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夫治国》，老外几十年前写的畅销书。病夫治国读书笔记-爱华网

人人会生病，先祝大家身体健康。不排除作者有心理病社会病主观臆测把健康人被病夫，此书仅为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病夫治国》征服读者几十年来，已成雅俗共赏、经久不衰的世界级畅销书。八十年代初传入中国起便洛阳纸贵，令无数慕名读者踏破铁鞋。“病夫治国”更成为新式成语被广泛使用。

据称，《病夫治国》（其续集《非常病人》）一书1980年代初曾由新华出版社全译出版过（译者就是郭宏安，当时化名“何逸之”），该版本的最后一章是正是讲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但该版标明了“内部发行”，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世纪初再版时就给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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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夫治国-元首与疾病的故事>>

第一部分 1.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并非总是如此。某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他们发动过重要的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反常；但另一方面，往往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的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无保留、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惟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并战胜世界的抵抗。

对于奠定一个人的一生来说，神经官能症是个很不稳固的基础。尽管历史上充斥着神经官能症患者、偏执狂和精神病患者的名字，他们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峰，但通常他们也同样迅速地垮台。

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个人的性格而改造。如果米提亚底斯雅典军事家(约前540—489)，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王大琉士一世。在马拉松逃跑，夏尔·马代尔公元7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约688—741)，公元732年，他在普瓦提埃阻止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在普瓦提埃逃跑，西方文明可能会与今不同。而如果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否定了自己的教理据《圣经》，耶稣被犹太人抓住，送交当地巡抚彼拉多，后者将耶稣交付众人，听凭他们处置。耶稣遂被钉上十字架。，一切也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心理面貌》

第一部分 2.病夫治国目录

1．富兰克林·罗斯福1

2．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沃伦·哈定26

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38

4．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51

5．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64

6．阿道夫·希特勒

本尼托·墨索里尼

内维尔·张伯伦

爱德华·达拉第

莫里斯·甘默林将军84

7．温斯顿·丘吉尔107

8．安东尼奥·萨拉查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20

9．康拉德·阿登纳136

10．夏尔·戴高乐145

11．乔治·蓬皮杜162

12．朱塞佩·莫塔—庇护十二世180

13．列宁—斯大林197

14．尼基塔·赫鲁晓夫221

15．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235

16．安东尼·艾登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247

16．结束语从医疗秘密到反对滥用职权的集体合法自卫260

第一部分 3.富兰克林·罗斯福(1)

此时，我们是在雅尔塔。一个紧张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945年2月11日。那是一个星期天，在克里米亚这个疗养胜地的一座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宫殿位于黑海之滨，昔日的沙皇很喜欢在那儿漫步。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签订了一个可怕的协议。八天中，他们打乱国界，准备好吞并某些领土，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对美国、英国和苏联来说，赌注是巨大的：瓜分世界。本世纪中，同等重要的日子为数不多。

今天，人们知道了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后果。它本应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和平，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最艰苦的考验已使我们厌倦了。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冷战，随后是局部战争，殖民战争和工业战争，造反，革命，这些地球分裂的苦果。

现在，2月11日开动这个程序的三位国家元首每人应负的责任已经明确了。我们甚至能够描绘他们使新时代神圣化所用的洗礼盆。大喝高加索白兰地，宴会桌上杯盘狼藉，然后撤席，好宽宽绰绰地摆下决定30亿人的命运的文件。16点，他们在那重要的一页上签了字，三大巨头终于告别了。

这些分析，这些描写，都出自一些极有资格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之手。在过去长长的30年中，他们考察了政治、战略、外交和经济。但是医学，很遗憾，被忽略了。

然而，医学也是事实的见证，有助于铸造历史。评价在位的君王，总是看他们赐予的恩惠和造成的不幸。一种特殊的神秘变化凝固了他们的形象。他们似乎是一种享有特权的人物，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从来也奈何不了他们。有人向善良的人民解释说，对于权力的追逐调动了一些非凡的人物，使他们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这也许是真的。人们很少想到，那些敢于攫取权力的人毕竟也是可以受到伤害的。如何否认他们的健康有朝一日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呢？如何否认这些行为将要影响他们要做出的某些基本的决定呢？疾病总是既结束了罪恶又结束了美德。

雅尔塔的事情就是如此。人们看到，在那儿会谈的三位国家元首中有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两个月之后，他就与世长辞了。此人正是被视作西方世界泰坦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他63岁。从北至南，他的影响遍及美国大陆。从澳大利亚沿海到欧洲的中心，处处闪耀着他的影响。一个这样的人杰，以及他所承担的义务，都使人有理由询问他的情况。是他希望举行这次最高级会谈的，他争辩，骂人，方才得到，而战斗却还在继续着。最高级会谈来了。但是，他果真还有面对这次会议的智力和体力吗？

1945年2月3日，会谈前夜，距雅尔塔最近的萨基机场上，跑道被冻得坚硬如石。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共有700人，运载他们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驾驶员不能指望在附近找到一个结冰不厉害的机场。到处都是一样地严寒。无论如何，飞机得降落。

罗斯福乘坐的飞机12点10分降落，到了机库附近才停下来。他想等候温斯顿·丘吉尔。20分钟以后，英国首相踏上了俄国的土地。当美国总统下飞机的时候，接待小组的负责人美国海军中尉诺里斯·霍顿在场，他看到的情景使他震惊。

一个名叫米克·雷利的警卫抱着罗斯福。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一辆吉普车的特殊座位上，以便使他能够检阅苏联的仪仗队。

举世皆知，总统没有人的帮助是不能走动的。人们知道他曾患过脊髓灰质炎，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已是终生残废。在他庆祝39岁生日的时候，病毒已经侵入脊髓。两天之内，他就瘫痪了，软骨和下肢肌肉强直痉挛。他从此戴上固定脊柱的金属支架。用轻合金制成的假器包住了他的双腿。1921年，他初入政界的时候，病患已经将他压倒，但他战胜了可怕的疾病发作，于1932年11月就任美国总统。1936年、1940年和1944年11月7日，他三次连任，成为连续十二年生活在白宫的第一个美国人。他是惟一坐在活动椅上而持有这样大的赌注的人。霍顿中尉与众人一样，知道这些事实。他过去已经见过、接近过罗斯福。另一个原因也证实了他在萨基机场所感到的震惊。

“他的面貌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八年后写道，“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他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

一个玻璃做成的人，说话声音微弱。他与周围的人是多么的不同。

这些征候，医生看得出来，有时医学上的外行也看得出来，当然，这并不太客观，不能据此作出诊断。但是，某些有经验的医生，当从他们熟识的患者身上发现了这种征候的时候，他们能预感到这些人在以后数日或数星期内将会有疾病的大发作。好像机体就是这样提醒人们注意，它正在受着痛苦。许多严重的病患正是这样警告那些成为目标的人们的，尽管需要正确地解释这些信息。

此外，霍顿中尉注意到罗斯福总统比人们预料的要消瘦得多。宽大的黑色斗篷裹着他，使他更显苍白。当斗篷张开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他的衣服是晃里晃当的。他喜欢穿领口不紧的衣服，这时，用不着解开领子，就能把手伸进去，直至胸脯。他冷得发抖，神情沮丧，仿佛是个影子，显然正在危险之中。

第一部分 4.富兰克林·罗斯福(2)

总统最亲近的左右与霍顿中尉有同感。乔治·福克斯就是一个，他在海军当过护士，每天晚上都给总统做按摩。阿瑟·普莱蒂曼也是一个，他是黑人，总统的仆人，替总统推车。在预定八天的会议中直接辅佐总统的10位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代表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总统乘坐昆西号战斗巡洋舰，在从美国到马耳他岛的海上旅途中，在地中海上，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卧铺。他平时酷爱侦探小说，在船上读了一大抱。他也翻看了他收集的邮票珍品，但是他却没打开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关于当时世界上领土争执的材料。他感到十分疲倦，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他在马耳他等候丘吉尔，一道乘飞机去雅尔塔。他的身体的衰弱没有逃过英国首相的眼睛。“他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后者对左右埋怨说。

然而，在旅途中，却有两个人对普遍感到的不安无闻无睹。第一个是总统的女儿，阿娜·波廷格夫人，她代替罗斯福夫人参加了这次旅行。第二个是海军少将罗斯·T·麦金太尔。波廷格夫人没有注意到明显的事实，倒并不那么令人惊奇，感情常常会蒙蔽理智。但麦金太尔海军少将显得目光不敏就令人吃惊了，他是罗斯福的私人医生。

事实上，美国的总统们习惯上总是把他们的健康托付给陆军或海军的医务人员。“因为这些人既是军官又是医生，”罗斯·麦金太尔在他于罗斯福死后写的一本书中解释道。“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得受军队纪律的管束。人们因此可以相信他们的谨慎。”罗斯福没有背离传统。他当负责海军的副国务卿直到1920年，他一直念念不忘，就选择了海军的两位代表来负责自己的健康。第一个是他的按摩师乔治·福克斯，这一决定他终生不悔；第二个就是罗斯·麦金太尔，这一选择不那么合适。

因为，如果海军少将对他自1933年起在白宫无意中获悉的国家机密表示谨慎的话，人们可以问问他是否认真地看到或听说将要夺去总统生命的疾病日益严重。如果为他辩白的话，我们可以指出他是个耳鼻喉科医生。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即使不是军人，肯定也可以以同样的爱国热情为美国服务，特别是，他肯定可以更好地治疗那位令人敬畏的患者，延长他的寿命。

无疑，罗斯福总统不是个好伺候的病人。因为他不是一个易于相处的人。许多作家都描绘过这个人物的肖像，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在基本的评价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一头猛兽。

某些人把他表现为一个实干家，现实，坚毅。他们赞扬他自1930年起表现出的勇气，尽管身体残废，他仍向顶峰迈进，并给美国人民以激励。他们把他表现为被他吸收进白宫的知识分子集团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眼中，罗斯福是“新政”的惟一发起者。新政是在1933年向被严重的金融危机弄得筋疲力尽的美国提出的一次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他是对外政策上的天才的干涉主义者。他在1937年将美国的中立一扫而光，在1941年重新武装了软弱无力的英国，随后又制订了未来的信条大西洋公约。他又把最后两个任期用于反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斗争，同时为后来的联合国组织做了准备。总之，他是一个巨人。他具有与他所代表的惊人的技术力量相协调的热情，能够战胜，直到忘记来自身体的灾难。

另一些人，描绘了一个不那么卓越，几乎是懒散的罗斯福，他相信自己的嗅觉而不愿打开档案袋。他临阵磨枪，免得白费力气。这些人中，有一个法国人，名叫阿尔杜尔·孔特。他看到的是一个确确实实没有才能的人。一个肤浅的人，他说，一个平庸的学生，一个没有毕业证书的大学生，一个没有生意的律师，他彻底投身于政治，只是由于机会，由于他喜欢赌博。他因为富有而不真正知道钱为何物，所以他在政治中预感到了一个奇妙的领域，他在其中将消耗其战斗的欲望和蓬勃的生气。“他喜欢排场，”他明确地说，“他在权力中既寻求其本质又寻求其装饰，他具有一种强大的想像力和深刻的舞台感，能够组织奇妙的场面，脸皮相当厚，足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玩票作风也相当浓，以脸皮厚为乐，他从未解决过一个重大问题。”像许多才能超群引人注目的人物一样，他是个迷信透顶的人，喜欢西部片，不满足于珍馐美味，能够在无意中发怒。总之，人们知道他不太喜欢自我修养。

社稷栋梁？心血来潮之徒？历史没有裁断。历史将会裁断吗？历史不会混合这两副面貌吗？有一点是确实的，要想抵抗住罗斯福的魅力，要想让他保持持续的警惕性，要想让他服一剂药，得有点性格才行。人们难以想象罗斯·麦金太尔博士能够与这样一位患者平起平坐。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这医生启程去雅尔塔时表现出那样一种令人放心的平静。

“自我供职直到1942年，”他写道，“总统从未生过病。”如果说他在九年中未曾签署过一份有关他的患者的健康状况的医疗公告，倒是更接近事实。

向白宫呈送的第一份简报写于1943年圣诞节。简报说感冒使总统不能离开房间。感冒恶化，转成气管炎，将会引起肠功能紊乱。麦金及尔宣布他已就此拟定了一项详细的医疗方案。1944年春天，3月、5月和8月，这场好斗的感冒屡屡发作。每一次，麦金太尔博士都更换医疗方案，让大家知道，并且明确指出，对于他那样年纪的人来说，总统的状况极好。

第一部分 5.富兰克林·罗斯福(3)

今天，当一个伟大人物频繁卧床，当他越来越多地不在国家事务中露面已无法隐瞒的时候，没人会认真对待那些谈到顽固性感冒的医疗公报。诊断是方便的，却几乎总是掩盖着另一种更令人不安的病症。1944年，在华盛顿，麦金太尔博士乐观的公告并未能欺骗那些接近总统的人。显而易见，他日益衰弱。

秋天，麦金太尔海军少将宣布罗斯福血压偏高，但未告知数字。他将其归之于总统进行的第四次旨在再任的竞选所造成的疲劳。

应该承认，竞选运动令人筋疲力尽。1932年，在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虽是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罗斯福面前却轻若鸿毛。民主党的海潮将他席卷而去。罗斯福在1936年和1940年又以同样的压倒多数当选。但是，在1941年，一旦美国参加席卷欧洲的战争显得不可避免时，民众的热情就开始低落了。

“像以往一样，我们试图袖手旁观，”当时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们拒绝相信我们将被拖进去。伟大的领袖告知全国，这是可能的。他被拖入泥淖，名誉受到损害，被人嘲笑，但他并未失去勇气。”

必须如此，方能唤醒和动员起这个巨大的国家，制订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战争生产计划，为盟国、俄国人、英国人、中国人直至澳大利亚人生产大炮、坦克、飞机和食品，建造最大的舰队和最有效最强大的空军并使之投入战斗，装备相距两万公里的两条战线上的850万士兵。

努力是巨大的，但有争议。许多美国人对强迫他们接受的牺牲表示不满。如果说1932年胡佛抵抗不住罗斯福的话，1944年同在职总统角逐的共和党新优胜者托马斯·杜威就不一样了。他在与横行美国东海岸的诈骗分子们的斗争中以雷厉风行著称。1944年11月，罗斯福仅在终点线上险胜这个顽强的家伙。一场艰苦的比赛。

在罗斯福总统第四次当选的那一天，看到他的人忘不了他行动的艰难，费了多大力气才作完就职演说。他们还记得，罗斯福赢得第四次以及前几次成功所依仗的人，哈里·霍普金斯，情况更糟。

哈里·霍普金斯不仅仅是个心腹谋士，他简直与总统本人一般无二。他是个优秀的卫理公会教徒，美国共济会的高级人士，如同他自1928年就支持的罗斯福一样。他成为他的心腹，取得了他的信任，后者的一切政治选择都是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作出的。

“他们共同培育了一种对救世主义、没有障碍的自由、适宜的世界主义的强烈兴趣。”阿尔杜尔·孔特写道。

霍普金斯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厕身于总统最可靠的合作者之中。他的微妙而困难的使命，特别是与斯大林、丘吉尔、庇护十二和戴高乐将军所打的交道，无计其数。他痛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然而，在美国，罗斯福的政敌对他的方法和效率提出异议。他与总统一样，性喜奢华挥霍，这使他成为政治评论家心爱的靶子。他终生成为他为之效劳的伟大人物的挡箭牌。

和罗斯福一样，霍普金斯也是大病缠身。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他的病情的一部分。1936年，他在胃部多次出血之后，做了一次胃手术，手术表明存在着一种癌性扩散的溃疡。胃的部分切除使他的生命为时不久。自1941年开始，每个月医生都说他只能活几个星期了。那是一种少见的病，被称为同色病，起因于机体中含铁过多，无疑是为补充出血而进行的多次输血造成的。这种病使他日渐衰弱，也加重了终于在1946年夺去他生命的肝癌。他周期性地受到可怕的病痛的折磨和消耗，每次他都在惊讶的同伴面前站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又倒下了。他是一团烈火，然而是飘摇不定的烈火。

在萨基机场，1945年2月3日，罗斯福被警卫抱到汽车上。这一天，霍普金斯是被用担架抬下飞机的。在雅尔塔，大多数情况下，他也是躺在担架上进会议室的。两个残废，最后的日子实际已屈指可数，美国总统只比他忠实的助手早死几个月。而迎战斯大林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斯大林尽管为高血压所苦，却仍然是矫健的。罗斯福的衰弱有目共睹。苏联国家元首早在1941年德黑兰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就亲自对丘吉尔评论过了，那次会议仅仅涉及采取何种军事手段削弱德国军队的抵抗。但是人们怀疑他是否知道正在摧残美国总统的疾病的性质。他知道罗斯福为战后着想，迫切希望在政治方面补充德黑兰会议在军事方面的收获，于是就从损害总统健康的不可避免的衰弱中大捞好处。

请看事实。伊朗最高级会谈八个月之后，也就是1944年7月，富兰克林·罗斯福鼓吹第二次最高级会晤。他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艾夫莱尔·哈里曼建议在一个与华盛顿和苏联首都距离相等的地方会晤，当时提出的是苏格兰的北部。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避而不答。他以伊朗方面的理由回避这次旅行：“德黑兰会谈之后，我耳朵疼。我的医生认为任何乘飞机的旅行，任何气候的变化，都将对我有最坏的后果。”

第一部分 6.富兰克林·罗斯福(4)

1944年整个夏天，罗斯福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建议了其他适于召开他所希望的这次会议的地点：雅典、塞浦路斯、康士坦丁、耶路撒冷、萨洛尼卡。每一次斯大林都搪塞了之。他提出了他不能出国的理由，因为他本人指挥着对德的军事行动。罗斯福坚持到1944年10月，正是他与杜威的竞选白热化的时候。这一次，他派霍普金斯去莫斯科，建议罗马或马耳他。斯大林等到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他才回答道：“敖德萨。”

在华盛顿，总统的亲信哗然。旅途远至黑海，对总统来说是一场苦难。罗斯福犹豫不定。这次，斯大林又建议：雅尔塔。作为恩典，他不过让对方少走了区区若干公里。于是，罗斯福让步了。会晤最后定于1945年2月。

当扑克手或拳击手看到对手软下来的时候，常常会采取斯大林在这场角斗中的这一手。扑克手们虚张声势，拳击手们总是引逗对手远离场地中心。在这两种情况下，目的都是一个：进一步消耗对手，以便更稳妥地给以致命的一击。苏联国家元首善于等待时机。1944年底之前，他一直作出不同的回答，并不害怕罗斯福失去总统的位置。公民感和爱国心不允许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有一场真正的国内政治危机。他在地点上讨价还价，迫使罗斯福去就他，从而赢得了七个月的时间。他不想在健康方面冒任何风险。相反，这七个月却严重地损害了罗斯福的健康，他的体力在1944年7月至1945年2月之间确确实实是消耗殆尽了。何况，昆西号是一艘防护良好但不舒适的战舰，乘坐它在无尽的冬季穿越大西洋和地中海，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而从马耳他到雅尔塔的飞机也是困难的。当时，谁也估量不出这几个月中罗斯福健康毁坏的程度。在这方面，那里的医疗技术是不大有效的。

直到1970年，人们才知道了这种逐渐摧毁罗斯福的疾病的名称。这一年，美国医生霍华德·G·布鲁恩在本国一份有巨大声誉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文章。

他在论文的开头指出，他于1944年3月作为会诊医生被召入白宫，协助罗斯·麦金太尔海军少将。这个决定是在罗斯福夫人的坚持下作出的。他首先注意到，过去人们经常否认是疾病减弱了美国总统的工作能力。后来他感到惊奇，罗斯福死后，还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死后，平常保存在华盛顿附近贝塞斯达的美国海军医院的两位总统的所有医疗资料，都不翼而飞了。但是，他本人保存了有关他的患者的医疗资料，足以使其病历复原。

布鲁恩博士指出，罗斯福多年以来就患有动脉硬化。这种病起因于动脉组织变硬，其特点是血管内膜中非晶质脂肪增多。增多始于膜的内层，附带引起弹性纤维的增生和加厚，以及被称为结蒂细胞的萎缩，最后引起钙化。这种病对大中血管危害尤重，例如主动脉，连接心脏和大脑的动脉和四肢的动脉，最后可以引起阻塞。

这种病同人类一起诞生。它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到处肆虐，因为它并不放过儿童。

动脉高血压是这种病的最初征兆之一，再加上由胆固醇引起的障碍，胆固醇是一种血液细胞中的脂肪物质，同时还有视网膜血管变质，这在检查眼底时可以看出，患有这种高血压症的人就是心脏并发症或脑血管并发症的真正候补者。这正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情况。

1944年3月，布鲁恩博士连续测量了患者的血压，动脉血压太高：高压185毫米汞柱，低压105毫米汞柱。在欧洲，许多医生还以厘米而不以毫米为单位，那就叫做“18.5和10.5”。如果能够说血压有平均数的话，那么在国家元首那样的年龄，正常的平均数应该是140/70。

心电图上，“T”波深度颠倒，也表明罗斯福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初期症状。左心室关闭不全。这说明心脏衰竭已有多年，已不能减缓动脉血的压力的增加。动脉硬化，血管中胆固醇积存，硬化板和部分阻塞血管的隆起增加。为了对抗这种压力，向全身供血的左心室增大了收缩的力量，心肌劳累而顶不住。向动脉供血减少。心室因为能倒空血液而扩大。

为了控制这种病变，人们通常使用抗凝血剂和利尿剂，使血液稀释流通，特别是谨慎地使用强心药。布鲁恩提出方案，主要是卧床休息和使用毛地黄，总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

毛地黄是当时经常使用的强心药，可以改善心室关闭不全。几天之后，罗斯福可以起床了。但是，1944年5月26日，他又为新病痛所苦。布鲁恩诊断为胆绞痛，起因于胆固醇过多，他通过照相发现胆囊为结石堵塞。

1944年8月15日，新的警报。在一次游览太平洋的时候，罗斯福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心肌梗塞。一个血块堵塞了冠状动脉。这次堵塞形成了一块至少四平方厘米的坏疽，伤及心脏。镇静药平息了疼痛，强心药使节律障碍和休克状态消失。此外，罗斯福总统使用抗凝血剂，也许还有抗维生素K，这是当时的新发现，其作用是减缓血块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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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夫治国》、
《非常病人：病夫治国续集》:

第一部分 7.富兰克林·罗斯福(5)

虽有布鲁恩博士的诊治，1944年11月18日，病人的动脉血压还是危险地上升了。病人卧床时量取的血压是260/150。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

以上是1944年使总统衰弱的病变的枯燥描述。就是这些严重的病痛被麦金太尔博士称为“反复出现的感冒”。在这些贯穿着病痛的岁月中，美国总统为使他的国家进行战争努力，领导美国国内事务，进行旨在连任的总统竞选，试图使斯大林愿意接受最高级会谈。人们难以明白为什么布鲁恩和麦金太尔竟让一个病势如此严重的患者进行将其带至雅尔塔的这次可怕的旅行。

布鲁恩博士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英国医生哈罗尔德·希海恩发表了一个直言不讳的看法：“很明显，罗斯福总统处于疾病的晚期。我们看到一个垂死的人，大为惊讶，他本该有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在他那样的健康状况下，冒雅尔塔之险是个严重的判断错误，系罗斯福先生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对于责任的牺牲精神所致。”

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朗勋爵与这位英国首相寸步不离，每当有机会接近罗斯福总统时，他总是仔细观察他。在一本有关他自己的患者的书中,他没有隐瞒美国国家元首到达雅尔塔时给他留下的悲惨印象:

“在一个医生看来，总统像是一个病人，一个病势沉重的人。他有着脑动脉硬化的一切征候，而且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我认为只能活几个月了。但是，当人们不愿意看的时候就成了瞎子，这里美国人不能想像他们的总统已经完了。他女儿不认为他真的病了，罗斯·麦金太尔支持她。我们启程去雅尔塔的前一天，我收到了罗杰·李发自波士顿的一封信，他是美国医学院和美国医学协会的前主席，他说：‘八个月前，罗斯福有过一次心脏关闭不全。’心脏充血当然有不同的程度，但罗斯福还有肝脏充血，还有呼吸困难。死后的检查肯定会表明所有器官都出现了充血。”

罗斯福将会因动脉高血压引起大规模脑溢血而倒下。好几条血管同时破裂。一种这样规模的激变是不会没有前兆的。在罗斯福身上，前兆是存在的。许多见证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发现和分析这些征候是微妙的，在当时无疑也是困难的。这些征兆组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阿尔瓦兹莱兹病”。

沃尔特·克莱门特·阿尔瓦莱兹是一位医生，1884年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圣弗兰西斯科。他研究了一系列细小但令人不安的征候，因为他注意到这些征候常常在发病前出现。他发挥了一种罕见的科学家、分析家、统计学家的才能，反复进行验证，最后确立了关于这些频繁发作和表现的实验程式。他的同行于1966年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卓越观察。

