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大家卞孝萱去世南大又少了一位泰斗级大师(云在星南) 卞孝萱

　　卞孝萱(1924-2009.9.5)，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著有《刘禹锡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丛考》、《元稹年谱》、《郑板桥丛考》、《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等。

　　卞孝萱先生室名为“冬青书屋”。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刘禹锡开始的，室名就源于刘禹锡自喻品格的诗：“于树似冬青。”他自称：“室不雅，但常高朋满座，有白发苍苍的耆旧，也有西装翩翩的青年，谈论文史、品评字画。”

　　谈论文史时，卞孝萱带着浓重的扬州口音，中气十足。说起早年在扬州的生活，他取笔画出一张地图，详细解释当年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太傅街的阮元故居，路上所见还保存着晚清遗风。由孤儿苦学而成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汪中，是他常常自勉的乡贤。又取出由饶宗颐题签的著作《郑板桥丛考》，介绍自己研究清代扬州画派的心得。

　　品评字画时，卞孝萱又带我们到房中观看众多名家的字画。对他来说，金石家中，喜欢看马衡、容庚的墨迹；哲学家中，喜欢看熊十力、宗白华的墨迹；史学家中，喜欢看“南柳(诒徵)北陈(垣)”的墨迹；文学家中，喜欢看柳亚子、金松岑的墨迹。

　　说起书信交往，卞孝萱取出启功的来信，又说钱锺书也有书信，并赠《围城》。当年他的母亲向邻人学字再教他的事迹，有多位学人作诗记录。柳亚子的赠诗中有句：“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陈寅恪诗《寄卞孝萱》其一为：“卞君娱母以文字，千里乞言走书至。我诗虽陋不敢辞，嘉君养亲养其志。”

　　卞孝萱说，早年自学路上曾向许多学者求教，成年后在学术上主要是帮了三个了不起的人物，自己也受益匪浅：第一个是范文澜，第二个是章士钊，第三个是匡亚明。如今，他奖掖后进也不遗余力，他指导过的一位研究生在文章中写道：“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有形的，而先生的刻苦精神与求实态度，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情操，是无形的，是足以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卞孝萱虽然白发苍苍，但精力充沛，现在每天读书写作，关注外面的学术信息。笑着说养生之道是：“从来不锻炼身体，心态平和，不和人闹矛盾。”

　　吸收众家之长自学成才

　　1924年，卞孝萱生于扬州没落的书香门第。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去世，寡母与卞孝萱相依为命。不识字的母亲每天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卞孝萱。日后有几十位前辈为此事作画赋诗填词。日军侵华，扬州沦陷后，物价飞涨，18岁的卞孝萱独自到上海谋生，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走上自学之路，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

　　记者：你出生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卞孝萱：我出生不到两个月我父亲就去世，我是母亲抚养大的。

　　记者：小时候由母亲向邻居学字后转教给你？

　　卞孝萱：我认字是我母亲教我的。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不认字，向别人学字，回来教我，这样两年后，她也识得字了。我家里是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家里很穷，但还有古书，我的亲戚朋友中有很多读书人，我从小就跟他们学习，有些东西是书本上得不到的。

　　记者：在家乡受教育的情形是怎样的？

　　卞孝萱：我在家乡的时候，看到的东西跟清朝末年没有多大区别。我小时候学习古代的东西比较容易，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就是活的化石。扬州收藏的古人的字画很多，清朝的翰林、进士、举人、秀才很多，他们的生活都是过去的那一套。每天我从家到学校，就要经过太傅街，街道、商店都是过去的样子。我小时候熟悉的是这些东西。

　　记者：抗战后，你离开家乡到了上海谋生？

　　卞孝萱：我读到初中时正是抗战，扬州变成沦陷区了。我到溱潼镇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读完之后就没有读大学了。后来到上海的银行工作。我就自学，上海有图书馆。

　　记者：在上海工作了多长时间？

　　卞孝萱：在上海工作了三四年，又调到厦门工作了一两年，然后就到北京了，参加革命。这是我人生当中走的一条弯路，由于谋生，去做银行了。我一方面做银行，一方面学习，发表一些文章。

　　记者：有什么自学的方法？

　　卞孝萱：我自学并不容易。自学的方法跟学校里的是不同的，学校里有老师定期上课，接受的是一家之长。我自学就可以吸收众家之长，不局限于一家之言，这是好处。坏处就是碰的钉子多，费的工夫多，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有毅力，也要有一定的悟性。要想得到一个新成果，很不容易，首先要思路对，当时我的想法是全面占领刘禹锡、元稹研究，重点占领韩愈、柳宗元。因为前人对刘禹锡、元稹的研究成果少，对韩愈、柳宗元的研究成果多。

　　记者：这时你向许多名学者请教，陈寅恪先生的诗集里有送给你的诗？

　　卞孝萱：是的，他曾写诗给我。陈垣也为我题辞。18岁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开始跟许多学者交往了。我是慕名跟他们交往，有的见面，有的通信，他们觉得孺子可教，对我都很好。

　　逛琉璃厂，以小说书画证史

　　1949年，卞孝萱到北京的银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他从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碑传入手，研究清以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发表了一批学术文章。后受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范文澜指导下，协助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卞孝萱遵照范文澜“专通坚虚”的教诲，以唐代文史为主攻方向，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一个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领域。

　　记者：到了北京之后，你是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进行学术研究？

　　卞孝萱：是的。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在北海旁边，有一个好处，晚上也开。我每天从银行下班以后，就到图书馆看书，看到关门了才回去。星期天也去，自学是很刻苦的。

　　记者：50年代你经常去逛琉璃厂？

　　卞孝萱：在北京，市场我是不去的，风景点也不去的。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海附近的北京图书馆，一个就是琉璃厂，当时琉璃有很多旧书店，还有地摊，有好书。我现在到外地开会，也不去市场买东西，就是看看当地的旧书店。

　　记者：当时琉璃厂有很多好的旧书？

　　卞孝萱：是的。现在琉璃厂尽是新书，没有什么旧书了。我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的时候，买了很多旧书，也交了许多朋友。我交往的朋友有几种，一种是研究文学、历史的，一种是书画的。我主要向文史专家请教。当时跟启功交往，重点还是书画方面。

　　记者：启功先生和你通了许多书信？

　　卞孝萱：我跟启功是文字之交。我珍藏着启功写给我的信和他早年的文章。(取出启功早年的文章)我最近发表了几篇关于钱锺书的文章(又取出钱锺书所赠《围城》)。

　　记者：你和钱锺书先生如何认识？

　　卞孝萱：我是先认识他爸爸，再认识他。解放之后，我在北京，他的爸爸钱基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因写《中国文学史》，托我在北京琉璃厂给他买书。那时候旧书便宜得不得了，买了书之后，我就寄给他，他寄钱给我。有时候他让钱锺书带钱给我，我就认识钱锺书和杨绛，杨绛是大家闺秀，钱锺书风度翩翩。

　　记者：范文澜先生看了你写的文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卞孝萱：当时我写的是近代史的东西。范老发现我以后，就把我调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我去了以后，就不再搞近代史研究了，而是帮范老编《中国通史简编》。我住到范老家。

　　记者：在他家的生活怎样？

　　卞孝萱：他家是一个小楼，隔壁住着华罗庚，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面。楼下他自己住，楼上是我们几个助手住。

　　记者：范文澜先生的风度如何？

　　卞孝萱：他是长者之风，仁者之风。当时活动多，他让我们年轻人住到家里，可以减少活动，集中精力学习。他编著了那么多书，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拿过，所有的稿费都上缴做党费。他自己讲：我拿的工资已经多了。他为人忠厚，不与人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我受他的影响很大，这么多年来，我只做教授，不参与别的活动。

