我的任课老师，也是我很敬重的老师。经过三个小时批斗，有个老师当场晕倒了。在会上喊声洪亮的是初一初二的学生，而高中部的声音却很低。许多学生大叫：“他是装的！”当时我很想不通，学生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老师呢？为什么被划成右派的都是书教得好、有才能、学生最喜欢的老师？在声讨大会上，又宣布了十几个老师被划成右派，公安局还当场逮捕了两个现行反革命。大会结束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不说话，表现出对老师的同情与后怕。
老师被划成右派，学校不让上课。我们的语文、数学、物理没人教，学校决定从班上选三个成绩好的同学来教。上了三天课真是一塌糊涂，大家都不想听，他们自己也不想教了。后来学校说右派可以上课，但让我们不要像过去那样尊敬他们，还要监督他们，因为他们是坏人。同学们只听听课，作业再马虎，老师都不敢管，也不考试。几个月过去了，大家的学习劲头没了，读书有什么意思？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刚从华中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才23岁，教一年书就被划为右派，他今后……我不敢想下去。
难熬的一个学期终于结束了。我们均县的几个同学总是结伴步行回家。光化距均县公路是240里，山路是180里，高中三年共往返12次，除两次乘车，其余十次都是结伴而行。我们冒过风雪、淌过雨水、穿过黑夜、走过黎明，不管是脚上起泡，还是腰酸腿疼，我们都不愿停下脚步，唯恐耽误了回家的时间。我们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翻过了一道道山岭，跨过了一条条急流险滩，走饿了吃口干粮，喝口泉水，走困了睡到路边，尽管如此的劳累，却被归心似箭的快乐心情驱赶得烟消云散。
五七年的暑假我特别想家，当我快走到家门口时，看到了一幕永远难以忘却的场面。迎面走过来一个长长的挑着垃圾肥料的队伍，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步履维艰，旁边跟着拿枪的人，他们不时地叫着：“快！快走！”我一眼就认出许多人是我过去的老师，其中，有位叫肖权的老师吃力地挑着两筐肥料走过来。他低着头，两手用力地抬着肩上的担子，一步一挨、气喘吁吁。他刚把筐放下，拿枪的人就叫道：“干什么？快走！”“我实在挑不动了。”他忙把筐里的垃圾抓起来放到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减轻了些筐的重量才挑起来慢步走了。接着我又看见中学的同学罗志恕，他也挑着肥料，无精打采地走在队伍当中（他才十七岁，从此走上劳改、下放的人生道路，直到四十多岁才平反，重返课堂）。这个长队至少有几百人，我不忍心再看，快步走进家门。母亲说，这是教师右派。接着母亲告诉我，父亲也被划成右派，还判了五年刑，到竹山劳改去了。刹那间我泪流满面，一下子倒在地上，站不起来。母亲说不要哭了，别让人听见。我用力地趴到她身边，紧紧地抱着她，母子俩暗暗地痛哭了一场。当时大弟12岁，小妹8岁，小弟6岁，全家的重担都落到母亲一个人身上，我含着悲伤和弟妹们度过了这个漫长的暑期。
班里的试验田
反右斗争刚结束，一场劳动教育开始了。我们学校开始搞校办工厂，各班都分了试验田。班上的一块小花园成了试验田，地边还插了一块很漂亮的牌子，上面写着“亩产双十万斤试验田”，下落“高二（二）班”。班长和支部书记带领大家一起干。他们设计了试验田具体措施：①首先是深翻。全班同学用了十天时间，把地挖到将近两米深，许多同学手都磨起了血泡，累得不行。②施肥。在这两米深的坑里上层大粪，撒层土，再上层垃圾肥，再上层土，就这样足足铺了十几层，把挖的土全部都铺完。③密植播种。我们那块地经测量有1.5分，不知需要多少麦种。经班委会研究，决定用20斤麦种。那天，班长把领来的种子全部放到地里，地里的麦种放了厚厚一层，麦种压麦种。有同学说麦种太多了，有人说不用那么多麦种怎么能收二十万斤麦子？
我们天天都在盼着麦苗长出来。大约过了二十天，麦苗真的出来了，而且很好看。麦苗越出越多，中间一点缝隙也没有。又过了三个星期，麦苗长到三寸高时，有部分开始发黄，不到十天全都变黄了。班委会决定用石磙压，但还是压不住，便决定用镰刀割一下。等到开学时，我们发现麦子是长高了不少，可下面许多秆子都烂了。到收割时，我们田的麦子死了许多，虽抽了不少麦穗，里面却没有麦粒，全是空的，我们忙活了半年的试验田就这样结束了。
学校大办钢铁
全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办钢铁已进入高潮。我们每天很少上课，一半时间都是在劳动。一天早上，老师带领上千名学生来到河边，乘船渡江，到王府洲大沙滩拾鹅卵石。几天时间，各班教室门口都堆放着许多白鹅卵石，老师要求每个同学把石头砸成粉末，每人50斤，尽快完成。就这样，全校开始了砸石运动，再也听不到读书声了，一片叮当巨响，震动整个校园。同学们从头到脚都撒上了一层白石粉，个个手出血、脸出血，真是遍体鳞伤，还有几个同学伤了眼睛。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常常干到深夜，手痛得无法拿笔写字。操场上、球场上，再也没人去玩，往日的笑容、往日的欢乐都消失了。
没有多久，学校运来不少红砖，放满了整个操场，我们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始修建炼钢炉。很快，光化一中的炼钢炉群修好了，至少也有十几个，每天有不少人到学校来参观学习。这才明白，原来我们筛的白石粉是当耐火土用在炉膛里。过了几天，不知从什么地方又运来了许多废铁、废锅、柴禾、树根，每个炉子上装一台鼓风机。一切准备就绪，学校召开了大办钢铁宣誓大会，县里还有许多领导参加，同学们都写了决心书，各班还写了挑战书、应战书，一个大办钢铁的高潮在光化一中掀起。十几座炼钢炉同时点火，上千名学生奔走在大操场上，一片忙碌、一片喊声、一片轰轰的风鼓声，从高炉里飞出一个个大火苗子，气势真够壮观。老师说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一场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大家都要努力，都要出色完成任务，力争早炼出钢向祖国报喜，早日赶超美英法。
学校从早上到深夜一直有饭吃，有的同学一天能吃六顿饭。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班终于炼出了几个大铁块，并向县里报了喜。可不久，柴烧完了，废铁用尽了，炉停火了，我们学校这月的口粮也吃光了，粮局把下月口粮给我们兑换成红薯（一斤口粮兑四斤红薯），让我们到农村去挑。我们班借了几辆单轮车，还有马车，一个星期全校共运回五万斤红薯，全部堆放在图书室里，足足有一人高。过了半个月，这些红薯全部烧烂了，苦得连猪都不吃。就这样，全校师生开始过着无米、无面的日子，每人每天吃不到二两粮，主要吃菜面糊，天天饥饿难忍，无心读书，可谁也解决不了这无粮食的日子，只能这样拖着过。
和病魔作斗争
根据劳动教育的精神，学校决定让高中部的同学进山砍柴，我们班负责挑运。一大早，同学们个个精神十足，背着背包，拿着红旗，唱着高歌出发了。
同学们本想进山抓小鸟、抓猴子、游小河等，可等走到了运柴的地方(有五十里地)，个个累得一动也不想动。第二天五点起床，每人吃三碗小米粥，带上一个半斤重的馍又出发了。挑柴的地方也有三十五里地，每天一个来回。那天我班的刘运伟第一个回来，已是晚上七点钟。我大约深夜十二点才回来。班上有个女生，挑了十二斤，回来时天都快亮了。我开始只能挑二十斤，后来学会了用打杵，经过一个月的磨练，也能挑到七十六斤。同学们的挑力都有所增加，但却看不到活力和朝气，也看不到大家的快乐和笑容了。
一个月的挑运劳动结束，我们该回校准备高三的毕业考试了。可回校后我一直精神不振，四肢无力，学习动力不足。一天深夜，我正在睡梦中，忽然感到有一股咸咸的口水涌上来，便立即吐到床边，很快又睡着了。第二天中午，我靠在床上看书，突然发现床边有血，开始并不在意，但很快联想到昨夜发生的事，我一下子惊呆了，难道是我吐的吗？我害怕同学看到，便用纸盖上，然后擦干净，也不知咋办，更不敢跟老师讲。没过两天，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鲜血从我口中不断涌出，根本无法控制，看到这鲜红的血，我全身发抖，一下子瘫坐到地上。从那以后，每三两天就会发生一次，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体重急剧下降，20岁的我体重不足80斤。同学们都穿着单衣，我却穿着棉衣棉裤，连路都走不动，上厕所仅100米的距离，我却来回要走20分钟。
五月份很快来临，眼看毕业考试一天天逼近，可我的身体仍然很虚弱。我想：苦读这么多年的书就是为了考大学，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挺住。考前，班主任把我带到卫生室打了一支300毫升的葡萄糖，可进入考场不到半小时我便全身发抖，很快就晕倒了，送到卫生室抢救，医生说因身体虚弱注射量太大而造成。尽管这样，我还是坚持考完了全部课程。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清楚我的病情，都为我惋惜。我十分难受，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次，总想跟亲人说说我的痛苦，但想想疼爱我的父亲，在山里劳改，不能告诉他；母亲文盲，老实忠厚，也帮不了我，还怕她知道后会受不了；姐姐已出嫁，不愿给她添麻烦。想来想去无人可讲、无人可说，只有自己痛苦地强忍着，眼泪往肚里咽。
老师们看我病情没有好转，也很担心，学校怕我会挺不住……于是动员我回家治疗，明年再来参加高考。我在床上蒙头哭了一夜。第二天，学校找了个货车送我回家，同学们都哭着来送我，和我告别。我想这可能就是永别！
车到了均县城关，我举步维艰地来到母亲所在的商店，在柜台前坐了足足半个小时。母亲看了又看，突然问了声：“你是民吧？你这是怎么了？”我说生病了。母子俩泪流满面，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无声。回家后不说是治病，连吃饭都成问题。每月人均不足5元钱，全家老小都让我吃饱。邻居们可怜我，特别是郭敬荣，在那个家家贫困、人人挨饥受饿的年代，她连自己都吃不饱，却常给我送来热菜热饭，她的恩情我永世难忘。
回到家和亲人们住到一块，得到他们的关心，心情也好了许多。可一想到苦读十年的我，居然因病而离开学校，父母期盼已久的希望竟成为泡沫。想到正在劳改的父亲，为我即将成才正努力地改造自己，如果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他会活不下去的。想到自己的将来，快要结束的生命，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该怎么办？去看病吃药？家中分文未有。难道就这样等死？年轻的我岂能甘心！经过极度矛盾的思想斗争，我做了一个让母亲高兴的决定，从即日起，我将开始和病魔作斗争。为了父母的希望，为了尽到长兄的责任，我要坚强地活下去。于是，我制订了战胜病魔的具体计划：(1)晨炼：每天六点半起床，到郊外进行锻炼，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走不动，柱着棍子也要走。(2)午炼：过去，每到中午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午睡，一个下午也不起来。有了计划，我决定不再午休，出去活动，尽力来控制自己。(3)静炼：每天静坐两次，每次一小时。记得有次我在山边静坐，当我练完睁开眼时，围在身边的一群孩子，叫着：“快跑呀!疯子醒了。”(4)精神炼：振作自己，调整心态，不再考虑读书、前途那些事情，不怕别人议论、不怕别人歧视，只要不让母亲伤心，能让弟妹高兴，能多活一天就是胜利。我要学习王若非和病魔作斗争，坚信自己能活下去!
