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03月11日，即在我抵达加德满都差不多两个月之后，日本宫城县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并未想起我的日语外教石田裕子小姐。随后的两三天，我也没有想起她，尽管关于东日本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如同地震所引发的强烈海啸一般席卷了电视荧屏、冲入了我的耳关。蓦然想起她时，我在空间里发表了一条说说，对她的安康表达了祈愿。很快，一位大学同学便发表评论说，她也竟一直没有想起石田老师，云云。不久，另一位大学同学给我转发了石田老师用日文写的的电子邮件，大意是，她的家乡茨城县也是重灾区，水电供应和通讯中断，但她及其家人安然无恙。
娇小的身材、柔顺的披肩发、白嫩的皮肤、纯真的笑容、可爱的虎牙、朴素的装扮，是她留在我们2006级同学心底的一张春天般的写真。我们不知她的年龄，但想来，无非二十七八。可以说，她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年轻女子，无论是外貌，还是温柔中透着几分活泼的性格。因此，这样一位老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她呢？
其实，我们和她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唯短短一个学期，也即半年不到。而且，日语口语课一周只有两次。平时，上完课，我们也几乎不跟她交流。如此种种原因，使得我们对她并不怎么了解。但是，这并没有什么。我们年龄差距不大，她又平易近人，因此，上课氛围相当轻松，常常是笑声一片。说实话，相比汉语，她的英文不怎么好。平时上课，她主要使用日语和汉语。她的这种好性格，我们自然要加以充分地利用，具体表现就是，三番五次求她播放日本电影。我们的课都是在多媒体语音室上的，放电影也就是她点点鼠标的问题。一学期下来，她给我们放了好几部电影，不得不承认 ，这对提高我们的日语水平还是有所帮助的，哈哈。
2009年暑假，她回了日本。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转眼五年过去了，不知道谁的脑海里还曾有那张甜美的笑脸昙花一现。如果说陪伴我们一年两载的中籍老师是匆匆过客的话，那些通常只教了我们半年的外籍老师大概就是过眼烟云了。在中国，外教与学生之间的这种疏离的关系可以说相当普遍。个中原因，文化差异和中国学生缺乏与外教沟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除了石田裕子小姐，教过我的外教还有四位，分别是来自南非的《英美概况》课老师伊曼纽尔，来自美国的口语课老师黑龙和罗伯特，以及来自美国的《英语写作》课老师亚瑟‧鲍杰斯。黑龙、罗伯特和伊曼纽尔老师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外院，而鲍杰斯老师于2013年的春天，因罹患肝癌不治，在郑州逝世。当时，由于忙于图书出版事宜，我未能去郑州殡仪馆参加他的追悼会。这自然是个大大的遗憾。不过，令人宽慰的是，我们2006级有好几位从各地赶去，为他送行，愿他一路走好。或许，只有在听到这一噩耗的时候，我们才会忽然想起曾经有这样一位来自大洋彼岸，须发苍苍，性格乖张，左撇子，而且从来只写大写英文字母的老头儿，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教学方式，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当时，一位正在读大二的班长学弟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稍事修改，将其发表在了散文集《苍山负雪》一书中，聊以纪念和寄托哀思。不知道，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取的英文名字，大家是否还记得。
扪心自问，我们难道不应该更为尊敬和铭记这些远道而来的老师吗？他们远离故土和亲朋，来到中国，然后备课，上课。或许，他们很想与我们打成一片，只是我们缺乏应有的兴趣和热情。在这异国他乡，同我们这一群中国学生在一起时，他们或许才不会感到孤独和冷清。而我们，似乎很难觉察到这一点，铃声一响，便踏进教室，铃声再响，便走出教室。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改头换面”，做一个对外籍老师毫不见外的中国好学生。
当某一位外籍老师在我们的脑海里浪花一闪，我们就这样想起了他或她，就像翻看一本尘封的相册时，无意看到一张曾令我们感动的照片一样。而此刻的问题在于，我们会将照片抽出，镶入相框，置于案头，还是一番追忆之后，合上相册，继续束之高阁呢？
中国的第三十个教师节刚刚过去，千千万万的老师们都收到了来自学生的一声祝福并一束鲜花，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那一位位外籍老师们。而已然毕业并参加工作的我们，是否这祝福与鲜花的赠送者之一呢？我们搜遍通讯录，是否能发现某一外教甚至某一中籍老师的联系方式呢？
当你系挂的人杳无音信，你对他或她的希冀往往就会变得十分单一：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前年，一位与石田老师似乎还保持联系的同学告诉我，她正在印度尼西亚教授日语。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代表2006级选修日语的同窗，向石田老师和其他曾经和正在工大外语学院执教的外籍老师们表达一份良好的祝愿，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心、阖家幸福！
2014年09月17日晚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