　　记者：你此后的中唐研究是从刘禹锡开始的？

　　卞孝萱：我先搞近代史，后来就搞唐代。我注重中唐，就是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我觉得盛唐的李白、杜甫、王维，搞的人太多了，搞中唐的人相对地少，应予注意。我先搞中唐诗，后来就搞唐代的传奇小说。另外就是研究扬州八怪。我把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用到“以小说书画证史”上去。

　　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

　　卞孝萱在图书馆看书时认识了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后来成了章士钊家的常客，共同研究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钊出版《柳文指要》时，需要卞孝萱当助手，便写信给周恩来，请将卞孝萱从干校调回北京。卞孝萱协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全稿，在章家工作了一段时间。《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在赠卞孝萱的著作上题词：“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

　　记者：在北京期间，学界的风雨经历得多吗？

　　卞孝萱：从“反右”到“文革”，我没有吃太大的苦，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我这人的处世方式是不跟人争，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我明白到一点：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在学问上，不在于其他方面。我把心思放在学术上面。

　　记者：你是怎么认识章士钊先生的？

　　卞孝萱：我跟他原来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搞《柳文指要》，派他的秘书王益知到图书馆查资料。王益知给章士钊写封信还可以，查资料就遇到麻烦了。我那时候经常在图书馆看书，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图书馆碰头。王益知有什么问题，我就帮他解决。他回去就跟章士钊提起我，一次两次以后章士钊就对我有印象了。后来章士钊就让王益知请我到他家去谈了。

　　记者：章士钊给你的印象如何？

　　卞孝萱：章士钊是政治家兼学者，他跟毛泽东感情太深厚了。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早年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一同留学英国。回国后，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做校长，毛泽东是他得意门生。章士钊同情革命，曾经帮助过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后来优待他。

　　记者：此后你一度离开北京下放去劳动？

　　卞孝萱：我们下放到河南了，社会科学院的人都下放到那里，钱锺书、杨绛、余冠英、俞平伯等都下放到那里。1971年毛泽东要出版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这样章士钊就写信给周恩来，请调我回来，帮助校勘《柳文指要》。我就在他家里，帮他把这部书出版了。

　　记者：在章家工作的情形如何？

　　卞孝萱：章士钊住在一个很古雅的四合院里。当时章含之在二外教书，还没有嫁给乔冠华，她也下放了，这时也回来，到外交部做一个副司长，乔冠华是外交部长。章含之嫁给乔冠华是后来的事情，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出来以后，就让章含之把书送给乔冠华，这部书是他们姻缘的契机。

　　记者：《柳文指要》完成后，你和章士钊交往还多吗？

　　卞孝萱：1971年，《柳文指要》出来以后，中华书局赠章士钊一百部书，章士钊用来送人，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郭沫若等都有。给启功的那一部是我去送的。启功不认识章士钊，章士钊也不认识启功，启功收到《柳文指要》后，由我带他到章士钊家里去见面。后来章士钊去了香港，在香港去世。

　　编书治史，主张学术民主

　　“文革”后期，卞孝萱到家乡扬州师院任教。1984年，卞孝萱调入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与程千帆、周勋初等组成实力雄厚的学术队伍，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卞孝萱开设的中国文化史、年代学研究、唐代小说与政治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卞孝萱撰写《刘禹锡评传》和《韩愈评传》，不久匡亚明聘任卞孝萱为副主编。近年来，卞孝萱主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和《中华文化百科》等，主张学术民主：观点上各抒己见，自由发挥；文字上各显风采，不拘一格。

　　记者：“文革”后期你曾一度到家乡扬州任教？

　　卞孝萱：“文革”中知识分子在北京没事做，我母亲年纪也大了，我就到扬州师院。我是扬州人，回乡后我发现做学问一定要在大地方，不能在小地方。大地方的信息及时，资料丰富，人才很多，交流广泛，小地方是不能比的。

　　记者：后来是什么机缘到南京大学任教？

　　卞孝萱：我在扬州的时候，南京大学曾想调我，扬州师院不放，我就又回北京去。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又做了四年，1984年到南京大学来了。当时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最早的博士生导师就是程千帆、周勋初、我。那时候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老教授去世了，程千帆和我都是外地请来的。

　　记者：后来怎么协助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卞孝萱：我来的时候，匡亚明是校长，后来是名誉校长，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是副主编之一。我跟范文澜、章士钊、匡亚明开始都是不认识的。

　　记者：匡亚明先生的为人如何？

　　卞孝萱：他为人挺好。他原来是吉林大学校长，我去过吉林大学，吉林大学个个人都说匡亚明好，在位的时候人卞孝萱家说他好不稀奇，他走了人家还说他好，才是真好。匡亚明校长尊重人才，盖了好房子，要给教师住。他全心全意主编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他在世时，每部书他都要审读。

　　记者：你在教学上有什么个人的经验？

　　卞孝萱：我跟青年人关系比较好，青年人也愿意与我接近。我年轻的时候接触很多老人。老先生有两种，一种是对后生提携、帮助，这种人是大多数。也有少数是遏制后生的。我从自身经历中，感觉到老先生引导后生学习很重要，现在常有年轻人到我家里来，我给他们讲课。我对他们说，写文章不要说空话，要注重材料。

　　记者：你到了南京之后，注重六朝史研究？

　　卞孝萱：我到了南京以后，创办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我主张学术研究要贴近本地的生活，我回扬州以后就重点研究扬州八怪，来到南京就组织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我当了十年的会长。这个研究会有学术活动，有产品，干实事，培养人才，我们出了一批六朝的书。

　　记者：从自学成才到成为大学教授，一路走来有什么心得？

　　卞孝萱：我走了许多弯路，不像现在的青年大学毕业之后读博士，博士读完当教授。但是成名太早也有一个毛病，知识面较窄。譬如研究某一问题，虽在一方面说得通，但放在大的文化背景里可能就说不通。所以现在各所大学都提倡跨学科研究了。人文科学是相通的，文史哲是不可分的，没有精而不博的人。

　　2009年9月5日12时18分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转益多师 卓然成家

——记国学大师卞孝萱

　　一、孤苦童年早自砺

　　卞孝萱出生于扬州的“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世渊源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卞氏其远祖乃晋人卞壼，遭永嘉之乱南迁，卞壼墓原在南京朝天宫附近。传承过程中，代有名人。远的不说，清末扬州卞氏就有‘两世开府’之称。两世指”卞孝萱“的族祖卞士云、卞宝第两代。”(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3页)

　　卞士云(约1788—1843)，字光河，号竹辰。清仪征人。幼孤家贫，嘉庆三年(1798)进士，授编修，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典试官。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和御史卞士云先后疏言，各直省州县于常平仓大率有价无谷，其价又不免侵用。道光帝命各督抚严加整治。还曾有钦差清查两淮盐务，议决改旧章，船盐直达，不在仪征制捆。如此当地数万捆盐脚夫生计将绝。卞士云奏请部议，否定改道决定。后历任安庆、凤阳、宁国知府，升广西右江道、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曾释放众多因天主教牛八案受株连的百姓。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后，受命总理浙江粮道。道光十九年(1839)，卞士云题桂林五咏堂联：光禄诗，文节书，大府来时开胜境；王公冕，将军画，名山何日得重游。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署浙江巡抚，身先士卒，日夜防御英军。英舰入长江，镇江告急，有人提醒其注意并北眷属安全，他说：“吾以身许国，身且不顾，何有妻拏！”补授浙江布政使，卒于任。著有《退思斋诗集》、《省斋试帖偶存》等。其子宝第，官至署里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勤政廉能，《清史稿》卷四四八《卞宝第传》中称他‘扶植民愿，民尤感之’，著有《方岳采风录》、《闽峤輶轩录》、《抚湘公牍》、《卞制军奏议》等。