母亲每日精心照料，她时常买些当时无人吃的甲鱼(一角钱一只)给我补身体。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锻炼和调养，没吃一粒药，我的病竟奇迹般地大有好转，简直是死里逃生，我终于在母亲憔悴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是沉重的担子压坏了我的身体，毁掉了我的青春。）
因此，我更坚信，在不幸面前，灰心、抱怨无济于事。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调整心态，用顽强的毅力和足够的信心，去大胆挑战自我、挑战命运，才能战胜挫折。从战胜病魔中悟出的这个道理，使我终身受益。
三、多舛的青春
只当过三年老师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身体刚刚恢复的我，拖着虚弱的步子，在大弟的护送下，来到丹江镇中学——一个刚从均县搬迁过来的学校任教，时年二十岁。学校只有一栋教室、一个伙房。但那儿有不少我中学的同学，文宝元、刘盛远、熊孟弼、杨玉华等，我也见到了林校长、教导主任肖守钰（我中学时的老师），一切都新鲜，一切都亲切，一切都刚开始。
我一到校就当了初二（2）班的班主任。全班有72个学生，他们大部分比我高，年龄也比较大。许多同学从农村来，家里也很贫苦，有的下雪天还穿一条裤子，让人十分同情，我每月还有27元的收入，和他们比起来好多了。
有了这份开心的工作，我的身体也开始慢慢恢复正常。但想到均县家中的母亲每天起早睡晚地上班，照料弟妹，做繁重的家务劳动，一双可怜的小脚还要到井里挑水吃，我心中甚是不安，于是决定把小弟接到丹江来读书，衣食住行由我承担，让母亲松一口气。
三年的老师生活，我不仅管同学们的学习，还要负责他们的生活，深夜还常给他们盖被子。班上一位同学身患重病，我除了送他治疗，还尽力地护理他。二十多天以后，他的病基本痊愈，我又亲自送他回家（五十里地）休息。后来他当了领导也常提起我对他的关心之事。
我们班里的学生体质较好，又能吃苦，所以，只要学校有大的劳动任务他们都一马当先。记得六一年，我带领全校选派的100名学生前往远离丹江的均县去割麦。早上五点起床，天黑放工回来，接着开两个小时的会，晚上十一点还要去给镇委汇报，每天我只能睡4－5个小时的觉，也没有地方洗澡，身上总有种说不出的臭味，学生住的地方，汗臭味更是令人作呕。一个月的割麦、搬迁结束，我的体重下降了20多斤，很幸运的是没有生病，直到100名学生平安返校，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痛快地睡了一天。
这三年中，我既上班，又带弟弟读书，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了，真可谓是苦中有甜。正当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事实发生了。根据国家对教育整顿、充实提高的原则，县里决定撤消丹江镇中学。条件好的老师调到其他学校继续任教；年纪小的、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转到其他学校读书。我因家庭出身不能调走，只能留在原校和学生一块搞校办工厂。我离开了教师队伍，走上了临时工之路，和同事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一个人民教师突然间成为工人，这是我人生中又一巨变。我知道，遭受这样的挫折是因为我这个家，可我根本没想过去恨自己的家庭，去恨自己的父亲，因为他并没有错。在那个年代里，自己无权选择人生的一切，要干什么，能干什么，命运都掌握在别人手里。我和其他两名老师只好带着几十名活泼热情的青年在校办工厂劳动。23岁的我就像只迷失方向的小船，在大海里随波逐流，眼前一片茫然，青年时代的理想前途再次消失。
镇中校办工厂由原来的校长林义修担任厂长，林厂长是我十分敬重的人，在他的教导和帮助下，我重新调整了心态，又开始努力地工作。工厂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很快，有制革、化工、印染、铁木加工、照相、制鞋等车间。我当时负责制鞋车间，该车间约有一百人，生产流程、半成品收发、质量检验、成本核算、原料购进、产品销售等等由我一人全权负责。我每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常常忙到深夜。
这段时间我成长得很快，从外行慢慢变成了内行，学会了工厂管理的基本知识，学会了产品的成本分析与核算，制定了各工序的质量标准，完成了产品的流水作业。我的工作越干越有头绪，心情也越来越好，常受到林厂长的表扬。当我看到百货公司的鞋柜上摆满了我们生产的各式各样的鞋，看到许多人在买我们生产的鞋子，我心中的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所以，我也常把教书和制鞋进行比较，真是各有其乐。看到这群年轻热情的工人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学知识，一个是学制作，我反而觉得职工们更可爱了。有时想，将来自己就做个制鞋行业的管理者，也很了不起。
“四清”运动
我这人命不好，好运气在我身上总是那么短暂。一九六五年二月的一天上午，我发现厂里来了一群人，他们不像是领导，也不像是来加工鞋子的，个个板着脸，谁也不打招呼，在厂里东看西看，走来走去。约九点钟，镇长来了，通知全体行管人员开会。会议由工作组组长主持，他说：“丹江镇中校办工厂是地下工厂，要进行全面的整顿。从今天起，所有参会人员一律停职学习。这个运动是社会主义大教育，简称‘社教’：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作风，所以又叫‘四清’运动”。接着他又宣读了中共中央的23条政策，“以后,你们这些人之间不准互相接触，也不能和工人们接触，外出要经过批准，手头上没办完的工作，要向工作队移交，有问题只能向工作队交待。”他板着脸讲完了话。会议的那种浓烟味我是第一次见到，真让人惧怕，但我们都不知原因何在，也不知道什么叫地下工厂，更不知我们都犯了什么法，没人知道，也没人敢问，我们的人身自由就这样被剥夺了。
我们被关在一个30平方米的房间里，天天学习23条，学完了就写，写完了再学。这个务虚会一开就是一个月。工作队说，镇中校办工厂被我们这帮人贪光了，要我们互相揭发，先写小字报，后写大字报；先是内部写，后是全厂职工揭发，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大教室里面贴满了大字报，工作队要求每人每天不得少于三张。上午我们拿笔去记，下午在集训室检讨，晚上工人们写。这个大揭发历时三个月，我们腰坐痛了，屁股磨烂了，人也变得面黄肌瘦。
运动一波一波走向高潮，一个大规模的斗争会开始了。全厂第一个被批斗的人是我，原因有以下几条：①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表现得很不好，竟敢没写一份揭发材料；②我和校长的关系不一般；③我出身地主家庭，政治思想有问题；④直接和经济打交道，怀疑有严重的贪污行为；⑤在这些主要行管中，数我最年轻，知道的事最多，外出办的事也特别多；⑥我态度不好，根本不配合工作队等等。当工作队宣布完之后，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吓得全身直哆嗦，连话都不会说了，我在房间里深思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工作队怕我串供，还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天天跟着我，监督我，那种阵势真让人恐惧、害怕。
晚上，我睡在床上辗转难眠，想想自己进镇中到现在四年多了，除了对学生、对职工要求严，对产品质量检查严，我从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大家的事，为什么这些学生会这样对待我们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都是工作队安排的，每人每天写三张大字报，他们让大家写什么大家就写什么，即使今天写了，明天还得写，有时连事实都不用写，只要能上纲上线就是好大字报。对揭发的材料，只要你认为有，就可以写。他们天天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用介绍入团、靠近党组织等方法进行大规模发动。只要是写揭发材料，都可以不来上班，在家慢慢写。”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我从不随便揭发别人，别人说是错的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以自己为准。我一没贪污，二没多吃多占，怕什么？要清就是清我的出身，清我家的历史，何况这些早做过交待。再说这些问题，我从上高中说到现在也习惯了，说也贴在身上，不说也是贴在身上，斗就斗，批就批，只要不挨打就行了，我也早就做好挨批斗的准备。
没几天，丹江镇中校办工厂“四清”运动的第一场批斗会开始了。会场四周贴满了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老实交待问题，才是唯一出路”，横幅是“批斗大会”。整个会场静极了，阴森森的气氛令人窒息。职工们围坐了一圈，早已等候在那里。我用最大的毅力控制住自己狂跳的心，抖动着双腿进入了圈内，还算不错，他们给我放了个凳子，让我坐着。我看到管理人员都在场，工作组的人全部到齐。这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从何说起，足有五分钟没开口。工作队说：“今天是批斗会，你不说，那好，我们大家说。要严肃会议纪律，今天也是看看大家是否敢于揭发、批判坏人。要灭他们的当日威风，树立我们的正气。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发言的是工作组的干部，他作了部分揭发，引导发言。接着是职工发言，边发言，边质问。会上提的许多问题，一我不知道；二是根本没有的事；三是胡说八道，气得我真想反驳，但我还是忍住了。会议开了一半，我全身不再发抖，冷静、沉着了许多，回答问题从怕到不怕，语言也开始有条有理，下面的喊声也听习惯了，没想到第一场批斗会就这样结束了。我不但没被这场斗争会吓倒，相反对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不仅不接受，还敢进行反驳。
记得五月的一天晚上，参加批斗会的人特别多，光工作队就来了十多个人，其中有社教团长、专案组长等要人，我坐在会场中间。会上，有位职工说：“陈的记性很好，以前上课不拿书都可以，怎么会把做过的事忘记？分明是不老实！”我反驳：“今天是星期五，你说这个星期每顿吃的什么菜？每顿花了多少钱？吃了几两饭？”问得对方哑口无言。许多人大声叫道：“是问你，你有什么权利问别人？”又有人说：“陈做事务长期间白白吃了农场几千斤南瓜，我们都交钱了，这些钱是不是你贪污了？”我说：“我是六三年十一月接手事务长，六四年五月移交的，前后共六个多月时间。现在是五月份，不说是吃南瓜，就是南瓜花也看不见。你说的那些南瓜和我有什么关系？请你们不要忘掉‘求实’二字。”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工作组长说：“陈的思想特别抵触，这和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要批斗他的反动思想。”就这样，一场大的斗争会，没头没尾地开了约三个小时。我回到房间心里有些紧张，暗想，工作队肯定不会放过我，明天说不定会有更大的行动。
第二天下午，工作队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批斗会，都是组长、积极分子参加。会议进行了四个小时，他们记录了满满五页纸，要求与会人员统统签字，当然也包括我，他们想用这个方法让我留下“罪名”，我不同意。他们问为什么我不签字？我说：“原因很简单，你们自己记的，既不是我的原词原句，又不符合事实，所以我是不会签字的。”半天的会又算是白开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就用这软硬兼施的方法，对付了大大小小三十多场批斗会。因为23条的精神是要文斗、反对武斗，所以，工作组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再说我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调查了很久，也找不到任何证据，于是就放弃了对我的批斗，把我调到木工车间去拉大锯、截木头，进行劳动改造。这种高强度体力劳动，对我这个有过吐血病史、又经受半年四清运动折磨的人来说，实在是力不能及。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能告诉何人？我明知道这是有意的惩罚，却也只能忍受着。但即使受到这样的肉体折磨，也比挨批斗要强百倍。
我在木工车间拉了四个月的大锯。炎热的夏季，汗水如小溪一样，一道道地从身上流下来，身上的锯末被汗水划过形成条纹，一直流湿了自己的脚。大量的体力消耗，增加了我的饭量。但是，工作队不仅不给我生活补贴，还扣了我的工资。我当时是行管人员，固定月工资36元。但在劳动期间对我实行按劳取酬，每月只能挣15元左右。我气愤地找到工作队，要求离开工厂出去挣钱。他们说，你的问题还没搞清，想走不可能，于是决定每月给我补助10元钱。这样，我每月的收入是25元左右，全家人也都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一直到第二年五月，工作队找我谈话：“组织上为了对你负责，我们进行了半年的调查，费用花了两千多元，但没查到什么问题。过去提的那些问题都不算问题，只能算些缺点或不足。对你的结论是：该同志作放包袱处理”。就这样，我被免去了行管职务，调到染坊去劳动改造。一个清清白白的我，被投进了大染缸，开始了我七年的染匠生活。
这一年半的四清运动扣发了我200多元工资，我先后多次找了社教团，要求补发工资。六七年元月十七日，丹江口工区工交科行文如数补发了我的工资。
我失去恩人
每当我想到婚姻、孩子和家庭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的这一切都是他给的，在我最危难的时刻，也是他帮的。他，就是我们丹江镇中的原校长林义修。他是均县林家庄人，地主家庭出身。幼年读书，青年参加解放军，五三年参加抗美援朝，五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尉军衔，职务是七二四师师部的军械主任。五八年转业，安置在镇中任校长，为人十分严肃，关爱师生。在任校长期间拿出全部的复员费约1500元，搞校办工厂，给学校谋福利，改善师生的生活。他爱和我们青年教师交流，对我要求特别严格，发现有问题及时帮助，很像我的长辈。我虽很怕他，却也很喜欢他，常到他办公室帮他做些小事。
他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在第一次恋爱失败之后，他明确指出：“失败是件好事。你们双方有本质差异，是很难结合的。即使能成，也是短暂的，不会长久。以后我帮你介绍。”所以在个人问题上，我总是征求他的意见。一次邻居介绍了位女友沈洪珠，他认为很好，说农村姑娘忠厚朴实，要我有机会多接触。没想到事过几个月，校长派我去均县照像馆办事，借机让我去土桥见她，又背着我安排老李帮忙办。就这样，我的终身大事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定了。
结婚后很快乐，但户口问题成了我最大的压力，我根本没有一点能力去办此事，何况因出身不好，很怕见人，怎么办？在婚后四个月的一天，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问我户口问题打算如何解决，我没法回答。他说:“你去派出所找赵警官，请她帮你办。”我不肯去，校长生气地说:“叫你去，你就去，怕什么？办不成再回来。”我硬着头皮到了派出所，见到赵警官，却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呆呆地站着。赵问我有啥事，我把校长教的话说了一遍。赵大笑：“校长逗你玩的，他已把你爱人的户口办好了。这是准迁证，快回去转户口吧。”我鞠了一个躬，飞快地跑回了家，激动地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给爱人。两个月后，洪珠的户口落到了我家的户口本上。从此，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粮吃，再也不用每天用少吃一顿饭的办法来节省了。林校长，我们的恩人!在那个户口如同生命一样重要的年代,如果不是他的关心帮助，爱人户口至少也要拖上二十年，真不敢想象，这二十年中连户口都没有的孩子们，在上学、读书、考学等方面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林校长的能力、思维、用人、社交等方面是无人可比的。镇中工厂仅用短短三年时间发展成为全方位的企业，成为丹江最有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企业，成为湖北省校办工厂的领头羊，受到丹江工程局所有领导的高度赞扬。然而，也就是因为他的成功，招来了杀身之祸。“四清”运动的目标就是林义修，随着批斗运动的高涨，他越来越寒心。他是在战斗中加入的共产党，为调查他的历史问题，部队七二四师师部专门从朝鲜派人到均县进行调查，政审结果是：该同志属一般历史问题，继续留用。但工作队因找不到他的档案，便做出结论：他是混进党、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就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突然间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一个经受战争考验的解放军战士，一瞬间成为了混进革命队伍的败类；一个被大家极为尊敬的好领导、好厂长，刹那间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坏人。五年前进校门的少先队员，现在成了批斗他的主力军。苦心经营的成果，突然变成罪证……他想不通，不止一次地发出感叹，这种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使他悲痛万分，生不如死。
那是六五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到仓库参加盘点。他因身体有病，暂管库房。在仓库，我和他谈了足有两个小时，我用自己挨批斗的经历来开导他、劝说他：“运动也只是暂时的，雨后天就会晴。要学会调整心态，能上能下才是君子”。我掏出许多肺腑之言，但无法改变可怕的现实。后来他问我，这段时间用了我多少钱。我说：“我能有今天，一切都是你给的，问这干什么。”他说:“我怕还不起你的钱。”我说：“运动结束，我们一块就是打鱼摸虾也能过上好日子。你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我跟着你不会错。以后不要提钱，你对我的恩情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当我父亲倒下地时，谁来帮我？谁敢帮我？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敢帮我这个右派分子子弟来安葬他的右派父亲，这能用钱买吗？我现在只希望你能往开处想、往远处看。运动过后，这里的一切仍归你指挥。”他问我：“到底我犯了什么法？做了什么坏事？他们这样对待我！在朝鲜战场上我没被打死，但现在，天天面对着大堆的批斗材料，面对着工作队的冷面孔，面对批斗我的孩子们，我实在太难受了，无法解脱。我的档案放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会知道？那是组织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硬说我根本就没有档案，肯定是混进党的！”这一连串的问号、一连串的“罪证”，把一个没被敌人打倒的好人，却被杀死在笔墨的诬陷之中，时年48岁。
随着“四清”运动的结束，企业也随之衰退。然而，事过十多年，他们却在武装部找到林校长的档案，又名正言顺地给他平了反。
林义修的去世，是丹江口市的巨大损失。他有企业家的智慧，也有企业家的胸怀。他的去世，使我失去了最好的领导、最好的长辈、最好的朋友。我和爱人会永远怀念他。请他安息吧！
七年的染匠生活
一年多的“四清”运动终于结束。地下工厂的走资派被彻底打倒，含冤而死，原本生机勃勃的工厂就这样垮掉了。产值、销售、生产统统倒退，几年的利润全部亏光，同时免去了我的行管工作，把我调到最苦最脏的染坊进行劳动改造。但即便是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没有无故地揭发、伤害别人，尽到了做人的本分。到染坊后，每月供应我45斤粮食，比过去做行管多15斤，但只给25元学徒工资，也算有得有失吧。我一到染坊就得到老师傅们的关心和帮助。他们都耐心地开导我：“人生在世，有个手艺比什么都好，不怕没饭吃。”在他们的关心下，我也想开了，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之中。
