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刑场上的气氛是非常恐怖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新兵临时怯场，要不就是扣扳机扣不完，要不就是没发射就跳开（一般开枪后向右边跳开），当时觉得很滑稽。开过第一轮后，由法医上前检查，如果发现还没断气的（一般第一枪不会死），那么还要补枪，我见到最多的一个是补了五枪。
确定死亡之后在各公安、法院、武警等单位撤离刑场的时候，守候在旁的医生就会马上上去要器官，当然是无人认领的。海南的死刑还有点人情味，不打脑袋，听说上面是直接站在身后用步枪设计脑袋的，经常头都不会完整，也就是死无全尸。 中国的死刑是如何执行的 普通老百姓进入刑场一览死囚伏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为死刑的执行过程涂上了一层层神秘的色彩。于是，有关“被枪毙人”以及“枪毙人的人”的各种传说和猜测就在民间流传着……对此，河南郑州武警部队一名多次给死囚执行死刑的武警战士纠正了一些说法：1．执行死刑的都是武警
普通群众一直弄不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力或能力合法地处决一个罪恶的生命。
建国以来，负责执行死刑的都是公安战士。1982年以后改由新组建的武装警察来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执行死刑任务是正常的任务之一，每个武警战士自入伍以后都要在这方面经过严格的训练。这项任务并不是谁都能执行的，除了在.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素质外，还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能够出任射手的人在军营里都是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战士。
“人们传说中的枪毙人要戴口罩、戴墨镜，其实那只是一种传说。在偏远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可能有。但在城市，没有这种情况。很早以前，曾向武警发过手套、眼镜，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寒、避光，但没有人真正用这些东西。因为很不方便，戴眼镜影响视线，戴手套影响操作。那种枪毙一个罪犯要立个三等功什么的说法更是不可能的。执行死刑犯只是武警的一项任务。”2．枪决罪犯用的子弹经过特殊加工 “有人问，听说枪毙人一枪打不死就用刺刀挑，哪有的事啊！这里有一套严格的法定程序，武警接到执行命令任务后至少要训练两天。刑场执行枪决要求只闻一声枪响。这种程序上的严格规定源于两个原因：法律的威严，还有人道。枪决罪犯的子弹是经过特殊加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破坏脑组织的强度，但并不是民间传说的‘炸子儿’。”
“每一个死刑犯在押赴刑场时都由至少四名武警押解，射手枪膛里只装一发子弹，要求准确率极高。即使出现偏差也要由副射手补射。所以那种打不死就用刺刀挑的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3．执行死刑的那天，管教干部都要进号转转 处决死囚并不轻松。因为罪犯已经知道时间不多了，他们的情绪会很不稳定。
“所以，一旦终审裁定下达，看守所就在管理上采取措施了。先是调号（房），这一夜管教干部要进号。基本上是轻刑犯负责看死刑犯，防止他们自残、自杀或者伤害他人。据说，枪毙张金柱的前一天晚上，看守所长也亲自进号了。几乎所有的死囚在临刑前，都要给家人写信，即使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人也会要求别人代写。也有的会整夜一言不发，也有的会哭。死囚临刑前的那一夜是很震撼人心的。出于人道，这时候基本上会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想抽烟也会无条件地供给，但酒是不能喝的。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能吃下去，也没有人能睡得着。他们大多都在给家人写信，不停地写，那些扬着脸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人一般都是外地流窜作案的犯人。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是瞪着眼到天亮，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4．每次行刑前都要到市郊找刑场 有射手告诉笔者，直到上车那会儿仍然不知道刑场在哪儿，但有纪律规定不能问。 “他这种感觉是正常的。确实是这样，但他这种说法不是很规范。其实并不是走哪儿是哪儿，划定刑场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有固定的刑场，而郑州由于种种条件目前还没有。所以，每一次的刑场都不固定也正是这个原因。”