　　其子卞宝第在《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八列传二百三十五是这样记载的：卞宝第，字颂臣，江苏仪徵人。咸丰元年举人。入赀为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浙江道监察御史。军兴，官吏多避罪冒功，奏请检视各省兵粮数目、攻守要害，及失陷收复时日功罪，以资稽核；其有获罪之员，藉事开复保升，宜严定限制。又言：“苗沛霖、王来凤乍服乍叛，宜专意主剿。”上皆韪之。同治元年，迁礼科给事中，劾江北水师总统黄彬侵厘通贼，督办军务侍郎胜保贪蹇，提督成明拥兵同州畏葸无战志，一时推为敢言。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捕巨盗王景漋等。

　　五年，乞开缺养亲，不允。出为河南布政使，擢福建巡抚。时粤寇初平，游勇土匪肆掠，疏请就地正法，报可。九年，再乞终养，许之。光绪八年，起湖南巡抚。平江方雪璈，龙阳曹小湖，安乡周万益、张景来，皆盗魁也，阴结徒党，号“哥老会”。宝第悉置之法。署湖广总督。法人侵越南，诏偕巡抚彭祖贤治江防，筑炮台田家镇南北岸各三座，绘具图说上之。时议建樊口石闸。宝第以谓：“樊口内有梁子诸湖，袤延八百里，水皆无源，江入其中，潴为巨浸。以民情论，重在堵江水之入，不在泄内水之出。以地势论，江水骤失此渟潴八百里地，则下游堤防必致冲决。请缓建石闸，而渐除樊口内洼田额赋。”得旨允行。

　　十一年，还湖南巡抚任。法人款成，宝第上言：“各国通商，因利乘便，须具卧薪尝胆之志，为苞桑阴雨之谋。”因条上求才、裕饷、船政、器械四事。又言：“国家财用，岁出大宗，莫如兵勇并设。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每年薪粮银一千数百万两。养兵既多，费饷尤巨。兵多则力弱，饷巨则国贫。粤逆初起金田，仅二千人。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乃以三万七千之兵，不能击二千之贼，广西兵不可用，他省可推。其后发、捻、田、苗等匪，悉赖湘、淮营勇勘定，绿营战绩无闻。大乱甫夷，伏莽未尽，兵不得力，勇难骤撤，於是岁支勇粮一千馀万。赋入有常，岂能堪此耗费？查绿营马兵每月一两九钱，战兵一两四钱，守兵九钱零。月饩无多，必谋别业，遂弛专操，军情瞬变，调发迁延。臣拟请裁额并粮，以两额挑养一兵。如额兵一万，半为驻守，半赴巡防，互相逻戍，共习辛勤，常则计日操演，变则随时援应。副参任营官，都守充哨弁，室家无累，而后纪律可严。此宜变通营制者一也。兵拟减额，原设将弁亦应核减。绿营将弁岁领廉俸杂项，职大者可抵百兵数十兵，小者亦抵十馀兵。自来积弊，隐匿空粮，摊扣月饷，左右役使，无非额兵。裁汰之议，自非将弁所乐。拟请先裁将弁以并营，营兵必多，乃渐裁兵，老弱事故缺出停补，俟空千名，即补精壮五百，绿营不足，简拨营勇，作为练军。不启兵众之疑，自无阻挠之虑。此宜逐渐办理者又一也。目前兵尚未练，勇已议裁，若欲节饷，则裁勇不足资缓急，裁兵为有备而无患。”下部议行。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兼管福建船政。十八年，以疾解职，卒於家。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猾，扶槙良愿，民尤感之。

　　除此之外，“其他亲戚、世交的前辈中，中过进士、举人，做过大小官员的人也很多”。

　　1924年6月，先生出生还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旧社会的妇女是不能抛头露面，打工谋生的。因此先生与十九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靠卖古董以及亲友援助和母亲为邻居做针线活的收入，维持生活。孤儿是寡母的唯一期望，并不识字的母亲爱子情切，望子成龙，却无力为他提供好的教育条件。为教五岁的儿子识字，每天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再回家教儿子。这样的母亲怎能不让儿子感铭终生，如此环境下受到如此的身教怎能不使先生磨练出一心向学的恒心呢？长大以后，为了报答母亲养育和教育之恩，卞先生就起名为“孝萱”。“萱”是一种香草的名称，古人常用它来代指母亲，“大孝终身慕父母”。后来“南社” 创办人、著名诗家柳亚子先生曾为此赠诗：“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②(见《中央文史馆馆员书画选》)

　　中国的世家子弟，尤其是生父早逝，经寡母抚孤而立身成人者，往往多纯孝之士。远的勿论，仅二十世纪的文化名人中，如康有为、严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黄佩、傅斯年、熊十力、钱穆等，都是幼年失估，经寡母抚养而学问有成者。一是特殊的遭遇，母子相依为命；一是世家的家风燕染和儒者的家教及文化的陶养，使得这些人早慧而勤学，成长以后得以立身成名，以慰母亲半世的辛劳养育之恩。(《书屋》1997年6期程巢父《卞孝萱娱母陈寅恪寄诗》)

　　与母相依为命，不但使卞孝萱先生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也培养了他孝敬母亲、仁爱乡里的道德风范，培养了发奋图强，刻苦自立的品格。也形成了他学术体系中重孝道、讲仁爱的思想境界。这在此后卞孝萱先生的“很多研究课题中”，“关注母教的问题”尤为突出“如《元稹年谱》中，先生指出元稹幼年在失怙之后与寡母一起滇沛流离这段生活对元稹人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刘禹锡丛考》中则有《刘禹锡母系考》一文；近年，先生又撰写了《为什么韩愈诗文中未提过母亲？》这样一篇考证文章，在考释出韩愈嫡母早卒，生母改嫁弃养这一史实的过程中，先生也于行文之中对未能得到母爱的韩愈表达了很深的同情！”他“对母亲的铭记己不限于在言谈之间，而是已融入了他的事业之中！”(《书屋》1997年6期程巢父《卞孝萱娱母陈寅恪寄诗》)

　　在“家道中落，生活清贫”的这段时期，卞孝萱随母依然“与亲友依礼往来，”曾亲眼见过卞宝第的子、侄辈及其他人物。更熟悉他们的言谈、举止、风度。因此待卞孝萱先生年纪渐长，读阅史书中的名臣、儒林、文苑等传时，便觉毫无隔阂。

　　“扬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为‘淮左名都’，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向往的胜地，清代有‘扬州八怪’名扬天下，是著名的‘扬州学派’的诞生地，又是扬州曲艺的故乡。”(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3页)“当时扬州书画收藏之风很盛，大街小巷有许多裱画店。在装裱过程中，需将书画粘于板上晾干，装裱的书画不断更换，每个裱画店都无异于一个不断更新的画展。”(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3页)他“出门上街，喜欢在这些裱画店前浏览，遇到不懂之处，便回家查书或请教于人，因而从小”就“培养了对书画艺术的兴趣。”卞先生家的附近有“大儒坊”，“大儒”指西汉今文经学大师、武帝时曾任江都王相的董仲舒。传说曾是隋唐时注《文选》的遗址“古文选里”，也离先生家不远。先生在南柳巷小学读书，校址便是“董子祠”。后来又入城中小学(高小)，二年毕业后，十二岁又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初中。