染坊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是靠天吃饭,早上三点钟就要起床干活，一直干到下午五点，把所有布晒干、折好、放到货架上，才算完成任务，没有时间概念，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中午也不休息。经过一年多的“四清”运动，我的身体、精神都很差,突然投入这样的强体力劳动，我真的受不了，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师傅们对我特别宽容，开始只让我干轻活，可是每个工序都是那么重、那么难。
第一步是打捆。每匹布上都有名字。首先，要把布角的名字扎好，不要被染上色。我有许多次都没扎好角，结果名字看不见，惹了很多麻烦。10匹布一捆（每捆45斤），也叫一锅，每天染12－15锅。第二步是煮染。当时用硫化颜料，需要在高温中翻煮45分钟，一个人操作。这个人站在直径约1.2米的煮锅边，用两根木棍不停地翻动着布的每个地方，为的是把颜色煮均匀，以防煮花。每匹布长五丈，十匹布就是五十丈，翻煮十次。每天染12锅，要在高温的锅边站12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能停，两只手拿着木棍在煮锅里要挑动4万次。在锅边站一天下来,头晕脑胀、腰酸背痛、两腿发抖。这既是高温作业又是劳动强度最大的工序。
第三步是漂洗，要把浮在布表面的浮色漂洗干净。用一块20公分长10公分宽的竹板，在中间打个2厘米直径的圆孔，把漂洗布从圆孔中拉过，布也基本脱水。第四步是进一步的漂洗，利用撬杆的方法拧干。五丈长的布，从水里拿起来至少有30斤，很吃力，技术性也很高，很难学会。第五步是晾晒，要把五丈长的布顶到5米高的架杆晒干。用一个长四米的竹杆，把湿布顶至五米架杆上，要搭得平整无折，既费力气，难度又特大。我练了很久，勉强能干。这种体力劳动不管多苦、多累，我都不怕，我坚信通过锻炼我会成功的。
唯有一件事，让我既难过，又难为情，它时时撞击我的心灵！
“染匠”又叫“黑爪子”，这个称呼让我无地自容，羞于见人，只要染过一天布，你的一双手，十天半月也洗不白，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你是个染匠。年仅二十几岁的我，天天一双黑手，也有许多熟悉的人干脆就叫我“黑爪子”，我真的难受极了。想当年,一个20万人的均县,不足百名高中生，我能荣耀地成为其中一员,而如今竟沦落到如此地步,不禁悲从中来。事隔多年,我依然忘不了我当时的样子：头戴一顶旧帽子，身穿一件破棉袄，腰里扎着草绳子，系着一个大黑围腰子，脚穿一双长统胶雨鞋子，两只黑黑的手爪子，脸上许多色点子，实在太难为情。小孩见了就躲，说我像个黑魔鬼。
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受折磨、最伤心、最自卑的日子，几乎快要崩溃。但为了我年迈的母亲，为了我的妻子，为了我的弟妹，为了我的家，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不容有任何悲观之念。我只能慢慢地调整心态，改变过去小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多和师傅们交流，接受他们“艺多不压身”的观点，接受他们简单纯朴的生活方式，接受他们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我白天和他们一起干活，中午在太阳下面静静地打个盹，晚上放工也常和他们一块去喝点小酒。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技术大有提高，工资很快从25元上升到60多元，心情也好多了。
这段时间，我们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弟到了神农架，二弟、小妹到了工地劳动，我的担子轻多了。在染坊的体力劳动增强了我的体质，我从进染坊到56岁之间，三十年基本没生过病，这要归功于“四清”运动对我的改造！
我到染坊的第二年是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在“四清”运动中整我的那些头目，都变成了被整的对象，不是挨批斗，就是挂牌游街，戴高帽，架飞机，还挨打，比我当年苦多了。后来发展到派性斗争，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你斗我、我斗你，到处有打斗，到处有枪声。听说当年“四清”的大头头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我经历过“四清”运动，头脑很清醒，所以十年的文革之中，哪个派我都不信，哪个派我都不参加，只管做活、吃饭，倒落个逍遥自在。
七二年是我到染坊干活的第七个年头。我发现市场的手工家织布越来越少了，染坊的生意越来越差，收入也越来越低了。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发展新项目的想法。经过上级领导的研究，决定派我到湖南长沙学习做纸袋子，给丹江水泥厂的水泥配套。
经过三个月的筹建，一个40人的丹江制袋厂投产了。从此，我离开染坊，负责制袋厂的产供销。但当时纸特别缺，全国生产木浆牛皮纸的企业很少，而且是国家计划物资。我们经过努力，从县到地区到省二轻局，由领导出面，才要了每年5吨的计划。可每月生产3万条水泥袋，就要9吨牛皮纸，如果用计划外的纸生产纸袋，还要亏钱。所以，在这资源极其紧张的情况之下，我决定用旧水泥袋来做原材料。我们从十堰拉回大量的废水泥袋，在广场上把好袋拆开，把中间没有烂的好纸选出来，扫去上面的水泥，经过修补，作为我们的原料使用。每个水泥袋是四层，把它放到中间，封面和底层用新纸，我们的成本就下降了一半。选剩下的纸运到造纸厂加工成再生牛皮纸，这不仅解决了原材料的紧缺问题，还大大地提高了利润，而且不影响产品质量，同时，我们的价格也比别人低。只是这样做，职工们太辛苦了。从开办纸袋厂以来，我总是带领大家一块干。我的手不黑了，可是我的脸、我的头、我的脚全是水泥灰，同事们都笑我是“白毛女。”尽管如此劳累，但却给我带来无限快乐。我经常和大家聊天，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用集体的力量帮助他们解决些生活困难，慢慢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大家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地共同劳动，共同工作，有说有笑，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又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我们这个纸袋厂在短短的四年中，为企业创下十多万元的利润，为开发新项目奠定了经济基础。丹江口这个小镇上知道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领导对我也有了新的认识。
中
部
一 、开始新生活
创办丹江塑料厂
七五年以来，许多纸厂都开始自制纸袋，价格也很低，对我们冲击很大，纸因此就更难采购。我常出差到外地购纸，也多次想过发展新项目。寻找新产品、新项目，成为我工作的重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浠水造纸厂接触到一个生产塑料薄膜的师傅，经过了解得知该产品市场需求量特别大，全省产量达不到市场需求的20％。项目比较简单，主要是操作较难。我很有兴趣，第二天便请纸厂供销科长带我到厂里参观，他们厂主要是用废旧塑料加工，每吨价约6000元，有50％的利润。为了进一步了解，晚上，我特意请了塑料厂几位师傅一块儿吃饭，一直谈到深夜，我激动得一夜没合眼，把所有情况在笔记本上记了满满十多页。
该厂的项目是枣阳厂帮忙筹建的。办完事的第三天，我便带着浠水师傅的信，找到了枣阳塑料厂的郭师傅等人，和他们接触了一天，进一步知道了更多的信息，也细细地参观了他们的生产线，他们的产品比浠水的质量好多了，透明度很好，产品供不应求，半年的合同都签了，每天仍有不少人前来求购。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郭师傅就是社主任，他愿意帮我们上马这个项目。我带着满满几十页的宝贵经验，带着两个厂的产品，也带着吹塑机的图纸满载而归。
我如获至宝，很快将此消息告知了我的领导。然而，他的态度像一盆冰水泼到我高烧的头上，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说：“纸袋厂干得好好的，谁叫你去选新项目？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心不安，吃几天太平饭就又想这又想那！”我很生气，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马上跑到了手工业联社跟齐主任汇报，他很感兴趣，我足足给他说了好几个小时。没几天，联社派来了驻厂干部，一方面了解调查项目，一方面做厂长的思想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开始了新项目的实施。
吹塑机的主体在江山机械厂加工，附件、架子在丹江加工。前后经过五个月的努力，全部安装完毕。七六年的七月，我到枣阳塑料厂请来了郭主任一行三人，到我厂进行调试。历时一周，我们的吹塑机终于运行了。那天，来了许多人参观这神奇吹塑机生产，只见薄膜像一个充满气的袋子，高达五米，直径70厘米，直直地立在车间中，十分壮观，领导们还拿着相机拍照，我太高兴了。回忆过去的五个月里，每发生一件事，我都是那么的担心，因为出身给我的压力太大了，我最怕工作中出现失误，所以，从设备的加工、设备的安装、机电的配备、原料的回收、辅料的购进，我都是那么认真、细心，不知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现在设备调试成功，出了产品，我的心情简直不能用语言表达，这是我36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亲手制作了“丹江镇塑料厂”的牌子，把它挂到工厂的大门口。我们带着我厂的产品给地区二轻局报了喜，也给省二轻塑料科报了喜，并留下了我们的产品，留下了我厂申报的原材料计划，要求纳入省二轻供应计划内。丹江塑料厂很快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生产化肥袋，给丹江化肥厂配套。这个产品不需要聚氯乙烯，只需收购旧的包装袋，在市场上采购些增塑剂之类的辅料，即可回炉，重新加工，即为再生包装袋。那时，能生产包装袋的工厂很少，但是化肥厂每县都有。许多河南化肥厂前来订货，工厂真是产、销两旺，接着，我们的第二台吹塑机也投产了。从此，我们告别了制袋的灰尘世界。
正当我的事业有成就感时，一个通知把我调到丹江镇生产指挥组物资供应站，为全镇供应物资。万般无奈，我只好忍痛割爱，服从镇委决定，离开了我喜欢的工作。塑料厂的发展前景很大，在各级领导的关注下，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提升了新厂长仇泽清(镇中学生)，短短几年时间该厂发展成县里重点集体企业。厂区扩大了，新车间、新楼房也建起来了，产值上千万，销售600多万元。看到厂的发展，我心中涌出阵阵热流。每当我到塑料厂时，上至厂长、下至职工，对我都是那么敬重。
我当了采购员
七六年十一月，我正式调到物资站上班。当时物资站只有三个人，连办公室也没有，于是镇委决定找地方建物资站。那时候什么物资都很缺，样样都要凭计划供应。我们均县这个小城镇，是没有什么计划的。要发展集体、街道企业，解决就业问题，但没有设备，又没有原材料，许多物资都在大城市或是交通不便的边远县，所以，当时到处都成立了物资供应站。
我到站的第一个工作是筹建物资站。领导在张家营划了一块约五亩地的水塘，没有帮手，也没有钱，只能靠着丹江镇这枚公章到处求助。我先找到驻光空字130部队，请他们的自卸车帮忙，拉石头填干了水塘，接着请化肥厂拉了几十车煤渣，垫平了场地。这项垫地工程基本上没花什么钱，只花了几个零工钱。我按照地基和领导的要求，自己画了几张简图，经领导审核同意，由丹江镇建筑队开始施工。但是红砖、水泥、钢材、木材等建筑材料的供应问题很大，经过努力，砖厂答应每天给600块砖。凭我过去供应纸袋的关系，水泥厂每天给我解决0.5吨—1吨水泥。钢材就用钢厂的下脚边料。不过，最难解决的还是木材，经过几个日夜的思考、实验，我决定用钢屋架、钢领条来替代，经建委工程师认定，它们结构合理、负荷力强，便采纳了我的建议。两个月后，我们的物资站开始施工了。
七七年六月，一个崭新的丹江物资站建成并挂牌营业了。四个宽大明亮的办公室，两个大的仓库，围墙、地磅、厨房样样俱全，接待客人就在物资站里进行，很少到餐馆。直到今天，物资站依然如故，它的建成给镇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物资站开业不久，我便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事情是这样的。三年前,石首办事处欠我们站两车皮焦炭款，每吨86元，共计人民币10320元，此款经双方领导多次协商至今尚未支付，领导便决定让我专门到武汉去讨债。我听后感到难度很大，不敢表态，只说试试看。
第二天，我到石首办事处找到了当事人某主任，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账很难要：“当时为建电站成立的是临时机构，现在电站建成了，机构也已撤销，只有几个人留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你们来得太迟了，我的手续移交给了水电局某局长，要么你去见见？回去好给镇长有个交待，款是肯定要不到。”我抱着一线希望找到了那位局长，他很不耐烦地推卸了责任，说了很多我根本不知情的细节，还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们。回到招待所，我认真地进行分析，思考该怎么办，是就这样回去交差？还是另想办法？最后，我决定一找到底，直到解决问题为止。紧接着我便打电话跟领导汇报了目前的情况，并说大约要花二十天时间，他们很支持我，要我全权负责：“收回多少算多少，镇委已同意作坏账处理。那里天热，你要注意身体。”这次通话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天大的困难我也要把钱要回来。
为找局长方便，我住到水电局招待所，除了吃饭，所有的时间我都出现在水电局，只要局长办公室没人，我就进去和他舌战。“四清”运动让我的舌战能力大有提高。他说：“当时你们发的焦炭车皮数量不够，应有120吨，实际只有80吨，通知你们也无人来处理。”我说：“在中国范围内，煤炭数量的认定，都是以车皮吨位为准，即使不够也应找铁路运输部门，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一个煤矿每天发送多少车皮，怎么可能装半车皮呢？这根本不是理由。同时发运过程中，你单位也有人在场。”他说：“现在筹建单位已撤销，只有几个留守人员，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你们来得也太迟了，何况我又不是经办人，要么去找某主任？”我说：“单位撤销不假，但为什么要留守人员？这些留守人员就是专门留下来解决过去遗留下的问题。如果过去问题全部解决，留守又有什么意义？你们肯定有权解决，也有资金解决。再说，留守人员也是代表石首政府的，不是地摊，一走了事。你说我们来迟了，为这笔款我们都来过多次，若不信你可问某主任。你说不是经办人倒不假，你当日调水电局，许多事都不是你所经办，但你还是样样都要去管。主任既然移交给你，那你就得一管到底。我们物资站资金也很紧张，不可能无理由地放弃。我就是在这里住一年，能拿回这笔款也很值得。我已给镇委表了态，不拿到款绝不离开石首。请局长好好想想，什么时候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就这样软磨硬泡地和这位局长舌战了十五天，最终他无奈地同意支付这笔款。我当时带来的正式发票是三年前开的，每吨86元。此时，我灵机一动，通知会计重新开，按现在每吨113元的价格，金额13560元，比原价高出了3240元，这样也把三年的资金损失给补回来了。为这个价格我们又僵持了五天，最终，我大获全胜回到丹江。当天领导们为我接风洗尘，给我放假一周在家好好休息。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困难并不可怕，只要你用心去做，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
几年的采购生活，使我这个比较内向、胆小的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改变了不敢见人、不敢见官、不愿求人的观念；学会了适应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学会了生意场上的许多技能，采购水平提高很快。在十多人的物资站里，我排前几名。全站年进货量大约30万元，销售量在50万元。七九年给我定的进货量是10万元，纯利润就5万元。现在听来数字不大，但按当时钢材每吨600元折算就不简单。同时，我们采购的所有物资都是国家计划，实在太难。有一次，我们从河南农机公司搞了台东方红拖拉机，进价是7000元，货已购好，但两省交接地河南设有检查站，根本无法运回。后来在河南农机公司的帮助下，在检查站所在的农机站请了两个农机手，以他们站所购为名,冒着罚巨款的风险，历时两天两夜，终于把拖拉机开回了丹江物资站，一个月前就交清了12000元货款的客户立即开走了这台拖拉机。
又有一次，我从河南拉了一车钢材，被孟楼检查站扣了三天，结果花了不少钱，请了不少人才帮助摆平。当年,从河南采购任何物资都是很难的，不仅采购难，运输更难，但河南的物资比湖北丰富，河南的朋友为人都很耿直，所以，尽管在河南出差比较辛苦，我还是愿意常去采购。我半辈子的业务伙伴及个人朋友都在河南。
一九七九年农历正月十八，我出差到湖北浠水纸厂。谁知第二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温度是零下五度，我没穿棉衣，只能在纸厂车间呆着，不敢出门，后来供销科长找了件值班大衣给我穿，总算抗住了寒冷。雪连续下了两天，足有30公分厚，积雪难以融化，路上无法行车。第五天，我找好了到武汉的汽车，一主一拖共装了八吨卷筒再生牛皮纸，吃完早饭就往武汉方向出发了。车队一行四部车，到武汉去拉旧物品。路上风大，气温太低，路面上全是雪和冰，车行得很慢，路也特别滑。当行至林家大湾时，我们的车为让一头牛，司机把方向打过了，顿时车滑到路边。主车和拖车共计八个轮，左边的四个轮子全部扬起，主车轮离地面约30公分，拖车轮足有半米，整个车就这样悬着。我坐在车上被吓坏了，全身瑟瑟发抖，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勉强下了车，所有的司机都不知所措，就差那么一点车就翻了！看看车上已有四卷纸被甩到田里去了，每卷纸至少有300公斤，其中一卷深深地埋进水田60多公分。怎么办？在这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地方，如何处理？农村也没有电话，又冷、又怕、又急的我再也无法控制，全身直哆嗦。后来，我们跑了二里路找到当地村民，在我们急切、真诚地恳求下，他们帮我们找来了二十多个小伙子，拿了许多井绳，从中午一直干到下午六点才把车拉平并修理好，把埋在田里的纸拉上来，然后装上车。司机不敢开车了，我也不敢再坐这部车了,幸好那天有六个司机同行。直到深夜，我们才到汉口，大家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晚上我越想越怕，要是车子真的翻了，我40岁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件事，我现在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在我四年的采购生涯里，虽然吃尽了苦，受尽了累，但是却锻炼了我的能力。
二、我的技校生活
筹建丹江技校
一九七九年，郧阳地区技工学校在均县开办了两个轻工班，借用了一家厂房。但当时的经委很想在县里建一个新的技工学校，于是便在秋树湾（地名）划了20亩地，作为校址。我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借调到技校去工作。八零年四月三号，我上班的第一天，校长便安排我搞基建。这二十亩地有树有草、有水有山，我这个门外汉真不知如何下手去干。规划没有，技术人员也没有，连钱也没有。校长说：“时间短，任务重，九月一日这里就要正式开学，这些学生来自全地区，他们要上课、要住、要吃、要用等等，所以，陈老师你要吃苦、受累，所有的一切全权拜托给你了。你能解决的你决定，不能解决的可以找我。你大胆去干，我们相信你的能力。”这个建校的任务，校长半个小时就交待完毕。我很纳闷，我既不懂建筑，又不懂规划，怎么能完成这个大任务呢？我再次找到校长，请他换人，我去教书。他说：“你来前就定好了，经委王主任都同意。”“开始干吧”，我真是万般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找到了四川建筑队，和他们的队长一块把20亩地做了初步的规划，哪里建教室，哪里建寝室，哪里做食堂，哪里做操场，哪里修厕所，修几条路，修多宽等……一一报给了学校，领导提了些修改意见。说干就干，我们立刻开始备料。水泥、钢材、木料、红砖都要计划，但只要拿到经委条子，到哪儿都开绿灯，打个欠条就行。一周时间我们基本备齐了主要材料。教室、寝室都是平房红瓦，办公室是两层楼房。草图自己画，施工我监督。我初步制定施工计划：一栋教室计划20天建成，一栋办公楼计划30天，一栋寝室计划20天，操场、厕所及其他配套30天，要求所有工作在开学前全部结束。但当建筑队看过计划后，马上打了退堂鼓，都说二十天建十几间教室是根本完不成的。接着我又给每栋房子、每个工序制定出具体时间。如挖地基2天、下基础2天、砌墙8天、上屋架1天、定瓦板2天、上瓦2天、内粉刷3天，全部施工严格按照每天的计划进行，完不成就加班，直到完成为止。八月二十五日按时完成不奖不惩，超一天罚一千元，超五天扣发全部工资，提前也有奖。就这样，在严格的计划下，建筑队想尽了办法，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全部完成了任务。一个美丽的技校新貌展现在大家面前。这几个月里，我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天天想基建，做梦也是建房子。