在大脑中，血管里不易察觉的变化和微动脉瘤的破裂形成了病灶。在别处，人们知道这叫做小发作。这些突然的发作很微小，然而是实实在在的。它产生了大量的微小的脑坏死，即黑点一类的东西。大脑中任何部位均可受到打击。根据发病的位置不同，病人的某些机能可能受到干扰，某些感觉消失。病人因此发生供氧不足，暂时贫血或血管痉挛，形成轻微眩晕，或动作失调，语言障碍，神经麻痹。脾气也会变坏。写字也会不清晰。常有莫名其妙的疲倦，精神恍惚，头昏眼花，感觉错乱，神志模糊。因其性格开朗、彬彬有礼而受到某些人赞扬的人会突然变得内向孤僻。

心脏病医生在心电图中未发现任何可疑现象，神经科医生在电脑造影中也是如此。因为患者在两次微小的发作之间很快就恢复了受到障碍的能力。许多医生忽视了或不明白这些征候。在那些敏锐的医生中间，有些人由于不知道这种病的特点，而把这些发作称为“歇斯底里的表现”或“精神与身体障碍”。有些人就直说是感冒症状，因为这些微小的发作伴有轻微的热度。多数受害者是衰老的人，姑且可以称之为老年歇斯底里。像罗斯福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也是受害者之一。温斯顿·丘吉尔也是。据他的心脏医生米亚斯尼科夫说，约瑟夫·斯大林亦然。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瓦莱兹病是一个尖兵，常常预示着在或长或短的期限内将发生一次严重的中风。对于查阅了罗斯福的病历的神经科医生们来说，怀疑是存在的：患有阿尔瓦莱兹病的证据很多。

首先，总统的字体改变了。笔迹学并非像某些外行人想的那样，是一门根据写字了解一个人性格的艺术。许多神经科医生利用它来掌握患者身体衰弱的演变。他们从中可以看出衰弱的迹象，这在动脉高血压严重的情况下是常见的。在阿尔瓦莱兹博士之前，弗拉基米尔·高特利伯·埃利亚斯伯格，一个在美国行医的德籍神经精神病医生，就已经试验过这种分析方法了。1953年，他想到观察和比较罗斯福总统在若干年内的笔迹。

“远在雅尔塔之前，”他说，“笔迹已经大变。它似乎像是帕金森病患者的笔迹，或者，它像大脑血液流通障碍患者的笔迹。人们思索着，总统是否应该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之前引退，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利用了罗斯福的病。”

笔迹的变化没有逃过罗斯福夫人的眼睛。麦金太尔在她的追问下，不知如何解释，就否认明显的事实，但这并没有使国家元首夫人安心。

据罗斯福身边的人说，他本人也对这种表达他的思想的物质困难感到烦恼。有时，要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使他要费很大力气，而不得不终于放弃，进行口授。然而，照麦金太尔海军少将看来，这是由于年龄的缘故。有谁能怪他的盲目呢？病人很少能自己估计自己的状况，要由他们的医生做出估计。罗斯福的病太严重了，不能再动员起必要的精神力量，不能像他在患脊髓灰质炎时那样非常成功地抵偿所发生的障碍了。

第一部分 8.富兰克林·罗斯福(6)

其他早期征候也表明阿尔瓦莱兹病越来越严重。他的这种病表现为脾气改变，嗜睡，智力混乱，记忆力减退，思想不连贯。而这些都始于1943年。莫朗勋爵报道说，在这一年于德黑兰举行的第一次高级会谈中，美国国家元首已经不能积极地活动了：“在他应该集中精力的时候，他却变得奇怪地暴躁易怒。如果某件事情需要他三思的话，他就改变话题。他并且失眠了。”

温斯顿·丘吉尔的医生补充说：“哈里·霍普金斯，由于本身受到癌的侵袭，在德黑兰会议上，也不能对他的老板的衰弱做出客观的判断，他对他说：‘总统在会上是无能的，人们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而他的回答很糟糕。’”

最后一种迹象说明，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阿尔瓦莱兹病经常发作。他神志模糊，多年的梦想缠绕着他，而且改变了性质，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烦恼：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以这样的名义被载入史册，比凯撒更伟大，比苏格拉底更明智。他翻来覆去地讲这些东西。他反复说，达到长久和平的惟一途径是建立联合国组织。纽约大主教斯佩尔曼急忙把他的话传给教皇庇护十二世。美国和苏联将通过积极的参与使其具有可笑的国联所缺乏的权威，国联是他的遥远而不幸的前任威尔逊于1919年出于同样目的提出的。这一行动的宽宏却被一种仇视所破坏：“必须做到两点：粉碎结成联盟的德国和日本，阻止斯大林对希特勒可能向他提出单方面媾和的诱惑让步。”

这种对于政治和战略现实的错误判断使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吃惊。因为，如果说希特勒希望在1944年有这样一种停战的话，他也将从西方盟国方面得到，以便将他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与红军的战斗中去。从1941年起，他就不隐瞒这一点了。他将真正的敌人放在东部。

神志模糊的第二种表现是，罗斯福加重了判断对手的错误，特别是对斯大林。克里姆林宫主人的人格令他着迷。他欣赏斯大林，认为对方也一样爱他。他甚至说人们可以完全相信他：“我相信，如果我给他我所说能给予的一切，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的话，出于礼貌，他将不会试图呑并任何东西，而接受与我一道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为了使苏联元首同意他的看法，他自认已准备好多作让步。

“世界的瓜分将是很简单的，”他对斯佩尔曼大主教说：“远东归蒋介石，他在我们的帮助下统治中国。太平洋吗？归美国。非洲？归英国，因为有通往印度的航道。欧洲，归苏联。我希望斯大林进入欧洲时不要显得太粗暴。他肯定会要求巴尔干国家、芬兰、比萨拉比亚、波兰的一部分。我跟他比跟丘吉尔合得来，丘吉尔是理想主义者，斯大林是现实主义者，跟我一样。这样，在我们之间基于现实主义的彼此赞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为了这种幻觉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严厉地批评晚年的美国总统。他们认为，他那时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

医生不了解政治内幕，但是了解精神混乱的原因。按照他们的看法，也许应该把罗斯福晚年所干的大部分蠢事看做是体力衰弱和难以控制自己思想的结果。当一种严重的疾病损坏了一个结实的机体时，人常常能战胜痛苦，增强自卫的能力。甚至有时候，当病痛过去后，他还能得到好处，好像病痛刺激了生命的本能，好像它还能造福于病人似的。当死亡的过程折磨一个疲惫不堪的病人的时候，情况却正相反，衰弱从此加速。

斯大林为了接待他的异想天开衰弱不堪的来访者，并不吝啬。他为他打开海岸上最漂亮的宫殿——利瓦吉亚宫，一个三层的大蛋糕，用金黄色的石头砌成，坐落在林木繁茂的花园之中，是神圣俄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夏季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每天举行一次全会，以减少使美国总统痛苦的移动。鉴于他的残疾，人们安排他住在一层，麦金太尔博士和哈里·霍普金斯的房间在国家元首的房间两侧，而霍普金斯也是个长期卧床的病人。家具笨重而结实，是向总后勤部借用的，由莫斯科运来。还有镶在涂了金色的粗笨画框中的巨画、铜灯、桔黄色的丝灯罩、布卡拉的地毯。三节车皮运来了16吨鱼子酱，其他车皮运来了战时俄国尚能生产的最好的菜肴和最丰富的烧酒。

斯大林住在两公里以外的科列兹别墅，陪着他的有警卫、厨师西达尔·基里洛维奇和饮料总管李维特，他让温斯顿·丘吉尔住在更远些的沃隆佐夫别墅，这就限制了英国人和罗斯福之间的私下会晤，因为他将被迫从科列兹别墅的窗户下面经过。

当美国总统带着他的400人的随从、外交官、军人、顾问、贴身打字员、个人仆役，那些菲律宾人，在萨基机场降落的时候，一切准备就绪，擦得锃亮。利瓦吉亚宫中的桃花心木护壁板和改做会议室的舞厅甚至打了蜡。

克里米亚会谈在政治上如何，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们已经描绘过了。它确实产生了一个联合国组织，但不完全是罗斯福想的那样。它肢解了战败的纳粹德国，划定了盟军的占领区，规定了德国人赔款的数目，确定了战犯的命运。波兰、南斯拉夫和东南欧国家的边界也划定了。关于海峡和世界上其他水道的协议也签订了。作为对日宣战的交换，满洲铁路、萨哈林群岛、千岛群岛，通往远东的一些路口都向苏联开放，这将使它的影响波及亚洲的一部分。这是一些搅乱政治地理的钥匙。

现在，人们知道了，在长达八天的交易中，罗斯福的病对会谈起了多么重大的影响。

第一部分 9.富兰克林·罗斯福(7)

第一天的会谈只进行了2小时40分钟，但是在此之前，各代表团会商了5个钟头，以后每天如此。在那160分钟之间，斯大林在摊在他面前的纸上画狼，丘吉尔抽了大量雪茄。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始时是热忱的，甚至是开朗的，但渐渐不支，竟至心不在焉。他只是在请两位大人物吃晚饭时才又活跃起来。大勺大勺的鱼子酱，新奥尔良式烤鸡、肉末、通心粉、罐头水果。干了12次杯。斯大林只喝他自己那瓶里的伏特加，实际上掺了大量的水。丘吉尔举杯祝愿“百年的和平”，而罗斯福则祝愿“尊重小国的权利”。安慰人心的祝愿，此后的岁月证实了这一点。那天晚上11时，罗斯福去霍普金斯房中道了晚安，后者在会议开始后就离开了会场，躺到了床上，癌症使他很痛苦。随后，罗斯福穿着灰色套衫躺下了，嘴上叼着雪茄，手里拿着本侦探小说，他也矇眬睡去。“一个生病的老人！”温斯顿一回到沃隆佐夫别墅就喊道。而他却长罗斯福八岁。

第二天，开了3小时45分钟的会，英国首相证实了他昨夜的看法。三个巨人，顾问，总共20人围坐桌旁，不是在会谈，他们好像在断断续续地闲聊。主持讨论的罗斯福过于随便，过于冷漠。“简直是随随便便！”丘吉尔嘟囔着，越来越恼火。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2月11日。通常是注意力集中一个小时后，罗斯福就不行了。他的思路就分散了，一阵阵的分心使他糊里糊涂。而斯大林却是聚精会神。他在混乱中找到了掩盖着僵局和可以预见的困难的道路。那一天，他们在雅尔塔决定德国未来的命运，军事占领，赔款数目及其首领的命运。

次日开第三次全会时，罗斯福总统好像休息过来了。壁炉里的木柴熊熊燃烧，烤得背上暖烘烘的。罗斯福的眼睛在单眼镜后面闪动着，他开始说话了。他曾与丘吉尔共进午餐，与他一起决定了波兰及波兰边界问题的策略，特别是关于他如何设想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然而，轻松很快即告瓦解。斯大林抵抗着，口气越来越强硬。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声音冷淡，低垂着眼睛，视罗斯福的梦想为乌托邦，他更喜欢一种三国之间的坚实的同盟，以便在将来避免一切重大冲突。他明确拒绝重新考虑他对波兰一事的立场。晚上，罗斯福总统和女儿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感到不适。动脉血压上升到300/170，情况不妙，需要紧急护理。麦金太尔忙起来了。无论怎样按摩，乔治·福克斯也不能使患者的肌肉松弛下来。利瓦吉亚宫中的夜晚显得格外漫长。

斯大林是个变换手法的专家，既是外交家，更是战略家。他冷一阵之后又热一阵，第四次会议一开始，他就使罗斯福总统喜出望外。他考虑过了。他大体上接受罗斯福关于未来联合国的建议。接着就讨论了五个小时。罗斯福开始时还轻松，像个会谈中的美国总统，接着，精神开始涣散，麻木，表现出不可解释的冷漠。丘吉尔甚至注意到罗斯福有好几次打瞌睡。他递给他文件，而这位美国人并不看。英国人发怒了。晚上，他对他的医生莫朗说了。但是，他弄错了这些迹象的性质。他不知道这些迹象说明罗斯福已被疾病压垮了。

第五天是克米亚会议最重要的一天。那一天，苏联同意对衰弱不堪的日本宣战。罗斯福想爱惜美国人的生命，坚持加强对日本列岛的轰炸。他希望美国飞机的起飞基地设在西伯利亚的堪察加，届时苏联军队要保证对日本列岛的清理，参加战斗。作为交换，他准备就苏联人对亚洲的野心进行谈判，斯大林长期以来就渴望打进这个地方。全会开始前一个半小时，交易在罗斯福的办公室里秘密达成，而丘吉尔并未被召去。两个国家元首身边只有四个人：罗斯福有艾夫莱尔·哈里曼和波伦，斯大林有莫洛托夫和巴甫洛夫。30分钟以后，正式会议开始。丘吉尔心情苦涩，他感到了大不列颠从此只是个二流强国，世界的控制权已经易手，而罗斯福却神采焕发。快乐使他变了一副模样。星期四这一天，尽管连续开了四小时会，血压还在升高，美国总统坐在绿色的桌毯前没有瞌睡。联合国的组织确定了，波兰的命运决定了。东欧的命运亦如法炮制。

主要的会议结束后一小时，斯大林向两位客人和两个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打开了科列兹别墅。一声铃响，21点了。厨师科里乌其科夫使出浑身解数。他预备上20道菜。一次王家气魄的宴会。大量的灰鱼子酱，桌上摆满汤和肉，腌鱼、熏鱼、水果、伏特加、白兰地、又甜又酸的香槟。干杯达45次！凌晨1点钟，罗斯福面色苍白，筋疲力尽，请求告辞。这样才结束了这次惊人的晚宴。

2月8日夜里的这次放浪的宴会，无疑是罗斯福参加而终席的最后一次宴会。有些人认为，这种放纵无论如何也加速不了那不可避免的后果，据他们看，还不如说死亡的过程早已开始。

第一部分 10.富兰克林·罗斯福(8)

2月9日，没有活动，只是拍了一小部影片，拍了几张正式的照片。10日，罗斯福疲惫不堪，形容憔悴，目光呆滞，说要回美国了。“他准备撒手了!”丘吉尔十分恼怒，他始终看不到生理上的衰竭已吞噬了美国总统。11日是星期天，最后一次全会定于中午举行，以最后确定文件。在此之前，罗斯福乘坐特别的吉普车在利瓦吉亚宫前面的花园兜风。这时，他显得焦躁不安，什么事情都使他激动、生气。他感到末日来临了。秘书们准备好公报让他签字，三巨头于12点50分走到桌前。三个小时之后，他们道了别。斯大林为客人准备了礼物。“还是鱼子酱、香槟酒、伏特加、熏鲑鱼、鲱鱼、黄油、柑子、橘子。”孔特说：“罗斯福送给他黄香烟、巧克力、电动刮胡刀、罐头果汁。”还有送给红军英雄的一大把美国勋章。雅尔塔会议结束了。

苏联国家元首留在科列兹别墅里。第二天，他乘火车离开了克里米亚。

温斯顿·丘吉尔得等着罗斯福，他们要从公路去塞瓦斯托波尔港。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的友谊没有抵抗住八天会议的烈火，他冷冷地告别了罗斯福，扔下他，自己上了英国轮船“弗兰克尼亚”号，驶往英国。

在出发的混乱之中，在随从的匆匆行色之中，罗斯福意识到了英国首相的失望吗？他还能注意到什么东西吗？他现在是随波逐流。警卫米克·雷利把他抱上车，麦金太尔博士和女儿波廷格夫人已在上面了。在塞瓦斯托波尔，人们把他升上旗舰凯考克丁号，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就靠这艘旗舰与白宫保持联系。舰长C.O.孔博全身披挂，举行了一次美国式的晚宴。他使得舰上出现了一点家乡的气氛。但是，罗斯福像一只瘦鸟一样地摇着头，对这些敬意和关切一无所感。黑海舰队的乐队接到斯大林的命令，他的女儿和麦金太尔上了岸。罗斯福受不了喧闹。他疲惫不堪，为疾病压倒，躲进了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舱房里。

他永远也见不到他用尽全身之力呼唤的和平了。为了它，他一直来到这遥远的俄国土地。他将不能完全衡量他在这块土地上送给或丢给斯大林的东西的重要性。他也听不到第三帝国最后堡垒崩溃的声音了。六十天之后，在美国东海岸最美的州之一佐治亚州的热泉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响了。他的脑中突然发生破裂，而世界失去了平衡。

第一部分 11.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

一丛灌木掩不住两只红颏鸟，同样，鹰也不能容忍另一只鹰接近自己的巢。长有竖琴一样的双角的非洲羚羊痛抵进入40平方米范围内的同类动物，在这块场地上，母羚羊一给小羊断奶就来寻求配偶。这些习性人所共知。人类学家明确指出，哺乳动物或鸟类不仅这样保卫它们的领土和领空，而且首先要肯定它们的统治权。

统治—被统治，这种关系与生命一样古老。人类能置身于这种关系之外吗？人类为什么要逃避这种冲动呢？行为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都证明恰恰相反。到处是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指挥和管理。被统治者则认可，屈服，被人家强迫他们过的那种磨人的生活弄得面目全非，无所凭依，任人摆布和斥责，在互相接触中磨去棱角，像被激流冲得滚来滚去的卵石。

在动物之间，力量足以保证统治权，与此相反，有权的人为了让人服从却不一定需要鼓鼓囊囊的肌肉。罗斯福坐在瘫痪人的轮椅中做到了这一点。威尔逊的手腕和胳膊形同妇人。智力和顽强，诡计和一个能含辛茹苦、吞下带刺的鱼的强壮的胃更加重要。

统治权生而有之吗？如果它指的是一种包含在遗传之中的天赋，而非一种精神倾向的话，这是明显的。显而易见，在托儿所和幼儿园中，充斥着高的和矮的、强的和弱的、漂亮的和不那么漂亮的孩子，尽管他们年龄相仿，仅差几个星期。在孩子堆里，人们分得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后者唱，而前者定调。平等是一种欺骗，不惟“平等的机会”，那是诡计多端的政客们的口头禅，甚至在细胞组成上的基本平等也是一种欺骗。

当然，统治者的影响必须成熟，壮大，直至顶峰。这个过程是无情的。对于那些偶然上去的人来说，别指望有什么东西可助一臂之力。不专心致志的人要倒霉，因为位置的代价很高。有时，权力姗姗来迟，仿佛一枚人们不再等待或不再想吃的果子，起码思想上如此。此时，咬上一口，胃口全无。眼睁睁地看到嘴巴离开了果子，这是一种痛苦。美国将军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体验过这种失望。

人们说，美国喜欢反常的事物，并具有过度感。的确，它的公民中有许多人可以厕身于世界头等富翁之中，但是，也有西方世界最贫穷的人，住在阿巴拉契亚山废弃的矿山附近破败不堪的木板房里。它是世界上惟一的国家，在宪法中写进一项高尚的权利，即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在贫民窟中，生活十分艰难，许多儿童打破了吸毒的记录。它很愿意穿上一件不拘陈规的外衣，却精心打扮和粉饰它的死人，以便他们以最好的容颜进入虚无。它有一个英雄，满载荣誉，处于军事荣耀的顶峰。它让他当了它的第34任总统，在许多人考虑退休的年龄上又赋予他新的生命。我们承认，他并不是心情愉快地接受这一重任的，至少第一次是这样。

还在他担任北大西洋公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时候，他的左右就常听他说：“任何人只要想当总统，就没有资格受到重任。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向往这样一个职位：非强加于他不可。”他们强加于他了。只此一次。随后，他的理智崩溃了。

1952年，当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卷起铺盖卷儿，美国把白宫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他已经62岁了。这个年龄进入政界太晚了。他的看法似乎还不那么坚定。他说：“名称有什么关系，我在这儿不过是出于职责。”人家强迫他，有事实为证。八个月之前，当竞选机器在新罕布什尔州开始初选时，他还在马恩拉高盖特巴黎西南的一个小镇。，守在他指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门口。他甚至没有正式提出当候选人，但是他的名字统一了人们。民主党人呼唤他当领袖，共和党人也要他。他之所以决定参加后者，只不过因为他的父亲一直投共和党的票罢了。

一个如此缺乏理性的人领导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足以使人感到迷惑。众所周知，他喜欢钓鱼，打高尔夫球，星期天作画，搞搞种植，因为他在葛底斯堡有一小块土地。讽刺之声鹊起。“平庸到了极点”，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怒道，他是个大炮，自己梦想着统治，点燃原子弹以便与他的榜样宙斯并列。在大西洋彼岸，法国将军夏尔·戴高乐语气更温和，但同样尖刻：“他不是干这种日常政治事务的料，尤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但是，选择他的共和党人认为他有足够的优点来对付当时的困难。他有大象一样的耐心，倾向于不声不响地采取行动，天生爱好妥协。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这种调和感，这种对人的尊重，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最爱惜人命的将军。他从孩子直到进入西点军校，他的母亲一直对他重复《圣经》中的一句话：“以剑为生者死于剑。”他虽无政治教条，但有一个信念：“我从未诽谤过一个人。我绝不试图破坏某人的名誉，不管我们的分歧如何。我把这个作为我的信条。”

替艾森豪威尔搞竞选运动的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说，美国的确想喘一口气。国际形势紧张，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朝鲜战争方酣，联合国军与中国对峙。印度支那对法国发起无情的战斗，法兰西殖民王国摇摇欲坠。在中国本土，毛泽东赶走蒋介石，后者退到台湾。北美的商业领地南美，也开始动荡。对于特殊的盟友英国来说，古老的印度之路永远被切断。在欧洲，冷战继续，苏联和西方集团之间进行着危险的挑逗。

在美国国内，事情并不更妙。民主党政府，罗斯福配上杜鲁门，经过连续20年的统治，留下大量未偿付的发票。发展军事力量和核力量引起的债务四倍于岁入。银行储备消耗殆尽。观点极端希望加剧朝鲜战争的麦克阿瑟虽被排除，但一个同样激烈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还在大张旗鼓地攻击所谓共产党。他的反共的电视广播令人难堪，已开始使全国不安。谢尔曼·亚当斯说，需要一个救火员来控制这场大火，以防演变成慢燃不熄的炭火。
第一部分 12.德怀特·艾森豪威尔(2)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个天生的组织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工作能力，干起活来很快，而且还能学习，他接受了打赌。最初，他的治理颇见成效。他解决了朝鲜战争，控制了麦克阿瑟，制服了麦卡锡，但他并未与他们正面冲突。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的死讯一经宣布，他就提出一项计划，建议中止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要求并使得苏联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一切领域中作出明确的表示。他改善了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改善了美国和西欧的关系。

为了缓和他的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又不抛弃台湾，他在一生中最有成果的演说的结尾，提出撤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第七舰队。他向全世界发出和平的信息，主张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裁军和对原子能实行国际监督。这个号召在印度支那立即被译成八种语言，使东方流下了宽慰的泪水。温斯顿·丘吉尔在发给克里姆林宫的莫洛托夫的个人信件中赞扬了这一良好开端。

“人们不知道，这是艾森豪威尔在历来发表演说的过程中最为痛苦的一次。”谢尔曼·亚当斯说。“总统中断了在奥古斯塔的短期休假，返回华盛顿，撰写演说稿。4月16日早晨，他到了白宫，他感到肚子剧烈疼痛，疼得他几乎抬不起头来。在电视摄影机前，他面色苍白，形容大变，紧紧地抓住桌子才能说话。我以为他挺不到底了。后来他对我说，他竭力宣读，讲稿上的字在他眼前跳动不已。不过，他好歹念完了。”

1953年，这种痛苦还不能反映出由于执政而产生的消耗，它说明艾森豪威尔患有克劳恩病，大肠内壁粘膜大量增厚。这种病又名回肠炎，可以蔓延至整个结肠和直肠，最经常的是发病于某一段或中间隔有健康部分的某两段。有时发病的部分厚度增大，直至堵塞肠道，也就是形成某种梗阻。有可能演变为癌，但这种情况很少。惟一的治疗办法是外科手术，切除发病部分。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病刚刚诊断出来，尚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不必动手术。

但是，30个月以后，白宫中繁重的政务使总统开始感到其他更为严重的不适，这是高血压的后果。他早就知道他的动脉在变硬，动脉硬化在威胁着他。直到1945年，他还不大注意饮食，也不爱惜肺部，也不特别注意血管。他每天抽两包以上的香烟。剧烈的头痛，眩晕，引起了医生的注意。他取消了香烟，减轻了饮食，他以为可以控制疾病的扩大。在政界人物面前抑制住了种种反应，他忘记了担任国家元首的劳累以及大量肾上腺素所产生的后果，这种病暗中发展着。1955年夏，血压突然升高，引起了霍沃·斯奈德将军的注意，他是总统的医生和朋友。

医学并非不知道，因高血压引起的心脏危机或脑血管事故会出人意料地发作，并且很少是在受到威胁的病人付出巨大努力的时候，也不是在他感到了那种窒息他的器官的巨大疲劳的时候，而总是，比方说，在假期中神经松弛的时候。至少有一半是这种情况。在夜里睡眠正酣时，尤其是在睡下后不久。在被称为“慢波睡眠”的恢复阶段，“快波睡眠”，或称“反常睡眠”，是做梦的睡眠，周期性地中断“慢波睡眠”。在慢波睡眠中，心脏的节奏发生变化。动脉中的血的压力不稳，时而减低，时而突然升高。正是这种动荡，还有血液组成突然发生变化，在冠状动脉中形成凝块，导致心肌梗死。

