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研究》三个译本之我见 历史研究汤因比下载

虽然自幼就喜欢读历史书，而学生时代历史课的考试成绩也不算差，但对如何做好历史研究这项功课，除了阅读过梁启超、钱穆二位大家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各一种）能稍获启发外，大脑里基本还是近于空白状态的，而一位张姓书友曾经推荐的《历史的观念》（柯林伍德著、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也一直没有真正的读进去过。尽管如此，提及汤因比《历史研究》这本书，早在2005年的夏季，当时的我仍然因为其开本特别的大、封面特别的花而有意留心过它，但最终却又惧于其卷帙的浩繁而嘎然止步。转眼间，就到了2011年即去年的9月。那时的我，又曾因为一时兴起地收集米歇尔·福柯相关著作的中译本，而无意间把“刘北成”这位译者的大名留在了自己的脑海里。

时光易逝，一眨眼间又有八个月的时间已成为过去，而一年一度的盛夏也即将伴随着端午节的临近而一同到来。这时的我，已经为注册会计师考试（CPA）的教材迟迟不见到货而焦灼不安了好几天。就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枯燥无聊的我只好借助于书店里的闲庭漫步来打发自己的郁闷。于是，我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了嘉汇汉唐书城这个号称“西北第一民营书业”位于西安南郊小寨的卖场里。

与我到西安新华书店的图书大厦或钟楼书店的习惯一样，任何时候的我进入书店中的第一目的地肯定会与摆放文史哲类图书有关，今天也无例外。随后，当我在书店三楼社科馆摆放历史文化类图书的区域中无目的地游弋时，蓦然间发现《历史研究》的译本已经有一大一小的两个开本同时摆放在货架上，而其中的一个译本的封面上竟然也带有“刘北成”这位似曾相识的译者的大名。于是，我就再一次地因为翻阅《历史研究》这本书而停留在了这块此前已“到访”无数次的地方，最终也就促成了今天这篇文字的诞生。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自幼生活在一个历史学研究世家，母亲和伯父也都是历史学家，而汤因比本人的名字就来自于对其早逝的伯父的纪念。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通过温切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就读经历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911年自牛津大学毕业后，曾留校任教。1915年后，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1925年，成为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直至1953年。1955年退休后，一直专心致力于学术写作。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其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而其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关于汤因比学术成就的总结，可参看《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一书，目前分别有两个译本可供选择：一是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3月出版、王少如与沈晓红合译；一是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出版、胡益民与单坤琴合译、周佐虞与章忠国合校。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曾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而《历史研究》一书，即以文明为研究单位，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纵观全书，汤因比对已知的至少二十一种文明按照过去六千年的可知历史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同时又根据将人类史视为一个整体的思考模式，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而大一统国家和大一统教会的建立也由此进入作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汤因比还广泛地考察了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

那么，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汤因比认为这是“现实需要”。由于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人类逐步消除了在空间上的距离，但这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天下一家”的和谐状态，而汤因比本人在有生之年（1889～1975）就曾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由此不仅看到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而且深感人类的相互残杀给后世带来的紧张、不安、沮丧和暴力正将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

与此同时，汤因比不仅从时间的纵向层次考察了人类历史，而且还在各个文明地理分布的横向层面保持了“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即：“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这种看待历史和各个文明的宽广视野，自然不同于那些将整个人类历史仅仅看作西方历史的狭隘偏见。的确，随着考古的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得以再现，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文明“可以同其他地方的文明并列”。另外，东亚地区各个时期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华文明也成为汤因比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晚年的汤因比更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正是出于这种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忧虑和对人类文明的无限希望，汤因比以其杰出的智慧、孜孜不倦的热情，为人类这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这笔精神财富。

就我所知，关于《历史研究》的译本迄今为止已经至少有三种了。以下，即按照出版时间对其加以简单的罗列：

1959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注：以下简称“曹译本”）。全书按上、中、下三册分装。1964年3月、1966年6月、1986年8月、1997年11月先后再版。

200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注：以下简称刘译本）。全书未分装，但版本却使用了787×1092的大十六开，同时书中不仅在正文中的黑白插图随时可见，而且还使用了不少彩色的插页。2005年4月、2009年1月先后再版。