开学前夕，校长带着经委主任、县长一行人前来参观新建的技校，他们给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建房的费用很低，每平方造价不足七十元，他们都不敢相信。县长说：“好好总结一下，以后让其他单位找你取经”。（县里平方造价基本在90—100元∕㎡）
一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谈谈造价低的原因。我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严格按照定额标准执行，不开绿灯，每栋房子都没有什么勤杂工；二、所有用料都经过认真计算。如果建筑队浪费了，他们得赔偿，所以他们很小心。水泥、沙浆，用多少拌和多少，拌多少用多少，每次都用得很干净。工人都说，干了几十年，从没见过陈老师这样的施工员；三、所有隔间基本都是半截砖，或是等级差的砖。房子全部建完，全校园找不到几块剩下的砖，水泥剩余了几包，沙石全部用完，沙里面的石头做地坪用了，挖基础的土全部垫到室内地基；四、对材料实行综合利用，不能大材小用，能做瓦板的不准做瓦条；五、严格监督施工质量，不留面子；六、计划性强，工期抓得紧，工人们也没少挣钱。通过这次建校，建筑队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说以后要多做包工包料的话，这能多挣些钱。
这场建校工程总算按期完成了任务。
打井的故事
我们的技校设在秋树湾，离市区约2.5公里，较为偏辟，除地质队与技校为邻，四周杂草丛生，可谓荒山野岭。更麻烦的还是那一路上坡，坡度极大，推着自行车到学校，已是汗流浃背。学校建好了，可以上课，也可以就寝。但是有一件事，学校解决不了，那就是吃水的问题。没有办法，学校只好在食堂门前挖了个水池，靠下雨积水吃。水塘里有萝卜头、馒头，还有些其他杂物，看起来令人作呕。校长让我想想办法，我第一个想到打口井。校长说打井不行，连隔壁地质队专家都说：“这里是石灰岩地质层结构，整个山都是，也很厚，下面根本没有水。如果有水，我们还从外地抽水？”校长的话叫我很失望。
下午，我和建筑队的人一块在山上山下走了又走、看了又看，总是不信这两山之间会没有水。石灰岩的山不假，草长得也很少，基本没有什么树，但是在靠近围墙旁边，有个很小的天然水池。当年丹江镇中学农场的守护人，就是吃这个池子的水，每天可以存几桶水，所以，我很肯定这里会有水，可地质五队的工程师硬说不可能有水。我把调查的情况告知地质队，他们还是说这地方根本不可能有水。“那一点水不是泉水，而是两山之间渗水，不能说明什么。你们要想打井，只能白费力气。”他们的话真是让我举棋不定。两天后，我把想打井的事告知校长，没想到他很同意我的意见，鼓励我试一下：“如没水，不就是花点工钱，你干吧。”
我在建筑队找了几个以前打过井的工人，很快便开始动工了。早上我第一个到场，工程进度很快，第一天挖了1.8米深，没有发现水眼,只是坑里有点渗水而已。我的心有点凉了，难道真的没有水吗？也有老师们劝我别费劲了：“地质队的人说没水，肯定没水”。我该怎么办？想来想去，决定继续挖下去，求个结果，否则我心不死。
第三天挖到4.2米深，出现了几个很小的水眼。经过测算，这些水眼一小时合起来能出一桶水，这对一个学校而言，虽是九牛一毛，但却坚定了我打井的决心。第四天刚挖到20公分，就遇到了巨大石灰岩，这给了我当头一棒。工人们说挖不下去了，我说用钢钎往下凿。到了第十天，水井总深度7.8米，其中石灰岩3.6米。几个工人手凿破了，脸崩伤了，个个向我诉苦，都说干不了。我给他们开了会，鼓了劲，加了工钱，他们又都愿意继续干下去。第十二天下午，我们终于冲出了岩石层，发现下面很湿，好像有水一样，工人们用绳子把我系下去，我很认真地观察了一下，本想请地质队的工程师来看看，又怕被拒绝，算了，还是闭门造车吧，我自己给自己鼓劲儿。
第十三天早上，我很早来到井边，竟遇到一个意外的惊喜，井里存有半井水了！我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喊道：“有水了！”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才把井里的水打光，整整打起来五十多桶水，这五十桶水也足够伙房做饭用。从那天开始，打井的工人也增加了，我是一分钟也不愿离开了，校长更加支持我，老师们、同学们高兴极了：“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吃那些脏水了！”
第十四天下午五点钟，当井打到9.3米深的时候，只听见从井下传出喊声：“陈老师，不得了了！”我被喊声吓坏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连忙往井口跑。我隐约听见有“哗哗”的水声，“快把绳放下来，拉我们上去，快点！”工人们在井下喊道。呵，不到半小时就装满半井水。工人们上来后，兴奋地对我说：“刚才正在修铲井的周边时，猛地，一股比碗口大的水头向井里冲来，把井壁冲了很大一个洞，我们简直被惊呆了！”“真的太好了！”我激动的心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很快，井的四周被一大群学生和老师围得严严实实，井水一直升到离地五米高。这一夜我和爱人不知有多高兴，久久未能入睡。
井打出水来，只是第一步，接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井修好，既实用又美观，还能使用方便（井离厨房100米）。后来，我们又下挖了将近1米，共计10米深，直径1.5米，存水量10方以上，每天供水量上百方。井底放上20公分小白鹅卵石，上面是20公分的粗沙，井壁是高标号水泥粉末。从上面往下看，似一根很粗的水泥管子。井面圆形，周边是2米宽的水泥铺垫，加有排水沟。中间是个扇形井盖，旁边装一个抽水泵。厨房边修了个大水池存水，食堂外又修了一个洗碗池，上面装上龙头，一个自来水池的模式形成了。每当我看到在井边哼着歌洗衣服，说笑着在水池边洗碗的一群群学生，特别是看到地质队家属也在井边洗衣的情景，我便感到无比的自豪。
前些年我走到了技校，也特地看了看那口来之不易的水井。它依然如故，我心中倍感亲切，仍有许多学生在井边打水洗衣，那里成了同学们洗衣、聊天、交流的好地方。转眼间它已度过了二十七岁生日。回想起来，人生干事业或创业，也就像挖井一样，只要你看准了，确定了，并坚持下去，就肯定能成功。
我教政治经济学
我完成了技校的基建任务后，学校放了我几天假，算是对我的奖励。过完“十一”，学校又给了我特殊的工作，这份工作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校长和主任告诉我：“现在学生们还有一门课，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学校决定由你来担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我感到很惊讶，过去那些年代里，开会我只能坐在一边，乖乖地听人家讲，今天怎么会让我教政治？以前的政治课只有校长、党员才有资格教，难道打倒了“四人帮”，一切都变了吗？我很直接地说我的出身不好，不能教这门课。校长说：“现在没问题，经委都同意了。”“再说我也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怎么教？”校长说：“你用挖井的精神来对待这门课，一定能教好，我们都相信你。”校长边说边把一本高中的政治经济学书本交给了我，薄薄的一本，只有八十多面，我看了一下目录，真的傻眼了，什么商品、交换，可真一点也不懂，但校长只给我一周的备课时间。我真的搞不清学校是信任我还是故意捉弄我，我急得一连把这本薄薄的书看了好几遍，可仍不理解，也记不住。
第二天，我到一中找到我的同学（湖北大学政治系毕业）请教，寻求帮助。听她讲了几节课，她又给了我几本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书，回到家我就开始认真地阅读。经过几天的自学，才懂得高中的书是压缩饼干，页数很少，但内容却很多。于是我就学习大学的书，而后简单地给同学们讲。一个星期过去了，这本厚厚的书我读了五遍，里面的内容、重点，我都做了笔记，也备了几节课。
上第一节课，我请肖老师听课，他连夸我讲得不错，真是出人意料。后来，我又找来很多参考书，展开思路，结合“四人帮”前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来拓展学生的思维，并参与讨论国家发布各种经济政策的依据、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重点探讨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承包制、分田到户、发展私营企业等方面的有关知识，让同学们积极发言，大胆发挥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想象力。我就这样慢慢地走近了政治经济学，也慢慢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我上课的最大特点是，不拿书和教案，不讲书上的案例，也不脱离现实，经常结合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的生动事例来讲课，激发大家的求知欲。
这段时间，中央也发表了许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对“四人帮”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批判，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正确分析过去几十年中国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全党全民都投入到这个历史变革的高潮之中，无形中我和学生们都被这百家争鸣的浪潮所吸引，各抒己见，展开了学术讨论，回忆过去的教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这些年里，社会上多了许多本不该多的，少了些本不该少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国家提倡的丰衣足食，最终变成了缺吃少穿；提倡的人人平等，却变成了你批我斗；提倡的求实精神，却变成浮夸成风；提倡的国富民强，也变成国虚民贫。经过大家的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四人帮”违背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则，违背了民心、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中国有多少个地主？有多少个右派？有多少个“坏人”？有多少个黑帮？他们又有多少个子子孙孙？这样无限延续下去，会是什么后果？这样发展下去，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还能稳定吗？其实，这一切并不是人们想要得到的。而邓小平同志早就发现了：广大人民想要的是衣食无忧、和睦相处的快乐生活。可惜，他和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的发展战略，被“四人帮”封杀了。打倒“四人帮”后，国家开始搞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民意民心的各种经济改革，并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彻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人民的衣食住行，彻底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美好经历，它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加深了师生情感。去年，我回到家乡，一群技校的学生，请我吃饭，请我唱K，给我关心，给我快乐，让我深受感动！
三、进入新起点
我当上厂长了
命运到底是什么？我的一生就好像被命运不停地捉弄着。
高中毕业分配到丹江镇中学教书，工作得很开心，但干了三年学校停办。在工厂做行管也很有兴趣，可“四清”期间，我被免职了。好不容易又到了技校，工作很有起色，没想到送走了一届学生后学校又停办了。再想想我出生之前，父亲就给我们创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应该说我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但10岁之前我一直体弱多病，很少吃到鸡鸭鱼肉，肚子里面装满了苦水草药；10－18岁在同情父亲、忧虑家庭中度过；18－25岁在政治运动、劳动教育中度过，在病魔中挣扎；25岁－44岁，为了母亲，为了妻子，为了孩子，我顽强地生存下来，但却失去了我的追求，失去了我的年华，也失去了我美好的理想。我就像急流中的一块基石，任其洗礼。难道命运对我就这样不公平？
一九八三年五月，我们送走了一批技校毕业生，老师们天天在学校度假，也为迎接新的学生做些准备工作，大家说说笑笑，真是开心。一天上午，一部吉普车停在办公室门口，车上下来五个人，通知老师们开会，会上经委领导讲：“接到地区技校通知，停止在丹江办校的决定”。真是晴天霹雳！老师们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经委要求老师们都暂且留校，等待新的时机。从此，我们开始了种菜、打球、玩牌的生活。没多久，我就开始厌烦这种无聊的生活，厌烦这种乏味的人生。
于是我要求领导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八月二十三日，老蔡（邻居、镇干部）通知我去参加镇里的一个会议，研究了解丹江制镜厂目前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分析并制订新的工作方案。这个厂的问题很大，工作队进驻了三次都没有什么结果，镇委们很是头痛，现在企业更是乱如麻，在场的几个镇长也感到很棘手。
下午五点，我和几位镇长一同到制镜厂参加职工大会。首先由吴镇长讲话，他总结了制镜厂的过去与现在，提出制镜厂存在的严重问题，并说必须注入新的血液，才能挽救制镜厂，接着就宣布制镜厂新的领导班子：一位副厂长，负责全面工作；陈从民任副厂长，负责生产、经营。整个会场一下子轰动起来了，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不知所措，不知是喜是忧。喜的是，我一生连个组长也没当过，今天居然当上了厂长；忧的是，该厂多次进驻领导干部，也没有任何起色，我该怎么办？在我内心激烈斗争之时，镇长突然让我起来讲话。我按捺住自己紧张的心情，说了几句：“同志们，我是个新兵，也是个外行。从今天开始，我将和大家在一块共同工作，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建好我们的制镜厂。”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这个不平常的会。从此，我进入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
回到家才听老蔡说，这件事早已定好，不提前通知，是怕我不愿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所以才采取这种方式，这是镇长的决定。我说：“这种方式很独特，但我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么大的工厂，我真怕搞不好，会让领导失望。”他说：“你不知道，镇里有许多领导都很看重你，他们都认为你肯定能行。”
晚上，我把今天发生的事，详细地告诉了母亲和爱人，她们又惊又喜，但都很支持我，也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我们在家一直谈到深夜，谈到我自从高中毕业，人生走过了二十多年，总想干点属于自己的事，但总是不能如愿，也不知这次会怎样。我想，如果能让我搏一回的话，我会用百倍的努力，来夺回我过早失去的青春年华，来实现我想继承父辈经商的愿望。尽管不是自己的工厂，但我能为集体经商，能为更多的职工谋利益，意义更大。可我一想到这个企业内部人员关系复杂的派别之争，职工的消极倦怠，生产效率太低，资金紧张，运营停滞等问题，不免忧心忡忡，我能有多大能耐？自己出身不好，胆子又小，想把这个知青企业完全搞好，看来并不那么容易，可能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很难想到今后会遇到什么不测，会遭受多大的阻力。不过，退一万步来说，就是没有把企业搞好，我也绝不会把企业搞垮。这样一想，我便决定第二天去见镇长，听听他们的意见，以求得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早上吃过饭，我和老蔡同到丹江镇去见吴镇长、赵镇长等领导。这次调去制镜厂是赵镇长（原生产组长）推荐的。他认为我有知识、有能力、责任心强，有些管理经验，经镇委研究、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他们对我抱着很大希望，镇委也全力支持我,并决定派两位干部进驻工厂，协助我做好上传下达的工作。镇长恳切地对我说：“新的领导班子如何组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次把你调到制镜厂，任务艰巨，请你抓紧时间落实企业资产，稳定企业局势，稳定职工思想，尽快使企业恢复正常生产，你要为企业分忧，更要替镇委排忧解难。我们相信你能干好,你要大胆工作，有我们做你的后盾，不要怕别人说什么，只要是为了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即使做错了什么，我们也能理解。总之，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支持你、帮助你、关心你。”这些话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和“四清”运动的批斗完全不同，难道国家真的发生了大的变化，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吗？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有家庭历史问题的人，难道真的从此和别人一样平等了，不再受歧视了，也能做我们想做的事了吗?我满怀激情地离开了领导办公室，一路上感慨万千。面对这一切，我们不由得对小平同志产生了一种无限敬仰、无限感激之情，是他拨走了我们头上的乌云，是他让我们重见了阳光，是他给了我们崭新的人生。
组建新班子
我到制镜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召开全体领导班子（七人）会议。这七人中有一位中学毕业，两位小学毕业，其他未读过书。倾听完大家发言，我感到我们之间的文化差距太大，交流、沟通很难，更不用说制定改革企业的各种措施了。经过领导研究决定重新组建临时班子，由三名厂长、一位工会主席和一名技术骨干组成。
以前我对改革体会太浅，其实它就是一种斗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人与利益之间的斗争。改革越深入，斗争就越剧烈；改革越彻底，斗争就越持久。本以为调整班子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个被组合掉的人公开和我们闹，还到镇里说我的坏话，幸好有驻厂干部林主任做工作，最后以党性要求他们绝对服从组织决定，这才平静下来。
领导班子组建好后，接着改选了各车间主任，建立了厂长办公室、经销科、生产科、财务科，正式成立了工会。这样，一个体制完整、功能齐全的企业运作起来了，彻底改变了过去办公无地点、客户无人接待、职工闹事无人管的局面。各部门、各科室都制定了工作责任制，公示在墙上，接受职工的监督；提升一批管理人员，对他们边工作边培训。随着改革的进展，工厂出现了新的变化。各部门、各车间严格考勤，厂区制止了三五成群的聊天，车间清除了吵闹声，科室杜绝了串门，一个工厂的新貌基本上形成了。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工厂的盘点。召开各种会议三十多次，和80％以上的职工进行不同方式的接触交流，基本上熟悉了企业现状，对职工的派别，企业存在的问题，职工对企业的要求等等，我认真地分类、排队，找出主要矛盾，制定解决的具体方案。我虽不是一把手，但我负责生产、经营，也是企业的核心，所以，一切方案都要我来拿。再说，当时丹江的中小企业仅我一人是老高中毕业生，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制定措施，更何况我又教过政治经济学，对当前改革的形势也很清楚，企业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副改革的重担就这样落到了我的肩上。
