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一 张学良西安事变真相

张学良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一) 张学良西安事变真相

张学良是我敬重的人物,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人荣辱之上。扶蒋平息军阀,统一中国迈出关键一腿。更由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让逃到陕北残喘一隅的红军得以“抗日队伍”合法身份生存,容身国民革命军序列,也因此让共产党率领的武装趁抗日招兵扩军之机,扩大容身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得以和国民政府抗衡雄厚资本,改装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大陆蒋家王朝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的失败,迫使歃血盟兄败退孤岛。举此是说,成败各方都是因张学良的西安惊举使然铸成历史步伐,作为大陆当然托举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然崦作为当事人张学良内心对这个惊举究竟如何看待,通过历史资料,我们窥探到张学良真实心理过程。

张学良“后悔”之说的三个出处

其实,从西安事变爆发后,有关张学良“后悔”的说法就不绝于耳。说张学良“后悔”主要有三个出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出自张自己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回忆材料,称西安事变是被中共利用,导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第二种观点来自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她回忆说张学良并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但是抗战爆发后张学良想参加抗战被拒,对送蒋回南京之事非常后悔。

《西安事变反省录》:“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1956年11月,张学良出于蒋介石的要求,开始撰写西安事变的回忆材料,这份材料后经蒋经国删改,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后以《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之名在1964年7月的《希望》杂志上刊出,曾闹出过很大的风波。在这份带有“检讨反省”意味的材料中,张学良称自己被中共利用,做出了“误国害民”之事。

张学良在材料中认为中共“利用”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张氏认为自己“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因此,其不愿打内战,想联合抗日:

“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

中共正好抓住张氏不愿内战痛恨日军这一点对其进行爱国宣传:“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

进而,张学良表示自己错信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导致西安事变爆发:“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对蒋介石表露出“后悔”发动“西安事变”。

《杂忆随感漫录》:“中共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

就在张学良写完《西安事变反省录》几个月后的1957年4月,他又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写出了《杂忆随感漫录》,对西安事变做进一步反省,在这份回忆材料中他明确说:

“在中国共产党问题上,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声东击西,借题发挥,多数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内。今日证实总裁高深远见,别具慧眼,超人之上。”

“自抗日军兴以来,我关心共产党,我也不断地注视共产党。当年我同周恩来会见之后时,我衷心觉着我们是不对,他们(共产党)既然也是想救国抗日,我们何不精诚团结,共图振兴国家大业,我所以不顾一切,一心要达到这个主张。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终结,大陆沦陷,以至波兰,匈牙利的革命,实使我怀疑,失望,觉悟。”

“在抗日期间,共产党袭杀唐聚五,赵侗,攻击张荫梧。此三人前二个系我的学生,后一个系我的好友。我皆深知他们衷心抗日,不后于我。这当然应该是共产党所谓抗日的同志了,为什么共产党袭击他们?当时我深感怀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赵,张三人,不是在华北非共产党所占的地盘之内,或者他们肯作共产党的尾巴,那么他们就会变为共产党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过排除异己而已!”(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张之宇校补)

可以说,这份材料中张学良明显表现出对中共的敌意,并将蒋介石所说西安事变使“容共政策,使中共坐大”,终致“大陆沦陷”归罪与己,张学良说:“蒋先生是说对了,我见识真不如他”。

接下来的1958年,张学良又写了《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可以说,这应该是张学良最后一次对西安事变表现出悔意,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在世时,张学良再也没对西安事变发表过看法。

1989年张学良前妻于凤至临终回忆:张学良后悔送蒋介石到南京

1989年,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凤至在辞世之前写了一份回忆录,披露“卢沟桥事变”后张学良请缨抗战被蒋介石拒绝,曾对送蒋回南京心生悔意:

“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窦应泰《张学良和发妻于凤至对西安事变的不同解读》,《党史博览》2011年第2 期)

可以说,这是张学良送蒋赴南京后第一次表示出悔意,也是最后一次。

1956-1958年张学良回忆材料中“后悔”的说法基本不可信

其实,张学良在前两个回忆材料中表示出的所谓“悔意”可信度并不高,因为它们都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撰写的,虽然张学良声称自己“不说假话”,但当时其对获取自由尚存希望,不免有迎合蒋的意味,特别是反共的态度,几乎完全就是当时国民党钦定的说法。对于上述张学良回忆材料的写作背景,以及写作过程中蒋介石和蒋经国对内容的干预甚至直接删改,杨天石教授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和杨奎松教授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两文曾做过详细的介绍,应该说,虽然这两份材料中对西安事变的事实介绍大体属实,但其中的“忏悔”部分,恐怕不是张学良的真实想法。他自己也在日记中说:“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可见张学良本人对这两份材料的作用心知肚明。(杨天石《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因此,仅根据这几份材料就说张对西安事变心生悔意是站不住脚的。

但于凤至说张学良后悔送蒋回南京还是可信的,因为张学良对日本有国仇家恨,终其一生都坚持抗日,但因送蒋回南京被软禁而无法参加抗战,后悔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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