2010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郭小凌、王皖强、杜庭广、吕厚量、梁洁译（注：以下简称郭译本）。全书按上、下卷分装，同时封面上的署名除作者和译者外，另印有“【英】D·C·萨默维尔编”等字样。2011年7月、2012年1月先后再版。

从出版的单位看，这三种译本都是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这个成立于1951年的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历史研究》的时候当年也才刚刚八周岁。与此同时，这三个译本相互之间的时间跨度也已超过半个世纪，而类似情况我以前只在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译作中发现过类似现象。

从出版的时间来看，曹译本出版的时间最早，通行的时间最广，而再版（翻印）的次数也就最多，毕竟在2000年9月之前以前可供中国人阅读的《历史研究》就只有这一种。尽管如此，从相关资料获悉，这个分装为三册的译本的译者之所以数量明显居多，尤其后二册，主要是《历史研究》的翻译属于曹未风（1911-1963）的未竟事业，而其余参与翻译的人员要么是其学生、要么是其同道，而今天的《历史研究》汉译本的出版也得力于这些有志之士的大力襄助。

从译者的组成来看，每一个译本的成功问世似乎都堪称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没有一个译本是纯粹的出于个人之手，其中曹译本的译者组成最为复杂，即上册的翻译由曹未风独立完成，但中册的翻译人员就一下子变成了曹未风、徐怀启、乐群、王国秀等四个人，而下册的翻译人员更由中册的四个人大幅增加为曹未风、周煦良、耿淡如、章克生、张师竹、徐孝通、刘玉麟、林同济、丁彦博、王造时等八个人，而刘译本的译者数量只有两人；其中郭小凌既参与了插图本的翻译，又主导了萨默维尔节编本的翻译。

从印刷的风格来看，曹译本与郭译本的开本比较接近，而刘译本的开本相对较大；与此同时，虽然三个译本都使用了简体横排的排版模式，但刘译本又另外配置了若干幅插图，其中既有黑白色的，也有彩色的。据汤因比在插图本《序言》中的说明，可知这些插图“是由泰晤士及哈德森出版公司的布鲁克纳太太收集的，而从布鲁克纳太太提供的图片中挑选一部分作为本书插图的工作，则是同卡普兰与我商量后才进行的。插图说明词是卡普兰小姐起草，经过了我的首肯”；

到此为止，如果说《历史研究》现有三个译本的区别仅此而已，那似乎又与汤因比的独到研究和非凡成就有些不太相称。事实上，上述三个译本的主要区别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内容的变动和文字的增减上，而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首先，从字数上看，曹译本共有870000字，刘译本共有965000字，郭译本共有897000字；曹译本和郭译本的字数比较接近，而差别的文字主要在于相关的附录内容；刘译本的文字之所以非常的多，不仅与插图下面详细的解说文字似乎密不可分，而且译者还在每章正文的后面作了大量的注释；

其次，从部数上看，曹译本和郭译本都是十三部，刘译本只有十一部；同时，刘译本与前、后二者前十部的标题也基本一致，但三者之间仍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别，姑且表录如下：

再次，从章数上看，曹译本共有四十四章，刘译本共有五十四章，郭译本共有四十四章，而各自的章题在文字标注上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为了从文字的使用上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里特别将曹译本和郭译本的文字使用情况表录如下（为节省文字篇幅，此二者在章题上完全相同的部分，如第一章“历史研究的单位”、第七章“环境的挑战”、第八章“中庸之道”、第九章“停滞的文明”、第十三章“问题的性质”、第十七章“解体的性质”、第十九章“灵魂的分裂”、第三十四章“复兴的概况”、第三十五章“问题”与第四十一章“文明史的证据”等十个地方，不再在表中体现）：