八四年元月十六日，我被提升为厂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只有加大改革力度，用改革的步伐来推动企业发展，用改革的效益来提高职工的待遇，用改革的成果来赢得职工的信任，这样，我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决定引进、选拔新的人才，重新调整领导班子。常言说“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人心齐，是工厂发展的关键。我们企业最缺乏技术人才，班子里没有懂技术的厂长，首当其冲，要找个能管好生产的技术厂长，我很快选中了一个聪明能干、精通技术的人当生产厂长，又从企业里破格提升了一位主管经营的厂长，八五年五月，办事处又派来一名干部兼支部书记，新的领导班子终于组建好了。
我们这个领导班子文化结构合理，都是中学文化程度；年龄结构合理，我46岁，工会主席50多岁，其余两名副厂长40岁以下；专业结构合理，有懂经济、懂管理，也有懂生产技术的。这是一个综合素质高、让人羡慕的、年富力强、充满活力的领导班子，它的运作必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
狠抓市场营销
我们的厂是以知青为主的大集体企业，30岁以下的年青人占80％，但企业却没有青年人的朝气，也没一点活力，死气沉沉的。当时职工有108人，知青都是初、高中文化程度。我们的产品有装饰镜、磨花镜、彩花镜及各类礼屏，磨花镜在全省都有名。企业开办五年之久，省二轻、省知青办、地区、县里都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可工厂却是越办越差，有前途的职工不断流失，产值、销售只减无增，曾三派工作队进驻，都因无效而撤走。
我认为，一个企业的成败兴衰决定于营销部门，所以，我首先对经营部门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深入观察，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1)、100多人的工厂，仅靠一个10平方米的门市部销售产品，门市部里有一个师傅专门划裁镜子、定价，一名收款员。每天门口都有人排队，最多也就是卖个几十块镜子，就是加班也难卖到50块。按每天50块，全年也只能卖到2万块。据说厂里一年生产4万块，那么，其余的2万块到什么地方去卖？⑵、门市部有一个侧门通往库房，自己卖自己拿，无任何手续。门市部交多少钱，财务便收多少钱。⑶、这么大一个镜子厂，很少有外地人来批发镜子。原来，厂里有这样的价格制度，凡是来买镜子，不论远近，一律到门市部排队，不管你买多少，一律一个价格，难怪无人经营。⑷、工厂虽有几个业务员，如同虚设，他们没有销售任务、供应任务，也没有业务接待、业务洽谈。他们最大的工作是在厂里转来转去，或是陪厂长一起出出差，或是在市内跑跑腿。⑸、每月加工多少镜子，送人多少，打破多少，又是一个未知数。从玻璃→磨花→镀镜→入库→销售→财务都无制约性，厂里天天都有来来往往的人拿着产品出出进进，也有职工拿着产品进进出出，同样无人过问，真是一片混乱。难怪厂里有句顺口溜：“厂长外面捞了一块板，家里丢了一扇门。”形象地给厂里画了一幅管理的漫画。
镜子是个特殊的产品，一块镜子能值5元钱，打碎了只值5分钱，哪怕是破个角，就如同失贞节的女人。它是那么的珍贵，却没有人来约束它的完美。所有产品只有一个价格，厂价、批发价、零售价三合为一，给企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企业除了贷款，省二轻支持借款外，只有两万六千元的自有资金。在领导班子会议上（这是在原班子的基础上临时组建的），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讲给大家听，决定要制定措施，没想到大家不同意我的意见，说我无事找事，但工作队却很同意我的这些意见，也很支持我。如果按照我的改革意见，全厂上下任何人无权随意拿产品送人，包括厂长在内，产品出厂只能由经销科全权办理，这无形中控制了各位厂长的特权。据我了解，每月外送镜子数十块，各类礼品也有数十块，绝大部分是私人送礼，并非业务往来。每月拿、送、破、损、生产消耗等企业损失在几千元，年损失高达几万元，而工厂年销售收入只有十几万元。全年生产4万块穿衣镜，每块玻璃的成本价2元多，那4万块成本就十多万元，100多职工每年工资支出4万元，其他辅料、管理费、税金、上交办事处管理费、贷款利息、业务开支、差旅费等又从什么地方开支？所以，经营管理的改革迫在眉睫，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我和工作组的林主任一块去找镇长们，请求他们支持，让我迈开这万里之行的第一步。我用整整两个小时的讲述，打动了几位镇长的心。他们说：“既然我们把这个企业交给了你，那这图画就由你来设计，由你来绘制，所遇到的任何阻力就要靠你、靠林主任、靠镇委来解决，直到成功为止。现在的班子都缺文化、缺管理、更缺发展眼光。只要你做成一件大事，就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对这些人，你要有耐心，也要虚心。你是个聪明人，肯定能按你的思路来改革企业。”
首先，我出台了第一个方案《抓好经营管理，是企业生存的重要保证》，从五个关键方面进行改革：⑴、认真核算产品成本，制定出零售价、批发价、出厂价，从十月一日开始执行。过去按每块售价五元，现在调整为每平方14.2元，每块零售价提高2元多，批发价13.5元∕㎡，出厂价12.6元∕㎡，30块以下按零售价，100块以下按批发价，100块以上按出厂价。这个价格出台之后，企业每年可增加利润10万元，同时给许多想经销我厂产品的客户，打开了方便之门，大大促进了产品的销售，彻底改变了企业过去卖一块和卖一百块价格同等的初级模式。⑵、明确企业的业务界线。门市部只有零售权，按平方计算，没有浮动价格的权力，批发价、出厂价归销售科办理。⑶、全厂的经销业务归营销厂长负责，收回其他厂长的营销权。凡是外单位的关系户、关系人的赠品一律办理严格的审批制度，由部门申请，厂长批准，最后由销售科执行。赠品每月不得超过10块，全年控制在100块，所有批条留存备查。⑷、建立产品明细帐。产品出库要有出库单，产品出库要先交款后提货，要做到帐物相符、帐帐相符、帐款相符，划清严格的责任界线，杜绝谁都可到库房拿产品，保管员如同虚设无管理的现象。⑸、制定破损标准。参考玻璃制品的消耗，我们暂定为3％的消耗。
这份改革方案转交到镇长手里，镇委们也召开了会议，认为很好，但是执行起来却有很大难度。这几年企业都是放任自流，要立马走上正轨，真是太难。如果这次改革能成功，那企业就有望了。在这极为关键的时刻，镇委下决心，派了一名副镇长到厂协助。他首先召开了领导班子会议，讲了这次改革的目的、意义、具体内容，结果班子内部引起轰动，都认为这行不通，只有少数人认为很好。经过两天的学习，统一了思想，接着召开职工大会，宣讲这第一改革方案，没想到却得到广大职工的认可。因这改革废去了厂长们的许多特权，故有职工当场质问，这个制度能坚决执行吗？我肯定地回答大家：“只要大家能监督好，就能执行。到年底时我会把取得的效益告诉大家，也会提高一点年终福利。我们这个企业经过一年的改革，一定会变成一个先进企业。也许三、五年后，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福利会成为丹江第一，让我们用努力和耐心等待这一天吧！”镇长认为我的话很有号召力，相信我一定能把企业的销售改革进行到底。
第二：充实扩大供销队伍，选拔好的供销苗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提拔了一位职工任供销厂长，通过试用，证明他的能力很棒。同时提升了三名女强人分管营销，接着是扩大营销队伍，全厂职工中凡有供销能力的人用选拔、自荐等方式选进供销队伍。扩大市内零售点，由一个门市部发展到四个、六个，最后达到八个。然后组建供销车队，厂内购进货车三部，外租一部，保证运输，日以继夜不停发运，确保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最合理的价格为客户服务，让用户满意。
第三；在工厂树立“销售为核心”的机制。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制度、所有的管理都不能脱离这个中心，一切要服务于销售。上至厂长，下至门卫都要做到、做好，无论是哪个环节给营销带来不便，马上改进。个人损害客户利益，我们会及时处理。我们的工作作风，受到客户的好评。
第四；改革门市部。全厂有八个门市部，从业人员24人，分布在市区各个角落，很难管好，常发生些不该发生的矛盾。经过摸索，我们对门市部采取自主经营的方式，根据所处的位置、开业时间、人员结构，制定出一个年销售目标，完成了可享受当年的各种福利、奖金，超额部分按百分比提成，完不成的，按实完成数享受，销售低于80％，停止福利享受。每月销售什么产品，如何管理门市部，甚至关门休息、换班休息、病事假，都由他们自己决定。每月各门市部给工厂上交门市部租金、管理费，其余的收入一律由门市部自行进行分配和奖励，给大家营造一个自我发展的空间。门市部每年都要跟经销公司签订一份承包合同，年终按合同逐条兑现。经营有方的门店，年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但这种管理方式，门店也要承受很大风险。所有门店到厂进货执行厂价，但必须现金交易，不佘不欠。进货时，他们也要预先对市场了解，否则会造成产品积压，影响自己的资金流动。这样就迫使大家去关心市场，了解行情，提高业务能力。
第五：扩大产量，降低成本，加大产品品牌宣传力度。我们把产品送到国家质检中心检测，申报“丹江牌”注册商标，打出自己的牌子，获得客户青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们的企业发展速度很快，一支庞大的销售队伍建立起来了，全厂销售人员达到50％以上，成为全地区企业销售人员比例最高的企业；整个销售人员达60人之多，业务覆盖了南阳、郧阳、襄阳等三阳地区，拥有大、中客户群150多家。92年销售收入达450万元，是84年的20倍，成为丹江口市的中等企业，人均创销售收入4万元，人均创利润2500元，一类销售人员年收入近万元，创造了我市的收入之最。在这十年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全省124家大大小小的制镜厂只存活了九家，而我厂又是唯一盈利的。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能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是重销售，因为销售就是企业的生命，再好的产品，不能变成钱，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如果要把产品变成钱，就要制定好的营销战略，来适应市场要求，并最大限度地服务客户，最大限度地诚信客户，全厂上下、干部员工都必须顺应客户，真把客户视为上帝。因为，我们的产品是让他们能挣钱，只有他们挣了钱，工厂才能赚钱。
第六：创立“五费合一”营销模式，即把一线销售员的工资、福利、奖金、交通费、差旅费等五项费用合并为一。所有产品销售提成中，包含了五项费用，也就是业务员每提一元钱里都包含五项费用。销售的越多，不仅工资多，福利也多，奖金也多，其他费用也多，反之都少。这一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业务员自己开展业务，出差、送货、休假一律自己安排，工厂只管他们的销售任务完成情况、货款回收如何。我们独创的“五费合一”的营销模式，从92年开始，全市许多企业相继模仿，后来推广到地区。
我在营销中，也很注重建立与供应商的客户关系。我们的供应商都是大型企业，如洛阳玻璃厂、商丘玻璃厂、株洲玻璃厂、太原玻璃厂等，我们无法和工厂建立关系，但却和许多经办人建立了良好的诚信关系，如洛阳玻璃厂的周建强经理，至今还常有电话往来；商丘的闫居峰经理、襄樊建材的李长富经理，到现在还是很要好的朋友。有了这些诚信的客户关系，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每年30个车皮玻璃供应，促进了我厂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十几年的厂长生活中，我总是紧紧抓住营销这个环节，从不放松，根据市场变化、产品变化、供应变化、外因变化来随时调整、修订、创新营销策略，使企业越来越兴旺。九三年，全区仅我一人出席了湖北省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最隆重的营销先代会。会上，我介绍了许多经验与大家共同分享，但别人只能学到我过去的、现在的，可永远学不到未来的。因为，我特别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以此来准确把握企业的脉搏，随时改进企业的营销策略，从而使工厂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找北京仪器厂换镀膜机
我进厂上班的第一天，几位老厂长带我到各车间去参观了解制镜、磨花的生产工艺。他们说，目前，我厂制镜采用的还是古老的方法——硝酸银镀镜面。每年我们厂要用上百公斤的硝酸银，但国家只能供应很少一部分，大部分都需用高价购进，对生产时有影响。我问:“武汉制镜厂他们用什么生产，也和我厂一样吗？”一位厂长说：“人家是用先进的镀膜设备。”“我们为什么不用？”他说:“省二轻去年借给我厂专项资金10万元，从北京仪器厂（以下简称北仪），引进了一套立式镀膜设备，可至今仍躺在大车间里不能运转。我们多次找过北仪，都是白费钱，他们来了能生产，他们走了就停产，曾派人去学习过，可还是不行。省二轻领导也来了解过情况。现在北仪说超过保修期，他们不管了。眼看这10万元的设备就这样躺着，镇委们只能干着急。陈厂长，你来了肯定能想出好办法。”
第二天，我开始查询购进该设备时的有关资料，如产品说明书、设备进厂后安装调试的情况、参加调试的人员、前后七次调试维修的记录等。接着，我在厂里召开各种座谈会，请所有参加人员介绍调试、维修的过程，并写出详细的资料，以便了解引进该设备的前前后后，然后考虑目前怎样打算，下一步如何计划，是放弃还是继续找北仪。我认真细致地用了二十天的时间，把引进该设备时的所有情况、所有资料，都认真地做了记录，并写了三封长长的信。一封写给北仪的经营科，一封写给北仪的厂长，一封写给北仪工程师办公室。我在信中主要写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⑴、详细介绍了我厂是在省二轻支持下，在均县县委关注下办的第一个以知青为主体的工厂（附有县知青办的介绍信50份），它体现了上级政府对知青政策的落实，也体现了各级领导对上山下乡的支持与关怀。⑵、着重表达了我们鄂西北山区对北京首都的向往与信任，认为北京的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北京的科技是中国科技的先锋，尽管南方也有很多厂生产镀膜机，价格还很低，但我们却无法抗拒对北京的期望。⑶、算了一笔很大的政治和经济帐。我们企业虽小，但却是我省唯一的知青先进工厂。自从引进你厂设备两年来，企业一落千丈，至今面临倒闭，部分职工流落街头，生活无助，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为此，省二轻、省知青办先后到我厂调研，寻求解决方法；在经济上，企业花10万元买来的设备至今仍躺在200平方的车间里，两年直接损失10万元，按镀膜机的生产能力，两年可给企业带来30万元的经济效益，可现在为零。设备从进厂调试、维修、工人培训、出差、水电、人工工资、招待费等二十多项费用合计高达五万元。这台设备从进厂两年来，企业损失55万元，如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每年仍将以20万的速度永久损失下去，这是多么的可怕！⑷、从调试两次、维修八次，历时两年。我虽不是技术人员，但我可以肯定该设备有重大的设计、制造问题，属不合格产品，应引起贵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视，更应引起厂长的高度重视，并应立即作出处理决定，来保护贵厂的名誉，来捍卫首都的尊严。⑸、我省、我地区、我县已下决心，专门派我负责处理，如贵厂仍不理睬，我们就前往北京有关部门寻求解决，并要求贵厂赔偿给我方造成的一切损失。⑹、希望厂长以大局为重，以帮助山区人民为荣，以首都工人的高尚风格，来扶持我们一把，我们会永远铭刻心中。
五天后，我接到北仪电话并立即前往。崔厂长接待了我，他是从部队上调来的，颇有军人气质，更有军人的果断风范。他代表全厂向我们厂表示歉意：“我以前听说丹江的设备有问题，但不知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实在对不起。我们会不惜一切帮助你们把厂的设备调试好，达到最佳运行效果，以补偿给你们带来的损失。如果设备本身确有问题，同意为你们更换”。后经两次调试失败，他们便决定为我们更换设备。当时，北仪已停止生产立式镀膜机，又开发了新产品——旋转型的。我问：“技术科为何改成了旋转式？”他们说：“立式蒸发不均匀，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得知这个消息，我很吃惊。于是我立即去见经营科科长，直接说出了想换卧式的想法。他说：“要改变型号是不可能的。⑴、我厂生产立式几十台，别的厂使用都很好，它不是不合格产品。⑵、我们是师级企业，几千人的工厂，边生产边研发，永远如此，不可能以旧型号换新型号。⑶、本来设备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么严重，但厂里以支持为由，同意更换。⑷、我厂有严格的规定，换产品必须在保修期内，必须是同型号才行。请陈厂长体谅我们的难度。为这台镀机我们也花去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更换了几千元配件，在厂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厂长读了你的信，专门召开了会议，在会上公开地对技术科、生产车间、经营科进行了批评，搞得我们真是哭笑不得。现在你又提出来想要卧式，肯定不行！”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辗转难眠。如果说立式镀膜机没什么问题，可库存的五台放了快一年也没卖出去，这是为什么？如果另换一台立式依然出现问题，那可咋办?这一切努力不都白费了？厂里人还会笑我想逞能，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我沉思在这漫长的黑夜之中，昨天的快乐变成了今天的忧虑和郁闷。没人能缓解我的忧愁，更没人能理解我此时的心情。一直熬到天亮，我作了个大胆的决定，再去找崔厂长，请求他的帮助，给我们换一台新开发的卧式镀膜机。我想不管厂长反对也好，还是讨厌我这个山里来的厂长也罢，我一定要用自己最大的耐心去说服这位军人出身的厂长，圆满完成我的换机任务。想到这儿，我满怀激情地往崔厂长办公室走去，可走到门口，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狂跳的心，步子越来越沉。忽抬头，发现门上有一纸条“到部里开会两天”，我猛地松了一口气，慢慢转回招待所，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再也没有前天的勇气了呢？不行，我要用这两天的时间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出更充分的理由来打动厂长。
我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请我们镇长到北京来参观科展会，顺便来一趟北仪见见这位厂长，可能会有转机，镇长果然很支持我的想法。就这样，我们镇长见到了这位北京的军人厂长。镇长热情地夸奖了北京，夸奖北仪的厂长和各位领导。我乘机向崔厂长介绍，这次镇长来京是按省二轻的旨意，向北仪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到贵厂开开眼界，规划如何发展我们山区。镇长说:“陈厂长的换机心切，可能有些言语会给你们带来伤害，失礼之处敬请谅解！”友好的交谈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第二天，我来到厂长办公室，以镇长的名义，请求厂长带我们参观一下北京制镜厂，参观设备运转的情况，厂长爽快地同意了。
早上，在张科长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北京最大的制镜厂——昌平制镜厂。该厂有上千人，拥有大、小制镜镀膜机、热反射镀膜机七台，有上百种不同的产品，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我十分关注卧式镀膜机，询问了车间工人、技术人员，他们都说卧式使用方便、速度快、产量大、能耗小、成本低。他们车间计划再买两台，替代立式的。晚上回到房间，我把掌握的情况告诉了镇长，也说出了我的想法。镇长临走前说:“感谢北仪领导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计划在三年内引进三台设备，也准备引进热反射生产线，全部用贵厂的，希望崔厂长和其他领导多支持我们，多支持陈厂长，同时，欢迎你们到我们武当山——世界著名的道教圣地来旅游！”