1955年9月25日，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度假的最后一天，他打了27洞高尔夫球，并未感到疲倦，还在他和妻子居住的劳里空军基地附近的一条河里垂钓很长时间。这天晚上，他感到消化不良，还以为是由于中午吃了生洋葱。10点钟，他回到卧室，很快就睡着了。四个钟头以后，他叫醒了睡在旁边屋子里的妻子。他感到胸部很疼。艾森豪威尔夫人以为是消化不良引起的，让他喝了牛奶和氧化镁，但她还是叫来了斯奈德博士。45分钟之后，诊断作出了：心肌梗塞。人们给总统打了吗啡，小心翼翼地把他送往最近的菲茨西蒙斯医院。路上没有随从，只出动了一辆汽车，免得引起恐慌。艾森豪威尔穿着睡衣，外面只披了一条浴巾。斯奈德博士一个人扶着总统，直到匆匆为他准备的房间。一名护士也没有叫。

采取这样的措施，斯奈德博士的意图很明确：掩盖冠状动脉的毛病，让人们以为是一次“感冒”，那种国家元首通常十分喜爱的“感冒”。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确与他的那些前任不同，他执意要把他的病情公布于众。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久病致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当时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位年轻教官，他跟同事们一起讨论，为什么不让公众知道一个不能再担负领导国家使命的人的真实情况。依他之见，民众应该有权随时准确地知道总统的健康情况，不管这种健康状况如何。他那时想像不到他也会感到与威尔逊一样严重的虚弱。他如果知道，倒也并不会改变他的决定。他不是一经获悉，就立即批准了国会最近提出的，旨在限制再有像罗斯福那样衰弱的候选人无限期地赖在总统位置上的宪法修正案吗？从此，任何人担任最高职位都不能过超过两次。

第一部分 13.德怀特·艾森豪威尔(3)

他忠于他的立场，一定要保尔·达德利·怀特博士，一位应斯奈德博士之请来帮忙的波士顿的心脏病医生，毫无隐瞒地向全国告知他的情况。“讲真实情况，全部的真实情况，不要试图隐瞒任何东西。”他的话照办了。没有一份关于一位国家元首的医疗通报能比这个更真实更详细了。他满意地向怀特博士指出了这一点，后者回答说：“对于公众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但是医生们会明白的。”

在他离开白宫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总统用了整整一章谈到他的心脏病，其中的几点补充说明反映出一个病人可能何等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这也许是因为他部分地丧失了形象——回忆，这是阿尔瓦莱兹病轻微发作之后大脑枕叶受损害时产生的，与梗塞同时发生：

“当我回想起我第一次患重病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只能庆幸许多事情，而其中并非最不足道的一件是，我不能再创造一个更好的时刻来发作心脏病。经济蓬勃发展，国会没有开会。我可以同我的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就国际问题采取行动，而当时世界上并无燃眉之急。我因此可以不必每日听取经济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赞成或否定国会通过的法案，以及向国会提出建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没有被要求作出必须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决定。肯定，如果形势危急（例如，测出敌方轰炸机入侵），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使用美国的镇压力量，我可以在发病48小时之后独自判断和行动。

但是，如果出现一种类似1958年我下令出兵黎巴嫩那样的局势，在我发病的第一个星期内，精神的集中，论据的权衡，最终的决定，就会成为重负，而医生大概认为，对于一个刚刚患上心脏病的人来说，这是过于沉重的负担。事情还是它本来的那副样子，我可以靠一段平静的时期，保持头脑清醒，与政府的成员商量长期的事务，令人满意地恢复了健康。”

所有有机会治疗心肌梗塞的医生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于心肌梗塞48小时之后对于决定美国参战能够“独自判断和行动”而不征询任何人，未免过于狂妄了。实际上，有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的判断是多么首尾不一。让我们看看上面说的那一段吧：据他说，他发病两天后，能够决定一场世界大战，但他在发病的第一个星期内，他却退而决定一场1958年黎巴嫩那样小规模的战事，可怕。在事实的估计上，这种不成比例不说是过分，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真是想入非非。回想起来，令人脊背发凉。

从1955年9月开始，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来说，事情几乎没有好转过。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并且是迅速地恶化。

1956年7月7日夜里，斯奈德博士被紧急召往白宫。总统在三楼的私人房间里疼得打滚。还是肚子疼，克劳恩病。前一天，他在总统府设宴招待摄影记者。他遵守饮食规定，只喝了两杯威士忌。然而，这一次发生了肠梗阻。斯奈德博士犹豫不决，第二天下午才决定送他到沃特·里德医院。外科医生感到难办。心脏检查可疑。如果“老头儿”，他的助手们这样亲热地叫他，死在手术台上呢？梗阻加剧，患者脱离危险的机会减少：一比六。手术不能延宕了。手术将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哪怕以后再第二次手术。果然，1967年必须做第二次手术。

手术进行得很漂亮，堪称典范，艾森豪威尔躺了八天，可以接见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他甚至决定不取消7月21日的巴拿马之行。但是，他的左右知道他过去对患病的总统所表明的态度，现在产生了怀疑：他还是过去那个人吗？果然，他想竞选连任。他不开玩笑地说，如果不发作心脏病的话，他不会放弃白宫的候选人资格。他将他的责任感置于何地？他不正在经受着权力的腐蚀吗？

权力在腐蚀着他。连任一年之后，1957年11月25日，脑溢血击倒了他。他早晨接见前来进行正式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感到冷。早饭后，哆嗦得更加厉害。下午，“艾克”回到住处，试图和他的秘书安·惠特曼说一说，但他已说不清楚了。他完了。

神经科医生进行了仔细检查。他的语言障碍几天前就该引起注意了。谁也说不清总统的神经系统受到了多大的损害。他是在经受着更严重的疾病的初步打击吗？他得休息。他的日程减轻了。他甚至考虑到了辞职。

然而，权力的魔鬼是清醒的，遮住了艾森豪威尔可能的明智。他效法威尔逊，否认这个新病。脑子没什么，还得继续干。他又一次长时间地自言自语着他与国家签订的合同：责任是他的动力，如同和平是罗斯福和他之前的威尔逊的动力一样。历史的盲人总是给自己找出视而不见的理由。

自此，艾森豪威尔生命的节奏放慢了。谢尔曼·亚当斯在他的办公室旁边设置了一间小休息室。总统可以在午饭前后以及下午4点结束工作之后，在那里小事休息。人们给他准备了一辆电力车，使他能继续打高尔夫球，跟着那些小白球一个坑一个坑地移动。钓鱼还被允许，不过仅能在平原上，禁止在落基山的美丽溪流中，那儿的高度太累人了。在他结束第二个任期之前，他还连续发生过两次梗塞。每次都有心脏纤维性颤动。那是心肌纤维的不规则颤动，使心壁有大量虫子蠕动的感觉。它引起心室麻痹，不能协调地收缩。要止住颤动，只能靠纤维性颤动缓解剂，利用电力冲击起搏心脏。第三次梗塞的时候，一天之内，艾森豪威尔要接受四次缓解，四次被从肯定的死亡中拉了回来。

如果说34届老板的第一任可以提出一份积极的报告的话，第二任却不是这样了。

国际局势重新紧张起来。以色列要向埃及开战，战火将燃遍中东。纳赛尔要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吗？为报复计，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埃及登陆。匈牙利当局控制不了布达佩斯的叛乱分子吗？苏联血腥镇压了反抗。冷战刚刚结束，又接上了令人精疲力竭的神经战。艾森豪威尔认为允许“黑蜻蜓”U2飞机经常飞越苏联是正确的。一架这种间谍飞机在1960年5月1日被苏联火箭击落，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威尔被俘。苏联人以此为借口，取消了原定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裁军的首脑会谈。核力量竞赛变本加厉。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培养的新手，在南美挨嘘，甚至在委内瑞拉被群众打伤。古巴终于摆脱了美国的影响，成为距佛罗里达一炮之遥的一艘敌对的航空母舰。
第一部分 14.德怀特·艾森豪威尔(4)

在国内，棘手的事也不少。年轻的黑人厌倦了种族隔离，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起来反对白人。人们大打出手，不得不派出军队，恢复不安定的秩序。国会公开与总统作对，关于预算吵闹不休，预算像民主党执政最糟糕的时期那样大幅度增加。制造和发射人造卫星引起争议。这届总统的结局可悲。既然舵手已看不见礁石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他对自己的健康也没有看得更清楚，对血管崩溃的征兆麻木不仁。谢尔曼·亚当斯因一桩有争议的、但也摆脱不掉的财政丑闻于1958年被迫离开了他，1960年7月，他去白宫看他。艾森豪威尔坚信他对执政丝毫不感到疲倦。他自认身体健康，想到即将被人取而代之而颇感不快。他甚至向这位前助手示意，如果刚刚修正的宪法还允许的话，他还想第三次参加竞选。

身体健康？第三任？他还有理智吗？1960年至1969年间，他回到家中，又经受了四次新的梗塞。1968年8月16日至24日间，医生14次认为他临床死亡，因为他有14次危险的心脏纤维性颤动。他的肠部又因梗阻而动了一次手术。16块胆结石引起了剧烈的胆绞痛，结果胆囊被摘除。

一个面无血色的幽灵，最后一次考验在窥伺着他：心脏全面机能不全。1969年3月28日，他被慢慢地吞噬了。这一次，“老头儿”没能挺住。他79岁了。他筋疲力尽，慢慢死去。人为地维持他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医生们垂下了手。然而，他们之中有两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博士和丹顿·库利博士，表示了这种意思，人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前者曾首次在南非的开普敦试过心脏移植，后者也在这一领域中享有世界声誉，他是休斯顿同样有名的迈克尔·德贝基的学生，不过学生对先生恨之入骨。这两位血管外科巨人冷静地考虑为艾森豪威尔移植心脏。幸亏，死者家庭反对他们的外科杂技。有时候，医疗活动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第一部分 15.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

最近，圣保罗发生了一次普通的检疫隔离失误。不过这一次，病毒迅速扩散，脑膜炎使4000人丧生。为了控制病害，需要迅速给6000万巴西人打防疫针。世界各国的姑娘们几乎同时接受了超短裙，然后又接受了蓝布牛仔裤，这种扩散的过程颇类似传染病。因此，疾病或心血来潮以及四处扩散的传染说明，在一定的时期，人们成群地表现出脆弱或者可以随意驱遣。

在某一时期，人们自发地或有选择地倾向于拥护一种事业，这是否与一种类似的机制相呼应呢？这一点将揭穿一个秘密：其职司并非主持菊展开幕式的权势人物在一种政治体制中掌权时，常常把他的狂热传达给他带领的群众。

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美国人像心脏病患者一样行事，并且郑重其事。他的血压升高了吗？他们就焦虑不安。他爱惜自己的力量吗？他们就像他一样昏昏欲睡。冠状动脉衰弱使他大伤元气吗？他们就一蹶不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像吞噬了总统的生理代偿失调一样，也不时地出现失调：华尔街上，交易所行情下跌。

跟着来的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时代。蓬松的头发，温柔的眼睛，温文尔雅的微笑，这个波士顿的阿多尼斯跳进了挤满野心勃勃的鳄鱼的水沟。他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在司法界和电影界取得了一颗新星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成功。如果在民主党色彩的舞台上驱使角斗士搏斗，他要袪除的是什么样的魔鬼呢？人们认为，在正经地参加总统竞选之前，平均需要20年的政治成熟期。他却作为一枚青果子来了，其短浅的政治经历只有8年；与他的那些前任不同，他从未管理过州或市。他只熟悉一种美国：特权者、时髦大学和俱乐部的美国。如何理解美国毫不犹豫地跟随他呢，如果不是传染的话？

许多作者围绕着肯氏一家错误地编造了一个故事。他们添油加醋。乔，父亲，被说成是个神秘的专制君主，能够给每个儿子提供一个国家统治，而且自己还参与其事。他的母亲罗斯跟着他祈祷，心跳。在波士顿的海恩尼斯波特，他们为了自己的小圈子而吞掉了整整一个区。这是个吵吵闹闹的家庭，一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天赋极高，只有罗斯玛丽除外。她幼年患有脑运动障碍。然而，据那些神话制造者说，她竟独自一人到了华盛顿，躲在人群中，当她哥哥成为“总统先生”的时候，向他鼓掌。

事实果然与这虚假的传说相符吗？罗斯玛丽没有参与她哥哥的胜利，她少年时就进了威斯康星州的一座修道院，从此未曾离开过。他们的父亲乔生下来就很富有，是个会赚钱的好手，但仅此而已。他搞工业，搞电影，甚至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搞投机。他在罗斯福的几次竞选中都曾给予资助。他得到的奖赏是1937年当了美国驻伦敦大使。但是，他因对希特勒表示好感，对纳粹的专制主义五体投地，而于1941年被迫辞职。他伤心之余，更加陷入保守主义。不过，他很精明，注意不去影响孩子们。

在肯尼迪家，影响孩子的职责由母亲罗斯承担，她性格坚强，从不畏畏缩缩，是家族的灵魂。她从年轻时就开始记日记、做卡片，把什么都记下来。她管理、引导，由于她，而不是由于乔，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才得以爬上政治的最高轨道。

他们全家去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度假时，人们给了她这个老二一个绰号：唐璜，罗斯发现他的确对女性有一种不可遏止的诱惑力，各种年龄的女人，只要接近他，无不脉脉含情，对他大加青眼。她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用的天赋，如能正确地加以利用的话。于是，罗斯心中有了数，开始全力以赴。1952年，肯尼迪不顾席卷全美的反民主党浪潮，参加了参议院选举。马萨诸塞州是共和党最牢固的光荣之一，亨利·卡博·洛奇的领地。私下里，罗斯组织了计划外的竞选活动。她组织了33次大型茶会，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女人。她们将要把洛奇击倒在地。她们在自己的偶像周围越聚越多，1958年选举肯尼迪进了参议院。1960年，他施展他对女性的魅力，又赢得了总统选举。

这年的1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开始初选，指定夺取最后胜利的候选人。共和党领袖理查德·尼克松发起了一场古典式的运动。但是，从母亲那儿得益匪浅的约翰·肯尼迪在他弟弟的支持下，别出心裁，搞了个“女人”行动。当时负责两兄弟与报界联系的皮埃尔·塞林格后来说，将来所有希望掌权的美国人都会从中受到启发。

方法直接受到间谍技术的启发，首先是确定将要取得合作的人选，在发现了控制他们的方法之后加以利用。一群聪明的女人走遍全美国。她们在民主党全国会议上会见肯尼迪寄予希望的那些代表们。私生活，爱好，亲密的关系，都一一被探将出来，编成卡片。当肯尼迪见到他们的时候，他就能找出合适的话来，表明他个人对他们是多么感兴趣。三年来，好几个协调人在各州里根据同样的方法搜集了大量关于女选举人、有影响的男选举人的材料。这样，肯尼迪家族就有了一个惊人的机构，拥有许多人。他们所具有的暗中了解别人的倾向，造成他们力量的细节感，都得之于他们的母亲罗斯。

约翰·肯尼迪这般武装起来之后，就可以开始他在初选中的竞选活动了。这时，他才真正发现了美国的现实，它的神奇的财富和它的苦难。在西弗吉尼亚州，他第一次接触到矿工家庭，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贫困。在威斯康星州，每天16个钟头，他都在与人握手。在新罕布什尔州，他的手被别人的手指磨破出血，真是地地道道的马拉松。在华盛顿州，他的嗓子喊破了，一位演说教师转眼间就教会了他如何说话，以免重新遇到这种危险。

如果说他不费力就赢得了公众的话，特别是当人群中女人占多数的时候，他面对集团首领，并不缺少领袖的民主党领导机关的时候，任务就不那么轻松了。知识分子为阿德莱·斯蒂文森祈祷，南方人只对得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宣誓，黑人特别拥护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在他们面前，肯尼迪显得纤弱稚嫩。哈里·杜鲁门认为他太年轻，讨厌他：“他是天主教徒，但是，通过他，我害怕的不是教皇，而是他爸爸，乔老爹，那个顽固的保守派。”已故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党内仍旧炙手可热，她不能原谅这个“孩子”，如同他们全家一样，长时间地认为一心反共的参议员麦卡锡是美国的救星。不过，人人都屈服了。1960年6月2日，肯尼迪成了争夺白宫之战中的民主党的惟一候选人。

第一部分 16.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2)

针对尼克松的这场公开的激烈竞争跟以往的竞选活动一模一样。一场令人厌烦的吵闹。透过大合唱的吵闹声，冒出了嚎叫出来的词句，声音比意义更重要。那时，肯尼迪已经学会了如何把这些字叫得更响亮。艾森豪威尔把美国搞得耸肩缩项，麻木不仁，为了唤醒它，肯尼迪抛出一个被命名为“新边疆”的口号，一言以蔽之，这口号是：“必须重新使这个国家动起来。”他的对手认为，这个信条像鼓一样空空洞洞。然而，这个信条风行一时，使永远是寻找新空间的先锋的美国人高兴。“我答应给你们月亮！”肯尼迪补充说。果然，不出十年，在付出巨大的技术努力和巨大的费用之后，宇航员们踏上地球卫星的灰白色的土地。肯尼迪和尼克松举行了四次电视辩论，其激烈的程度是少见的，据民意测验者们说，这给肯尼迪带来了几百万张选票。这些选票帮了忙，选举结束时，民主党多得了10万张票。与参加选举的6900万选民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

这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他被确认为总统。

1961年1月20日，美国人毕恭毕敬地倾听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他们松了一口气。威尔逊、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的衰弱所引起的焦虑似乎被忘却了，几乎烟消云散了。他们终于有了个年轻的总统：43岁，他没有任何危险。新总统脸上的幸福传给了大众。但是，如果美国发现它被耍弄了，那种集体的、兴高采烈的满足将会如何呢？

看罗斯·肯尼迪的回忆录就会知道，她的儿子给人的那种精神焕发的运动员的形象是一个假象。在她详细制作的家庭卫生卡片上写着：“3岁前，百日咳、麻疹、水痘、猩红热；少年时代，盲肠炎、淋巴结炎、黄疸复发、慢性哮喘。”直到那时为止，尚无可担心。世界上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得这些病。肯尼迪19岁时出了一场事故，似乎更令人担心。他当时在哈佛大学读书，参加了哈佛青年队，在一次美式足球赛中，他摔得很厉害，一个脊椎间盘破裂。对他来说，体育运动的结束标志着受难的开始，终生不得摆脱。

罗斯指出，1941年，约翰·肯尼迪的背痛如何推迟了他的入伍。海军不要他。但是，珍珠港灾难发生后，它毕竟还是给了他一艘太平洋上的舰艇：PT109，一艘快艇。快艇于1943年在所罗门群岛的海面上被鱼雷击沉。当时，他背部的疼痛加剧。经过七个月的治疗，肯尼迪拄着拐杖回国了。在他的血液中，已有霍乱的根苗了。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他获得了勋章，还被当成英雄。当他认真地投身政治而于1952年开始参加参议员竞选的时候，美国还装作不知道他出色地加以控制的痛苦。他的一个亲信，凯尼·奥多奈尔说，他平时离不开拐杖，当他进入听众等待他的大厅时，就把拐杖藏在车子里，从不使用。他笔直地站在台阶上，微笑着。他结束演说时，紧握双拳，痛得闭上眼睛，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呆一个小时再睡觉。

病痛压垮了他。在与杰奎琳·李·布维埃结婚后的两年中，他实际上是躺着过日子的。他听说可以做手术，在受伤的脊柱间换一个人造椎间盘，他接受了治疗，1954年10月进了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医院。那真是一场灾难。手术引起了突然的代偿失调。他的左右认为，他的状况令人绝望，该给他行临终涂油礼了。四个月后，发生了严重的葡萄球菌感染，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人们又认为该给他做临终圣事了。他艰难地恢复过来了。杰奎琳·肯尼迪眼看自己要当寡妇了，在他在棕榈滩长期疗养期间，精心地照料他。

从1955年开始，在肯尼迪家的圈子里，无人再谈论他的健康了。实行消息封锁。不过，医生们注意到手术过程中的代偿失调和不正常的感染。他们知道，这种并发症常常反映出一种器官的自卫机制衰弱。隐蔽的病？一次秘密的调查揭开了障碍的原因。

1948年，在一次周游世界的旅行中，肯尼迪被紧急送进太平洋上的冲绳岛美军医院。人们急忙把他转往波士顿他家附近的莱黑医院。开始时，给他治疗的是伯太尔斯博士；后来他又进了庇特·本特·布莱翰医院，接受世界有名的肾上专家乔治·魏德迈·索恩博士的治疗。

肾上腺囊罩住肾脏，正常地向血液中输送激素，主要是肾上腺素，氢可的松，皮质硬脂酮。这种流动调节血压，刺激心脏的效能，对血管产生一种收缩作用。它控制血液中的酸碱平衡，掌管糖、脂肪、蛋白质的新陈代谢，保证对各种感染、创伤、应激的抵抗力。它起着极端重要的生理作用。如果这种自然的化学流枯竭了，得不到治疗，在逐渐的衰弱或恶病质之后，就会引起死亡。这种病叫“青铜色皮病”或阿狄森病，因为英国医生托马斯·阿狄森于1955年首次描述了这种病。

阿狄森注意到这种病的患者总是皮肤发硬，呈现棕色。这说明脑垂体活动加强，暂时地补偿了肾上腺的衰弱。这种现象被称做黑肤症，使皮肤呈板岩状的深棕色。据阿狄森说，这种病起因于结核引起的肾上腺囊彻底破坏。英美的研究者们承认结核杆菌对这种病的影响，他们也证明，肾上腺囊的机能萎缩也能引起障碍，这种情况占一半。

直到1950年，人们对阿狄森病还无可奈何。这一年，人们发现了工业化生产可的松的化学方法。这是个根本的成功。医学上广为利用，有时甚至滥用这种灵丹妙药。肯尼迪病中大受其益，因为潜伏了很久的病果然是阿狄森病，因此，他虽未晒太阳，皮肤仍呈棕色。他的痉挛、低血压、低沉而微弱的心音、隐约的腹痛、经常的疲倦、消瘦，也都得到了解释。如果他早罹此病的话，他就完了。他赖以生存的激素自身已不能产生。他每天早晨，白天，都要吞食这种制成药丸的激素。像一个糖尿病患者不能忘记他的胰岛素一样，肯尼迪也不得不无限期地接受这种治疗，当心用量过度或不足。他得经常带着指示路上出事时的注意事项的材料。突然的代偿失调和手术中出现的感染证实了疾病的存在：尽管有可的松，肾上腺功能障碍仍然很严重，影响了整个机体。

约翰·肯尼迪并非不知道疾病的严重。他心中不安。他不是害怕其后遗症，他知道他得到了良好的治疗，而是害怕人们知道他的生命依赖化学药物。他害怕公众的反应，如果病情传播开来的话，疾病的性质展示了一幅死亡的图画，其原因会令人手足无措。因此，他禁止左右的人说出病的名称，他嘱咐他们说：“如果有人追问你们，你们就说是肾上腺功能不足，用口服药就可补偿。”

皮埃尔·塞林格一直这样重复着，直到1975年在巴黎，他才向我们证实，确是阿狄森病。但是，西奥多·C·索伦森，未来总统的发言人，却在肯尼迪死后不久泄露真相。
第一部分 17.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3)

“如果说他从不叫痛的话，那是因为他在全国各地走动的时候，服用和带着比一个诊疗所备用的还要多的药物。这种内分泌功能减退引起人们对他的健康状况散出种种流言，这是他多年内的一大苦恼。由于我在联系新闻记者和医生上所起的作用和我过于有利的位置，我知道约翰执意要公众不认为他身体过于不适、不能应付竞选运动的疲劳和总统职务的重担，或他一旦被选上，会在第一个任期内死去。除了他的脊柱手术外，他任何一次住院，不管什么原因，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原因，都不公布于众，这使我不得不想出各种方法取消或推迟一些他得讲话的会议。这是我最讨厌的任务之一。”

在总统竞选的过程中，肯尼迪成功地欺骗了人们，甚至掩盖了复发的背痛。背痛常常使他不得不在一天的活动当中进入某个汽车旅馆，脱下金属背心，洗个热水澡，松弛一下。1961年，他发表就职演说时，一反常态，表现出一个担负着最高职责的严重病人的样子。

什么？有好的帮手，一个有病的总统难道不能领导吗？约翰·肯尼迪难道不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吗？许多人认为他是杰出的。有些人跟着皮埃尔·塞林格这样说。后者的位置使他能很好地衡量这位波士顿人给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带来的重大变化。他写道：“有了肯尼迪，长久以来第一次，政治又恢复了尊严。他曾是位带来希望的人。他理解公众舆论的性质及其对权力所具有的限制。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必须比舆论先行一步。他懂得总统职位可以成为一种教育的工具。”

显然，肯尼迪在白宫打上了他的短暂停留的印记。他顶了尼基塔·赫鲁晓夫，迫使他撤回秘密安置在古巴的导弹，这些导弹显然是针对美国的，被他的间谍飞机发现。他同样在经济上支持了希望独立于共产主义体系的欧洲国家，一面又加强了美国的中立。他并未低估他在发生核冲突时的严重责任：“我知道数字。一天之内，欧洲要死1亿人，这里要死8000万人。一场这样的战争可以毁灭人类。”