　　他“在扬州中学读书时，上学途中，必经太傅街阮元故居。阮元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学人誉他为‘一代经师，学界山斗’，还有的赞他为‘一代名儒贤相’、‘嘉、道间第一人’等等。阮元致仕后回扬州度过晚年。”“阮元故居与《红楼梦》荣、宁二府布局相似，有东第、西第，中为家庙，占据半边街道。”他“途经此处，先是好奇张望，后则探究其源，逐渐对扬州学派有所了解和认识，扬州学派兼顾训诂与义理，不仅讲究贯通群经，而且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及史学融会的做法，这对”少年的他“以后的治学有很大的启发”。(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3页)中学的同学中，有汪中的后裔，少年的他喜欢听汪家的老人讲些汪中的逸事。由孤儿苦学终成大家的汪中，尤为卞孝营所景仰和向往，常以乡先贤之学行自励自勉，立志做有学问的人。

二、伯乐慧眼识才俊

　　1938年，祖国的大地，一片凄风苦雨。在日本侵略军的大肆进攻下，扬州沦陷，数百万无辜的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战火所迫的大批难民扶老携幼，辗转他乡。卞孝萱先生也不例外，他来到了“溱潼小镇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就读。”(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4页)

　　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位圆面修髯、声若洪钟的学者，教师们对他很尊重。好奇的同学们打听出他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柳诒徵教授。(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孙永如著《柳诒徵评传》序)

　　柳诒徵(1879-1956)字翼谋，号劬堂、知非，江苏镇江人。明德学堂教师，17岁考中秀才，曾就读于三江师范学堂。

　　曾任教江南高等商业学堂、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北京明德大学；1914年，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和东北大学；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

　　原来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兴化养病期间，应学校之约来这里参观的。

　　这对卞孝萱先生有着重大影响，柳先生成了他治学的榜样。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取名“临时”的一中，顾名思义，是一所流亡学校，藏书不多。但卞孝萱先生却有幸在这简陋的图书室里，发现一部铅字排印的柳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便借出来阅读。虽然那时他只有十几岁，并不可能完全读懂这部名著，但中国文化史却从此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以至于成为他终身研究的课题。(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孙永如著《柳诒徵评传》序)

　　“由于抗战期间沦陷区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卞先生家境更加困难，无力再供他上大学，”懂事的他，在困苦的生活环境中，已意识到要使家庭摆脱贫困的责任。“十八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考进银行学校，“就职于一家小银行。先生白天在银行上班，晚间进夜校补习。开始学得很杂，逐渐他的兴趣集中在文、史、艺几个方面。”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夜校传授的知识远远不够，于是就有空便去图书馆看书，并节衣缩食买书，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4页)他常与柳诒徵先生通信，向他求教。在通信中，当柳诒徵得知卞孝萱孤苦的身世，并业余自学文史时，特赋诗一首寄赠。诗中以清代的洪亮吉、汪中、汪辉祖相勉励。因为这三位学者都是由寡母抚教成才的。而柳诒徵本人也和上述三位学者有着共同的身世和经历。这就使得卞孝萱自学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卞孝萱：《〈柳诒徵评传〉序》，孙永如：《柳诒徵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由于没有固定的老师，养成了先生不囿于门户之见，不泥于一家之言的习惯。卞孝萱曾说“自学最大的好处在于‘转益多师’。因为求教于学术观点不同的前辈，就会形成不囿门户之见、不泥一家之言、博采众长的治学习惯。我在自学期间吃了不少苦，走了不少弯路，但正是这样，才使得自己的基础较扎实，根基较牢固，而且知识面也较一般人宽广，这都为我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4页)一个偶然的机会，二十几岁的他，在读了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以后，感到清以后的碑传急需访求，否则日久便易散佚，于是立志收集清以后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

　　于是他“充分利用晚间、假日去图书馆抄书，在书店地摊购买相关资料，或是想方设法访问相关人物。”他“曾购得袁世凯家的书信，择要披露，为人们了解辛亥革命秘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4页)

　　当这方面的研究收集情况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先生知道后，金先生十分重视，在他的推荐下，1956年卞孝萱先生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其实他的老师兼同乡柳贻征先生曾为了让他继续得到名师指点，便写信向好友金毓黻先生推荐，可是先生并未藉名流介绍之便去走捷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取得金先生的认可，直到柳先生去世，先生才将此信呈交金先生，金先生看信之后在欷嘘友人的同时，也对年轻的先生表示了赞叹。

　　进所后不久，受知于所长范文澜先生。

　　范文澜先生为浙江绍兴人。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1939年重新入党。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并兼这两所大学的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在范文澜先生指导下，协助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卞先生长期在范文澜先生身边，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诲，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式。先生对范老治学精神尤为敬佩，范老提倡的“天圆地方”(“天圆”指做学问头脑要灵活；“地方”指做学问屁股要坐得住。)和“二冷精神”(指“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吃冷猪肉”意谓要坚信自己从事学术事业的价值，即使生前没而不彰，也会流传后世。“冷猪肉”，指飧神祭品。)

　　在范文澜身边的日子里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著名史学大师常对弟子训诲的两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才能不写一句空。”而他的第一篇关于古诗文方面的《蔡琰作品辩为伪》论文，就是在范老的关怀、指导下完成的。

　　“1959年，学术界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周刊上展开了关于蔡琰《胡笳十八拍》的讨论。最初，由郭沫若先生首先著文提出要恢复蔡琰《胡笳十八拍》的著作权，高亨等先生支持，而刘大杰、王运熙、谭其骧等先生持相反意见。这是一场被学术界称为“很精彩的论战”。(江苏古籍出版社《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53页)卞孝萱先生也欣然写了《谈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等论文参与讨论。过去学界大都认为题名为蔡琰所作的诗有二：一是《悲愤诗》，一是《胡笳十八拍》。《悲愤诗》有两首，一是五言体，一是骚体。在这次讨论中，对《胡笳十八拍》及《悲愤诗》骚体的作者，有不同意见；而对《悲愤诗》五言体的作者几乎都说是蔡琰。但先生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胡笳十八拍》及《悲愤诗》(包括骚体与五言体)均处于假托，不是蔡琰所作。这种不是人云亦云的论证真是发前人所未发，读后让人感受一新。(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54页)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先生悟到了“研究古诗离开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家的生平而谈风格，是不够的，甚至要出错的”(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的深刻道理。