镇长的到来为我要求更换镀膜机型号开了个好头。我先后多次去找崔厂长，想千方设百计，最终以我的真诚打动了军人的心！没想到真的成功了，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制镜厂有希望了！当时，北仪的卧式设备供不应求，按正常供货我们要等到第二年的第二季度，后来，厂长给各车间下达了用加班方式提早完成丹江的这台设备的任务，以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我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在会上，我把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了全厂职工，赢来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八三年十二月中旬，我们收到设备，按照图纸要求进行了安装，接通了水电，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北仪来了两名工程技术人员，经过一周的检查调试，决定作为八四年元旦的献礼。十二月三十一的晚上，许多职工留在厂里加班，领导班子成员和镇长等几位领导都激动地在车间等待试车成功的特大喜讯。深夜十一点三十分，第一炉镀膜成功了。这一次镀了八块，规格1.2米×0.45米，镀层亮如镜，几乎分不出里、面，几十个人在车间看了又看，真是爱不释手。接着第二次、第三次不断出炉，镀膜周期为八分钟，加上装卸，约十分钟，每小时可完成六次，共镀48块。若两班生产，每班按七小时计算，日产镜子672块（每班只用3人）。过去四人两班生产，每天产96块，如今产量一下子提高了八倍，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个极大的飞跃。早上一上班，我就把试车成功的消息，电话告知了崔厂长及各部门。历时四个月的更换镀膜机之事，大功告成，企业从此转危为安。镇长们高度评价了我的聪明能干及持之以恒的精神。
打破大锅饭的风波
镀膜机的试车成功，使企业迈进了一个新的起点。经过一个月的职工岗位培训，在春节后正式投入运行，暂按两班配备，每班按六小时运行，日产量为576块镜子。穿衣镜很少净面，要么是磨花，要么是彩花。彩花也叫彩印，用丝网漏印，彩色套板，一个图案，要套七八次，产量比较低，每月只能生产1200块。磨花车间有18人，每月产量1300块。这两个车间月最大产量是3000块，只能供给镀膜车间生产一周，一开机就面临停产，万般无奈只好把镀膜车间改为单班生产。可是单班生产每天要多耗水电，对设备的安全运行也有很大的伤害。但即便这样，也只能生产十天。镀膜停产，职工也无法安排，工厂又出现串岗、聊天的现象，厂长们也很着急。这该怎么办？
我决定深入车间，对每道工序进行详细地调查，寻找第一资料。当时，工厂的工人工资最高的是36元，最低的21元，基本上是固定的。除了请假，工资是不变的，工资收入也不和任何方面挂钩。当时磨花车间18个职工，月产量1300块，每月按26天计算，每日产量是50块，每人每天平均产量是2.8块。
我进入磨花车间前，看了一下手表，请车间的技术骨干给我磨一块双鹤松柏图，这是一副最难的图。小何从拿玻璃——擦玻璃——磨制抛光——清洗前后仅用了三十五分钟。照这样计算，小何一个班，只按七小时的操机制磨，至少能生产12块，如果简单的图案可生产15块以上，全车间18人，每天约磨制200块，每月产量至少也有5000块，可实际为何只能出产四分之一呢？
我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决定改革制镜厂的分配制度，打破大锅饭，全厂实行计件工资。八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我在全厂召开职工大会，宣布了改革方案，会场立马乱成一团，许多人大吵大喊，几分钟后才平静下来。本来，过去每天只干两个小时的活，一个月挣个二十多块钱就可以了。现在如果每天只磨两小时，却只能拿到三角钱（简单图每块0.11元，高档图每块0.18元）。但如果大家每天努力工作的话，月收入要超过原工资的50％。
尽管这样，大家还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他们年轻，衣食靠父母，不需自己挣多少钱，只要有时间就想到怎样玩，根本不考虑工作。印花车间问题更大，我查了几年的记工本，发现年产印花镜仅有一万块，礼品不足千块，按他们的工资估算，每块礼品的工资在1.5元，而一块礼品才卖2.5元，不说盈利，连本也不够。一块彩花镜的印花工资为0.8元，加上制板、材料，超过一元，但销售只加0.8元，做得越多亏得越多。经过研究，每块礼品工资定为0.15元，每个印花工资为0.08元。这个组大多是成年人，他们会闹成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四天后，我又召开会议，宣布此计件方案从三月二十六正式实施，在一片吵闹声中这个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执行了。
厂里还有一个弹花车间（制镜厂的前生）。当改革出台之后，这个车间索性关门了。第四天我召开了全体车间会议，重申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让大家发挥更大的力量，挣更多的钱，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对工厂、对自己都有利。但会后，车间职工又连续几天不上班，我很生气，给车间下了最后通牒，限三天内必须正式上班，按我的改革方案执行，否则撤销该车间。在这强大的压力之下，车间职工只好来上班，但个个怨声载道。
一天下午，厂里来了位有身份的客人，一群职工便向这位客人告我的状。这个客人回答：“你们对厂的改革有意见，我都知道了，但我不能包办。你们最好找你们的厂长，提出你们的想法。制镜厂的改革还是陈厂长说了算，大家都要相信他，都先回去上班吧。”这位客人走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县改市的第一任市长何金祥。这件事也很快传遍全厂，传到了办事处。
从这天起，工厂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各车间仍消极怠工。一个月的计件结束了，会计按记件标准把结算的工资表送到我手上，弹花车间主任本月收入不足10元钱，全厂工资上涨的不足20％，持平的35％，还有45％的工资是大幅下降。我看了心里很难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多挣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我立即召开领导班子会。有几位厂长劝我干脆恢复过去的工资吧，既省心、省事，又没有矛盾，何乐而不为？当时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这个改革方案既然没有错，那为什么要作废？出现今天这种结果，反映出部分职工在和我们的方案较劲。我的意见是；本月工资就按财务计算的发放，不做任何修改，必须执行到底。请各位给予大力支持！”
接着我又召开职工大会，着重讲了几个问题：⑴、这个改革方案经过深思熟虑，是正确的，是利己利厂的，所以不做任何修改，坚决执行到底。⑵、部分职工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有情绪，出工不出力。制镜厂从一个很好的企业，演变到今天是什么原因？就是有少数人想乘浑水摸鱼，在这里我告诉大家，那段历史不会重来了。⑶、从现在开始，工厂将会不断出台许多改革方案，但每个改革都有科学依据，既合理又合情。所有方案一旦出台，你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但目标只有一个，工厂得发展，个人收入得提高。我讲话对与否，你们都可记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小平同志说得好“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家口袋里的钱多了才是硬道理。⑷、我是50年代的高中生，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我的青春年华。今天我能当这个厂长，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这种从未有过的信任，成了我工作的动力，我会用百倍的努力和同志们一块儿把我们的厂建好，走到全省124家制镜厂的前列，让我们职工的收入也走到我市的前列，让大家的福利不断提高。⑸、我是个很公正、公平的人，所以，在我们这个厂里绝不会再出现特殊人、特殊事。职工们有的我有，我有的职工必有。⑹、我到厂半年多了，对所有职工的情况基本了解，绝大部分职工是有知识的，是上过山、下过乡的，受过艰苦岁月的磨练，希望你们把才能发挥到自己的工作上，为工厂做出成绩，为自己争得荣誉，让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些目标！话音未落便迎来了一片掌声。
在全体干部的坚持下，改革度过了三个月。当我看到第三个月的职工工资结算表时，大吃一惊，许多职工的收入都成倍增加。弹花车间仇主任工资接近百元，磨花车间何建祥的工资达到76元。发工资的那天，全厂上下一片欢乐，到处是唱歌声、呼喊声（我当时的工资也只有54 元），这是第一次改革给工厂带来的效益。本月完成磨花镜4680块，印花镜3000块，镀膜完成6800块，整个产量提高了三倍以上，全厂工资也提高80％。我真的太高兴了，我的改革成功了。
随着计件工资的执行，产量大幅度的上升，但是产品质量却大大下降，单一追求产量，造成了大量的原材料浪费，全厂上下到处都是破碎玻璃，到处都有废次产品。虽然产量提高很快，工资也增长很快，工厂的效益却上升缓慢。说实话，我以前连组长都没干过，突然管这么大的工厂，真是很难。
我只要发现问题，就及时想办法解决问题。新的决策是这样制定的：⑴、成立了质检科，制定了成品、半成品的质量标准。出厂的产品必须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每块产品有“验”或是“合格”的标签，还需加有质检员的工号，方可出厂。⑵、建立三级质量检查。自检：谁的产品谁自己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补就；班检：自检合格后由班组检验；专检：由质检科进行出厂检查。如在半成品中发现问题，不能进入下道工序。⑶、进厂的各种玻璃或材料也要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停止使用，找供应商解决。⑷、客户在销售中有生产质量问题，马上现场处理，减少损失。此举也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丹江周边的几个地区的经销商，都很喜欢买丹江镜子。许多销售部门前写着“丹江镜子已到”的横幅。
生产镜子好比手里端了一碗油，稍不注意就会打碎。每次进厂的玻璃都远远超过3％的破损率，但因玻璃厂大，要求赔损实在太难，这些损失只能自己承担。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要经过十个环节。如果每道工序都按3％的破损率计算，就是30％的损失，制镜厂真是无法开了。如果破损率控制得过低，工人们不敢操作了。作为制镜厂，破损率是个关键。经过长期深入地调查，我们对玻璃工序消耗率暂定1％，超过消耗，个人赔偿50％，节耗部分全奖。通过实践，又调为破损率0.5％，玻璃消耗从进厂到出厂，总耗控制在3％，远远低于省标，十年来节约资金近百万元。对其它材料我也都制定了定额消耗，超者惩，节约者奖。就这样，工厂形成了产品有质检、消耗有定额的生产管理制度。
经过努力，我们的成本大大下降，成为省二轻效益最好的制镜厂。随着企业的发展，职工的工资收入也大有提高。93年全厂职工月收入400元以上的有20％，300元以上的有50％。各种福利待遇也大幅度提高，制镜厂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好企业。
扩展厂区
制镜厂刚创办时只有几间小平房。八二年，在省知青的关心支持下、在地县部门的帮助下，决定拆掉平房，建一栋五层楼房，扩大制镜厂的规模。我们厂当时地处丹江环城南居民家属区，楼房建好了，但还有两栋平房被围在厂区内，里面住着十四户居民。从外面看是一个很漂亮的工厂，可一走进厂，映入眼帘的却是两栋破烂不堪的居民区，一个不堪入目的厕所和一个堆积多年的垃圾山。后来，省知青办、省二轻的领导前往参观制镜厂，厂区环境给他们留下了很差的印象。
新厂房和民房的间距为3.5米，职工们无处停车，只好把车停在街上。厂区大门居民可随意出入：有拄着手杖的白发老太太；有抱着孩子、在门口喂奶的妇女；有成群叫喊的孩子们……这种场面我们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然而，在这种环境下，工厂的安全却无法保证，有门不能上锁，早锁早被砸、晚锁晚被砸。有一次，职工和居民吵架，结果厂里的玻璃被砸烂。类似这样的矛盾时有发生，企业领导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干着急，主管部门也没有任何权力把居民迁走，我们只能无奈地忍着、慢慢地等待，每年我们的损失达数万元，为减少损失，厂里的职工夜夜值班，所以，改造厂区成为企业发展的头等大事。
我进厂不久就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厂区拆迁报告。半年后，市政府办召开了一次关于制镜厂的危房拆迁协调会，并做了会议记录，但只是一纸空文。八八年，市里调整新的领导班子，从武汉调来一位新市长，毕业于武汉大学，人人都说这位市长办事能力棒、协调能力强，年仅34岁。就在张二江市长上任的第十天，我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于深夜十一点钟，走进了他的办公室，送去了约20多张关于制镜厂的资料，包括企业的发展规划、厂区改造报告、两届市长的批复报告及厂区拆迁协调记要等。我的领导给市长简单介绍了情况，我也作了十分钟的口头汇报，市长对我们及时来汇报工作表示满意，他说我们是第一个找他解决问题的企业，他会派人进行调查，让我们放心地回去。带着一线希望，我们离开了市长办公室。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张市长带着几位市里的干部来到我厂，门卫拿着手电筒，带他们仔细看了厂区的前前后后。他风趣地对干部们说：“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他是“聪明”厂长，确实很聪明，我一上任，他就给我出了这道难题来考验我的能力。制镜厂的困难，我们都记住了。”
三个月后，我和王书记参加了由政府组织召开的厂区拆迁协调会，会议由一位主任主持，到会人员18人。两小时的会议，只有争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决议，这次会又算白开。为什么政府拿不出一个既合情又合理的调解意见？我对拆迁改造厂区信心十足，决定每月向市里递交一份拆迁报告，用我的耐心、决心来打动领导们。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却是干打雷，不下雨。
九零年底，我又写了一份长达三页的厂区改造报告。在报告中，我以失望、伤感的语言写道“三任市长，历时八年，十四户人家仍屹立在厂区中央，难道是过去的八年抗战？我们已盼望、等待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许多职工都急白了头，盼到了退休，我们厂区却依然如故。八年中，工厂蒙受损失达数十万元，至少够建一栋楼。领导不会忘记制镜厂处于危乱之中，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市长找麻烦了。”主管部门认为报告写得不妥要我修改，我没同意，就这样送达给了市政府、市委、人大、政协有关部门。
九一年三月份，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业会议，总结九零年各部门取得的成绩。当讲到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时，张二江市长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市制镜厂，九零年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取得一些成绩真是太难了。一个窄小的厂区，每年创下几百万元的销售业绩，正如陈厂长在报告中写的，厂区两栋平房，历经三任市长，历时八年，也没解决，难道比八年抗战还难？他们等待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今天我宣布，今年一定要解决制镜厂的民房拆迁问题。”没想到这份报告，终于打动了市长的心。
没过几天，市政府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协调会，有30多人参加，有市房管局、危改办、两个办事处、城建、工商、税务、土地局、拆迁办等16个单位。市政府牵头，胡市长主管并主持会议。他说，“今天是个特殊的会议，张市长承包给我，用我的工资来抵押，完不成任务停发我的工资。所以我告诉参会人员，如我的工资被停发，在座的各位工资全部停发，直到拆迁完成为止，我希望大家共同搞好合作。情况大家都知道，各单位只说如何去做，不说虚话，只说实话。现在开始发言。”他要求今天参会人员都必须代表单位拿出一个解决意见，拿不准的可立即回去换人参加。各单位、各部门参会人员踊跃发言，会议气氛十分热烈，大家都为制镜厂拓展厂区，拆迁两栋民房表示支持，都愿意按照市政府的精神拿出自己单位的意见。看来，今天是个务实的会，是个解决问题的会，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激动地代表全厂感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
经过一个下午的讨论，形成了会议记要：⑴、两栋平房，市里无条件划归制镜厂集体所有。⑵、十四户居民的住房由个人所在单位和房管局共同解决。⑶、制镜厂给动迁户每户1.2万元的拆迁补偿。⑷、拆迁问题由城建负责，各部门做好协调工作。会议结束，胡市长对我说：“二江市长下了很大决心，专门让我来办理。只要拆迁能顺利完成，多花点钱也值得。如果这次半途而废，恐怕以后就不那么容易。你主动找找房产局局长，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城建也要搞好关系，他们是执法部门，必要时请他们吃顿饭。只要他们帮忙，一定能办成。回去给大家通通气。政府只能给各单位加压，细节得靠你好好地把握。在拆迁过程中，确有难言之处，可直接找我。不管怎么说，当年你带技校学生到化肥厂实习，我们就认识了，算起来快十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胡市长的一番话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一天早上有位老同志到我办公室，递了份资料，说他是来领拆迁费的，我看过后说：“您先回去吧，待落实后通知您。”经了解得知，原来他为了企业，主动把自己的住房交给了工厂，镇委对他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给予肯定，并决定在厂外另给他建房，同时对该房的建造质量，建造面积及产权都做了明确指示，所以，我们根据镇委的原定意见，认为他不在这次拆迁补助范围内。当时这位老领导很生气，火气很大，态度急躁，我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您是老领导，又是老党员，应维护集体利益，支持厂区拆迁，支持我们的工作，做好拆迁的带头人，过去您以厂为重，大家都记得，好事要做到底嘛。在我的努力下，终于说服了这位领导。
这件事的处理揭开了厂区拆迁的序幕，给制镜厂居民拆迁树了正面教材。对于拆迁工作，我以柔克刚，不动声色。我们每天守在办公室，负责安排、接待、处理这些拆迁户的问题，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只要不违背原则，都给予解决。每户搬迁都由厂里安排汽车帮助拉运，有的居民需要砖、瓦、木料，我们也都尽力支持，所以，14户拆迁者中，绝大多数是积极行动，也有少数的麻烦户，但我们不计较他们的态度，出现问题就立即解决，依靠领导、依靠朋友，慢慢地做工作，采取搬一户拆一户的方法，短短的三个月基本上完成了厂区拆迁工作。
工厂经过半年的拆迁、改造、修建，变得很漂亮了。我们拆去了旧厂房，新建了办公楼、职工之家、新镀膜车间，一个崭新的制镜厂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厂区地面全用水泥铺就，周围是花池，种了许多花草树木，中心还修建了一个二级圆形喷泉，工厂显得美丽又宽敞，能停十余部车，能放几个车皮的玻璃。从此，我们能放心地把厂门锁上，安全地度过一个个的黑夜。历经十五年风雨的工厂终于有了自己的围墙，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厂区。这个厂区改造的目标，如同八年抗战，我们最终胜利了!
