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伍秉鉴(1769-1843)，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先世由福建晋江安海镇迁居广东南海。伍家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已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向英商出售生丝和茶叶，兼经售外货。乾隆四十九年(1784)，其父伍国莹受粤海关监督的委任，承充行商，设立怡和洋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一些西方学者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伍秉鉴于嘉庆六年(1801年)继其兄伍秉钧承充行商，两年后一跃而为总商。嘉庆十二年(1807年)成为广州第二大行商，十八年(1813年)列为总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此后数十年，他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道光六年(1826年)他将怡和行行务处交其第四子伍元华掌管，自己退居幕后，但仍掌握怡和行和公行的实权。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有人估算这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
怡和行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伍国莹开设之洋行。伍国莹之祖先为泉州安海人，在武夷山种茶为业。十世朝凤由闽入粤，籍隶南海。国莹死于嘉庆五年（1800年），其子秉鉴继承父业，因其乳名为亚浩，故以“浩官”为商名。嘉庆十二年（1807年）怡和行跃居行商第二位，十八年（1813年）清政府在行商中设立总商，伍秉鉴居总商之首。道光十三年（1833年）伍崇曜接任行商和总商，经伍氏三代人的经营，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拥有资产2600万元，成为富甲天下的富商。伍家的一小部分财产，也用于地方公益事业和文化事业。嘉庆年间（1796—1820年），伍秉鉴等捐金数千，在洋行会馆设种痘局，救活婴儿甚众。道光初，伍家捐银10万两，筑南海、顺德两县桑园围石堤，这是珠江三角洲一项大型水利工程。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伍崇曜出资出版：《岭南遗书》62种，343卷，《粤十三家集》180卷，《粤雅堂丛书》180种，凡千卷，《楚庭耆旧遗诗》74卷，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等
清代历史上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两淮盐商、山西晋商、广东行商，其中，广东“十三行”有着辉煌的历史，却不大为后人所熟知。
1684年，康熙废除禁海令，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与外界通商。但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无力接待外来商船。于是1686年，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俗称“十三行”，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4 家，多时26 家，但“十三行”已成为这个商人团队约定俗成的称谓，可以说，“十三行”是清王朝的“外贸特区”。
到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十三行”更是达到鼎盛时期，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甚至世界贸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此后的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当年“十三行”的繁荣可用“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来形容，据记载，1822年十三行处所发生的一场大火，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了一二里地，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商馆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可以想象十三行当年的华贵景象。
“十三行”中以四大巨富：潘启官、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2001年《华尔街日报》曾评出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就有伍秉鉴。
伍家经营的“怡和行”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不仅在国内拥有巨额的资产，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可谓是19世纪的世界首富了。“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个响亮的名号，1832 年英国人威廉. 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借用伍家“怡和行”老字号，创办了“怡和洋行”，鸦片战争后“怡和洋行”总部迁至香港，成为远东最大财阀，对香港早期的发展举足轻重，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至今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维持相当的业务，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 、香港空运货站、 香港货柜码头、 惠康 超市、 7-11 、 宜家家居 、 Pizza Hut等等，员工总数超过十万。
“十三行”的大部分生意是与另一垄断者做的，即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是英帝国的全权贸易代表，双方以垄断对垄断倒也“门当户对”。但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中国“一口通商”的方式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贸易活动，与英国自由商人的贸易摩擦日渐升级，“十三行”逐渐变为19世纪中西关系危机的焦点，鸦片战争一触即发，“十三行”也在战火中走消亡。1856年，繁盛一时的“十三行”处所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中付之一炬，英国商人也将经营中心转至香港，“十三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咸丰帝六年(1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