　　1964年春，医师迫令范文澜先生卧床休息，因此，先委托卞孝萱同志起草第七章第七节，第二章中第四第五两节的史料均由卞孝萱先生提供。大约在这个时候，卞孝萱先生“从此转入了古代文史研究，无暇兼顾近代文史”的研究了。(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这时，卞孝萱先生将唐代文史作为他今后的主攻方向。而在唐代文史中，卞先生主要以中唐为突破点，“对中唐文学家的研究有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之别。”“所谓‘全面进攻’指对前贤研究较少的作家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研究。中唐文学家，‘刘柳’并称，‘元白’齐名，而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因此，他对“后两人全面进攻，先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后更撰写《刘禹锡》、《刘禹锡丛考》、《刘禹锡研究、〈刘禹锡评传〉等，又校勘〈刘禹锡集〉，力求对刘禹锡的研究能深入而全面。”(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卞孝萱先生认为他在这部年谱中最为满意的学术“黄金点”是从北朝民族融合的背景入手，考出刘禹锡为匈奴族后裔，其祖先随北魏孝文帝迁都，加入洛阳籍。又从唐朝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南迁的背景，考出刘禹锡出生于苏州地区。此观点一出，立即为刘大杰、钱仲联诸先生所肯定，王仲荦先生也欣赏这个考证成果，赞云“不易破也”。(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而对于〈刘禹锡丛考〉，博士生孙永如、任晖认为：“此书不是一般的交游考，而是在清理刘禹锡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刘禹锡的立场、点、品格和精神风貌，揭示出决定或影响他一生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以及书法、医学研究的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展现了永贞革新极其前后的社会政治现实，使刘禹锡研究有了新的广阔的视野。〈丛考〉考证出刘禹锡亲友近五百人，绘出一幅完备周详的社会关系网络图，为刘禹锡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在对刘禹锡“全面进攻”研究之后，又推出了《元稹年谱》之力作。此年谱“经过潜心研究，考证出元稹家庭真相，”即元稹“是没落上午鲜卑族之后，出生于一个父老母少家庭，父死姊嫁后，不容于异母兄，与寡母流落到凤翔，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对元稹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还考出元稹中途依附宦官的‘变节’真相；元稹曾于制科考试得中第一，足见主考官裴垍对元稹的赏识。在宰相裴垍的支持下，元稹敢于与权幸斗争。裴垍死后，元稹失去依靠，转而交结宦官。”(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6页)此后，卞孝萱先生有“对与刘禹锡或元稹创作关系较为密切的李益、李绅、张籍、王建、南卓等进行了”广泛“研究，撰成年谱之类。”许多结论都得到了同行们的接受和采纳。(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6页)

　　“所谓‘重点占领’，指中唐一些文学大家的研究成果已甚丰富，”“不再重复劳动，只对尚未受人关注之处，加以研究，以填补学术空白。”(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6页)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就是卞孝萱先生要“重点占领”的对象。“韩愈在诗文中从不提及母亲，李翱、皇甫湜所撰韩愈行状、碑文中，也都没有提到韩愈母亲。这种罕见的现象，引起了”卞孝萱先生的注意。他敏锐地从考察韩愈对其兄韩会为“宗兄”的称呼入手，“推断韩会与韩愈非一母所生，韩愈乃庶出之幼子；进而推断韩愈生母身份卑微，在韩父去世后，或改嫁，或以乳母留在韩家，这样韩愈自然不会在其诗文中提及母亲。”(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6页)这样揭示韩愈身世之谜，“有助于知人论世。”而这段“不为人知的成长历史，对韩愈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纷乱“文革”幸治学

　　在北京长期的工作中，卞孝萱先生经常到各图书馆看书。当时章士钊先生正在撰写《柳文指要》，其秘书王益知也常到各图书馆查阅资料，二人遂相识。当王秘书遇到难题时，而求助于卞孝萱先生时，先生总是认真思考，详细解答。王秘书将此情况向章氏汇报后，得到了章氏的赏识与信任，便邀约卞孝萱先生面谈，面谈中多有奖掖之辞，并委托代为寻觅永贞史料。因此在之后的《柳文指要》中，多处引用卞孝萱的考证研究成果。(见中华书局2006年版《现代国学大师学记》36页)

　　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湖南长沙人。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次年兼署教育部总长。创办《甲寅》周刊。1933年起在上海作律师。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战时期，历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作律师。解放战争后期，曾同江庸、颜惠庆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进解放区。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后留北平。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委、中共文史馆馆长。

　　“章氏的《柳文指要》，在1966年已经基本完稿，并经毛泽东主席阅读过，本来可交出版社付梓，因受‘文革’的冲击，一直拖延到197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22-23页)而这个时期正是“文革”中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卞先生也不例外，也下放到河南干校。

　　众所周知，在“文革”期间出版纯学术著作是很难以想象的。由于1920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备旅费，曾向章士钊救援。章立即向沪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巨款相助，表示了对勤工俭学的支持。因此，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念念不忘章士钊先生。1961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还曾多次以还债为由派秘书送钱款到章士钊之手。(详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2月15日第七版)由于章士钊与主席的特殊关系，《柳文指要》的出版这一愿望得以批准，决定交中华书局用大号字排印出版。但“在这时，章老已年届90高龄，痛感时不我待，章老自揆年老体弱，精力不济，”想到卞先生在“刘柳”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就很希望卞先生帮助他校勘全稿。于是“给周总理去信，要求调卞孝萱先生充当他的助手，协助他校阅全稿。于是，经周总理下令，将先生从下放劳动的河南干校调回，全力以赴为《柳文指要》的校勘出版而辛勤工作。先生到章老家后，与章老朝夕相处，密切配合，工作进展顺利。章老又欣然函告总理，调卞来工作，全书有望如期完成。1971年秋，《柳文指要》出版后，章老赠书一部，亲笔题识：‘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钤印二方：‘章士钊印’(白文)、‘行严’(朱文)。该书出版，先生的任务完成，章老出于对后辈的关爱，第三次函陈周总理，大意谓：《柳文指要》及时出版，幸赖卞襄校之力；在当代青年学者中，卞乃一时无二，仍回干校，未免可惜，以留京挥作用为好。因此，先生未再回河南干校，留京从事学术研究。”“卞孝萱先生在‘文革’广大知识分子饱受摧残的非常岁月，能得到章老的奖掖与爱护，并获得与之朝夕相处的亲炙的机会，不能不说是其一生中的大幸事。”(江苏古籍出版社《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22-23页)

　　由于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因病在北京逝世。1973年章士钊先生去世。卞孝萱的协助工作已经圆满完成。1976年卞孝萱从北京回到故乡扬州大学工作。(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8页)
四、独抒心得辟蹊径

　　扬州自古名人辈出，自然又勾起少年的回忆，并对乡先贤发生了兴趣。尤其是鉴真和尚和扬州八怪。鉴真是唐代江阳人(今扬州)，他前后六次“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医药等知识，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0年又回到北京工作。(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8页)1980年4月，日本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代和尚森本孝顺护送鉴真像回国探亲，被世人称为“千载一时”的盛事，卞孝萱先生也因此对鉴真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深入研究鉴真。卞孝萱先生在研究中并没有循入老路，而是另辟蹊径，对鉴真冒死出国的历史背景做深入探讨，写成《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一文，发表于当年《中国史研究》上。

　　他在文章中指出，武则天崇佛仰道，佛教兴盛一时，此时鉴真出家；玄宗为强调李唐正朔，推行崇道仰佛政策，作为虔诚佛教徒的鉴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日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并在《新华月报》1980年第六期全文转载。

　　邵文实博士在拜读了卞孝萱先生的成名之作〈刘禹锡年谱〉后认为，“用功深厚，考校精当，颇多新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5页)

　　此后他又发表了《中日友好与鉴真东渡》、《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系列论文。(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7页)在研究中他在从大处着眼的同时，还不忽略鉴真研究的细微之处。如对鉴真与天台宗关系的关注。他在文章中运用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神游冥想”的治学方法，钩沉索隐，通过鉴真对天台宗祖师惠思、智的崇敬，对智满、弘景的师承，在天台宗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梁肃为鉴真撰塔铭，以及唐代僧人兼学律、天台二宗的风气，来解释鉴真和弟子们在日本弘扬天台宗之事。(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7页)对“扬州八怪”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扬州八怪”历来有不同的说法，1962年，俞剑华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名列“扬州八怪”者，有十三人。1964年，卞孝萱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利用俞先生所未见的凌霄《扬州八怪歌》和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补录》等书，综合前人记载，求同存异，提出列名“扬州八怪”共有十五人的看法，引起广大书画研究者的好评并普遍采用。(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7页)