“白天出去看地方找刑场太惹眼，一般都安排在晚上，还不能开法院的车，得悄悄的。刑场事先不警戒，高度保密，知道'地方'的其实只有极少的几个人。郑州现在理想的刑场已经越来越不好找了。刑场的要求是很高的，道路交通要好，不要离公路太近，里面的位置要大，不能让太多群众围观，还要便于行刑。同时，前面最好有障碍物，防止‘飞弹’殃及无辜。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
“很多时候都已经是下午2时了，我还在市郊来回地转。执行死刑的刑场一般都选两个，一个作为备用，目的是防止意外，也就是特殊情况吧！但这种‘特殊情况’迄今为止郑州还从未出现过。我曾经特别满意一个刑场，但只使用了两次就被当地群众用砖砌起来了，这等于是被破坏掉了，因为老百姓忌讳。随着郑州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也越来越好，找一块理想的刑场更难了。”5．有的死囚的裤腿用麻绳扎了起来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别看许多罪犯在作案时穷凶极恶，视人命如草芥。但真正让他面对死亡时，内心的那种因极度恐惧而导致五官扭曲和精神崩溃也是挺吓人的。在下达终审裁定时，有不少死刑犯面如死灰，双腿甚至全身都在不住抖动。法律文书还没有念完，人们常说的'尿了一裤'的现象并不少见。1995年5月7日，执行30名死刑犯时就有一个当即瘫倒在宣判会上，口吐白沫。法警将他拉起来时，他已经成了一摊泥。但就是这么一个懦弱的人，在绑架、杀害一名儿童时，不管孩子如何撕心裂肺地呼喊，他都麻木不仁，十分残忍。
很多这样的死囚，在真实地面对死亡时全没了犯罪时的疯狂。这时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针对诸如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往往用麻绳把他们的裤腿扎起来。当然，这种细微的处理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6．“红色终结者”记不清死刑犯的脸 有人说，死刑犯临刑前会和武警交谈，其实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
“我是一名射手，在任务分下来时，只知道有几个人，分别是几号，既不知道罪犯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只认号不认人。死刑犯交给我们后，我们与死囚的接触只有几分钟。在刑车上，有时候公安为了缓解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的紧张情绪还和死刑犯轻松地聊两句，而我们是根本不允许和他们有任何对话的。”有时候，在车上有罪犯会对我们说，到时候'痛快点，让我少受点罪'。其实这时候我们恨不得千刀万剐这些恶魔，但我们有纪律，我们是在执行任务，我们枪里也只有一发子弹。那时候，作为射手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把这一枪打好。这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很神圣很光荣。枪响那一刻，满目都是红，有时候罪犯的脑浆也会溅到脸上，很恶心。枪声响起后，也许有的人要折腾几下才毙命。这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人的生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而且还死得可耻。”
讲出这番感受的武警今年24岁，经他手已经处决了23名死囚。他说他行刑后的最大感受就是“永远不要犯罪，永远不要与人民为敌”！ 拒绝毒品！抵制毒品的诱惑！ 被处决的涉毒美女马秀琴
美女案犯徐小媚把主编情人杀死在宾馆里
运输毒品犯 方晓红（幸运的死刑犯，被人道地
执行了注射死刑）贵州省开阳人,31岁.初中文化,无业.
一位漂亮的女子，她在发现丈夫有外遇后，竟欲通过贩毒牟取暴利，以求与年幼的女儿有个幸福的未来。２００２年１１月间，她分７次从广州购得海洛因共计９００克并予贩卖，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８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６月２５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贩卖毒品而被判处死刑的方晓红被执行死刑。据悉，方晓红是采用药物注射执行死刑，她成为福建省福州市中院第一个被药物注射执行死刑的女犯人。
记者经有关部门和当事人允许，在其生命的最后３个小时里，与之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
倒计时·最后３小时知道要走 她忧郁而平静
坐在记者面前的方晓红面容姣好，身着一袭白色的衬衫和齐膝裤，齐肩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脸上隐含着焦虑和忧郁。再过３个小时，她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和记者的一问一答间，方晓红显得较为平静。她说，“我是国家的罪人，家庭的罪人！”这一刻，最让她牵挂的，还是年幼的女儿。在“忏悔书”中，她对女儿说，“一定要学好！”
倒计时·最后２４小时最后唱首歌 穿上白衣走