伍秉鉴他曾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但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使他在大清王朝与欧美列强的夹缝中安身立命，更无法阻止战争和大清王朝的没落。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相对其他五个，伍秉鉴则是惟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
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还因其慷慨而声名远播海外。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伍国莹、伍秉钧、伍秉鉴、伍受昌和伍崇曜是１８世纪、１９世纪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伍氏家族怡和行长期在十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伍氏一门，特别是伍秉鉴、伍崇曜便成为广东官商外贸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
伍国莹，字明石，号秀亭，生于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其先祖在宋为官，宋金战争时南渡至福建，后在武夷山种茶为业，迁晋江安海，故伍国莹常自称“安海伍氏”。康熙初年，十世祖伍朝凤迁粤，遂落籍南海县。伍秉鉴：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怡和行商和公行总商——伍元华、伍崇曜、伍秉鉴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在对外贸易上只开放广州一口，而且实行洋行制度(亦称公行制度)，规定外国人来中国进行贸易或外事交涉概由广州十三洋行行商经管，即由行商充当介人来沟通中外政府的关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的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由于这个政策措施的执行，使行商具有对外交往的重大权力和方便，他们凭借这种特有的地位，垄断对外贸易，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和地方官吏，进行走私舞弊，收受贿赂，贩卖鸦片，私运白银，从而发财致富，成为一种兼具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特殊商人。
行商的共同组织称为公行，其首领称总商，一般由最富有的行商充任。鸦片战争前几十年广州十三行行商以潘(同文——同孚行)、卢(广利行)、伍(怡和行)、叶 (义成行)等三、四家为著名①。在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伍家的势力日愈膨胀，跃居总商之前，他们是十三行商的总代表，在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和战争期间，伍秉鉴、伍崇曜父子是中英交涉的主要中介者，也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重要人物。
伍国莹
“怡和行”创始人
伍国莹(1731－1810年)，早先在潘家的同文行内当账房，积累了经验与财富。在没有担任行商之前，伍国莹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有商业往来。1783年，伍国莹才在海关监督的要求下充当行商。伍国莹被外商称为“浩官”，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伍秉鉴
1834年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1769-1843)，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先世由福建晋江安海镇迁居广东南海。伍家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已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向英商出售生丝和茶叶，兼经售外货。乾隆四十九年(1784)，其父伍国莹受粤海关监督的委任，承充行商，设立怡和洋行。1801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鉴继承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在伍秉鉴手中，怡和行迅速发达，一些西方学者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伍秉鉴于嘉庆六年(1801年)继其兄伍秉钧承充行商，两年后一跃而为总商。嘉庆十二年(1807年)成为广州第二大行商，十八年(1813年)列为总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此后数十年，他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道光六年(1826年)他将怡和行行务处交其第四子伍元华掌管，自己退居幕后，但仍掌握怡和行和公行的实权。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有人估算这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
伍元华(1800—1833)，字良仪，号春岚，以受昌为商名，他接任怡和行商和十三行公行总商七年，虽为时不长，却是个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的人物。他与英商勾结，包庇鸦片贸易，纵容走私，同外商关系密切，是伍秉鉴的得力助手。
伍崇曜(1810-1863)，原名元薇，字紫垣，以绍荣为商名，一般都习称他为伍绍荣。他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接替其兄伍元华为怡和行商和公行总商，也是公行制度取消前的最后一位总商。
伍国占1950年8月出生 2003.04-2006.08中共恩平市委书记