　　有感于郑板桥被许多研究者谈滥了的这一现象，先生从1962年发表第一篇郑板桥的文章开始，就抱定了这样一个宗旨：不写没有新材料、新论点的郑板桥文章。这在此后四十余年的漫长学术生涯中，后辈学人是有目共睹的。(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7页)因此他的论文中的新材料、新论点常常被誉为“采山之铜”之作。如先生家曾藏有清代徐兆丰的〈风月谈余录〉一书，其中有〈板桥先生印册〉(即〈四凤楼印谱〉)，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板桥集〉所漏收。先生见此书后，立即撰写文章于1962年先后在〈雨花〉和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将此册介绍给世人。回到扬州工作后，又为印册作注，以印证史，订正了前人关于板桥印章记载之讹误。板桥有“青藤门下牛马走”一印，袁枚为何讹为“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人们未能深究，而先生却从袁枚讥板桥“诗非所长”，板桥针锋相对地说“君有奇才我不贫”，又讽刺袁枚“女色绝色邻夸艳”等现象，说明文人相轻，袁枚故意把“牛马走”误为“走狗”，以发泄对板桥的不满。(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8页)研究中还发现，郑板桥绘画不仅以竹、石、兰著称，而且还能作山水。他从板桥友人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如杭州人沈心《孤石山房诗集》中乾隆十五年所作的《留别郑板桥》称“赠我青山逸兴飞”中可知板桥曾画山水赠沈心。

　　1984年应南京大学之聘，卞孝萱先生从北京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此前先生在撰写《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书时，主要是诗史互证，以小说证史不多。到了南京大学之后，先生已经开始将重点从唐诗转向唐传奇的研究。

　　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曾经说过，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但“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更多地注意了其“诗笔”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史才”与“议论”的一面。

　　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知道“五四”以来唐传奇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以及进行分类的研究，如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或者探讨其思想性与艺术性；或者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因此先生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8页)

　　他首先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六篇传奇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区别《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虽皆为说梦而“立意”不同，前者以当时文官为模特，后者取材于当时武将；前者表示视富贵如梦，自己觉悟，后者以梦说教，劝戒别人。

　　1988年的《唐代文学年鉴》曾评论道：“为唐代小说研究开辟一条尚未有人涉足的新途径，不惟新见叠出，法人深思，而且材料翔实，令人信服。”(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79页)

　　自此，先生开始对唐传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索，而《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两书则集中体现了先生专通结合、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

　　先生在读《庄子．养生主》中，其中对庖丁解牛的故事深有体会。庖丁对文惠君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这段对白中，先生感悟到“间”字是要害。庖丁解牛时，能看准牛骨节之“间”下刀，刀刃运行于空隙中，所以大有回旋的余地。进而上升到治学方法，并对古人曾说过的“读书得间”的话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是对他研究唐人小说给了重要的启发。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发前人之所未发，力求得“间”是先生研究唐人小说所追求的方向。(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80页)

　　《唐太宗入冥记》出自敦煌遗书，以前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只将重点放在对文书的抄录、校注与文字的考释方面，未能对小说的具体写作时间以及小说所要传达的政治内涵做出说明。卞孝萱先生却从小说的标题、体裁、写作时间、内容与《朝野佥载》的比较、影响五个方面，对《入冥记》进行了考证，得出《入冥记》是一篇在佛教果报掩护下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的结论。

　　卞先生在对〈入冥记〉有一些看似违反常识或不合情理的地方，进行解剖研究的。如《入冥记》中称李建成、李元吉为“二太子”，这一违反一般常识的称呼表明《入冥记》对元吉有好感，再进一步去考证，发现后来被太宗收继的李元吉妻系武曌姨姐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实，这就可推知《入冥记》在为元吉鸣“冤”，是迎合武曌的产物。《入冥记》中描述崔子玉劝唐太宗“讲”《大云经》，“抄写”《大云经》，这又是一个违反时间顺序的错误，不是武曌建周称帝之前所能空想出来的，这对前一结论是有力的佐证。但这还不够，他还继续通过《入冥记》中否定太宗平定天下的武功等做法，再次证明《入冥记》当作于武曌建周、佛教昌炽之时。继而又通过揭露史书中自相矛盾之处，利用私家石刻等大量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洗掉史书中对“玄武门之变”的涂饰，最终揭示“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指出只有作于武周代唐之初的《唐太宗入冥记》，才敢于对太宗杀死兄弟、逼父让位的行为表示异议。这就是卞先生的“读书得间”的结果。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唐人小说研究有所贡献，更可为敦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80-81页)
五、夕照之年新探索

　　卞孝萱先生在南京大学期间除了研究唐代文学之外，“还深感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应大力开展六朝史研究，对于高校、科研、文博、考古、图书等单位有关教学与研究人员来说，认真、深入地研究六朝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10页)因此“先生一直坚持不懈地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呼吁，大力宣传、研究六朝历史文化。”六朝在中国古代是一段极富特色的区域性断代史，后人评价赞毁不一。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深受极左思潮支配，六朝历史文化基本属于被否定之列。加之这段历史处于分裂割据的大背景之下，疆域局促于南方，政局嬗代频繁，一般学者也往往不能深入客观地加以研究和对待。而对于社会人士而言，他们也大都对六朝历史文化知之甚少。面对这一形势，卞孝萱先生满怀极大热情，利用各种会议和场合，大力宣传六朝历史文化之重要。他一再强调重申其老师范文澜先生的观点：“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而轻视它们的贡献。”(中国通史)第二册第568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五版)

　　对于六朝经济开发的贡献，卞先生也反复强调，“隋唐繁荣超过两汉，原因之一是六朝把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文化更高一层的凭借。”(中国通史)第二册第56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五版)

　　“1985年，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卞先生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蒋赞初、孟昭庚二位先生，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以及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的许辉先生等人共同筹备组织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10页)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筹组，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会议室隆重召开。从此，江苏地区从事魏晋六朝隋唐史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紧紧团结在六朝研究会的旗帜下，在以卞孝萱为首的老前辈、老专家的带领下，把六朝史的研究推入新的阶段。

　　1986年研究会在南京教育学院开设了“六朝史系列讲座”，之后将这些讲稿编辑成《六朝史讲座专辑》获得了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的好评。卞先生常说，学会离开了学术研究，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卞先生坚持正常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多次召开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大型学术报告会，尽管遇到经费奇缺等困难，但也还是进行多方筹集资金保证省内外中小型学术研讨会和各种专题座谈会的召开。

　　1990年研究会推出了由苏州大学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三位先生主编的《六朝史》。后来又接受省社科联委托的重点课题项目“六朝文化研究”，经过会内外三十余位同志共同努力，历时五载，撰成《六朝文化》一书，总字数近八十万言，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此，卞先生还以很大的精力酝酿、筹划编纂《六朝丛书》。而为了保证此套丛书的质量，他首先是争取到南京市出版局局长、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先生的支持，在1991年10月成立《六朝丛书》编委会，并确定这套丛书“立足南京，面向全国，面向海外，依靠专家学者，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对六朝史进行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研究和论述”。