标题	曹译本	郭译本
第二章	文明的比较研究	诸文明的比较研究
第三章	社会可以比较	各个社会的可比性
第四章	问题所在及不能解决的缘故	问题的提出以及为何无法解决
第五章	挑战与应战	挑战与迎战
第六章	逆境的美德	抵抗逆境的美德
第十章	文明生长的性质	文明成长的本质
第十一章	生长的分析	成长的分析
第十二章	生长中的差异	成长过程的差异
第十四章	决定论的答案	决定论者的解决方案
第十五章	失去控制环境的能力	对环境控制力的丧失
第十六章	丧失自决能力	自决的失败
第十八章	社会体的分裂	社会机体的分裂
第二十章	解体的社会与个体的关系	解体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十一章	解体的节奏	解体的节律
第二十二章	通过解体，趋于标准化	解体的趋向
第二十三章	是目的还是手段？	目的还是手段？
第二十四章	不朽的幻景	永恒的幻想
第二十五章	“舍己耘人”	“为人作嫁”
第二十六章	关于统一教会和文明之间关系的几种不同概念	关于普世教会与文明关系的不同观点
第二十七章	文明在教会生活史上的职责	文明在教会生活中作用
第二十八章	人世间的军事行为的挑战	尘世纷争的挑战
第二十九章	悲剧的途径	悲剧的进程
第三十章	研究范围的扩大	研究领域的拓展
第三十一章	同代文明之间相接触的概况	同时代文明的碰撞
第三十二章	同代文明之间相接触的戏剧性	同时代文明碰撞的戏剧性
第三十三章	同代文明之间相接触的后果	同时代文明碰撞的后果
第三十六章	人类事务对“自然法则”的服从	人类事务服从“自然规律”
第三十七章	人性对于自然法则的顽抗性	人性对于自然规律的抗拒
第三十八章	神的法则	上帝的律法
第三十九章	这种探索的必要	这种探究的必要性
第四十章	预定答案之不能肯定性	先验的答案难以服人
第四十二章	科学技术、战争和政府	技术、战争与政府
第四十三章	科学技术、阶级斗争和就业	技术、阶级斗争与就业
第四十四章	这部书的写作经过	本书是如何写成的

最后，从正文上看，同样据汤因比在插图本《序言》中的说明，可知三个译本所依据的都是删节本，即全书一共十卷，而它们都只是完成了前六卷的翻译，而曹译本和郭译本所依据的又都是萨默维尔的节录本；与此同时，曹译本三个分册之每个分册的最后，都有一个“内容摘要”；同样的内容，在郭译本中也同样存在，但题目已另译为“论点摘要”。曹译本在全书之末，还另外有一个由索罗金撰写的《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一文所构成的“附录”；郭译本呢，虽然没有这个“附录”，却又重新增加了一个题为《编者说明和表格》的内容，其中依次收入《大一统教会》、《哲学》、《高级宗教》、《蛮族军队》等五个附表，前四者是译者“按汤因比先生原著的附表重新制作的”，而第五表“重印自《当代神学》第一卷第3期，得到编者约翰·A麦凯博士与爱德华·D·梅耶尔斯博士的慷慨许可”（《编者说明》）。至于刘译本，书后则另外附有《地图》和《大事年表》，前者恢弘大气，后者条分缕析，均与全书插图本的风格有相得益彰之妙。

另外，依据萨默维尔（曹译本作索麦维尔）的《编者说明》，可知其删节明细如下：“第1-79页（中译本为第3-84页）是原著第一卷的节略；第80-163页（中译本第85-157页）是原著第二卷的节略；第164-243页（中译本第161-242页）是原著第三卷的节略；第244-359页（中译本第245-359页）是原著第四卷的节略；第360-494页（中译本第363-486页）是原著第五卷的节略；第495-558页（中译 本第487-550页）是原著第六卷的节略”。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卷”，等同于上文所说的“部”；而涉及到中译本的具体页数，因为其依据的是郭译本，所以它是不能用来比照曹译本的。

言之于此，我所知道并且形诸于文字的东西就这么多了。尽管如此，但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过去五十多年来所出版的《历史研究》三个译本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差别，其内容之繁盛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而我也在三者相互比较的过程中澄清了不少自以为是的东西。时在2012年6月2日，谨以此文纪念《历史研究》的翻译先驱曹未风先生诞辰逾一百年！昨日凌晨1时59分，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谢世，而此一消息至今仍令我萦绕脑间、悲不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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