伍廷芳（一八四二年——一九二二年），祖籍新会会城镇，出生在马来西亚。中国近代归侨外交家和法学家。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民国政府外交总长、财务总长、广东省长、代总统。
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后人足迹点滴
伍凌立 胡文中
清嘉庆初，广州行商中以潘、卢、伍、叶四家为最富。在瑞典“哥德堡号”仿古船2006年造访广州之际，潘家后人已多次在广州媒体亮相，并著《广州十三行之一———同文(孚)行》一书，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协助出版。继而荔湾区地方志办又建立起了与怡和行创始人伍国莹的后人的联系，在研究伍氏家族中又获得了一些较确实的资料。
据伍氏后人1956年重修的《伍氏入粤族谱》记载：伍氏入粤的实际始祖是伍朝凤(1612~1692)，字灿廷。由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安海乡迁至广东省城广州，以商业兴家，卜居西关，籍隶南海。因伍朝凤其后又重返福建，把其父典备(字符龙)及其母之骨殖迁至广州安葬，后人遂以伍典备为入粤始祖。
伍国莹是伍朝凤之曾孙，生于雍正九年六月十三日(1731年7月16日)，终于嘉庆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1810年4月30日)。伍国莹字明石，号琇亭。家谱除记述其有四子———秉镛、秉钧、秉鉴、秉钅尔等简单情况外，无有关经商之具体记述。马士著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则记述了国莹的有关情况：伍浩官一世在1777年曾售熙春茶100箱、生丝112包给英商，但当时尚未设行。1782年，外人闻知，彼曾为潘同文行之账房，曾拒绝海关命充洋行商人，且曾逃匿；又曾因不得已而充盐商，不幸复遭赔累，始悔不受海关之命。次年(1783)开始脱离盐务，再次年(1784)始设行买卖。英大班始观其人，即评谓彼必得力。1786年行商共有20家，彼已列居第六位。他曾为诺思勋爵号保饷。至1788年，以欠负关饷綦重，复匿避数年之久。由于伍国莹的两子曾经商，第二子秉钧生于1767年，第三子秉鉴生于1769年，而伍浩官是怡和行行商几代通用的商名，因此这里的伍浩官一世，就是伍国莹。
伍秉钧于1793年开始与英商贸易，1801年病故。其经营期间，怡和行列众行之第四位，后升至第三位。而由伍秉鉴经营之怡和行，1802年保持行商第三位，五年后升至第二，再两年后成为总商。1826年，行务传交其第四子伍元华。伍元华于1833年去世后，行务转由伍秉鉴的第五子伍崇曜管理。
由于伍秉钧无子，过继伍秉鉴次子伍元兰(1793~1820)入嗣。伍元兰又无子，再过继其兄长伍元芝之次子伍长绵(1819~1841)入嗣。之后伍长绵子孙繁盛。故伍秉钧之后人，实际也是伍秉鉴之后人。本文下面要选介的两位伍氏后人，正是这一分支的由伍国莹算起的第八代传人中的亲兄弟。
其一：伍丕武(伍惠民)，男，1921年生于广州，在家兄妹中排行第十，中共党员，1953年去世时任广东省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幼于广州广雅中学就读，中学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学毕业后，历尽千辛万苦，通过封锁区，最终到达延安。曾有一次遭国民党军队追踪，急中生智跳入化粪池，避过一劫。1938年在延安堡青训练班第十三期学习，之后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1939年9月1日毕业，同年加入共产党，留在华北工作，任八路军129师特务团政治处教导干事和总支书记。1941年转到另一部队，1942年在太行山军区第五军分区34团任教导员，在反日寇扫荡的一次袭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全队人马被猛烈的炮火轰击，仅他一人幸免于难，双耳震聋。之后，转兵工部太行工业学校学习，当时的校长要留他做秘书，但他要求下基层工作。1945年6月接中央命令调回广东建立军事工业，但到了河南省因道路难行，又折回太行山，8月15日到东北。1945年11月分配到沈阳铁西区工业管理委员会任主任，领导13个工厂。之后，分配到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七办事处工程科任副科长。1949年10月在当时的广东铁厂任副厂长。1952年任广东省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兼修理厂厂长。1953年11月病逝，享年32岁。当时报纸有报道。
其二：伍丕舜，男，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1916年11月7日生于广州，2001年12月17日逝世，终年85岁。生前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是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系的创始人和广东省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伍丕舜先后于广州培正小学、培正中学、广州广雅中学毕业。194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系并留校任教，1946年8月至1947年7月在台湾大学农学院任教，1947年9月至1950年10月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50年11月至1951年7月在湖南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1951年8月至1983年7月在华南农学院任副教授，期间于1954~1961年任农学系副主任，1958~1966年为华南农学院民主同盟支部副主任委员，1961~1984年任农机系副主任，1968~1980年兼任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委员，1983年晋升为教授，曾任中国农机学会和广东省农机学会理事、教育与普及委员会主任，1981年兼任广东省农业工程学会理事，后任顾问，1987年8月退休。伍丕舜教授长期从事生物统计学和试验设计分析及农业机械化方面的研究，早在1942年就发表“甘薯田间试验技术之研究”等论文。在美国留学期间专攻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副修农业机械学，回国后一直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在长达40年的研究中(其中1966年至1972年中断教学和科研工作)，对试验设计在农业上，特别是在农业工程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选写了多部教材，在学报中发表了多篇论文，在我国农业工程界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伍丕舜教授毕生从事农业工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讲授了农业机械学、农业机械化学、试验设计与统计学等多门课程，指导培养了大批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深受师生员工的爱戴。