然而，他也错过了与中国展开联系的机会。无疑，中国还处于莫斯科的轨道上，并未准备与美国接近。最后，他还犯有两个严重的错误：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一小批古巴流亡者在猪湾登陆；使越南战争扩大，尽管他知道，他不能替与美国人一起战斗的越南人打赢这场战争，因为他已考虑撤离他的部队。

谁能判明这两个错误不是他的疾病的不自觉的后果，不是他的治疗的后果呢？人们知道阿狄森病会产生什么后果，可的松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所有的专家都承认，阿狄森病的临床形态中通常都出现心理障碍，有时还伴有精神障碍。肯尼迪当参议员的时候，多次找乔治·魏德迈·索恩看过病，据他说，阿狄森病患者表现出冷漠或执拗的占84%，表现出抑郁或变得易怒者占48%。瑞士精神病医生威尔内·斯多尔教授也证实，他们常常表现出肌肉极度衰弱，感到多种功能不全，记忆力发生障碍，睡眠失调。总之，这些专家说，阿狄森病引起大脑障碍，有精神分裂和出现幻觉的倾向。因此，各种治疗都应该包括精神病科的治疗。

同样，长期使用可的松，常常产生肉体上和心理上的副作用，使肌肉萎缩，容易引起皮肤感染、肥胖症、骨骼缺少矿物质，有时还引起消化器官穿孔，造成出血。精神上的障碍也同样严重。美国和瑞士的医生认为，可的松起了产生幻觉的毒品的作用，乃至于在他们的医院中，可的松被称为“富人的鸦片”。

这些评论说明，全世界每百万人中有四个得的这种阿狄森病并不被认为是良性的病症。当这些评论集中到一个执行国家元首使命的人身上的时候，就令人不寒而栗了。

在这一点上，肯尼迪效法许多权力人物，也忍受不了长期的治疗。他的私人医生珍妮特·特莱威尔夫人1961年暗示，他并不总是按照医嘱行事。例如，他不告诉左右就使用苯丙胺，说是可以提神，纽约医生麦克斯·雅可布森偷偷地给他打针，后来，他被剥夺了行医的权利。

肯尼迪并非不知道他的生命在迅速地消耗着。也许他已感到有一种危险威胁着他。这是他给以赛亚·伯林先生的印象，此人是马萨诸塞州剑桥大学的教授，福特公司的研究员，1963年10月26日在白宫进晚餐。晚餐中有甲鱼汤，用香槟浸过的炸龙虾。在饭桌上，肯尼迪不停地谈论他的父亲，以至于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在心理上一直受他的控制。

无疑，那天晚上他泄露了他的行为的关键。有两种动机推动他投入总统竞选。并缩短到达白宫的时间。首先，是一种针对自己的速决战。因为他知道自己受到疾病的影响。特别是，他想给肯尼迪家的纹章重新涂上金色，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乔以为纳粹会得势而作了错误的选择，使家庭的纹章黯然失色。

他那时的确是东奔西窜，急不可耐。他不断地催促忠于他的人们，从不让他们休息。他们总是抛开家庭，跟着他东跑西奔。这说明了为什么在竞选后期，不少人弃他而走。他们并不遗憾，他们帮助他原是出于志愿。像他一样，他们发现，权力是一剂春药。

谁也不知道，这种对统治的崇拜会把他推向何种极端，也不知道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国内，对于他强制推行的狂热的生活节奏，金融家们不是开始怀疑他所选择的经济道路了吗？在国际上，尽管他的“白牙”政治发出微笑，他不是也唤醒了冷战的萌芽吗？在欧洲，他看到它成为美国的前沿堡垒，他初期激起的热情慢慢在消失。人们在怀疑。

1963年11月22日，在他就任总统第34个月的时候，他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该州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故乡。在车中，他坐在妻子杰奎琳身边，面对着州长约翰·B·康纳利，他很早就知道疾病损坏了肯尼迪的健康，预言他将在体力上不能担负权力的重任，并试图使他1960年的竞选运动归于失败。人群聚集在路旁，在一座仓库的楼上，一个狂热的年轻人，李·哈维·奥斯瓦德，平静地将他的意大利式卡宾枪装上子弹。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没能走得更远。

第一部分 18.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

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尼

内维尔·张伯伦

爱德华·达拉第

莫里斯·甘默林将军

美国现在有1700万18岁到21岁的青年，占选民总数的11%。然而他们之中有92%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经济危机在82%的人当中不能引起任何反响，而62%的青年说不出1941年在珍珠港发生了什么事，56%对朝鲜战争一无所知，40%根本不知道肯尼迪被暗杀身亡。十个里面有三个甚至已经忘记了1969年7月是一个叫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美国人第一个登上月球。这是1976年5月的民意测验的结果。人们于是明白了为什么美国政界的斫轮老手尽量少引证过去。对许多选民来说，他们讲的似乎是巴塔哥尼亚语或斯瓦希里语，一种陌生的语言。

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欧洲大陆，这块土地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残酷的蹂躏。这一空前的血泪交迸的人间悲剧，弄得废墟处处。这次战争的受害者共有4000万人，其中3700万人在欧洲。1200万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哲学和不同信仰的人在法西斯集中营内被枪杀、吊死，被毒气窒息或被烧死。从恐怖中侥幸逃生的人，他们的心灵与肉体中还带着“黑色秩序”暴行的后果，没有忘记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们之后的年轻人低估或否定有关那一时代的说法，虽然那一时代并不十分久远。这一点，在法国，墙上那些横涂竖抹的黑字“警察就是党卫队”就是证明。青年示威者与警察队伍发生冲突，把他们比做那些狂暴的杀人犯，虽然他们对后者的滔天罪行一无所知。实际上，这种比喻的轻率反映了希特勒主义已经不能再占据人们的思想，它不再使人愤怒了。即使是最可怕的罪行，随着时间的过去，也在不断地被人遗忘，人们似乎依此作为他们进化的代价。

历史学家却敏捷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绕过将国家秘密维护了50年的过时法律，提早发掘了恶魔的邪鬼，阿道夫·希特勒和本尼托·墨索里尼因为打开了地狱而犯的罪行的证据和材料。他们的研究同样使那些懦夫，那些胆小鬼和草包无地自容，他们本来可以但却没能及时控制灾祸的发生。对于深入认识这一可悲的闹剧的主角们，医学本身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两个打着种族旗号播种死亡的法西斯暴君并不真正属于某一种健康血型，血脓既侵蚀着他们的血管也侵蚀着他们的精神。某些执掌权力的人，虽然他们拥有足够的手段和时间来阻止形势的急转直下，却在两暴君面前后退了。他们之中有两个名声显赫之人，两个病夫，他们的病无疑也是他们没能经受考验的原因，他们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军队的首领莫斯·甘默林将军。他们都了解各自身上使他们的能力不断削弱的疾病，但他们依然抓住主要职责不放，虽然他们已经无法正确地行使这些职责。对他们之所以屈服作出解释，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世界为他们的不负责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回到1939年，这一年世界失去平衡。法国把它的命运交付给爱德华·达拉第。达拉第55岁，一年以前就任总理。他又短又粗，背阔肩宽，低沉的声音里带着沃克吕兹的口音，沃克吕兹以盛产新鲜蔬菜瓜果闻名。他的父亲是卡彭特拉的面包商，培养他正直和一丝不苟的思想作风。他很早就开始了工作以便支付他的学习费用。在里昂他是爱德华·埃里奥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政治信仰者。他通过了历史教师学衔考试。积20年激进主义的活动经验，他熟谙公众事务，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鼓励小额储蓄，从来不盲目地投身于新潮流。他17次出任部长，经常是在国防部，他使达官显贵们感到放心。他已经任过第三共和国的两届总理。在此艰难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谁能是更好的舵手呢？希特勒有了对话者。由于他的作风，他的固执和他突发的攻击，人们不是称达拉第为“沃克吕兹的公牛”吗？

这是所谓的传说。而他的敌人丝毫不隐瞒地说这头公牛却长了一对蜗牛角。无精打采，迷迷糊糊，宿命论者，容易冲动，这些字眼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评论家的评论中。还缺少一个词：无能。的确，这是一位危险的政治家。他对军人怀着一种恐惧的信任。

四年以来他对莫里斯·甘默林将军关怀备至，后者在1939年67岁。此人既矮又瘦，举止讨人喜欢，很会恭维别人。据说他是法国第一个战略家。1914年获得成功的马恩战役的作战计划，那是他在若弗尔元帅的指导下制定的。他继承了若弗尔元帅的理论、才能和经验。这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头脑清晰敏锐，1935年当了参谋长。他有一件秘密武器：离群索居。“一名高级军官应该避开细节问题，”他说，“否则负责人如何能逐渐成熟呢？”达拉第总理被他征服，对他言听计从，而法国则亦步亦趋。

然而，那些因为公务能够敲开他的家门的人却恐惧地颤抖了。他们透过外表似乎看见了另外一个人。甘默林似乎丧失了想像力和意志。他还知道行动意味着什么吗？那些军人不禁自问。他们说他好像一匹僵硬的海马。

第二个声名显赫的人在伦敦：阿瑟·内维尔·张伯伦。他在1939年70岁，两年以前当了首相。他的任职太晚了，并且似乎没有得到解释，他的前任是颇有性格的斯坦利·鲍德温。张伯伦身材高大，性格古板忧郁，他等待了25年之后才手里拿着伞出现在报纸上。在伯明翰，此地从1876年起就是他的家族的选举世袭领地，虽然内维尔生下来的时候嘴里含着金勺子，就是说生来走运，人们却没把他看成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他既比不上他的父亲约瑟夫，也比不上他的哥哥奥斯丁。他们两人都一帆风顺，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在政界。而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灰色的，一切都来得很慢。他当过卫生部长、社会事务部长，甚至财政部长，但他的形象没有感染公众。走在街上，没人注意他，他于是埋头于他的文件，他是一个不辞劳苦、勤奋的人。

第一部分 19.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

在各个部机关的走廊上，人们议论他是躁郁症患者，然而没有谵妄，议论他是一个过于严肃爱教训别人的摩尼教徒。他反对战争，鼓吹虚幻的全面裁军。他不喜欢集体协议，孤立主义对他更为合适。可是1937年，一切都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平衡。张伯伦狂热起来，他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使他自以为是救世主和反战的斗士。也许是这个原因使他被任命为国家的领导，谁知道呢？

搞政治如同体育比赛一样，了解对手是最重要的。而1939年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张伯伦、达拉第和甘默林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反应全然不知。当然他们了解希特勒极会表演，他有操纵群众的本领，他能做令人吃惊的性格表演，由愤怒而轻蔑，而谩骂或傲慢无礼，甚至产生幻觉的冲动，涕泗滂沱，兴奋至极。他对讲话是否符合事实全然不放在心上，只追求对听众产生的一时的效果。他的下巴好像要咬碎一切，而只要看看他的靴子，人们同样可以看到他要把一切踩在脚下。

人们还说他是近视眼，但因为对此感到羞耻而拒绝使用眼镜，他要求人们在一台特殊的机器上用大字打他看的东西。他经过14年的密谋，在1934年取得政权，有关他的生活的传闻很多。他讨厌坐办公室，宁愿相信直觉而不去研究，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起床很晚，中午召开一次人数众多的汇报会，然后在下午2点吃一顿简单的午饭。他有睡午觉的习惯，大量地吃糖，每天例行地会见过客人之后用晚饭，随后一直高谈阔论到早晨三四点钟。他既不打猎也不钓鱼，既不游泳也不运动，默默笼罩着一片令人烦闷的气息。但只凭这些杂乱无章的说法还不能真正地对他的行为作出判断。

直到1943年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才完成了对元首精神病面貌的刻画，美国政府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弄懂第三帝国的首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可能反应并对这些反应提前作出估计。精神病分析专家沃尔特·兰格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发现希特勒有恐癌症。因为他母亲死于乳腺癌，所以他对这种病比什么都害怕。他觉得胃部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自1935年以来他不敢大吃大喝的原因。接着他又觉得嗓子受到了威胁。柏林有名的专家冯·艾希肯教授给他动了手术，割下了块息肉，这块息肉使他失音。兰格还特别指出希特勒是癔病患者，他总是怀疑自己，否定所有前人的榜样，总之他无法从事任何需要智力的职业。他有一种潜在的同性恋倾向。1918年，当他拒绝承认德国战败的时候，他的短时间的失明可以从医学角度证明他的癔病。心理与智力之间的矛盾被他以一种不稳定的意志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巨大力量表现得清清楚楚。

他的怀疑和恐惧集中到犹太人和第三帝国的邻国身上，他们成了替罪羊。他对传统医学的畏惧使他被江湖术士所包围，他只接受惯用邪术的提奥多·莫雷尔博士，后者给他灌满了肠菌簇并让他吃素以便消除他所说的“先天缺少细菌覆盖的状况”，这真是一个大笑话。只有效力很广、发现于1948年的抗菌素才能暂时引起这一现象。希特勒对医学及其作用的恐惧还表现在他的一个丧失理智的决定上，他禁止他的部队进行预防破伤风的接种，结果这种古老的、在别处已被控制的疾病引起了大量死亡。在这个癔病患者的影响下，第三帝国也如同着了魔，变得歇斯底里起来。铁蹄已经准备愉快地踏上欧洲的道路，他的狂妄自大的野心将要同时发出怒吼。

这就是张伯伦、甘默林和达拉第1939年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别的迹象，他们能够看到的政治迹象本来应该引起他们的警觉。希特勒成为元首后，便着手准备实现他的罪恶计划。每年都有出人意料的事情，每每出现在星期六，因为他知道每逢周末，伦敦和巴黎的政府便中断了工作去乡间休息。他于1935年初就在德国恢复了义务兵役制，这是帝国对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的第一次打击。他于1936年重占莱茵兰，1937年建立罗马—柏林轴心，1938年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然后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变为他的保护领地，两次吞并梅梅尔，和斯大林在1939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把格但斯克划入帝国版图。疯狂的扩张。每次，只要运用警察就能阻止希特勒，也许能够挫败刚刚诞生的还缺乏军事和物质手段的法西斯。这一点，只有为数不多的英国人其中包括丘吉尔懂得，而盲目的盟国方面一再推迟力量较量，他们不承认希特勒病态的贪欲。

希特勒日益骄横，在他的庇护下，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事业在意大利获得巨大发展。法西斯主义是他于1919年创造的，所以他比那位奥地利人更早地信仰了法西斯主义。他从1922年起就驾驭了意大利。1939年正当他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候，他56岁。果然名不虚传，他表现出一种自我表现的歇斯底里。这个滑稽可笑的暴君把罗马的威尼斯广场变成他的大剧场，他在阳台上大肆自我卖弄。他为未来的军人留影，剃光了头，扬着下巴，转动着一双怒目，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他的性格基础是由渴望行动、喜欢暴力和成功的野心组成的。他驾驶赛车和飞机，他光着上身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他自己并且还强迫他的部长参加越野赛跑。但透过这种种外表，他心里隐藏着一个对孤立的巨大恐惧。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很容易泄气。
第一部分 20.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

他是否感觉到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像希特勒主宰德国人那样地征服了意大利人？这个语言丰富多彩的论战家，这个讲话简捷富于形象的优秀演说家，倒像是为了让那些被他的人集合起来的人海开心。但是意大利仍然很固执，除了那些动听的言词和马戏一样的表演之外，它并没有真正听人摆弄。它从幅员广大的帝国开始，已久经沧桑。宣传总归是宣传，墨索里尼政权的经济成果——小麦收获和彭丹沼泽的治理——微乎其微。领袖想继续欺骗它，于是又把它推上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艰苦道路，希望在地中海沿岸能恢复几分昔日的威风。实际上他使兵力分散，并耗尽了他强行获得的为数不多的贷款。除了季节变换他容易患黄疸和伤风之外，除了胃溃疡自1924年使他严守饮食制度外，还有什么病使他的行为和有幻觉的人一样呢？

几名意大利、瑞士和荷兰的医生知道他有神经梅毒。

墨索里尼所沾染的性病大概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正在阿尔卑斯山猎步兵中服役，是和拉赛尔·吉蒂同居的很久之前，他和她最终正式结婚是1925年。当他从弗波波里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在艾米利亚的瓜尔蒂里当小学教师的时候，似乎已在请人治病了。此后不久，因为鼓吹社会主义的活动被通缉，他于是躲到瑞士，在那儿临时当了泥水匠直到1908年。在日内瓦的皮肤医学院的联合诊所里，人们听到过对这位有名的唐璜的疾病及医疗档案的谈论。

在青霉素发现之前，治疗梅毒需要很长时间并且效果没有把握。为了消灭引起传染的因素，即螺旋体，人们求助于注射以汞和砷为基本成份的以及含铋的药剂。对此种病的首次进攻长达四年之久，包含有许多并发症的可能。汞和砷有时会引起严重问题，最轻微的是红皮病。但是如果人们低估了这些皮肤病的严重性，由此而引起的后果会影响全身。不间断地应用铋和汞，久而久之会引起牙龈疼痛，唾液过多，有时会引起肾炎，因此在每个疗程之前必须反复检查尿中所含有的蛋白。此病经常复发，每次都会造成更大的潜在的危害，最终导致所谓第三期梅毒。

又是瑞士的日内瓦，墨索里尼在1930年国际联盟的一次会议上忽觉不适。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他在经过洒尔佛散的一个新疗程之后表现了赫克斯海默反应，洒尔佛散是一种含汞的抗梅毒的传统药物。不管用什么药，治疗初期都要出现梅毒病变突然和暂时加剧并伴有高烧和经常昏迷，结果神经梅毒的症状严重。就墨索里尼的症状而言，这种情形表明他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或者他对医生的警告曾掉以轻心。人们肯定为此警告过他，让他认真服药。阿姆斯特丹的麦罗博士看到了领袖的旧病复发。他作为荷兰在国际联盟麻醉品委员会的代表，报道了他所亲眼目睹的这一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

希特勒本人也对他的冒险事业的伙伴身体是否有病表示担忧。他让自己的医生莫雷尔去证实。但这工作并不容易。必须取血和对脑脊髓液穿刺，因为领袖身上的梅毒开始侵蚀大脑和脊髓，这就要求意大利的元首甘心情愿地接受检查。然而墨索里尼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干预，莫雷尔博士无奈只好放弃。

1939年夏末，元首还在为别的事情操心。虽然他知道有引起全面战争的危险，他还是决定空袭波兰。他并非不知道波兰和两个强大的盟国，法国和英国，保持着友谊，甚至法、波之间还有一个互助条约。进攻波兰，希特勒便使英国和法国被迫参战。不过，他曾用四年的时间来衡量他们，虽然并没有借助于心理分析。他只不过估量了一下他们头领的软弱以及他们的政治平庸。果然，张伯伦目瞪口呆，达拉第窘迫无措，甘默林垂头丧气。

下面的事情证明了元首看法的正确性，它发人深省。上一年，一场严重的危机使希特勒和同盟国对立起来。那是1938年9月。帝国的主人成功地并吞了奥地利之后要求捷克斯洛伐克自动放弃苏台德。显然这是引起冲突的酵母。法国和英国可以动员起来将希特勒摧垮，它们拥有这种能力。但希特勒预见到达拉第和张伯伦会犹豫不决。他们的态度超出了他的希望，他们主动到慕尼黑来拜伏在他的脚下，他们在他及墨索里尼面前，为了所谓和平而卑躬屈膝。交易的结果是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放弃这块希特勒所觊觎的土地。除了这个可悲的决定使希特勒强化了他的霸权主义扩张之外，这次会议召开的环境也使人不能忍受。

实际上是内维尔·张伯伦自己要求进行这次屈辱的会见的，事先他既没有征得内阁也没有征得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勋爵更没有征得英国议会的同意。他通过私人电报打往柏林，急切地要求这次会见。他在9月19日写给姐姐的信里说：“我就这样发了一个决定性的电报，第二天早晨我才把我的行动通知内阁。”希特勒不理解像他这样年纪的人为什么愿意前来，曾建议亲自去伦敦，但张伯伦坚持要去。他又向姐姐解释道：“他放弃了可能使我感到不快的计划，否则我这一着便失去了它所有的戏剧力量。”

第一部分 21.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

的确是戏剧性的一着，然而却打在和平事业上，打在人们身上。张伯伦的老年性冲动使英国的外交战略陷入停顿，也加剧了欧洲压力的不平衡。与英国首相相反，外交部以及英国的许多议员在丘吉尔和艾登的带领下却希望尽快对希特勒采取军事行动。斯大林后来对丘吉尔说过他曾空等一场。如果西欧能对希特勒的阴谋进行抵抗的话，斯大林说，苏联无论如何不会在1939年和德国签订协定，苏联甚至可能和英国达成一项协定，我们之所以转向德国，因为德国在我们的边境过于活跃了。但是“如果”并不等于政治。张伯伦十余年以来一直萎靡不振，现在忽然大发幻觉，他的一番胡言乱语解放了希特勒的手脚，加速了灾难的到来。

同时，1939年9月，刚刚对德国宣战之后，世界上所有有头脑的战术家都认为法国军队肯定会毫不迟延地渡过莱茵河直扑柏林，并且最近的法波条约已经规定了这一行动，条约说：“在总动员的15天之内。”军事情报证明纳粹不足道的抵抗，它既缺少装备又兵员不足。从此之后，它所赢得的每一个喘息都会增强它的力量，而甘默林给了它这一时间。在这一点上，同样，如果法国将军当时没有莫名其妙地一拖再拖，事情的面貌将是另外的样子。但是，“如果”不等于历史。1938年和1939年一样，执掌政权的是张伯伦、达拉第和甘默林。因为他们，世人认清了希特勒的真面目。

过去，是他们自己的真面目使人一目了然。在伦敦，张伯伦毫不隐瞒他与时代难以协调。他为了证明自己厌恶战争而把英国军事力量限制在最低水平上，这种现象长达两年。今天战争来临了。国家和丘吉尔及艾登一起同他算账。他吞吞吐吐。他想求助于美国，但美国正陷入孤立主义的包围之中。他的部长议员对他骂不绝口。他于是像一个精神盲目病患者，对批评警告无动于衷，成为更为顽固的摩尼教徒，他的内部世界倾倒了。

他没有估计到事情会发展得那样快，人们还守着秘密。当他1940年去职的时候，人们把他送进医院。7月的一次手术检查表明他患有结肠癌。他死于1940年9月，死时确信英国将受到德国军队的入侵。

肠癌不是两三天就能形成的，当病人经常是通过出血知道的时候，它已经至少存在两三年了。张伯伦的肠癌在1940年7月被断定无法进行手术治疗。人们经常发现的不是初期的癌，而是已经转移了的癌，其中某些到了脑部，在那里形成栓塞，正像严重的动脉硬化所产生的阿尔瓦莱兹病引起的栓塞一样。它们将会影响运动和感觉功能，打乱人的行为。不管这种癌的表现形式如何，张伯伦早已经知道他的病，1939年慕尼黑会议以前，战争尚未爆发的时候，甚至也许在他于1937年被任命为首相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当时他的部长们指出他有某些变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公民的荣誉，如果这句话对政治家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他就应该及时引退。

在巴黎，战争一开始，达拉第也同样证明他在危急关头不适宜担任总理。这头乡村公牛寻找篱笆的保护，为了溜走而寻求栅栏。他对运动战的发展一窍不通。他对那些为了拯救法国而向他献计献策的人们置之不理。他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那些政治心理专家，他们对他没有看错。

诚然，他们认为达拉第不乏敏锐和利用直觉作出判断的能力，但他的决定都经过了漫长艰苦的过程。那些杰出的国家元首都能做出突然的决定，他们久经考验，不受外界骚乱的影响，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怎么能同他们一样呢？他让德国哲学家歌特弗利德·莱布尼茨所说的“细微的感觉”在他的身上起作用。因为他智力缺乏灵活性，他便等着通过一种隐秘的不断的工作让那些“细微的感觉”把他引向行动。这是丧失意志、精神不健全的人的做法。并且在此期间，只要他没有对周围的人的压力作出让步，他便朝令夕改。他怎么能在别人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呢？他不能。他的政策总是由于有矛盾的力量而难以保持一贯性，但是他用手段掩盖他政策的改变。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慕尼黑代表法国讲话，就是他应该挫败希特勒。
第一部分 22.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

法国议会本身也很软弱，既然把权力都给了他也只好依靠他。他身不由己地成为大权独揽的人，但他没有野心，虽然他权力无限，他却必须强迫自己使用全力，这时战争已经开始了。他内心缺乏热情，他没有计划。他自己缺乏意志，他认为这一点人人有目共睹。他不安，胆怯，重视自己的权威，却又多疑，寡言，他既没有独立的智慧又没有独立的性格，自然他对那些了解不深的人不敢轻易相信，因此他的亲信，虽然人数有限，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钟爱甘默林的原因。当人们把等待中的八个月称为“奇怪的战争”的原因渐渐明确起来的时候，法国军队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在他们的阵地上过着假日野外露营一般的生活。这八个月大大帮助了希特勒，而对法国来说却是致命的。