　　他曾亲自拟选题、请作者、审初稿，还要与出版社进行联系、交涉，并请当时尚健在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匡亚明前辈为丛书题签。1992年底至1993年初，《六朝丛书》第一批书终于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推出。后来由于张增泰先生因年龄关系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丛书的出版逐渐难以为继，卞先生又四处奔波，争取到南京大学出版社支持，出版了罗宗真先生的《六朝考古》一种，此后困难与阻力更大，卞先生却毫不畏惧，甚至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进行联系，终于出版了《六朝文学丛书》。综观上述过程，卞先生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与信念的支撑，没有对祖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无比热爱，是不可能到了晚年，还如此倾心尽力地奔走呼吁的。(《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13-14页)除江苏省六朝研究会外，先生还着力领导韩愈研究会，为推动韩愈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此还主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书院研究”专栏。并且做一些学者不愿做的一些普及社科知识、提高人文素质的工作。他主编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45种)、《中华文化百科》(100种)、《唐代文学百科辞典》、《中华传统文化优秀道德文化丛书》(8种)、《中国改革史鉴丛书》(6种)等书，意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促进公民道德建设；还主编过《历代廉吏污吏史话》、《资治通鉴新编》等，目的是想探索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子。除此之外，先生还做了重要的资料整理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1989年接受〈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的主编任务。〈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作为试点而率先编篡。卞先生从传世文献入手，论从史出，述而不作，以现代学术思想来整理、建构中国古典文学。它所体现的，既是视知人论世，也看重后世的接受与重建。这部书的编篡历时十二年，选录资料一千万字，收录作家约两千人，引用古籍近两千种，属于一部大型类书。这部书完成后被誉为迄今为止有关隋唐五代文学资料最全、最精的一部。(见2007年第一期《文艺研究》82-83页)卞先生曾在2001年出版的〈唐传奇新探〉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他说：“我亲见章士钊先生于九十一岁时完成〈柳文指要〉出版，我今年才七十七岁，怎敢搁笔？对唐传奇还要继续深入研究下去。”这种老当益勤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2006年他又以83岁的高龄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一书。在这本书中，共刊载包括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徵、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章钰、卢弼、张舜徽等十二位大师的学术业绩、治学方法，独抒心得，务去陈言，取大师一事或一书祥加论述。卞孝萱先生说：“我写此书，注重材料收集，以大量的材料来显示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如今人多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实际上清末刘师培先生〈读全唐诗发微〉，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分别以唐诗和明遗民诗证史，分别在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之前。这都是发人所不知或忽视的地方。”〈学记〉在谈论学术的同时，对诸位大师的爱国情操和治学修身也加以介绍。如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夕，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以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吕思勉于抗日战争期间表彰陈武帝击退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保存华夏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等。这都体现了卞先生写这本书的旨要：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

　　“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这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给白居易的诗句，具有老当益壮的精神，因此卞孝萱先生非常喜欢。为用以自励，又将自己的室名定为“冬青书屋”。

　　卞孝萱一向以潜心治学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将生命与学术紧紧相联，视学术为生命。在自然界中，冬青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常绿乔木，这或许就是卞孝萱先生特别欣赏刘禹锡“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这句诗的深远意境的真正原因。

　　鉴于卞孝萱先生在学术的卓越成就，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卞先生八十寿辰之际于2003年9月19-20日在南京大学联合主办了“卞孝萱先生八十寿辰庆祝会暨文史结合的现代学术意义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学者达七十余人，就卞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文史结合的传统方法在当下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展开了积极的研讨。会议由著名学者莫砺锋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洪银兴教授、中文系主任周宪教授、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教授和前所长周勋初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唐史学会、历史文献研究会、唐代文学学会韩愈分会等学术团体，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中文系，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及卞先生的众多友朋弟子发来贺电，表示祝贺。会上卞先生作了主题演讲。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郁贤浩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顾志华教授、安徽大学朱万曙教授、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南京博物院罗宗真教授等先后就卞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文史结合的现代学术意义发表了演说。

　　(作者简介：沙鸥著名学者，书画家。著有《甲骨文书法创作导论》《萧云从评传》《萧云从诗文辑注》等专著8部。填补国内空白三部。)
卞孝萱先生要著编年(胡阿祥)

　　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作者为学会网站特别提供

　　【1957年】

　　发表《五代时期南唐代吴的研究》(《学术论坛》1957年3期)、《五代时期南方诸国与契丹的关系》(《山西师院学报》1957年3期)等文，此为先生发表唐、五代文史研究成果之始。

　　【1959年】

　　发表《张籍简谱》(《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4、5期)，此为先生编制唐代诗人年谱之始。又发表《蔡琰作品的真伪问题》(《胡笳十八拍讨论集》,1959年11月)，此为先生发表先唐文史研究成果之始。

　　【1960年】

　　发表《李绅年谱》(《安徽史学》1960年3期)。又发表《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山西师院学报》1960年4期)，此为先生发表刘禹锡专题研究成果之始。

　　【1961年】

　　发表《关于王建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八辑》,1961年1月)、《武则天不生于广元的证据》(《天津日报》1961年9月6日)等文。

　　【1962年】

　　发表《〈纪闻〉作者牛肃考》(《江海学刊》1962年7期)，此为先生发表唐传奇研究成果之始。又发表《谈〈板桥先生印册〉》(《文汇报》1962年10月24日)、《关于汪士慎的几个问题》(《文物》1962年10期)，此为先生发表“扬州八怪”、郑燮专题研究成果之始。

　　【1963年】

　　出版《刘禹锡年谱》(1963年11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郭绍虞题签。发表《杜甫诗论旁探》(《文学遗产增刊十三辑》，1963年9月)、《南卓考》(《中华文史论丛》四辑，1963年10月)等文。

　　【1964年】

　　发表《“扬州八怪”之一的高翔》(《文物》1964年3期)等文。

　　【1973年】

　　发表《袁江〈东园图考〉》(《文物》1973年11期)等文，此为先生发表古代园林专题研究成果之始。

　　【1977年】

　　发表《关于北朝、隋、唐的“道”》(《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6期)、《唐代扬州手工业与出土文物》(《文物》1977年9期)、《广积资料与〈隋书〉选词》(《扬州师院学报》1977年9期)等文。

　　【1978年】

　　发表《从随园历史说到新发现的〈随园图〉》(《扬州师院学报》1978年1—2期)、《李益年谱稿》(《中华文史论丛》8辑，1978年10月)等文。又发表《关于元稹的几个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78年3期)等文，此为先生发表元稹专题研究成果之始。

　　【1979年】

　　发表《从“寄湖南幕中亲故”诗探索刘禹锡的母系》(《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1期)、《元稹“变节”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4期)、《元稹家庭真相》(《历史研究》1979年4期)、《刘禹锡交游新考》(《文史》7期，1979年12月)等文。又发表《范老的治学精神》(《读书》1979年7期)，此为先生阐述史学大师治学心得之始。又发表《中日友好与鉴真东渡》(《群众论丛》创刊号，1979年9月)，此为先生发表鉴真专题研究成果之始。

　　【1980年】

　　出版《元稹年谱》(1980年6月，齐鲁书社)，余冠英题签。发表《佛道之争与鉴真东渡》(《中国史研究》1980年1期，《新华月报》1980年6期全文转载)、《曹寅?〈红楼梦〉?阮元》(《红楼梦研究集刊》4辑，1980年)等文。

　　【1981年】

　　发表《新版〈旧唐书〉漏校一百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2集，1981年)、《金农书翰十七通考释》(《南艺学报》1981年3期)等文。

　　【1982年】

　　发表《〈登科记考〉纠缪》(《学林漫录》6集，1982年6月)、《郑板桥轶事考》(《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2年7月)等文。

　　【1983年】

　　发表《刘禹锡与韩愈》(《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1期)，此为先生发表韩愈专题研究成果之始。又发表《唐代的度支使与支度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1期)、《〈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学林漫录》8集，1983年4月)、《章钰与〈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史学史研究》1983年2期)、《刘禹锡与晚唐诗人》(《河北师大学报》1983年3期)。又发表《〈板桥题画〉非郑燮所编、刻、印》(《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3期)等五篇。

