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张学良是我敬重的人物，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人荣辱之上。扶蒋平息军阀，统一中国迈出关键一腿。更由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让逃到陕北残喘一隅的红军得以“抗日队伍”合法身份生存，容身国民革命军序列，也因此让共产党率领的武装趁抗日招兵扩军之机，扩大容身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得以和国民政府抗衡雄厚资本，改装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大陆蒋家王朝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的失败，迫使歃血盟兄败退孤岛。举此是说，成败各方都是因张学良的西安惊举使然铸成历史步伐，作为大陆当然托举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然崦作为当事人张学良内心对这个惊举究竟如何看待，通过历史资料，我们窥探到张学良真实心理过程。
张学良“后悔”之说的三个出处
其实，从西安事变爆发后，有关张学良“后悔”的说法就不绝于耳。说张学良“后悔”主要有三个出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出自张自己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回忆材料，称西安事变是被中共利用，导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第二种观点来自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她回忆说张学良并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但是抗战爆发后张学良想参加抗战被拒，对送蒋回南京之事非常后悔。
《西安事变反省录》：“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1956年11月，张学良出于蒋介石的要求，开始撰写西安事变的回忆材料，这份材料后经蒋经国删改，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后以《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之名在1964年7月的《希望》杂志上刊出，曾闹出过很大的风波。在这份带有“检讨反省”意味的材料中，张学良称自己被中共利用，做出了“误国害民”之事。
张学良在材料中认为中共“利用”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张氏认为自己“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因此，其不愿打内战，想联合抗日：
“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
中共正好抓住张氏不愿内战痛恨日军这一点对其进行爱国宣传：“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
进而，张学良表示自己错信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导致西安事变爆发：“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对蒋介石表露出“后悔”发动“西安事变”。
《杂忆随感漫录》：“中共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
就在张学良写完《西安事变反省录》几个月后的1957年4月，他又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写出了《杂忆随感漫录》，对西安事变做进一步反省，在这份回忆材料中他明确说：
“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声东击西，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今日证实总裁高深远见，别具慧眼，超人之上。”
“自抗日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地注视共产党。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时，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要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结，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实使我怀疑，失望，觉悟。”
“在抗日期间，共产党袭杀唐聚五，赵侗，攻击张荫梧。此三人前二个系我的学生，后一个系我的好友。我皆深知他们衷心抗日，不后于我。这当然应该是共产党所谓抗日的同志了，为什么共产党袭击他们？当时我深感怀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赵，张三人，不是在华北非共产党所占的地盘之内，或者他们肯作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变为共产党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过排除异己而已！”（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张之宇校补）
可以说，这份材料中张学良明显表现出对中共的敌意，并将蒋介石所说西安事变使“容共政策，使中共坐大”，终致“大陆沦陷”归罪与己，张学良说：“蒋先生是说对了，我见识真不如他”。
接下来的1958年，张学良又写了《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可以说，这应该是张学良最后一次对西安事变表现出悔意，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在世时，张学良再也没对西安事变发表过看法。
1989年张学良前妻于凤至临终回忆：张学良后悔送蒋介石到南京
1989年，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凤至在辞世之前写了一份回忆录，披露“卢沟桥事变”后张学良请缨抗战被蒋介石拒绝，曾对送蒋回南京心生悔意：
“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窦应泰《张学良和发妻于凤至对西安事变的不同解读》，《党史博览》2011年第2 期）
可以说，这是张学良送蒋赴南京后第一次表示出悔意，也是最后一次。
1956-1958年张学良回忆材料中“后悔”的说法基本不可信
其实，张学良在前两个回忆材料中表示出的所谓“悔意”可信度并不高，因为它们都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撰写的，虽然张学良声称自己“不说假话”，但当时其对获取自由尚存希望，不免有迎合蒋的意味，特别是反共的态度，几乎完全就是当时国民党钦定的说法。对于上述张学良回忆材料的写作背景，以及写作过程中蒋介石和蒋经国对内容的干预甚至直接删改，杨天石教授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和杨奎松教授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两文曾做过详细的介绍，应该说，虽然这两份材料中对西安事变的事实介绍大体属实，但其中的“忏悔”部分，恐怕不是张学良的真实想法。他自己也在日记中说：“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可见张学良本人对这两份材料的作用心知肚明。（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因此，仅根据这几份材料就说张对西安事变心生悔意是站不住脚的。
但于凤至说张学良后悔送蒋回南京还是可信的，因为张学良对日本有国仇家恨，终其一生都坚持抗日，但因送蒋回南京被软禁而无法参加抗战，后悔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