榜样不是来自上面吗？1939年9月，法国军队的领导人甘默林将军在干什么？他跑到巴黎郊外万森的堡垒里躲了起来，把那儿变成了他的指挥部。希望来听取指示却空手而回的戴高乐将军说那是一座“修道院”，因为最高统帅在为数不多的军官的包围下沉思着，那些军官都是精心挑选的，他们喜欢沉默。最高统帅的皮鞋擦得光可照人，无所事事。他没有电台，没有电传机，甚至没有信鸽以便和那些按着他的意志留在一动不动的前线的下属取得联系。他讨厌这类快速的联络工具，他只相信电话。没有军用电话，而是民用线路。当希特勒发起战斗，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他的命令要48小时才能到达命令接收人。

他从1935年起建立了这样一支一潭死水般的部队，部队不应该打乱他的习惯。那些经过重重困难得以接近他的人发现他的话和他的行动令人惊奇地漏洞百出。他的身体看起来不很好，但只要一开口，他便再也闭不上嘴。那些语言跟不上思想的人便有时会这样。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智力缺乏连贯。综合、明白、准确，对他来说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不断地自相矛盾，记忆中出现空白，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断了电路。那几名可以接近他的医生很快就指出他的智力严重的代偿失调。

他被一种憎恨折磨着，这就是法国军队的前任首脑菲利甫·贝当。每当他起草任何一个有关元帅的文件，他都要把元帅这两个字放在引号里，似乎他否定后者带有这一头衔的权力。虽然他与他在战略上观点一致，但他仍瞧不起他。坦克车使他高兴，同样也使贝当高兴，但75大炮可以挡住它们。峡谷和阿登森林足以阻止它们前进，他说。真正的力量是战壕中的士兵，他曾经这样写道。他搞错了时代，他还以为是1914年，因为他始终留恋过去。当达拉第询问他的意见时，他的无能已经非常明显，以至于总理的军事办公室主任德康将军对外交官乔治·博内抱怨说：“无法获得一个明确的答复。在他送来的报告中只有同意、反对，黑和白，从来也没有坚定的观点。”甘默林不能再控制他的思想了，他患有某种精神分裂症。他之所以继续留在指挥部里，那是多亏了达拉第的缘故。但他的保护者任政府首脑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1940年3月14日，法国议会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批评政府首脑在德国面前的军事被动以及外交的无所作为，因为俄国刚刚侵入芬兰。达拉第透露如果不是英国的反对，他肯定已经向苏联宣战了。甘默林甚至准备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以夺取高加索的石油，这样就能把苏联巨人窒息。即使事情已经过去，这两个领导人，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竟然糊涂若此，使人不寒而栗。3月30日，法国议会决定把达拉第解职。已经太晚了。他的后继者保罗·雷诺无法扭转一个难以控制的局势。

新总理立刻遭遇了甘默林。他们的第一次谈话很是有趣，虽然它预示着不幸：

“军队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总理先生。”

“它能干些什么？”

“干不了什么，总理先生。”

对卷入总是怕得要命。保罗·雷诺受不了这种态度，也受不了这位将军。他生气地说：“这是位省长，是位大主教！但绝对不是一个司令官！”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铺天盖地而来，侵占了法国。他们的坦克从阿登通过，无论是森林峡谷还是75大炮都没能阻止他们前进。甘默林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根本没有进行反击。他怎么能呢？他把很大一部分队伍送进了虎口，派往北方的安特卫普，目的是为了支援比利时和荷兰的军队。这次调动是他的重大错误之一，因为他破坏了整个东北战线的稳定。

丘吉尔不满地抱怨道：“甘默林在长达800公里的战线上没有准备任何战略后备军！”联络的可悲状况造成一场灾难。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军队的首领就下令电台保持沉默，他只用民用电话，没有任何安全可言。从1940年5月16日开始，德国的侦察兵开始剪断空中的电话线，从此甘默林与前线军官的联系被迫切断了。谁应该首先受到谴责呢？是他，最高统帅，他应该负责。他一动没动地等着这种状况的到来。

第一部分 23.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

这表明他的智力衰退、他的判断错误以及他日趋严重的记忆混乱，使他比以往更加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他正在进行的，确切地说，和他没有进行的战争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到最后才将空军投入战斗的原因，因为他连飞机也觉得靠不住了。他陷入了一种麻木，默想着他的失败。最后当他于1940年5月19日被解职的时候，他以法国人和基督徒的良心认为他没有什么可被指责的地方。

有人说他是被出卖给了德国人，这些人是受了表面现象的迷惑。在这一点上，人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医疗档案中知道他行为的秘密。像墨索里尼一样，甘默林将军也是神经梅毒的受害者。

或许他也同样受着类似阿尔瓦莱兹病的全身血管硬化的影响，脑部接连不断地出现微量出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智力衰退，分析力减弱，叙述问题啰嗦，拐弯抹角，只注意枝节以及他判断力的丧失，估计错误，需要求助于贝当的保护，虽然他还同时批评贝当，最后还有记忆的混乱。然而有一件事实是可以肯定的，他是在1958年死于麻痹性痴呆，这一神经梅毒的最后阶段。

病是1930年以前传染上的。甘默林将军在巴黎的瓦尔德格拉斯军事医院的神经精神病科住院治疗。开始医生们用常用的药物治疗，因为当时还没发现抗菌素，这些常用药物是汞、砷、铋，但是科学没能控制病状，神经纤维受到影响，引起潜伏性梅毒脑膜炎，即大脑及脑膜发炎。

像许多被现代医学所拥有的巨大的化学药品库控制和消灭在萌芽状态中的疾病一样，神经梅毒及其后果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多年以来，自从青霉素广泛应用之后，并且由于没有患者，人们已经不在阶梯教室里向学生们谈这些危险的病例了。但是在上一世纪末期以及我们这一世纪的头几年，这种病是引起幻觉的主要原因。

像甘默林这样的病人表现出晚期严重的神经损伤，伴有一系列的精神病症状。例如行动反常，紧张度丧失，不负责任，性格变化，欣快症，怪癖，有时会出现过度活跃，但总有一种躁郁—自大狂谵妄，还有批评精神的丧失，行为严重的不和谐等等。概括这一切，医生称之为“麻痹性痴呆”，虽然神经梅毒患者依然行动自如。这种病有三种迹象，并且人人可以看到：病人面部没有表情，语言混乱，四肢颤抖难以控制。这些迹象表明大脑存在混乱，主要是存在于大脑正面，伴有脑室扩张。经过几年的演变，麻痹性痴呆可以致死。

证明神经梅毒习惯上的症状之一是病人的眼睛。病人虽然依然保留着调节和会聚反应，但是瞳孔经常是收缩的，这种收缩反映了虹膜的神经支配紊乱。病人的瞳孔对光线不能再作出反应。另外两种反应，踝和踵的腱反应亦不复存在，表明病势扩大。1932年，甘默林将军的麻痹性痴呆有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危险，例如偏瘫，耳聋，心脏受损，肝、胃和肺部受损。于是那一年以及1933年，医生们为了控制这种病，决定使用当时的一种新武器，即使病人受染疟原虫，也就是发热疗法。我们曾经就此询问过甘默林住过的瓦尔德格拉斯军事医院的医生。

1930年首先提出用人工控制的疟疾来治疗麻痹性痴呆的是维也纳的一名奥地利研究人员，瓦格纳·冯·约莱格博士。他同别的学者一样，已经注意到有梅毒病的疟疾患者很少有人得麻痹性痴呆。发热疗法似乎是通过热冲突而起作用。

冯·约莱格说，“应该应用间日疟原虫，而绝对不要用恶性疟疾因子。”瓦尔德格拉斯军事医院的医生从一个疟疾患者的肘弯静脉中取出三至五立方厘米的血然后立刻注射到甘默林将军的静脉中去。疟疾的潜伏期有时可长达20天，接着出现的是侵入性高烧，这一高烧可持续二至四天，温度可达40或41度。在两次发热之间，温度可以恢复正常。医生让病人发热10至12次，一边密切注意着他总的状况。他们通过每天注射1至1.5克的奎宁中断疟疾的发展。一个星期之内，高烧消失。剩下的就是用砷或铋等通常抗梅毒的药物进行治疗了。

发热疗法的作用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感觉到，但它很快地改善病人的体力，去掉精神症状。谵妄停止了，记忆恢复，感觉复归稳定，理智与智力活动也得到恢复。但是这种改善持续不了多久。当严重的混乱再次发生的时候，必须再次应用疟疾疗法，久而久之，发热疗法就会失去效力。

这种办法使甘默林将军得以在1935年成为法国军队的主宰者，它长期地掩盖了神经梅毒所产生的不适。但是随着将军的衰老，他的身体日渐衰弱。

这种精神分裂今天依然可以从甘默林三卷回忆录中看到。他的思想混乱令人吃惊，他是夸大狂与矛盾的混合体，意义杂乱令人感到难以接受。最高统帅病态的思维可以让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引为例子，用以证明苍白密旋体所引起的这种对思维结构缓慢的破坏。

读到他的回忆录，人们看到他是一个牺牲品，他本有运气夺取胜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德国，希特勒垮台，他的部队向柏林镇压那些对法国产生恐惧的军队。但是什么东西卡住了。甘默林于是耍了花招，把时间弄乱，否定他说过的话，虽然已经被别处录了音，并忘记了条约。德国人之所以赢得了胜利，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法国的思想，特别是贯彻了关于应用装甲车的思想。而甘默林拥有最好的装备。德国人以他们的技术优势赢得了闪电般的成功。如果说他被战败了，那是贝当、魏刚和不听话的乔治将军的错误。他的话可悲，但更可恶的是他认为参谋部的软弱不能为战败负责，罪名应该由政治家们、工业家们，特别是应该由那些不相信战争的法国普通士兵承担。

这个头脑昏昏的已穷途末路的老者，当人们在他身边提起往日那些可悲的事情的时候，他却愤愤不已，他死于巴黎。

达拉第也于1970年死在他的床上，但1946年他又一次被选为议员。这一点说明人们仇恨并不多，容易忘记过去。墨索里尼在1945年4月28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员枪毙。他的尸体被吊了起来，绑着双脚，示众了多日，那些来看的人们，在他光荣的日子里，曾向他的夸夸其谈报以微笑。

第一部分 24.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

希特勒的身体在1940年以前一直很好。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博士的医疗卡可以作证。那一年的1月，他的血压是140/110毫米汞柱。糖尿病与梅毒的检查结果是否定的。元首身上似乎存在的潜在同性恋倾向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正常的性要求很少。这种性欲不振，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原因，并非因为他的隐睾，即他的阴囊缺少了一个睾丸。这种并不严重的畸形只能使一名少年感到自卑。希特勒与埃娃·布劳恩所保持的近于柏拉图式的关系外表看来对他很合适。他们在死之前的几小时才正式结婚。

根据莫雷尔的记载，希特勒有时血压高达200/140毫米汞柱。1941年，元首得了轻微的心脏机能不全，浮肿出现在脚腕上。从此之后，血压不断上升，也许因为希特勒的咖啡和去氧麻黄硷的用量太大，等于德国飞行员的用量。当时帝国元首以为自己真的得了心脏病，他曾对他的部长和建筑家阿尔伯·斯佩尔说过。

他于1942年最终有了高血压病，结果引起接连不断的头疼，记忆力丧失，同时出现了帕金森病的首批迹象，这是由于大脑受损引起的，其第一个特征是有一种特殊的颤抖，特别是表现在手指上，第二个特征是肌肉的不灵活，使病人行动特别僵硬，双腿微弯，身躯前曲，手臂半张半合。柏林医学院神经科的德·克里尼教授作出了这种判断。当他面前没有公众的时候，他靠着一根手杖走路。

元首这些严重症状的产生似乎与当时他在东方战线上所遭受的严重挫折相呼应，东方战线是他惟一关心的战场。那时候，每当他离开柏林，几乎总是到他东方前线的司令部去。人们知道1941年以后，他对德国军队最高指挥部的决定有重大的影响。起初他想占领莫斯科，随后他莫名其妙地改变了主意，又命令他的部队扑向南方的高加索。他拼命拉长他的战线，到了几乎难以联系的程度，他的部队虽然不断深入，他的后方却没有真正的安全感，苏联游击队不断地进行袭击。按照他的命令，列宁格勒被包围，虽然这个城市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但他想摧毁它，自然是因为它的名字。正是出于同一原因，斯大林和苏联人在那儿进行了抵抗，决心不把它交给敌人。同时希特勒还把冯·鲍鲁斯调至斯大林格勒，这一次战术选择是有原因的：斯大林格勒封锁了东去之路。德国军队在这场疯狂的战役中丧失了它最精锐的力量，它在此地的失败标志着它全面崩溃的开始。

很容易把希特勒这些灾难性的指示归罪于他因为生病而犯的错误，如果这样，则把他的这一面夸大了。在战场上，德国将军们依然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们是败在苏联人手下，而并非因为元首生病。

从1943年秋开始，相反是他自己精神和肉体上对他的士兵在俄国土地上的失败感到痛苦。阿尔伯·斯佩尔的回忆录写道：“他表现出智力僵化的迹象，痛苦的优柔寡断，咄咄逼人和经常发火是他的过度疲劳和与世隔绝状态的特点。过去，他无须费力便可作出决定，如今他要大伤脑筋了。”

1944年，他右眼染病，玻璃体出血，但是视网膜没有受到影响，这表明血压虽然不断增高，却没有形成恶性。不过同年9月，希特勒患了一次黄疸性肝炎，身体受到削弱，医生给他做了一次心电图。心电图表明心脏左心室过于疲劳，其体积大为增加，似乎心脏肌肉要竭尽全力才能将血液送到血管。心脏专家认为冠状动脉组织硬化，心室难以充满。所有这些症状表明高血压的发展，使人感到有心肌梗死的危险。

艾尔文·基辛博士1945年2月也被召去参加会诊，他看到元首抖得更加厉害，他不能再使精神集中了，他的记忆力消失了，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重复两遍，他被不时发作的癫痫一样的抖动所动摇。那时他56岁，他迈小步走路，拖着双脚，经常要坐着。他嘴里分泌大量唾液，直流到嘴角上来。这些表现更使人确信他是帕金森病患者。

显然，这个人的身体在愈来愈急剧地衰弱，这种衰弱对他毫不留情。很快他就将到这样一种地步，只要身体出现一点偶然的事故就会夺去生命。某些人也许会对他危险的疾病发展得这样快感到吃惊。沃纳·马塞认为是亨利希·希姆莱搞的鬼。马塞的看法是，希姆莱这位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以及集中营的组织者，这位希特勒最早的战友之一，想要尽快地秘密地搞掉元首，其办法在由他指挥的几名医生的帮助下使用有毒药品，其目的是取而代之。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这一看法的佐证：对医学和药物畏之如虎的希特勒竟大量地服起药来。但是马塞又说：“无论是阴谋家、疾病还是药物都没能消灭元首。他又活了数月然后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不能忍受亲眼看到他建立的可怕统治瓦解，他认为它应该永存。
第二部分 1.温斯顿·丘吉尔(1)

英国男爵查理·麦克莫朗·威尔逊，更为世人所知的称呼是莫朗勋爵，在他轻松的时候暗示说，医道是他的家传，他总也摆脱不了。在他的故乡，北海之滨的约克郡的斯基普顿，他的父亲约翰·福奇·德·威尔逊就已经行医了。1914年，他结束学业，应征入伍，当了军官，但还是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正驻扎在法国的皇家第一火枪团。1917年，他被调至设在（滨海）布罗涅的英国第七野战医院。他一直在行医。

复员之后，他想松一口气。这时，伦敦的圣玛丽医院要找一位会诊医生。于是，他成了那里的院长。1919年，他娶了多萝西，她的家庭亦出医生，其父即一位。皇家医学院从1920年起就在物色一位院长，请他去。他会让朋友们为难吗？此后25年中，他一直担任这项职务。当理查德·约翰·麦克莫朗传给他曼顿男爵领地的时候，同时把培养政治志向的客厅的钥匙传给了他，他以为命运屈服了。然而，他的第一职务是当卫生大臣的顾问。不过，在他担负的使命中，医术毕竟多少退居外交之后。

尽管如此，艾斯古拉珀还是保持着警觉。1940年，政府召见了他。张伯伦因病智力受到损害，他从中引出教训，认为此类事情不应再度发生。一位国家首脑不能没有医疗监护，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愈演愈烈，英国似乎受到德国登陆的威胁，这是一场灾难。于是，破天荒第一次，内阁负责给新任命的首相指定一位医生。当局开诚布公地通知了莫朗勋爵。一项艰巨的任务等待着他。他要留神关照的病人将让他几乎得不到片刻的休息。此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命令难道是可以讨论的吗？有时候，一个人就这样成了国家元首的医生。这是大不列颠的原则！

这位医生和他的病人的第一次接触，对他们此后的关系并未预示出任何良好的东西。当莫朗勋爵到了唐宁街10号帝国首相府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让他在候见厅里等了足足一个钟头。看到人家强加给他一位这种性质的助手，他心中不悦。他终于接见了他，他低声抱怨着，从他那古式的、半月形的小眼镜上面看了他一眼。但要镇住莫朗勋爵，这样却不够。像许多英国人一样，他对这个他要与之休戚与共的人的生涯也知道个大概。70年来，丘吉尔家族的名声远远超出大英帝国的疆界。

先是父亲兰道夫，伍德斯托克的众议员，他娶了詹妮·杰洛姆，一位纽约州布鲁克林的美国人，他们携手激烈攻击帝国的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然后，他建立了托利党保守派政治运动，成为众议院领袖。他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家。随后是儿子，温斯顿。70岁执政。他喜欢风暴，如鱼得水。他是在伦敦郊区著名的哈罗公学的戒尺下，继而又在桑赫斯特军校培养出来的一把钟锤。他曾在西班牙的瓦勒里雅诺·魏勒将军麾下，在古巴打过仗；跟随基奇纳，参加过喀土穆远征。他作为临时士兵，曾在德兰士瓦服过役。他先是在奥德姆当保守党议员，继而又当自由党议员，曾以殖民地事务副国务秘书、商业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身份大吵大闹，震动了议会。他喜欢的是在行动中自我欣赏。他在镜子面前装模作样地背演说词。早在1902年，漫画家E·T·里德就在著名的幽默杂志《笨拙》周刊上画过他的这种姿态。

人们并不把他当成一个大政治家，认为他过于喜欢冒险。他哗众取宠，而不那么关心治理国家。何况他自己也这样写过：他喜欢追逐名声的响亮，一直追到炮口里去。他是个孤独的人，从未心甘情愿地服从过党派的纪律，而党派是要求尊重其指示的。他除了帝国之外，批评一切。他欣赏大英帝国。但是他对失败的事业过分地热情。例如对爱德华八世，1936年，他宁愿退位，娶那个离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沃利斯·沃菲尔德，当了个普普通通的温莎公爵。新王乔治六世现在想到丘吉尔当了首相还颇不习惯，直到1941年才改变了看法。好在当时主要是打仗，而不是政治。而在战争中，丘吉尔感到驾轻就熟。他会动员群众，找出通俗的语言点燃人们的热情。他不是一直让国家警惕着希特勒吗？他刚刚在1940年痛斥过屈服于此的那些人：“当你们想以屈辱为代价得到和平的时候，你们得到的是屈辱，而不是和平。”

丘吉尔对莫朗勋爵冷淡的日子几乎是一晃而过，他是一个外向的人，当他知道怨恨没有根据时，他心中的不满也就消失了。他甚至对医生产生了友情。即使是战时，他也一直保持着穿戴高雅的爱好，有时甚至流于怪癖。他那块爱德华式的怀表从不离身，一根粗大的金链横过华丽的背心。无论是什么环境，他总要每天洗两次澡，一次在早晨，一次在午睡以后。他说，午睡保证了他的活力。这使他有鹤发童颜之相。他胃口极好，望着开始发圆的肚子颇感满意。他酷好威士忌和套有印着他的名字的纸环的黑色雪茄，谁要说这些东西可能产生有害的后果，他就赌起气来。他容不得第一流人物在他身边。他需要的是安东尼·艾登一类的二流人物。他也需要活跃的、令人兴奋的朋友。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他冲动，雄辩，擅长文字游戏，交替用恶意的讥讽和暴躁的脾气。他对于表露感情的渴望，他的令人惬意的发作，他的快活，构成了他的举止的第一个侧面。但他也有忧郁的时候。他说，那时候，他有他的“沮丧”。这两种形式的心理障碍是躁郁症患者的特点。在某些患者那里，这种障碍发展为精神病，亦即精神错乱，成为严重的疾病。在丘吉尔身上尚不严重，但一直是看得出来的。

第二部分 2.温斯顿·丘吉尔(2)

障碍来源有三。首先，这个走红的贵族之家的金色果实过早地失去父母的关切。丘吉尔是个早产儿，七个月就生了下来。他的母亲詹妮麻痹大意，不顾妊娠，竟参加了一次围猎，不幸跌倒。她太热衷于社交生活，经常陪同丈夫出远门，所以生下他之后也并未成为一个体贴的母亲。丘吉尔由一位奶娘养大，他一直到死都保存着她的照片，常常颂扬此类“奶娘”。温情的缺乏助长了他的好斗性，过度的活跃和自我表现的需要。

他的抑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不可抑制的发音错误，总是把[]发成[ｚ]，把[]发成[ｓ]。这个欠缺使他痛苦，贬低了他。他的儿子说：“在晚年，丘吉尔受得了抑制，而受不了发音的缺陷。”第三个原因来自他从1917年军事失败中感到的自卑心理。至少，他在1940年执政时才将这次失败抹掉。

当时，欧洲在纳粹的压力下分崩离析。从8月8日开始，德国人占领了英国领空，疯狂地轰炸伦敦。12月，他们摧毁了考文垂。三个月中，他们造成1.5万人死亡，2万人重伤。他们也失去了3000架飞机。因为丘吉尔抵抗了。他实际上没有陆军，但他的海军和皇家空军还是强大的。他给了自己人希望，他并没有灵丹妙药，他只有言语，血和泪，这在他的同胞中激起了勇气和抵抗。他在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目标，解放了一种在多年的政治挫折中积聚起来的神奇的力量。他的文章，他的演说，出色地、令人难忘地表达了他对巨大事件的浪漫主义观点。他摸索着前进，直到1941年12月，终于看到了他的英雄业绩。他也拯救了英国。

12月27日，丘吉尔在他的军事内阁成员和莫朗勋爵的陪同下，到了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20天之前，日本攻击珍珠港，使美国卷入战争。美国会合了英国和自6月份以来遭到德国人首次攻击的俄国。英国首相是去订购武器的，也是为了在战略上与俄国和美国协调一致。这是一场艰巨的考验，也是某种放弃。英国的战斗英雄承认了两个大国的霸权。在罗斯福身边，他扮演了副手的角色。他玩弄词句的技巧将是最根本的，对大不列颠自认软弱也是一种补偿。但是，让步使他付出很大的代价。

是应激的后果吗？那一夜，丘吉尔突然醒来，焦虑不堪，呼吸阻塞。胸部被钳住，疼痛向左臂放射。莫朗勋爵很快地诊断为心绞痛，如何演变，不可预见。可能再次发作，引起梗塞或突然的死亡。丘吉尔很镇静，立即判断出这种形势在政治上的严重性。谈论这次发作，将会在盟国中引起恐慌。询问美国的心脏病医生，靠他们做一次心电图，等于是发出警报。不谨慎总是可能的。他刚刚67岁。还是以旅途劳顿为借口，让他休息两天吧。莫朗勋爵同意了，给他开了止痛药平复疼痛，血管扩张剂疏导血液流通和减少心肌对氧的需求。48小时以后，丘吉尔参加了会谈、宴会和拖得很长的晚会。他缩短了时间，他还是照常洗了澡，对他那样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知道他的习惯的主人会感到奇怪的。为了美国，也为了英国，一次心脏病发作就这样被压下去了。

显然，莫朗勋爵保持沉默帮助了盟国的事业。但是，他作为医生所承担的风险，他的病人所经历的危险，毕竟是令人战栗的。丘吉尔一生中的这次意外长期的秘而不宣说明了给大人物看病的医生常常要面对良心问题。人们就这样以国家的名义引导他们施行一种很恶劣的医道。从公共事务方面说，这有暂时的益处，但长此以往，这种决定对患者来说常常是灾难性的。一种器官被忽视，需要治疗时没有得到好的治疗，总是要以加速损坏来进行报复的。

应该相信，温斯顿·丘吉尔引起的敬佩该是很强烈的，否则，根据政府的命令负责照顾他的医生不会违抗自己的职责。在他出版于1966年的回忆录中，丘吉尔的魅力显而易见。莫朗勋爵在首相的所有旅行中都陪伴着他，是同那些在困难时刻缔造历史的人所进行的不寻常会晤的得天独厚的证人。他分享他的病人的痛苦和胜利。他看到他的决定如何产生，也倾听他的心里话和秘密。他给他诊脉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测度努力和感情对一个人的血液流通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战争中的英国在他的手指下搏动。一个受伤的、吼叫的、抱怨的、重生的英国，至少，它的头还在转动。

最优秀的批评家们承认，在军事领域内，温斯顿·丘吉尔表现出带天才的直觉。是他，从1941年开始，将英国部队投入非洲，然后又予以加强。整个1942年，北非一直是地中海战役的主要舞台。这第二条战线，在等待诺曼底登陆的过程中，缓解了德国人在东部对俄国的压力。它拴住了第三帝国最优秀的战士之一隆美尔将军和他的精锐部队。这条沙漠之狐后来被打败。是丘吉尔推动和说服罗斯福总统命令美国士兵登上这块大陆。他因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给进入意大利打开方便之门，成为德国人的心腹之患。