２４日上午８时０５分，方晓红见刘卫平一进监房，就将一份由３张明信片组成的最后遗书交给了刘。刘卫平是方晓红在福州第一看守所的管教干部，两年多来，刘在潜移默化中对方进行教导。
９时３０分，刘卫平再次查房时，方晓红很高兴地对她说，女儿“六一”节时照的相片太可爱了，看到女儿又长高了，她非常开心。
１１时３０分，刘卫平点了６个菜，送进方晓红所在的女监房，为该室的全体女犯加餐，并特意煮了碗水饺。饭后，方晓红为狱友唱了首《同一首歌》。
１５时０５分，刘卫平一上班，就入监房询问方的身体状况，获悉方晓红的左脚被脚镣磨破了点皮，就拿出药膏给她涂抹上。
１９时３０分，用完晚餐，方晓红与十多名女狱友聚在一起看电视，随后，大家都围着方，要她唱歌，可方一直提不起劲，没办法满足大家的要求，随后，在大伙的帮助下，开始整理衣物。
２２时１０分，监房内熄灯了，方晓红躺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
２５日６时３０分，方晓红起床后，照常洗漱后，特意请同监的女狱友帮她净身，早饭时，她明显吃得少了。
２５日７时４５分，法官、检察官、武警人员陆续到位。刘卫平步进监房，说：“上路吧！”方晓红点了点头说：“我还有一包东西要拿，请你帮我带上。”这些都是方晓红与家人联系的信件以及她的遗书，还有女儿的照片。
２５日８时，刘卫平帮她解除手铐和脚镣，又带方晓红到女更衣室帮她梳理头发。方晓红选择了一套白色的上衣和齐膝裤，她说：“穿上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走。”
２５日８时１５分，法警要带走方，刘卫平给方晓红耳语：“我只能送到这里，你走好。”方笑了一下说：“谢谢！”
２５日８时１８分，警笛响了，方晓红突然间转过身，深深地向刘卫平鞠了个躬……
倒计时·人生三十年短暂人生路长长忏悔书
知道自己被判死刑后，方晓红每天都在抄歌词，经常唱歌给狱友听。记者看到了她抄的两大本歌词，还有她写下的一份万言“忏悔书”。“忏悔书”中，方晓红回忆了自己短暂的人生。
忏悔书摘录如下：
“我老家在贵州的一个落后的小县城，初中没毕业，我就辍学出去打工，在一歌舞厅里认识了一个叫周某的小混混，并时常得到周某的接济。一次，我在舞厅与别人跳舞，周某醋意大发将对方打残而被判无期徒刑。周某入狱后，我不得不到省城自谋生路。
１６岁那年，我在贵阳认识了几个社会青年，我们彼此都很缺钱，于是合谋用“放鸽子”的方式骗婚。可是，当我被同伙以５０００元的价格卖给安徽省五河县一偏僻山村的张某为妻后，就再也不见同伙回来接应我。我痛苦地熬了３年，后来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几经辗转我回到了老家。
回家后，我与当地一名大学刚毕业的工商干部订下婚约。然而，有一天，我探望正在服刑的周某，他说：“马上跟这个大学生退婚，要不然，就不给你好下场，到广州去，做‘鸡’也比嫁人强。”我只好忍痛与大学生解除婚约，再次离家赴浙江打工。
１９９５年初，经过努力，我终于成为浙江慈溪一家夜总会的歌手。可能是我有一点音乐的天赋，加上我的苦练，很快我就成了这家夜总会的台柱，并同时被一个姓费的款爷和一个姓周的老板包养起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存款就从５位数攀升至６位数。
一对来自四川的贩毒夫妻盯住了我的腰包，他们就租住在我的隔壁。１９９６年底，周某去了唐山发展，我惟一的依靠费某也开始有意逃避我，当时我的情绪很低落。有一天，费某没有准时来赴约，我就大发脾气。当晚我和这对四川夫妇喝了很多酒，见我心烦气躁的样子，他们就递上一包东西说：“这妙药能包你理顺心气。”我打开一看，发现是“白粉”，他们就搬来毒品和毒具凑到我眼前说：“整一口，没那么吓人，吸一两回是不会上瘾的。”经不住他们百般的劝说，我一赌气就接过了白粉，两口下去就差点儿把胃都给翻出来，那个女的说再抽一次才会体验快感。为了发泄对费某的怨气，在此后几天，两夫妻天天陪我寻找吸毒的快感。渐渐地，我就向他们开始购买毒品，仅一年时间，就整整“烧”掉了１７．８万元。
在与周某分手后不久，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３个月后，我又草草地与比我大２岁的叶某结了婚。我发现帅气的叶某是个无所事事的地痞，整天除了赌博就是跳舞，我们常为钱而发生争吵，叶输掉所有的积蓄后，我就靠典当衣物过日子。无奈之下，我就又独自来到福州的一家夜总会上班。在这期间，一个台湾的老板发现并包养了我，仅半年时间我就又有了４万多的积蓄。叶某获悉后，就追到福州隔三差五地向我要钱，拿不到就挥拳相向。
为了逃出叶的魔掌，我与比我大１０岁的王林 化名走在一起，虽然他曾经因为抢劫被判过刑，但我们还是真心相爱，并不计较各自的过去，我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最后一个男人，随后，我们俩结了婚生了个女儿。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丈夫变心了，他把我和女儿都抛弃了。我想我可以失去丈夫的爱，但不能让两岁的女儿受苦，我要让女儿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我要拼命地为她挣钱，但钱要从哪里来得更快？我想起了那对四川夫妇，想起了毒品，想起了暴富，最终成了一个大毒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