企业管理条例汇编
我到制镜厂当上了厂长，才知道管理有多么的重要。我进厂的那一刻，工厂在管理方面完全是个空白，缺制度、缺规矩，同是一件事，对张三和李四解决的方法不一样，三个月前和三个月后又不一样，职工得到的待遇也不同。如此之类的事，时有发生，职工们苦不堪言。
当年腊月二十七的晚上十点钟，我正和母亲在厨房忙着准备年货，忽然来了三位女职工，其中一位我不认识，她来我家是要她的年货。我说：“年货是发给职工的，你大半年没上班，也不请假，职工表上没有你的名字，怎么会发给你？回去吧，如果你明年在岗，就会发给你。”没想到她非要不可。眼看到了深夜，她仍是不肯走。我爱人连忙说好话：“明天上午到厂里解决，大家都要过年，这样影响很不好，你先回去吧，会解决的。”好不容易把她劝走，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时，她又来了，毫无顾忌地站在窄小的客厅里大声嚷嚷：“不管你们吃不吃饭，今天我拿不到年货是不会走的。”僵持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缓和，最终我把自己的一份给了她。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其实，这并不是她的错，而是错在企业没制度。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要在厂里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条例。
春节期间，我就开始构思我的管理制度，首先是职工最敏感的各种福利待遇问题，享受的唯一标准是以考勤为中心，⑴、每月出勤25天为月全勤，可以享受当月的一切福利待遇；出勤20天以上25天以下，可享受当月福利60％；如出勤20天以下，停止享受一切；全年满10个月以上的全勤，可享受年终的一切福利待遇；满8个月的全勤，可享受年终福利的60％；年出勤在8个月以下，停止年终一切福利待遇。病、事假都不算全勤，只有三天的婚假、三天的丧假属全勤范围内。销售人员、干部、后勤以当月考勤为据。（这项制度在工厂引起很大的轰动。）⑵、初步明确了每年应发放的福利待遇，年年有变，不断增加。⑶、制定了工资待遇、工资晋级。⑷、制定就医标准、职务补贴、退休年纪、退休退职待遇等。⑸、制定生产管理、经营管理、财务管理、技术管理等各项条例。
经过三年的制订、执行、修改、补充、完善，形成了一本《十大管理条例汇编》，总计数百条款，还制定了企业运行流程，如工资发放流程：每月25日为工厂的工资结算日，规定25日晚上，各车间主任凭记工本、入库单统计车间职工的计件、计时的考勤，列表清楚、细致、明确；26日下午五点，各车间汇总后交到生产科，生产科进行全厂核对；27日下午审核完毕，交财务科，由会计根据工厂的计件标准，计算出每个职工的当月工资；29日下午交厂长审批；30号定为工资发放日。
随着业务的发展，市内门市部的扩展，业务人员的增加，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销售阵容，显得特别忙乱，紧张而无序，业务人员之间常产生矛盾，于是我又制定了营销流程，大大提高了工厂的办事效率，增强了大家的责任感。我把条例印发到各车间、各部门，同时用知识竞赛的方式，让所有职工都全面了解，这样执行起来会更顺利。比如一位职工一年全勤9个月，有一个月只缺半天，实勤只有24.5天，不足十个全勤月。他自己算了一笔帐，告诉我：“陈厂长，我好亏呀，就差半天出勤，今年我的各种福利待遇少拿了五百多元。”我问他这怪谁：“肯定怪我自己，制度就在手里。”这很公平，职工没话可说。从此，工厂再也没有出现过职工到家要年货之类的问题，这本条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回忆起在当年的管理条例执行中，也伤害过个别员工，但为了企业利益、工厂的发展，请受过伤害的员工能给以理解，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歉意。
我和我的职工们
一个职工是否热爱自己的工作单位，工作得是否开心，这要看这个单位是否给职工留下些值得爱的东西。光喊“爱厂如家”，他会真正从心里去爱吗？所以，我认为，要想让自己的职工爱厂，厂必须先爱他。我厂大力开展文体活动、技术比赛、宣传好人好事、树新风尚、关心职工的衣食住行，这成为工会、共青团、妇女工作的中心。我们制定了许多深入人心的关爱职工条例，这里可以说几个例子。
⑴、给职工过生日。由工会主席把全厂职工的生日都记录在册，生日那天送给职工一个精美的生日蛋糕，上面还有美好祝福。后来是送相册，厂长给每个职工书写贺词，若有遗忘，由工会主席亲自给职工道歉，求得谅解。不管是星期天、春节、还是病事假，工会都不能忘掉每个职工的生日。这个活动很简单，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它所得到的收获和社会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特别是厂长能亲笔题祝词送给职工，这对他们来说是值得纪念的。许多职工说：“长这么大，还没有人送过我生日蛋糕，真是太高兴了。”这个活动一直开展到我离开工厂。现在，职工们打开影集时，看到当年的题词，不知会是什么心情呢？
⑵、在我们厂的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职工生病、住院，厂领导必须到医院慰问。一次，一位职工在离厂200米的地方被道口火车碰伤，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工厂派人日夜换班守护20余天，他母亲多次到厂表示感谢。许多职工年老多病，医药费常有超标情况，厂里也尽量给他们合理的解决。
⑶、春节送温暖。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多，工厂作了明确规定：春节前，必须由书记、厂长、主席一行，拿着年货到每个退休职工家去送温暖，并了解他们的生活、身体健康情况、有什么需要厂里帮助的地方，这使他们很受感动。
每逢三八节、儿童节，厂里都要召开专场活动会，给职工们讲如何做个合格母亲、合格妻子、如何教育子女、如何给孩子们做好典范；儿童节发些小纪念品，让孩子们开心。职工的孩子们绝大部分都认识我，我也很喜欢他们。整个工厂里，从老到小，我都爱着他们，和他们亲如家人。
记得一天晚上，我刚洗刷完毕正准备休息，忽然接到业务员打来的电话，说她刚刚从外地回厂，货款也全部收回，连夜还要装车。我即刻赶到工厂，当时正值盛夏，驾驶室无冷气设备，我看到她和司机一路奔波，汗水湿透了头发、衣服，几乎拧得下水来。我很心疼，立即带他们到饭店吃饭，并要他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别太苦了自己。他们很感动，工作起来浑身更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十多年来，我和职工们朝夕相处，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每当春节来临，我和工会同志就开始考虑，今年春节该给大家准备些什么年货。那年代，市场刚刚开放，物资极为紧缺，丹江还没有水果市场。为了让大家春节能吃上水果，我们专门派车到襄樊去采购。市场上牛肉也很少，我们就请回族的小陈到农村帮忙买牛肉，并提早跟油坊联系香油，忙个不停。每年春节，我们发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不断增多，从人均200元增加到500元，职工们只需买点米、面、酱、醋，就可以过个丰盛的新年了。他们大包拎、小包背、自行车推、三轮车拉，说着、笑着、拿着、吃着三五成群地走出工厂的情景，如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我的心里涌起阵阵暖流。
每年的腊月26日下午，我们都会召开全厂职工年终总结大会。在会上，大家吃着瓜子、糖果，喝着茶水，听厂长讲今年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表彰好人好事及存在的不足，宣布当年的承包兑现奖，明年的工作安排等等。会后，大家在财务室领取自己的年终奖、劳动分红，经济指标完成的兑现奖、职务奖、职称奖，项目繁多，往往要发放到深夜。大家走了，财务认真核对无误，厂长们才各自回家。这个晚上是职工们最激动、最期盼的，一年的劳累、辛苦，就这样过去了。
在制镜厂上班的那些年，我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常爱询问职工的家庭情况，孩子读书如何等等，许多职工也愿意把家事大胆地告诉我，想得到我的帮助、指导。职工家中的红、白喜事，一般我都会参加。如果我出差在外，工会也会帮我送份薄礼。特别是丧葬，工厂有很细的规定，派几部车、去多少人、丧假几天、有什么补偿等，工会都按条款执行，对谁都很公平。
十多年来，和职工们相处的日子，是那么和谐。他们是那么敬重我，工厂的经济效益是那么好，企业资产又是那么充足，可如今我也时常问自己，当时我为什么就没想到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也没有考虑过给他们发放住房补贴呢？现在回忆起来，真让我愧疚不已。
我的悔恨
制镜的主要材料是浮法玻璃，市场缺口太大，给我们的供应带来很大压力，经常停产待料，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开始寻求发展新的项目。
一天，我看到一份关于世界塑料工业的资料，上面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塑料拥有量为15公斤，而我国人均占有量不足0.5公斤。那份资料告知，中国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项目是塑料行业。我们按此思路开始了历时半年的市场调查，决定引进PVC塑料片材生产线。可经了解，中国能制造塑料片材生产线的企业很少，只有江苏、上海才有。而当时引进国外生产线，要千万元资金，这对我们小型企业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来到上海相塑机械厂、浦东轻机厂、扬州塑机厂等进行全面考察。这些厂都只生产单机，没有完整的生产线，要把片材配成完整的生产线，实在太难。我厂缺乏专业人才，唯一的办法是找专家，请求帮助。经过努力，一条塑料片材生产流水线基本确定:拌和、炼塑机、压延机是上塑机厂的，复卷机是扬州的，粉碎机是无锡的。为了上马这条生产线，我们历时十个月，派出技术人员考察、培训，共投资约40万元，又先后到武汉、北京、上海等地请来数十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结果调试数次都未能成功，于是我们对这条生产线产生了怀疑，再加上PVC材料比当时的玻璃更为紧张，我一时走投无路，平静的工厂又掀起了新的风波。
常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在北京二化出差时，张工给我介绍了他的同学孙工，说他可以帮助我们。他是中国塑料工业公司的专家，也是国务院授予的高级工程师，在塑料行业有近30年的资历，常参与国外项目的洽谈、引进。听完张工介绍，我高兴极了。一个月后，我派二位技术厂长在武汉见到了孙工，并明确了几点要求：1、试车必须连续运行八小时以上。2、试车产品基本达到合格产品，至少达到省标。3、转让2－3个生产配料配方。4、废料的再加工及配方。5、请他出示国务院聘书。如果符合以上五点，并能保证完成，可大胆与他签订试车合同，所需费用自定。三天后，他们和孙工签订了五千元的试车合同。来到丹江的当晚，孙工参观完车间后十分有把握地说：“我保证一次试车成功，如果试车不成，分文不要。”深夜，我带着兴奋和疑虑回到家中，紧张地期待明天的到来。如果试车成功，将会改变一切；如果失败，我也将会崩溃，成败在此一举。
上午十点，试车开始。我的心吊得很高、跳得很快，真怕看到它失败。开车半小时，半成品进入了压延机，这时，整个车间除了机器声，没有任何声音。我们屏着气细细观察，孙工边娴熟地指挥，加温、提速、右调薄、加快拌料，边亲自调整配方，整条生产线平稳、正常地运行。片材的质量也是在不断提高，和过去所有的试车完全不同。孙工说：“这条生产线组合得很好，只要料能供上，就可连续生产，至少运行一周才停车，设备质量也不错，特别是把电加热改为油加热，效果更好，恒温更有保证。这条生产线经过一段时间试生产，对各部位再作些调整，产品完全可以达到目前的国家标准，年产量500吨是有保证的，企业可创年利润100万元。”听完孙工一席话,我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切的担心、忧虑顷刻间烟消云散。
三天试车完毕，按合同条款支付了孙工人民币5000元，我们和孙工的第一次合作圆满结束。我们按照孙工移交的配方，开始了自己试车，但前后开机数次，产品质量均不能稳定，打不开销售局面。后来我主动跟孙工联系，让他再帮帮我们。他说，过段时间给我们带来一位港商，谈片材的合作。
没过多久，孙工带着这位港商来到我厂，他介绍说这位港商是做服装配件的生产商，他在东莞开了三个工厂，你们可以前往参观。过去的多少年里，“香港”在我们这些闭塞的山区人眼里，是个布满陷阱的可怕的“是非之地”，要和他们谈合作根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尽管许多领导心怀疑虑，但我仍被吸引，因为对方合作条件的诱惑力很大：1、让我们把厂的设备搬到广东东莞。2、设备所有权仍属我方。3、来料加工从香港拉原料到东莞，由东莞拉产品回港。4、我方只管生产，不管销售，只收加工费。5、产品质量港方委托孙工全权负责。于是，市里决定派人前往广东东莞进行考察。我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同赴广州，在广州见到港商，进一步交谈了合作事宜。港方很有信心，要我们积极行动，做好准备工作。他认为这是双赢的好方案，绝不能轻易放弃。
我们在孙工的带领下，参观了他的三个工厂。他说，如果双方能合作成功，他每年可获利约100万元，我们可获利60万元。当时的东莞在我们眼里是那么普通，只是一个小县城，没感到有什么了不起，就这样，我们带着犹豫和思考回到了家。
在厂的干部会上，我汇报了考察的情况，让大家各抒己见，但会议开得很艰难，也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我当时也进退两难。多年来被压抑、受歧视的我，虽有改革的决心，但对这些带政治性的行动还是很谨慎，不敢轻易决定。再说，几十年的井底之蛙，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更不了解这块多年被列为禁区的香港世界。
主管部门虽都认为是件好事，但有怕字当头。就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馅饼，我们却把它丢进了大海。我们这条生产线以面临着原材料的巨大压力，面临着市场销售的压力，面临着信心的不断丧失而以失败告终。这条历经千辛万苦的市场考察，历经万水千山的迢迢行程，在上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指导下的优质组合的PVC塑料片材生产线，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它让我痛苦、让我流泪、让我终身后悔！特别是看到那些发展壮大的合资企业，我更是深深地自责、愧疚难当。我恨自己的无能，如果当时我能勇敢地把设备迁到发达的广东；如果我是个事业开拓者，为企业的利益、为职工的利益，不怕牺牲自己，我坚信，我们的厂一定能借助与这位港商的合作，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走到时代的最前沿。我们的职工也会永远地富起来，早日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只可惜，时光不能倒流，一切无法重来，我永远与这天赐的良机失之交臂了！我悲伤、我悔恨，此事未成，是我一生最大的耻辱！
我退了
我是八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调到制镜厂的，到九六年为止，算起来也有十四个年头了。企业从倒闭到兴旺；从门前萧条到车水马龙；产值从几十万到上千万；销售从十几万到五百多万；从亏损到盈利，给企业创下几百万元的财富，也给职工带来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八年的厂区拆迁完成了，我和企业都获得了许多荣誉。八五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在政治上享有了平等的地位，我真的太知足了。