首相总是下了这架飞机上那架飞机，颇不吝惜力气。1943年1月30日，他从卡萨布兰卡会谈归来，得了肺炎。热度升至40度，心脏剧烈跳动，面部充血，咳嗽不止。莫朗勋爵用磺胺杀死致病的肺炎球菌。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同年11月，丘吉尔从德黑兰回来，显得疲惫不堪，他在那里与罗斯福和斯大林一起召开了第一次首脑会议，宣布了雅尔塔会议。他感到出奇的疲倦，无论午睡还是洗澡都解除不了他的疲倦。莫朗勋爵拿不准。但是他并未叫专家来会诊。然而这正是动脉硬化的表现。它不会使丘吉尔的血管发生堵塞吗？1941年的心脏意外、升高的血压都证实了硬化的存在。几天以后，一场新的肺炎发作了，伴随有心动过速。莫朗勋爵又一次求助于磺胺，他的灵丹妙药。

第二部分 3.温斯顿·丘吉尔(3)

1944年8月，在法国北部，德国人在盟军面前节节败退。丘吉尔想去视察意大利战线，那里的第三帝国军队全线崩溃。但是，意大利疟疾蔓延。1943年在西西里，疟疾已经使盟军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失去战斗力。莫朗勋爵提请首相注意，要他事先用一些阿的平，一种有效的抗疟药。他没听从劝告，这说明他已经不再听被他征服的医生的话了，反而征求英王乔治六世的意见，这是第一个错误。接着他又问在意大利的盟军统帅哈洛尔德·亚历山大，后者通过密电回答他，最好是强迫医生吞下他们的药丸。他的赌气证明了军事长官常常蔑视人的健康。疟疾就这样摧毁了盟国在新几内亚的远征军的半数人马：95050人中有47534人住院，许多人终生不治。战斗本身伤亡3140人。武器的命运使丘吉尔避免了这些长官们的愚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了。

1945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周围一片欢腾，而他却流露出困惑的心情。他71岁了，诡诈到自己都不相信的程度，突然产生了无所事事之感。他对感到不安的莫朗勋爵承认，既然无仗可打了，他会觉得厌烦。另一种毒素使他心寒：即权力这块肥肉。当1940年5月人们召唤他的时候，他宣称，一旦冲突结束，他就辞职。现在这一时刻到来了，他却不愿意走了。1945年7月进行的选举使他震惊。这是重建国民经济、迎接艰难的新时期，英国人民感到他们需要新的领导人。他们记得，这个他们赖以生存下来的人在战前不是个好管理者。因此，工党控制了选举。丘吉尔得对他们的领袖，当过他的掌玺大臣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拱手相让。这头专断的老狮子却有民主精神，将多数原则视为神圣。但是他感到明显地受了伤害。从此，阵阵“沮丧”就没遮拦地向他袭来。然而，首先使他泄气的不是精神，却是他的机体。

第一次警报是在1947年发出的。莫朗勋爵虽已解除义务，却依然跟随着丘吉尔，他第一次承认动脉硬化的危害。它逐渐地损害了这头老狮子的健康。视网膜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一只眼的眼底证实了这一点。医生认为是战争年代的应激所致。但他还是强迫他接受一种饱和脂肪低的饮食制度，服用降低血液粘度的药物。

1949年8月24日，丘吉尔正在蒙特卡罗休息，画海景以镇静神经，经受了一次脑病的发作。血液流动中携带的一个凝块，莫朗勋爵称为惰性的，突然阻塞了一根血管。幸亏诊治迅速，破坏被限制住了。

1950年，温斯顿·丘吉尔突然得了运动性失语症，说不了话了。这次意外虽然是暂时的，却说明在大脑的某处一定有一根动脉毛细血管破裂。医学上当时还没有诸如扫描一类的完善无痛的方法对此做出认真的诊断，真正估量将来会出现的危险。自从1927年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埃卡斯·莫尼兹发明脑动脉造影术以来，即在颈动脉中注入一种不透明物然后照像，神经外科医生一直使用这个方法，但是对于一个76岁的人来说，这种方法的偶然性太大了。丘吉尔可以休息了。肯特郡的夏特威尔不是有他一座美丽的庄园，他可以在四周的草场上饲养良种牲畜吗？然而，权力的魔鬼一直纠缠着他。政治变动又给了他一次新的机会。

1951年9月，正是英王乔治六世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也很早就苦于动脉硬化，危及下肢，有出现坏疽的危险，1948年11月12日，人们甚至考虑过截掉他的右腿。这一次，他住了院，左肺出现急性炎症，伴随有高烧和胸疼，医生决定进行活组织检查。检查结果是癌。不管病人血管状况所包含的危险——他于1952年死于大规模梗塞——普莱斯·托马斯博士还是摘除了他的病肺。大量失血的国王却还要面对一场分裂英国的政治危机。就社会冲突和建立国民医疗制度问题，国家闹得四分五裂。对外事务方面似乎并不更好。英国同美国的关系紧张，冷战方兴未艾，朝鲜也在打仗。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刚刚辞职。于是，乔治六世将选举定于1951年10月25日。保守党重新执政。27日，行动困难、弯腰驼背、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威胁的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担任了首相。

他的第二次脑病发作是在1952年2月21日。莫朗勋爵掩盖病情严重性的天才是罕见的，他说此种意外没什么重要性。他解释道：“此种意外反映出大脑中血液流动的某种不稳定性，而在过度的脑力活动中，血液流动是要加快的。”这是向外行人施放的烟幕。不过，丘吉尔还是被迫放弃了内阁中的日常事务。从6月26日开始，他不露面了。莫朗勋爵决定公布一份多少有些说谎的公告。他谈到血液流动紊乱，引起眩晕，需要去百慕大群岛疗养。实际上，是第三次血栓形成症，压倒了他的病人。

从此，首相控制不了他的大脑了。他估量不出病情的严重性，看不到他的变化有多大。他的口头表达不流畅了，用词不准，混淆日期，记不住事。1953年8月，莫朗勋爵建议他减少工作，考虑辞职。后来他又清醒了，明确地说，如果这样撒手了，失望和抑郁反而会加重。蜜和酸能掺和在一起吗？丘吉尔的顽固和恋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两个月之后，丘吉尔夫人看到她丈夫心理能力退化得如此严重，吓坏了，迁怒于莫朗勋爵，指责他丝毫未曾劝阻首相不要继续他的不理智的职务了。丘吉尔得知此事，只是点燃他那可怕的黑雪茄，一笑置之。

正是在大脑处于这种状态的情况下，丘吉尔决定再次去百慕大，说服艾森豪威尔接受与苏联人的会晤，以结束冷战。但是他已无法实现这番宏愿了。因为美国总统身边有他极其好斗的朋友国务卿杜勒斯。冲突对丘吉尔不利，他后来对莫朗勋爵抱怨说：“好像一切主动权都在杜勒斯手上，好像总统并不比肚子发出响声的玩偶强多少。杜勒斯讲起话来像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血淋淋的话总是老一套：跟俄国人会晤不会有什么结果，有也是某种让人憎恨的东西。杜勒斯是个可怕的障碍。倒回去十年，我会同他辩论的。就是今天，我也未曾被击败。我是受了我自己的衰弱的欺侮。您，莫朗勋爵，您已经竭尽一切可能来延缓事情的演变。”医生们将注意到，丘吉尔远离亲人，面对一个不留情面的对手，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衰弱。在英国，他的大臣们中间，辨别力失调吞没了他。
第二部分 4.温斯顿·丘吉尔(4)

读一读外国报纸，就可看出端倪。1954年4月，他杜门不出，《纽约时报》谈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众议院：“温斯顿先生对自己颇无把握，显得疲惫。这不再是1952年的丘吉尔了，仅仅是1940年那个伟大形象的影子罢了。在他的回答中，他的话前后矛盾。”一年以后，他终于被人们抛弃，为他曾拯救于水火的那些人所背弃，但他们也向他表示了最崇高的敬意。当一尊偶像受到不可挽回的生物规律的作用而倾圮的时候，人们是不会留它在基座上的。1955年4月6日，年逾80的温斯顿·丘吉尔辞去了帝国首相的职务。他的离去不乏庄严：“现在我要回夏特威尔了，我从此不见任何人了，我有许多信要写。”

在他的庄园里，小城堡上飘扬着打上他的印记的旗帜，俨然一艘旗舰，与莫朗勋爵所说的相反，“沮丧”并未吞噬他。这无疑是因为他有颗坚如钢铁的灵魂。他那里宾客如云，否定了他放弃权力时所说的话。他对客人温文尔雅，礼貌周到。他一天之中只有几个小时是清醒的。当他感到麻痹或谈话使他疲倦的时候，他只是拔下助听器。他的手还是那样细腻，气色也令亲人们感到惊奇，还是红润的，仿佛并不受制于岁月。丘吉尔矇眬欲睡，目光茫然，等着开饭。吃饭的时间一到，就又给了他活力。他的充血的眼睛立刻表现出他又清醒了，眼睛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吃完饭，喝完白兰地，吸完雪茄，就拿起他的战争回忆录，为客人们评论某些章节。一下子，他那发出“Z”音的声音又使他领导英国卓越地度过的可怕而激动人心的岁月重现在人们的眼前。

1956年10月26日，他再次发病。他不能说话，失去了记忆力。但是他又恢复了能力。然而，1959年秋天对他是残酷的。10月23日，他第五次发病，伴随有癫痫。精神病医生前来会诊，说是恺撒和拿破仑都得过的那“小毛病”。但是，他还是提出一种更为科学的假设：并发症可能源于脑脊膜受了刺激，是在发病时，由于血液侵入包围着大脑和脊髓的薄膜中所致。1959年11月17日，他的脑病最后一次发作，医生以为他完了。他竟活了下来。尽管肉体和精神都大大衰退。

这道强烈的光，知道如何给自由世界带来希望，它就这样，在浓雾中渐渐熄灭。衰落的过程长达10年，而且不为世人所知。温斯顿·丘吉尔是个无辨觉能症患者，从不相信来世。他只想像有某种昏暗的东西，一种冰冷而光滑的黑暗世界。1965年，他91岁，对他来说，检验这一点的时刻到来了。

第二部分 5.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

20世纪初，在布拉冈斯王朝统治下的国王们的葡萄牙，穷人和穷人的儿子只有一条出路：为天主教会服务。教会控制着学校、政治、商界和军队。总之，控制着生活。它给它认为有能力的信徒以知识，然后利用他们为它谋利益。请看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的人是如何冒尖的。他于1889年生在圣孔巴·达奥附近的贫苦农民家里。那是贝拉省的一座城市，四周环绕着富人的葡萄园。

同一时代，西班牙还在波旁的没有定见的族人，阿尔封斯十三的治下，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只有一种职业：军队。军队保证了王国的大贵族们的特权，为他们服务，却不大能启发智力。但是它使人生活得好，有时还对它的学校培养出来的真正的野心家打开了升迁的方便之门，条件是他们将自己受托的权力还给它。请看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哈蒙德的人是如何树立起权威的，他于1892年生于海军部一个会计的家里，那是在埃尔费罗尔，拉科鲁尼亚的一个军港，地处加利西亚地区，濒临大西洋。命运热衷于推动和磨练这两个人，然后将其引入歧途。它使这两个古伊比利亚的同代后裔在同一种意识形态中会合。它使他们成为国家元首，像国王一样，终生掌握权力。这两个专制噩梦的分发者，都统治了近40年。前者后来失去知觉，智力丧失殆尽。机体的大旋涡因无用的、流血的医疗活动而加强，毁灭了后者。

对于出于本能的年轻的苦行者，对于那些一上来就热衷于僧侣的孤独生活，甚至发誓要保持童贞的那些人，人们无论表示多么不信任都不为过。在信仰的外衣下，他们通常都隐藏着一种对女人的反常和病态的恐惧。这正是安东尼奥·萨拉查的命运，他瘦小，热忱，对快乐、对幽默都无法理解。他的眼皮总是低垂着，神情冷峻，活像托克玛达再世。看来他要当一辈子教士了。但是，驻在里斯本的卢西塔尼亚的总主教已经为充斥在寺院里的僧侣伤脑筋了。萨拉查在举行过下级神职教授任礼之后，就成了受教会控制的在俗教徒。他每天工作17小时，每月薪水相当于1000法郎，研究经济科学，打算日后在科英布拉大学当教授。他有一项使命：做好准备。时候一到，一经需要，他就在教育界为宗教服务。

本世纪初，葡萄牙的教育界恰恰动荡不安。就它自己的功绩而言，这个国家所能指望的，差不多仅仅是富有发现者的光荣历史，它的远洋航行家冒险的成果。今天，消极严重地压在这个国家身上。开发殖民帝国已告失败，这如何否认得了？在本土，重工业并不存在。由于经营不善，农业还是古老的，并无进步。因此，王国于1910年崩溃，被一个疯狂而脆弱的共和国一扫而去。共和国狂热地反对教会，被自己的过火行为弄得醺醺然。自由派和民主派不听指挥，自相厮杀。16年中，他们发动了16次小革命，有过43个政府。教会弯下了腰，它要在暴风雨中顶住。它从经验中知道，他们是不会长久的。

在西班牙的托莱多，身着军校学生咔叽军装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是其貌不扬。他的相貌上没有任何特点可以预示他的前程。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骨瘦如柴、体质虚弱、西班牙军队中个子最小的士兵。他如何能够发号施令呢？他那狭窄的胸中有足够的气力吗？此外，一种过于奇特的声音对他也是个障碍。他的声音是温柔的，但是由于上声带不能控制的震动，随时都能变得尖锐起来。他秉性忧郁，从不参加小胡同里那些姑娘蹦蹦跳跳的喧闹的盛会。有人想，这是加利西亚人的自然禀赋，或者是信仰，因为他经常祈祷，过分虔诚地信仰宗教。

人们还不了解他，外表脆弱，却内秉风雷之性。他感到自己随时都准备着去完成任何大胆的举动，以消除外表给人留下的可憎印象。忌妒心烧灼着他。他想当海员吗？这个行列接受的是他哥哥，而不是他。他向往着英雄业绩吗？那是他的弟弟，将成为西班牙空军的梅尔莫兹。一种强烈的仇恨暗暗地支配着他。他恨父亲，一个放荡的人，为了跟一个女人到马德里而抛弃了家人。由于一种感情的转移，他对顺从而高傲的母亲玛丽亚怀有一种近乎俄狄浦斯式的崇拜。

他是步兵少尉，装束起来一派孩子气，出发到了摩洛哥，西班牙一直在那儿的沙漠里与叛乱分子作战。死人很多。但是，胆子大的人就能晋升。他是不乏胆量的，这甚至还是他的主要特点，简直使他的上级瞠目结舌。他当了上尉、少校，乃至于中校，率领着外籍军团，可怕的“邦德拉”。他33岁被任命为将军，成为西班牙军队最年轻的将领，也是军队档案中从未有过的最无情、最冷酷的将领。

如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当时也正在炼狱中受着煎熬。骄傲的马德里王国长眠在旧时的岁月中。征服者的时代一去不返。古伊比利亚人的强盛一去不返。经济已经崩溃。暴动、阴谋、罢工和分裂主义却大行其道。阿尔封斯十三是个装腔作势的国王，统治不下去了。军队以米盖尔·普里莫·德·李维拉将军为首，其成员为大会本身的代表，由国王任命。但是，普里莫·德·李维拉也不能控制自由派和专制主义者之间的明争暗斗，被其他空谈家挤走，不得不辞职。国王逃到法国。好斗的共和国与以阿尔卡拉·查莫拉为首的左派重又取得政权。佛朗哥被召来制止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骚乱，他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打击得太重太狠，致使政府害怕了，重又把他流放至摩洛哥。他在那儿冥思苦想，等待着更有利的时机。

第二部分 6.弗朗西斯科·佛朗哥(2)

这样的时机首先对萨拉查发出了微笑。在软弱无力的葡萄牙，轮到军人对国家事务感兴趣了。人们知道，这种情况往往导致最坏的结局。戈莫·达·科斯塔将军开始动手了，很快又被一个同党安东尼奥·卡尔莫纳挤走。国库空虚，经济奄奄一息。他们承认剑和马鞭创造不了奇迹。事情又交给了上帝，或者说教会，上帝的行进翼。教会说在它的寺院正培养着一个国家事务的天才，他能使国家摆脱萧条。就这样，安东尼奥·萨拉查出面，于1928年担任财政部长，虽然他政治上资历不深。

人们看到，他是一个强硬派。他一出马就定下了调子，修补，筹划，拧紧螺丝。四年工夫，他就取得了成绩。事实上，专家们在放大镜下发现，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值不了一张兔子皮。没关系。秩序稳定，国家在前进，但不是抬起脚走路，条顿人才那样，拉丁人总是趿拉着拖鞋走路。他们的腰太柔软，习惯于伦巴舞的扭动，而对整齐的队列所需要的严格步伐却不适应。但是，姿势除外，马达毕竟是被神秘而严峻的萨拉查发动起来了。

他在自己的哲学沉思中发现了一位精神导师。他的确是在睡前阅读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他在玛丽亚面前自言自语，她原是一个神甫的女管家，是他准许留在身边的惟一的女人。他的老师——不，不是柏拉图——刚刚在意大利成功了。他叫本尼托·墨索里尼。他教导的是法西斯主义。这一奇观被六根支柱支撑着。领袖教导说：“法西斯主义总是产生于危机。它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使军队放了心。它表面上反对资产阶级，实则与之同体。它动员起不满和拿不定主意的人。它利用民族主义。最后，它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当一个人会玩弄这些词句的时候，他的前途就不可限量了。萨拉查很快就学会了。1932年，卡尔莫纳将军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但其权力却有名无实，只是看起来威风，而萨拉查却借他的掩护，当上了总理，他终生都担任着这个职务。

几个月之后，年龄与之相差无几的佛朗哥也如法炮制，但他有独特之处。他毫不隐讳他喜欢力量，暴力和——为什么不呢？——鲜血。西班牙共和国摆脱不了分裂、空谈和精力浪费，它濒于崩溃。在摩洛哥，加利西亚的矮小的将军也在阅读墨索里尼，他的肚子已在指挥官的袍子底下变圆了。他喜欢领袖开列的方法。当然，思想方法似乎不大适合他所隶属的那个民族，那是一个痛苦的、因过分赞扬母亲而仇视女人的世界，它把对于怀旧的歌曲、美酒、舞蹈和遗传的爱好从自己的细胞中驱逐出去。但是，人们可以用铁和火，宗教裁判所的武器，使这种思想方法深入头脑中去，从大脑直到脊髓，直到这个民族走上正路。它犯下了大量罪孽，为了赎罪，这是绝妙的惩罚。也许世界会表示震惊？会发出抗议？但它敢走得更远吗？他没有在意大利干，没有在德国干，也没有在葡萄牙干。1936年7月18日，得到本土的盖波·德·拉诺将军和莫拉将军帮助的佛朗哥发动了叛乱，他的摩尔军队和外籍军团“邦德拉”登上西班牙的土地。

第二部分 7.安东尼奥·萨拉查(1)

很少有人不知道当时这场最为残酷的内战造成的损失。有人估计60万人死亡，40万人背井离乡。内战使世人感到震惊。它作为支持佛朗哥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试验台，试验了现代战争的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这些规则削弱了欧洲。自1936年始，萨拉查向加利西亚人打开了边界和国库，参与了他的政变，派去拥有两万精兵的维里亚诺军团。这在战场上是个不小的数目。8000人死亡，是外国人中最沉重的贡品。1939年3月17日，作为这种支持的政治延续，佛朗哥的西班牙和萨拉查的葡萄牙签订了伊比利亚条约，正式的期限是10年，实际上延续到两个国家元首逝世。

世界忙于自身的危机，后来就不大关心比利牛斯半岛南部的事了。大火熊熊的世界甚至很快就把伊比利亚半岛看做一个和平的孤岛。

和平？在葡萄牙，在西班牙，死亡在继续着，但那是在寂静的监狱里的死亡。毫无疑问，25万以上的人被处以极刑，或被枪毙，或被绞死。反对派受到追捕，地方主义受到攻击，新闻受到限制，自由这个概念被取消。为了塑造一个新社会，佛朗哥和萨拉查不仅正在连根铲除自由主义，而且还在反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内战持续了他们一生，使他们的同胞麻木了。这是法西斯主义黑暗的背面。它反对改革，只能破坏，绝不能建设，因为缺少刺激，缺少它所统治的人们的彻底参加。它建立在恐怖之上，当恐怖消失的时候，它就要萎缩，直至消亡。希特勒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从1933年起就在德国设立集中营。在两个暴君活着的时候，这种令人恐惧的东西从未蔓延至葡萄牙和西班牙。不过，他们只是不让老百姓看见罢了。说到底，酷刑在这两个国家里是家常便饭，在马德里和所有的西班牙省份中都在实行，在里斯本也实行着，在法院的地下室里，在卡西亚斯监狱的一翼，秘密政治警察国防警察的总部里。

由于他们对怀疑的真正无知，由于他们的僵死的宗教信仰，佛朗哥和萨拉查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他们龟缩在神秘之中，卫兵们在他们的住处周围造成一片真空。前者住在马德里附近的帕尔德宫，后者住在俯视着里斯本的埃斯多里宫。他们很少旅行，只相会过七次。此种国家元首总是害怕他们不在的时候被人取代。他们无时不在，他们知道应该让受到严密控制的人民时刻感到他们身后有教师和他的鞭子。

当然，他们的行为之间也有区别，但那是微不足道的。萨拉查穿戴俭朴，着黑衣，要求人们称他为“部长先生”。佛朗哥却相反，他有“大元帅”的称号，喜穿有饰物的军服，特别是海军元帅服，因为他没能成为水手。他要求他的助手只作口头报告。他讨厌工作、研究、阅读或写作。他的办公室里文件堆积如山，只不过是为了做做样子：他从未翻开过，从未归过类。萨拉查却拒绝任何与人的接触。他要求记录和分析，真是荒唐的文牍主义。这使他安心。远离他人，他好冥想。

他们的政策毫无结果，这在以后才估量得出来。1960年，第一批欧洲避暑者首次穿越比利牛斯山，涌向大西洋和地中海的金色的、空旷的海滩寻找阳光。他们通过颠簸危险的道路穿越两个国家，在20世纪发现了中世纪。两个民族在西方世界后面苟延残喘，人口增长率最低，与技术进步彻底隔绝，只能出口汗水和臂膀，去干那种人们最不愿干的收入菲薄的工作。

1960年，也是严重的疾病开始使萨拉查和佛朗哥衰弱的一年，这说明两个国家为什么迟迟不能从他们沉浸其中的恶病质里解脱出来。佛朗哥第一个被打中。

他的家人常常夸耀他的铁一般的体质。他们在1975年时说：“自从他取得政权以来，他只卧床六次。1960年以前，有两次感冒和一次食物中毒，1973年有一次严重的牙脓肿，一次肠炎。1974年，右腿得了静脉炎。”这是真的，经证实，大量地、不适当地使用抗凝剂引起胃出血，导致了静脉炎。司令官的亲信们不能原谅维桑特·吉尔博士，尽管他给佛朗哥治病达34年之久。内分泌科医生维桑特·波絮埃洛博士代替了他。司令官流了两公升的血。看来他是死了，但他又缓过来了。他们家不是有人活了一百岁才死吗？显然，遗传起了作用。不过，西班牙国家元首对这笔资本也是很爱惜的，他的生活淡泊而艰苦，他不允许人们当他的面吸烟。

然而——西班牙全国在1975年底才正式获悉——一种严重的障碍使他衰弱已有15年了，那就是帕金森病，即掌管肌肉紧张度的大脑中枢逐渐退化。如果没有他每日使用的LDopa，人们到处用这种药控制此病，佛朗哥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残废。即便这样受到控制，帕金森病还是要败坏患者的精神状态。它使头脑僵化，发展固定的看法，摧毁适应精神，阻碍想像力，阻止对于情况具有一种广泛的认识。这种情况对一个企图领导一个民族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佛朗哥精神上如此瘫痪，他也把西班牙全国推入帕金森病中去了。
第二部分 8.安东尼奥·萨拉查(2)

自1960年始，折磨着萨拉查的那种潜伏性的疾病叫做类精神分裂症。1921年，德国精神病医生克莱希麦尔确定了这种精神上的疾病。某些人具有与环境隔绝、不相接触的能力，这是正常的，许多艺术家和哲学家就有这种特点。如果再加上行为上的错乱，这种情况就成为病态。萨拉查的情况正是如此。他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一心一意研究过去的智力活动，加剧了他的精神分裂倾向，在他的自大狂中出现幻觉的、类精神分裂症的冲动。他与空间和时间脱了节，总是像谈到一个殖民强国一样地谈到他的国家。他抓住葡萄牙帝国的残余不放。八年中，他进行了一系列昂贵的、无济于事的军事行动，镇压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的黑人民族主义游击队，损害了本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他生活在幻想中，把影子当成现实，越陷越深。

动脉硬化加重了精神障碍，人们不知道这个生活淡泊的人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了动脉硬化。