　　【1984年】

　　发表《〈邠志〉浅探》(《古籍整理研究通讯》1984年1期)、《〈郑板桥家书〉四十六通辨伪》(《松辽学刊》1984年1期，《新华文摘》1984年4期全文转载)、《论〈顺宗实录〉的作者》(《南开史学》1984年2期)、《刘禹锡与江西诗派》(《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1984年4月)、《殷璠〈丹阳集〉辑校》(《文史》23辑，1984年11月)等文。

　　【1985年】

　　出版《五代史话》(1985年5月北京出版社)，此书先生与人合作。发表《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文史知识》1985年1、2期)、《唐代小说与政治》(《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1辑)、《刘禹锡与苏轼》(《古典文学论丛》3辑，1985年12月)等文。

　　【1986年】

　　出版《唐代文史论丛》(1986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萧涤非题签。发表《柳诒征与〈中国文化史〉》(《镇江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1期)、《陈谏与〈彭城公故事〉》(《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2期)、《〈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2期)、《中唐政治斗争在小说中的反映》(《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2辑)、《两〈唐书〉天宝户口对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2期)、《元白次韵诗新探》(《汉唐文学漫论》，1986年6月)、《从〈清实录〉看郑板桥》(《东南文化》2辑，1986年10月)等文。

　　【1987年】

　　发表《唐〈琉璃堂墨客图〉残本考释》(《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1期)、《试论六朝的历史地位》(《南京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2期)等文。

　　【1988年】

　　出版《刘禹锡丛考》(1988年7月，巴蜀书社)，程千帆题签。发表《〈孔雀东南飞〉诗中的时刻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8年3期)等文。

　　【1989年】

　　出版《刘禹锡研究》(1989年4月，贵州人民出版社)，此书选载先生与屈守元的论文各三篇，附录一篇，李一氓题签。

　　【1990年】

　　发表《〈补江总白猿传〉新探》(《南京师专学报》1990年1期)、《读〈释氏疑年录〉》(《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1990年10月)等文。

　　【1991年】

　　出版《辛亥人物碑传集》(1991年10月，团结出版社)，章开沅撰序。发表《〈李娃传〉新探》(《烟台师院学报》1991年4期)、《韩愈〈毛颖传〉新探》(《安徽史学》1991年4期)等文。

　　【1992年】

　　发表《“牛李党争”正名》(《稽古拓新集》，1992年12月)、《范文澜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安徽史学》1992年4期)等文。

　　【1993年】

　　发表《韩集书录》(《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3期)等文。

　　【1994年】

　　发表《唐玄宗杨贵妃五题》(《烟台师院学报》1994年1期)、《为什么韩愈诗文中未提过母亲？》(《文史知识》1994年1期)、《〈谪龙说〉与〈河间传〉新探》(《社会科学天地》1994年1期)、《〈长恨歌传〉新探》(《中华文史论丛》53辑，1994年6月)、

　　《〈开元升平源〉新探》(《冰茧彩丝集》，1994年9月)等文。

　　【1995年】

　　出版《民国人物碑传集》(1995年2月，团结出版社)，汤志钧撰序。又出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1995年5月辽宁古籍出版社)，先生为此书总主编。发表《读〈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1995年10月)、《〈瘗鹤铭〉之谜》(《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全文转载)、《寺院经济与鉴真东渡》(韩国《唐史论丛》，1995年)等文。

　　【1996年】

　　出版《刘禹锡评传》(1996年1月，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先生与人合作。发表《难忘的恩师，难忘的通史》(《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3期，《新华文摘》1996年7期全文转载)、《新发现的郑板桥题画残稿》(台北《扬州研究》，1996年8月)、《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唐研究》2卷，1996年12月)等文。

　　【1997年】

　　发表《〈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1期)、《〈红线〉、〈聂隐娘〉新探》(《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王羲之〈兰亭序〉墨迹是怎样从佛寺进入宫廷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997年12月)等文。

　　【1998年】

　　出版《韩愈评传》(1998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先生与人合作。又出版《六朝文学丛书》(1998—1999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先生为此书主编。发表《四十年来刘禹锡集整理工作小结》(《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月)、《郑板桥与吕留良》(《文史知识》1998年4期)、《罗隐〈说石烈士〉发微》(《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98年7月)、《韩愈的经济观》(《周口师专学报》1998年4期)等文。

　　【1999年】

　　出版《冬青书屋笔记》(1999年1月，东方出版中心)。又出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999年7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先生为此书主编之一。发表《〈石鼎联句诗、序〉考》(《周口师专学报》1999年1期)、《浅谈“专”与“通”》(《文学遗产》1999年2期)、《章太炎各次国学演讲之比较研究》(台北《章太炎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6月)、《史学家柳诒征的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3期)、《两本〈唐宋诗醇〉之比较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4期)、《“退之服硫黄”五说考辨》(《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4期)、《实录与谀墓》(《文史知识》1999年5期)、《读〈清代扬州学记〉札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1999年9月)等文。

　　【2000年】

　　出版《中国改革史鉴丛书》(2000年10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先生为此书主编之一。又出版《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2000年12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先生为此书主编。发表《浅谈“专通坚虚”——范文澜先生治学格言》(《学林往事》上册，2000年3月)、《唐人杂传、杂文、轶事、传奇之比较研究》(《运城高专学报》2000年1期)、《〈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2期、《唐小说集〈玉泉子〉的政治倾向》(《南通师院学报》2000年3期)、《〈戎幕闲谈〉新探》(《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4期)、《〈拾甲子年事〉与〈文武两朝献替记〉》(《中华文史论丛》2000年9月)、《〈桃花扇传奇〉与〈柳如是别传〉》(《文学遗产》2000年6期)、《侯方域与壮悔堂》(《文史知识》2000年8期)等文。

　　【2001年】

　　出版《唐传奇新探》(2001年11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中华文化百科》，先生为此书总主编。发表《章士钊一生“三指要”》(《烟台师院学报》2001年2期)、《〈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跋》(《江苏文史研究》2001年2期)、《唐宋申锡冤案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3期)、《略论六朝文学文化文物之综合研究》(《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3期)、《孤本〈石鼓斋印谱〉跋》(《藏书家》3辑，2001年6月)、《从〈扬州画舫录〉看清代徽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徽学》2000年卷)、《〈莺莺传〉“忍情说”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3期)、《牛李党争时期的四篇作品考察》(《文史知识》2001年6期)、《南京博物院“扬州八怪书画展”随笔》(《东南文化》2001年9期)等文。

　　【2002年】

　　出版《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先生为此书主编。发表《孤本〈昭阳郑氏谱〉的学术价值》(《文献》2002年2期)、《〈四部备要〉辑校、监造人考》(《运城高专学报》2002年2期)、《从〈杜阳杂编〉等看“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宁波大学学报》2002年2期)、《〈三国志集解〉著者卢弼考》(《古典文献研究》总5辑，2002年4月)、《〈訄书详注〉表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3期)、《“甘露之变”与〈喷玉泉幽魂〉传奇》(《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5期)、《〈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沈阳师院学报》2002年6期)、《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燕京学报》新13期，2002年11月)等文。

　　附记：

　　卞孝萱先生出版各类著作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今择要编年，略可窥见先生治学之历程。先生撰写的序言、书评、讲座、笔谈以及辑录的近代史资料，数量很多，皆未列入。先生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者，皆未标注，以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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