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郎探母》是京剧经典剧目之一，骨子老戏。但是在我刚开始接触京剧的时候，对这出戏却是很不能欣赏，因为我不能接受四郎杨延辉这个人物，心里总觉得老大不是味儿。那时候我的思想里还残存着不少旧的意识形态的流毒，对这种“歌颂叛徒哲学”的戏实在难以理解。后来虽然还是抵挡不住它的艺术魅力，但心理依旧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为什么艺术性这么高的一出戏，其思想性却被认为大有问题？为什么思想性有问题的一出戏却能经久不衰、广为传唱（据说这出戏是京剧史上演出频率最高的剧目）呢？为什么？
金沙滩一战可谓惨烈矣。按我当年的价值尺度来认知，起码杨五郎的选择应当算是一个底线——大不了心灰意冷，五台山出家当和尚去者，仍然是无亏名节。据说在林立果叶群等劝林彪叛逃时，林彪踌躇不决，还流着泪说了句“我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嘛”呢！那杨四郎却逃到了敌国大辽，改姓易名，苟且偷生，后来又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从此附逆做了贵人。他虽然没有当“汉奸”，可气节总是有问题，简直给他的革命家庭抹黑。套一句现成的戏词——“这是如何说起”！
后来我又知道，这出戏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曾经被禁演，不光是大陆，台湾也禁。大陆方面把该剧列为禁戏的原因就不必说了，台湾当局则认为这出戏容易引发人们尤其是老兵们的思乡之情，担心激起哗变。据龙应台女士说，当年她陪去台的老父观看此戏，剧场中的老兵们莫不老泪纵横。同一出戏竟因为不同的理由，同时为国共双方所禁，说来也是一桩颇有意思的事。改革开放以后传统戏开禁，大陆的京剧院团到海外交流演出时，《四郎探母》往往是保留剧目，据说演出效果十分强烈，许多华侨华裔在观看此戏时总是情不自禁 ，涕泪沾襟。
为什么《探母》一剧总会引起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广泛共鸣？它的魅力究竟何在？
随着年齿日增，人生的阅历和体验渐渐丰厚，而今不复是“爱上层楼”的轻狂少年，静下心来重新品味这出戏，则“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多少能够理解杨四郎这个人物了。既然杨五郎可以出家，遁入空门，为什么就不能允许杨四郎有自己的生活选择呢？只要他守住了做人的伦理道德的底线，老百姓就能够接受和理解，因为老百姓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英雄模范，一个道德标本，一个完人；因为谁也不是完人，凭什么去要求别人“高大全”？相反，对那些陈义甚高、持论过严的说教，我们反倒要保持警惕。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胡狄衣冠懒穿戴，
每年间花开儿的心不开……”
杨四郎沦落番邦一十五年，心境其实并不平安，常常陷在矛盾、压抑和痛苦之中，用一个时髦词说，是很“郁闷”的。他背着忠孝节义的心理包袱，大抵常常要在家与国、情感与理智、忠贞与附逆、节义与背叛、持守与妥协之间痛苦挣扎，自我交战。而《探母》则是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将种种矛盾冲突展现出来并推向高潮。杨四郎特殊境遇的复杂性和情感冲突的丰富性，是人物悲剧的核心。
“To be ornot to be ，this is aquestion”——杨四郎面对的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他像那位外国王子一样，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之中，不能自拔。所以傅谨先生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杨四郎的困难就在于，无论他做什么选择都意味着背叛。而他的选择，就是在背叛的宿命中，坚守自己做人的最后的底线。……因其还有‘义’，才得以被民众接受、理解，并且因其对‘义’的坚守之困难而获得巨大的同情。”
试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也经常要遭遇类似的境况么？——我们常常要面临着无可奈何的选择，无法逃避的难题，身不由己的苦衷，进退两难的尴尬；免不了说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在各种诱惑面前有时也会把持不住；想要坚持，却又不得不妥协；想要有所主张或者追求，却又不得不放弃；想要走自己的路，现实却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然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苛责一个杨四郎呢？
现在我想，《四郎探母》之所以会成为经典，它的艺术魅力不光是因为唱腔的优美，以及所渲染的人伦亲情的感人至深，更重要的恐怕是杨四郎这个形象所折射的伦理冲突和所蕴涵的人生况味，很容易与我们自己的某些人生体验相共鸣，在杨四郎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当戏台上的杨四郎泣血歌哭之际，你是不是也会从心底涌出来一声深深的叹息呢？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卢梭的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附】欣赏几幅《四郎探母》杨延辉剧照
1、马连良
2、谭富英
3、杨宝森
4、孟小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