1968年8月，79岁的萨拉查在房间里摔了一跤。医生们的诊断是，头盖骨下，血肿压迫大脑。葡萄牙政府立刻召请世界著名的美国神经科医生豪斯顿·麦里特。9月7日，萨拉查成功地做了手术，十天之后，他的大脑中形成大规模的血栓，致使右侧瘫痪。他的昏迷状态持续着，使用了呼吸辅助装置。由于大脑供血不足，他的脑子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他在医院里住了50天，才半死不活地回到府邸。有时候，人们用轮椅推他出来晒太阳。人们让他闪电般地出现在电视摄影机前，向葡萄牙人民表示他还在，尽管他已失去了理智。

他也偶尔有半清醒的时候，但他周围的人一直非常怕他，谁也不敢对他说，马尔塞罗·卡埃塔诺已经代替他，当了国家元首。他一直以为自己还在统治。只有同他一样老迈的女管家有时候谈到辞职和休息。他颤颤巍巍地说：“我不能，没有人能接替我。”他不知道他已经无足轻重了，他没有注意到他已经什么都干不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两年。1970年7月27日，一次严重的梗塞，肾脏同时发生感染，吞没了他。他扔下了900吨金子。一个葡萄牙人被从20世纪中抹去了。

直到此时，死亡还从未震动过佛朗哥将军。他年轻时出生入死，后来又避之惟恐不及，他从未具体地感到死亡的威胁和被它吓住。萨拉查死后，他感到惊慌的是，前者刚刚在圣孔巴·达奥被埋葬，其威力就如此之快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原以为被粉碎了的自由主义又在葡萄牙抬头。佛朗哥甚至还将看到它又在那边掌了权。他若走了，西班牙将会怎样呢？

这一天临近了，比他认为的还要快。1975年10月初，他在帕尔德宫中三层楼的走廊上，一边做着每日行走锻炼，一边哼唱着：“我是死亡的未婚夫。”这支歌是他的外籍军团的护身符。在他的两名护士看来，在他的家人看来，他的身体十分健康。只有他的新医生，维桑特·波絮埃洛博士认为他太瘦了。他觉得他的脸苍白，像蜡一样，危险的征象。这个月的14日，司令官没有出屋。16日，他呼吸困难，吐了一点，一阵隐痛从胸廓放射到胸腔。在马德里，人们说是感冒，事关国家元首的健康，人们都说感冒，这在世界上已经成了惯例。但是，波絮埃洛博士知道，严重的麻烦已经开始了。他在病人身边已有15个月，很了解他的真正的力量和他的弱点。生命力旺盛，但血管受到损害，心脏和大脑受到威胁。随时可能发作，必须提高警惕。

德·维拉威尔第侯爵，佛朗哥的女婿，克利斯托巴尔·马蒂内兹·波尔迪乌博士立刻开出名单，马上召请西班牙最有名的六位心脏病科医生。西班牙医学界中所有在救生和严重品质性障碍方面最有资格的医生都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听用，可以预见到的并发症需要这样做。他自己负责在与佛朗哥的房间相连的一个房间内置备急救的全套医疗设备。

佛朗哥半卧在一张静脉炎患者专用的大床上，蒙眬入睡，对身边的忙乱毫不在意，那种大床上有机器使之不断颤动，几乎察觉不出来，但足以促进身体内的血液流动。最后战斗的参谋部已经准备就绪，他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就可以给他治病。共有23名医生。世界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将要签署100多份公报，无休无止地报告佛朗哥生命垂危，但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老调反映不出这一场马拉松式的治疗该是多么艰苦。1972年，在堪萨斯州，美国医生使前总统哈里·杜鲁门的末日推迟了两个月，西班牙医生也是一样，他们知道将面临一系列战斗，但最终还是要输掉。

一切都是从10月17日将近10点30分的时候开始，那时正在帕尔德宫的二层召开部长会议。佛朗哥贴胸戴着一个小巧的美制电子仪器，外人是看不见的，那是一种为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宇航员设计的心律无线电发报机。几十米之外，三层楼上，医生们在显像屏幕上注意着贴在国家元首皮肤上的电极传来的搏动。会议开幕十分钟以后，电极发出警报：心脏不适。但是，佛朗哥自己就结束了会议，进入他的私人电梯。他的心绞痛发作，需要完全休息。

五天以后，20点15分，左心室出现了急性的关闭不全。多年来，它一直把血液打入被硬化堵塞的动脉里，已经衰竭了，因为不能排空血液，就膨胀起来。随后的两天内，尽管治疗，关闭不全仍然在扩大。它引起了急性肺水肿，这是第一个并发症，随后将有一连串的并发症。由于心室衰竭，血液失去力量，滞留于肺的毛细血管中，引起肺的膨胀，血浆最后也渗出肺壁，形成突然的泛滥，侵入肺泡、支气管和气管，构成窒息的危险。在氧气和药物的帮助下，佛朗哥陷入半昏迷状态。

10月25日，电台播送一曲低沉的音乐，向西班牙人发出警报。司令官情况不妙。肺水肿虽然已被吸收，但其后果加重了临床病症。浆液通过病人的嘴侵入消化道，引起腹胀，大便滞留。同时，血流不畅减缓了肾的工作。血液中含氮物增多。尿毒症的发作为时不远了。

帕尔德宫中一片忧虑。二层楼上，政府官员们匆匆来去，电梯前上了岗，只有他的家人才能到三层去。对每一个人来说，最后的结局临近了。不过，医生们并未慌乱。他们还控制着病势。药物将很容易地克服便秘，缓解腹胀，控制尿毒症的发作。如果需要，为了净化司令官的血液，他们可以使用准备好的便携式人工肾。使他们忧虑的是，出现胃出血。他很容易大量失血，这是佛朗哥的致命弱点。他们步步为营，使用止血药，输血浆。在科学的武库中，武器是不缺的。他们分析着，像检阅一样地进行着。但是他们不能列出方程式的，是那种不可解释之事，即生活的意志。佛朗哥的生命力很强。他的脸色又红润了，神智又清醒了。10月26日，星期日，他进入一个令人惊讶的复苏阶段。

第二部分 9.安东尼奥·萨拉查(3)

友人们大喜，探视增多了，时间也长了。表面上好转持续了两天。但是，引起机体大破坏的心脏关闭不全仍旧存在，甚至在暗中扩大。它将冲出左心室，到达右心室。这是一条无情的生物学规律：一侧出了事，早晚要殃及另一侧。10月28日，血液的滞留使右心室比左心室膨胀得还要快，因为它比后者的能力小七倍。它的血液倒不出去，也就吸不进各器官流来的血液。血的滞淤快要发生了，这一次在腹部。内脏要受到威胁：肠，胃，肝，可能引起肝硬化，那是致命的。

医生们没有心思再写健康公报了。他们在风暴面前屈服了。严重的肠出血表明，凝块阻塞了肠系膜动脉血管。这个血管网通往门静脉，将肠的血液导入肝脏，血液四散。很显然，这是肠梗阻。这可以引起溃疡，演变为致命的腹膜炎。第一个后果就是腹水，即腹腔内积聚了浆液和血液。肚子膨胀起来。腹膜可能发炎。这时，人们可能认为，在这样的崩溃面前，医生们无能为力了。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退出去了。

外面，部长们和名流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帕尔德宫。宫门在萨拉戈萨大主教佩德罗·康特罗·瓜德拉多阁下前面打开了。他带来了一件圣物，比拉尔圣母的大衣。佛朗哥的虔诚闻名于西班牙所有的教区。他在一个圣人遗骸盒中保存着阿维拉的圣女泰莱兹的手。它被供奉在小教堂里，有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大主教到时，他恢复了神志。他以为跨出那一大步的时辰响了吗？他以为是信仰接替医学的时候了吗？医疗设备被挪开，好让圣物能够在他身上展开。他妻子、他女儿、他的亲人们看见他哭了。随后，他闭上了眼睛。

从这一天起，人们尽可以对佛朗哥将军是否有许多清醒的时刻表示怀疑。健康公报的口气变了，非常珍惜细节，好像不再是一个人对死亡所进行的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紧张的医生对无望之事发起的冲锋，因为在教士们走后，他们又回到了佛朗哥身边。从10月19日到11月3日，心脏闭合不全的迹象继续存在，腹水和出血亦然。由于出血，必须大量输血：输了6升血，比这时仅为40公斤的身体所容纳的血还要多。医学在节节败退。或者放弃，或者重新发起进攻。

在德·维拉威尔第侯爵的主持下，一个临时的、未经无菌处理的手术室匆匆忙忙地在帕尔德宫院内卫兵营区建立起来，距宫室200米远。佛朗哥被抬了进去。第一次手术是在胃部，目的在于制止出血。第二次手术也决定了，施行了，是在腹腔。一共进行了三个小时。医疗小组认为，“成功的希望是百分之一。”

成功什么？血液流通的衰竭继续恶化。左腿发生了血栓——静脉炎。胃重新出血。尿毒症再次发作，不得不求助于人工肾。医生们不情愿地将佛朗哥送往拉巴兹医院。他们还在手术，共输了50升的血，切，缝，探，冷冻，试用从设在托雷洪·德·阿尔多兹的美军基地弄来的药品。司令官只剩下一具皮囊，那些机器只要有电就能给他一种生命的迹象。长时间以来，大脑已发射不出波了，他已经死了。1975年11月20日5点20分，狂乱停止了。

对这种医疗上的疯狂，对这种对常理的挑战，不大可能作出解释。政治上，国家的体制并不需要如此，已经采取了预防的措施。继承万无一失，是胡安·卡洛斯，与葡萄牙发生的情况相反，军队控制着西班牙。西班牙的医学从这场令人精疲力竭的、传统的、尽人皆知的战斗中没有得到任何益处。但是，也许应该老老实实地让西班牙相信，他们有一位不可摧毁的国家元首？可悲的迷信。

他的亲信们这样做，不仅是偷去佛朗哥的死亡，也违背了他的一个遗愿。他本来愿意安息于距帕尔德宫两公里、坐落在乡间墓地中的一座花岗岩小教堂内。地方准备好了。只剩下在一块两米长——总离不开自大狂——的石板上刻上他的名字。但是，人们却把他的遗体运到距马德里50公里的死人谷内的内战墓地。人们把他葬于一个仓促挖就的地下墓室内。死人的嘱咐，哪怕他是个独裁者或将军，对活人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部分 10.康拉德·阿登纳(1)

“我原本想在乡下当一个公证人，工作不太多，有足够的钱，使我的家庭免除衣食之忧。”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在他统治德意志联邦的最后的日子里，总是这样对他的客人说。当人们恭维他，在那么多人只是养养玫瑰花的年纪上他还工作的时候，他就再添上一句：“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欲望啊。”这番话透着假，他的令人吃惊的脸上纹丝不动，那是一张亚洲人的脸，像一副木头的面具，那不是天生的，而是很久以前出了车祸，骨头动了手术造成的。

认真思考一下，确是令人吃惊。他早年学过法律，如果他真愿意的话，不难当一个外省的公证人。再说，很少有人比他更能主宰自己的欲望。在纳粹主义猖獗的时候，他知道将自己的向往置于冬眠状态。后来，他在73岁的高龄掌了权。

他是在演戏吗？所有的政治家都同演员一样，具有舞台感，即一种表现不是来自内心的感情的能力，只不过一般说来，演员的谎撒得更好些。然而，假设并不能服人。阿登纳与大部分莱茵人迥然不同；他从未表现出幽默的倾向。

这是否能说明野心从未指引过他的脚步呢？仍然是个可疑的假设。利他主义者是不会在权势者的宫廷中迷路的。但他们是否如此，自己却并不在意。于是，阿登纳在波恩的绍姆堡宫中发号施令了十五年。

也许这番话并无深意。那个时候，在阿登纳的口中，此类言谈层出不穷。甚至总理1962年访问巴黎的时候，戴高乐将军都注意到了，他对他的国民议会议长说：“您看见了吗，沙邦？您会看到我这样结束吗？”但是，康拉德·阿登纳已经估量不出他冒的风险有多大了，也想不到要由联邦共和国来承受这些风险了。当然，共和国原谅了他，它从他那里受益匪浅。他在1949年将它放进洗礼盆，并保证了它的繁荣。然而，他也使它的光芒暗淡下来，因为他未能做到急流勇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德国不知所措。它不仅已被夷为平地，而且失掉了身份，被分成了两部分。以从鲁贝克经杜德施塔特到霍夫的一条线为界，苏联人占领了东部，足有领土的三分之一。西部分为三个地区，分别由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但是，毕竟有给国家以生气的人从废墟中站了出来。因此，莱茵兰的工业堡垒科隆，发现了康拉德·阿登纳。

在已被摧毁四分之三的城里，本地人已经所剩无几了。相反，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民都挤在临时房屋或某个角落里艰难度日。大部分人不认识这个渐入老境的人。人们刚刚把他从纳粹的监狱中解放出来，他是1944年被关进去的。1933年，纳粹已经关押了他一年。这位纳粹执政前的科隆市长，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热烈的民主派，从来没有为希特勒效劳过。他退隐了，被软禁了。

当他重返科隆市政厅的时候，已经70岁了。他那张高贵的莫测高深的脸上布满了细细的皱纹。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一望便知。从他年轻的时候起，狭窄塌陷的胸部就使他常常生病。呼吸功能不好，加上肺结核，使他得以免服兵役。周期性的慢性气管炎使他身体虚弱，很容易得伤风、支气管炎和肺炎。他的精神也受过打击。他很快就失去了第二个妻子。他的妻子比他年轻20岁，是白血病毁了她。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1916年，正好在他当科隆市长之前，她得的是肺结核。她很有钱，是她使他摆脱了法官的微末地位，是她使他投身公共事务，然后投身市政。

像他这样可用的市政官员似乎不多。但是，参加管理科隆的英国人不信任他。他们预感到在他身上既有查理大帝又有俾斯麦吗？也就是说，受过良好的教育，表面上彬彬有礼，实际上疑虑重重。他们在战争中受的冲击太大，不能容忍一个德国人，尽管他出类拔萃，和他们平起平坐，或是想要教训他们。而他正是很快就这样干了，这是因为他的同胞也经受了战争的苦难。这一次，轮到他们尝到他们曾经撒遍欧洲的灾难了。饥荒威胁着他们，还有流行病。阿登纳和占领者之间冲突越来越多。他们终于把他赶出了市政府。

这时，康拉德·阿登纳本来可以退出政界。他不是已进入冷静的年纪了吗？但是，他感到他发达的时候到了。被纳粹恐怖压制的优势，直到这时才被他感觉到。这样的机会从未有过。几十年中，他压下了自己的腼腆，掩盖了他与人交流的困难，甚至战胜了长期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可以回溯到他当穷大学生的那个时代。一种充沛的精力在他身上沸腾着。它终于喷射出来了，随后是他的骨头架子卡卡作响。他在莱茵兰建立了基督教民主党。
第二部分 11.康拉德·阿登纳(2)

热情的人，神秘的人，预言家总是能控制德国人。希特勒让他们在短笛声和鼓声中走了20年，一直到狂热，然后是崩溃。人们以为他们被粉碎了，打折了脊梁，倒了胃口，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一个老人用他们早已忘却的字眼，民主和自由唤醒了他们。他命令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向世界证明，他们不仅能破坏，也能建设。于是，从1948这个战后最阴暗的年头开始，他很快就把他们动员起来了。

这一年，虽有法国人的某些保留，西方盟国还是把他们在德国分占的地区合并起来了。在东部，苏联人作为回击，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政府，把它交给由他们控制的德国人。木已成舟。德国从此成了两块，由一道铁幕分开。在两条平行的陌生的道路上，各自朝着各自的命运演化。第一次危机在柏林爆发，俄国人封锁了柏林的通路。13个月中，旧都靠着美国人维持的空中走廊为生。在这里，诞生了冷战，并有恶化的危险。但是，1948年9月1日，西德各邦被选出的人会集在莱茵河畔的波恩，该地被定为临时首都。康拉德·阿登纳主持了这个非常的议会。这位老先生给新议员规定的时间不多。他们要起草新宪法，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以承续旧德国。1949年8月14日进行的第一次普选，使基督教民主党获得了微弱的多数。自由派特奥多尔·豪斯当选总统。9月12日，他任命康拉德·阿登纳为总理。总理执政，是真正的老板。

四位阴沉的缪斯守护着这个秃头的新生儿的摇篮，他这么晚才加入政治家俱乐部。她们的名字是怀疑、谨慎、轻蔑、偏执。康拉德·阿登纳确实怀疑共产主义和苏联。他的谨慎针对着英国，他对它毫不妥协。据他看，西方的真正强国是美国，他的政策是尽可能与华盛顿接近。他猜疑，好斗，对赞扬和批评同样无动于衷，他蔑视他人的意见。至于偏执，他的家长式的不妥协很快就表现出来。因为他讨厌烟草，他就禁止部长们开会时吸烟。他很守时，也就要求别人遵守同样的纪律。他对礼仪很严格，他就让人在集会时着礼服。他很注意外表，当助手们的皮鞋不像他喜欢的那么亮，他就加以训斥。

这还是一些怪癖，是可以宽恕的，与他所做出的榜样相比，算不了什么。他的任务十分艰巨，要把建设搞上去，因为有1400万移民，他们从东部逃出来，缺少住房；要重建经济，改善同西方的关系，逐步取消盟国的限制，创建煤钢联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新的国防军。这就是德国的奇迹，而康拉德·阿登纳成为这一奇迹的灵魂。

有时候，他的左右为他的健康担心，但是，他将这种关心视为干涉他的私生活。他不是已从他的医生马蒂尼博士那里获得了全权，即他可以接受领导国家重任的保证吗？别打扰他吧。但是，某种衰老的迹象时或出现。他以为受了虐待：他想像他的电话受到了监视，要求邮电社长进行正式的调查。

同样，他厌恶瑞士，确信他在度假的时候，有人偷了他扔在纸篓里的复写纸，对他进行间谍活动。在精神病医生看来，这种不安是一种类妄想型状态。这是骄傲的人、多疑的人和过分严肃的人的特点。这种情况在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和狂热的改良主义者中很普遍，而在过去，前者会变成弑君者。

从1953年开始，阿登纳总理那时77岁，就表现出记忆方面的障碍。他常常自相矛盾。但是，他把错误推给助手。后者则抱怨说他很少看他们的材料。他喜欢闲话胜于部长们的报告。当他跨过80岁大关以后，他的左右发现他丧失了辨别力，也就是说他对明显的事实都不承认，比方说年龄和老态。他拒绝看到岁月的打击和压力。一些比他年轻的工业家们打算退休，他跟他们闲谈的时候，确信他们是有病了。摄影师们的好奇心使他很恼火，他就让人在他的住宅周围栽上树，但他没有实际的时间观念，他不知道这些树没有15年是长不起来的。有时，他命令把那些显出太老的正式照片从流通中抽回来。然而，他的这种半清醒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他坚信他能活100岁：上帝不可能把对他的怜悯的限度再往下降了。

但是，尽管他否认，衰弱仍然是日甚一日，逐渐波及到他的肌体和精神。这样，他的行为却近乎疾病的极期了。这是一种缓缓的、不可避免的演变。他的顽强变成了顽固，他的道德上的严格变成了道德上的僵化。他的小心谨慎变成了纠缠不休，他的好斗变成了恶毒。他的思想所遵循的那些模式渐渐地凝结了。他发生了智力上的代偿失调。

第二部分 12.康拉德·阿登纳(3)

这时，他有了强迫型神经病的症状。开始时是悄悄地出现的，因此他的生活还属正常。但这毕竟在吞噬着他的智力。后来，渐渐在他的活动中表现出来，例如举止的僵硬，生活中的幻想荡然无存。当然，他像许多人那样，长期地抑制自己的冲动。然而，冲动还是压倒了他。他不自觉地反映了出来，首先是在他根深蒂固的反共上面，然后是一个替罪羊身上。他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看见他：副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他看来，艾哈德抽得太多，喝得太多，吃得太多，不能继承他，他把他当成了出气筒，恨他，甚至把他当成“纸老虎”。

阿登纳总理很快就把这两种表现推到一种患恐怖症的程度，这证明了神经官能症的不可遏止的扩展。人们知道，恐怖症是一种毫无道理的、纠缠不休的恐惧或反感。对每个病人来说，都是一遇到同一种特定的情况就发作。实际上，它是患者防卫机制活动在其精神上的结果，此种对不确定的焦虑的防卫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病人将其移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东西或思想上，但他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病人一看到他所厌恶的人、所厌恶的事或思想，便立刻失去任何客观、合理或理智的分析。

另一种恐怖症患者助长了康拉德·阿登纳的强迫性神经病，此人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手下担任国务卿，一直到1959年死于癌症。尽管阿登纳一贯自诩在政治上没有思想导师，杜勒斯却一直当着这个角色。六年中，他是德国总理在华盛顿的真正盟友。他们共同反对苏联的外交，调子是美国人定的，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没有莫斯科的先决的更重大的妥协就不做妥协，顽强，坚定。政治上的任何灵活不过是幻想而已。”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对副总理艾哈德的憎恨麻痹了阿登纳总理的大脑和反应，他看不出政治和外交中的圈套，他失去了精神上的力量，以挫败大国交易中常见的讹诈。这使他在1957年和1959年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1957年9月9日，他应苏联的邀请到了莫斯科。他不能回避这次旅行，否则，人们会指责他忽视改善东德人的命运的机会，他并未绝了他们回到联邦德国的望。俄国人知道他对他们有一种病态的怀疑。但他们更知道他的新弱点。他们亲切地接待了他，让他在作家高尔基住过的别墅里住了一个星期。圈套是尼基塔·赫鲁晓夫设下的。他说，苏联希望与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交换条件，苏联保证遣返尚在苏联的德国战俘。而阿登纳是应该知道莫斯科已经与东德有此类关系的。如果他接受，他就承认了东部德国是个独立的国家，确认德国最后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国家。一个没有受伤的斗士将会反击，将会提出反讹诈，甚至向世界良心发出呼吁，以挫败对手。但是，康拉德·阿登纳在赫鲁晓夫的花言巧语下屈服了，他同意了这笔交易。这一天，他的行动真正表明他走上了下坡路。

一个月之后，他证实了他的衰弱。苏联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成就使在波恩的总理大吃一惊，确信俄国人对美国人具有巨大的技术优势。他立即与莫斯科的新大使进行了认真的谈话。无疑，要预言这种空间霸权不会持续很久，美国科学会接受挑战，甚至终会在这一领域内居上风，得是个技术人员才行。这种专家在联邦共和国并不缺乏。但也得握有全权的总理肯召请他们和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不是注意到，在他的保护人福斯特·杜勒斯发起的危险的游戏中，是他最后让步了吗？

1959年，他又证实他的判断力丧失殆尽。这一次是对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憎恨。这一年，在波恩，共和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结束了第二个任期。他引退了。康拉德·阿登纳决定候选。联邦共和国松了一口气，可怕的老头有了最高的荣誉，终于要放弃权力了。两个月中，他准备着竞选活动，这没有任何困难。后来，他突然意识到他不再领导国家了，他要把接力棒传给他憎恶的政客了。路德维希·艾哈德将成为总理。于是，阿登纳放弃了总统职位，这个职位落到了海因里希·吕布克的身上。他自己关上了大门，这扇门将使他在尚清醒的时候进入德国的历史。

他不顾党内许多人的意见，参加总理选举。由于利益攸关，联邦德国不敢遗弃他，又在厌倦中将他第四次选为总理，这是在1961年。他已满85岁，开始了他最后的统治，这是充满敌意的、丢脸的统治。他卑鄙地攻击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提到他的非法的出身。他公开污辱路德维希·艾哈德。他破坏新闻自由。他多疑，易怒，令人难堪。他使最后一批忠于他的人失望，他们强迫他在87岁的时候在任期内辞职。一次没有光彩、失败的引退。这个偏执狂患者于是埋头写他的回忆录去了。不过，他最终使上帝厌烦了，并未活100岁。1967年4月19日，他得了病，无疑是脑血栓，时间不长便被夺去了生命，时年91岁。

第二部分 13.夏尔·戴高乐(1)

1958年法国动摇了，它患了一种难以治愈的贫血症。这是由政治派别使机构陷于瘫痪所引起的。它的政府，由于缺乏空气而只能维持几个星期，无论在本土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后者依然是殖民地，四年以来，穆斯林起义军面对的是一支四分五裂无法行动的军队。国家权威丧失殆尽。

在这种情形下，历来如此，反对派便要耀武扬威一番。一小撮大肆鼓噪，使人觉得一场革命迫在眉睫。有些人则把国家的衰弱掩盖成白血病。而第四共和国觉得的确被深深地触及了。它只好听天由命，像大猩猩一样，生命的本能消失了，它们不再造屋筑窝并且把

种族的繁衍放慢。它将接受死亡。然而在沉沦之前，它看到

火炬转移到伟大的勇士、退役准将夏尔·戴高乐的手中。他从它1947年诞生以后就一直公开指责它的错误。

某些政治观察家用肯定的语气说，他们在导致第四共和国登台的骚乱中看到了他的作用。他们认为他在上马恩省的科龙贝双教堂为使法国恢复生气所做的猛烈攻击中的预言与这场骚乱呼应得太好了。他们还说，在第四共和国垮台的前几个星期，无数人影在围绕着他的住所的花园里接踵而至，他的住所舒适宽阔，立于洛林高原之上。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假定而已。戴高乐将军是完全合法执政的。由76万名显贵组成的选民团以78%的选票选举了他。直到今天，共和国总统仍然由这个选民团选举产生。