--摘转自《广州图书馆》
后世访谈
由于伍秉钧无子，因此过继了伍秉鉴次子伍元兰入嗣，伍元兰又无子，再过继其兄长伍元芝之次子伍长绵入嗣。之后伍长绵子孙繁盛。故伍秉钧之后人，实际也是伍秉鉴后人。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一分支的由伍秉鉴算起的第七代传人，伍凌立。他的父亲伍丕舜，曾留学美国，后任华南农业大学教授，2001年去世。
伍凌立，1956年12月出生，工民建工程师、房地产经济师，现居深圳。近二十年来一直在收集关于伍家的资料、寻找其他伍家后人。
“‘文革’时，我爸爸不敢去祠堂”
记者：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家族的故事的？
伍凌立：在我小的时候，只从亲朋好友中得知一些伍家以往的事情。近十年前才知是清代广东名门。
记者：你现在手头的资料和这些族谱是从哪里得来的？
伍凌立：部分是从伍润斐原始家谱中实拍得来，不足部分是从荔湾区地方志胡主任手中得来的。名义上我们就是属于伍秉钧这一支，但是他是没有儿子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从伍秉鉴一支过继来的。早些年时，还没找到族谱，有的人说我父亲长得像伍秉鉴，开始自己也莫名其妙，后来查看了这个族谱才知道原由。
记者：你对自己家族的关注到现在为止持续多久？
伍凌立：我年轻时就对家族的历史比较感兴趣，都有二十多年了。在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问我的父亲，他有很多都答不出来。
记者：你父亲知道得比你还少？
伍凌立：就现在而言，他知道得肯定比我少。不过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爸爸，即我的爷爷知道得比较多。从父亲得知广州沦陷前家宅已被日军飞机炸弹炸毁，我爸爸是抗日的积极分子，我十叔也是抗日时期去当兵的，因此当时他们对这些也不是很感兴趣。
记者：你父亲会跟你讲家族的事情吗？
伍凌立：他讲得很少，没有讲过。
记者：他是知道得少所以没讲，还是知道很多但是没有讲。
伍凌立：我估计我父亲是知道，但他不敢讲。因为“文革”时已经查过我父亲会不会是福建过来的逃亡地主了，我爸爸也不敢去祠堂。以前破四旧反封建，这些都属于是封建，是政治问题。
记者：你从你父亲那里知道的东西不多，那还从其他什么人那里去了解？你爷爷呢？
伍凌立：我爷爷很久就去世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都没有办法问到了。主要都还是查资料，现在很多都是荔湾区地方志的胡主任考究出来的，写出来的资料。以前的很多都是不齐全的，我很早以前，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就搜集到的伍家的资料，都是不详尽的。
记者：家中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物品吗？
伍凌立：什么都没有，我估计是因为战乱，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什么都没有了。据我所知，有一房的人在土改和“文革”时期，因为害怕，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上交了。我跟他们聊过，那一房的人现在都没有男丁了，只有两个女的，而且她们的很多事情都是从她们舅舅那里听来的。
“能找到的伍家后人都有联系”
记者：你还知道其他伍家的后人吗？
伍凌立：我的九叔对于家族的事情，应该比我爸爸还清楚，而且我知道他们一直与伍家祠都有来往。很多后人都失散了，有的有联系，很多已经过世了。
记者：你怎么联系到其他后人的？
伍凌立：我以前曾经去采访过一个四房的人，在广州。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去采访的？
伍凌立：很久以前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当时去伍家祠的时候，他说他妈姓伍，名为伍七妹。
记者：那人是第几代的？辈分高吗？
伍凌立：跟我们是同一代的。在伍家的后人中，现在还有一个在东方宾馆做大厨的，有一个是加拿大回来的，当时他回广州寻亲，是我建议他去荔湾区政府找，他没有车，还是我开着车送他去的。在荔湾区地方志看到族谱，而做相关研究的胡主任就说，知道华农还有一个教授也是伍家的后人，我说就是我爸爸了，对照着族谱，真的找到我的名字。
记者：现在后人间的血缘关系应该都是比较亲近的吧？
伍凌立：是的，都是表的、堂的兄弟姐妹。年纪最大的是一位老人家，住在光复路，不过年纪已经很大了，事情基本上都记不清楚了，原来家谱是在他手上的，后来才落到别人手中。
记者：现在大家都有来往吗？
伍凌立：现在能找到的都有联系，还有一些是联系不上的，特别是有些可能去了海外，我们找不到，要慢慢去找。希望他们看到报纸后，能够与我们联系。
“最重要的是伍国莹这一家人”
记者：伍秉鉴这个角色很重要吧？
伍凌立：其实出名的不光是伍秉鉴，伍秉钧之后才是他，这里有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伍国莹这一家人。
记者：是他首先创建了怡和商行。
伍凌立：对的，这个人最重要了。
记者：这个人是创始人，不过将商行发扬光大的应该还是伍秉鉴吧。
伍凌立：不对，其实在伍秉钧的时候已经很昌盛了。伍秉钧死后才由伍秉鉴来接任家业，继续发展，才做成了首富。
记者：对创始人伍国莹你了解吗？
伍凌立：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都是最近才清楚的。我以前并不清楚，也许我们这个家族中也有人知道，不过也都是听别人说，传来传去知道的，没有历史考究。因为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伍家是卖国的，现在这种观点才被慢慢澄清，它不是伍家的主流。比如我爸爸那一辈，五兄弟就有四个是做正事的，家家都有不好的事情或人，这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十三行中的另一个潘氏家庭，有后人专门为自己的家族写书，你有没有打算联合其他后人也写本书？
伍凌立：现在都没有人理这些事情了，我自己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找，我是作为一种探索自己历史的目的去搜集资料，也主要只能靠自己居多了。现在是只能是工作之余做些资料搜集的工作，等我退休以后有时间，去查更多的资料，确定伍家的名人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才可以开始写。这是一项很浩大的工程，涉及的地方可能遍及全国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