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普鲁士人轉! 黑塔利亚普鲁士性转

湖南人与普鲁士人的性格很相像。普鲁士人自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无独有偶,湖南人自命湘人血统优越。湖南人、普鲁士人是全球人类血管里的胆固醇(傲慢)最高的人。湖南人宁肯流血不愿流泪,有人说,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普鲁士人好战好胜不认输,也有人说,德国有三个半人,一个是德意志人、一个是普鲁士人、一个是雅利安人、半个是条顿人。

岳麓书院的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的傲慢于此暴露得淋漓尽致。今天湖南人在吹嘘自己的优越血统时,难免总要先绕着弯从曾国藩的伟大开始说起。普鲁士人也一样,吹嘘自己优越血统时,难免总要先绕着弯从俾斯麦的伟大开始说起。

长沙人杨毓麟(1872─1911)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中,提出“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即“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

湖南人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陈独秀概括的“湖南人精神”是一种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陈独秀说:“当人们无法过河时,就要发挥创新精神造一座桥。人类文明传统就是经由一代又一代的历史人物的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一座宏伟大桥。所以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兴)、蔡松坡(锷),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湖南人反抗坚忍、敢做敢当、忍耐刻苦、骁勇强悍的气质,常被人称为“骡子”、“蛮子”。这种人文特徵与辣椒的精神内质相通,因而辣椒与“辣人”一拍即合。

中国流传: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这样看来,湖南人的辣文化在全中国处于最高级。湖南人借辣椒的冲劲来抒情、寄意、壮怀,从一般的嗜辣发展到大规模种辣、制辣。

湖南人吃辣椒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在于,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对敌方心狠手辣,不留丝毫余地。湖南人刀刚火辣的性格归纳起来无非就是,质朴务实、倔犟霸蛮、不拘细行、吃苦耐劳、坚韧执着、刚健自信、好学任侠、特立独行、不怕死、不要命。

同样,普鲁士人露骨地鼓吹“铁血道路”和军国主义,俾斯麦说:“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是铁和血的时代……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竞争的规律。”

湖南的地形地貌多山,而且是三面环山,过去是土匪强盗出没最多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南蛮之地。所以湖南人除了霸气以外,还有匪气。他们不会去妥协和折衷,他们不讲道理,他们有时候意气用事,凭感情做事,行为和语言充满了一种非理性。他们大多数都很适合白手起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打天下的主,这样才会有意思,才能显出自己的英雄气概。湖南人言语中透着一种逼人的气势:“酿你的(你他妈的),老子不信邪!”。没有辣椒文化的人,说不出这话,说了也不像。

但是,湖南人的行为中给人一种力量的美,说干就干,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就更不愿回头了,他们连死也不怕,还怕什么?!

湖南人虽刚毅而敢为人先,但又显得自我意识太强而欠缺合作精神。湖南人虽显得大气,但又可能形成虚骄之气而很难客观地把握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湖南人有很强的政治意识,但是处处以政治为中心则难以把握经济现代化建设。

湖南妹子敢爱敢恨,特别不功利,她们要是看上一个男人,绝对是非理性成分多,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湘妹子也不会理会找对象一定要有房有车,她们说:“只要感觉到了,穷得只有一条裤子也要跟他走。”湘女多情,这个情字是把柔情、热情、痴情都包含在一起的情。在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和散文里,湘西女子的痴情和湘北女子的柔情总是令人感动不已。湘妹子特别怕老公吃亏,干什么事情,宁愿自己吃苦,也要让自己的老公歇着。她们会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无比幸福,对老公无比崇拜的样子,让她的男人感激不已,觉得挺给男人面子。湘妹子不会嫌弃自己的老公没有混好什么的,她们总是鼓励男人好好干,沉住气,等待时机,不要灰心。湘妹子会照顾自己,更会照顾别人,尤其是家人。她们不要求奢华的生活,不要求结婚钻戒、金项链,只要男人实实在在地对待她们就很心满意足了。

日耳曼人是欧洲的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5世纪起,以部落集团的形式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的北欧地区,古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人。普鲁士人原本是居住在波罗的海东南沿岸的一个民族,13世纪时被日耳曼人征服。

16世纪初霍亨索伦家族建立普鲁士公国,18世纪初改为普鲁士王国。以后其历任国王不断扩展领土,其疆域自东欧延伸至德意志中部和西部。19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境内的各诸侯国当中,由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普鲁士王国日益强大,在德意志各邦中跃居霸主地位。1871年,普鲁士王国在普法战争中取胜,同时它迅速统一各邦,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威廉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最终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
湖南人与普鲁士人轉! 黑塔利亚普鲁士性转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后,废除了普鲁士宪法。二战后,东普鲁士的北部并入苏联,东部划归波兰,剩余部分被英法苏三国划入其各自的占领区。1947年3月1日盟军废除了普鲁士建制,以后人们很少用普鲁士人来指称德国人。

丘吉尔说:“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现在的德国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复苏什么?什么是普鲁士精神?谁也说不清楚。谁都不明白,而它又存在,这就是普鲁士人的神秘、老练和厉害。在普鲁士人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势: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普鲁士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春光柳岸。

普鲁士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普鲁士人无论到哪里,都喜欢做那里的尖子,因 为他们总有一种追求卓越的心理。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最优秀的,但是他们也许不会从言语中表现,他们会从行动中体现出来。

普鲁士人侃侃而谈,他们深谋远虑,他们鄙视小人,他们不逢迎,他们很独立。至刚又至柔、激进又古板、憨厚又灵活、强悍又细腻,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普鲁士人的身上。

普鲁士的精神财富应该归功于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信仰,正是这个教派基本的伦理道德培育出了普鲁士后来的以宽容、开明、勤奋为基本特点的精神,而又是这种精神奠定了它日后一系列在欧洲最进步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加尔文教派强调工作的成就是“上帝恩惠”的表现,从而在社会上带动起节俭、勤劳、讲求效率的风气,养成着眼于未来“长期投资”的习惯。19世纪德国着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只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们自己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笔精神财富对普鲁士日后发展的作用罢了。

在这种精神氛围中,普鲁士早期就产生了康德这样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这样的启蒙学者,巴赫这样的音乐家,吸引了法国着名的启蒙学者伏尔泰来到普鲁士“传经送宝”。

普鲁士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等着名的哲学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这样的战争狂人,普鲁士精神使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而又使之异化。普鲁士精神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从而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使之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但又使普鲁士人甚至整体德国人获得理性的复归。

普鲁士号称“思想家的王国”,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鲁士的黑白旗一样,有着双重性质。普鲁士人所鼓吹的“普鲁士精神”是权力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生活就是战争等观念的混合体。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史学家、军事理论家,甚至个别音乐家(如查理·施特劳斯和瓦格纳)都曾为侵略扩张的战略文化出力。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发表后所建立的普德军事学派,也有两重性,前期曾为德国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服务,后期便汇入到“普鲁士精神”中去了。德国最着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青年时期曾是法国大革命赞颂者。到了晚年,他却站在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把普鲁士家长制国家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宣称,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绝对权力的继承者,有权统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企图在向外扩张中实现他的绝对真理。可以说,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理论的源头。

普鲁士哲学传统中理性的一面则有助于它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认罪,从而得到了宽容,也保持了尊严。

(西方朔,欧洲《本月刊》杂志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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