十四年来，我从壮年进入了老年，头发从油黑变成了灰色，还夹着许多白发，从精力旺盛到现在的疲惫不堪。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的衰退，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难以胜任这个企业的领头人了，近年来也递过辞职书。不料，九六年八月十日，我病倒在医院，这是我36年来第一次住院。医生说我劳累过度，该好好休息了，看来真的是老了。我躺在病床上，想到车间的产品、市场销售、货款回收等，那颗操劳的心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领导为让我好好治疗一段时间，几乎封锁厂的情况，真叫我揪心。在住院期间，我还继续和医院的领导谈判关于因扩院拆我厂六间门市部的补偿一事，最后基本达成拆一还一，再加补偿的口头意向。
出院不久，根据我的身体情况，领导建议让我退下来休息，我立即表态同意。但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个与我相依为命、朝夕相处的工厂，我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并非留恋我过去的厂长职位，而是割舍不下新建起的厂区，更割舍不下那些朴实而勤劳的职工们。我茫然地收拾着东西，回忆着往日的事情，就像影片从眼前晃过。办公桌里每一样东西就有一个值得回忆的故事。十年来，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单纯的手工劳动到如今的机械化操作；十年来，起早贪黑，我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付出给了我视之为命的工厂；十年来，我强烈地体会到：做厂长难，做小型企业的厂长更是难上加难。
现在，我彻底地解脱了，像只放飞的鸟终于自由了，应该感到无比高兴。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用操心这个百人吃饭的大家，该快快乐乐地过好自己的小家，和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享受我的天伦之乐了！
九六年十月十日，我在厂区留下最后一张照片，便依依不舍地步出了工厂大门。看到那些抹泪送别的职工，让我又一阵心酸、一阵感慨。时间是最残酷、最无情的，但你只要能在这人生旅途之中，做一件让你感到欣慰之事，也就足矣！
为生命喝彩
1.我的婚姻
这还要从六二年说起。镇中停办，我因出身不好而被留厂，还算不错，当了工厂的一名管理人员。我的心态、身体都有很大的好转，自然就有人前来提亲。当时我只想好好工作，学点管理工厂的本事，也就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什么个人问题。没想到一封来信，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在黑老师的解释下，才知道是封情书。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接触，有了交流。到六三年五月，随着接触的频繁，双方的家人也基本认可，眼看已成定局，不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县里从工厂抽调几名有文化、出身好的到农村参加夏收，她是被抽调的其中之一。我恋恋不舍地送她到新的工作岗位，希望她能取得好成绩。没想到，她很快跟我分手了，说我影响她入党，影响她的前途。这个迎头打击，让我沉思了很久。曾经的山盟海誓，顷刻间付之东流。后来，校长告诉我：“你们不成是件好事。你家出身地主，她是贫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阶级，不是同类人，差别也太大了。即使没这件事，以后还会有其他的问题。”从此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同年冬天，邻居又给我提亲，说对方如何忠厚善良，长得也好，条件又不高。母亲和姑母还偷着看过她。受过伤害的我，一点也不在意，只是跟校长讲过。他认为农村女孩老实可靠，对我很合适，对我们的家庭也很合适，要我好好想想。六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校长派我到均县出差，了解我们照像馆的情况，顺便让我到均县土桥见见邻居介绍的那位姑娘。校长背着我，安排了职工老李，叫他赶到照像馆找我。我碰见老李，便问：“你怎么也来了？”老李说：“校长叫我来办好事，你就不用管了，只管听我的就是了。”“什么事？我咋不知道。”老李说明天再说。我完成了调查任务，和老李同去土桥，一路上他告诉了我校长的良苦用心。眼看到了土桥公社，我心里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真的没有勇气到她家，只好在姑母家等待老李的回音。
下午五点钟，老李高兴地把我带到了她家，见到了她的母亲、弟妹们，我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几句客气话。老李接着说：“陈老师是工厂最年轻的管理人员。他忠厚老实、聪明能干，校长很喜欢他。今天我是按照校长的指示来帮他。我一定要把这件好事办成、办好，要不我不好交差。现在洪珠和她母亲、弟妹都很同意我的意见，陈老师，你的意见如何？如果没什么意见，明天我们就去公社开介绍信。一切你们都不要操心，全包在我身上。”当天晚上，我就住在她们家。她母亲通情达理，显得特别精神，不时问这问那。洪珠显得很平静，但能看出她内心的喜悦。她的话语简单有力：“我们条件不好，你要想好，只要你们能拿到介绍信，我就跟你走。”这些话，至今我还记得那么清楚。弟弟妹妹们热情可爱，十分懂事，一会儿在厨房帮忙做饭，一会儿帮我打水洗脸洗脚，一会儿帮我收拾床铺，忙个不停。这一刹那，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一个仅仅两间的茅草房，收拾得那么干净、那么整齐，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转去，怎么也睡不着。我真的要结婚了吗？今天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明天到公社能开到介绍信吗？如果人家不同意两个“分子子弟”结婚怎么办？如果……现在，许多农村姑娘和城市通婚都没户口，那我们的户口咋办？家中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又添个没户口的，怎么过？城市的姑娘有户口，可我们出身不好，是根本找不到的，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打一辈子光棍不成？这一连串的问题，压得我透不过气来。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言“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也许我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一天。
上午十点，老李来了，要我和他一块去。那个年代，我是最怕见这些干部的，有点不敢去。他说你必须去，可以不说话。到了公社，他先和几个干部去喝酒，在开介绍信的时候，那位书记跟我说：“沈洪珠是个分子子弟，你这个年轻人要想好，不要影响你的前途。”我随口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其实这个书记不知道我也是个分子子弟，我们是同类人。在数学里有个公式：同类项是可以合并的。我们的结合也正好符合这个规律，肯定没错。那位书记又问：“女方怎么没来？不来不行。”老李说：“她昨晚发高烧，晕得起不来床。你又不是不认得她，今天只是写个证明，我们带回去还要经过组织批准，有人把关，你怕什么？我是荣誉军人，你有什么不相信？我们今儿喝得够多了，快让文书写了，都回去睡觉吧。”那位书记眯着眼说：“给他们写吧”。就这样，连蒙带骗地给开了份结婚证明。
怕被人发现招来麻烦，我们凌晨四点就起床，在她弟弟的陪同下，步行了二十华里，来到汉江河边，偷偷地乘船返丹，直到船驶离码头，我们的心才算平静下来。在船上，我们谈了些读书、学习、劳动的话题，得知她也是个很优秀的学生，成绩出众，早年就是某杂志的通讯员，本打算努力读书深造，将来往写作方面发展，但这一切只能成为泡影，连高中也不让读。听说她的中考成绩很好，但就是不通知她入学。这个沉痛打击，让她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她们整个一个生产队就只有她是中学生。队长叫她给社员记工，她认真负责，从未有误。尽管如此，后来还是被公社的干部知道了，撤去了她的义务记工员资格，在劳动中同工不同酬，同样的活儿，她只能拿一半的工分。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萌生了只有嫁人这一条路可走，所以她很爽快地同意跟我走。在交谈中发现，我们两个短暂的人生路上，都有着同样的不幸、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坎坷，有着共同的语言，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
短短的两天时间，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朋友，从无情到有情。不知不觉中，船行驶到丹江码头，我们欢快的心情消失了，突然产生了后怕。下了船，她该如何安排？这次土桥之行，我没有告知母亲，原本是去见见、听听对方的意见，没想到很快成了恋人，马上就成为爱人，这对母亲、对我都是天大的事。这个突如其来的现实，我的母亲一下子是很难接受的。我该如何安排呢？她看出我着急的心情，便说自己先到表姐家住几天，等我安排好了再去接她。“只好委屈你几天”我说，这算给自己留了点余地。
下了班，我心事重重地慢步来到母亲的商店。这是个综合店，有副食、百货、文具等。我的母亲太老实，只要有难处，总是愁眉苦脸，表情异常。刚好我姑母也在此店，我有难处总是找姑母帮助解决，许多事经她之手，就办得得体。而母亲能吃苦、又勤快，和姑母在一起上班，时常帮着姑母做些事，她们俩可谓是优势互补。想到这里，我的胆子大了些，可走到门口，却又踯躅不前。聪明的姑母一看到我的表情，就知道我有事，马上过来询问。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们。姑母高兴地笑起来：“这是好事，怕什么呀？免得我们操心。”可母亲却是满脸忧愁，连连蹦脚：“没有户口，没有粮吃，这可咋办？”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呆呆地站在柜台外面，听母亲教训。姑母说：“人已经来了，还说什么？暂时先住到我那儿，帮我做做家务。我们再来想办法。”姑母的话，让我压抑许久的心猛地放开了许多。洪珠在姑母家一住就是半月。
很快，校长给我一间土墙小房，打扫干净后，她先住到里边。我们天天一起到食堂打饭，尽管缺吃少穿，却感到格外开心。老师们、学生们也为我高兴，大家说说笑笑帮我收拾新房。土墙不能粉刷白灰，只能用报纸糊。一间房的六个面，五面全是报纸，看起来就像是个纸箱子，别有一番味道。同学们送来玻璃杯、面镜、茶盘、脸盆、糖瓶（现在还珍藏着一个）等。母亲高兴地拿出她多年积攒的几十元钱，给我们做了新衣服。姑母也托人买来了许多糖果、糕点，还找人要了烟票，买了几盒香烟。我们于六四年五月一日在工厂举行结婚仪式，校长做了证婚人，他很满意这桩婚事，说了许多祝福的话语。教室里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大家边吃边喝边向我们祝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种热闹的场景，让我至今难忘。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人生从未有过的快乐，体验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新房门口贴着情深意长的对联、门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墙上挂着美丽可爱的宝宝图画、桌上放着装着糖果的玻璃瓶、柜子上摆着精美的茶盘茶杯以及各种形状的面镜、一张用砖头支起来的木板床、床上放了一条软缎绣花被子（岳母的珍品），看起来真是一个漂亮、温馨的新房。
从此，我们开始了二人世界的生活。婚后，她白天回家，帮弟妹们做家务，给他们做饭、洗衣服，晚上到工厂里住。为了节省，我一人在食堂吃饭。当时最紧张的是粮食，别的方面紧张，可以不用不吃，但饭却不能不吃。弟妹们都是正长个子的时期，家中的供应粮本来就不够吃，又加了一个，就更不够吃了。她每天早上回去不吃饭，跟弟妹们说在厂里吃过了；晚上，她把饭做好了就到我那儿，说到厂里吃。她来了，我问吃饭了没有，她说在家吃过。她得知家中粮不够弟妹们吃，我在食堂粮票也不够自己吃，她也没有什么方法来解决，只好自己每天只吃一顿饭来节省粮食，她用这个让人相信的谎言蒙了我们好长时间。事过几个月，母亲发现洪珠这段时间很瘦，问我她是否怀孩子了，我说没有。“那为什么这么瘦？她每天晚上到你那里那么晚，食堂还有饭吃？”我说：“早就没有了，她说在家里吃过晚饭。”这才揭穿了这场长达三个月的美丽谎言。这是一个发自美好心灵的善良“谎言”，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它骗出了我的粗心，让我内疚不已。她说，在中学读书时，几个月没吃过馍，有天中午，好不容易每人能吃上一个馍、一点咸菜，大家高兴地像过年一样开心。可刚刚咬了一口，迎面走来了一个过去同学的小弟，看着他饥饿的样子，就毫不犹豫地把馍给了他，结果自己饿了一顿，班上同学都说她太傻。她的善良、真诚的品质，随着我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越久，体会越深。我们是新时代的青年人，却是旧时代的婚姻模式，先结婚、后恋爱。其实现在看来，我们这种方式，比新时代先谈恋爱后结婚更好。婚前没有机会谈，没有条件谈，结婚以后再慢慢交流，细细地谈，总比恋爱期间把话题谈完了，而婚后反倒无话可谈要好得多。我们婚后的交流沟通越来越多，生活更加充实，关系更加亲密，让同事们羡慕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六五年的一场“四清”运动开始了。工作队收走了我们的新房，我被安排到集体宿舍，爱人也被迫搬回家和母亲弟妹们挤在不足十五平方的破房里，我们分居长达两年之久。
如今我已是六十九岁高龄，她也是年过花甲之人。我的婚姻闪电般地度过了四十三年。她那倔强的性格、善良大方的为人，在青年时代就很突出，家庭出身影响了她的美好前程。在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上，我们相互成为生活的依靠，精神的寄托。忘不了，在“四清”运动的危机时刻，是她给了我关心和支持，走过那段让我永远无法忘却的日子；我被免去工厂行管职务当染匠时，是她给了我体贴和理解，帮我调整心态；在我当采购员常年不断出差在外的日子里，是她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给我关爱和力量；在我十几年历经风雨的厂长生涯中，又是她信任我、鼓励我，帮助我将企业转危为安、走向兴旺……她常常为我取得进展而高兴，为我取得成绩而喝彩。我时常叹息，妻子做事果敢、聪明智慧、生性洒脱、思想超前……只可惜，妻子生不逢时，否则，她绝非等闲之辈。特别是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观点、共同的方法、共同的目标。我们从不向往高官和金钱，只羡慕品德与才能，也许这就是教育孩子的成功之处吧。在几十年的生活中，我们有着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品德。所以，她是我的好伴侣，也是我的好朋友，还是我的好参谋，我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涵盖着她的那份辛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