重新执政，对他来说已为时过晚。夏尔·戴高乐实际上已经68岁。但法国对此却不以为然。毫无疑问，它看到他已经满头白发，臃肿笨重了，目光被厚眼皮上的褶子遮住，有时似乎显得失望。举止依然高雅，声音变大了。他随意使用那些别人不用的字眼，让人们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身后引起人们比过去更为强烈的崇拜和同等程度的憎恨。这种一冷一热激励着他，这是他的力量的表现。断送国家元首的是冷漠。他刚刚制定了新宪法并确立了第五共和国的存在。他领导法国达11年之久，在他的统治中，他将经历政治和个人的考验，但他战胜了这些考验。

他属于那些天之骄子，他们似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即医生所说的处于绝对的安宁之中。事实上，这是一个意志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在一生中完全逃脱身体的烦恼。他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从不过问自己的身体。伟人们，出于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功绩，正是在这种他们强迫自己身体保持的沉默里觉得与众不同。诚然，抵御疾病需要有一个特别强健的体魄。显然那些超人拥有这个条件。但是，那推动着他们到达极点的权力欲本能和完整的信念，使他们与平静的人迥然相异，同时也使他们受到了保护。幸运的戴高乐懂得在身体衰弱加剧的时候抽身。正是在这种宝贵的意义上他的榜样是值得一提的。

通常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对国家元首作出判断而无须费力。他们的名声大小与他们的国家的威望成正比。可是用类似方法来套戴高乐定会引起估价上的错误。因为他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在一个政党内部慢慢成熟起来的政治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军人，虽然他一生中穿了许多时候的军装。历史之所以打上他的印记，实际上是因为每当海底波翻浪涌的时候，他便欣然地把自己置身于法国的权力岗位上。

1940年，当法国在动乱中摇摆不定的时候，他虽然不为人民了解，却把握了领导权，并使法国摆脱了耻辱。1944年，当法国经历过一场为时四年的痉挛麻木而虚弱地辨认自己面目的时候，当它的国土上依然在战斗着的时候，他把它推向了民主之路。由于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工业日益落后，帝国的统治权于1958年瓦解，他又一次执掌了政权。但在逝去的18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建立了强大的政权。美国被飞速的发展推动着，在西方世界发号施令。苏联发展重工业，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占领空间并在陷入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宣传它的理论。戴高乐将军这一次所承担的使命，更确切地说，是令人扫兴的：确保法国的退却，限制思想创伤，然后使法国再生。
第二部分 14.夏尔·戴高乐(2)

这种时刻准备对绝望的邀请作出回答的精神使人大为不解。悲剧比平静更富破坏力，并且，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搏击风暴的勇士。对遗传所作的考察肯定会使学者们惊奇不止。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不会在他身上发现任何一点喜欢悲剧的成份。

戴高乐是一个古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五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所受到的教育并不能说明他的这种本能。他的父亲亨利是个教授，他为那些准备投考巴黎重点学校的耶稣会会员工作。他教育女儿和四个儿子说，国王在过去给法国，一个历史悠久虽经世纪变迁却威名不灭依然如故的法国，一个夏多布里昂的法国，带来了荣誉。除此之外，他还向他们灌输严肃的道德和无私的精神。他们在这种原则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和他一样，留恋君主政体，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并以天下为己任。戴高乐对人文科学的喜爱得之于父亲，他父亲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里，除外语外，精通哲学和拉丁文。然而在这种传统式的精心教育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具有一种献身动乱的态度。

他在军队中所受的锻炼也不能给人以更多的情况。他是一个十足的墨守成规的人。起初在圣西尔，这所培养军官的基地，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学校，兵营的生活，晋升的台阶。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有价值的是平庸之辈而不是英才。

解释自然来自历史这位慷慨的母亲。有多少命运不在她的掌握之中？伟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一直为戴高乐所关心。从青年时代起，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他长久地研究那些雄杰怎样获得政权。例如拿破仑，还有华盛顿、杰斐逊和俾斯麦。他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家元首是因为他们能遇到一个事件然后控制它。他曾对美国记者C·L·苏兹贝格谈过。他很早就仿效他们的行为，开始认真培养自己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以便成为一个坚定不动摇、严肃和具有光辉预见的混合物。

必须有一种水泥才能使混合物粘连在一起。戴高乐在哲学中，在亨利·伯格森那儿挖掘到了这种水泥。他曾在父亲家里多次见到他。对法国的这位唯灵论者来说，

人应该把智慧和冲动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实干家。

他认为这两种动力如果分离则不能使人达到顶峰。纯粹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知识中不能自拔，终至一事无成。而一个全面冲动的人，如果大脑不能控制虽然是必不可少的激动的话，必然会走向荒唐。这一教诲深入了戴高乐的思想。他拥有这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联合起来，必将扫除一切障碍。

对这个决心获得权力的候选者来说，剩下的就是选择“音域”了，选择将使他的力量获得解放的速度。作为职业军人，他的应用音域很窄：或者利用政变之机取得政权，或者在发生一次深刻危机的时候自发而合法地掌权。第一种可能性需要崇尚暴力、专制和践踏道德。这是他的传统所不允许的。他憎恨党派，憎恨对任何组织的压力的依赖，他于是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如果说戴高乐有什么阴谋的话，就因为他是一个离职而随时可以参政的人。他不比别人更命里注定要当国家元首，但这并不妨碍为达到这一目的做过准备。他还必须被国家发现，知道他身后没有党派，总是置身于党派之上。他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约束。他精心地维护着心甘情愿的孤独。一种神秘的气氛包裹和保护着他。

他的第一次机会等了很久，直到1940年6月6日才敲响。那时他正在和他的第四装甲师，即他的装甲车，和德国人战斗。因为他的战略思想被戴着绣有栎树叶的军帽的同行们所排斥，总理保罗·雷诺把他作为国防部副部长召进政府，暂时领准将衔。他把他派往伦敦以便安定英国人，如果需要还包括海外，使他们相信法国抵抗的决心。拥有合法权力的戴高乐于是解放了他禁锢着的第一次冲动。他留在英国，在那里继续战斗，而继雷诺之后的菲利普·贝当却和纳粹勾结起来。

第二次机会是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一种冒险的气氛袭击着法国。9月，戴高乐在巴黎用最快的速度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他自己就是这个政府，这使他得以重建共和国机构。但他看到党派复起，和过去相比，名称和拥护者全然未变。“小锅底下的小火”，他经常这样说，他懂得他必须让他们的制度表现出他称之为“危害性”的东西。于是他在1946年离开权力，独自穿越旷野，长达12年之久。

至于1958年的第三次机会，和许多注释家的看法相反，他无需播种风暴的酵母，它们本来就存在着，他只需收获而已。实际情况是军队被失望情绪控制，民族主义者急于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世人。国家柔软的腹部害怕命运的压磨。一队禁卫军人把他召唤到权力岗位上来，他被浪潮推到爱丽舍宫。但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神秘主义，没有给叛乱分子以任何保证。他就这样戏弄了他们。后来他将他们打了下去。他对自己将要消灭的人毫不留情，对他将要欺骗的人毫无信义可言。他并不理会极右派把他看做亲共分子，也不理会左派把他看做独裁者。飞短流长，他不屑一顾。他始终一贯地孤独、超脱、高傲，置身于混乱之上。

第二部分 15.夏尔·戴高乐(3)

他重新执政显然使多数人民感到满意。但某些人开始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不是多次说过他晚来了十年吗？不是说过一个人超过60岁就不应该承担最高职责吗？事实上，他属于那些对自己的身体永远闭口不谈的人。和父亲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便不太注意身体。教养甚至使他强迫自己永远不要抱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上尉曾三次受伤。手、腿，最后是屁股挨了刺刀。但他从不谈及此事。同样，在布瓦斯里住宅，这座他1937的军饷勉强买下的公证人的城堡里，没人敢谈论他有病。他的病，只有一个人知道：安德烈·利什维兹博士，他的私人医生。这个纪龙德人，比他小九岁，来到巴黎，对治疗内分泌腺方面的病症颇有些名气，他是拉里布瓦西埃医院的助理医生，奈伊美国医院的会诊医生。每次戴高乐将军离开科龙贝去首都都要见见他，有时是专门去找他看病的。

利什维兹博士之所以中选并非出于偶然。他的专业直接关系到将军，将军正经受着轻微的糖尿病的折磨。他和100多万法国人一样，都是这种十分普及的疾病的受害者，其特征是尿里含有持久的不正常的葡萄糖。这是糖在尿里的调节功能混乱引起的。自然还有遗传的原因，三个人中有一个如此。

他身体里的这种新陈代谢紊乱，由于小心防备、注意饮食和借助于化学方法而受到控制。将军对威胁他的变性表现无一不知，像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一样。这些表现危及周围的神经，引起血管并发症。其中一个是针对眼睛。当视网膜受到影响的时候，则会引起盲目。有时，只是使水晶体受到损伤，即那个每只眼球前面透明的、可以把外界捕捉到的图像投到视网膜上的透镜。水晶体的变形引起近视、远视、老视和色盲。当透镜不透光的时候便产生了白内障。几乎总是两只眼睛同时受损。

高龄再加上糖尿病。糖尿病于1956年影响了戴高乐将军，他那时刚过了66岁。决定摘除两眼的水晶体。当时做这种手术还是很痛苦的。戴高乐将军难受了几个星期，虽然担心未老先衰，却也战胜了这次考验。从此他不得不戴上特制的大玻璃片眼镜，但他拒绝在公众面前戴它，以便忠实于1940年6月18日的那个人的传奇形象。不过他不能再清晰地分辨他面前的人脸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些黑影。

做过眼睛手术一年之后，利什维兹博士严禁戴高乐将军吸烟，这使人不能估计血管破坏的广度和范围。他的确吸烟很多，每天三盒NavyCut，以纪念他在伦敦的日子。

这份身体检查表可能会使很多人要量力而行。戴高乐将军却由于和权力重逢而热情焕发。从1958年起，糖尿病、视力微弱均被他忘记了，权力给予他的快乐使他陶醉。这种快乐使他再也感觉不到身体的紊乱，甚至即使潜伏性破坏还在继续。这些紊乱，由于没有感觉，一点也不妨碍他智力的使用。外表和行动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年纪，但思想的活跃、推理的精细使人忽略了身体的衰老。

他以每天10小时的节奏工作着，当统治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他有时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他开始了使他的耐力经受严峻考验的马拉松。在他的第一个七年之中，他通过电台和电视向全国讲话30次，他和法国所有的法定社团及市长谈过话，他访问了2500个市镇，作过80次旅行，接见过数千人次，举行了8次会议，至少与1500万法国人见过面。

在他第一次任总统期间，他的政策的要点尽人皆知。曾经是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独立被确定下来。经过最初严肃地思考军队是否应该长期留在阿尔及利亚之后，他估计到法国的这个最后领地正在成为国家无法承受的负担，于是开始并结束了导致阿尔及利亚获得解放的谈判。在世界和法国，人们对他承认人民中国，他对东南亚的态度，他和莫斯科交换的微笑，又是诅咒，又是赞赏。曾为他写过几本书的法国记者雷蒙·图尔努说他在外交上既无爱也无恨。他或者是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是巧妙掩盖，脱身于这些可笑的反应之外。他在这个领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灵活而精明，狡猾地对盟友进行临时选择，使用威胁或者欺骗的手段，总之，他忠实于名副其实的外交传统。他什么也不会忘记，但又表现得不为感情及愤恨所动。法国在他的领导下，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只有它自己的利益。他在这点上颇与斯大林相类。他做出一连串的估计。他反对现代帝国主义并与之斗争，但在这场游戏中，他对美国人比对苏联人更为仇视。他回想起战争期间罗斯福给他的羞辱。他的意识永远不会欺骗他。对于压迫力量他保持着一种绝对自主的态度。在这点上，谁能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元首呢？他把自己永不动摇的勇气、尊严和思想献给了法国的独立和荣誉。

戴高乐夫人对政治的喧嚷漠不关心，暗中照料着她伟大丈夫的身体。她决定他的饮食，让人不要把他的酒杯和盘子上得太满。他没有受骗。当太太们不在饭桌上的时候，他则贪嘴直到满足为止，例如在朗布依埃打猎午餐上便是如此。
第二部分 16.夏尔·戴高乐(4)

两次暗杀几乎使他死于非命，一次在塞纳桥路上，一次在珀蒂—克拉马尔，此事说明他依然经常受到疯狂行动的威胁。他对此并非不知。他甚至私下对人说这样死去也并非不好。一种瓦格纳式的结局。因为他读尼采太多了，他感到了死亡不祥的诱惑。因此他对200名卫士、对15名便衣警察和保护他的5名保镖感到不能忍受。

他的随从担心他可能会突然死于身体的不幸，从而强化了为他服务的医疗工作。1959年12月，他的弟弟皮埃尔在爱丽舍宫忽觉心脏严重不适而丧生。那是一个周末。利什维兹博士已经离开巴黎。在宫殿入口处门房附近的医务室里只有阿司匹林。两小时之后才有另外一名医生赶到，已经没用了。戴高乐将军亲眼目睹的这一悲剧推动保安部门负责人在军队医疗部门的实习医生中找了两名年轻的医生，每八个月轮换一次，在将军身边轮流守护，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在将军的房间旁边，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间屋子。他们总是携带着应急药箱。他们的任务是进行初步抢救，保证生命不死，等待主治医生的到来或转移至科尚医院，那儿始终有两间屋子专门留给将军。

那位主治医生，利什维兹博士死于1963年7月19日。死前，他向戴高乐介绍了他的继承人，他的朋友，路特维希基金会医院的会诊主任，罗歇·帕里耶博士。

1964年起始，戴高乐将军的身体就多灾多难，虽然这一年在政治上来说是他的第一个七年任职期间最为平静的一年。他已经74岁了。他受着世界末日远景周期性的折磨。他的语调变为失望了。他的左右，虽然深知他会演戏，也不知道他是否是在以此遮人耳目。他使自己的身体硬挺着，这可以从他的身体变化上去估计。早晨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几小时后便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而第二天却又恢复了常态。从此，别人的长寿使他着迷。

他最为害怕的是衰弱和让人看到他那副惨相。像所有那些被一种道德禁锢久了而对身体佯装不知的人一样，他有时也有自己的幻觉。他很久以来就认为他将死于癌症，他把心事告诉了利什维兹博士。1964年初使他越来越难以摆脱的苦恼是衰老。这种现象，由于他从1925年起就已经在菲利普·贝当身上研究过而非常熟悉。那里他是老军人的“代笔”，由他写书，而由老者签名。“我在他身边工作，”他叙述道：“我看到在他身上出现了两个同样强烈的矛盾的现象：老年人对一切的冷漠和老年人对一切的野心。”

老朽不堪的贝当每天只能工作四小时。举止仍然是军人派头，其实不过是骗人而已，思想跟不上了。戴高乐写道：“他的智力没有了，但他仍然不肯罢休。他甚至野心更大。他像一个女人一样，遇到了绝经期危机。野心是老年人一种最后的欲望。”

将军有时能感到这一野心超出了他的智力吗？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他实际上是怎样地注意着自己的身体：他对左右施加压力，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他询问每一个敢于和他谈谈的人，什么时候走还为时不晚。但因为精神受着权力本能的哺育，他的身体所受到的损害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严重。他在1964年3月15日至24日对墨西哥进行的正式访问便是证明。实际上他身上有一个瘤子，在前列腺上。这个男性分泌腺，状似栗子，位于膀胱下面，通常紧紧围绕着排尿的尿道。由于分泌有营养的液体，它对保护男子的精液颇有好处。当一种腺瘤——有时是癌——使它的体积增大的时候，它便使尿道受压，使排尿受阻。它可以引起完全潴留。当它的充血不能用药物和温水浴治疗的时候，则必须动手术。但戴高乐不愿推迟对墨西哥的访问。结果手术推迟，彼埃尔·阿布尔克博士，最有名的泌尿科专家之一，在他的膀胱中安了一根导管。

“在给他放置导管的时候，”这位外科医生写道：“他几乎和我一样地了解病情。他对我说他想见见那位制造这种导管样品的医生以便向他表示祝贺。我回答说这大概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美国人。他顿时面红耳赤，向我大声说道：‘别跟我说您给我放了一个美国导管！上帝，难道没有法国的吗？’我急忙向他解释样品是经过许可在法国制造的，它因此是法国的。‘好，’他说，‘但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样品。博士，我不愿意让人们知道您给我安放了一个美国导管。您将把这个视为国家机密。’”

不管这种人造器官是美国的还是法国的，有一个事实是不能更改的，即带着它有时会让人感到疼痛。将军周围的人捉摸着病况的严重性。人们暗暗地观察总统的举止。他毫不畏惧地迈着大步，忘记了痛苦。他的形象超越了自我，他所代表的是法国。

回到巴黎不久，他进入科尚医院。4月17日，他把自己交付给阿布尔克教授的手术小组。让·拉斯内博士是后者习惯的救生医师，负责麻醉。医生扬起手术刀，他切开腹腔，通过下腹部，进入胳窝，切除了前列腺而保存了膀胱，活组织检查证实它并非恶性。

第二部分 17.夏尔·戴高乐(5)

戴高乐将军于秋初恢复了体力，他肯定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9、10两个月进行了疯狂的旅行。25天内，他像冲锋一样，访问了拉丁美洲10个国家。电台和电视上的讲话，丰盛的宴会，飞机上很少睡眠，顶住抗议的喊声，握过数千人的手，在拥来的人群面前从不后退一步，没戴眼镜的病眼对着难以承受的太阳……他想证明什么呢？法国总统在政治上把拉丁美洲看做一个有前途的大陆。他不愿意让它和美国相亲，他希望它也不要滑向共产主义。自然这是虔诚的愿望。那儿和别处一样，由掌握权力的人来发号施令。但他跑到那样远的地方去保卫的是他的世界观和民主观。

只就身体而言，他重新执政晚了10年一事——他曾与利什维兹博士谈过——自1965年便开始显露出来。对江河来说，即使是最雄伟的江河，必须有坡度才能流入大海，这是物理学定律。对人来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必须有青春才能长期成长，这是生物学定律。而这些可用科学衡量的原则是不容怀疑的。戴高乐将军长期以来如同一条激流滚滚的大江，75岁的时候，进入身体开始瓦解的年龄，犹如有气无力的河流接近了入海口。然而他却开始了又一个七年执政。

他的第五共和国产生于动乱之中，毁誉参半。随着危险时代的结束，

人们精神的逐步安宁，观察家们变得越来越苛刻。他们说，

将军还要以他的方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干几手漂亮的。恢复法国的威名，在军事上退出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努力建设欧洲。然而他无法与苏美对世界的瓜分和控制抗争。他们认为，如果说他在内政方面可以把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工业化，他却不能解决财富分配所引起的经济困难。他的“合作计划”滞留不前。

在他的身后，摆脱的愿望开始出现在某些他最亲近的合作者身上，甚至包括乔治·蓬皮杜，这个他后宫里培养起来的人，也觉得解放的热情在他身上冒了头。有些人表面上依然礼数周到，心里却早已没有感情了。人们开始传播这位伟人怪癖的言行。因为1962年宪法改革之事而早已抛弃了戴高乐的比埃尔·絮德罗肯定地指出，将军自1958年以来让人监视他的部长，注意他们的生活并记下他们在家里或床上接待了谁。调查机关同时使戴高乐夫人对巴黎生活的内幕了如指掌。

在这些越积越多的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将军是否觉得要有他过去那样喜爱的风暴产生？如果风暴突起，他能控制得住吗？

他的记忆力良好，思想机器的齿轮涂了油，运转灵活。他还能举行盛大的长达90分钟的记者招待会，还能发表一小时令人赞叹的演说而无须看一眼笔记，并且与记在心中的原文丝毫不差。

在外交方面，这是他真正的战场，他的好斗性格并没有减弱。关于金边，他对美国人表现得强硬、坚决，他不赞同他们在远东的扩张主义。关于以色列1967年发动的六日战争，他持反对态度，这使他的许多拥护者受辱，但他并不因此后退一步。同样，他还毫无遗憾地伤害了“统治别人而自负的”犹太人。在他看来，他是在保卫法国在中东的利益。还有，1967年7月，他在正式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喊出了“自由魁北克万岁！”的口号，使加拿大甚觉难堪。

人们不应该对这种种立场感到奇怪，它们是戴高乐神秘主义的自然产物。然而某些人却不失时机地对此加以利用，作出另一种解释，说这是总统大脑不断衰弱的表现。这些流言并非起于反对派，而是来自忠实于他的阵营，这里野心四起，经过1968年5月的事件之后，竟至公开膨胀起来。

是学生的胡闹变得严重了还是合理的不满？是荆棘之火还是一场骚乱？不管怎么说，国家并没有去追随那一小撮在巴黎街头大肆鼓噪的年轻人，但它怀着惊恐之心看到政权摇晃起来。戴高乐将军那时在国外，正在布加勒斯特对罗马尼亚进行礼节性访问。他回国的时候发现了危机，他的政府没能够控制。工人们也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次，政府要干涉了。为了欺骗示威者，乔治·蓬皮杜总理决定使出一着毒计：同意增加工资的要求，然后悄悄地改变一下通货膨胀则可使财政重新像所希望的那样平衡起来。戴高乐已经掌握不住局势了，他正经历着一次精神危机。他同家属一起突然消失。他飞翔在法国宁静的上空，在高空净化自己的思想。24小时之后，他又回到爱丽舍宫，重获力量和打动人心的字眼，他和国家“对视着”。1968年6月，选民们使他以压倒多数获胜：485个议员中有358人投了他的票。

第二部分 18.夏尔·戴高乐(6)

但是勇气却没有了。一个人，78岁的高龄，不可能再去和一个新班子对一个国家进行政治征服了，而这又是他非做不可的。虽然6月的投票在他的名字周围集合了那么多人民的选票，他却对身旁的许多干部失去了信任。他终于和蓬皮杜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紧守着自己的孤独。在他短暂的消失所掀起的流言之中，最令人不快的议论实际上出自他的部下。有些人坚守着岗位，有些则惊惶失措或突然露出了他们对总统宝座的觊觎之心。他们否认他天赋的能力，不承认他有这种控制风暴的特殊才能。他们在他背后咬着耳朵：“他摇晃了”，“花瓶裂了”，“头头，完了”。

完了？疲乏，这倒是真的，比他估计的要来得早。他对女婿阿兰·布瓦西尼和儿子菲利普从未隐瞒过他将于80岁时抽身。他的医生，当然还有他自己，知道一个主动脉的壁间动脉瘤正在他身上发展，这是几年以前发现的。血管内壁受着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的共同作用。某些固定部位的扩张，类似某种疝，影响了主动脉，这条联系胸和腹的大血管。毫无疑问，糖尿病对此病的形成也起了作用。医学院这样说：这些动脉瘤表明主动脉的内膜多数断裂，它们使中层膜及外壁膨胀，从而可以穿破血管。

对戴高乐来说，离开的时刻到了。外表看来是棵橡树，里面的汁液却涸竭了。他把舵一直掌到今天，没有动摇，克制自己，从没谈过身体的痛苦，这些痛苦本来可以使不止一个权力竞争者半途而废。在他的飞机里，人们多少次看见他端坐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像，睁大着眼睛，而他的部下却因为疲惫已极而大睡特睡？他对气候对疲劳全然不觉，当他代表法国的时候，他在世界到处都为人们做出榜样。接着侵蚀开始了。他不会在公众面前跌下去的，这是不可想像的。

通过一次故意将经济与政治掺和在一起的公民投票，他自己打开了通往结局的大门。“反对”意见在1969年4月27日占了上风。那天晚上，午夜过了11分钟的时候，戴高乐将军辞职了。他立刻赶回他的家，他在科龙贝的避风港。现在大家知道他是在那儿等死了。他的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怀着一种巨大的忧伤，雷蒙·图尔努说。一种深深的哀愁伴随着他。

因为一种预见压迫着他：在他退隐之后，那些“小锅底下的小火”又要重新燃烧了。法国不会很快地在国际大家庭里恢复它令人敬畏的地位，它将缅怀它的过去。他对它从此无能为力了，他的身体使他永远不抱希望了。他整理自己的事情，手里拿着牌去进行那场震动人心的赌博的时刻到了。

1970年10月，将军第一次说他背上隐约作痛，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动脉瘤扩张侵蚀脊椎骨引起的。1970年11月9日黄昏之时，主动脉上的一个壁间瘤，大约位于心脏膜附近，破裂了。大出血使戴高乐突然谢世。

据几个专家说，这一由壁间动脉瘤所引起的死亡，可以使人联想到戴高乐将军身上带有马尔凡综合征，正是美国总统林肯也有的那种遗传病。这一病症曾于1896年被一名法国医生安多南·马尔凡描述过。它的特点是身材高大，漏斗胸，四肢很长，视力混乱，内分泌破坏以及主动脉的壁间动脉瘤。

人们按照将军的愿望安葬了他，在科龙贝他女儿安娜的旁边，穿着他传奇式的准将服装。没有举行国葬。他希望这样结束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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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夫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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